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基础范文第1篇

时至今日，虽然论述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问题的国内文献甚多，但学界至今尚未提出逻辑严密的预算会计概念框架。事实上，主要由于缺乏反映预算循环的支出周期概念，目前关于预算会计概念框架的认知存在明显误区，许多文献把财务会计要素与预算会计要素以及两者的信息结构混为一谈。这些文献也没有清楚意识到良好的政府会计需要双重方法：一方面通过预算会计提供与支出周期各阶段交易相关的信息用以监控预算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财务会计提供现金信息或应计信息，主要用于报告和披露政府财务状况。由于认知上的误区和盲区，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会计改革(主要线索是引入应计会计基础)产生的示范效应，关于在我国引入应计会计基础的呼声日益增多，而以支出周期为主线扩展预算会计核算范围这一更为紧要的核心改革命题，似乎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本文认为，用以刻画预算循环的支出周期概念理应是构造预算会计框架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信息使用者才能获得一幅幅有关政府预算运营(budgetaryoperation)的连续画面和完整图像，为有效监控预算执行过程、管理财政风险、改进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和强化受托责任(publicaccountability)带来极大便利。循此思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命题和战略次序是：以支出周期为主线构造全面的预算会计；只有在这项改革完成以后，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变革才是适当的。

循此思路，本文第一部分界定了预算会计适当的信息结构，它完整覆盖支出周期的拨款(授权)、承诺(支出义务)、核实(应计支出)和付款(现金支出)四个阶段的交易和相关信息。第二部分运用支出周期概念分析预算过程的循环性质，解释为何预算所固有的循环特性和关键性的预算事项，需要对应于支出周期的信息结构才能被恰当地刻画。第三部分讨论基于支出周期的预算会计框架，应具备什么样的账户结构以及所应采用的基本核算方法。第四部分讨论预算会计要素与财务会计要素的差异及其原因，阐明为何不能以财务要素作为构建预算会计概念框架的理由。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五部分提出了现阶段我国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命题与战略次序。论文的最后部分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预算会计的信息结构

要准确界定预算会计的适当信息结构，首先需要弄清楚两个相关的基础性问题：(1)预算会计的目的和功能是怎样的？(2)政府预算的特性和运营流程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才能被恰当地刻画？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关于预算会计的目的和功能，官方的正式提法是“核算、反映、监督政府预算执行”。(1)这一定位也被学界普遍追随，认为“预算会计是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核算、反映、监督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一种专业会计”(张月玲，2003)。

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将预算会计定义为监控“预算执行”的政府会计，很容易诱发一个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结构：让人误以为预算会计只是记录和追踪“预算执行”阶段的信息。由于“预算执行”限定为立法机关批准预算(使预算成为法律)以后的行为，以上定义就将预算准备阶段发生的一个极为紧要的“拨款授权”(立法机关“批准”预算的本质)信息，先验性地排除在预算会计的信息结构之外。

那么，适当的预算会计信息结构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求理解预算的实质和预算运营所固有的循环特性。众所周知，预算的重心在于公共支出管理。与私人部门不同，公共部门的开支受制于许多约束才能最终实现。这些约束首先来自预算授权和依据授权进行的预算拨款。一般地讲，在民主与法治社会中，如果没有明确的预算授权，就不可能有实际的公共支出。预算授权不仅赋予政府和支出机构合法开支公款的权利，而且也是公共支出控制(合规性控制)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2)除了明确的授权和拨款外，公共支出还须受承诺(支出决定)的约束——没有承诺(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便不可能发生后续的支出。承诺之后尚需经历核实(对供应者交付的商品与服务进行核实)阶段，公款才能最终流向商品与服务供应者，形成付现(payment)意义上的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的这个复杂流程可以简洁而贴切地用支出周期(expenditurecycle)概念来描述，而拨款(appropriation)、承诺(commitment)、核实(verification)和付款(payment)构成支出周期中此消彼长、相互继起的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见下页)。

与图1所示的支出周期概念相适应，一个有效而实用的预算会计信息结构应覆盖四个基本的会计要素：拨款、承诺、核实和付款，每个要素构成一个特定的预算账户(budgetaccounts)。事实上，政府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一系列预算账户来记录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这些账户均在每个预算年度之初开启，并且在年度结束时结账(因而年末不存在余额问题)(徐仁辉，2001)。

图1支出周期及其构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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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运营与支出周期

现在我们讨论前面提及的第二个问题：政府预算的特性和运营流程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才能被恰当地刻画？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理解预算运营所固有的循环性质外，还需要明确理解在各主要流程上的关键性的预算事项(交易)。

正如图1所示，拨款、承诺、核实与付款构成支出周期的四个阶段和预算流程的关键环节，政府预算就是在这个流程下完成一个又一个循环。从形式上看，公共预算的突出特性就是其循环性质：一个循环结束，下一个循环就开始了，通常少有停顿并年复一年在相同的路径上行进(AllenSchick，2002)。

一般地讲，每个国家都需要在管理流程之外建立预算运营(operation)流程，用以追踪预算过程各个阶段的交易信息，确保对整个预算过程实施全面的财务合规性控制。在现代法治社会里，预算运营流程起始于立法机关批准预算(实质是支出授权)，期间经历支出承诺(commitment)和核实(verification)两个阶段，终于对商品与服务供应者的付款(payment)，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支出周期。因此，几乎从直觉上即可断定：支出周期是刻画预算运营流程的最为贴切的概念，也是构造预算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3)

