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情侠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唐传奇 侠女形象 传承新变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作者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衙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作者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作者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作者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此外，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些刚烈的、有侠义的“丑女”形象，成为“聊斋”红妆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女子相貌虽丑，但是性格刚烈，或知恩图报，或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他人奔波劳苦，或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作者对她们的刚烈、侠义之举非常赞赏。《乔女》中的乔女是个相貌丑陋的女子，世人多不齿，唯孟生“贤之”，于是乔女认为孟生对自己有一种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孟生死后，其家产被抢，孤儿被欺，这时和孟生毫无瓜葛的乔女挺身而出，在公堂之上为之力争。官诘其属孟生何人，乔女曰：“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听也。”此番话已有着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味，更何况乔女认为孟生对她有知遇之恩呢？乔女竭力保住孟生家产后，抚养其子成人，直至终老。异史氏曰：“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业。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蒲松龄认为只要是“士为知己者死”，那么即使为一丑女，其行也侠也。《仇大娘》中的仇大娘也是一个像乔女一样粗陋的女子，然而她为了和自己已无多大联系的继母一家的利益，挺身而出，死死护卫，“里中豪强，少见陵暴，辄握刀登门，侃侃争论，罔不屈服”，其行可谓壮哉，然其义可谓侠哉。再如《张氏妇》中的张氏妇只是一介村妇，在“大兵”压境，诸人逃遁一空的情况下，她竟能独守空村，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杀死诸多贼寇，其凛然不惧、处变不惊让多少须眉汗颜。

《聊斋》中的众女子不是沉鱼落雁就是闭月羞花，个个都是柔情似水、仪态万方，而蒲松龄却能不惜笔墨塑造出诸如乔女、仇大娘这样的相貌丑陋、言行粗鄙的女子，数量不多但很难得，更可贵之处是他能从这些卑贱的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灵魂，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而这些有侠义精神的奇特女子在唐传奇中是没有的，相较之下，蒲氏文笔显得更为广泛而深刻。

（二）女性行侠的方式多变，传承子嗣、延续香火成为最常见最重要的行侠方式。

除了那些个别的复仇型女侠外，《聊斋》中的很多侠女为了报恩往往以身相委，为其诞下子嗣，或者当自己不能胜任时便寻他人为之传承香火，这种行侠方式和唐传奇中的众女侠截然不同。如《侠女》篇中的侠女，为了报答顾生母子的恩情，“以相报不在床底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侠女主动向顾生投怀送抱，并不为儿女情长，而是想以子嗣报答他的恩情，所以生下一子后，侠女说：“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霍女》中的霍女虽与黄生琴瑟相笃，但她却说：“今为君媒，请买一人，为子嗣计。”后费尽心思为黄生迎娶阿美，为的就是让阿美替自己为黄生延续子嗣，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小翠》中的小翠为替母报恩而嫁给痴儿，期间她为王家消灾除难、剪除政敌，等功德圆满之后，她为了给王家延续香火，亲自为丈夫娶妻，自己则抽身而去。《房文淑》中的房文淑将自己的亲生儿送给无子的娄氏，为邓生解决无子之忧，自己则悄悄离开。

唐传奇中亦不乏侠女嫁为人妇，或与人同居的例子，如贾人妻，不过这些侠女嫁人只是掩人耳目，复仇才是她们的终极目标，报仇之后，为了断绝后路甚至不惜手刃亲生子，如贾人妻就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唐传奇中子嗣不是侠女们的报恩方式，而是复仇的一个筹码。而蒲松龄时代封建教条伦理远胜于开明开放的大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始终是家庭伦理中最为关心的问题。知恩图报，是传统美德；舍生取义，是侠的最高境界。舍生取义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毕竟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于是解决眼下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子嗣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聊斋》中的众多侠女的报恩，委身相许只是方式，而终极指向则都是延续香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蒲松龄心中，传承子嗣重是极为重要的报恩方式，重要到可以和舍生取义的侠义最高境界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既秉承了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文化精髓，又丰富了侠女的文学形象，成为侠文化和特殊女性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文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1］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名家评点《聊斋志异》.新华出版社，2008.

