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的诗范文第1篇

然而艺之为术，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有一定的载体，有一个触发点，一个初见其小却越走越大的桃花源似的导入口，这样我们才能渐步胜境，游心诗艺。任何事情都忌滥，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某种文学形式一旦被作者用滥了，在读者方面被理解滥了，便会失去了其内涵和艺术生命，而只剩下一幅诗语的空壳，变得索然寡味，失去本色了。这里想讨论的是，读北岛的《生活》，不应总是从一字诗这个形式上去泛泛而谈，更不应该加以滥解。北岛的诗有其初创时诗心的全部凝结，有其深刻丰富的内涵，是需要我们用一种艺术的思维，进入一种艺术想象和情理并行的世界，对其进行艺术的再现、再创造和艺术生命的复原，或者说复活。下面先从诗人创作和读者接受两方面来谈，最后归结于《生活》这首诗的诗本体，以将这首诗从艺术上作一个整体的解析，希望有助于“复活”她的诗原味和艺术生命。 

《生活》不是单篇创作的，它是一组诗中的一首。在《北岛诗选》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上还有诸多篇章，如《艺术》、《命运》、《祖国》、《和平》、《爱情》、《自由》等，总题为《太阳城札记》。显然，这首诗不是作者灵感突发，无端而做。相反，它是北岛在思考一系列人间情事，探索关于人类，关于生活和艺术的某些问题时所得的一些结论。从诗作的题目看，如自由、爱情，这些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命题，然而又是一些人类摆脱不了的永恒命题。作者在这里是以一个思考者、一个人文者的姿态和身份来关注人和人所处的现实境遇本身。我们姑且可以说，这时的北岛是一个充满关切之情的哲学家、思想者，他注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和陷于哀乐苦难的芸芸众生，发出哀悯的叹息并探寻着它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岛之诗以及诗人本身所体现出的诗性的现实光辉。这里，他已经不再耽于年轻诗人那种幼稚奇幻的想象世界，而是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诗的分量加重了，有了深沉的一面。《太阳城札记》置《生活》于《艺术》、《命运》等六篇之末，也是有其涵义的。“生活”这个词本身就包罗万象，具有很大的函括力。艺术、命运、祖国、和平、爱情、自由，无一不是生活的内容，是生活中的具体范畴。要理解《生活》，就要理会前面六篇所言，“网”不是真的一字概括，不是突兀成篇，不然所有的一字都可以成诗了，它其实包含了前面六篇的思考。作者的艺术情感和思考伸延不断，触到人生现实的诸多方面，最后也不可穷尽对它的探求，情和思奔涌无归，只能归结于《生活》，而这时他已无能对生活、对这一切关于人的思考的对象进行阐释，它只能以“网”这个词来描述它，来表述心中无限的感慨。诗人之真，也正在此。他们深情、真挚，纵然思考没有结果，却始终一往情深，孜孜探寻。在诗作中，作者以“生活——网”来结束全篇，真可谓匠心独运，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其曲终之味，不仅在于想象，更在于作者情感浓度的结聚。 

再言读者接受的情况。多数人都只是惊于它一字的新奇，或者只把自己所理解的纷杂“生活”之意赋诸其上，因此便认为找到了知音，所以拍案叫好。但他们可能并未真正理解作者的一往情深和此诗的内涵，也没有进入诗人所构的那一重诗境。他们往往忽略《生活》此诗在整组诗中的意义和作用，而把它作为一个独体剥离开来，这就未免造成许多毫无凭据的猜测和臆想。这些臆想减弱了诗本身的情感力度和思想深度，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没有多少意义了。虽然诗歌语言本来就有陌生化的要求，以延长读者感受的过程，但作为读者，却不应该只耽于诗语形式的新奇。《生活》的一字形式只是一种表达诗心的方式和手段，它具有诗语的形式美和艺术特质，但却不能代表诗的全部。只有在理解它的时候，可以不被其艺术形式冲击和遮蔽，乱作想象，而是充分尊重诗的本意，感受诗的情致，进入诗的世界，那我们才可以读出诗的内容来。 

基于上述想法，现就来对它试作理解。这首诗确实太简单了：“生活——网”。题目是“生活”二字，下面一行就一个字“网”。看起来是单薄了一点，但较“无字诗”，也算是有体有实了。“生活”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就像前面所说，作为一个标题，它总括了前面《爱情》、《命运》等六章的内容，本身具有一种余音和收尾的艺术效果，发人深省。“网”作为诗的内容，首先给人以冲击的是它的形象。那种空间上的广延性，包罗万象的特点，网内部的纷错繁密的特点，无一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想象冲击。它的意义也真是如网一般，纷繁错杂，无端无绪，令人总也琢磨不透。首先，它很大，大而无边，就如人的生活一样。其次，它无所不包，凡天下事，无不入其内，也无一能逃。大多堕入其中者，都无能复出。它就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存在着，它无所不在，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英雄豪杰，还是小偷瘪三，都逃不开它的网罗。这就像生活一样：生活无处不在。人都有其各自的生活，人人无不堕入生活之中，在其中沉浮一世，直至生命终结。有人得志了，高官厚禄，有人则沉沦一生，默默无闻，虽然喜怒哀乐，各不相同，但最终都不免一死，一生事业尽付东流。所以人活一世，就如身堕尘网，受尽生活的拘系作弄，不免令人感慨。最后，网的内部都是错杂交织的，其纷繁复杂，就像世事，人在其中，多身不由己，顾前忘后，难以周全，这也如生活一般。 