支出周期概念的建立及其构成阶段的划分，不仅准确刻画了预算运营的循环性质，而且为建立和实施预算过程的财务合规性控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一般地讲，只有依托支出周期概念构造预算会计的概念框架和核算框架，才能同时提供用以监控预算执行过程的最有价值的前向信息(授权、承诺和核实阶段信息)以及用以实施事后审计的后向信息，以确保对预算运营的各个主要阶段实施基本的合规性控制。

支出周期概念不仅是对预算运营流程实施合规性控制的基础，也为准确定义预算会计(budgetaryaccounting)功能与信息结构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发达国家中，预算会计的细节因会计制度不同而不同，但共同的阶段通常包括拨款(法律机关指定的支出机构在财政年度内可获得的金额)、拨款分配(预算当局向下属机构分配拨款授权)、承诺和付款(A.普雷姆詹德，1996)。这些信息清楚而准确地刻画了预算运营流程的动态和连续的画面，使得借助预算会计将公共组织的活动和公共资金流动一一呈现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作为政府会计的核心组成部分，预算会计应被准确地定义为“追踪拨款和拨款使用”的政府会计(SalvatoreSchiavo-CampoandDanielTommasi，1999)。

三、预算会计要素与财务会计要素的比较

国内学界关于政府会计与预算会计框架的讨论大多是围绕财务会计要素(financialelements)展开的。根据会计基础的不同，财务要素(报表要素)可区分为现金基础和应计(权责发生制)基础(accrualbasis)下的财务要素。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2000)界定了现金基础政府会计的三大会计要素：现金收款(cashreceipt)、现金付款(cashpayment)和现金余额(cashbalance)三大会计要素；在应计会计框架下为公共部门确认了资产、负债、净资产/权益以及收入(revenue)、费用(expense)五个要素。由于现金基础会计的局限性，一般地讲，政府会计的信息结构应覆盖到更大的范围，特别是当公共管理从注重合规性目标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绩效(performance)目标、从现金管理扩展到资产负债管理以后，现金信息的局限性(滞后、狭窄和易被操纵)越来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为代表的一批OECD国家相继引入应计会计基础，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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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预算要素与财务要素的比较

从会计基础扩展为应计基础的努力虽然大大扩展了政府会计传统的(现金)信息结构，但即便如此，应计基础下的财务要素仍然未能覆盖基于支出周期概念的预算要素(budgetaryelements)：拨款(对应预算授权而非资金划拨)、支出义务(对应承诺)、应计支出(对应核实)和现金支出(对应付款)。表2显示了预算会计所记录的“预算要素”与财务会计所记录的“财务要素”的差异。(4)

由表2可知，除了现金基础下的“现金付款”这一财务要素与“现金支出”这一预算要素相同外，其余所有的财务要素都不能覆盖支出周期中上游阶段的预算要素。这种差异清楚地表明：将财务要素(更一般地讲是在财务会计框架内)作为讨论预算会计概念框架和信息结构的逻辑起点，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预算要素与财务要素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答案在于：“预算”与“财务”以及相应的“预算信息”与“财务信息”，原本就是两对虽然相关但却存在本质差别的概念，现实世界中的“预算系统”和“财务系统”的特性也是如此。两者的根本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

1.未来导向和历史导向

历史导向和未来导向是预算与财务的根本区别之一。预算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在多用途之间进行资源分配的财务计划。财务报告则是以回顾的形式，根据一个组织的经济状况和绩效来记录“已经发生”的财务交易和事项的结果。预算事项远在财务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发生，并且由于其固有的重要性而需要在会计上进行记录。预算会计就是记录这些先于财务结果的交易与事项的平台。历史导向和未来导向的差异不仅意味着预算要素一般不能满足财务要素的确认标准，也清楚地表明：基于支出概念的预算会计对交易和事项的记录时间，通常早于基于财务要素的财务会计所记录的时间。举例来说，虽然应计基础将记录交易的时间从“现金收付”提前到“权责发生”阶段，但仍然不能记录在预算运营上游阶段的“授权”和“承诺”，因为预算授权和承诺(支出义务)通常并不满足“负债”的确认标准。(5)

2.预算执行控制与财务状况披露

预算系统与财务系统的基本功能也是不同的。预算系统的重点是在支出层面实施可靠的“预算执行控制”，以确保公款的取得、使用和使用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意图和要求。相比之下，财务系统的重点在于通过准确记录和报告交易与信息披露报告实体的“财务状况”。两个系统在基本功能上的差异，客观上要求在财务要素之外建立相对独立的预算要素，即与支出周期各阶段交易相对应的拨款、支出义务、应计支出和现金支出，以此构造相对独立于财务会计的预算会计框架，以满足预算执行控制的需要。

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预算会计要素中的“应计支出”要素。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核实阶段并未发生实际的现金支付与资源消耗，现收现付制(现金基础)会计和成本会计无法提供这一信息。那么应计基础会计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应计会计记录交易的时间正好处于核实阶段：在此阶段，承担支出的责任或取得收入的权利已经发生。既然对商品与服务交付的核实表明“权”、“责”已经发生，采用财务要素中的“费用”(expense)代替预算要素中的“应计支出”(accrualexpenditure)不是很合适吗？

