汉江临泛王维范文第1篇

相信今天许多人了解襄阳，是因为读了金庸的《神雕侠侣》。“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初唐诗人杜审言这首壮阔大气的《登襄阳城》描绘的就是襄阳古城的景色。壮丽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如织的游人，足以让人想见古城的繁盛。襄阳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多次重大战争就发生在这里。仅宋代就有岳飞收复襄阳之战和宋元襄樊之战，其中襄樊之战最为气壮山河，甚至改写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这也无怪乎喜欢叙述宋、金、元之交故事的金大侠经常以襄阳为虚拟背景了。

而我对于襄阳的了解，却是源于李白的《襄阳歌》。好酒的李白，当时与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新婚不久，用带有醉意和诗意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思索世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酸醅。”酒意正浓的李白，醉眼朦胧地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像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他洋洋自得，忽然觉得自己的纵酒生活连历史上的王侯也无法相比。“咸阳市中叹黄犬”的李斯，还有感慨湮没无闻的羊祜，一个生前即未得善终，一个身后虽有人为之立碑，但也难免逐渐湮没，哪有“月下倾金垂”这般快乐而现实呢。“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何等潇洒、惬意!

诗中，诗人对自己所过的浪漫生活十分欣赏和陶醉，用直率的笔调，勾勒出一个天真烂漫的醉汉形象，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生动活泼的一面。我们也从李白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思想中，感受到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李白的襄阳是欢快、舒展的。其实这也是许多襄阳人心中的襄阳生活。襄阳儿女多喜游乐，襄阳城西北角至万山一段有大堤，宋随王刘诞所作南朝乐府《襄阳乐》即有“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的诗句，唐人效此成风。“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孟浩然《大堤》)做襄阳人是快乐的，后人欧阳修、苏轼兄弟曾在诗中歌咏或提及“乐哉襄阳人”。

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敢担当天下的意识，又享受生活，这就是古襄阳人。

汉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襄阳城三面皆有护城河，一面临汉江，整座城池水分充盈，树木高大浓密。汉江是襄阳的母亲河，吟咏襄阳段汉江的诗文历来很多，但最为精彩的当属宋之问的《汉水宴别》和王维的《汉江临泛》。

宋之问渡汉江的诗约有四首，在描绘古人在汉江上航行的感受方面，《汉水宴别》最胜：“汉广不分天，舟行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鹤弄晴烟。积水浮冠盖，遥风逐管弦。嬉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全诗写景由远而近，仿佛电影画面的蒙太奇，推拉摇移，层层展开。是谁设宴为他送别呢?不得而知。但宋之间对襄阳山水的眷念之情却是非常真挚和深沉的。

王维的《汉江临泛》则气象博大，意境高旷，表现出汉江的壮美：“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泛舟汉江，以淡雅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汉江周围壮丽的景色。“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此句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水势浩渺。诗人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要与山翁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

这两首诗，可谓咏襄阳汉水的“双璧”。它们引发了人们对古襄阳的无限向往，也带给襄阳人无尽的自豪。

汉江水，既滋养出襄阳人恢宏阔大的胸襟，也让他们委婉可人。

规山：岘山风景地，名士几登临

水，让襄阳人灵动；而山，却让襄阳人深刻。襄阳名山有岘山、鹿门山等。

岘山，大而言之指环绕着襄阳城西南的群山。东临汉江的小山丘为岘首，其西侧的岘山主峰亦称为岘山。西南的琵琶山为中岘，西临汉江边的山丘为万山，因位于诸岘临汉江的上游，亦称上岘。岘首、中岘，上岘又称为“三岘”。这些地方都是襄阳历代人文荟萃、战事频繁、史迹集中之地。

晋朝的羊祜，镇守襄阳时常游岘山，曾对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祜死后，襄阳人在岘山立碑纪念。见到碑的人往往流泪，名为“堕泪碑”。后人登游岘山的诗歌颇多，都曾吟咏此碑。陈子昂、张九龄、李白、司空曙、孟郊，宋苏轼、米芾，清王士正等。其中最著名流传最广的当属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粱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孟浩然在这首诗中，因有感于自己的沉沦不遇，通过对前贤的缅怀，发出了深沉的历史叹息，令人低回不已。诗歌以笼罩古今的豪情和笔力，既写出了无限的伤感情绪，也包含着积极的用世思想。深沉的叹息中，反映了诗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却又凄然伤感。诗歌在伤悼古代贤明政治家的同时，也在为自己不能像羊祜那样建立功业而悲哀。这不是一般的所谓人生的悲哀，而是苦于不能有所作为的忧伤，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这也是对魏晋以来诗歌中的宇宙生命意识的延续拓展。俞陛云《诗境浅说甲编》云：“俯仰古今，寄慨苍凉。凡登临怀古之作，无能出其范围。”

鹿门山：鹿门山下屋，驴背雪中仙

鹿门山，原名苏岭，位于襄阳城南约15公里处东津镇。鹿门山林木昌茂，葛藤缠绕，泉水清澈，幽邃寂静。有寺名鹿门始建于东汉建武年间，是汉唐以来的佛教胜地和文人雅士的集聚地。汉末名士庞德公，唐代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皆栖隐于此。因历来歌咏之诗甚多，被称为“一座诗化了的古诗山”。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孟浩然，世称孟襄阳，是襄阳的骄傲。他长期把鹿门山作为隐居之地，并留下了“渐至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登鹿门山》)和“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夜归鹿门歌》)的千古绝唱。从此，鹿门山似乎只成了孟浩然的鹿门山。