母子情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郭靖 孝 义 纠结和嬗变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本文结合小说人物郭靖的成长经历，从传统文化出发，认为郭靖在金庸小说人物中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一、孝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敬父母师长、忠于君主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核心。对父母的孝，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为儿女生命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儿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应行孝道。孔子把孝悌这种感情和行为当作仁的根本，是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的特性。而忠是由孝推衍延伸出来的。金庸先生也说“‘孝’是绝对的。对无论是多坏的父母也必须尽孝道……所谓的‘孝’属于纵向型的道德，是非常强力的。”［1］金庸小说中的孝，因其主人公多为孤儿，故对师长格外感恩和尊敬。即使对岳不群这样的反面人物，令狐冲对其抚育之恩也始终不敢忘记，也不因其无义而不孝。中国人历来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尊师传统，“对于徒弟学子而言，师父与父亲处于同样尊崇的地位，要像尊敬父亲一样来尊敬师父。”［2］所以笔者认为郭啸天、黄药师、杨铁心、成杰思汗、江南七怪、哲别师父、洪七公及马钰等在郭靖眼里都是“父”的形象，与郭靖都是纵向型的伦理道德关系，郭靖都要对他们行孝道。在小说里郭靖并不因启蒙老师江南七怪武功低劣、地位卑下而失恭敬之心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孝在郭靖身上的展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最集中的表现却在为父亲报仇，为师父报仇上。“报仇”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和传统社会里，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吴霭仪也说过：“在看武侠小说时，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要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3］最重要也是尽孝。小说至始至终都围绕复仇去展开情节，杀段天德，杀完颜洪烈是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另外当江南七怪在桃花岛遇害后，郭靖面对爱情和师父两难选择时，主人公的心理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虽说郭靖误认为黄药师是杀师父的仇人，不是黄蓉所为，也只有牺牲爱情，成全孝悌。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爱情是个人的行为，而孝悌则是道德伦常。另外在传统社会里，对晚辈来说，“孝”就是“顺”，也就是常说的“孝顺”。按照父亲的遗命，郭靖必须要跟杨康好；按照杨伯父的遗命，必须娶穆念慈为妻；顺着成杰思汗的意思，必须娶华筝。这些有些做到了，有些没有做到，但郭靖都尽力而为，因为在他心里孝是根深蒂固的，不打折扣的。

二、义

母子情侠范文第3篇

何为侠者?郭靖告诉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些人习武为名为利，而郭靖习武却是为国为民。他为了民族，固守襄阳风寒数载；他为了国家，置生死于度外。他是岳飞，虽是一介武夫，其心经纶天地，其志扶持社稷；他是范仲淹，进则忧其民，退而忧其君；他是辛稼轩，也曾像屈原一样叩问苍天，也曾像共工一样怒撞不同，他也曾把栏杆拍遍、吴钩看了，却总是无人会、登临意。

我愿是郭靖这样的大侠，在人生中做一个蒸不烂。煮不熟的大侠。

何为义者？义之大者，为朋友上山下海，为知己两肋插刀。人们指责韦小宝到处留情，人们鄙视韦小宝墙头草、两边倒。但在我眼里，小宝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丈夫！他逃跑，却从没有丢下过朋友；他骗人，却从没有害过知己。他是荆轲，这条命，不给名不给利，只给知他、懂他的太子丹；他是俞伯牙，这辈子只将琴声，给你种子期！

我愿做情义如小宝的男人，对家人有情，对朋友有义，这不是正是老师与父母所期望的吗？

何为爱者?爱钱。爱名、爱利，这些爱，在我的武侠世界都只会“于我如浮云”。郭靖不爱财，纵使金兵将金山银山给他，他也只会用他的降龙十八掌将它们击得粉碎；张无忌不爱名，明教教主、武林盟主，他什么都不要。

