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范文第1篇

他是谁？无需过问。

磅礴之作尽显英豪本色，硕果累累永垂青史不朽。

及屈原之后，成浪漫主义诗风，达登峰造极之境界，风飘云渺，眼有谁能出其有者。号青莲居士，诗作依存千余，壮志与海并阔，雄心更胜日月。

他自比管仲乐毅，有安邦定国之才，然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殊不知世态炎凉，政局多变。

未得志时，思乡心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为思乡之人有多一抒情之绝句。但报国之心更切也，终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的无比自信，令后人极度推崇。

太白醉剑终得志，正如他曰，“人生得意须尽欢”。可惜藐视权贵，终让他无奈归去。

繁星为乌云所没，大鹏之翅被折断。他无限感慨，借醉度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无可奈何，只得高呼“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梦永不破！

诗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也完美释义了：人生在世，须自信，须有志，须纵观大局；且不能弃，不能傲，不能树敌太多，方可做到人生无憾，一世足矣。

泛舟湖上，独坐空山，伫立古道，诗仙他的洒脱何其珍贵，凝望黄河，高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眺望蜀中。沉吟“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行路难时，铿锵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失意见愁，淡淡一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人生何其苦短，浪迹天涯，随景抒情，潇潇洒洒，难得也！

诗仙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曹植 游仙诗 创作过程 影响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曹植的游仙诗，今存《仙人篇》一首，《游仙》一首，《升天行》二首，《苦思行》一首，《飞龙篇》一首，《桂之树行》一首，《平陵东》一首，《五游咏》一首，《远游篇》一首，《驱车篇》一首，共计十题十一首。这些诗歌多是自创新题的乐府诗。

一、曹植游仙诗的创造环境

曹魏时代，旧的群体社会彻底解体了，昔日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思想也全面崩溃。社会又陷入旷日持久的混战中，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不断，再加上连年征战，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惨状。面对生命个体在永恒无限的宇宙面前如此脆弱，时人不免发出人生短暂、渺小的哀叹，感伤主义的色调十分明显。在文人的笔下，死之恐惧和生之焦虑的感受随处可见：“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孔融《杂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这种时光易逝、生命飘忽的感慨同样激荡于曹植的心胸：“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送应氏》其二）。这种人生的局限，要怎样才能超越呢？曹植的选择是：幻游仙境，在另一个无穷无尽闲散优雅的环境中超越生死是非、人间苦难。在他看来，“仙”，不但能够超越人类自身生命、生理、生活局限，还是美的化身，它超越俗世，还可以骄视俗人，诗人往往可以通过托言神仙傲睨当世。

二、曹植游仙诗的创造过程

曹植创作前期以其父曹操之死建安二十五年为时间节点。这一时期，由于他才思敏捷，援笔立成，深得其父的宠爱。在父亲的荫庇下.他过着富贵优游、风流自责的贵公子生活。年轻的曹植负才凌物.不听劝告，我行我素，既辜负了曹操的期望.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从而发生了司马门事件，不仅使他失去了曹操的宠爱.而且也注定了后来遭受严密监槐的命运。曹植这种放纵享乐的追求，其实质是生命觉醒的人们，基于生命短暂的残酷，认为人应该首先享受奉我生命的快乐，以此来增加生命密度的一种反映。从东汉末年无名文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呼声，到魏晋名士的肆意酣畅、放端不羁的表现，再到酒仙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吟唱，曹植放纵享乐只不是这绵延千年的链条上的一环。当然，曹植在放纵享乐的同时，还憧憬着建功立业。

曹植创作的中期，是曹丕维位到逝世的七年，也是曹植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岁月。由于曹植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才能，辣得父王宠爱，在他身边集结丁一些有才能的士人，不仅差一点立为太子，就是在曹丕确立了太子地位，曹操去世时，人们心中还存在着疑虑与担心，曹丕本人，猜忌更甚，一上台就开始对曹植进行一连串的残酷迫害，先是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氏兄弟，然后把他赶往封地鄄城，置于监国使者的严密监视之下，更甚的是授意灌均捏造罪状，想置他于死地。只是迫于太后的压力而极不情愿地封他为鄄城王。对于这一切，曹植除了哀伤痛苦，无法做出任何反抗。年轻时的恃才傲枯、意气风发的贵公子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委屈求全、苟且偷生的可怜者。

