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刘禹锡 白居易 唱和诗 艺术特色

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均在诗坛上享有盛名。陈寅恪先生曾说：“乐天一生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以唱和诗为例，可见刘白二人的深厚感情。唱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体裁作品，在传统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要全面古人的思想世界以及文学创作动态，有必要研究唱和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里，刘白二人的唱和诗活动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本文将从体裁运用、风格互仿等层面浅析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体裁运用

刘、白二人作为一代文坛英寸，在唱和作品中，二人自然会运用到多种体裁，诸如古体诗、近体诗均有涉及。尤为特殊的是，二人除了诗歌唱和体裁之外，还有词体的唱和，即《忆江南词》的唱和词。这两首词被后人一致认为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i，而笔者以为，这种词体唱和亦是刘、白诗风成熟的标志之一。

《忆江南词》所配音乐为燕乐，白居易依声填词，改名为《忆江南词》。后来它又有许多别称，如《望江南》、《春去也》等词调。其名目虽多，但词调依旧为单调，词体形式为二十七字、五句，长短依次为三、五、七、七、五言，平仄层次错落，通首平韵，且三、四句相互对仗。

刘禹锡受此影响，亦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附和。由于刘禹锡长期处于贬谪之地，所以他没有白居易那份闲情逸趣，因而，诗人在伤春而兼怀人中，语言虽俏丽，感情却深沉婉转，这使得他的这首词具有婉丽之风韵。因此，况周颐评价刘禹锡词说，其词“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二.风格互仿

刘白二人唱和时间一长，其诗风必定会在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总体上看，白诗受到刘禹锡诗风的影响，其诗风趋于凝练含蓄，而刘诗受白居易诗风的影响亦有趋于平易浅近的倾向。

1.白居易仿效刘禹锡的凝练含蓄。清沈德潜在《说诗B语》里就曾说：“大历十子后，刘禹锡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就刘禹锡的具体文学创作而言，其诗风游离在中唐两大诗派之外，他的诗风既不同于元白诗派的通俗平易，也有别于韩孟诗派的奇险怪僻，其诗风大致为骨干气魄、格意奇高。他在《董氏武陵集记》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要求文学创作要凝练且深蕴。基于这种文学理念，刘禹锡认为诗歌“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他的诗歌意境往往因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互相交融，而形成了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另外，所谓“境生于象外”，是指作者通过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来表达其在作品中的意旨，其妙处就在于言简义丰中能提供艺术美感，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诗歌有韵外之致。

刘禹锡的诗多用凝练含蓄的语言表现社会世事，以再现诗歌的现实意义。白居易诗受其艺术感染亦十分明显，如《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诗歌在凝练传神之中，将诗人一腔幽怨、哀戚之情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刘禹锡仿效白居易的平易浅切。刘禹锡在唱和诗中多次赞赏过白居易的才华：“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可见，刘禹锡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才华十分欣赏、钦佩。在刘白二人唱和之中，二人经常在谈文说道中，互相学习。白居易“意到笔随，景到意随”的创作手法，对刘禹锡影响亦颇大，如刘禹锡的《秋中暑退赠乐天》：“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人情皆向菊，风意欲催兰。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欢。”全诗因眼前景，而写心中事，景因情而现，情因景而生，将好友之间的相互关切之情，在“意到笔随”之中，自然贴切地融化在诗中。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禹锡所创作的带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杨柳词》、《竹枝词》等诗歌佳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受到了白居易主张学习民间歌谣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透过刘白的唱和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唐文人的哀恨离愁与情感波动，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唐文人在思想世界里的微妙变化。虽然现代学者多鄙薄此类艺术价值不高的唱和诗，但存在即合理，笔者以为，唱和诗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诗人文化精神领域的变化，更与古代文学传播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唐文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文学发展特点，决不可忽视对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J].湖北大学学报，1990（2）.