就像陶渊明，他只属于那座南山，他只想着门前的五棵绿柳。“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是他的座右铭。在宦海之中，他选择了山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想着张无忌，思着五柳先生，我闻到了一阵菊香。

张无忌也不爱利。明教称霸武林，他又是明教教主，可他毅然放弃了他的前程，他的富贵。他像是李白，总在利的面前恍如一位神仙。也许他就是李白，来到这世界上，只有那座天姥山，只有那头青鹿，只有那壶酒，才是他的皈依。

我愿是张无忌，我愿是李白，对着茫茫人海，高歌一曲《将进酒》。

我为武侠狂，孰能知我哉!

母子情侠范文第4篇

星期一上完早读，正沉浸在武侠小说中的我，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欢儿”，抬头一看，是妈妈。我高兴地跑出了教室。母亲黝黑的脸上，尽是汗水。也许是起早赶路的缘故，母亲头发上满是霜珠，鞋和裤脚上沾满了草籽和泥土。我有些奇怪，母亲一大早赶来，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母亲见我出来，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略带焦急地说：“昨天下午，你走时落家一本书。”说着从腋下夹着的小布包里掏出一本又大又厚的书——无情剑客，递给我。“这么厚一本书，一定很重要吧。本来昨晚送来的，路太远，没有耽误你用吧？”

面对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此时的我，能说些什么呢？是的，书是放在家里的，可那是我看完后放在家里的一本武侠小说！我机械地点了点头，母亲看到我点了头，如释负重地长舒了一口气。她一定又为帮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高兴吧！

“那你回去读书吧，我走了。”母亲说话的语气显得比刚才轻松多了！

“你……吃饭了么？”母亲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几乎带着哭腔问了一句。母亲又折过身来，没回答，却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递给我：“学校食堂里的饭吃不惯，你就到街上的小饭馆里吃点……”

母子情侠范文第5篇

【关键词】唐人小说；侠义小说；女侠；悲剧；成因；正向价值

女侠形象在唐小说中多以悲剧收尾，其实女侠悲剧的促成与婚姻制度密不可分。本文将女侠群体置于婚姻制度这一背景下进行考察，挖掘女侠悲剧的深层原因以及由此悲剧带来的正向价值。

一

关于唐人小说中描写女侠形象的小说篇目，目前学界说法不一：本文根据《太平广记》所录，按女侠行为归类统计为9篇。分别是：〈一〉替天行道类：《虬髯客》之红拂，（出《虬髯客传》）。红拂慧眼识夫、识友，胆量与谋略超于男子。最终谐夫安定天下。《聶隐娘》之隐娘（出《传奇》），炉火纯青的剑术，杀奸人于日光之下无人觉，幻化莫测、深谋于千里之外，直接影响藩镇格局的走势，为国家安定起到关键作用。《红线》之红线（出《甘泽瑶》），红线绝世的武功，神秘莫测的盗术，济世安邦的抱负，这正是拯救动乱的关键人物。〈二〉个人恩仇类：《谢晓娥传》之谢晓娥，（出《杂传记》）为报父、夫之仇，隐身江湖，凭借智慧与本领战胜邪恶，超然出世。《崔慎思》之崔慎思妾，（出《原化记》）为报仇，隐居都市，以待时机，一旦仇报，杀子以绝念想，即刻隐迹。绝不戚戚于夫妻之情，母子至爱。《贾人妻》（出《集异记》）有异曲同工之妙，贾人之妻在报完父仇之后，亦杀子遁迹。不为俗事羁绊。这正是侠女追求自由的表现。〈三〉打抱不平类：主要以《荆十三娘》（出《北梦琐言》）为代表。荆十三娘得知夫友爱妾为妾父母夺嫁势力之人时，出手相助，为友雪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形象呼之欲出。〈四〉盗侠类：《潘将军》（出《剧谈录》）中缝纫女子盗取佛珠与送还佛珠在不经意间，神秘莫测。盗取柑橘更是匪夷所思，一在将军府，一在戒备深严的权臣之家，如此轻易，玩弄权贵与股掌间。《车中女子》（出《原化记》）中女子率领一帮身怀绝技的手下，盗得马匹，并成功救出涉嫌的书生，全在女子弹指间。“盗”正是侠女行侠仗义的不可缺手段，也使得侠女形象更加丰满。本文试从以上篇章中选出《虬髯客传》、《传奇·聶隐娘》、《甘泽谣·红线》、《谢晓娥传》四篇为代表分析女侠悲剧的价值及其成因。