晚期的曹植道家思想更加浓厚，诗歌游仙意味更加沉重。中期的曹植为了保全生命，已经滑向道家的隐逸，到了后期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忧愁痛苦的是名与利。显然，曹植希望摆脱名利的桎椿，离开尘世，在辽睹的宇宙中自由地翱游，以求精神上的彻雇解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曹植的游仙既馈向于道家与方士合浇的长生观，又追求一种淡泊达观式的超脱。在“飞龙篇”中他写道：“我知真人-长瞻同道。何谓真人？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显然真人在曹植的心中指得道之人，而道指以“姨泊无为自然为旨归的道”。他希望泯灭内心的痛苦，顺应自然的虚静世界，让自己在选种境界中获得一种自由快乐的体验，去罾随意.游于无穷天地之间。

三、曹植游仙诗的创造意义和影响

曹植之所以写作游仙诗，是因为现实的忧患，内心的压抑痛苦以及建功立业的抱负无法实现。在这些游仙诗中.曹植借游仙这幻想形式，做着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美梦。既希望自己延长生命，建功立业，在不朽的功德中获得生命的永恒，又希望自己摆脱尘世的束缚羁绊。超脱于功名之外。追求一种道家追遥式的境界，解脱生命的悲剧，获得生命的快乐自由。但曹植，毕竟是位气质卓越、想象力磅礴的才士。他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后来的嵇康、郭璞、李白等游仙诗作中都有或浅或重的影响。尤其是盛唐诗人的一些游仙诗中，饱满的时代热情使游仙诗作的咏怀色彩更加明显，完全演变为一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个人豪情！

参考文献：

[1]河北师院编《三曹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版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诗仙范文第3篇

李白的诗歌在中华历史中成就最高，正是他的性格所致。他笔下的文字放浪不羁，毫无拘束，随心所欲的任他而行，变幻莫测又万变不离其宗，而他又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痛斥黑暗的权贵和残酷的社会，摆脱桎梏，追求心的自由。同时他又乐观向上，坐船荡漾，喝酒吟诗，不同于杜甫晚年的苟延残喘，李白的死也是干净利索，喝醉酒的他不慎坠河，连生命消散也是如此痛快，可见他是怎样一个人。

细品他的文字，像是蜀道难中的“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剑阁中融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夸张手法，凭借李白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将蜀道之难的险峻高大描绘的淋漓尽致。李白与大自然有着理不清的联系，他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加上他潇洒的性格，使他笔下的山水超凡脱俗，即使是苏轼对大自然的描写“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似乎也无法相比于李白，诗仙就是这样先声夺人，因为自由，所以他不受拘束，随心所欲的游荡时间，造就他奔放乐观的精神，他的诗句，怎样一个雄奇了得。

李白一生的经历坎坷，他也有过报效国家的理想，但却因为权华富贵的黑暗而漂游江中，游历各地，李白自爱喝酒，一生嗜酒如命，甚至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酒的人潇洒，没有杂念，饮酒时酣畅淋漓，下笔如神，纵使再多坎坷曲折，他乐观向上的性格，永远伴随他，选择自由。

李白的内在永远有一颗高尚自由的心，更多的剖析无法体现出他的伟大，只有仔细品味他的诗句，才能理解他的精神。用一个字了来展现李白，就是“奇”

诗仙范文第4篇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杜甫并称“大李杜”。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韵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其诗歌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李白既是“诗仙”，又是“游侠”，仙的精神和侠的精神在他诗中均有体现，这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盛唐气象是分不开的。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江陵，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此后李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由道士吴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言，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后来又遭遇一系列打击，最终病逝宣城。

李白素有“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国土开拓、民族融合、边战频繁的现实刺激下，在开放型文化的熏染下，勃发为一种建功立业的奋怀。这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于他诗歌的剑意象之中。

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他们“渴望通过古代游侠那种偶逢知音便平步青云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佩戴一把光彩照人的宝剑则是显示游侠身份的必须。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