注 释

刘禹锡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代 刘禹锡 瑶族 民情风俗 民族政策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唐朝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时人誉为“诗豪”与“国手”。“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v湖南常德w司马。元和十年v815w二月刘禹锡被朝庭召回，悲喜交集，感慨万千：“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v《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w诗人以卧龙自许，欲重整旗鼓，施展宏志。然而，目睹了国运困厄，群小乱舞，权贵骄横，回忆革新遭贬荒蛮，愤懑不平，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朝庭视为“语涉讥讽”[1]，又贬为偏僻荒蛮的岭南，任连州刺史。

连州位于五岭南麓湘、粤、桂三省交界处，早在隋唐时期，境内就有瑶族聚居区。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蛮子歌》、《莫徭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三首诗。

莫徭，即瑶族。“莫徭”是晋代统治者对瑶族的一种称呼。《隋书・地理志》：“自云其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以得名。”[2]人们就把瑶族视为不事徭役的民族。瑶族人居高山深林，过着农耕，狩猎的生活。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瑶，木盘瓠王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之间，绵亘数千里。”[3]

刘禹锡被贬连州后，深入瑶族察民情，观风俗，写下了反映瑶族风土人情的诗歌。《蛮子歌》这样写道：

蛮语钩c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

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

诗人在首联描写了瑶族外人无法听懂的语音和“斑斓”的衣饰特点。瑶族妇女善于刺绣，在衣襟、袖口、裤脚镶边处都绣有精美的图案花纹。《搜神记・卷十四》记载：瑶族“好五色衣服，裁制皆以尾形。”这与刘禹锡笔下的衣饰特点“斑斓布”相符。次联先写猎野兽为生计：“熏狸”和“掘沙鼠”;后写节日庆典。“时节”，即农历十月十六日为盘王节，俗称“跳盘王”、“还盘王愿”，纪念先祖盘瓠。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第七十六》记载：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

庆典仪式由“筛翁”主持，未婚男女约干，列队唱歌跳舞。节日也就成为了求婚时间与场地。1984年，经瑶族研究会决定，将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正式定为全体瑶族人民共同的节日。诗歌第三联：“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顾。”写瑶族闭塞的生活，对“乘马客”惊恐不已的状态。诗歌尾联写瑶民腰系竹篓，携刀斧上高山的敏捷矫健的特点。这首诗不仅描写了瑶族人习性、风俗，还表现了诗人对瑶族英勇的赞许，同时暗示了对汉、瑶民族矛盾的隐忧。再看《莫徭歌》：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

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

这首诗具体描写瑶族生产、生活以及婚姻等状况。诗的首联写瑶民生下来，不入户籍，属外化之民。接着，描写瑶民经济交往。瑶民在集市自由交易，还有夹杂打鱼的人，市场异常热闹、繁忙;瑶民子女的婚姻，常和山中的伐木的瑶人结婚，婚姻自由。第三联写瑶民居住情况。据《过山榜文》记载;“王瑶子孙，居住高山草岭养生活命，……但有高山厚岭，日月照临，听闻禽畜之声，青山石壁，听闻饿鬼之声，荒地冲中，常闻野狸之叫，乃系瑶人耕管之业。”[4]刘禹锡的描写也与历史记载相契合。瑶民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饮水困难，但他们把房屋建在山溪、泉水边，东一家西一屋，零零散散，犹如星罗棋布;居住不易，食物更难，全靠刀耕火种。最后尾联，赞颂瑶民彪悍英武，机警敏捷。他们不畏险阻，不怕困难，常游于万丈峭壁，巧妙躲过毒虫“蜮”的伤害。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总之，诗篇倾注了作者对瑶族人民深深的同情，同时，又寄寓了浓浓的赞扬之意。