《谢晓娥传》中的小娥，本是富商之女，因父与夫经商途经水上为贼所杀，“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在男权的社会里，小娥失去了父与夫，便意味着没有了依靠，流转乞食寄身寺尼，境遇惨淡。在得知杀害父与夫凶手时，小娥扮装男子混入仇家。终于雪恨。小娥机智、勇敢绝不逊色于男子，可当小娥归本里，见亲戚时，面对“里中豪族争求聘”时，“娥誓心不嫁，遂剪发被褐，访道于牛头山。”一个如此出色的女子最终归于求道，岂不悲哉！世人要求她的仍然是孝、贞也。复仇之后是不能失节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小娥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悲剧。《聶隐娘》中隐娘形象的描写出神入化，隐娘出身乃将军之女，俗话说，将门虎女。隐娘在乞食老尼的调教下，学得一身非凡技艺归来。言谈举止异于常人，后与一持魔镜少年结为夫妇。隐娘在助刘君后为夫谋一位而归隐。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堂堂将门女最终也是远离尘世，人间富贵与她无缘，建功立业、垂范后人更不愿伫足。此女在唐朝律法中之行为是不被认可的。《红线》中女主人公红线出身卑微，潞州节度使薛嵩一家妓。善音律，通经史，在藩镇争斗之时，嵩甚忧。而红线为之解，后归隐。末尾揭示红线本为男身，因药死孕妇而降为女子。这本身是对女子建功立业的否定。红线云：“昨往魏郡，以示报恩。”在报恩后归于世外，最终无法赢得女子尊贵的地位和尊敬，不过一蓄妓，只是达官贵人的附属品罢了。而且还要对主人感恩戴德，可见，红线本身已是悲剧，出家更是女子无路可走的悲剧。《虬髯客传》之红拂者，传颂至今。红拂除美貌外，更为人所爱的乃是胆识。红拂同样是卑贱的家妓，而由于善识人，又有胆略，夜奔李靖，终有个好归属。表面上看，红拂掌控了自已的命运，较之出家寻道是完美的。但实质上是遵循夫贵妻荣的封建女子道路规则的。虬髯云：“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红拂自身的智慧是通过李郎这一媒介得到发挥的。封建时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世人是不会逾越的，对红拂行为也是不接纳的。古时女子为嫁，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女性视角来看，同样是悲剧，只不过夹着一条光鲜的尾巴罢了。