唐人写过许多赞颂感怀孟浩然的诗歌。其中，对他最为钦敬爱慕的是李白。孟浩然初隐鹿门山，是借隐扬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并不是后来的真隐。李白曾有《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自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诗中把孟浩然描绘成气正高洁、风流儒雅、超凡脱俗，有傲视帝王般神仙气质的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人们误以为孟浩然隐居鹿门山，一直像庞德公一样，毫无终南捷径的功利思想，就源于此诗。

这些诗歌中对孟浩然最为深情的是王维，他有一首《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虽只四句，却能让我们体味到王维不忍再见故友遗迹，以免产生撕心裂肺的伤感之情。

隆中：悠悠往事难具陈，高名浩想隆中人

孟浩然，是襄阳的骄傲；而诸葛亮，则是襄阳的名片。

任意询问一个中国人，他也许不知道襄阳，但不可能不知道隆中。三国故事湖北多，《三国演义》120回，其中75回就发生在湖北，这中间又有44回发生在襄阳，最精彩的莫过于“三顾茅庐”和“隆中对”。

汉江临泛王维范文第2篇

2、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谢榛《渡黄河》

3、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刘昚虚《阙题》

4、终日厌厌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自春来》

5、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

6、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李白《短歌行》

7、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汉江临泛》

8、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登岳阳楼》

9、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杜甫《绝句二首》

汉江临泛王维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临海方言 非谓语前置词 类型学 语义地图

一、引言

临海地处浙江中东部，曾长期是台州所在州、府的行政治所。所说临海话属吴语台州片临海小片，为台州片代表方言①。临海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和普通话有较大差异。本文主要借鉴类型学的语义地图理论，据曹志耘（2008）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和其他相关材料（包括已有方言描写成果和笔者的调查），探讨临海方言中非谓语前置词的用法。

二、非谓语前置词在临海方言中的表现

（一）非谓语前置词释义

本文的非谓语前置词采用Robert Van Valin & LaPolla提出的“非谓语性介词（non-predicative adposition）”概念。具体而言，非谓语性介词是指不能为小句增加题元，其后所介引NP成分通常为动词必要论元的那些介词。汉语普通话中，“把”后带受事论元②，“被”后带施事论元，“给”后带与事论元，形成“把”字句（处置式结构）、“被”字句（被动结构）和“给”字句（介宾补语式双及物结构），这三个介词之后的NP成分都直接跟动词产生联系，并且存在与之语义相对应的非“把”字结构、非“被”字结构以及双宾结构。“把、被、给”三个非谓语前置词向来是汉语语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在吴方言中，“把、被、给”有着更多语音和词汇形式且功能多样，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二）临海方言中受事标记的表现

临海方言中和“把”相对应的受事标记通常写作“拨”③，一般格式为“NP1+拨+NP2+VP”。如：

（1）我拨衣裳洗好爻。（我把衣服洗好了。）

（2）佢拨玻璃瓶打碎爻。（他把玻璃瓶打碎了。）

（3）拨橡皮管塞进去[k?e44]。（把橡皮管塞进去。）

受到吴方言次话题化结构优势的影响，有受事标记的处置式在临海方言中并不常用，而是采用省略介词的话题式处置句，一般格式为“（NP1）+NP2+VP”。例（1）（2）（3）句通常表述为：

（1'）我衣裳洗好爻。

（2'）？佢玻璃瓶打碎了。

（3'）橡皮管塞进去。

虽然例（1）和例（2）都属于典型处置式（即常规“把”字结构），但例（2'）的可接受度不如例（1'）高，原因可能在于“佢”和“玻璃瓶”的领属关系不如“我”与“衣裳”紧密。此外，例（1'）带有歧义，既可以按照处置式的语义进行理解，即“我”是“洗”的施事，也可以将“我的衣服”理解为“洗”的受事。

普通话中，“把”后面还可以带施事论元，如“这件事真把我急死了”，“我”是“急死”的施事，形成致使“把”字句。临海话一般不存在由“拨”充当标记的致使处置式而选用普通使役动词“让”来表达，如“个件事干老实让我急死爻”。也就是说，临海话中和“把”相对应的“拨”一般只作受事标记。

（三）临海方言中与事标记和受益者标记的表现

临海方言中和“给”相对应的与事标记为“拨”。普通话“给”作为与事标记主要出现在两处：一是在动词后形成一个复合词结构，如“送给他书”“买给他笔”；一是在表示客体的直接宾语后，如“送笔给他”“买书给他”。吴方言常常区分两种与格标记：一种是作为接受者的与格标记，即我们认为动作的终点；另一种是作为受益者的与格标记。如刘丹青指出，苏州话用并列连词兼伴随者标记“搭”来标记受益者，用“拨（勒）”来标记与事。如：