诗人在《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写道：

海天杀气薄，蛮军部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

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

猜鹰屡奋迅，惊鹿时踢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销。

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日莫还城邑，金笳发丽谯。

瑶民围猎，多在农闲或重大节日。围猎前要祭山神，祈求保佑狩猎顺利、人员安全。猎获的动物，见者有份，有功的猎手则获双份，还可获兽头、兽脚等，以示奖励。瑶民围猎，男女老少倾寨出动，热闹非凡。刘禹锡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瑶族壮观的围猎图。诗题点明围猎地点：连州;时间;腊日，即腊祭之日。诗篇开首二句，“海天杀气薄，蛮军部伍嚣。”诗人从大处着墨，极力渲染瑶民出猎时气壮山河的气势和热烈紧张的气氛。紧接第二联描写猎场景色：瑶民烧山赶兽，树叶烧成一片红色，绿草烧光，遍地焦黑。“林红”、“原黑”，色彩对比鲜明，用词十分讲究。第三联“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钲”，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人声嘈杂喧闹的猎场，指挥者敲击“钲”，以悦耳的声响调度围猎行动。这二句诗的意思是，猎人在急促的钲声指挥下，将猎场紧紧包围，四周大旗摇动，呐喊声声，野兽乱窜，飞鸟惊鸣，气氛紧张热烈。紧接着“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屡奋迅，惊鹿时踢跳。”聪明的瑶民在野兽逃跑的要道上布设了罗网，嗾使猎犬上山追赶兽物。“道口”一词，十分贴切，可见诗人观察之细。然后，诗歌进入高潮，“猜鹰屡奋迅，惊鹿时踢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销。”猜疑惊惧的山鹰迅疾飞起，惊恐万状的野兽乱窜飞奔。接着，野兽拼死挣扎，猎民奋勇捕杀。搏斗，尘土飞扬，积雪的高山若隐若现，犹如在半空中消融了一样。最后四句进入尾声：“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日莫还城邑，金笳发丽谯。”诗人没有实写所猎何兽和猎物几何，而写在诗人坐骑四周，到处挤满了背着箭袋，插着野鸡尾羽猎民，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就可以想见围猎的丰收和喜悦。以虚写实，虚实结合。这时，天色渐晚，诗人恋恋不舍地回到城中，几声单调而哀婉的笳声从谯楼上随晚风飘来，惆怅之情涌向心头。这与前面的喜悦之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又点明诗人被贬连州的苦闷和忧愁。

这是一幅生动的围猎图，全诗紧扣“观”字，把瑶民围猎过程写得有始有终，井然有序。远望猎场巨大，漫山遍野，纵横交错。近观人头攒动，摩拳擦掌，意气风发。场面热烈紧张，有声有色。钲声、犬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红叶黑土，大旗猎猎，色彩鲜明。让人感受到那热烈紧张的气氛，享受了瑶民快乐喜悦的心情。同时，又表现了诗人对瑶民的勇敢、坚毅、智慧的称赞。诗歌画面动静谐和，有虚有实;色彩鲜明，浓淡相宜，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好诗。

从对以上三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在对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民情风俗的审美观照中，由衷地赞美了瑶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坚毅的品质，对他们艰难的生存处境和生活苦难，给予了深深同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更可贵的是，诗人所记录的这些文化信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民族学，历史学价值的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那么，刘禹锡诗笔何以要展现瑶族的民情风俗画卷呢？

一是怀仁者之心。刘禹锡出身儒学世家，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树立了“兼济天下”之志。“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v《学阮公体三首》w被贬荒蛮之地，寻佛亲禅，研习道学，也不过是用来调适自己的心情，其坚定的信义而不可改，“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v《咏古二首有所寄》w“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儒家的思想核心“仁者爱人”，当刘禹锡贬谪连州时，他及时调整心态，从容面对现实。他下乡村，亲近百姓;他去深山，了解瑶民。他以一种亲切、平视，甚至是欣赏的眼光，关注瑶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绘就瑶族民情风俗的画卷。