这正是一个令人误入歧途之处。首先要明确的是：在前述的IFAC确认的财务会计要素中，无论是现金基础还是应计基础下的财务要素，都没有一个包括了应计支出。其中，应计会计基础确认的是“费用”而不是应计支出。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在会计意义上它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会计上的费用指的是会计期间内资源的“使用”或“消耗”；相比之下，“应计支出”是指在同一期间内“取得”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SalvatoreSchiavo-CampoandDanielTommasi，1999)。这一差异表明：预算会计中记录“应计支出”的时间比应计会计下记录“费用”的时间早得多，至于此前的预算授权(拨款)和承诺(支出义务)信息就更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就会计信息至关重要的前瞻性特征而言，基于支出周期概念的预算会计最强，现金基础财务会计最弱，应计基础会计则介于两者之间。

四、我国政府改革的核心命题和战略次序

我国现行预算会计是在1997—1998年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次改革按照组织类别将预算会计区分为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个分支，三者采用不同的会计科目记录“各自”的交易。按组织类别构造预算会计核算框架的做法，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分割、互不衔接的“三张皮”格局，一方面导致会计信息支离破碎失去可比性，另一方面导致总预算会计和核心部门无力追踪支出机构层次上的交易信息。更严重的是：现行预算会计的三个分支虽然都记录各自的交易，但没有哪一个分支完整地记录了支出周期上游阶段的预算拨款(授权)信息，中游阶段的支出义务(对应承诺交易)和应计支出(对应核实交易)，(事前)财政监督、管理财政风险、评估财务状况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这些关键的管理决策(managerialdecision)职能几乎完全落空(王雍君，2004)。

造成以上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历次改革都没能突破建国以来按组织类别(organizationclassification)构造预算会计框架的思维定势，自然也就无法从预算的循环性特征中抽象出“支出周期”概念。由于和支出周期概念的缺失，加上囿于组织架构的思维定势，改革者和研究者无法找到思考预算会计体系构造问题的正确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依据“单位性质”(组织类别)来先验地设定预算会计体系，而置预算运营的循环特征(支出周期)于不顾。其实，哪些“单位”应纳入预算会计体系，从逻辑上讲并不取决于单位的性质(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抑或政府整体)，而应取决于会计实体(accountingentity)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6)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相关文献普遍把现行预算会计信息的过于狭窄和滞后，归因于在财务要素(financialelements)和会计基础(accountingbasis)选择上出了问题。这些文献无视发达国家将联结支出周期的预算会计作为政府会计基石这个事实，误以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政府会计定位为财务会计”，并侧重从财务要素(financialelements)的角度为我国的政府会计开出改革的药方，比如建议在政府会计中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结余六个会计要素，以此扩展会计信息的核算范围；而在预算会计改革方面，则多从组织架构(哪些公共组织应纳入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范围)的角度去寻求改革路径和方向。(7)据此，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往往被不适当地设定为引入(修正或全面的)权责发生制基础(accrualbasis)，来取代或至少部分取代现金基础(cashbasis)(陈工孟，邓德强，周齐武；2005)。

在这个事关预算会计与政府会计改革核心命题与战略次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澄清误解并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预算会计的核心命题，究竟是依托支出周期构造预算会计的核算框架，还是继续沿用组织类别构造其核算框架？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战略次序，究竟是将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扩展到支出周期的各个阶段更具优先性，还是通过引入(修正或纯粹)应计会计基础扩展财务要素(覆盖资产与负债)更具优先性？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命题和战略步骤应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1)借鉴在发达国家中广泛采用的“双重方法”，以保持和改进现金会计基础的前提下，以支出周期概念为主线扩展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此为最优先事项；

(2)在这方面采取具体行动之前，引入应计会计基础扩展政府会计核算范围(覆盖资产与负债)的做法，哪怕是渐进性的，也有本末倒置之嫌。

第一个要点中提到的“双重方法”是指在那些采用现收现付制会计的国家(多数国家如此)，政府会计在传统上一直采用双重方法：(1)通过预算会计(budgetaryaccounting)或拨款会计(appropriationaccounting)记录拨款，以及记录支出周期不同阶段上拨款的使用；(2)只是在收到或付出现金时，通过现收现付制会计来确认交易。所以，基于监督预算管理或实施合规性控制的目的，现金基础会计不应把对承诺的会计核算排除在外。其实，目前多数发达国家都在预算会计的框架下，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对拨款(授权)、承诺(支出义务)和核实(应计支出)阶段的会计记录，即便转向应计基础会计的国家也是如此(SalvatoreSchiavo-Campo&DanielTommasi，1999)。

现在转向第二个要点：为何基于支出周期概念扩展预算会计核算范围的改革，应优先于引入应计会计基础的改革？这里有三个理由。

首先，与引入应计会计基础评估政府财务状况和支持绩效导向(performance-orientation)公共管理改革相比，通过追踪与支出周期相关的预算信息确保对预算过程的财务合规性控制，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为一般地讲，只有在顺应规则的文化潜移默化到公务员队伍之后，转向更高层次的绩效目标才会水到渠成(AllenSchick，2000)。