（4）耐明朝就搭我买得来最好。（你最好明天就给我买回来。标记受益者）

（5）学堂奖一本书拨（勒）我。（学校奖我一本书。标记与事）

临海方言中，标记与事和标记受益者同用一个“拨”，如：

（6）我进门之后你拨我望风。（我进门以后你给我望风。标记受益者）

（7）我拨佢一千块压岁钿，佢高兴得猛。（我给他一千块压岁钱，他很开心。标记与事）

在跨吴语比较中，只有太湖片临绍小片和台州片两者基本上采用相同标记，且具有相同来源——动词“拨”。“拨+受益者”一般只能出现在动词之前，成为一个前置成分。如临海话不说“你过来开门拨我”而只说“你过来拨我开门”。这里的“拨”可以换用为“帮”。但受益者标记“拨”和“帮”在语义上又有细微差异。如：

（8）我帮尔做作业。（我帮你做作业。）

（9）我拨尔做作业。（我给你做作业。）

（10）个问题尔帮我忖忖相。（这个问题你帮我想一下。）

例（8）表示“我”主要起从旁协助的作用，而例（9）则表明“你”的作业可能全部都是由“我”来完成的，这时也可以用“替”来替换。与一般谓词不同，“帮”和“拨”后均不能出现时体标记。例（10）作为受益者介词最为明显，除了不能出现时体标记、不能进行词汇重叠外，“帮”也不能换用成“帮助”。刘丹青（2003）说吴语太湖片“帮”可以由动词发展为受益者介词，再进一步发展为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如上海话中“我现在帮福建人蹲呀（我现在和福建人住呀）”“书帮杂志分开来摆（书和杂志分开来放）”等，临海话的“帮”只发展到受益者介词，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均由“搭”充当。上述两句在临海话中表述为：

（11）我[??i?44][ci31]（现在）搭福建人住呀。

（12）书搭杂志分开摆。

“拨+与事”的位置分布限制则比较宽松。这说明动词左侧的介词组在语义上通常和句子的主语有关，它修饰主语指涉的名词组的活动范围而不表示客体宾语的着落点，所以含有这样成分的“拨”字句并不一定要求为双及物结构，如上文使用的例句“你拨我望风”。“拨”分布的多样性是其语义分工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后者是更为典型的与格标记成分（有时与事宾语既是受益者又是客体宾语的着落点，或表现为客体运动的方向），能与双宾结构实现更多的互动。

（四）临海话中施事标记的表现

临海方言中和“被”相对应的施事标记为“[dz?22]”，不与受事、与事标记采用相同形式。普通话被动结构还有长被动句与短被动句之分，如“小王被流氓打了”和“小王被打了”，即“被”所标引的施事成分可以隐去。包括临海方言在内，吴方言被动表达中的施事成分通常不能隐去，是带标记被动句中的必有成分，如果施事者不明，在标记后同样会出现某种无定虚指对象作为前置词宾语，如临海话的长被动句：

（13）小张[dz?22]单位开除爻。

（14）小张[dz?22]人打爻。

近年来，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例（14）在年轻人中也往往会说成“小张[dz?22]打爻”这样的短被动句，但使用频率没有长被动句高。

临海方言被动句施事标记还有一个特点是不与其他的标记词共现。普通话“给”表达被动包含两种情况：一类是“给”字单用，相当于“被”，如“衣服给雨淋湿了”；另一类与被动标记配合使用，构成“NP1被（叫、让）NP2给VP”，如“衣服被雨给淋湿了”。我们一般把第一种情况的“给”看成被动标记，而第二种情况的“给”看成助词④。临海方言“[dz?22]”一般不跟“拨”一起使用，构成“[dz?22]NP拨VP”格式，即“*衣裳[dz?22]雨拨淋滥爻”或“*小张[dz?22]人拨打爻”不合法。即使受到普通话影响采用较为书面的说法，以“被”字（能接受，但使用频率不高）或“让”（使用频率更高，书面化色彩更强）为施事标记，但这种“NP1被（让）NP2拨VP”句式仍然不合法。

三、临海方言非谓语前置词的部分语法化过程

（一）从持拿义动词到给予动词

《广韵》中“把”为博下切，帮母，假摄，马韵，开口二等，上声。作动词用，本义为“握、执”。临海方言既有“把[po53]”，可以作量词，如“一把小刀”；也保留本义，即保留了持拿动词，如“拨龙头把牢（把自行车头把住）”，只是使用范围较窄，频率上不及最常用的持拿义动词“驮[do22]”。给予动词“拨[p??5]”由“把”语音促化、语义泛化发展而来，吴方言太湖片、台州片大部分给予动词都采用“拨”的形式。

张敏（2011a）指出，南方方言双及物结构会选用何种形式作为优势句型，同方言中是否存在“V给”有密切关系。吴方言存在双及物动词“拨”，不少方言点也能接受一般双宾句语序“S+V给+Oid+Od”，但在可接受度及日常使用率上明显不如介宾补语式“S+V给+Od+拨（给）+Oid”。结合动词“拨”的演变，可以说明为何介宾补语式会成为优势句型。因为较之从清朝初期才开始大量使用的给予动词“给”，方言“拨”分化时间较早，明代冯梦龙辑《山歌》中就有“拨”（“拨来”相当于“拨勒”，和“拨”意思基本相同）充当处置介词和被动介词的用例。如：

