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何灌传范文第1篇

论文提要 二郎神李冰地位与崇拜重心的此消彼涨，是官本位与民本位长期斗争的反映。民本位的高涨，使二郎神名声和威望大超李冰百倍，官本位为反击民本位，将ニ郎神打扮成李冰儿子，民本位为了再次反击官本位，乃将二郎神长期供于二郎庙大殿，奉为主神，仅将李冰供于偏殿配享.造成"子掩其父"，颠倒父父子子四字基本原则的矛盾

二郎神是古蜀国王蚕丛，李冰是古蜀国王鳖灵帝

中国人不忘本，故黄帝陵至今有人参拜。蜀人不忘本，故蜀人对老祖宗情有独钟。蚕丛是蜀的化身，因为蜀本来就是蚕虫，一只夸张了眼睛（目）的蚕虫。《诗经》上说：“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蚕为天虫，神圣之物.传说中，黄帝于蜀地娶蜀山氏螺祖为正妻。蜀山氏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剿丝织帛，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这婚姻是以蚕虫为纽带。蜀是蜀人的精神支柱，是蜀人的图腾，是蜀人的宗教，蜀字包孕着深厚的辉煌的文化内涵。北宋蜀人黄休复卷九言:”古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与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蜀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至市居，此之遗风也.”该书卷九.蚕馒头又言’新繁李氏，失其名.，家养蚕甚多，将成值，桑大贵，.逐不终饲而埋之，鬻其桑叶，大获其利。将买肉麦归家造馒头，食之，擘开，每颗中有一蚕。自此灾疠俱兴，人口沦丧。夫蚕者灵虫，衣被天下。愚氓坑蚕获制，有此征报尔”。成都又名锦城，锦，蚕丝所织，蜀与蚕，自古不可分离.，蚕丛为纵目人.1986年蜀地广汉三星堆祭坑出土的精美文物，正是古蜀文明的具体形象载体，其中的纵目人青铜面具，正是蚕丛，正是蜀的代表，正是蜀的化身。李白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开国，特意与以蜀字命名其政权。由于蜀在蜀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使得在蜀的帝王侯们，都要自命为“蜀”。公元前316年，秦军灭蜀后，也不敢抛弃蜀字，秦派秦公子繇通来蜀地作“蜀侯”。三国时，外省人刘备在成都称帝，也称“蜀汉”；五代王建孟知祥在成都称帝，也称蜀（前后蜀）；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政权，叫“大蜀”。以蜀字命名政权，正是为了利用蜀人对蜀的崇拜。

蜀人对蜀的崇拜，也即是对蜀开山老祖宗与庇护神——蚕丛的崇拜。当崇拜蚕丛的祭坛宗庙被入侵的秦军捣毁后（三星堆古蜀国祭祀坑文物有明显破坏痕迹）这种崇拜不会断绝，而是要改头换面继承下去。古蜀人对蚕丛的崇拜与怀念，代代相传。蚕丛的形象，蚕丛行使王权、巫术权、神权的法器神器的形象，口口相待，留在一代接一代的蜀人心灵深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纵目人形象、手持“ ”形兵器的青铜人形象，几件呈“ ”形的大玉璋（兵器）形象，都迥然不同于中原，是古蜀人崇祀的对象与独特的兵器。《越绝书》说，黄帝以玉为兵。黄帝子娶蜀女，此惯例传至蜀。而那高近4米的九鸟青铜神树，正是“射日”神话的证物，且与射猎有关。殷墟甲骨文中有商王一次就征调“蜀射三百”的卜辞。可见商代蜀人善射。

据《蜀王本纪》等书记载，古蜀国王“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可知古蜀国国王们喜欢驰猎，驰猎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是猎犬。而三星堆祭坛最大的青铜面目，正是纵目人。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古蜀人对古蜀开国者蚕丛的崇拜，在秦灭蜀后的高压时期，在“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时期，在“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的时期，至少可以转入地下，转化为对三件具体形象——纵目人、 形玉兵器和射猎用的猎犬的崇拜。

蜀人对这三件物事的崇拜，最终孕育出了一个纵目、带犬射猎、手持 形兵器的神——二郎神。二郎神即蚕丛。道书《灌江备考》上说：“二郎为蚕丛之后，故其目纵。”二郎神额上，正有一纵目。《搜神记》、《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劈山救母》、《二郎搜山图》、《二郎斩蛟》、《二郎神醉射锁魔镜》、《聊斋志异》、《唐三藏西天取经》、《二神传》、《川主三神合传》、《大闹天宫》……等古典文艺作品中的二郎神，正是纵目、带犬（哮天犬）、手持三尖两刃刀的形象。二郎神神通广大，不但治水，还能治病，还能降魔，还能除妖。《西游记》中，正是二郎神放哮天犬将齐天大圣孙猴子擒获的。据鲁迅考证，大禹治水擒获淮涡水怪无支祁，无支祁即孙悟空原型。则二郎神身上，又有大禹的影子。二郎神家在灌口（今都江堰市）大禹家在灌口上游20多公里处的刳儿坪，离都江堰很近，二人的共同点是都是治过水。刳儿坪、灌口是古代蜀人、羌人杂居地。《史记》说：“禹兴于西羌。”《新语》说：“大禹出于西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街头常有打出“专修河堰，包打水井”招牌的羌人，可知从大禹、蚕丛起，治水是蜀人羌人的传统绝活。灌口是都江堰所在地，是二郎神施展治水本领之地，是天府的源头。今天都江堰二王庙（古称二郎庙）内，有“蚕岩”古迹。二郎神从灌口诞生，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川主神庙（二郎神曾被北宋真宗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在不同时空，人们有将二郎神与李冰混为一谈者，直到南宋朱熹，才将二郎神判为“李冰第二儿子”。

唐代，二郎神已威名远播，并出现了“二郎神”词牌名。北宋杨无咎.逃禅词《二郎神·清源寿辰》中写道：“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今都江堰)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北宋川陕节度使张浚，为破夷敌石乞答，亲自到二郎庙中祷神，并获得二郎神之助，取得军事胜利。北宋时，民间对二郎神的崇拜已大大升级。据《宋史》载，“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每年为祭祀二郎神，要宰杀五万头羊。北宋初年都江堰味江河畔王小波李顺起义，李顺装扮成二郎神模样，以增强号召力。

二郎不是李冰儿子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该书又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这种癔测，造成了矛盾，造成了二王庙内长期“子掩其父”的怪事。文革前，作为二郎神家庙的二王庙内一直是二郎神高踞大殿为主神，李冰仅居偏殿配享。

“子掩其父”，按封建社会尊亲孝道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容忍的。抛开朱熹的“父子说”，承认二郎神是比李冰年代早得多的蜀国开山老祖宗蚕丛，则“子掩其父”问题是不存在的。李白《蜀道难》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在暴秦灭蜀以前，古蜀国王朝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即望帝）、开明（即丛帝，也即是鳖灵，也即是李冰）。蚕丛（二郎神）比鳖灵（李冰）早得多，是蜀国的开国老祖宗，当然该居大殿啦。然而，在三星堆古蜀国祭坛及丰富文物未出土之前，有人对此很不解，感到茫然。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璋参观二郎庙（二王庙），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遂发出“子掩其父，得毋紊欤？！”的慨叹。这位外省来的官员，不了解蜀地土著民情，所以开黄腔闹笑话。其实，在蜀地土著百姓心目中，二郎神根本不是什么秦官李冰的儿子，而是古蜀王蚕丛的化身，根本不存在什么“子掩其父”的问题。民间传说孕育出来的二郎神，正史上没有其人其事，更便于附会神化，故二郎神的神话大大超过李冰神话，本领神通也大大超过李冰。二郎神姓赵、姓杨、姓李诸种说法的矛盾抵牾，恰恰说明二郎神无姓无名，很神秘。在1986年三星堆古蜀国祭坛的纵目人大面具未出土之前，人们胡乱猜想，想不出二郎神的原型就是古蜀王、纵目人蚕丛。姓赵姓杨姓李说，都是不懂蜀地土著民情，不懂古蜀国历史的人，杜撰的谬说。而二郎神即蚕丛的说法出来后，姓赵姓杨姓李三种说法长期的争论与相互诋毁，就可以结束了。

据《宋史》载：“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云，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可见北宋时京城的一般男女，已不晓得二郎神的来历，他们对产生于蜀中灌口的二郎神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是茫然的。

灌口二郎神在民间信仰的加深，使封建王朝顺乎民心地多次对二郎神封赠王号。据《龙城录》载：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显应侯”，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南宋时，又封为“显英王”。元至顺元年（公元1130年），元文宗又封二郎神为“承积广惠显英王”。