北岛的诗范文第2篇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北岛钻出观众席，走上台去，用中文朗诵了这首《乡音》。这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的第四天，他是这个诗歌节的组织者。到今天，北岛定居香港已经四年，依然瘦削。

两年前，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刚结束，北岛飞赴德国参加诗歌朗诵会，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也朗诵了这首诗，同样用中文。《乡音》是他流浪时期的作品，被他多次在各种诗歌节上选读。那一次，德国听众掌声热烈，有人喝彩。北岛说“我既不是什么呐喊者，也不是什么斗士，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给我贴上各种标签，我回不了家。”

“我正从野兽变成家畜”

有人说，听北岛朗诵《乡音》或者《黑色地图》，字里行间仍能流露出他对文化故乡的渴望。但他看来，自己的乡愁已经不具地理意义的指向。

现在，问他回望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说，他总会想起一部电影《处处无家处处家》。“现在真的不觉得北京就是家了。我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家。我的乡愁被第一次回北京给治了，写完《城门开》基本就痊愈了。”北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其实是可以有多重身份的。四海为家的人最大的好处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体制，可以有亲历者和旁观者双重的批评特权。”

没人知道这是他的真实内心还是对自己处境无奈的开解。因为现在他又重新归于了一种“体制”。香港对他来讲，已算是“定居点”。

北岛现在的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是个工作职位也是他在诗人之外的社会角色。这让他在2008年得以暂时结束了20多年的漂泊。

初到香港时，他曾说，对于相对陌生的港粤文化，需要安下心后慢慢了解和适应。而同样，香港这个一度被争议为“文化沙漠”、且鲜有诗集出版的国际化都市，对这位已被符号化的“国际化”诗人，也需要时间观察和认知。

定居四年之后，对香港，北岛有了意想不到的归宿感。

今年8月，他意外有机会回到大陆参加一次官方主办的诗歌节，又低调回了趟北京。返回香港时，他忽然感觉回家了。“我自己也会感到很羞愧，为什么离开北京反倒觉得回家了？”北岛说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我选择城市，是地方选择我，所以是命运把我推向香港。”

香港这个家，北岛自称生活得“很奢侈”。

毕竟，他不再为生计发愁，身边有爱好诗歌的学生，在离家和学校都不远的地方，有自己独立的书房，可以安静地写作。为了打破“荒芜”，在香港这个复杂又开阔的地方，他试着调动各种资源为诗歌做些事。

落定一年后，北岛开始“不安分”起来。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是他折腾出的结果。今年记者招待会的地点选在了上环一家高端私人会所。北岛以“东道主”身份，协同来自美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近20位诗人，与记者见面。场地选取、诗人邀请以及独立诗集的多语种翻译出版，都明显成熟于第一届。支持机构中除了三所大学，还有两家私人基金会，以及领事馆和商业机构的赞助。这似乎是四年来诗人与香港互相“认知”和认可的结果。所以，当北岛拿起话筒，虽然依旧寡言，但显得气定神闲。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平台，通过翻译、出版、朗诵、中学生诗歌教育等一系列方式，逐渐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这需要小小的野心外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筹办国际诗歌之夜、国际诗人在香港这样两个项目，在我看来，是诗人作为‘野兽’以外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北岛如此解释自己的初衷。

“野兽”是北岛近期提到的一个意象，“野兽怎么活，诗人就怎么活。”他这样比喻。生鲜的表达经常被媒体引用，但也遭来了“表演性太强”的批评。

确实，北岛在香港的实际生活与精神上的彼岸有些对立。他说“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否则诗人很容易被‘职业’毁了。美国大学圈养诗人的结果就是无法出现伟大的诗人。”但是他自己却成为了一所大学的教授。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希望长期筹办的国际诗歌节，也一直有意争取到当地官方支持。这绝不是野兽该有的做派。“我正从野兽变成‘家畜’，好在时间不长，我时时提醒自己，可千万别上套儿。”对于自己的状态，北岛说。

北岛已经62岁。他的心态、顾忌和流浪多年的痕迹让他渴望稳定，但他身上的符号和烙印又让他在表态时必须有些“野气”。分裂中有种无奈的氛围。而相比于当下的状态，他早年的流浪生涯更像野兽。

猎物会变成猎人吗？

“我觉得诗歌不会像化学反应那么快，不是说现在安定了就没有困难。而生活的苦和心灵的苦又是两回事。诗人其实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这些年我漂泊的时间太长了，香港对我来说是个港口，我需要有停泊和休息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散文写作停下来，开始写诗。”北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真的是个悖论。按照北岛关于“野兽”和“家畜”的描述，漂泊和离散的“野兽时期”本应有汪洋的诗意，但自己却迫于生计必须以散文随笔为生；生活稳定的“家畜状态”，本是诗人的大敌，但又让他有时间回归诗歌。