二

女侠理想的破灭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悲剧，实质上女侠悲剧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一种生活的理想，具有典型意义。首先，勇于担当社会角色。女侠性格独立、刚强，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红线为避免藩镇间战争深夜奔走两地，凭借高超技艺盗取金盒，成功化解了一场血战，拯救了无数的百姓，红线直接掌控了局势，最终实现了稳定。而作为藩镇的领导者却要依靠红线才能生存，红线成为社会发展的引导者。再看红拂，择夫、择友、择主，都在她的掌控之下，用她自已话说，“阅人多矣”。她主动夜奔李靖这一大胆举动震慑了封建礼教，是她实现社会理想的第一步，紧接着，途遇虬髯，她又主动交接豪侠，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而结果正如她愿，得到了虬髯的倾囊相助，为她变成贵妇人提供了革命的本钱。最后，她与丈夫李靖择主而侍，成就了功名，实现了自身社会价值。纵观红拂的人生，每一步都在她的掌握之下，红拂是社会变革中的女性领导者。其次，独立自主安排婚姻生活。隐娘择持镜少年为夫与贾人妻就是典型代表。聶隐娘未经父母之命而自已选择丈夫，后因自已的追求断然离开丈夫，寻山访道，临行还为丈夫谋一职位。贾人妻为自已的追求毅然抛下婚姻，毫无犹豫之状，并把财物赠与贾人。她们对婚姻的安排是独立自主的，不受丝毫约束的。她们不戚戚于世间富贵，不会像崔莺莺那样在爱情面前丧失主动权而落得被抛弃的结局，而是主动掌握，更不会像霍小玉那样为了短暂的爱情而丢失人格尊严，向李益乞求：“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淄，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同样不会像李娃那样为了心上人考中进士而甘愿奉献一切。她们的心里承载的是事业，是国家大任，是人间的公平、公正，安定和谐。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志存高远，心系家国是时代的要求，女侠早在千年前已经做到了。最后，女侠个体所散发出的蓬勃生命力感染着我们，使我们领悟到一种力度的美。使人不再相信在封建时代女子确曾藏于闺阁内，反倒更愿相信，在封建时代，女人可以参与政治、军事斗争，而且是除暴安良、利国惠民的强者。

三

这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当先从女侠之所以产生谈起。首先是唐朝整体相对开放的社会大气候。其次是初唐长孙皇后、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以及宰相房玄龄妻等一批女性豪杰的出现。这些女性有榜样的作用，激活了女性独立意识，开始关注自身权益和价值。女权主义思想抬头。（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最后，关键是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例如，小娥机智、聪慧，遗传了其父行走江湖的气概，聶隐娘将门之女，加之非凡剑术，红线善音律、通经史，更兼绝世功夫，红拂集容貌、胆识、才略于一身。她们本身具备了成为女侠的先天条件。

女侠最终的悲剧成因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体的。唐代婚姻法中对唐人爱情婚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良贱不婚和士庶不婚这两大婚配原则以及婚配必须遵循三揖六礼的婚配程序。《唐律疏议》中，把平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和贱民地位悬殊，严禁通婚。《唐律疏议·户婚下》卷十四，奴娶良人为妻条云：“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徙二年。各还正之。”又《唐律疏议·户令》云：“杂户、官户皆当色为婚。”《唐律疏议·户婚下》卷十四，杂户不得娶良人条云：“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违律为婚条云：“诸违律为婚，虽有媒聘，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以此观红线、聶隐娘、谢晓娥、红拂之身份，是不可能有世人认可的美好婚姻的。女子温柔敦厚的要求与行侠仗义的行为是矛盾的。而且红线与红拂出身奴婢，为贱民，是不能与良民婚配的，谢晓娥夫死必须守寡。《唐律疏议·户婚下》卷十四，有夫丧守志条，对女子守寡有专门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徙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这是对女子贞的要求，因此不会出现“里中豪族争求聘”现象的。聶隐娘将军女是不可能与无名少年婚配的，而且全然不顾婚配程序，堂堂将军岂不知“礼法”？《唐律疏议·户婚下》卷十四，尊长与卑幼定婚条明确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隐娘自配婚姻，其行为是骇俗的，也是唐律不允许的。最终她们选择了逃避现实即归隐。红拂的夫贵妻荣也是浪漫的幻想。此外，女侠最后悲剧的发生，还与女侠强烈的人格独立追求有关。她们卓而不群的人生观、价值观颠覆了传统女子相夫教子的的角色定位。最终无法进入伦常秩序，人生无法拥有完美结局。

结语

忠君报国的屈原曾呐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侠女们执着追求的建功立业，担当社会角色，也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悲剧的发生正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无法实现的结果”（恩格斯语）。由于当时唐朝婚姻制度等的原因，女侠最终的命运是悲剧的，同时也带给我们重新认识女侠形象的契机。

注释：

[1]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文中所引用皆出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