李冰是古蜀国国王，而不是秦太守

二郎神是古蜀国蚕丛帝，李冰又是谁呢？李冰不是秦王派来的，李冰是古蜀国国王开明帝，换句话说，李冰就是鳖灵。

《史记·河渠书》是最早记载“冰凿离堆穿二江”（即修都江堰）的。该书把“冰凿离堆穿二江”放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郑国治水之前。西门豹治水在公元前440年，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这说明修都江堰是在秦灭蜀之前。秦灭蜀的目的，正是急需粮草等军需物资，去翦灭六国夺取天下.为什么在这急需农产品的时刻秦王朝不马上兴修水利而要等60年以后才去发展农业，兴修都江堰?，按现在一部分人的观点，都江堰是秦灭蜀后过了60余年的秦昭王末年修的，那么都江堰与郑国渠是同时修的。为什么秦史上明确地详细地用140多字描述秦修郑国渠，并出现6个秦字？这段描述包括确切的年代、具体的人物、事件、起因、人物对话、结果。而对同时的功效规模名气大得多的都江堰，只字不提。秦修郑国渠在《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元年》中再次出现，而所有秦史典籍上，一丝半毫都没有秦修都江堰的记载。同时的水利工程，为什么郑国渠写得详细，都江堰写得极简略？秦史上为什么不记载秦修都江堰？急功贪利的秦，到处刻石颂秦的秦王朝，不可能这样谦虚，捡芝麻丢西瓜，在秦史只记郑国渠而不记都江堰。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960多字详细描述西门豹治水，他不可能把西门豹之后近200年的李冰，只用几个字简略记载。

上述事实，只有唯一的解释：都江堰是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时代修的，秦王朝根本没派人来修过都江堰。李冰不是秦守，而是蜀国土著，是古蜀国国王鳖灵（鳖灵说快了就成了冰）。

“守”字的含义，在郡县制未实行的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即商周天子，以四夷为“守”。“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居为社稷之守”，守，又可以泛指统治者、负责人。守的含义，要看守处于什么时代。“冰凿离堆”的时代既然在西门豹之前，在秦灭蜀之前，在郡县制未实行之前，则蜀守李冰不可能是“郡太守李冰”而是“诸侯王李冰。”如果说李冰是秦昭王末年派来的所谓郡太守，是大官，其地位肯定比普通工匠郑国高得多，为什么秦史中竟然只字不提李冰修都江堰而要详细记载郑国修郑国渠？舍官而述民，不符合秦史官本位原则。耐人寻味的是：除《史记》、《汉书》说“冰凿离堆”外，其他有关书籍，包括《风俗通》都不提“冰凿离堆。”而只言开明（鳖灵）凿玉垒山（离堆）。

再说，秦灭蜀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秦史中记司马错向秦惠王论伐蜀，理由是“蜀为天府”得蜀可以“富国缮兵”，为进一步灭楚擢取物质后盾。天府形成的前提是都江堰水利。可见都江堰的开凿，是在司马错率秦军灭蜀之前。在当时战国混战时期，秦不可能在灭蜀以后60多年的秦昭王末年才修都江堰，才创建天府，才为统一战争准备军需物资。太迟了，统一天下的就不会是秦，而是楚或齐了。司马错灭蜀后，又立即率军队在成都上战船，顺流而下去攻打楚国，如果没有“成都二江”，军队怎么行船？要等60多年后吗？等不及了。所以说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是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时代。

古蜀国国王李冰，被歪曲为秦昭王末年的“秦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泰山太守应劭，他在其带神怪小说色彩的《风俗通》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秦昭王时，秦国的水利工程是修郑国渠。应劭却郑冠李戴，想当然地以为都江堰也应是秦昭王时修的。应劭没到过蜀地，根本不了解蜀地民情，而后来的蜀地史学家常琚写《华阳国志》，却与应劭的“秦昭王说”唱对台戏，说是“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是不可能派官员到蜀治水的，这两者的矛盾处，正给后人留下了疑点和争论的“依据”。《华阳国志》把凿玉垒山（离堆）的事，归于鳖灵（开明），而把所谓秦太守李冰的治水事迹，分散到其他地方，远离都江堰的地方。应劭的“秦昭王说”首创李冰为秦守的谬说，引起了后世人长期的迷惑、怀疑与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凿离堆（修都江堰）的，究竟是鳖灵，还是李冰。其实，争论完全可以停息了——因为鳖灵就是李冰，同一个人，异名而已。编年体的《史记·河渠书》把“冰凿离堆”放在西门豹、郑国之前，说明“冰”只能是古蜀国国王，冰即鳖灵。《史记·河渠书》作者司马迁自言曾“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为写《河渠书》，他是到过离堆的，他的话，肯定比应劭可信。司马迁来到蜀地，访问蜀地父老，把父老传说的带神话色彩的荒诞而不雅训的“鳖灵”改用不带神话色彩的同音字“冰”来记录，以保持“正史”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古蜀国史书被秦军烧光，古蜀国的社稷祭坛被埋于地下，无奈之下，司马迁也只有采用蜀父老们的传说了。当地土著发音快，外省人司马迁，难免不会听成“冰”。当代的史学家比司马迁幸运，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和2001年出土的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都是雄辩的实物史料，司马迁没看见过实物史料。三星堆和金沙，有力地证明着都江堰和“天府”早在秦灭蜀国之前就存在。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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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篇“兼论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传世文献中关于漳水十二渠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乐成篇》：

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是说漳水十二渠为史起所创，时间是在魏襄王执政时期，亦即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之间。东汉初班固编纂《汉书》，在《沟洫志》中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稍后崔寔在东汉桓帝初年著《政论》，再一次提到了这种说法。①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史起说”的代表。

《吕氏春秋》载史起指斥西门豹“漳水在其旁”而“弗知用”，可是今本《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却与此截然相反，谓“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汉元、成二帝之间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以“滑稽”之举而惩治巫俗，又兼及其引渠溉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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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地部引佚文，三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张缇绛帷……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豹视之……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皆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

魏文侯是魏襄王的曾祖父，西门豹被任用为邺令是在魏文侯二十五年，亦即公元前421年，①比史起出任邺令要早一百年左右。褚少孙又把灌渠的水源记为“河水”，与《河渠书》的漳水不同。东汉人王充，约略与班固同时，其所撰《论衡·率性篇》述此事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对于邺地田顷的评价与《吕氏春秋》完全一样，但开渠人却由史起换成了西门豹。《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仍然是把西门豹视为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西门说”的代表。

上述两种记载本互不相容，因为《吕氏春秋》不仅把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记为史起，而且还直接指斥西门豹未能浚引漳水灌溉农田。可是西晋左思著《魏都赋》，铺叙邺城景物，在描述漳水十二渠时，却曲为折中，谓“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②，硬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调和成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汉晋人作赋，以大量叠垒排比事项为能事，对于历史事实本不必过分拘泥，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考稽出西门豹、史起二说孰是孰非。对于这样令人费解的旧事，左思如此折中弥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此以后，凡论及漳水十二渠史事者，却几乎无不踵袭其说，把左思作赋所采用的权宜性处理办法，视作固有的历史事实，这是左思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在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记述，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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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一八三九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文选》卷六，一一页，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

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①

其后直至清人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仍旧固持此说。②现今水利史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也都是沿用这种调和的说法，普遍认为漳水十二渠为西门豹所首开。在水利史学界，如王涌泉、林观海等人合著《黄河水利史述要》(1984年出版)、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出版)等，都持这一观点。在历史学界，如杨宽著《战国史》、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等，都是同样处理这一问题．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虽然撰有专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真相，可是他明知两说不可调和，却未能判断孰是孰非，结果仍旧含糊其辞，两说并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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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水经·浊漳水注》，《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案《水经注》下文紧接着就引及左思《魏都赋》述漳水十二渠“墱流十二，同源异口”之句，显然直接受到了《魏都赋》的影响。

② 见《史记志疑》卷一六，八二二页，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奉。

③ 姚汉源《西门豹引漳灌溉》，载水利电力科学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辑，第1版，水利史专辑，73～85页，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二、论“史起说”之不可动摇

“史起说”根本排斥所谓西门豹引渠之说，因此，只要能确认史起首开漳渠一说，就可以得到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我想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文献记载越接近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明确、有力的证据，在两说歧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择取先出的说法，这是治史的基本原则。吕不韦招徕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时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何以会凭空杜撰?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来自九州列国，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国旧民，这些人自应更为熟悉本国旧事。《吕氏春秋》赖“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①像漳水十二渠这样的魏国故事，即应得自魏人所见所闻，因此所记更为可信。

姚汉源先生虽然说史起、西门豹两说之是非不易遽断，但他事实上偏倾于西门豹一说，故谓《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记开凿漳水灌渠事，系因兴修郑国渠遇有阻抑，“有为而发”，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今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岂能肆意无中生有，指是为非，编造满纸胡话?难道包括来自魏国故地的“诸侯游士宾客”全都蒙昧可欺?姚氏的猜想看来有悖于情理。