（15）賣茶客人，尔弗要撥箇粗枝硬挭屑來我（卷二·私情四句）（处置）

（16）寧可撥來老公打子頓，捨得從小私情一旦空（卷三·私情四句）（被动）

另外，只能带单论元的持拿义“把”依然存在，这使得“拨”需要在尽量只带一个论元与必须表达出双及物事件意义之间寻找到平衡，那么介宾补语式就成为最佳选择：它既能表达一个完整的给予事件，同时也可以让动词和“拨”（不管将它分析为动词或是介词）都只带一个论元。刘丹青（2001）从类型学角度出发，论证了“最优势的汉语双及物句式是介宾补语句”。因为它符合“观念距离像似性”和“重成分后置”原则，并且“它的出现最少句法限制，方言和语言分布最广泛”。

（二）从给予动词发展为处置标记

给予动词双及物结构要涉及“施事、受事、与事”三个论元，大量方言标记三个论元的介词采用相同形式这一事实说明三者之间关联非常密切。石毓智（2004）指出，由给予义发展为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的认知动因都可以归纳为言说者选择从施事和受事的关系的角度来识解（construal）处置事件和被动事件。处置事件和被动事件都必然要涉及到施事和受事双方的相互作用，施事者甲通过某种动作对受事者乙产生作用或施加影响，通过隐喻机制的作用，人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甲“给予”了乙某种东西。因此，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与处置式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

（17）小张给小王一本书。小张把一本书给小王。

（18）小张送给小王一本书。小张把一本书送给小王。

而取得义双及物结构和被动式在语义上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

（19）小王偷了小张50块钱。小张被小王偷了50块钱。

（20）小王罚了小张50块钱。小张被小王罚了50块钱。

临海方言中给予动词“拨”的演化情况有类似之处。“把”发展为给予动词“拨”后，经过语义泛化，所带的直接论元成分从通常指动物或某些无生命客体扩大到了指人成分。这样，从给予动词演变为受益者标记和接受者标记就变得很自然，并形成了“S+拨1+O+拨2+O”句式。但取得义双宾语结构在临海方言中出现频率很低，或者说基本不出现。如临海话不存在取得义双宾语句“小王偷小张50块钞票”，在方言中占优势的介宾补语句“小王偷50块钞票拨小张”语义和取得义双宾语句相反，表示小王把偷来的50块钱给了小张，小张在语义上属于接受者（兼受益者）而非受损者。另外，从形式上看，该句式也能理解为一个连动句，即“偷50块钞票”和“拨小张”是两个分离的事件，“拨”仍然充当一个给予动词。

双及物动词除了表示“给予”外，还蕴含着“接受者免费获得”（“送”）“接受者通过交易形式用货物换取金钱”（“卖”）等多种区别性语义，因此“拨”这个语义单纯的双及物动词最容易发生语义虚化形成介词。再考虑到语音避免重复的要求，“S+拨1+O+拨2+O”句式逐渐由“S+V给+Od+拨P+Oid”句式代替，后一个“拨”虚化为介词。从A.Malchukov，M.Haspelmath & rie（2010）指出的类型学双及物结构配置模式看，Od和Oid地位不一致（Od没有标记而Oid前有一个介词标引），该句式属于间接宾语式。

虽然给予动词演变为受益者标记和接受者标记，但标记的位置却有区别。上文提到，“拨+受益者”通常位于动词之前，“拨+接受者”通常位于动词之后，前者形成“S+拨+受益者+VP”的句子结构，后者则是“S+VP+拨+接受者”。后者的表层句法形式同双及物结构间接宾语式具有一致性，因此能固定下来，成为方言双及物表达的优势句式；前者的表层句法形式却跟处置式“S+把+受事+VP”具有一致性，因为“受益者”一般也就是“受到”动作影响的一方，两者在语义上有着一定关联。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临海方言处置式的VP和普通话相当，一般为动结式复合谓语或动补结构，很少带宾语，而标记受益者成分的“S+拨+受益者+VP”中的VP往往是一个动宾结构。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语法化路径是“把”由持拿义动词语音促化后直接演变为处置标记而不经历中间阶段。“把”类动词原来的“持拿”义跟“处置”义关系最密切，这也就决定了持拿义动词优先语法化为处置标记，而不容易语法化为被动标记，或者说即使语法化为被动标记，也容易被其他标记所取代。据阮桂君（2006）调查，在宁波话中，给予义动词“得”表被动占绝对优势，而表处置差不多只有被动标记用法的四分之一。给予义动词倾向于发展为被动标记而不容易发展为处置介词，这可能是因为“给予义”与“致使义”关系密切，因此容易发展为使役动词，然后语法化为被动标记。按照江蓝生（1999）的定义，“所谓使役，是指动词有使令、致使、容许、任凭等意义”。其中分析得较多的致使动词是指本身含有致使义并且仅代表致使事件的谓词形式。郭锐、叶向阳（2001）区分出了两种致使动词：一种是带有使令义，如“让”“叫”“劝”等；另一种是表示致使义的虚义动词，如“使”等。临海方言没有和“使”相当的虚义动词，要表达一个致使事件（包括致使义处置式），采用的是“叫、让”等使令动词，如例（21）～（23）或像例（24）那样使用动词拷贝结构。例如：