北岛消失多年之后重新进入大陆读者视野，是因为他的几本散文集出版。人们对其中不同于诗歌的表述方式和幽默感表达了欣喜。但当时很少有人清楚，这些文字有很多是出于谋生的无奈。

去国之后的那些日子，北岛四处择根，对抗生存压力几乎成为生活的全部。原本文化英雄般的诗人一旦真的脱离母语环境，突然变得毫无价值。

从1989年开始的六年，北岛流浪七国搬家十五次。客居西柏林的时候，那堵世界最著名的墙仍然屹立。很快，墙壁被人冲破、捣毁。北岛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流浪至北欧，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丹麦的奥胡斯。“告诉世界，我不相信”的诗人终于相信流浪并不像诗句中那样美好。他带着吊床、衣服和锅碗瓢盆寄居在一个个单元或者宿舍里。帮人照看花草、应付寡居而沉默的房东或者无聊地沿着房间绕圈。后来，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搬家记》收入散文集《失败之书》。他写道，“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发疯尖叫，在镜子前吓了自己一跳。”

尖叫之后还要出去工作。

诗人变得熟络于各种环境，在纽约与舞蹈团合作过、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过考题，甚至还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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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汽车品牌写过颂词……这一切的代价是长达十年搁浅写诗。

那时，在能了解到的有关北岛的有限消息里，这样的状况是他的常态。而他本人，总愿意借用布洛克那句话，“对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讲，可怕的是不是生活中的困境，而是精神上的残缺。”那些年，北岛故土的读者们，兴奋地谈起他时，也会惋惜。

现在，一切都变了。北岛在香港得到了相对优渥的生活。虽然相比于卷舌的北京话，粤语仍然是个障碍，但这里毕竟有了一些故乡的轮廓。

“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在《同谋》中，北岛曾这样写道。在他看来，自由其实是种悖论。“猎人和猎物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猎物也能变成猎人——二者之间有某种同谋关系。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也是如此——出发的时候还自以为是猎人，转眼就成了猎物。”北岛对记者说。

这首诗成为诗人本人现实生活的隐喻。流浪时，他是被现实围困的猎物。如今，在香港安定下来之后，没人知道他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成为猎人。

水泥地上种花

“搬到香港后，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后来才发现香港的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北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之前，北岛对香港文化接触很少。1970年代时还刻意与香港文化保持距离，因为那时在“干革命”，办《今天》杂志。 第一次正式去往香港，是1997年。当时的香港文学中心（现在已不存在），邀请北岛在港策划一个诗歌节——“过渡中的过渡”。

那一次，很不成功。排场最大的是开幕式，加上诗人总共才四五十人参与。“那个微妙的时期太特殊，人们没有闲心关注诗歌。”回忆起来，北岛这样说。

如今再到香港已经不是过客。

于是，北岛开始读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开始结识香港朋友，并对老报人萨空了在1930年代末的那句话——“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抱有信心。”

不得不承认，这是安稳的境遇给北岛带来的转变。他似乎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开始观察一个新环境、开始计划新工作、开始提笔写诗。

62岁已经不再年轻。北岛自己也并不含糊，“不用回避，直接说中老年写作就行，可我依然是个老愤青。”他这样说道。

两年前，北岛曾用年龄结点为自己的人生阶段做了简单区分：从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变身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走出城门漂泊至今，算做第三阶段。

北岛自己也认可，诗歌永远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可现在，诗人也迎来了荷尔德林所言的“生命之半”。中年困境、消费时代和香港的特殊气场同时成为北岛重新提笔写诗的背景。

“我认为少年精神和年龄没有关系，它只关乎激情。陈敬容所说——老去的是时间——非常适宜。当然肯定的是，随着人生阅历、语言经验的丰富，你所关注和敏感的焦点跟年轻时会大有不同。包括体例上的选择，比如我现在就开始写长诗。”北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读者仍乐于对诗人早期的成名作津津乐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个句子几乎成为北岛的唯一名片。这当然是对一个时代、一种情绪的精准卡位。它被人反复传诵，成为经典的同时也把诗人凝固在狭窄的语境里。所以，即使人们尚存一些对于诗歌的兴趣，更多的也只是回忆当年的北岛。

四个月前，北岛意外现身内地某官方诗歌节，这背后引申出的意义和猜测远远比诗人再度写诗更具热度。人们在微博上传递《回答》中的那些名句。而这却让北岛感到厌烦，也许还带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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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写作史上这首诗被过于看重了，它被符号化之后好像我唯一的代表作就是《回答》。它涉及到我们这代人和革命写作的关系，我们既来自那里，又对它进行反抗，《回答》正好处于这个过渡阶段。我对这首诗有一种叛逆心理或反省。”北岛说。虽然《回答》作为自身写作一个重要印记，但北岛坚持认为，它仅代表自己一个特殊时期，不能代表他整个写作风格，“我现在甚至觉得前两句恰是它的败笔。我认为我后来的诗歌其实远远超过这首诗。”他这样解释。