清人梁玉绳也否认史起开渠说，其理由是《后汉书·安帝纪》和《水经注》的记述都与《史记·河渠书》相同，谓西门豹首开漳渠。案今本《史记》之“西门说”诚然有后世的记述相印证，但前文所举班固《汉书·沟洫志》和崔蹇《政论》的记述，又何尝不能印证《吕氏春秋》的记载?因此这样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否定《吕氏春秋》的记载。

第二，《吕氏春秋》记述史起首开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门豹的为人，而史起则直接指斥西门豹守邺时不知利用漳水来灌溉当地的“恶田”，结果弄得魏襄王哑口无言。西门豹为魏国名臣，其事迹战国时人韩非即屡有称道，②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为人，自然不会不了解他的政绩，若漳水十二渠确为西门氏所开，襄王焉能一无所知?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诳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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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二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见《韩非子》之《难言》、《观行》、《外储悦上》诸篇，一一二页，一一四五页，一一五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第三，《史记》、《论衡》等记西门豹开渠史事，具体情节多与《吕氏春秋》所记史起修渠事契合。如渠道的数目均为十二；再如渠道初开时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获利后又都相与庆贺，即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又如均谓开渠之前魏人行田百亩，邺以田恶独为二百亩，开渠后使之成为膏腴之地(按：《史记》今无行田数额，但《论衡》有之)。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西门豹是一代名臣，除前举《韩非子》、《史记》、《论衡》诸书之外，《战国策》、《淮南子》、《说苑》等书也记有他的事迹，①确实如褚少孙补《滑稽列传》所云，是“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而史起的行止则仅见于开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吕氏春秋》之外，也绝不见载于东汉以前的其他史籍，与西门豹相比，可谓无名小卒。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会把无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伟士身上，而绝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如果说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迹附益成西门豹的功绩，而绝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根据如上三点，我认为史起开渠说根本无法动摇，而确认了这一事实，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门豹开渠的可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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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战国策》魏策一，七七八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间训》，一二九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说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五十五页。按：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谓《国策》、《淮南子》及《说苑》诸书所记西门豹事迹，即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

② 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说，《丛书集成》本，48页。

三、论“西门说”之不足信据

“西门说”最早出自今本《史记》，后人之所以固持此说而不敢置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崇信《史记》的权威性。其实《史记》的记载本身就极为矛盾，《滑稽列传》和《河渠书》所记内容的真实程度也大可推敲。

首先，十二渠的水源，《滑稽列传》记为河水，《河渠书》则记为漳水，二者迥不相同。在唐宋以前，“河水”或“河”一直是特指黄河，史籍中绝无例外；而《滑稽列传》中所提到的“河伯”，则是专司黄河的水神，屈原《九歌》“河伯”一章，吟咏的就是这尊河神。如《九歌》等文献中所见，河伯的游处之地是“九河”、“河之渚”，或是河源“昆仑”，总之都在古时称作“河”或“河水”的黄河干流之中，并非随意到处游荡的散仙。所以《滑稽列传》所记“河水”只能是特指黄河，不可能是漳水的别称或讹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干流曾流经邺县东侧，所以当地会有因“河水”泛滥而为河伯娶妇的习俗。今本《史记》如此矛盾的记载，说明所谓西门豹开渠之说，在产生之初本十分混乱；而如此混乱的说法，则可以说明它很可能缺乏真实的依据，更像是出自后人附益。

那么，是否有可能西门豹确曾开凿过引黄河灌溉渠道呢?就文献记载本身来说，如果用《吕氏春秋》的记载来否定了《史记·河渠书》的西门豹引漳说后，确实并不能排除西门豹有开渠引河的可能，但是从地理形势上来考察，却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假设。因为黄河下游水势汹涌，泥沙含量极高，直接浚引干流，不仅极为容易壅塞，在汛期也根本无法控制住其进水量，必将引起河流溃决改道，所以即使是在后代也决不敢贸然在下游干流上引渠灌溉(运渠因有下行水道，情况不同；另外后代的引黄淤田和放淤固堤也都与农田灌溉性质不同)，战国时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还刚刚兴起，如《滑稽列传》所云，邺县以东的黄河干流时常泛滥成灾，西门豹又怎么能在黄河上引渠?况且《滑稽列传》云秦汉驰道经过西门豹引河十二渠，秦汉驰道在黄河西岸，这里地势西高东低，根本不可能引黄河水西行。

推寻其缘由，西门豹引河之说的产生，当是后人既然把开凿漳水十二渠的功绩附益到西门豹身上，而西门豹又恰恰有在黄河岸边惩治河伯娶妇陋习的事迹，传说当中便把两件事情连缀到了一起，于是“漳水十二渠”也讹变成了“河水十二渠”。

《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史事出于褚少孙所补，此点殆无疑义。褚少孙在补述《滑稽列传》时首先交代说：

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所谓“外家传语”云：“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今余嘉锡先生撰《太史公书亡篇考》，承袭此说，并进一步发挥说：“外者对内言之，古人重其所学，则谓之内。褚先生通《鲁诗》，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故以经术为内，以诸子传记为外也。此外家传语，即谓太史公列传耳。”①然而《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等史传于《春秋》类中，说明秦汉人是把史传视同六艺“经术”，不应将其贬抑为“外家杂说”。

“外家”一语尚别见于褚少孙补《滑稽列传》之东方朔传下：

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

东方朔“依隐玩世”，以好为“奇言怪语”而著称。②褚少孙述东方朔行事，云其“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他自己虽补续《史记》多篇，而独于《滑稽列传》中称“好读外家传语”，并云因此而续补“滑稽之语”，以令后世“游心骇耳”；这说明所谓“外家传语”必与奇闻逸事相关联，其词语或可耸人听闻，其事项却未必尽属史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收录有诸子十家，而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近人姚明煇撰《汉书艺文志注解》，云所谓“可观者九家”，是在十家之中除去最末一家“小说家”，所说甚是。③因为班固在删取刘歆《七略》而编纂的《汉书·艺文志》中，谓小说家者流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故“君子弗为”。所谓“外家传语”，应即此等“街谈巷语”，故往往歪曲附益，以讹传讹，不尽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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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月。按：据本文自序，《太史公书亡篇考》一文写成于1941年。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八七四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见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卷三，一四一页，上海，上海大中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5版。

褚少孙补《滑稽列传》，记有“王先生”助北海太守奏对一事，系于武帝时期。而这实际上是宣帝朝所发生的事情，《汉书·循吏传》中有远为清楚的记载，不容置疑。褚少孙所记，显然失实，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已有所指摘。①余嘉锡先生著《太史公书亡篇考》，虽然竭力辩白人们对褚先生所补《史记》的责难，但是对于这一点也无所置喙。“王先生”与褚少孙几乎是同时人，褚少孙所记尚且如此谬误，足见其所依据的“外家传语”绝非信史，只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齐东野语。

桓子《新论》谓小说家乃“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②《荀子·正论篇》谓宋子自云“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故有《宋子》之作，③而《汉书·艺文志》正把《宋子》收录在小说家下；可见尽管小说家也不乏可观之辞、可采之言，但往往只是摭取道听途说来设为譬喻，用以耸动听闻。这与褚少孙、东方朔所涉览的“外家传语”，何其相似!

《汉书·艺文志》谓除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可与“六艺之术”齐观，说明独有小说一家，与经术相乖违。《汉书·艺文志》又谓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出自宫师，故“犹逾于野”。唐颜师古释“野”为“外野”。小说家虽然也有出自“稗官”之说，但如余嘉锡先生所释，此“稗官”实指“天子之士”，职在“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所以小说家才会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④这与官师传承有绪的其他九家治政之术相比，自然应属“外野”之言，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外家传语”。

既然褚少孙续补《滑稽列传》，所依据的资料本来就是野老传言，不尽可信，那么《滑稽列传》中与《吕氏春秋》等记载相背戾的西门豹开挖引河十二渠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难于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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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志疑》卷三五，一四五六页，北京，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

② 《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四四四页。

③ 《荀子·正论篇》，三三三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④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65～279页，《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至于《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西门豹开渠之说，来源比较曲折，需要从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谈起。

近人崔适在清末所著《史记探源》中认为，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等八书原文早已亡佚，今所见“八书皆赝鼎”，其中自《律书》以下包括《河渠书》在内的六书，“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余嘉锡先生不赞同崔适的看法，但仅断然贬斥之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①未做具体的辩驳。余嘉锡先生固然为一代硕学鸿儒，见识往往过人，但学术之事需要平心静气地加以探究，轻率地嗤笑讥讽并不能解决问题。崔适《史记探源》诚然颇有不经之谈，但是起码就《史记》八书的来源这一问题来说，他的看法却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后人并不都像余嘉锡先生一样看待崔适的见解。1954年，曲颖生先生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一文，②重又补充、发挥了崔适的观点，论证《史记》八书都出自后人补作，其中《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则是直接录自《汉书》相应各志。限于本文的主题，这里仅就今本《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的关系，略事说明如下。