（21）佢让我拨材料送过开。（他让我把材料送过去。）

（22）老张[t?ie?5]有钞票，亦[t?ie?5]节约，老实让人佩服。（老张这么有钱，又这么节约，真是使/让人佩服。）

（23）个短短个几步路[b??23]让我吃力死爻。（这短短的几步路就让我累死了。）

（24）佢吃酒吃醉爻。（他喝酒喝醉了。）

由于表层句法形式的相似，加上介词所带宾语表现出高生命度和高有定性等特征，且动词的处置性强，“让”就存在从使役动词理解为被动介词的可能。

简单描述这一小节提出的处置式语法化路径如下：

（a）（持拿义动词）给予动词处置式标记

（b）（持拿义动词）给予动词受益者标记处置式标记

接受者标记

（c）持拿义动词处置式标记

由于临海方言主要持拿义动词“驮”语义固定，不兼用其他标记，同时“拨”从“把”中分化出来后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故（c）可以排除。因此，临海方言处置式很有可能由（a）或（b）演化而来。考虑到受益者标记、接受者标记、处置标记三者同形以及概念表达的连续性，本文认为（b）的演化路径优于（a）。

（三）被动标记的形成

蒋绍愚（2003）、刘丹青（2004）分别分析了普通话中“给”和“被”从动词发展为被动标记的演变过程。其中“给”在不同句式中经历了“给予使役被动”的演变路径；而“被”字则是经过单纯的动宾结构，先形成动词的被动标记，再通过重新分析（reanalysis）成为前置词。

普通话中“被”和“给”的语法化过程都存在着由实义动词向介词演化的条件及语用动因。结合黄伯荣（1996）、林素娥（2006）以及Heine & Kuteva（2002）等的研究成果，汉语方言被动标记主要有“给予”“持拿”“致使”和“遭受”这四种语义来源。临海方言中取得义双及物结构缺失，给予动词“拨”不能充当使役动词，这对它无法通过“给予使役被动”这条语法化路径形成被动介词，标记施事成分起到了重要影响。按照Croft的观点，一个语法单位若要发生语义虚化乃至语法化，文本频率标准（Text Frequency）十分重要。另外，从浙江吴语“给-把-被”说法异同情况看，台州片4个点（三门、仙居、临海、黄岩）的被动标记都没有采用“拨”，如三门、仙居采用使役动词“让”，黄岩采用“被”⑤。温岭、玉环等靠近吴语瓯江片的则没有对应的被动介词。

临海方言普遍采用的被动句施事标记“[dz?22]”在台州片内较为独特。“让”原先为使役动词，“被”为遭受义动词，由使役动词和遭受义动词语法化为被动标记，前人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临海方言被动标记只在被动句中使用，不存在其他兼用功能，我们可以排除临海方言被动标记是由持拿义、给予义或致使义发展而来的可能。在语音上，和“[dz?22]”同音的有“赚”和“残2”（文读）。由于缺乏相关历史文献，根据“[dz?22]”的语音及句法表现，并结合其他方言点被动标记表现情况，本文推测它可能是由表示遭受义的“遭”发展而来的。

四、临海方言非谓语前置词的语义地图模型

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是20世纪80年代后在功能和类型学界流行开来的一种语言分析手段。国外学者运用该理论分析不定代词（参见M. Haspelmath，1997）、双及物结构（参见Andrej Malchukov、Martin Haspelmath & Bernard Comrie，2010）等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中国学者王瑞晶（2011），吴福祥（2011），吴福祥、张定（2011），张敏（2011b）等对语义地图模型理论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语义地图模型的研究对象被称为“多功能语法形式（multifunctional grams）”，其中“功能”是指表义功能或称表达作用而不是语法分布。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用法/功能的语法形式主要包括虚词（功能词）和语法结构两类。虚词一般来自实词，其语法化往往会形成复杂的链条，故常用虚词一般都具有相互关联的多种用途和功能。吴方言来自给予动词的虚词可引出接受者、动作对象、受益者、使役者、被动施事、处置受事等题元角色正是这种多功能性的显著表现。语义地图模型的基本操作思路是：“某个语法形式若具有多重意义/用法，而这些意义/用法在不同语言（方言）里一再出现以同一个形式负载的现象，则其间的关联绝非偶然，应该是有系统的、普遍的，可能反映了人类语言在概念层面的一些共性。”这种关联可基于“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设（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将其投射到一个连续的区域（即概念空间）里。Croft将“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设”表述为：与特定语言或特定构式相关的任何范畴必须映射到概念空间里的一个连续区域（any relevant language-specific and construction-specific category should map onto a CONNECTED REGION in conceptual space）。

不同的概念空间在语义地图上显示为不同的节点。一般来说，和非谓语前置词有关系的题元成分有：并列连接（conjunctive）、伴随（comitative）、共同施事（co-agent）、方向（direction）、接受者（recipient）、受益者（beneficiary）、受损者（maleficiary）、处置受事（disposal-patient）、工具（instrumental）、方式（manner）、领有者（possessor）、役事（causee）、被动施事（passive-agent）、原因（cause）和来源（source）等，它们可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语义地图。

