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范文第1篇

1.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河图洛书。理由是：作为群经之祖的《周易》，既是儒家十三经之首，亦是道家三玄之首。这一群经之首开篇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源于八卦，而八卦生成于河图洛书。《周易》之中，圣人作八卦而则“图书”，这一“则”字，说明“图书”时间上具有领先性，意义上具有根本性。所以说“图书”是中华文化之源。除在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中寻求证明外，受蚩尤制历与纳西族保存中原古乐的启示，刘先生将研究询证的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外的区域。在与汉族同样崇拜伏羲的彝族文化中，获得了重要发现。“河图洛书”的图形不仅被彝族同胞完整地保存，而且他们先祖对“河图洛书”的解释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彝族文化认为“洛书”在先而“河图”在后。“洛书”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个月的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无论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其来源均是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与记录。将天文观测的结果以数字形式量化，即为历法。天文历法出现于文字之前，所以用抽象符号表示。“洛书”，彝族同胞认为是上古先贤传下来的，由奇偶之数组成，具体图形为：上九下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五居中央。一三九七，四个奇数分居四方；二四六八，四个偶数分居四隅，以此图形表达了十月太阳历的基本结构。即一个奇数代表一季（行）72天，一个偶数代表18天，四个偶数和亦为72天，居四方与居四隅的奇偶之数代表了五季，每季72天，共360天，分为十个月，一月36天。此外一年中还有5、6天，作为每年大小两个年节的时间单列，不再计入月。冬至为大年，夏至为小年。大年3天，小年2天，闰年大小年均为3天[1]98。不仅彝族，苗族古历也与此相似。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此中出现。十月太阳历中，一年分寒暑，寒为阴，暑为阳。阳主生长，阴主收藏；十个月中，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日之中昼为阳，夜为阴。

2.五季即五行，依次用木火土金水表示，五行相生相克之哲理由此而生。五行生克，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图谱也由此构建。进而，天干地支也由此衍生，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月序，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每月36天，分为上中下三旬，每旬12天，12天的顺序依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来表达，这就是天干地支。“河图”在彝族文化称“付拖”，汉语译为“阴阳联姻”，虽与“洛书”均为彝族同胞的历法表达，但“河图”表达的却是阴阳合历，即考虑月相周期，兼顾太阳周年运行而制定的历法。年依据太阳而定，月依据月亮而定。一年分四季12个月，一季90天；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月2个节气，每5年2个闰月，每年平均365.25天。“河图”虽同样由奇偶之数组成，但与“洛书”的奇偶之数的分别出现不同，其奇偶数是联合出现的，具体图形为：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央。以三八论春季、以二七论夏季、以四九论秋季、以一六论冬季，共四季360天[1]97-98，再加上两个过年日和闰月，平均一年仍为365.25天。在十二月阴阳合历中，“干支”功能发生了改变，十“天干”用于记日，十二“地支”用于记月。圣人“则”“河图洛书”，在很大程度上“则”的是历法。这，应该也是诸子推崇“图书”的理由。“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天文到人文，总根在“图书”。