《河渠书》与《沟洫志》前一半文字基本雷同，所以二者之间必然有所因袭，这是人所共见。由于司马迁《史记》纂修在前，班固《汉书》成书在后，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自然是《汉书》因袭《史记》。然而仔细斟酌今本《史记》，其文句有绝不可通者，又有绝然谬误者，假若不是妄人抄录《汉志》以续《史记》佚篇，这些情况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崔适仅断定《河渠书》乃“录《汉书·沟洫志》而去其‘自郑国渠’以下”，未做具体说明。曲颖生先生则是通过比照两书的歧异之处，就其优劣来判断其因袭关系。唯曲氏所论尚有未至肯綮之处，而且如果假定《汉书·沟洫志》成书在后，那么它对于《史记·河渠书》的旧文也理应有所订正，所以仅仅从逻辑上来讲，《河渠书》之劣于《沟洫志》之处，未必就一定是改窜《沟洫志》所致。只有认定其文字之悖谬断非出自司马公之手笔，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比《史书》、《汉志》，可见凡二书有重大歧异之处，均属此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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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页，《太史公书亡篇考》。

② 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12期。

(甲)《汉志》：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上“崔”下“十”]，避沫水之 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史书》：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浪，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这一段内《史书》“通鸿沟江淮之间”，《汉志》作“通沟江淮之间”。鸿沟在河淮之间，未达于江，《史记》作“鸿沟”显然有误。但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见，此“鸿”字很可能是因上文有“鸿沟”而误衍，不一定出自后人改窜，故可置而不论。其他若《汉志》“沟渠甚多”，《史书》作“以万亿计”，也于文义无碍，无需深究。唯《汉志》“至于它”，本是承上启下之语，即谓在汉代以前，除前述以航运为主而兼作灌溉之用的渠道之外，其他专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渠道为数甚多，但不值得一一列举，故下文仅举述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以反映其一时盛况。今《史书》作“至于所过”，则下文所云引水溉田之渠就成了前文自鸿沟至成都二江诸渠，而这些运渠之兼用于溉田，前文既已言之凿凿，何须如此重复?况且前文已一一列举当时所开航运渠道，何以得云“莫足数也”?这样扦格不通的文字，断然不得诬为司马公手笔，必定是后人妄录《汉志》以补《史记》，因不明文义而妄加改窜所致。其牵率所及，又不能不把《汉志》下文“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指引川水开渠溉田)，妄改为“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指引运渠水人灌溉渠道，增益灌溉渠道的水量)，以通畅其说，结果欲盖弥彰，更显出其绝然背戾上下文义。

(乙)《汉志》：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

《史书》相应部分除“其后三十六岁”作“其后四十有余年”之外，其余大致相同。汉兴三十九年为文帝十二年，亦即公元前168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河决东郡”。酸枣为陈留郡属县，与东郡毗邻。颜师古注《汉书》，谓酸枣河决时所溃“金堤”，“在东郡白马界”，说明这次河决的地点是在陈留、东郡二郡之间，可能决口不止一处。《汉书·文帝纪》的记载，可以印证“汉兴三十有九年”河决酸枣一事准确无误。由此下延“三十六岁”，为汉武帝元光三年，亦即公元前132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人渤海”，夏“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瓠子在顿丘、濮阳两个县治之间，所以顿丘、濮阳之间的这次决徙，与《沟洫志》所记瓠子河决当同为一事，足证《汉志》所记信而有据，《史书》“四十有余年”之说则为谬误。河决瓠子，事在司马迁出生之后，而且是汉武帝一朝中的大事，后来汉武帝亲赴现场指挥，才堵塞决口，并在龙口上修筑宣房宫作为纪念。这一事件也是《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所在，故《太史公自序》云“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他又怎能如此含混而又错误地记述其发生时间，却对文帝时河决酸枣一事有准确的记载?必定是妄人取《汉志》以补《史记》时故为造作，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

(丙)《汉志》：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沸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史书》除多出《汉志》列在下文的六辅渠(别称辅渠)并比《汉志》少列成国渠和湋渠，作“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诸川)”之外，其余文字与《汉志》基本相同，只是在末尾多出了“然其著者在宣房”一句话。塞瓠子、筑宣房宫是除水害，而不是兴水利，所谓“用事者争言水利”，讲的都是“穿渠溉田”或“陂山通道”之事，与筑堤障水无涉，何以突如其来地冒出“然其著者在宣房”这样不明不白、没头没脑的话来?太史公何以昏聩至此?这显然是后人在妄自截断《汉志》时，为照应《太史公自序》中“爰及宣房”一语，故施障蔽，岂知反而露出了马脚。

至于今本《河渠书》篇末“太史公曰”一段议论，乃是改窜《太史公自序》而成，曲颖生先生已有论述。①其中如“禹疏九江”等语，全然出于妄人向壁虚造，与前述《河渠书》本文之种种荒唐文字正如出一辙。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今本《史记·河渠书》绝非出自太史公手笔。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凡《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有重大差异之处，都是《汉志》正确而《史书》非妄。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史书》袭取么汉志》的问题，假定今本《史记·河渠书》仍为司马公旧文，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班固对《史记》的修正，似应据有充分的根据。由此可以推断，《史书》、《汉志》记载截然相反的漳水十二渠史事，《汉志》的记载应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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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补续《史记》者同样可以妄作“太史公曰”之议论，如前人论定班固时即已亡佚的《礼书》、《乐书》等篇，今本不仅——具存，而且也都附有此等议论，可见不足以借此论次《史记》诸篇之真伪。

前文已经叙述，《汉书·沟洫志》记载漳水十二渠事，完全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其中提到魏国本行田百亩，邺地因地恶而独为二百亩的情况；《史记·河渠书》则仅简略地记为“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一句话，根本没有提及行田百亩或二百亩的问题。可是刘宋裴驷撰《史记集解》，却引述行年稍早于他的徐广著《史记音义》云：

徐广曰：《沟洫志》行田二百亩，分赋田与一夫二百亩，以田恶，故更岁耕之。

此语显然是针对魏国行田数额而发，然而今本《史记·河渠书》却根本没有与之相应的本文。《史记集解》单刻八十卷原本早巳佚失不存，今所见者皆散附于《史记》当中，已非本来面目。由于《集解》这段话无所附丽，所以就被放在了今本《河渠书》末尾“太史公曰”云云之后(“太史公曰”更未谈及行田数额)，这显然是不得已的办法。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谓《集解》此语当为郑国渠灌区“收皆亩一钟”的注解，但《河渠书》此节同样没有谈及行田数额问题，亩收一钟是高额产量，与行田二百亩更没有任何联系，故泷川氏此言亦不足为训。

徐广作《音义》，自然不会脱离《史记》本文而无的放矢，所以他和裴驷据以作注的《史记》，至少《河渠书》中这一部分内容与今本是大不相同的，其中必然如《汉书·沟洫志》所记，载有史起论魏国行田亩数的议论。只是行文或略有出入，可能未明言邺地行田二百亩，而记为“魏地行田百亩，邺独倍之”之类的话，所以徐广作《音义》要引述《汉书·沟洫志》“行田二百亩”的话来印证这一说法。由此看来，徐广所见旧本《史记·河渠书》不仅没有西门豹开凿漳水十二渠之说，而且它也同《汉书·沟洫志》一样，记有史起开渠的详细经过。

那么徐广、裴驷等所见《史记·河渠书》是否为太史公原文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今本《史记·河渠书》多附有裴駰《集解》，并且不止一处引用过徐广《音义》，特别是篇尾的“太史公曰”之下，也列有一条针对会稽“太湟”的《集解》，内容是引述徐广《音义》所列异文。如前所述，今所见《史记·河渠书》全篇皆录自《汉书·沟洫志》，其“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妄自点窜增饰《太史公自序》而来，而徐广《音义》对此“太史公曰”之语已有注释，说明徐广等所见已是后人妄补的内容。只是最初依据《汉书·沟洫志》补缀而成的《史记·河渠书》，仍一如《汉志》旧文，记有史起开渠的具体经过，却根本没有提及西门豹也曾有过开渠之举。由此再进一步推论，把《河渠书》史起开渠史事改窜为西门豹所为，自当出自徐广、裴驷之后。