通过上文的分析，与临海方言非谓语前置词有关的题元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受益者（B）”“处置受事（P）”“被动施事（A）”和“接受者/与格（R）”。在不考虑A、P、R、B四个节点组合排列方向且仅在一维空间的情况下，它们一共有12种可能。

我们再比较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温州以及临海方言中这4个概念的表达情况。通过查阅相关方言词典，建立如下表格⑥：

表1：吴方言各小片代表点非谓语前置词表示法

标记类型

方言点 处置受事P 被动施事A 接受者/与格R 受益者B

苏州 拿 拨 拨 搭

无锡 拿 拨 拨 搭

上海 拿 拨 拨 搭/脱/帮

杭州 拨 拨 拨 拨

宁波 拨/搭 拨/得 拨 拨

绍兴 则/作 拨 拨 拨

临海 拨 [dz?22] 拨 拨

金华 帮 得 得 帮

温州 逮 逮 逮 匄

通过跨方言的比较，我们排除其中发生概念断裂，违反“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设”的连接模式：

P-A-R-B（不支持临海、温州方言）

P-A-B-R（不支持苏州、无锡、上海方言）

P-B-A-R（不支持临海、温州方言）

P-B-R-A（不支持温州方言）

P-R-B-A（不支持苏州、无锡、上海、金华、温州方言）

P-R-A-B（不支持临海方言）

A-P-B-R（不支持金华、温州方言）

A-P-R-B（不支持苏州、无锡、上海方言）

A-B-P-R（不支持绍兴方言）

A-R-P-B（不支持绍兴方言）

B-A-P-R（不支持苏州、无锡、上海、金华方言）

B-P-A-R（不支持绍兴方言）

我们发现，单纯的一维图无法在遵循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的基础上实现包含9个吴方言点，4种题元角色的语义地图的绘制。我们进一步参考张敏（2012）绘制的跨域三维题元角色概念空间，并以此作为底图，图如下：

图1：跨域三维题元角色概念空间

由上图可知，“被动施事”和“受益者”“处置受事”以及“接受者”并不直接相连，如“被动施事”与“处置受事”必须通过“役事”这个环节连接。这样，之前作出的一维连接无效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此外，同一功能还可以由不同的标记表示，并且各个标记的语法化源头不同（如来源于纯粹的持拿义动词“拿”、由持拿义动词语义促化而来的给予义动词“拨”以及其他类型“搭”“帮”等）。

从细节上看，如果说“拨”既可以充当处置标记，又可以充当接受者标记，那么语义地图上两个节点之间的中间节点“受益者”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临海方言中“拨”能够作为一个受益者标记，那么就可以构建起一个局域语义地图：接受者/与格（R）—受益者（B）—处置受事（P）。如果“拨”既可以充当处置标记，又可以充当被动标记，那么中间节点“使役”的地位就和上文中提到的“受益者”节点相一致。临海方言中，处置受事（P）、役事（Causee）、被动施事（A）三者采用不同标记，这也没有违反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即使将祈使句中的“拨”视为表示“使役”概念的标记，它依然可以和“处置”一起构成一个连续区域，而和“被动”标记不同）。经过以上的综合比较与分析，我们可以画出临海方言“拨”的语义地图（如下）：

图2：临海方言“拨”的语义地图

五、余论和问题

（一）余论

和北部吴语一样，临海方言中也有介词“搭”，相同句法表现如下：

（25）我凑在房间里搭我弟讲话。（我刚在房间里和我弟弟说话。伴随介词）

（26）我搭你讲一件事干。（我和/对/跟你说一件事儿。指人对象/动作方向介词）

（27）我搭尔得否开。（我和你都不去。并列连词）

“搭”不能充当受益者介词，如“我搭你望风”只表示为“我和你望风”，不能表示“我给你望风”。

加上“搭”后，我们将语义地图进一步延展为：

图3：临海方言“拨”和“搭”的语义地图

从图3可以看出，“动作方向”“伴随者”和“并列项”三个节点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空间，并且“动作方向”和“受益者”直接相连，这也满足苏州、无锡、上海等太湖片吴语“动作方向”和“受益者”标记同形的要求。

（二）存在的问题

本文还存在着以下不足：1.虽然为临海方言非谓语前置词构建了一幅语义地图，但对这一操作工具的认识仍然有待加深；2.南方方言非谓语前置词的语法化路径和语言接触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厘清；3.临海方言被动标记的语源仍需进一步考证；4.致使、使役这些语义范畴在方言中和处置、被动等标记有何互动也并不十分清楚。以上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南开大学盛益民博士向笔者提供相关文献资料，特此致谢。

注 释：

①实际上，台州地区方言按内部差异可分为：临海、三门以及宁海

岔路岔路以南地区；椒江、黄岩、路桥、温岭、玉环以及乐清清江以北地区；天台和仙居。刘丹青（2004）认为台州片代表方言为椒江话，考虑到台州府治迁至椒江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临海一直都是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方言必定带有相当强的向心力，曹志耘（2008）也将临海作为吴语台州片的重点点，因此本文认为临海方言为台州地区代表方言。