二、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1.“图书”对于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其重要的七方面分而述之。其一，“图书”与时空：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使时空有了法度，可以度量，可以依据。《后汉书·律历下》:“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太阳在天运行，以度计算；历中记载，以日计算。日行一度，历中一天，日周天365至366度，历中365至366天。日为时间单位，度为空间单位，时间空间在此构成一体。日周天一次，大地经历春生秋杀、生死枯荣，正是大地万物生长凋零的一个完整过程。时空万物，于历中构成了动态不已、循环往复的一体关系。可以说，“图书”奠定了永恒的时空观。其二，“图书”与“十二律”：十二律对应于十二月，是阴阳合历的伴生物。《周髀算经》说：“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由历法而至音律，由天地运行的变化规律抽象出十二音律，《礼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同和，就和在太阳与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十二律，经明朝朱载堉整理后形成十二平均律并传入西方，成为今天世界通行的标准音律。其三，“图书”与阴阳：前文对于十月太阳历与阴阳关系已论及，不再重复。无独有偶，与彝族十二月阴阳合历相似的苗族古历中有两个重要节日阳旦与阴旦，就是冬至与夏至。旦为初生之意，冬至被称为阳旦，夏至被称为阴旦。冬至时，太阳直射于南回归线；夏至时，太阳直射于北回归线。阳旦阴旦实际是阴极阳极，冬至为阴极，夏至为阳极；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冬至阳气初生，夏至阴气初生；阴阳二气反复转换，无限循环。所以，“图书”确定了阴阳两极，发现了阴阳转换规律。其四，“图书”与“以天文论人文”的思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制器”。以天文论人文，就是要论出制器的智慧。天生万物，人制器具，这是源头文化所开创的基本道理。制器就是发明创造，制器的智慧和准则，都来源于天道天文和大自然的启示。无论君子与圣人，都应该以天理天则为坐标为人为事，即应“崇效天”。原因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道大公，人亦应无私，这是圣人之理。天行刚健，人行自强不息，这是君子之理。以天文论人文，还论出了“化天下”与“卫天下”的哲理，即以文化化天下，以利器卫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图书”确定了以天文论人文的基本思路。

2.图书与诸学科：李约瑟院士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六章《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开篇处，清晰地点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三大基本观念即五行、阴阳、卦图。文中说：“本章我们将论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早期中国本国自然主义者所拟成的基本观念或理论。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共有三项：其一，是‘五行’的理论；其二，是宇宙间的阴阳理论；其三，是古人竭尽心力而完成的《易经》符号结构的科学（甚或是原始科学的）用途。而把把卦图寄给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对阴阳八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事实上，中华先贤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却曾拥有甚至超越西方的各类学科理论，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这一切，大多源于“图书”所蕴涵的阴阳五行之论。所以可说“图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与各类学科的理论基础。其六，“图书”与天人合一。天地人三者之间，是“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图书”所表达的历法的基础是对于日月运行等天文现象观测，目的是为了采集瓜果，捕鱼狩猎，插秧下种等农事所需。“天如何，人如何”，人时必须合于天时，人序必须合于自然之序；同样，人德必须合于天德，人理必须合于天理；推而演之：人位于天地之间，上不能伤天，下不能害地，天人方能和谐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曾经创造了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中华文明，也为中华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支持。“图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论。其七，“图书”与成语、格言：立竿测影，影长为益，影短为损；长极而损，短极而益等成语，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与天文历法相关，包括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则反；原始反终，终者有始；否极泰来；穷则反，终则始等，也是或产生于竿下的日影变化，或源于北斗星斗柄的旋转。《周髀算经》中的：“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均与“图书”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图书”创造除了一批永不褪色的成语与格言。

三、结语

河洛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原则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焦作、济源、沁阳一线为界”。[1]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区域文化，它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与地方特色；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曾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源泉与纽带。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显现于世人面前。河洛文化研究欣欣向荣，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但鉴于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们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针对性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涵盖内容丰富。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的说法到老子朴素自然的思想；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宋代洛学；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礼乐制度到当今河洛文化的丰厚意蕴。面对历史跨度绵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保护、开发、利用模式，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载体对象进行层次划分，实施保护、开发与利用方法也需要分级分层。1.对于历史留存资料较多的河洛文化我们应该做好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在保存文本、实物资料同时，注意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永久性保存。2.对于一些民间传说、民俗风物等文献记载不多而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河洛文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等应采取田野调查方式搜集、汇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民间的河洛文化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如果没有人采取有意识的保护措施，那早晚有一天会淹没无存，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3.对于一些历史遗存、遗迹，它们存世数量相对较少，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应把它们列为重点、濒危对象来做以重点保护。针对这三种情况都应建立电子档案，随时了解它们情况，把保护工作做到位。