公众只能记住诗人们的早期力作，北岛不认为是诗人自己后期创作出了问题，而觉得这同现代人诗歌阅读的停顿有关。“80年代之后人们普遍不读诗了，尤其商业社会的席卷，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边缘化问题一再成为老调重弹。所以读者层面实际上出现了一种阅读停顿，他们的阅读被时代冷冻了。”北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只对于诗歌，对于所有文学类别，中国公众似乎已经失去兴趣。曾有人讨论中国大陆是否到了文学创作的最好时代，北岛曾玩笑地说了句“痴人说梦”。问他香港这块“文化沙漠”能否变成“绿洲”，北岛也曾自信地说了句“绝处逢生”。

没人知道，后半句对于香港的希冀是否有着“既来之则安之”的自我安慰。香港于北岛，既像亲于故土的家，又可能再度成为“在路上”的某一站。就像他在刚刚获得的一个香港本土文学奖，他的身份被标注为香港诗人北岛，而他至今对粤语还是感到茫然。

四年过去了，北岛仍不喜欢粤菜，不太爱看香港电视和电影，相反更喜欢大陆的电视剧，对于市区以外离岛上的“另一个香港”更有好感。在香港书店少得可怜的诗歌一架上，他的诗集被大陆读者购买。他的诗歌节记者招待会上，从内地四面八方赶来了记者，人数和兴奋度，都要高于香港媒体。

北岛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北岛； 朦胧诗； 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56-03

一、时代背景和抒情方式的相似

阮籍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以《咏怀诗》享誉后世。魏晋易代之际，政局混乱，社会黑暗。“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了危机感和幻灭感” ，①阮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咏怀诗》是其思想感情和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苦闷的。黑暗的社会使阮籍的理想和人生抱负成为泡影，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愁闷。《文选》李善注说：

颜延年曰：嗣宗（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阮籍能清醒地面对现世，他痛心于名教的堕落和礼法的虚伪，但迫于政治压力，从不直接评论时人时事，但在他的某些著作如《大人先生传》，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也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阮籍的作品表现出对虚伪的名教的否定与批判以及对趋炎附势的小人的憎恶和蔑视，带有深沉的忧患意识。

北岛是朦胧诗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浩劫给人们的心灵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人与社会都被扭曲、变形，当时的情形可以借用阮籍的话来说是：“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七十二）“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他的创作很冷静并且具有深刻的思辨性。北岛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他的诗歌隐含着对过去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与否定。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阮籍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晋易代之际，北岛经历了“”动乱。社会的混乱，高压政治的恐怖使得二者选择隐言为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他们都以冷峻的笔调来抒写内心世界。阮籍《咏怀诗》隐约曲折，北岛诗歌朦胧含蓄，相似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两位诗人相似的抒情方式。

二、内心感受的契合

“诗言志”是历来文人创作的传统，从诗作中我们可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阮籍和北岛同样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的内心感受，诚如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阮籍《咏怀诗》凝结着他的心血，如第33首，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是极不自由的，感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是阮籍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忧生之嗟”伴随他终生。“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既是阮籍对官场及生活的体会，也是当时文人志士的普遍感受。阮籍生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表现在诗中如：

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其六十九）

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其七十二）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阮籍的这种感受在北岛的诗作中也有体现，北岛也在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中写下了家喻户晓的《生活》一诗，全诗只有一个精炼的字：“网”。这也确是当时人们的感受，被生命的枷锁捆住，茫然不知去向。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对生活仍有这种感受。

两个不同时代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却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正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面对生存的困惑，阮籍和北岛并没有消沉，而是在乱世中寻找着一份精神寄托，《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多难的现实使他的内心非常痛苦，“酣饮”只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

北岛曾在《今天》创刊号中说：“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因此，北岛也在诗中极力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例如《走吧》一诗，诗人一直在追寻理想的路途，火红的罂粟花所要映衬的正是理想的光芒，它指引着抗争者不断前行。

三、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的类似

阮籍和北岛的诗歌创作都运用了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诗歌表现手法也都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比喻等手法。

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玄学盛行的魏晋之际。“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变，它的特征是崇尚虚无。”②一代思想必然影响到一代的文学，阮籍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玄学思想家，因此，他的诗歌必然渗透进了不少玄学因素。“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③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文学观的体现。《咏怀诗》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杰作，有很多诗篇渗透了玄学思想，这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澹泊幽怨的面貌，营造出一种隐约深奥的境界。《咏怀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讳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蓄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如《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北岛的诗范文第4篇

天才的气息/

张枣今年3月8日去世之后，他的诗歌被记起。以诗歌在当今中国的边缘地位，恐怕再无“轰动大江南北”的可能，但这首《镜中》仍然传诵出了诗歌的小圈子。当柏桦做出这个预言时，张枣瞪大眼睛，半信半疑。他一直不能理解：《镜中》太浪漫，不如自己其他的一些诗歌成熟、技巧高超，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但是，就像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样，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感伤，天然地具备了流行的元素。诗中勾连起传统的意象，意境圆融，诗句清晰干净，非常现代，让读者觉得又是熟悉，又是陌生。更何况诗人如此年轻。