②广义的“受事”实际上包括客体、对象等题元角色，徐烈炯（2000）

根据汉语“把”字句的特点，还提出设立“置事（Disposed-of）”这一题元角色。本文重点不在讨论题元角色性质及归类，所以将“把”后所带在语义上表示动作承受者的NP通称“受事”，形成常规“把”字句，并以此与致使“把”字句相区别。关于常规“把”字句和致使“把”字句的区别，参见王力（1954）、Sybesma（1999）、Huang et al.（2009）等。

③本文所用声韵调系统采纳黄晓东（2007）。黄晓东（2007）将临

海方言处置标记标为“[p??5]”，钱乃荣（1992：1052～1054）标为“不[p??]”，本文依照大部分文献的写法，标为“拨”。

④按照生成语法的观点，这里出现的“给”可以视作使成轻动词

（light verb）。参见何元建（2011：356～360）。

⑤该数据来自曹志耘（2008）。但钱乃荣（1992：1054）认为黄岩

话的被动介词为“拨”，如“他被我打了两下”说成“渠拨我两下打号”。刘丹青（2004：281）指出“太湖片各点及台州片代表点椒江都使用‘拨’（椒江片的发音人偶用‘被’，未核实是否系普通话例句的干扰）”。黄岩、椒江、路桥向来同属一个方言小片，因此刘丹青的数据同样适用于黄岩。基于以上三家年代不同的调查情况，我们初步认为黄岩话的被动介词因受到语言接触和语言政策等影响，由“拨”变为和普通话相同的“被”。

⑥苏州方言参考叶祥苓（1993），无锡方言参考曹晓燕（2003），

上海方言参考许宝华、陶寰（1997），杭州方言参考鲍士杰（1998），宁波方言参考汤珍珠、敏、吴新贤（1997）以及阮桂君（2006），绍兴方言参考盛益民（2007，2010，2012）等，金华方言参考曹志耘（1996），温州方言参考游汝杰、杨乾明（1998），临海方言参考黄晓东（2007）以及前期调查资料和本人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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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临泛王维范文第4篇

一、南侧的水浦或具体地名

浦，《说文》曰：“水滨也。”《风土记》曰：“大水小口别通为浦。”这里有大小河道分流处的意思。一般说来，在某一地区位于该地南侧的水浦，人们就习惯称之为“南浦”。《汉语大词典》对南浦的解释为：南面的水边。如屈原《九歌・河伯》中“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南浦也指具体地名，如《豫章记》曰：“南浦亭在广润门外，往来舣舟之所。”

二、诗词中的意象

1.泛指送别之地，饱含离愁别情

人们普遍认为，“南浦”开始演变为送别诗中比较固定的意象最早跟屈原《九歌・河伯》中的“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有很大关系。而使“南浦”这一意象和送别情怀形成比较固定联系的，应该是南朝宋齐之间的文学家江淹所写的《别赋》中的“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南朝宋齐之后的送别诗中，“南浦”的意象明显多了起来。如梁诗人谢《鼓吹曲・送远曲》诗中曰：“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陈诗人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曰：“凤吹临南浦，神驾饯东平。……岐路一回首，流襟动睿情。”

到了唐代则更为普遍。如王维《送别》诗曰：“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二）前四句曰：“鹦鹉洲横汉阳流，水引寒烟没江树。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李贺《黄头郎》诗曰：“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唐代诗人除了用“南浦”之外，还有几个能够进入相似意境的词语，即“江畔”、“江干”、“江边”、“江滨”等。例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曰：“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王昌龄《别李浦之京》曰：“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王勃《羁游饯别》曰：“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杜甫《哭王彭州抡》曰：“蜀路江干窄，彭门地里遥。”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杜甫《送陵州路使君赴任》曰：“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

宋代送别词中“南浦”的意象也很多，其意趣仍承袭唐诗。例如，柳永《倾杯》曰：“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曰：“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石孝友《更漏子》曰：“北沙门，南浦岸，望得眼穿肠断。”韩元吉《薄幸》曰：“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刘辰翁《兰陵王》曰：“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周邦彦《尉迟杯》曰：“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贺铸《天香》曰：“流浪征骖北道，客樯南浦・幽恨无人晤语。”辛弃疾《祝英台近》曰：“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姜夔《念奴娇》曰：“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史达祖《秋霁》曰：“年少俊游浑断得，但可怜处，无奈苒再魂惊，采香南浦，剪梅烟驿。”

到了元明清的离别诗词中，“南浦”的意象依然经常出现，比较典型的如清人沈树荣《送别》诗曰：“落叶枫林两岸秋，曾于南浦动离愁。只今一片江头月，不照归舟照去舟。”

总之，作为诗歌意象，南浦饱含着历代诗人的离愁别情。

2.寓隐逸情怀

王安石的两首《南浦》诗，“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第一首写登上南浦东冈，一览春色：绿水泛起涟漪，嫩黄色的柳叶儿迎风招展，细长柔美的枝条袅袅而下。诗中景色明丽清新，诗人心情自然平和。第二首写作者泛舟赏花，因沉醉在花香中，不觉在回来时迷了路，描绘出作者将一己融于大自然之中的情景，意境空灵闲澹，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两首诗以“南浦”为背景，表现了王安石晚年寓居江宁的心态，此时的“南浦”，已经成为美景的代名词，寄寓着诗人的隐逸情怀。