不同的河洛文化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各级部门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也应分阶梯进行。在具体实施中，应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适当开发的原则，形成国、省市、县、镇、村阶梯式层次，可以申非遗的积极申非遗，进入部级别的保护视域。省、市、县、镇、村应逐级建立河洛文化名录体系，按照河洛文化人文价值大小进行备案。河洛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为防止对个别机构、个别人对河洛文化的滥用与过度开发，还应在省、市、县、镇、村逐级设置监督机构，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情况不时进行监督、监管，以保证河洛文化的来日方长，持续发展。

二、及时性与适时性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指向性，因而对其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生活在这一区域之中的个别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毕竟因为河洛文化存在的分散性、零散性、杂乱性，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仍存在很多的盲区与空白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应注重及时性与适时性原则。1.及时性。早发现早抢救及时处理。对河洛文化的保护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应广泛查阅典籍，民间走访调查，发现一项，记录一项，汇总一项，研究一项，尽量全面收集相关真实资料。只要具有全面而真实的资料才能进行恰当的保护、开发与利用。2.适时性。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无客观现实条件的，需要等时机成熟再做。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一项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名誉与经济利益提前或过度的开发、利用。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是个别人、个别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而是一项有规划有系统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1.河洛文化种类、内容众多，搜集到的资料可能杂乱无章，这需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仔细的辨别、整理、归类、分析，使之条理有序。2.河洛文化的开发、利用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合理的论证才能进行，尤其是对历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对于这方面，洛阳市政府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与努力。一经确立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放入市“十二五”发展之后，即邀请知名城市发展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进行设计规划，并组织各方面专家参与论证，从而确定一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是否实施。洛阳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政府效仿。3.合理规划，统筹组织。对一些大的重点遗址、遗迹、产业园开发、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相互协调，不能各自为政，文物局、旅游局、规划局等部门不能为各自政绩，各搞一块或相互推诿，应相互通气沟通。4.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出来辉煌而灿烂的文化，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合乎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符合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服务。

四、综合性与特色性

综合性即从宏观上审视河洛文化，着眼综合性保护、开发与利用，兼顾河洛文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地方政府应从广阔的视野，兼顾全局的视点进行河洛文化建设。1.以“人为本，河洛文化为魂”的理念规划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种种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整治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历史街区、古建筑等，打造特色文化示范区，将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进而达到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三者的相辅相成。2.围绕河洛文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宣传、提升河洛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河洛文化的精髓是精神性财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带给人们精神愉悦与享受的。在政府牵头、民间力量支持下诸如各种民俗馆、博物馆的展出、庙会、花会的举办、直观呈现各种艺术工艺、艺术技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享受与丰美的精神盛宴，也是河洛文化的多种形式与品质要素的展现，使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特色性则从具体微观细微河洛文化点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河洛文化特色鲜明，如洛阳牡丹花会、牡丹文化节虽以花为媒，观赏牡丹为主，但实际上却是融游园赏花、观光旅游、经济洽谈、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2012年牡丹文化节活动包括了龙门魏牌国际书法节，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伏牛山红叶节，洛阳美食节，黄河奇石展，秋季牡丹精品展等众多活动。一个花会、文化节涵盖众多的文化内容，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管窥豹了解感受河洛文化的精彩与精妙。牡丹花会、文化节的举办既是对牡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牡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因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其它河洛文化诸如豫剧、书画等提供了个案与范本。

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相辅相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以上四条原则，守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不愧对那些逝去的河洛人的馈赠，不愧对将来生活在河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区域范围研究.洛阳示范学院学报，2005（1）.

[2]杨天才，张善文.周易.中华书局，2011.