这首诗，是带着天才的气息被创造出来的。

22岁的张枣，被柏桦这样形容：“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出难以形容的复杂，因为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还有一种掩映着的转瞬即逝的疯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厚、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洋溢着性感。”

在照片里，在许多人的回忆中，张枣似乎是当时诗歌界的青春偶像。他清瘦英俊，穿着不俗，眉宇间少年意气风发，英文系研究生，不到22岁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这样不凡的诗作。在当时的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后者以柏桦为首。柏桦回忆说，张枣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公认的天之骄子的身份。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他的男生疯狂。

张枣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才华和知识于内，自信自如的人生游戏于外，青春适得其所。一天深夜，柏桦在张枣的房间谈起他的一位女性教师朋友，张枣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柏桦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让他去一试身手，结果令他震撼，“他就这样轻盈地送上了对我的承诺。”

“第二代”与“第三代”/

这两个诗歌圈子，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当时的诗坛，仍然是北岛、舒婷等“朦胧派”的天下，但新的声音和浪潮即将出现。年轻的重庆诗人们把中国当代诗歌划为三代：1949年至“”是第一代人，起始于“”的北岛们是第二代，而他们是第三代人。

“第二代”中许多诗人来自政治中心北京，又经历过“”，承担了太沉重的国家、民族命运，这让南方的才子们感到诗歌场域的强烈不协调。相比起政治抗争，他们认为个人体验是更重要的文学生命。1984年，张枣和好友傅维谈起“上一代人”，也就是北岛他们的诗歌，仍然是“英雄主义”的集体协作，与国家政治联系过于紧密，而正在汹涌而来的诗潮是“极端个人化写作”的现代主义诗歌。

从诗歌理念的角度，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今天的北岛对自己前期的不少作品也多有反思，在许多场合，他都拒绝朗诵众所期待的《回答》，认为其中的语言暴力，事实上是承接了革命话语。诗歌往前走，必定要走入个人，走入内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粗糙的断代显然有年轻诗人们对于自身定位的焦虑。北岛一代的声势实在太大，他们克制不住“弑父弑兄”的冲动。

这两代人微妙的关系，在1985年早春北岛的重庆之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一个雨夜，谈话在四川外语学院张枣昏暗零乱的宿舍进行。柏桦回忆道，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这形象让张枣感到了紧张，他说话一反常态，双手在空中夸张地比划着，突然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并词不达意地赞美起了北岛的一首诗。

而同样在场的傅维则记得，谈话在略显拘谨的氛围中展开。寒暄一阵，张枣率先打破了僵局，他对北岛说，我不太喜欢你诗中的英雄主义。北岛听着，好一会儿没说话。听张枣说完所有的看法，北岛没有就张枣的话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十分遥远而平静地谈到了他妹妹的死，谈到他在白洋淀的写作，谈到北京地下诗坛的状况，最后他说，我之所以诗里有你们所指的英雄主义，那是我只能如此写。接下来，北岛也读了张枣的诗，当即表示比较喜欢《镜中》和其他几首。张枣不再紧张了。

这场“第二代”与“第三代”的见面只是开端。1991年，《今天》在海外复刊时，北岛邀请张枣做诗歌编辑。当时二人都“孤悬海外”，同病相怜，却也藏着更深的分歧。

“没有对饮的那个人”/

张枣1962年生在湖南长沙，从小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有一本白居易诗选，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有空就拿出来读。张枣说，她读了很多年，最后都被翻烂了。

外婆还喜欢另一个诗人，杜甫。她当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值夜班。十岁的张枣和外婆一起睡，小孩子夜里不好好睡，老是踢被子。早上醒来后，外婆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张枣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外婆告诉他，这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张枣不能完全明白这首诗，但是他一下子就觉得了“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呈现了我和外婆的关系。”他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平常的动作也会变成诗歌？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幼小的他并没有想到要当诗人，只是觉得自己的世界被照亮了。

张枣的爸爸是一个诗人，他常常用俄语给他念普希金。尽管语言不通，韵律不同，但是张枣一样感到了诗意。

评论者常常指出，张枣的诗歌“古风很甚”，古典与现代交融得了无痕迹，这和他的童年教养是分不开的。1978年，16岁的张枣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少年班，1983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他选择了英语，日后，他赴德国读书，德文相当好，还可以用俄语读原诗。他用西方诗歌的技巧，在汉文化中选择题材，视野非常开阔，谈起这个话题，张枣曾对傅维冒出一句湖南话：这下我用的武器就先进了撒，晓得不？

关于在德国的生活，张枣给上海诗人陈东东的信里写道：“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他说起物质上的窘困，“几乎不能动，不能旅行，甚至不能出门，因为我现在能用的钱，只相当于你们那里的人民币70多块。”那是1991年。

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寂寞。“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的怀想。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是的，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于是，趁着夜深人静，再独自闲饮。这时，内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个角落里，只顾早点浸染上睡意，了却这一天。”

和热闹鲜活、友朋相伴的中国相比，德国寂寞得太多。这里不再有诗友间的互相激发，也没有掌声随时在侧，甚至婚姻生活也不顺利。张枣烟抽得很凶，开始酗酒，每天晚上都要喝醉才能入睡。