3.喻指时光荏苒，物华不再

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诗》曰：“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诗先叙滕王阁的位置，“临江渚”，倚阁望远，流水悠悠，尽收眼底。“佩玉鸣鸾罢歌舞”，讲的是阁内的人事。“画栋”与“朱帘”形容滕王阁的装潢陈设极其华丽，檐角画楼直入“南浦云”，气势恢弘，沉沉朱帘暮卷西山烟雨，尽夸饰奢华之能事。然而，这一切的豪华，如南浦水之无声无息转瞬即逝，“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虽然滕王阁仍在，但是“阁是人非”，“阁中帝子”早已离阁而去，所有的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槛外长江空白流”，唯有自然的永恒与时间的长流，不由得让人感慨在短暂的个己生命中，自己的渺小，最终如同南浦之水，无语东流，无法追攀，也无法留存。

三、词牌名

汉江临泛王维范文第5篇

然而在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复杂交错的革命党人内部,选择定都南京,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及拟定各项临时政府改革措施,外界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内部暗流涌动。

在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之后,各省响应号召,相继独立。在革命成果显著的南方建立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便被提到一个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为了稳固的当前的革命成果,与当时苟延残喘的北方清廷政府相抗衡,短时间建立统一稳定的政权,将各方力量汇集在一起显得迫在眉睫。

由于各省的独立都是依靠各自的武装力量,彼此互不统属,互无上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首先必须确定以哪里为中心,也就是日后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

首先发出声音的是湖北都督黎元洪,他在发给各省革命领导人的通电中表示:“义军四应,大局略定,唯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黎元洪给各省的义军发来明确的信号,想要稳固革命成果,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也是革命中和等待革命的各地人民的共同希望。通电发出后两天,黎元洪便邀请革命军各省的代表到武汉举行会议,旨在尽快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自古江浙地区便是鱼米之乡,而在当时,江浙地区已一跃成为国内最为富庶的地方,并且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根据地。江浙地区的革命军团体在得知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反响很大,不甘示弱,于1911年11月15日在上海集会,由苏、浙、湘等七省代表共同宣布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省革命军由于权力争夺开始出现分裂的趋势。湖北方面以武昌乃首义之区力争,由于湖北地区势力的实力相当壮大,江浙地区的革命军团体最终做出让步。同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于汉口举行会议,决定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由湖北方面代行中央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此时如果不出意外,武昌,将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正当首义之区将名正言顺地成为首都之际,清军接连击退湖北方面军,汉口、汉阳等地相继沦陷,武昌大门洞开,而江浙地区联军却在1911年12月2日占领南方重镇南京。一时间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北方面不得不同意原定汉口的代表会议移师南京举行。

又一个问题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中央政府首脑如何选定,由谁来担任临时政府掌舵人的角色。汉口会议举行的同时,宋教仁与陈其美为了保证同盟会的利益,组织其余留在上海的代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选定黄兴担任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湖北方面在汉口会议如火如荼举行时,得知上海会议产生这样的决定,大为光火。黎元洪以选举法定人数不足为由,要求此次会议的决定。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从上海、汉口等地齐聚南京,召开了会议。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帅。短短半月之间,黎元洪与黄兴的位置发生了对调,革命团体内部的关系也由此变得微妙起来。就在黄兴和黎元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关系十分尴尬之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而被要求代行组织政府职责的黄兴因为上次会议结果早已觉得十分尴尬,于是顺势没有抵达南京组织政府,这变向承认了孙中山对于同盟会,临时政府的领导地位。

早些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武昌起义之时,他仍然身处美国。国内的革命运动,他并没有直接领导和参与。然而从同盟会建立,到首次在《民报》上提出“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再到辛亥革命之前直接领导的黄冈、七女湖、广州新军等起义,尽管这些义举并没有成功,但间接撼动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它的灭亡。孙中山以不折不挠的精神指引革命军不断前进,早已成为不论是同盟会内部还是各省义军公认的领袖。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总统,十七位各省代表各投一票。表选结果,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典礼的誓词上说道:“倾覆清朝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临时政府遵循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首先设立的是临时参议院,由其作为立法机构,由各省都督府各选派参议员三人组参加。从首次会议的人员构成上来看,同盟会成员占据绝大多数。

南京临时政府的改革措施陆续推行,其中包括:采用阳历纪年法,以1912年1月1日作为民国建元开始;剪除辫发,禁止女性缠足;废除“老爷”等称呼;禁止鸦片等。由于当时国人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此举对日后国人的移风易俗及民主思想在国内广泛的传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孙中山身为总统,也在平等、民主方面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孙中山,将总统府设立在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洪秀全的天王府。但孙中山并没有以天王自居,他的生活一如他流亡海外时简朴,对人友善,与秘书胡汉民同居一室。对于各地来拜见孙中山的老百姓,孙中山总是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他曾经对以为要行跪拜礼的扬州盐商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在孙中山倡导下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平等与民主。其规定:“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而关于立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这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立法的平等和民主。“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这样写道:“临时大总统、副总统有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之三分之二以上者当选。”它还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总统的权力:“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

但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仍旧不满意,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它并不是自己的完全意思。孙中山的初衷是建立民国之后,先进行“军法之治”,消除国内的“余毒”,之后再进行“宪法之治”。而从日后的袁世凯“窃国”到“北伐”,都从侧面表现出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