河洛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河洛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洛书；探源；影响

“河图”“洛书”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知识的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

洛出书处文献记载在洛河的中游，即河南洛宁县长水乡。明代人的宣传，使永宁-洛宁为洛书出处的说法更为流行。雍正十三年（1735）重新编修的《河南通志》，记载了永宁-洛宁有关河图洛书的古迹。古迹上记载坛屋山上的“禹王庙”云：“禹王庙，在永宁县西长水镇。昔禹治水成功，洛龟呈瑞，故立庙祀焉”。按《河图玉版》说，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山，临于玄沪洛水，灵龟负图，丹甲青文以授之。民国六年（1917）《洛宁县志》进一步肯定了洛出书处的说法。1991年出版的《洛宁县志》，沿袭旧《洛宁县志》的记载，明确认定洛书出处在洛宁。

洛出书处实物记载在洛河的中游，即河南洛宁县长水乡。如今洛宁县西长水村有两块早期石刻碑铭，汉魏时期和清代碑铭各一方，两方古碑背后有座年代久远的洛神庙。有“洛书书处”四个字，在罗岭玄沪河石壁上原有摩崖石刻“龟窝”几个字。古今中外不少文人雅士和专家学者曾到此拜谒，领略“洛书”神韵，探寻“洛神”遗迹。离“洛出书”古碑和河神庙不远处，还有黄帝时人仓颉、伶伦创律吕的《河图玉版》载“：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沪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玄沪洛I对岸阳虚山有仓颉造字台遗址，被学者誉为汉文字之源。

如果把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参天蔽日的大树，那么，古老的中原就是孕育这棵大树的良田 沃土，而河洛文化则是她的根。追溯河洛文化，又不能不提洛宁。洛宁所在的河洛流域是中华古代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厚重的河洛文化在这里发祥，千年的古 代文明在这里起源。《易经・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有龙马负图在今洛阳市孟津县境内的黄河出现，伏羲依此演成八卦。有神龟负书在 今洛宁境内的洛河出现，大禹依此制定九畴大法。河图、洛书通过自然数字的奇妙结合，把天文地理和世间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反映了先民天人合一的观念。 中外学者经过长期探索与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是河洛文化的标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

洛书被世界公认为组合数学的鼻祖，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同时，洛书以其高度抽象的内涵，对我国古代政治伦理、数学、天文气象、哲学、医学、宗教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远古传说中，于治国安邦上也具有积极的寓意！包括洛书在内的幻方自古以来在亚、欧、美洲不少国家都被作为驱邪避凶的吉祥物，这种古代地域广泛的图腾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丛书《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对于幻方作了特别的述说：“公元前一世纪，《大戴礼》记载，中国古代有象征吉祥的河图洛书纵横图，即为九宫算，被认为是现代‘组合数学’最古老的发现。”还附了全书唯一的插图！

洛书标志着中国原始文化的最高成就。洛书只用了9个自然数（而河图则用了10个），排列成一个正方形，形成华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九宫图，且奇妙结构和无穷变化令中外数学家为之叹服！洛书开了幻方世界的先河，成为组合数学的鼻祖。数学家华罗庚对洛书非常推崇，称“洛书可能作为我们和另一星球交流的媒介，”因为另一星球的生命只要对着数数就行了，不必依靠任何语言。

2500年前，孔子在他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词上传》中记载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最早将数字与洛书相连的记载是2300年前的《庄子・天运》，它认为：“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明代数学家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也曾发出“数何肇？其肇自图、书乎？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圣得之以开物”的感叹，大意是说，数起源于远古时代黄河出现的河图与洛水出现的洛书，伏羲依靠河图画出八卦，大禹按照洛书划分九州，并制定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据《史记.夏本纪》写道：夏禹治水时，“左准通、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大禹治水以九宫为据，应用到测量、气象、地理与交通运输之中，从而治理黄河，大获成功，受到黄河两岸人们的拥戴。

圣人们根据它们演绎出各种治国安邦的良策，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认识也得到步步深化。大禹从洛书中数的相互制约，均衡统一得到启发而制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使得天下一统，归于大治，这是借鉴思维的开端。这种活化思维的方式已成为科学灵感的来源之一。从洛书发端的幻方在数千年后的今天更加生机盎然，被称为具有永恒魅力的数学题。