二是得江山之助。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说：“及谪于沅、湘，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贬谪连州也同样“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连州的奇山异水，风物礼俗使诗人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创作题材。特别是连州是瑶族的聚居地，这样，他才有机会深入瑶居，亲近瑶民，才能近距离观民情察风俗。如果“居庙堂之高”，没有这样的经历，又怎么能有如此精彩的诗意记载。这真是仕途不幸诗家幸，官场不通创作通。

三是“以俟观风者”。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5]“仕”应像是“农夫之耕”一样，是一种职业，应忠于自己的职守。刘禹锡虽贬谪边陲，但也是一州之刺史。他观民风察民情，就是想把真实情况向执政者反映。他在《插田歌》的序言中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所书何事？就是计吏以贿补官，骄恣吹嘘之事。“以俟观风者”，有助劝戒美刺，纠弊补政之作用。事实上，由于当时边陲少数民族问题严重，例如，和刘禹锡同时贬为柳州的柳宗元所辖的黄洞蛮，或曰西原蛮，由于朝廷的横征暴敛，压迫歧视，而奋起反抗。据历史记载：“（元和）十年，钦州蛮首黄少卿反，围州城，……”[6]元和十一年，黄洞蛮又攻钦、横二州，等等。刘禹锡感同身受，虽然瑶族居住分散，人数较少，力量相对弱小，但他们“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顾”，对官吏的恐惧感，对汉人的陌生感，都隐含了民族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迫使他们反抗斗争。另外，虽常“不事徭役”，但唐代瑶民还是服了徭役。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夷僚就包括莫徭在内。因此，刘禹锡在诗歌中，抒写了瑶族人民生存艰难，生活困难，生产方式落后，又赞场他们勇猛顽强，机智敏捷的精神。这就凸显了刘禹锡的民族政策主张：改变瑶族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减轻或免除徭役。并且关注他们，亲近他们，就能民族和谐，边陲安定。

刘禹锡在元和十年前后，以其实际的创作成就，成为了文坛泰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刘禹锡就是想利用诗歌的传播途径和个人的影响力，改变执政者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和谐，社会安定之理想。

参考文献

[1]刘昀.旧唐书卷160[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95

[3]范成大、林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志蛮[M].胡起望、覃光广校补，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84

[4]黄钰辑注、牒集汇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38

[5]杨伯峻译注.孟子・滕文公[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2

刘禹锡的诗范文第3篇

本文意在对刘禹锡散文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期深入展现刘禹锡散文研究成果，进而对刘禹锡文学研究有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一、散文研究现状

刘禹锡的散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传世的近千余首诗文中，文的创作近三百篇，占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一。刘氏的散文在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说刘禹锡的散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除一些应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人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刘禹锡的散文研究还只是一些单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骥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略论》[1]，1998年马来西亚学者林水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成就》[2]，2007年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式风潮个性――刘禹锡散文新论》[3]，以及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苏文根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禹锡散文研究》[4]。而这些论文从刘禹锡散文的风格、思想、成就方面论述刘禹锡散文的价值，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综合历代大家和当前学者对于刘禹锡诗文的研究，目前对于刘禹锡散文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刘禹锡生平、年谱的编纂

对于刘禹锡生平年谱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风》上发表的《刘禹锡》对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对于刘禹锡生平的研究开始深入，1960年敬堂发表了《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1963年又出版了《刘禹锡年谱（简编）》，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编著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经历和大部分诗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对于刘禹锡编年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如吴在庆《卞著辨补》[5]等文。此外，近年来在所出版的刘禹锡文集，全集，评传等著作中逐渐将刘禹锡生平年谱附录，进一步完善了刘禹锡年谱的编辑考察，如2003年由陶敏、陶红雨编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6]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综合历年来对于刘禹锡年谱的编校整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刘禹锡的籍贯、家世和年龄上，其争议的原因在于史料记载的差异，首先，对于刘禹锡的籍贯，《旧唐书》本传称为“彭城人”，而《新唐书》本传则称：“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苏徐州，而中山则是今天的河北唐县，由此引发籍贯的争议。其次，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在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自称系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有以胡姓“刘亮”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产生矛盾。再次，关于刘禹锡的年龄，《旧唐书》本传称“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而《新唐书》本传则称“卒于七十二”由于记载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学者的论战。