血管里涌动着的游侠精神使李白对剑特别钟爱。诗人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禅房怀友人岑伦》），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郢门秋怀》）。他的许多朋友也佩戴着光彩照人的宝剑。《夜别张五》：“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君马黄》：“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赠崔侍郎》：“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在异常广阔的空间之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不禁情绪激昂、感慨万千！《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观兵洪波台，倚剑望玉关。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

但是，当李白被赐金放还，他平交王侯，一匡天下的理想遭到了破灭。于是李白寄意于山水，想到了求仙解脱，这也是与他飘逸洒脱的诗仙性格是相契合的。如他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首诗里，我们见到了一位遗世独行、愤世嫉俗的中国诗仙的人格形象，它有道教的洒脱和狂放，丝毫没有佛教空幻寂灭的悲观和基督教遁世苦修、逆来顺受的消极，“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正表现的是珍惜个体生命，渴望现实享受的仙人精神。

诗仙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游仙诗 《逍遥游》 《远游》 《仙真人诗》

游仙诗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正式以“游仙”为题进行诗歌创作，始于曹植，但游仙诗的创作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庄子》、楚辞与道教的神话幻想系统是产生游仙诗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逍遥游》、《远游》与《仙真人诗》是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游”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其中所蕴含的游仙精神都为游仙诗提供了生发的土壤。

一、心灵出游：庄子《逍遥游》

“游”可解释为一种精神世界里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行为，这种“游”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实现的。庄子在《逍遥游》中对这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遨游作了生动的描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1]P14他描述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事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P21由于天是“远而无所至极”的，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所以庄子想象神人能“游乎四海之外”、幻想能够“以游无穷”，事实上是任意遨游于天地上下四方，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庄子所倡导的逍遥游实质上属于心游，即精神出游，是一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自由的精神活动。

庄子强调的是游仙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不受拘束的特点，他并不刻意强调“游”的主体和除“游”这一行为本身之外的其他目的。庄子的心游比起后世的游仙，其目的和动机更多显示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意义，他既不像屈原那样明显地由于“悲时俗之迫阨”而游，又不同于曹植因为嫌“九州不足步”或“四海一何局”而游，同时庄子的游不像后世游仙诗那样注重追求肉体的长生。庄子强调的“游”的自由性这一特点在《远游》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失意人有托而逃：屈原《远游》

庄子的心游虽然对后世的游仙及游仙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则是从屈原的《远游》开始的，所以《远游》应视为后世游仙诗的滥觞。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屈子《远游》乃后世游仙之祖。”他认为《远游》是游仙诗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屈原创作《远游》的动机和宗旨，朱熹在《楚辞集注·远游》中说：“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正因为在现实中感到愤懑，才幻想借远游来逃避。

从对游仙诗发展的影响来看，《远游》对《逍遥游》的重大发展有二：一是把庄子的“心游”发展为屈原的“身游”；二是把庄子的为追求自由的游而游发展为“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的有寄托、为逃避而游。屈原之所以要远游，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得很清楚：“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谗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遂叙眇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可见，屈原的远游是为现实所迫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王夫之在《楚辞通释·远游》中解释“远游”为“远尘而游于旷杳”，幻想能够远离尘世，为自己寻找出路。从屈原、庄子之所以要游的心理来看，庄子的游更多地显示出精神指向性和主体能动性，他自己想游，是看透现实一切后所追求的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而屈原的游则明显具有被动性，是为外界环境所逼，因此他希望身体力行，能“游于旷杳”。