在徐广、裴驷之后，之所以还会有好事者来窜改漳水十二渠史事，当是由于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初即附人《太史公书》本文，①其中既然已有西门豹开渠之事，固然与据《汉志》补缀而成的《河渠书》相抵牾，于是便有好事者妄自削足适履，去其扦格。初不知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本不足为信，其所言河水，又与漳水绝然不容相混淆，可惜枉费许多心思，仍旧与《滑稽列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东汉王充《论衡》和安帝诏书中所述西门豹开渠一事，则应与褚少孙一样得自“外家传语”，不会有什么可信的依据。至少与《吕氏春秋》和《汉书》的记载相比，在关于漳水十二渠这一问题上，它并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总结以上论述，我认为基本可以肯定，今本《史记·河渠书》已不是太史公原文，而是后人截取改窜《汉书·沟洫志》而成的赝鼎。退一步讲，即使今本《河渠书》全篇不伪，它所记漳水十二渠史事也肯定不是司马迁旧文，这一点可以从徐广《史记音义》中得到确证。这样一来，根据今本《史记·河渠书》所得出的西门豹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结论，自然也就如同空中楼阁，土崩瓦解。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3篇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部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4篇

在本书的绪论中，作为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与展望，我们将从轮廓上介绍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科学技术的特点与不足；分析水利活动与社会进步和自然演变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进而从历史体验和哲学思考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即人们的水利活动的成败得失，不能只是从其是否符合水本身的规律来考察，而应该把它放在自然与社会共同构成的大系统中来评价；引申出兴利除害的水利活动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的规律性认识；以及水利科学技术史研究今后的主要方向等。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古代，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和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历程中建立了符合自身江河特点、水土资源条件的水利工程体系，形成和完善了水利科学和技术，我们称之为传统水利。传统水利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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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在欧、美等英语国家中，没有与“水利”一词恰当的对应词汇，一般使用hydraulic engineering，或用warer conscrvancy。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进一步认识到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又称作water resources，中国译为水资源，其含义已引申到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俄、法、德文中的表述也相类似。见娄溥礼，水利，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第1685页。

我国的传统水利按照建设的规模和技术特点，大致可以分作3期：大禹治水至秦汉，这是防洪治河、运河、各种类型的灌排水工程的建立和兴盛时期；三国至唐宋，是传统水利高度发展时期；元明清，水利建设普及和传统水利的总结时期。①

一 水利的起源与第一次建设高潮(公元前22世纪至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历经青铜工具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也历经由奴隶制到封建社会的制度大变革，生产力出现了飞跃的进步。此外，秦汉政权的大一统和强盛的国力，对于需要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水利建设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有一批传统水利的大型精品问世，有的至今仍卓然于世。在水利建设的基础上，这个时期水利科学技术也取得较快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活跃的学术争鸣，也有助于科学技术的繁荣。在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制国家时期，中国传统水利技术较之古埃及、古巴比伦，特别是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古希腊略逊一筹，而在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形成东西方交相辉映的局面。中国传统水利的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达2000年之久，并逐步向世界水利科学技术高峰迈进。以下按防洪、灌溉、航运和科技进步等部分，扼要叙述这一时期水利的发展历程。

(一)防洪治河工程的起源与发展

临水而居是人类最初求生存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农耕文明的兴起，对水源更加依赖。但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灾害的威胁，由于居住区域的扩大和农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大禹治水的传说。约公元前22世纪，历史已经进入了原始公社末期，农业进入了锄耕阶段，人们逐渐由近山丘陵地区，移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下游平原生活和生产；这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防止洪水的危害。相传当时黄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洪水灾害，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广大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人畜死亡，房屋被吞没。这时禹继其父鲧治水，他一改鲧堙堵治水的方法，疏导分流洪水，将黄河下游入海通道“分播为九”，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治水的巨大成功。

大禹治水主要采用疏导的方法，那是适应当时人口不多、居民点稀少的社会实际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不能再任黄河在广袤的平原上往返大幅度摆动了，筑堤防洪应运而生。堤防自然是防洪的有效手段。此外，当年在黄河上还有护岸和挑水坝等河工建筑物，也曾在游荡性河段上进行裁弯取直的尝试。然而大量的泥沙堆积在下游河床里，又不断抬高河床，恶化防洪条件。自汉武帝开始，黄河下游频繁决溢。筑堤和堵口是当时经常性的治河工作。这期间，元封二年(前109)由汉武帝主持的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堵口，采用的是平堵法；建始四年(前29)由王延世主持的堵口采用的是立堵法，都是成功的堵口工程的范例。但由于河床高耸，防洪条件恶化，单纯依靠筑堤堵口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至西汉末年，由朝廷倡导开展了关于治河理论的辩论，治河方略林林总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疏导、筑堤、改道、水力刷沙、滞洪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让提出的后代屡有争议的治河三策。他认为完全靠堤防约束洪水的做法是下策；将防洪与灌溉、航运结合起来的综合治理是中策；治河上策是留足洪水需要的空间，有计划地避开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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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魁一、谭徐明，水利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5年。

区去安置生产和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行的非工程措施防洪理论，也包含着躲避洪水的措施在内。这种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努力谋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认识，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东汉初年的王景治河，也是这一时期中值得称道的防洪努力。在王景治河后的800年里，历史文献记载中黄河决溢的次数显著减少，一般都把这一业绩归功于王景。但是由于记载疏略，王景治河的关键技术措施比较令人费解，至今仍是人们有兴趣探讨的历史悬案。

(二)多种类型的大型灌区兴建

农田灌溉在中原地区起源很早，在战国人所著地理书《周礼·职方氏》中，已对全国主要自然水体的分布有概括的叙述。在当年全国的“九州”中，都分布有适于水生物生长的“泽薮”，适于船只航行的“川”和有灌溉效益的“浸”。而人工灌溉系统，则由有蓄水、输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不同功用的各级渠道所组成，称作“井田沟洫”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气魄宏大，无坝引水的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有坝引水的工程如漳水十二渠，蓄水工程芍陂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著名大型灌区。

在今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都是秦统一六国前为了增加统一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而兴建的灌溉工程。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引水工程，至今已成功地运行了2250年，灌溉面积也增加到1086万亩。它是无坝取水枢纽，渠首主要依靠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控制引水，具有灌溉、防洪、放木等多种效益，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在世界上如此规模又有数千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恐无出其右者。晚于都江堰10年，公元前246年秦国又兴建了郑国渠。郑国渠在泾水上，最初是无坝取水，后因河床不断下切，引水口逐渐上移，至民国年间，由李仪祉先生主持，改为有坝取水，即今之泾惠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此后150年左右，在郑国渠灌区里又兴建了与郑国渠齐名的白渠。元鼎六年(前111)又兴建六辅渠，还同时制定了“水令”，我国第一个灌溉管理制度由此诞生。稍晚一些，在今陕西还兴建了引洛水灌溉的龙首渠。龙首渠的干渠以数千米长的隧洞和独特的施工方式而驰名。可见水利建设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灌区建设主要是在黄河以及江、淮流域。随着汉疆域的扩展，灌区建设还远及今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有人认为新疆的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

(三)运河和水运的开创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与中原诸侯争霸，开通了著名的邗沟。邗沟自扬州北上，借助天然水道，直抵淮阴，首次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此外还有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和沟通长江支流湘江与珠江水系漓江的灵渠。灵渠建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灵渠巧妙地利用了湘漓上源相接近的地形特点，修建铧嘴，将湘江一分为二，又劈开分水岭，将南流的一支导入漓江，再配合修建溢流天平和调节航深的斗门等设施，达到了跨流域引水通航的目的。灵渠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大业和促进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建都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为保证首都物资供应和避开渭水多沙迂曲的困难，元光六年(前129)开始在渭水之南修建一条西自长安东至潼关的长达300多里的漕渠。漕渠历时3年建成，最多时每年运粮600多万石，对于维护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区域性的运河建设，为日后全国内河航运网的建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近海海运也有相当成绩，可以东通日本，南达印度和斯里兰卡。

(四)水利科学基础理论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学术空气也表现在水利基础科学理论的蓬勃兴起。秦汉水利建设的高潮，为水利学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首先赋予“水利”一词专业含义，水利成为有关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事业的科学技术学科，而将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的专门人才称作“水工”，主管官员称作“水官”。水利学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学科由此诞生。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以《周礼》、《尚书·禹贡》、《管子》、《尔雅》涉及水利科学技术的内容较多。基础性的理论纷纷提出，主要反映在水土资源规划、水流动力学、河流泥沙理论、水循环理论等方面。

水土资源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资源。《管子·度地》把河流分为五种。《管子·地员》根据相应地下水的埋藏深度、水质及适宜农作物对土壤进行了分类。《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对当时九州行政区的土地和河流湖泊有全面的描述，为自然资源分类统计之始。