其次，从实务层面看，许多发达国家是在首先建立基于支出周期概念的预算会计框架的基础上，才逐步引入应计会计基础。除了美国这一相当典型例子外，荷兰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大多如此。意大利在采用现金基础会计的同时，也采用对应于承诺阶段的义务基础(obligationbasis)的预算会计方法，从承诺和现金支付两个方面同时记录和报告实际支出，这一双重模式地方政府的会计和报告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正是在业已建立这种强势的“授权性”(authorization)的会计方法的基础上，意大利才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应计会计基础(EugenioAnessi-PessinaandIleanaSteccolini，2005)。荷兰的改革也遵循了相同的战略次序，它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中引入应计基础，但此前基于支出周期的预算会计体系已牢固地建立起来(M.PeterVanDerHoke，200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可概括如下：

1.支出周期是构造预算会计概念框架最适当的逻辑起点。拨款(授权)、承诺、核实和付款构成一个完整的支出周期的四个相互关联的阶段。能够完整地追踪支出周期各阶段预算运营的关键信息，是良好预算会计体系的主要特征。

2.以支出周期构造预算会计的概念框架和核算体系，不仅能十分贴切地刻画预算过程的循环性质，也能清楚简明地传达对应于各预算运营流程的关键预算信息，由此形成的由“预算授权”、“支出义务”、“应计支出”和“付现支出”构成的相互继起、逻辑严密的完整信息链，可为有效监控预算执行、妥善管理财政风险、改进决策制定和强化受托责任提供极大便利。

3.无论政府会计采用的会计基础如何，预算会计的账户结构均应依托支出周期概念，按“拨款”、“承诺”、“支出”(核实阶段的应计支出)和“付款”构造，用以收集对监控预算执行最具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前瞻性信息。

周易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周易 思维 现代营销

站在哲学的角度看《周易》，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哲学著作，其中充满了辨证思想和系统思维。影响我国社会、文化、经济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可以看成是《周易》思想的分支。其中儒家思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提倡积极地“入世”，强调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属于“阳”；道家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代表，强调保存自己的重要性，这是“避世”的角度，属于“阴”。这“一阳一阴”的思想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不保存自己，怎么谈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时，也要不断思考如何保存自己。这些两种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周易》的思想，就是“变”的思想，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

《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比如说：否极泰来、乐天知命、无妄之灾、不速之客、三阳开泰、文过饰非、风雷激荡、防微杜渐、自强不息、反目成仇、立竿见影、物极必反等。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一、从乾坤卦看营销，于外造势，于内做实，势为实之天，实为势之地

《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坤》为阴，天地阴阳互生万物之含义。乾卦精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精神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宇宙自然的法则而言，天道之刚健有力与地道之柔顺宽柔双向互补，协调并济，共同促成了万物的化生，就品牌的价值而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也是两种应当具备而不可或缺的品牌之品德，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因此，乾坤并建，作到刚而能柔，柔中有刚，把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而形成一种中和太极之美，是品牌艺术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从事实际品牌运作所应当奉行的基本原则。

但是，统观《坤》卦各爻辞的含义和《坤》卦各爻辞之间的演变关系，《坤》卦如同《乾》卦一样，从“初”爻开始到“用”爻结束，也是反映一个事物由始到末的发展演变的全过程的。结合乾坤二卦的哲学思想及六爻，将一个品牌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一、品牌初建阶段；二、品牌导入阶段；三、品牌成长阶段；四、品牌瓶颈阶段；五、品牌成熟阶段；六、品牌衰老阶段。根据乾坤二卦六爻来区分品牌建设过程的阶段与所面临的品牌地位不但非常科学，而且让操作者豁然开朗。也为决策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依据。

从营销造势的角度看，市场营销本质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认知的竞争：么种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是什么“远远重要过其实际上“是什么”――这就决定了企业之间最高层面的竞争不是产品功能的竞争，而是消费者认知的竞争。所以公共关系主导的营销造势在其中提现出强大的作用，以卓越饿新闻策划以及良好的沟通手段，让社会公众全方位了解企业，了解产品背后的人，企业，文化和故事，促成他们对品牌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无限忠诚，品牌得人心以的天下。

对于企业内部要做实，基础为本。企业于内要有二件过硬产品：产品质量，业务人员素质，质量就是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质量就是公司的生命。没有保证质量管理措施，就不会有更好的产品质量，没有好的产品质量就没用公司更没好的未来。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目光长远的企业应该是不惜一切力量抓产品质量，营销的根本是产品质量，方位营销质量，无论是那一家企业哪一个品牌，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就不会长久的发展下去，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许多企业数不胜数。

二、从革鼎卦看营销，以革胜，以鼎和，不变难以速胜，无鼎难以长青

革卦象曰：苗逢旱天渐渐衰，幸得天恩降雨来，忧去喜来能变化，求谋干事遂心怀。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兑）相叠。离为火、兑为泽，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必然出现变革。变革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鼎卦象曰：莺鹜蛤蜊落沙滩，蛤蜊莺鹜两翅扇，渔人进前双得利，失走行人却自在。这个卦是异卦（下巽上离）相叠。燃木煮食，化生为熟，除旧布新的意思。鼎为重宝大器，三足稳重之象。煮食，喻食物充足，不再有困难和困扰。在此基础上宜变革，发展事业。