2、交游情况的考察

刘禹锡一生为官，历经数朝，宦海沉浮，期间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对于刘禹锡交游情况的考察除了依据刘禹锡年谱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论及，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交游新考》[7]，瞿蜕园的《刘禹锡交游录》[8]以及一些单篇论文，这些研究将刘禹锡的交友活动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被看做是与刘禹锡交游最为紧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从现有期刊上来看，相关论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张春山《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陈琼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汪政在《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刘禹锡、柳宗元散文题材比较》更是在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础上将二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展现相同贬谪经历给刘柳二人带来的影响。

此外，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将韩愈的一生加以颂扬，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之一》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等，都从史诗的角度探求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3、作品真伪的考辨

对于刘禹锡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上，因为此文在《文苑英华》和《唐文萃》上都没有收录，前代各种版本的刘集也没有收录，仅见于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所以后人对其著作权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首先来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材料，也认为此非刘氏所出。赞同《陋室铭》为刘禹锡所做的主要以吴汝煜为代表，吴汝煜在他的《谈刘禹锡的陋室铭》中也提出，虽然《陋室铭》不见于前代各本刘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传，其可靠程度决不再本集之下，并从《陋室铭》的思想内容、刘禹锡的经历和诗歌作品找出根据加以佐证。一时间，学界对于《陋室铭》的真伪以及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而随着《陋室铭》真伪问题的产生和升温，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于《陋室铭》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这些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尚难定案。

刘禹锡的诗范文第4篇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是匈奴族后裔。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历仕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刘禹锡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19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793）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参与了王叔文的改革运动，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刘禹锡的诗精炼含蓄，往往能以清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生或历史的深刻理解，因而被白居易推崇备至，誉之为“诗豪”。

但凡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有几分不谙世事不通世俗的“天真”。这种“天真”，一方面使他们能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感知人世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创作出纯朴率性、近乎天籁的完美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这种“天真”，又使得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遭遇世俗的排斥和打击，甚至被某些俗人所嫉恨和算计，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变得曲折而多舛。刘禹锡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禹锡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重量级人物。他的《陋室铭》、《乌衣巷》都是流芳百世的名作。但刘禹锡也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做人颇不圆通。刘禹锡的“天真”，在他的《陋室铭》里有明显的表现。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可是，他的“天真”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这一点，从刘禹锡创作《陋室铭》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

《陋室铭》是刘禹锡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所作。刘禹锡被贬至和州任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的级别可以在衙门里住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姓策的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而且嫉贤妒能。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落井下石，对他“关照”有加。加之刘禹锡为人“天真”，不肯也不愿与势利小人套近乎，在策知县这里，自然得不到丁点好处，反遭多方刁难。策知县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江边一套三间的房子里。三间三厦的屋子缩水为三间，搁在别人身上肯定郁闷，可“天真”的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郁闷，反而很高兴，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屋门两侧，联曰：“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刘禹锡此举可把策知县气得够呛，本想整你，你却在这里“观白帆”，还想着要与朝廷“争辩”。好嘛，再给你紧紧。于是，策知县又下令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房子也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白帆是观不着了，可房子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这在“天真”乐观的刘禹锡眼里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随遇而安，得了这一间半房子，也没有计较，悠然自得地住下，而且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门上：“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再次给刘禹锡调房。这次，他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了城中，而且只给了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破落蜗居。就这样，半年时间里，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得斗室。“天真”的刘禹锡根本不计较住房待遇方面的落差，更不会向势利小人屈膝。他依然自得其乐地读书作文，并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下了《陋室铭》这篇流芳千古的美文，还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豁达的“天真”