在水利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管子·度地》首先提出明渠水流和有压管流运动规律及水跃现象。两干多年前就建立起了明渠水流水力坡降量的概念，对有压管流、水跃等水流现象进行了正确的阐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管子·地员》记载不同的土质和地下水埋深与水质的关系，这里的息徒、赤垆、黄唐、斥埴、黑埴分别是石灰岩、冲积土、黄壤、盐碱土和黑黏土，土质不同而水质不同。晋张华的《博物志》载：“凡水源有硫黄，其泉则温。”记述了人们早期的水化学知识。

秦汉水利建设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与之同时有关水利的记载大批出现，水利的科学技术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河渠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问世，从而确立了传统水利作为一个学科和工程建设重要门类的地位。

二 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与传统水利技术的成熟期(三国至唐宋时期)

魏晋南北朝以黄河为主战场，长达300年的战乱，促使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南方政权则相对稳定，水利取得进展。此后，唐宋时期的500多年中出现了全国范围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水利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灌溉、航运和防洪工程建设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经济一度衰退，而南方继续稳定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遂成定局。同时，唐代社会开放和宋代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历来水利建设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水利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水利技术的高峰，并位居中世纪世界水利技术的前列。

(一)农田水利的发展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

秦汉以前，我国主要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之后，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方扩展。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约公元3世纪至6世纪)淮河中下游成为继黄河流域之后的又一基本经济区；隋唐宋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工3世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经济地位突出出来，其中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在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中当然离不开水利建设。随着经济区的扩展，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太湖圩田水利的发展叫见一斑。

圩田是太湖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的主要灌溉排水形式，至唐末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当时人李瀚的记载，苏州、嘉兴屯田最发达。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圩田是在滨湖和滨江低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形式，四周围以堤防，与外水隔开。其中建有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圩内与圩外水系相通，其间有闸门控制引水和排水，做到“以沟为天”，对天然降水的不均匀起到重要的调节补充作用。北宋范仲淹曾描述当年圩田的规模和技术：“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①类似太湖流域圩田形式的灌排工程，在长江中游的南湖地区称作垸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称作基围。垸田和基围在当地经济开发中，也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圩田外，灌溉工程在全国普遍兴建。创建于唐代浙江鄞县的它山堰是当时著名灌区之一。它山堰是在奉化江支流鄞江上拦河筑坝的引水工程。拦河坝隔断了顺鄞江逆上的海潮，积蓄上游淡水，达到“御咸蓄淡”、引水灌田和向城市供水的目的。唐宋时期，江南一带引水蓄水的灌溉工程相当普遍。公元9世纪初年，韦丹就在今江西北部主持修建598座陂塘，灌溉面积共计120万亩。这一时期灌溉提水机械和水力加工机械有很大的发展。其中用水力驱动的灌溉筒车和主要用于粮食加工的水碾、水磨等，在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二)内河航运网豹建设

内河航运是古代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这一时期在运河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达到我国古代运河工程技术的高峰。

这一时期的内河航运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建成的最著名运河有沟通黄河和海河，北抵涿郡(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隅)的永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唐宋一般称作汴渠)。内河航运网形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汴京(今开封)在汴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商旅贸易、建筑桥梁等之繁盛。因此有人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功过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此外北宋时期运河上的工程建筑已相当完善，特别是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渠化水平最高。运河上建有许多堰埭、船闸和斗门等建筑物，以保持航道水位和调节航深。又利用通江闸引潮水济运。到北宋重和元年(1118)在真(今仪征)、扬(今扬州)、楚(今淮安)、泗(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和高邮等地运河上共建有79座斗门、水闸，“限则水势，常得其平”②，可见当年运河设施之完善。其中双门船闸的布局和运用，已与近代船闸一般无二，比欧洲船闸约早400年。稍后发明了被称作澳闸的具有节水功用的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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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② 引自《宋史·河渠志》卷96，二十五史本(以下所征引的二十五史资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此版本不另加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传统防洪工程技术的成熟

五代以前黄河相对安定，很少有决溢记载。五代至北宋，由于黄河河床淤积抬高，黄河决溢日渐严重。和朝廷政治斗争相关连，防洪方略也存在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北宋关于黄河东流与北流的争论，使防洪斗争更加复杂。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长江防洪也逐渐突出。不过，至北宋，传统防洪技术已趋于成熟，集中表现在宋金元时期纂集的河工技术规范性著作《河防通议》和《宋史·河渠志》中。当时对黄河水文及防汛有形象而准确的命名，并有经验性的洪水预报方法。对黄河水溜形势和与河工修防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说明；对于当年河工测量技术的施测方法有详细记载，对主要工程形制，例如砌石、卷埽、筑堤等方法都有具体规定，对于各种工程所用物料的计算方法都有明确说明。

(四)水利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技术成就

这一时期基础理论的进步主要反映在水利测量、河流泥沙运动理论以及洪水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等方面。北宋年间水位测量已在各地采用，并据以推算流量。在多沙河流的泥沙运动方面，已总结出改变河床断面将对输沙率产生影响，以及引入清水将提高多沙河流的输沙能力等规律性认识并已在实践中应用。在地形测量中，至迟在唐代已实际应用水准测量仪。此外，宋金时期对汛期水流特征和涨落规律，也有形象的规律性描述。

这一时期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等工程技术普遍有所创新，并达到传统水利技术高峰。传统治河工程中以埽工技术最重要，宋代已经成熟。当时的险工由埽捆构筑。埽捆是用树枝、薪草等软性材料分层平铺并夹以土石，再卷裹捆扎而成。为抵抗水流冲力，一般体积较大，需要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在统一指挥下施工，推放到指定地点，并加以固定。一个险工往往需要几十个埽捆重叠排列而成，长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埽工按其形状和功用不同而有鱼鳞埽、磨盘埽、凤尾埽以及约、马头、锯牙等名称。埽工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尤其适用于多沙河流上的传统河工技术。在运河工程中，已普遍使用堰埭升船机和船闸。唐宋两代出现多种类型船闸，主要有引潮闸、节水澳闸和多级船闸。其中二级船闸的布置和运用已与现代二级船闸一般无二。我国船闸技术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比12世纪在荷兰出现的船闸早400多年。农田水利方面，不仅引水、蓄水、提水工程技术有重要发展，而且利用多沙河流的水资源和泥沙资源进行放淤灌溉和改良土壤也卓有成效。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政府大力推行放淤，短短几年间放淤面积达到5万顷以上，并有总结性专著出现。此后放淤和淤灌在北方各省民间流传下来。

这一时期水利的管理也有长足进步。现存最早的全国水利法规，当数唐代制定的《水部式》。内容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磨设置及其用水管理，航运船闸和桥梁的管理维修，渔业及城市水道管理等，这是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全国性法规。此外某些行业还有自己的单行规定，例如江南圩田有定型的管理体制，“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伍，上下相维如郡县”①。而各个灌区自己又有适合本灌区气候、种植、水源、习惯的单行灌溉制度，甚至远至新疆，都不例外。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对于兴修水利特别重视，熙宁二年(1069)曾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中央政府为促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而颁布的政策性法令，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入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对于推动农田水利高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洪方面，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是金泰和二年(1202)颁布的《河防令》，它是在宋代治河法规基础上制定的。此外在秦九韶所著《九章算术》的例题中，有测量降雨降雪量的测量器具和计算方法，可惜到明清时代，这种工程数学未能继续得到重视和发展，致使水利建设和管理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定性或经验性定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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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瀚：《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21，四部丛刊本。

三 水利建设的普及和传统水利技术总结期(元、明、清时期)

本期社会相对安定，少有长时间战乱，成为水利稳定发展的客观条件。水利工程以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而显赫史册。确保漕运使这一时期的黄河防洪工程建设和管理面临更为严峻的困难。滨海(江)沿岸地区防御潮灾的工程——海塘在明清时期有大的发展，最著名的是浙东钱塘江的重力结构的鱼鳞大石塘，建成迄今300多年一直捍卫着浙江东部濒海平原。灌溉与排水工程向边疆和山区继续发展。两湖、闽、广等地灌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促成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衰败，管理混乱，阻碍了水利的进步。总地看来，元明清三代传统水利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但总结性水利科学著作相当丰富。明清之际和清代末年曾一度引进西方水利技术，但尚未得到普遍应用。