总之，“洛书”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洛书的魅力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对洛书进行长期的研究，认为其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落书包罗万象，奥妙无穷，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用之言天则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则地在其内，用之言人而人不在其外。它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是中华民族原始文明的渊源，是人类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参考文献

[1]1991年出版的《洛宁县志》

[2]民国六年（1917）《洛宁县志》

河洛文化范文第5篇

河洛大鼓承载着河南豫西地区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和文化底蕴。对于河洛大鼓的系统学习,当代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口耳相传的教授方法。大多数的老艺人在把自己的表演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时,常用的仍然是对自己的表演详细解说和示范,使学员掌握河洛大鼓的表演技巧和演唱技巧。同时,很多河洛大鼓的爱好者也多是通过模仿名家名艺人的表演来学习的。对于如今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形式和曲艺艺术形式来说,单一的口耳相传传承方式已经满足不了这一曲种的当代开发和发展。河洛大鼓的传人开始关注其他的传承途径和传播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一、河洛大鼓的乐谱记录、音频记录和视频记录

我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引入简谱和五线谱的音乐记录方式。在当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口传心授过程中,用乐谱来记录艺人们的演唱,把这些纸质的文本留下来以供艺人们的学习或音乐的流传,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承手段。在河洛大鼓的传承过程中,尽管老艺人们不懂乐谱,无法用乐谱记录他们自己的演唱,但有一些学者开始在采访过程中记录艺人们的演唱和表演。尽管这些记录是片段性的,但这样的记录无疑为河洛大鼓的传承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对于唱本的记录与口传心授相结合,相辅相成,使河洛大鼓的当代传承更加全面,也为学者们对这一唱腔的研究留下了更加具体的文本资料。

除文本资料(乐谱、研究文字等)外,对于河洛大鼓演出实况记录的音频、视频资料也开始出现。这些有声有像的音视频资料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一些学者对艺人们的实地采访过程中,他们不仅要记录乐谱更要记录即时的表演。这些记录往往是在很自然的状态中记录下来的,大多是艺人们真实声音的记录。而这些学者也根据这些声音资料,整理成文字的或者乐谱的资料,供自己以及其他学者研究。这些资料以学者和艺人语言的交流、艺人的临场演唱为主。其二,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随着老艺人们对河洛大鼓艺术传承形式多元化意识的加强,更多的艺人开始把自己的演出用视频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来。而这些资料能够完整地、全面地把实际的演出状况记录下来,使之在结束之后仍能够完全一致地再现。这样一种传承方式的出现,使得河洛大鼓的学习方式、表演方式、传播方式多样化。同时,也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实的、可视的、客观的资料。

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河洛大鼓的宣传。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是当代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尤其是电视节目以其可视性和可听性,已经成为大众休闲娱乐,接受外来知识,学习先进理念,以及宣传自己和发展自己的重要途径。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升温,更多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开始关注以民歌、曲艺、戏曲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如中央电台音乐频道的《民歌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大部分栏目、河南电台的《梨园春》等。它们以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己任,利用电视广播的广泛性和商业性,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河洛大鼓作为河南省一种著名的传统艺术形式也开始在一些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出现,通过这些媒体展现在观众面前。如《梨园春》曾为其做过专题介绍,通过这一著名栏目的宣传,更多人了解到河南的这一曲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河洛大鼓的发展和传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在栾川县重渡沟游览区,笔者在旅游过程中曾清晰地听到当地人民把河洛大鼓的专辑通过当地土地庙的大喇叭广播,音乐长时间回荡在沟中,很多游人听到此腔调感到十分有趣。

三、网络媒体上河洛大鼓开辟新平台

网络已成为当代人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目前对河洛大鼓进行详细介绍的网站主要有:河洛鼓韵网()、马街书会民俗文化网()、河南文化网()、河南梨园网()、洛阳文化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