革卦六爻变个次序就变成了鼎卦，所以革卦与鼎卦就成了综卦。古哲将些二卦联系在一起，说革卦讲革故，鼎卦讲鼎新，革故必须鼎新、为了鼎新，鼎新必须革故，为了革故。不如此革故鼎新，万物就能适应四时的寒暑变化，或者被热死、或者被冻死。所以无论是革故还是鼎新，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利生乐生，为了生生不息。万物都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处于革卦状态、又都会通过复杂的变化处于鼎卦状态，前者是革故，后者是鼎新，前者是让应该去的去，后者是让应该来的来，有去有来，往来成古今。

从革卦鼎卦看营销，应当以革胜，以鼎和。一棵树有基础和与枝叶，如果把鼎比作基础，那革就是枝叶，可以说：没有鼎，就没有革，革是在鼎的支持上，才能称之为革。

诸葛亮当年六出祁连山，真正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就是没有坚实的基础，一区区蜀国一隅之地，根本没有战胜魏国的战略优势，再加关羽，刘备两次于东吴作战失利，到诸葛亮连年用兵，蜀国胜魏已基本无望。古代战争，现代战争，乃至于商业竞争，没有基础及战略基地是很难想象的。而营销创新是我国企业与国际竞争环境接轨的必然结果，亦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内接这直接导致我过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和竞争对手的增强。而面对着一切，我国企业表现出诸多的劣势。尤其是营销观念落后者一致命弱点，使企业面对强大的重症对手和高强的营销手段不知所措，还有一些企业的体制问题同样表象出企业竞争力的弱势，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须从营销管理当面入手进行改革和创新，因为营销创新就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另外，通过营销创新，企业能科学合理的整合各种资源，并能提供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从《周易》看营销管理方法论，外贯经营，内通管理，方能常胜于市场

企业活动分为两类，一是经营，二是管理，所谓经营，是创造增值，所谓管理，是降低成本，管理为经营服务。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改革过时的制度、政策，才能使百姓乐于进取而不知懈怠；也只有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变化，才能使百姓适应改革的社会思潮，从而投身于改革、发展的大潮中去。另外，革新、变易也是治国平天下安身保国的必要条件，它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同上，。那么，怎样变易、革新、变通呢?《周易》提出了几条基本原理。一是要顺天或应天而变。这是说，变易革新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进行，不能逆规律，逆历史潮流而行，指出要“广大配天地”，主张“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认为只有顺承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可以资生万物，“应乎天而时行”。特别是在《易传•彖•革》指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把商汤夏朝建立商朝，周武王商朝建立周王朝的革命看作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二是要顺时而变。即是说，变易、变革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的时机，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只会徒劳无益。《易传》指出“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要求变通、变革适应四时的变化，并特别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要求“观乎天事，以察时变；观乎人事，以化成天下”，认为只有随时而变“与时行”才可见“天地万物之情”，一旦时机成熟，环境允许，就要尽快地实行革命；如果不成熟，就不能急于变易，如果已经开始变易，也应该马上停止。所以，它要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真正做到“君子以治历明时”，“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三是要应乎人。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仅仅顺天趋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改革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改革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以改革的受益对象也包括广大的黎民百姓。因此，改革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能否满足广大百姓的愿望，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变易改革成败的关键，因为“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所以，《周易》在顺乎天、顺乎地、趋于时的基础上，还要应乎人，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愿望、利益与需要。它指出“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主张“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要求变革变易以明察民情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而“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并能充分发挥人道的作用。“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周易基础范文第3篇

该书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揭示了中医与易学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以及易学对历代中医理论家与实践者们所给予的智慧启迪。在人类发展史上，巫医是结伴而行的。《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它能够对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于历代医家对易学的自觉认同，在于他们对易学思维方式的把握。正是易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医学理论与实践，都带上了易学智慧的烙印。自我国早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开始，《周易》的思维方式和范畴系统对医学便表现出了的极为明显影响。

在分析主要医学典籍文本的基础上，萧汉明教授认为易学对传统医学的滋养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与汉易的“卦气说”、“九宫图式”等内容，为传统医学提供了系统的、有机的思维方法，使传统医学对人的考察，能够着眼于放在整个自然的大系统中，对影响人的内外因素作整体的分析。二是《周易》的“取象比类”方法，即是将人体与自然现象相比附，医家视人体与天地同构，以及人体局部信息对整体的反映等，就是对“取象比类”方法的运用。WWw.133229.CoM易学对自然界的阴阳对称平衡、五行生克等现象的把握，为医家对人体的平衡、生克、变化的认识，提供了基础。历代有成就的医家，诸如张仲景、王叔和、王冰、刘元素、朱震亨、楼英、李时珍、张介宾、吴有性、唐宗海等等，他们在医学上的成就，无不与他们自觉地对易学思维方式的运用、对易学智慧的吸收有关。三是《周易》与医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周易》中的原则、方法，对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介宾就明确地提出，医易之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关乎阴阳之事，“《易》之与医，宁有二哉！”这种自觉的医易会通，正是传统医学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在总论易学对中医的指导意义之后，从中医原典出发，以专题的形式，具体地阐述了易学与中医的典型相关课题，将易学对中医的影响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来。作者深入地发掘了《周易》对中医认识人体的影响，认为在中医的病源机理理论中，历代医家都明显地借鉴了《周易》的各种解释世界模型；医家在建构各种传染病的周期理论时，则受到了易学中“卦气说”的影响；在中医的辨证诊断学中，历代医家根据望闻问切所获取的病变资料，不断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辨证理论，都自觉地运用了《周易》中的“穷神知化”的认识方法，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达到了解病源、病史、病变的症候，进而预知和把握阻止疾病的方法。