“生活，有趣的生活应该是生活本身惟一的追求”/

1996年张枣回国，他赶到北京傅维住的东城区炮局胡同，一见面就说，哎呀弟弟，找个地方我先睡一觉。几乎是话音一落，倒在床上，呼呼就睡过去了，鼾声之大，几乎可以掀翻房顶。傅维看着床上那人，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发胖，谢顶，鼾声如雷，哪里还是以前那个美男子张枣，顿时感觉有点黯然神伤。

与此同时，诗歌之于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上世纪80年想高扬的中心位置，诗歌逐渐被边缘化，诗人很难成为明星，而中国的物质生活却迅速丰裕起来。诗人钟鸣形容得好，革命和金钱教育了一代人，代价惨重，前者破坏了诗人和历史最幽暗的部分，后者破坏了诗人和文学――乃至书写最纯洁的关系。

傅维在张枣写出杰作《早晨的风暴》之后，认为倚天已出，无以争锋，渐渐怠惰了诗艺。后来，他开始从商――这也是许多诗人最后的选择，他写信告诉张枣自己的变化。回信中，张枣写道：“我赞同你说的生活之重要，甚至生活先于艺术。我个人亦想回国干，国外这些年，固然给了我无价之宝，但生活与艺术的最终完善，只能在祖国才能进行。它有活泼的细节，它有不可选择的无可奈何的历史过程，应该去参与，不管用哪种方式。总之，生活，有趣的生活应该是生活本身惟一的追求。”

张枣开始常常回国。他几乎是贪婪地品尝着生之滋味，似乎要补足在德国时的寂寞空间。

陈东东的岳母说，“张枣这个人真是滑稽，嘎滑稽，馋得不得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馋，这么喜欢吃东西的人。”从德国每次飞抵上海，张枣并不直奔岳母家（他第二任妻子是上海人），而是让出租车停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南货店门前，拖着箱子跨进店堂，欣喜地抚摸着每一支火腿，每一块腊肉，每一捆香肠，这儿闻闻那儿嗅嗅，打听每样东西的价格，但是忍住不买。直到飞回德国前一天，才扑向南货店大买一气。每次帮他打包行李的时候，陈东东都会很不耐烦，已经装不下了，还要多塞些鱼干、腊肉、糟鸭、熏肠、老干妈辣酱什么的。“回德国这可要吃上半年呢”张枣总会说。

傅维记得有一次，张枣把青椒皮蛋送进嘴前，无比温柔地说：“让我好好记住了这细腻丝滑还有清香，我们再说话，可好？”

张枣热爱红尘，而德国的生活却不太如意。北岛到柏林参加活动，去图宾根大学去看他。张枣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

张枣那时已经很少写诗了。1998年，德国汉学家、作家顾彬和张枣约好，他为张枣翻译、编辑出版一本德文诗集，而张枣为他翻译出版一本汉语诗集。顾彬为此推掉了自己的工作，第二年，张枣的德文诗集《春秋来信》出版。而顾彬的诗集呢？张枣翻译了还不到一半。顾彬不无抱怨地回忆说，他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说我的诗很难翻译，他的诗不是更难翻吗？

张枣不停给顾彬打电话，一边解释，一边邀请他到大连旅行。他说，一切费用都有人赞助，还暗示那里会有女孩，可是对于顾彬这样的加尔文教徒，这些物质都不值一提，惟有工作、创造才是最重要的。他因此与张枣分道扬镳。

2004年，张枣开始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2006年彻底搬回中国，看起来，他选择了滋味浓重的生活。更为严肃的北岛不认同这个选择。

北岛经历了漫长的流放生涯，曾经在北欧孤独的永夜难以入眠，但他感谢寂寞，让他完成了生命的沉潜，没有淹没在国内的虚华之中。他觉得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在张枣回国前，北岛曾经和张枣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他深知张枣性格的弱点，他认为，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他对张枣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张枣完全同意，但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张枣去世之后，诗人们评论他的诗歌成就，回忆他才华飞扬的青春――逝去的人很容易成为神话，却很少提及他最后的日子，只有在只言片语中，表达些许惋惜。

北岛的诗范文第5篇

自2011年宣布冰岛计划后，这个要买下冰岛0.3%国土的中国商人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迅速遭到外界的各种质疑。他说：“我渺小，和四面来风抗争。我自尊，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干部下海的“原罪”

不管中坤是否愿意低调，黄怒波早已和“冰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有一回，黄怒波到中国西北边陲新疆塔城考察度假地产项目的时候，在机场遇到一位80岁的老太太，老人盯了他很久，问道：你就是那位去冰岛买地的老板吧？

西方很多媒体发文认为黄怒波身后有“中国北冰洋战略野心”，包括内务部部长乔纳森在内的一些冰岛政界人士表示了担忧：“中国正在买下整个世界。”

不过，真正令黄怒波深陷舆情敏感点的，是他多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经历。英国《金融时报》影射了这项交易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国对冰岛的地缘政治兴趣，同时特意强调了黄怒波本人的政府背景。这是黄怒波最担心的声音他说自己只是个企业家。