(一)京杭大运河的创建与衰落

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其间的交通联系是维护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复唐宋汴河的老路则嫌过于迂回曲折，元初曾一度奉行海运，但安全是个困难问题，于是，开凿北京直达杭州的运河航线成为当务之急。元初即由大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论证海河水系的卫河、黄河下游和淮河泗水沟通的可能性。为此曾进行大范围的以海平面为基准的地形测量，证实跨越山东地垒的京杭运河的方案可行。于是从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一一今山东济宁至东平的一段，以后又向北延伸并与海河水系的卫河贯通。至元二十八年(1291)到三十年(1293)又由郭守敬主持开通今北京至通县的一段，明清相继开洳河、中河使运河进一步脱离黄河。至此，大运河南接江淮运河，航船可以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由杭州直抵北京，并在此后500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长达1800千米的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项杰作。不过，两大难题始终困扰着运河的畅通。一是水源问题，特别是山东段运河水源尤其缺乏。当年主要依靠引汶水和泗水济运，并为此修建了一批闸坝工程，以节制水量。此外，又在南旺分水岭南北的运河上修建了30多座船闸，以调节航深，集中体现了运河建设的工程技术水平；二是运河穿越黄河的技术困难。由于黄河河床的不断淤高，自18世纪末叶以来黄河涨水时期对运河的倒灌和淤积成为京杭运河的痼疾。历代为此作了不少改进，修建了一批闸坝进行控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随着黄河河床的进一步抬高，局面又继续恶化，最后成为运河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黄河系统堤防的建设与确保漕运前提下黄河防洪的困境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位居世界诸大河之冠，含沙量过高造成下游河床的淤积，给防洪带来许多困难。自汉代起，就有人提出，能否利用黄河自身的水流冲刷下游河床淤积以改善防洪。但后代并未能就此探讨出可以实行的工程技术方案。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由当时主管防洪的总理河道潘季驯总结前人的认识，系统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理论以及实现这一理论的实施方案。这是一个系统堤防工程，由缕堤、遥堤和格堤、月堤所组成。其中缕堤靠近主流，意在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便于冲刷河床积淤。遥堤在缕堤之外二三里的地方，为的是洪水盛涨，越过缕堤时，防止洪水四处泛滥。此外为了防止特大洪水冲坏遥堤，还在某些地段的遥堤上建有溢洪坝段。“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但潘季驯的理论还只限于定性的分析，在复杂的黄河防洪中，他所设计的一系列工程措施虽然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并未达到刷深河床，解决防洪难题的目的。至于近代泥沙运动理论则在20世纪由欧洲科学家陆续提出，而“束水攻沙”的实现还有待来日。

然而，黄河河床的抬高不仅增加黄河本身防洪的困难。当年黄河在淮阴一带夺淮人海，黄河河床和水位的抬高形成对淮河的顶托，不仅使淮河洪水宣泄困难，并逐渐在淮阴以西造成了一个洪泽湖，最后，还将淮河人海流路淤塞，而压迫淮河由三河闸改道入江，简直使淮河成为长江的一个支流，防洪还受到南北大运河的牵制。那时由于向东入海的黄河与南北向的运河交叉，运河一度依赖黄河的水量补助，又惧怕黄河的泛滥和淤积。及至清代道光年间，在今江苏淮阴黄河和运河交汇处，几乎成了航运的一个死结。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本来相对平静的长江与珠江的洪水与防洪问题也逐渐加剧。明清两代也是江浙海塘防潮工程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康熙至乾隆的百十年里。其间兴建的鱼鳞大石塘，表现出古代坝工的最高水平，有的至今仍巍然屹立。

(三)农田水利的普及与发展

元明清三代政权相对稳定，农田水利形成平稳发展局面。元代统治阶级的游牧生活逐渐被内地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同化。当年曾专设“都水监”、“河渠司”等水利机构，推动水利建设，并一再颁行《农桑辑要》等农业技术书籍，指导农业生产。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农田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全国范围共兴建“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①。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主要由地方或民众自办，以小型为主，大型工程少见。由政府或军队主持的农田水利项目则以畿辅营田(今河北省)声势最大，为的是促进京畿地区农业发展，以减少每年大量的南粮北运的负担。但在北方兴修水田，因受水资源量的限制，难有大的作为。随着巩固边防的努力，边疆水利有较大发展，其中清前期的宁夏河套灌区建设，清代中后期的内蒙河套灌区和新疆地区灌溉等成绩显著。沿海的台湾、福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这一时期取得重大发展。

(四)水利科学技术的总结性著作大批涌现

这一时期水利规划理论有所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以明代潘季驯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系统堤防的实施，使传统的治河堤防工程技术发展进入高峰。

明清以来大批有关水利工程技术、治河防洪的专著陆续问世。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设置了水利专业志!漕运志作为新的专业志种在明清的水利专业志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现存的古代水利文献大多是这一时期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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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年。

在防洪治河工程技术方面，明代隆庆年间总理河道大臣万恭著《治水筌蹄》，对于运河工程技术和管理有精到见解。在治黄思想上，首先提出“束水攻沙”和“以堤治河”的理论认识。之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治河名臣潘季驯编著的《河防一览》，深化了“束水攻沙”思想，提出“蓄清刷黄”和放淤固堤等策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多沙河流泥沙运动规律和治理方略，他的治河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塘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总结在清代也进入高潮，代表作有乾隆年间方观承的《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的《海塘录》。

农田水利方面的专著中最著名的有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乾隆年间官修的《授时通考》，对于各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尤其是对灌溉和水力机械记述尤详。地方性农田水利专著如清代吴邦庆编《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和徐松《西域水道记》，分别是研究海河流域和新疆水利的重要著作。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和沈[“??”的上半部+山]《吴江水考》等是太湖水利的代表性著作。专门记述工程的专书如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清王太岳《泾渠志》、王来通《灌江备考》、王全臣《大清渠录》、程鸣九《三江闸务全书》等。

运河及漕运典籍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以运河河道为主的专业志，内容包括运河工程沿革、水源和工程管理、水政管理规章制度等；以漕粮运输为主，记载漕运制度、漕运仓储、漕运管理法规等内容的专业志和资料汇编性质的文集；河漕兼容的综合性专著，著名的有明代谢肇涮《北河纪》、王琼《漕河图志》，清代有陆曜《山东运河备览》、张伯行《居济一得》等。运河、漕运还蕴含许多有关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内容。

此外，编年体的资料汇编性著作有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黎世序《续行水金鉴》等，收入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封建社会后期的水利建设，既没有战国秦汉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宏大气势，也没有唐宋时代的技术先进和管理规范，尤其是与同时期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相比，逐渐相形见绌。这种停滞状态酝酿着新的变革与突破。总之，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停滞，基本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相联系的。

四 传统水利科技的特点与不足

在古代4000年治水活动中，我国传统水利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长时间的先进地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不仅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科学技术体系。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传统科学技术比较重视理论问题有所不同，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重视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实践经验，而疏于理论概括。明末清初著名的历算学家王锡阐曾指出：“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①即专讲怎样去做，而不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理论隐含于方法之中。经学家阮元在编写古代科学家传记时也认为，传统科学“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②。当然科学技术的进展没有理论思维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科学技术的理论总结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从总体看来则仍然显现出主要是经验性或描述性的科学形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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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

②清·阮元：《畴人传》卷46，商务印书馆。1955年。

其次，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又一显著特点，即重视从整体上认识研究对象和重视对象与相关事物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而当研究农学时，《吕氏春秋·审时》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主张把农学放在气象、土壤、耕作普遍联系的环境系统中去研究，从总体把握局部。在水利工作中，“治河之法，当观其全”①，同样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科学则侧重分析和分解。长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轨迹就是将整体的复杂系统分解成各个部分，把运动的现象作为相对静止的来处理，复杂的现象从而得到简化。这种思维方法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处理线性问题，当科学进一步发展之后，必将在其统一性方面寻找新的突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学、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且认为，“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②”，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

辩证思维是我国传统科技又一重要特征。特别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最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例如在黄河防洪建设中，为防止堤防决口，宋、元、明三代大都以分流为主导思想，认为只有在上游分流以适应河道容蓄的能力，才能防止洪水决溢。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黄河善决善淤善徙特性的关键是河水含沙量太大。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既减少输水能力，又增加防洪的困难。于是，他总结前人的合理主张，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他反驳上游合流将增加下游防洪困难的论点，认为合流固然会增大下游洪水流量，但流量增加了，河水流速会相应提高，并同时提高了冲刷河床淤积的能力。只要河床加深了，防洪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③阐明了合与分，冲与淤之间的辩证关系，成就了治河理论上划时代的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某些西方科学家还认为，这种辩证思维对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的弱点则表现为理论概括不够，定量分析不多和实验观测少。⑤

我国古代的水利著述甚丰，仅水利专著就有500种以上。但这些著作多为建设实录，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类似战国时代的《管子·度地》对水流运动规律和土壤特性的归纳，宋元时期的《河防通议》对河流水势、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规范之类的理论著作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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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卷2，上阁下书，转引自韩仲文《潘季驯年谱》。

②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

③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河工告成疏》卷8，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年。

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s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⑤ 郭涛，中国传统水利的特点及其停滞，中国水利，1989年，第3期。