周易基础范文第4篇

入刊理由:

《周易》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涵盖宇宙,蕴藏万物,为现代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想在企业管理中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不妨听听卢正惠教授解析《周易》中所蕴含的经营管理理念,从中获取些许灵感,撷取几分智慧,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

《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经典,也是最有影响的预测学经典,同时还是一部治家理政、安邦定国的管理学典籍。在悠远的中华文明史上,易学虽历经沧桑,但始终万世不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性的《周易》热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古老文明智慧的探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竞争世界,利益熏心淡漠了人性的善与美;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经济竞争理念导致了唯利是图。谁能改变这一切,谁能拯救缺失的良知与真善美,在追名逐利的背景下,东方管理学应运而生。毫不夸张地说,《周易》蕴含的管理智慧为我们构建东方管理学或《周易》管理学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思想源泉。本文从《周易》的管理智慧中梳理出一些经营理念,以修正和补充现代西方管理学之缺失与疏漏。

1、交易获利理念

生存是人类的本能,要得以生存,就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指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说明人类的基本行为是自利的,即获取自身的利益。但要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如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的,唯有交换。因此,交换是人类的天性,通过交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最终两方获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系辞下传》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了《周易》对市场、对交易行为的论述,以及人类交易行为的趋利性研究,与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是一致的。交易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一些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一些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加工等等,市场规模的扩大最终导致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兴起了。这些观点无疑与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理论相一致。

从交换中获利,人们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则也就逐渐形成。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童叟无欺,自古至今,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诚实守信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2、财富理念

《周易》的财富观大致有两类,一是重财、生财、理财、用财的财富观;二是农、工、商三业并重的经营理念。

《周易》的思想中非常重视财富,吃、穿、住、行、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能。《系辞上传》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裕起来就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才能称为盛德。因此“崇高莫大于富贵”(《系辞上》),“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追求财富、生产财富是崇高的事业,乃人间正道,也是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条件。《周易》给出了这一观点的基本理由,“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序卦》),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礼”(同上),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此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也。总之,财富是“聚人”(《系辞下》)的最基本条件。

《系辞上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自古至今,成就事业,都需要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这一切都离不开财富。宋代王安石根据《周易》的财富观,提出了“以义理天下之财”的观念。“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王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司》)。

孔子也明确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并明确表示自己也愿意追求财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在游历卫国时,冉求问他卫国人口增多之后该怎么办,他回答说“富之”,“富之”后方能“教之”(《论语・子路》),认为只有使国家、人民拥有财富,才能实行教化。

关于财富的来源,《周易》认为离不开自然,人类的财富取之于自然。《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其基本思想是财富乃天地所生,即大自然的恩赐。《坤・传彖》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上》),“天地养万物”《颐・彖传》),天地交而万物生,这就是《周易》关于生财的基本观点。

同样,《周易》也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在《系辞》中指出“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为利,以教天下”,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这一观点实际与现代经济学中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是一致的。

《周易》还提倡要节俭,“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周易正义》),《节・彖传》中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百姓要“以俭德避难”,以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复困难。

3、利害理念

《周易》的吉凶观念预示着管理的福祸同源,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经营管理的理性选择。趋吉避凶,规避风险,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决策、行为等,是现代企业竞争中的明智之举。

对得与失、利与害、吉与凶的判断和选择,主要有吉、凶、悔、吝等九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规避有害于企业发展的行为就是“吉”,反之则是“凶”;“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的心理感受。

《周易》中的这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竞争中的行为选择的启示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策,都要进行“利”与“害”,“得”与“失”的风险与收益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4、诚信理念

《周易》认为,诚信是做人与做事的根本。《系辞上传》指出“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v之,吉,无不利”。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诚信最重要。

在《周易》中,讲诚信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并把诚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行险而不失其信”(《彖传》),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行险,可以稍稍偏离正常的轨道,但不能失去诚信;第二个层次为“有其信者必行之”(《序卦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言必信”,必须遵守诺言;第三个层次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文言》),将诚信作为“敬德”“修业”的基础,赋予诚信以崇高的道德意蕴,使诚信得以提升;第四个层次,即诚信的最高层次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上传》),表明诚信与道德一体,诚信是不言自明的。