“西方媒体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几乎就是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从政府中辞职投商的干部官员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一个。”

为了获得成功，黄怒波也做了一些姿态，包括承诺放弃对流经这块土地的水资源的任何权利，以使冰岛人对他的意图放心。

在冰岛当地，有媒体对32万国民的调查显示，65.6%的参与调查者表示支持中国商人在冰岛投资。但冰岛政府还是否决了黄怒波的计划，并且未在第一时间通知投资方中坤的联络人，而是向第三方媒体公布了此结果。法新社报道说，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已经宣布，使用的言辞很坚定：“我们不可能同意这家中国公司购买土地。”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找黄怒波”，想要确认是否冰岛计划被拒，而黄怒波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虽然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这一结果不能说没有过思想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地回应给过他一种错觉；并且，从2007年至去年黄怒波申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一――这令黄怒波对这一计划充满自信。事情的转变来得太突然。

他把自己的这次商业试水高调地描述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尝试”。喜欢写诗的他，甚至无不感性地对外解释，冰岛买地这桩大买卖，其实只是缘起于他在北大时冰岛室友的一场陈年友谊以及一个诗人的情怀。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黄怒波回忆说，当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时曾给留学生陪读，他的同屋室友就是一个冰岛人叫西尔利。上世纪七十年代，冰岛盛产毛衣，西尔利的妈妈给西尔利打毛衣，每次打的时候给黄怒波也打一件。这让从小失去双亲的黄怒波倍感温暖。

几年前，西尔利到北京来看望黄怒波，黄获知西尔利的夫人是冰岛的一个市长，后来又做了冰岛的外交部长和冰岛执政党主席，这样黄跟冰岛的友谊就变得愈加深厚。据黄怒波透露，几乎每一届冰岛驻华大使都会与黄怒波见面。到这一届正好冰岛出现危机，黄怒波认为与冰岛有情谊在，于是表示支持，决定捐出100万美元，做“中冰诗歌基金”，来做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冰诗歌基金建立以后，做得非常好，”黄怒波说，去年去冰岛与一些诗人会面，冰岛总统也接见了他。后来冰岛政府就给黄怒波一些项目建议，一开始黄怒波没有这个考虑，但是去年上半年由于冰岛方面的招商热情，中坤方面就派了个团队去考察，最后萌生个做北欧度假村的战略。之后和当地农民进行了洽谈，接着又被冰岛总统接见。最后就按冰岛的法律在冰岛注册了一个公司，公司的股东要求三分之二必须是冰岛人，黄怒波选了一个朋友，再加上同学西尔利，这样三个人.把申请报了上去。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结果黄怒波还没回到北京，事情还是出现了变故。冰岛的投资计划一度搁浅。

直到今年7月16日，黄怒波才正式宣布，由买改为租，正式的投资协议将“最迟于今年10月”签署。

“租用协议也是可以接受的，最终的结果还不错。”黄怒波这么安慰自己。

用诗人救济企业家

黄怒波有多种身份，诗人，是他最为看重的一个。

在诗歌界“黄怒波”比“骆英”的名气大得多，他数以亿计的捐款中仅为中国诗歌界捐款就有几千万元，他的朋友们都笑称“骆英”是捐出来的。

尽管自谦为“三流诗人”，但并不妨碍他对诗歌的热爱。在这个羞于谈诗的年代，黄怒波却依旧骄傲于自己的“诗人”身份。

数年前，在一个企业家聚会的场合，当轮到黄怒波自我介绍时，他说道：自己是中坤集团董事长，还是一个诗人。现场顿时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这个场景多少让他有些尴尬，甚至有些耿耿于怀，但是在这个商业几近湮没文化的年代，在外界对他的诸种描述中，他最喜欢的还是“咦，那个家伙是个诗人”。

黄怒波曾经出版过《都市流浪集》、《落英集》、《7+2登山日记》等诗集，骆英是他在诗坛的笔名，骆英，这个名字得自《离骚》中的“落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营。”

有一回，在珠峰顶上，黄怒波朗诵着自己写的诗，哭了。

“我觉得，我没那么伟大，但也没那么渺小。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最高处朗诵自己写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我获得了自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企业家解放自己的过程，大部分企业家现在大致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黄怒波开始资助诗歌。“我赚到钱之后就想给诗歌做点扫描。当年自己做诗人知道诗人的穷，因此希望为诗歌、为诗人做点什么。”

2006年以来，中坤集团先后向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国诗歌学会各捐款1000万元，同时还向新设立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注资1000万元。黄怒波对诗歌的热爱和捐助甚至超出了国界。2010年，黄怒波捐款100万美元，在诗歌文化发达的冰岛设立了“中冰诗歌基金”。

“做企业，讲得再伟大，也有许多功利的目的。”在黄怒波眼中，写诗却是自己和自己对话，是留给自己的最后的窗口。

这或许要源自于他曾经苦难的经历。

黄怒波出生在甘肃兰州，2岁时随父亲到了宁夏。在他3岁那年，父亲被抓起来判了刑，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想不通，选择了自杀。就这样，孤儿寡母的“反革命家庭”沉重而艰难地生存着。10年后，悲剧再次降临。黄怒波的母亲因为值班时煤气中毒而离开了他。13岁的黄怒波成了孤儿，还被视为“反革命的狗崽子”，受到批斗和毒打。有时候，没有吃的，黄怒波只能到街头要饭。