把心游发展为身游，再加上屈原生活的楚地有着浓郁的巫术神话思想，《远游》自然比《逍遥游》中多了一些浓郁的神仙气息，如：“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微闾。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见王乔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在其游仙过程中，通过“羡韩众”、“从王乔”、“召丰隆”、“召玄武”、“右雷公”、“使湘灵”等描写，将自己置身于和仙人同游的境界中，屈原的“身游”比庄子幻想的“心游”进了一步，他欲借此脱离丑恶的现实，是对庄子《逍遥游》中单纯的“以游无穷”的具体化。如果说庄子重点突出了其“游”的自由性这一面的话，那么应该说《远游》在其“游”的基础上则又加大了“仙”的比重，而且他不像庄子那样淡化或泛化“游”的主体，更强调要人、仙同游。“游”和“仙”在屈原的诗歌里第一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屈原《远游》虽然在游仙过程中充满了探索与追寻的欢愉与无忧，但他的游仙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得志，是有所托而游的，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所说：“盖其愤世疾邪，厌时俗之迫阨，而思游仙者。”故此诗还充溢着悲愤之情。此外，《远游》中虽有很浓郁的神仙气息，可作者写神仙的目的是因为羡慕他们能自由地遨游，不受空间的限制，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借以脱离污浊的现实，所以诗的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远游》在以下两方面为后世游仙诗提供了借鉴：

第一是迫于现实，托词远游以寻正气之所由。“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作者之所以要远游正是感于“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2]希望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寻找生命的归宿。这便为后世对现实不满的诗人提供了一种诗歌素材，创作游仙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困境，为自己寻找精神安慰与解脱，这种游仙精神一直为后世诗人所继承。

第二是诗中使用了许多道家与道教常用的名词，如“虚静”、“无为”、“真人”、“登仙”、“惭六气”、“漱正阳”、“精气”、“羽人”、“不死之乡”、“驾六龙”、“载云旗”等；诗中歌颂了为后世道教所崇拜的一些人物，如“韩众”、“轩辕”、“蓐收”、“海若”、“冯夷”等，充满了浓郁的道教色彩，尤其突出了传统游仙诗中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赤松子与王乔，他们二人向来被视为道教长生不死之化身，在后世游仙诗里频繁出现。《远游》所体现出来的游仙精神和道教色彩这两方面被不同程度地吸收和继承下来，正是基于此，断定《远游》被称为“后世游仙之祖”。

三、高士真切怀想：高士与《仙真人诗》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凡诗中言神仙有二途：高士真切怀想，失意人有托而逃。”“高士”和“失意人”因各自不同的需要而创作游仙诗，导致他们的诗作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高士创作的游仙诗更侧重于对“仙”的向往，重在追求神仙般的安逸生活与生命永恒；而失意人则更欣赏仙人的“游”，重在追求自由的生存空间，希望通过神游为自己的痛苦心灵寻找一片栖息之地。屈原的《远游》开了“失意人有托而逃”的先河，而“高士真切怀想”的诗作则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

这里所言高士是指隐居不仕或修炼得道之人。《说郛》卷六引《读子随时·庚桑子》：“‘高士’注释云：吸日精炼丹而仙曰高士。”渴慕神仙，是希望像神仙那样长生不死，而长生不死的目的，正如葛洪《抱朴子·对俗》所言：“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3]追求成仙并非仅仅为了到达神仙世界，而是希望像神仙一样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生命。渴望像神仙般长生不死之人应该说不仅限于高士，封建帝王甚至是凡夫俗子也可能都有此追求。拥有生命就可以永远享有现世的一切，因此，追求成仙的原因正是因为留恋现世。照此来看，最初“惜今日之所欲”的人应当包括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虽说不是高士，却有着和高士一样的精神追求。

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童男女求之。……始皇……并海上，翼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4]P1368-1369

在史书中有多处记载封建统治者寻求仙人及不死药，但尚无把他们的这一期望与追求用诗歌这一体裁表达出来的记载，直到秦《仙真人诗》的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由于“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所行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4]P259。《仙真人诗》现在虽已不传，但从秦始皇对神仙的渴求和令博士创作《仙真人诗》的动机与目的来看，它的内容应是借访仙求药以延长寿命，期冀能长生不死，进而永远保有现世的一切。

《仙真人诗》与《远游》所体现的游仙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二者各有侧重，《远游》开启的是“失意人”的游仙，借游仙以逃世；而《仙真人诗》表现的则是对“高士”般的长生不死的精神欲求，他们游仙是为了保世，追求生命永恒，永远享有现世的一切荣华富贵。《远游》和《仙真人诗》开了后世游仙诗的两大基本精神，或追求生命的长度以至永恒，或借以逃世追求生存空间的自由，或二者兼而求之，不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都为后世游仙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楚辞集注·远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