定量分析较少，即使类似潘季驯《河防一览》、靳辅《治河方略》这样的大家著述，对传统水利的认识也停留在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上，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趋势的描述，未能应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数学进行量化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公式。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于水利工作中不重视数学和测量的应用曾有中肯的批评。①因此，应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知识，探讨散见于浩瀚古籍之中的治水实践的科学内涵，并进行系统归纳，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实验观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为探寻自然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而进行的系统实验。而在我国古代进行实验观测的事例十分罕见。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鉴定，既不能对工程实践的结果进行预测和总结，也不能通过实验归纳上升为理论认识。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5篇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唐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出现了一大批的留学僧，他们在中国不仅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还对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吸取汉文化的精华，回国后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势变迁，唐宋两朝的留学僧有着明显的变化，其留学方式、留学目的、留学性质、回国时带回本国的物品及回国后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入唐日僧圆仁和入宋日僧然在这一时期具有其代表性，圆仁是随着日本组织的最后一次，即第18批遣唐使团来到唐朝，而然则是第一个入宋日僧。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虽不足以代表整个唐宋时期大的转变，但也反映了中日佛教交往的一个侧面，并希望能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圆仁与奇然生平简介

圆仁(794－864)，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生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示寂于日本清和朝贞观六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终年71岁，后来被庆贺天皇赐予“慈觉大师”的谥号。他15岁时到京都滋贺县比睿山，师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勤学苦修。至仁明朝承和四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由义珍和尚推荐，众僧拥戴，获得入唐请益资格。第二年(时年45岁)6月13日(公历7月2日)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于从博多出发，于7月2日(公历7月30日)到达中国扬州海陵县桑田乡栋梁丰村。直到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12月14日，圆仁带着万分失望与渴望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到日本故土为止，在近十年中，经历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位皇帝，足迹踏遍了中国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个省、二十个州府、三十五个县所在的广大区域。并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内容涉及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时令、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以及中日朝三国的许多层面，这些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记载，不仅可以弥补我国正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以纠正许多正史所存在的错误，是一部难得的兼具历史与文学的著作。

然(938－1016)，平安时代中期三论宗东大寺的僧人。俗姓藤氏，平安城人。自幼入东大寺学习梵语，后来跟随东南院的观理学习三论，又跟随石山寺的元呆学习密法。天德三年(959年)受戒。永观元年(983年)八月，搭乘宋商陈仁爽等回国的船只入宋，是第一个入宋日僧。抵宋后，先后参拜了天台山、五台山，到达汴京时，受到宋太宗的召见。然“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并回答了皇帝的敕问。之后宋太宗赐其紫衣，授予法济大使的称号。其入宋的整个时期受到了朝廷无微不至的优待。于宋雍熙三年(986)搭乘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船回国，并将模刻西华门外圣禅院的印度优填王所刻释迦如来像，十六罗汉画像，印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五千余卷及新经四十一卷等带回日本。关于然在宋的活动情况，从1953年在京都清凉寺的释迦像胎内所发现的《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兵瑞像造立记》可以清楚地了解。然回国后，广泛传播从中国带来的佛教文化，并拟仿中国五台山模式，修建大清源寺，供奉释迦宝像。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未果，于1016年所愿未遂而亡。后由其弟子盛算将其带回的大藏经捐献给了法成寺，将释迦像安置于五台山清凉寺。

二、圆仁与奋然入华之比较

1、入华背景分析：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个兴盛期的出现，是与中国历史出现了整体文化的黄金时代相一致的。由于自太宗以后，唐朝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宽容政策，使得佛教在初唐即呈现出繁盛景象。不仅高僧辈出，学者如林，在求法和译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成就、贡献；而且佛教的派别也逐渐开创，净土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在教义、修行等方面都已有一定的影响，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也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先后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大量的僧侣，圆仁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入唐学习。而到了宋代，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陷入了低谷，佛教在教义及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唐代，已开始走向衰落。日本方面，10世纪后，采取了保守的锁国主义政策，致使“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尤其是以延喜年间(901－923)为开端，禁止一般日本人出国，停止由中央政府差遣唐物交易使，贸易管理事务移交大宰府办理，对于中国商船赴日也采用“年纪制”的办法加以限制。日本政府在这一政策上的变化，不仅使入宋留学僧的人数大减，而且也加大了两国之间交流的难度。处于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受到末法思潮的影响，导致了追慕先贤，憧憬、朝礼灵场圣地之风的盛行，日僧入宋的目的只不过是朝拜祖师和前辈佛迹。而中国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横亘华夏的四大名山、道场就成为佛教徒朝礼的圣域。商然就是受到这一影响而入宋的。

2、入华性质分析：主要是从官方到私人性质的转变。圆仁是由日本政府挑选的，以“请益僧”的身份随同日本政府组织的第18次遣唐使团到中国的留学僧，因此其留学的费用，全部由日本政府负责。据《延喜式》卷三十载：“入唐大使，六十匹，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副使，四十匹，绵一百屯，布一百端。……留学生、学问僧，各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可以知道政府赐给留学僧的财物，几乎与遣唐副使相等。若留唐日久，钱粮匮乏，还可以派使者回国请求衣粮，再由日本朝廷托人带回物品。总体来说，入唐留学僧属官派性质，是由政府资助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太艰辛，不仅可以得到日本朝廷的资助，也经常得到唐政府的帮助。然入宋，与经国家精心挑选随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圆仁不同，既没有相应的管理和组织人员，而且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物资，如船只、衣食等，对此在其渡海宏愿中也有所提及，“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永观元年(983)八月，“日本国僧商

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搭乘的是宋商陈仁爽等回国的船只，其归国时也是随商人船只而返，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然入宋的偶然性和私人性。到宋后，“太宗召见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虽得到了宋朝的优待，并且“求诣五台”时，宋朝亦“令所过续食”，但仍不能改变其入宋的私人性质。

3、入华目的分析：主要是求法到巡礼的转变。入唐日僧的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法，圆仁亦如此，其先于扬州开元寺从宗睿学习梵语，从全雅受金刚界诸尊仪轨等大法；后携延历寺未决疑义三十条欲赴天台山求教，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释，但未获朝廷许可。遂伺机脱离遣唐使一行，毅然滞唐，以得机巡礼五台。开成五年(840)，北上参谒名师，从志远修习天台教义，抄写天台典籍，并受五会念佛法等。后又从长安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义真、玄法寺法全等受金刚界、胎藏界、苏悉地三部大法灌顶，从宗颖习天台止观，从印度僧宝月修习悉昙等。而且，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求法僧”一词，更加明确其入唐的目的――求法。然入宋目的，不若圆仁是为了学习佛法或请教佛法中的疑难问题而来，而是为了巡礼和朝拜圣迹，是为了消除“罪障之身”，即为修行而来的，正如然自述的渡海宏愿所称：

然天禄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然愿先参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愿次诣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若适有天命，得到唐朝，有人问我，是汝何人，舍本土朝巨唐，有何心有何愿乎。答曰，我是日本国无才无行一半僧也。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其与义藏入宋还有另一目的，那就是修建一座大伽蓝，这从释迦像胎内所发现的“义藏、然现当二世结缘手印状。”

可以清楚了解到。即“是故点定爱宕山，同心合力，建立一处之伽蓝，兴隆释迦之遗法。”虽然，然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经卷，但这只是因宋代活字印刷术的使用，降低印书的成本，使大规模印书成为容易的事情，并未在经书的内容、种类上有较大的改变。

4、入华成果及回国后的影响：主要是弘扬宗派与建寺造塔的不同。圆仁于承和十四年回国时带走佛教经典585部794卷，其中包括新译密教经典240卷，许多是空海未曾请入的经典。此外，还有两界曼荼罗、高僧真影、佛舍利、法具等。归国后圆仁在比睿山建立总持院，开设灌顶坛，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的发展。他还在比睿山建法华三昧和常行三昧堂，确立法华三昧、常行三昧制度，传五台山竹林寺五会念佛，为中国净土宗传入日本之滥觞。然回国时带有模刻西华门外圣禅院的印度优填王所刻释迦如来像，十六罗汉画像及印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五千余卷，新经四十一卷等。由于其立志建一大伽蓝，入宋就后处处观礼佛塔，关注造塔技术和雕刻技术，描绘宋朝新旧佛塔塔样，在他残留很少的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却非常多。其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中旬北上汴梁途中，在应天寺观赏钱仲堪所舍十万贯钱重修的“八角八重塔”及寺。另外，还有“造益州福成寺八角十三重塔样”的记载。在其有关佛寺仪轨的记载中，包括建筑格局、佛像安排、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设置等，都对日本后世佛寺的建造有重大影响。《小右记》中记载的987年然带回的七宝合成塔就是仿宋样式而做，影响至今，日本现在安葬骨灰普遍在寺院造类似的小塔。虽然然建寺造塔的愿望并未由他亲自实现，但宋朝的建筑技术和造型艺术传到日本，然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对后世寺院建筑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他建寺造塔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