每每独自一人的时候，黄怒波只能用诗歌尽隋排遣内心的苦痛，那是他唯一可以让思绪随心游走的方式，尽隋地宣泄自己的情感，悲伤也是他年少时唯一的色彩。他的作品充满了忧郁，深深地烙上了苦难的印记。黄怒波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

他的商人逻辑中也总缠绕着诗人的韵律。

宏村是中坤集团经营的第一个旅游地产项目。那是1996年，黄怒波随同朋友去黄山市黟县参观考察。“那里有着浓厚的诗歌情结。有着荒凉之美，文化承载之美。”这也使得他一眼就喜欢上了那个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古朴村落――宏村。

当时内部很多人都不理解，但黄怒波力排众议，使项目得以顺利进伉在对古村落进行了整体规划后，中坤很快就投资数百万元人民币进行开发，修公路，建宾馆，将它改造成度假性质的山庄，第二年，宏村的门票收入从原来的17万元突增到400多万元。四年后，那里修造成了一个以古村落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中坤开发的“黄山三村”仅门票收入就达到4亿元。

“正是看到了‘采菊东篱下’的景色，才使我带着诗一样的梦想进去，我要把她打造成梦想中的桃花源，后来变成了现实。”回想过往，黄怒波不无感慨。

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冰岛事件，也和诗歌有些渊源。

“冰岛之行，其实也是有关诗歌与梦想的缘故。”在北极登山时他来到冰岛，为当地美景所陶醉，就支持冰岛做了“中冰诗歌基金”，来做两国的文化交流，当地就来招商了。于是有了后面关于冰岛计划的一系列举动。

黄怒波说，“我始终把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当做我诗歌的一个体验，我对社会需要深度介入，需要在场，需要回到现实，所以我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我的诗歌的一个体验。”

“登山让我冷静”

黄怒波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整整齐齐排列着这些年他的登山行头：穿旧的鞋子、用过的锅灶、空的氧气瓶.磨得发亮的手杖。墙壁上贴满了他在登山过程的照片’旁边贴着各种小纸条。

黄怒波喜欢登山，他把自己称为“一流的登山家，二流的企业家，三流的诗人。”

迄今为止，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他说，我没有征服山，山征服了我。

小时候看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黄怒波就渴望着去爬山，梦想着能像书里写的一样，去挑战自己。2005年2月，在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的带动下，黄怒波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虽然当时有些莽撞，也未经任何事先的训练，但最终，他登上了非洲最高峰。

接下来的五年，黄怒波基本都在登山。刚开始登山的那几年，正是中坤艰难转型的几年。中坤从住宅地产转为旅游地产、商业地产，各地投资不顺，前些年中坤在南疆投资了4亿多元，年年赔钱，经营惨淡。当时新疆做得那么烂，被人骂得不行。”黄怒波说。而中坤旗下的北京大钟寺国际广场，受到非典、奥运等事件的影响，屡屡推迟进度。

“登山迫使你离开疯狂的楼市现场，进行冷静的分析。有利必有弊，企业发展得过大过快，出问题的机率就多。发展得慢点，看得就清楚了，可能生长得时间就长。”

那时黄怒波登一次珠峰一般要用一个半到两个月。但是在山上，在帐篷里一待一整天，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轨迹，思考发展战略，觉得这也是管理企业的一种方式。

他随身携带卫星电话，有时在帐篷里问一些企业的事。通话很麻烦，像在珠峰上，基本聊个两三分钝简单问几句就断了。有时候下属找不到他，只能自己做决策。有些决策出了问题，下山之后黄怒波会去处理他们惹的麻烦。

‘做企业，做到最后’是比谁活得更长，不是比谁更疯狂。”

他的下属不希望他登山。但他说：“如果不让我登山，（中坤集团）不如解散算了。登山让我思考，我在山上会想中坤的大战略。山上很痛苦，思考能让我麻木地忘记登山的痛苦。”中坤的战略布局，都是黄怒波在山上想清楚的――他一下山就开会，吩咐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我可能慢慢地变了，忍耐性越来越强。王石在山上说，只有恐惧才会讨论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真正登山的人，对山不害怕，不讨论，只管走。我不问花费多少时间，不问路还有多长，反正不能后退，反正我要登顶。反过来，做企业也一样，山上那么苦，死亡我都不害怕，我还怕一个宏观调控吗？我不急于求大，不急于求成，好好把企业做好，向着这个目标走。”

黄怒波的朋友、同行、下属、亲人也都说，他变了。黄怒波的哥哥黄玉弟说，黄怒波这些年变化很大，和登山有很大关系，“在山上，他一个人，周边没有一点生命迹象，一个人背着包，边走边思考。一次登山回来后，他说他以后不骂人了。”

“别人说你为什么这么谦和，我说不是谦和，我登过全世界最高的山，我看到了，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