刘禹锡的“天真”可以说是透入骨髓的，这种“天真”使他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都能乐观豁达、不屈不挠。而他的乐观豁达，又往往让他备受打击。刘禹锡参与的王叔文的改革在保守派的百般阻挠之下失败了，支持王叔文改革的8个官员，都被当做是王叔文的同党而遭到打击。皇帝下诏，把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其中，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做司马。朗州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天真”的刘禹锡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真理在自己这一边，遭贬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朗州，除了办公以外，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诗文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的疾苦。这一去就是10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调回长安，准备让他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到长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不舒坦就不舒坦，放在心里就是，可刘禹锡“天真”啊，“天真”的人藏不住事。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观里种了一些桃树，春天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回来以后他就写了《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很快就传到了朝廷的权贵们那儿，他们从诗里读出了刘禹锡的“不服气”，也读出了他对朝廷后来提拔的权贵的嘲讽。这一下子自然就惹出了麻烦，他又被贬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做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换个有城府的人，仕途如此坎坷，经过百般磨难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该夹着尾巴做人了吧。可刘禹锡却旧地重游，又去玄都观里看桃花。这次，种桃的道士不在了，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却顽强地坚持着。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抒发他心里的感慨：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一传开自然又被认为是牢骚之作，3年后，皇帝又把他贬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唐朝有种社会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襄阳有个名叫牛僧孺的读书人，这年到京城赴试。这个牛僧孺，可算作刘禹锡的“粉丝”，一到京城，他就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刘禹锡，请他赐教斧正。刘禹锡“天真”大发，他没去想人家请他赐教斧正也许只是客套，竟然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起牛僧孺的文章来。当然，刘禹锡作为久负盛名的文坛前辈、文学大家，能亲自修改牛僧孺的文章，对他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个牛僧孺并不是个真心向学的人，而且又非常自负，此番老刘只挑刺不夸奖，让他大失所望，也很“受伤”，他从此对刘禹锡记恨在心。后来牛僧孺官运亨通，最后当上了当朝宰相。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人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僧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语。这时，“天真”的刘禹锡才知道自己当年当面改牛僧孺的大作有多么的欠考虑。后来，刘禹锡还跟他的弟子提到这件事，说：“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持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你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好为人师。”

其实，刘禹锡改牛僧孺的文章，既是“天真”率性之为，也反映了他为人真诚的品格。也正是这种“天真”和率性，造就了一个才华俊逸、风格脱俗的大诗人。倘若刘禹锡只是个凡事打哈哈、说好话的人，我们今天又怎能读到他的那些俊秀隽永的诗文。刘禹锡的“天真”并没有错，错的是病态的世道，容不下这种“天真”，容不下这份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

刘禹锡屡遭贬谪，白居易很为他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54岁的刘禹锡从和州刺史任上返回都城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会时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刘禹锡；《竹枝词》；创新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 ，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也最为后人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其中以《竹枝词》最具代表性。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遂成就了“各人各具一种笔意”③的中唐风貌。刘禹锡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刘禹锡学习巴楚民歌创作的《竹枝词》共有两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两首。这十一首《竹枝词》所表现的内容丰富，与前人所著的催人肠断《竹枝词》大不相同。刘禹锡吸取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时民歌新鲜活波，爽朗明快，节奏鲜明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也就是说刘禹锡的民歌体诗即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以下简要谈论刘禹锡《竹枝词》在内容题材上的创新。

清人翁方纲曾指出《竹枝词》内容题材上的特点“竹枝泛咏风土”④，“琐细诙谐皆可入” ⑤。即《竹枝词》可以不受诗体的限制，随意取材。刘禹锡《竹枝词》的内容丰富，表现了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1 游子思乡之情