周易基础范文第5篇

“易”的涵义在易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人们从字源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大体有，（1）“蜥蜴说”。许慎《说文解字》：“易，蜥蜴，…守宫也，象形。”（2）“易字从日月”。《参同契》：“易字从日月。”《说文解字》：“日月为易，象阴阳也。”（3）“易牙说”。《殷墟书契前编》卷四：“王疾（疒）齿，唯易？”卷六“王疾（疒）齿，亡易。”前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生出了新牙；后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没有生出新牙。因此，杨树达“释易”认为“更易之易”当为换齿之意（第17页）[1]。（4）“易一名而三义。”《易纬·乾凿度》：“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5）“生生之谓易”，明代喻国人《周易生生真传》：“先儒解易为变易、为交易，总不如系辞‘生生之谓易’五字最确。”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我们仔细审查这些说法，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说法表面看来差异很大，但内在实质并非不相融。对易的各种释读，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学事件，每一种解释，都力图探求到易的真义，但每一种解释又不得不接受阐释学语境的限制，阐释意图与阐释结果的矛盾，在语境转换后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又不可否认，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易”的语义空间的一次开拓，一次丰富。问题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对“易”的语义空间层次进行合理的梳理呢？

按照著名学者李幼蒸的观点，“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第49页）[2]。语义暧昧模糊处，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易”的符号学分析，首先面对两个大的层次，第一是“易”的字源符号学层次，第二是“易”的文化符号学层次，而这两个层次又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就字源符号学层次看，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符号结构的最大不同，后者的符号能指为音，所指为义，即音义双面体，汉字则是形义双面体，汉字字型本身较完整地保存了文字起源时必然具备的指事喻物能力。从汉字的形义结构特点分析，“蜥蜴说”作为对“易”的字义阐释是合理的。从象形角度看，“金文易字作‘’ ”，像蜥蜴的头、身体和四条腿，其中的一条腿和尾巴合并在一起。”（第15页）[1]从字义分析，守宫乃蜥蜴的一种，遇敌能自断其尾而逃，且能再生出尾巴来，又守宫的“头能一天十二时改变颜色”，以适应周围环境，保存自己。（第15页）[1]“蜥蜴说”最符合文字起源的象形说，是易字符号起源的根。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是人类认识、应对外部世界的工具，其基本要求是以简化的形式来摹写外部世界，以简驭繁，以少驭多。因此文字发展的优先策略必然是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语义扩展，以便能用有限的符号组织丰富、复杂的世界。“易从日月”，从字形上“易”与“日、月”缺少象形性的联系，但从字义上，日、月交替，应是狩猎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活事件，这种日月交替的变化现象与易的本义有语义上的关联，也显示语义抽象力的提高，符合字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至于“易牙说”，生活中的“换齿”事件，与“蜥蜴说”的本义关联虽然牵强，但也并非不可理解，它们毕竟都涉及到了生活中的变化现象。况且甲骨文的“见证”，也使人不能忽视“易牙说”的字源学意义。这是“易”在字源层次上的语义扩展。

但最能显示“易”的阐释学价值的应是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易”在《周易》文本中的首要地位就在于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周易》最初乃一部卜筮之书，这是易学领域所公认的。而卜筮乃先民最初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先民借助符号应对世界的突出表现。卜筮最关键的操作程序其实是阐释，阐释的传承便形成特有的语义场，这一语义场，一方面借助既有的符号世界的规约，同时又要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文化场景，这就使它能够随着生活的历史演变不断拓展语义空间。《周易》作为一部卜筮之书，经受了数千年文化阐释的改写、丰富、完善、充实，已成为中华博大精神文化的集成，“易”在《周易》文本的文化阐释中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关于符号的基本结构，索绪尔按能指、所指的二分法划分，叶尔姆斯列夫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表达面—内容面的形式关系分析，使符号的结构分析更为精确、丰富，同时更具可操作性。叶氏分类法在符号结构分析中的方法论意义被艾柯、巴尔特进一步发展，其基本原则是结构分析的层级性，即低层次上，符号的表达面—内容面可构成较高层级的表达面，然后进行较高层级的结构分析。这种方法对文化符号学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对“易”的文化符号学分析可分两条途径，第一从《连山》易、《归藏》易的文化符号学到《周易》的文化符号学；第二从“易”的字源符号学到《周易》的文化符号学，两条途径交汇于《周易》。

先从第一条途径开始，世有三《易》，其基本顺序为《连山》、《归藏》、《周易》，已是学界定论，但对三种文本命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郑玄认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孔颖达则不同意郑说，认为“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具之文。……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见《周易正义·序》）孔氏的论据表面很有说服力，但对于《连山》、《归藏》的文化分析，还是太表面化。从直接指事的层次看，把“连山”、“归藏”、“周”对“易”的限定归结为年代号，有合理性，容易把握彼此的区分，事实上众多研究者也主要着眼于三《易》的区分。但三《易》作为先民日常文化事件的重要构成成分，得以发挥其应有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在于其语义空间的开放性，能够容纳历史性的文化惯约。事实上从《连山》到《归藏》再到《周易》，“易”作为文化符号，呈现为语义空间的不断深化拓展。首先我们来看连山易中“易”符号结构的语义构成。连山—易第一层次：表达面是符号“连山—易”，内容面是连山易，即连山氏时代的《易》。但这一层次的文化语义是很贫乏的。连山—易的第一层次在文化事件的阐释中，是作为第二层次的表达面来指涉其文化蕴涵的。贾公彦注《周礼·太卜》释“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大意为云出于山，山上山下连成一片之意。”（第24页）[1]在这一层次“连山”的文化语义已大大地扩展。连山易第二层次的表达面与内容面又共同构成了第三层次的表达面，指涉连山—易的最深层内蕴——变易。《汉魏丛书》载《古三坟·山坟·连山易爻卦八宫分宫取象歌》有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潜山阴、连山阳、藏山兵、叠山象等（第22页）[1]，伏、列、兼、潜、连、藏、叠等动词，显示了“易”在文化阐释中蕴涵的变换、更新等深层意义，但连山易爻卦取象歌除上列几个动词外，其它多为名词，偏于象的静态摹写，虽然汉字有名词活用的规则，但对易象的动态体悟毕竟相当欠缺，显示“易”作为文化符号在连山易中的阐释局限。相比连山—易，归藏—易的文化语义空间更为深入充实。分析程序与连山—易相同，第一层次，表达面是符号“归藏—易”，内容面乃归藏易，即归藏氏时代的易。第二层次表达面由第一层次构成，但在这一层面，归、藏皆为动词，相比“连山”只有一个动词“连”，显然更能充分摹写“易”的文化语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云：“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就语言的表达本性看，有表达就有遮蔽，有遮蔽也就有开启。故有归藏也就必然有生发，归藏与生发就共生于语义拓扑空间。归藏—易的第三层次更充分展示了“易”的语义空间，连山易的八宫取象都以山为主体，但归藏易的八宫则不同，分别是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与连山八宫相比有三点不同，第一，除山外，增添了天、地、木、风、火、水、金七种元素；第二，以气为主体；第三，每一宫都以一个动词摹写该卦的化生属性。另外，对各分宫取象的摹写，连山易只出现了食、执、乐、谴、佐几个动词，并且在整个取象歌里都只出现了一次。归藏易对各分宫的摹写则分别用了归、藏、定、生、动、乘、长、育、造、止、居、杀、降、交、化、孕、克、受、从、违、顺、流、济、润、养等，并且许多词在每一宫都重复出现。应该说归藏易对“易”第三层次的语义摹写，已比较深入地触及到了易的深层蕴涵——周流六虚，生生不息。仅从后人总结的归藏八宫取象歌进行语义分析，可以看出归藏易已经比较接近今天的流行的《周易》文本。至于《古三坟·形坟·乾坤易爻卦大象八宫分宫取象歌》，其语义摹写比较偏于静态，比归藏易倒退，更接近连山易，虽然其构成元素较连山易丰富，因此其资料的准确性值得怀疑。而从“易”文化语义的递进层次看，山坟、形坟、气坟，山—形—气的顺序也更合理。故周易—易的符号分析应以《周易》文本为据。

从符号结构的层级分析出发，字源符号学层面的语义是最低层次，是人类以符号来应对世界的最初出发点，构成了文化语义扩展的基础，这也是“易”字源符号学意义的层级定位。同时，这一层级进入文化语义阐释空间，又成为文化语义的基础表达面，一方面，它意指了文化语义的扩展方向，另一方面，文化语义又是对这一方向的提升和超越，使之在文化事件中更具阐释价值与哲理性。连山—易，归藏—易，是对易文化语义层级的初步摹写，其层级顺序是连山—归藏，或山—气，《周易》则是对语义最高层级的摹写。其最高层级又可分为中心层次、衍生层次。中心语义层次即“生生”，《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为易”。对易这一语义的摹写从这样几个表达面进行：首先是阴—阳符号表达面，这是《周易》文本中最具生发力、概括力的一对范畴。其它如刚柔、动静、升降、显隐、曲伸等都由此衍生。《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说卦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王廷相《慎言·道体》“二气（阴阳二气）感化，纯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本府也。”《周易本义·周易序》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第186页）[3]太极乃气，气分阴阳，阴阳是万物化生、消长的基本动因，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其次是乾—坤符号表达面，乾、坤乃《周易》首卦，地位举足轻重。《周易·系辞上传》“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最后，整个《周易》文本卦爻象的阐释生发原则、卦序、爻位变换，作为一种语义表达形式无不指涉“生生”这一中心内蕴。由这一中心语义作为表达面辐射的衍生语义，即不易、简易。生生摹写了天地万象的生命场景与永恒原则，此即“不易”；此场景与原则不是繁杂生命构件的堆砌，它尚简，它是由阴阳、刚柔、动静、乾坤等最简而又最具活力的生命位相互根、相荡、相摩生成的，唯其简，才更具生命空间、场能的辐射力，此即“简易”。正是“易”中心层次的文化语义，才充分摹写出汉语言文化世界的生命景观。

通过“易”的符号学结构分析，其语义层级可总结如下，由低到高依次为：字源符号学语义，文化符号学语义。具体展现为：变换更新（蜥蜴说、易牙说、易从日月）；变易（连山—易、归藏—易）；生生、不易、简易（周易—易）。字源符号学语义是文化语义的基础，同时规定了易之文化语义的走向，文化语义则是字源语义的提升、拓展与哲理化，不同层级的语义共生于“易”这一文化符号的语义拓扑空间中，摹写出汉文化独特的生命世界，同时，它的生成又依赖于对汉文化生命事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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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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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扬.易经求正解［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