以《竹三》为例，诗的一二句与三四句是两幅连环的图画，诗人以茂密的青草和清冽的蜀江起兴。乍看，这幅自然图画与下文似无直接联系，实际上它却恰到好处的渲染了环境氛围。对“南人”来说，这幅图画饱含乡土气息，殊觉亲切；对“北人”来说，这副图画则颇具异乡情调，略感陌生。因而它无疑有着兴起下文的作用。同时，远处破土而出的春草和浩荡东去的江水，又暗示出时间的流逝，歌声的悠扬和归途的遥远，对下文的“南人上来歌一曲”及“北人陌上动乡情”都是巧妙的烘托。接着另一幅折射出当地风土人情的图画映入了读者的眼帘：“南人”引吭高歌，深情缱绻；“北人”低头徘徊，乡愁缭乱。显然，这两幅图画是前后关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惟其如此，苏轼对这首诗推崇备至，尝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⑥黄庭坚也称赞包括这首诗在内的《竹枝词九首》说：“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甫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⑦

2 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

以《竹四》为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位失意的女子。诗人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和感悟起兴的手法来表现她们的幽怨。诗人将山花和江水作为女主人公触景生情的“景”，赌物伤怀的“物”，兼用了兴、比二法。以红花喻美人，已成陈陈相因的俗套。诗人避熟就生，抓住“花红易衰”的特点，以之比喻男子的负心，这就是推陈出新，别具风貌。

3 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

如《竹八》、《竹九》，这两首诗中诗人故意自托为失意女子的口吻，借其酒杯，烧己块垒。诗人由滟堆的挺立中流、坚不可摧，想到人心的见异思迁、反复无常；又由瞿塘峡的水流湍急、舟行不易，想到人心的无端生衅，风波迭起。触物感兴，辗转生发，言近旨远，寄慨遥深。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爱情失意的女子的怨恨，也可以理解为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打击的诗人自己的感慨。诗人久历宦海风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有深刻的体验。作为无辜的受害者，他“长恨”统治者的凭空构陷、滥施；作为坚定的守志者，他又“懊恼”变节者的朝秦暮楚、趋炎附势。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鸣自己内心的不平，也可以看出诗人自身的“人情”之美。

4 有民俗风情的写照

以《竹五》为例，诗人将秀丽的风景与淳朴的风俗揉为一体，更加荡人情思，沁人心脾。这里，“人去人来唱歌行”，绝不是诗人的刻意粉饰，以示治下清平，为郡有方，而确系其人其地的习俗。这是使诗人怎样迷恋和沉醉的一种习俗啊！在这种习俗的熏陶下，诗人又怎能不诗兴勃发，欣然启开自己的歌喉，加入那雄浑有力的合唱呢？

5 有劳动生活的场面

如《竹十一》，诗人摄下的劳动场面散发着诱人的泥土的芳香，在秀丽多姿的风景画的映衬下，显得分外生动可睹，层次分明。诗人以漫山开放的桃花李卉和缭绕在蓝天白云之间的缕缕炊烟作为劳动的自然背景。在这一背景上，点缀并活动着汲水为炊的妇女和以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在田间播作的男子。他们秉承祖辈的衣钵，各尽所能，劳作不辍，表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这里，诗人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以“银钏金钗”指代妇女，“长刀短笠”指代男子，从而赋予全诗更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更浓烈的异乡情调。

总体上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点。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共赏的重要意义。除苏轼、黄庭坚对刘禹锡《竹枝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外，《诗辩》云：“刘梦得《竹枝词》，所写皆儿女口中语，然颇有雅味。”《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竹枝词》本始自刘郎，因巴渝之旧调而易以新词，自成绝调。”

总之，在刘禹锡的手中，《竹枝词》同于民歌又去其俗鄙，异于文士之作又不失其雅韵，被称为“气象氤氲，含思宛转，朴素优美，别具一格”。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竹枝词》成为巴蜀地区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精品。

参考文献

①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谓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转引自卞孝萱、屈守元《刘禹锡研究》第2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刘“诗豪者也，其锋森然”。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地11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②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到元和体变新。”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第9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③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转引自余恕诚《唐诗风貌》第8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