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为一家范文第1篇

于老师我可能在你心目中是个坏学生吧.可是你也不能诬陷我啊.那封匿名信确实不是我写的啊！

是呀,于老师.我们都相信冰蕊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的.于老师你一定是冤枉冰蕊拉.对于老师我们都相信那封匿名信不是冰蕊写的……

那可不一定哦,那白纸黑字都摆在那儿.在说了,冰蕊原来就写过那样的文章……

紫芯,你胡说.你平时和冰蕊关系不好,你一心要除掉冰蕊这棵眼中钉你这是报复…….

就是,紫芯,你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大家都相信冰蕊是清白的.

好了,好了,大家别吵拉.我已经够烦的拉.你们这样一吵把我的的头都吵爆了.冰蕊,铃风你们下去吧.紫芯你到我办公室我有事要问你.其他同学下课休息一下.

紫芯,听说你和冰蕊她们的关系很不好？

恩，大家都不和我玩，她们都以冰蕊为中心。

紫芯，这样可不好啊。不过我还是有是挺欣赏你的。谢谢你帮了老师那么多忙。老师很感激你。

于老师你不用客气的。我是您的学生呀，这个是我因该做的。

紫芯你能在帮老师一个忙吗？

于老师，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啊。

那太好拉，紫芯今天你也看到拉。冰蕊她这个学期变拉。越来越不听老师的话拉。更客气的是冰蕊她自己做的事情她竟然不敢承认，还和老师顶嘴。太不象话拉。这次这见事惊动了校长。校长大发脾气，让我想尽办法查出这封信的作者。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是冰蕊写的，但她死不承认。我又没有证据所以……

于老师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帮您找证据来制服冰蕊呀.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紫芯这件事就交给你拉.我会配合你的.老师相信你不会让老师失望的.好了快上课了,你回去吧.

和同为一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认同 国家安全 国家认同

族群、民族与认同辩析

民族认同的概念源于“族群”、“民族”与“认同”。族群（ethnic group）通常以共同的历史、语言与文化界定。民族（nation）通常以国家和公民身份界定，族群构成民族的一个文化单元，而民族是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政治上的联合。“认同”（identity）有“认识同化”之意，与“自我（self）”紧密相联。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后来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受到关注。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首先将认同问题带入心理学研究领域，认为认同是个体在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态度观念、价值标准过程中，经由模仿、内化，而使自己与他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于一致的过程。社会学家则将认同纳入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同化过程，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认同”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中的核心词汇之一。

民族是一种群体分类。不同的人类群体归属产生了千姿百态的民族认同现实，促使专家学者在研究民族理论政策中不得不考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与心理学语境相比较，民族学、人类学的认同涵义由个体层面转向强调个体对某一群体、甚至群体对群体的认知，“认同”后天形成并在族群互动中得以发展。费孝通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如果没有与“他族”的接触并感觉到彼此间存在差异或者冲突，也就没有“我族”意识的产生。菲尼是美国心理学领域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她认为，民族认同包括对群体的承诺，对群体的归属感，对群体的积极评价，对群体感兴趣并且了解自己的群体和参加群体的社会活动。卡拉则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来定义民族认同，他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包含四个基本要素：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意向和群体归属感。

在众多民族认同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中，主要有如下四个流派：原生论、工具论、族界论和建构论。以戈尔茨为代表的原生论认为，民族问题是一种原生情感问题，是由一种原生纽带将一个人的个体与他的亲戚、邻居、朋友捆绑一起，使得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遵循相同的生产生活习俗，而个体也由此对这个族群产生情感认同；工具论又被称为“场景论”，认为民族认同是随具体的政治、经济等场所环境的不同而变换，强调民族认同的情境性、不稳定性和族群成员的理性；族界论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认同为了达到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认同将自己与别人分类，他们就构成了一个族群。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必然会产生辨认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族界和族群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建构论又可称为想象论，由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提出。该理论认为，国家、社会、民族等都是通过具体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等）想象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之所以说是想象，是因为即使很小的族群，其成员之间也不可能全部相互认识，但每个人都觉得与其他成员有亲密的关系。当然，想象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形成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

民族通过交往形成他族不同于我族的对比，从而确立自己的群体归属。这种群体归属感既立足于某一民族的基本特征， 又基于其他民族的区别。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常常将认同的归结点指向其共同的血统渊源。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民族认同教育中加入大量血缘成分，所谓“拟制”血缘关系就是民族认同假借的结果。中华民族就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为本民族的体貌特征，以“长江黄河”为自己民族的“根”。血缘关系有的强大聚合力构建起民族认同的稳固根基，使每一个成员高度固守本民族理念，忠诚于自己的民族。

国家民族认同建构考量

国家认同从理论背景来说，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通常参照伊尔纳斯・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和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西方模式。盖尔纳以经典的理论分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滥觞。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其国民可以认同自己的民族却可以不认同自己的国家，由于民族认同在单一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和共同利益趋向性，因此，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相当于国家认同）。可是在当今世界，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数量极少，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占世界民族国家的绝大多数。如何整合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使民族认同为国家安全服务，不仅成为国家统治集团安邦定国的要务，而成为专家学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于是，安德森的理论就成为打造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器。在安德森看来，作为宗教替代物的民族主义产生认同，与千万里相隔的陌生人结成“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大多数专家学者同意盖尔纳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民族”的建构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紧密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认识“民族”就是与现代国家构建相联系的“族群”。民族认同作为维系民族的纽带贯穿民族构建的始终，国家认同必须以民族认同为基础打造更高层次的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家安全统一的重要保证。冷战结束后，因民族认同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层出不穷。20世纪后50年，在世界各地爆发的40多起“热点问题”中，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占70%以上；而在20世纪90年代延续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属于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占总数的65%。面对全球化背景下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以我国、新疆、昆明出现的骚乱和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学者们进行了认真的学术思考和学术争鸣，探讨兴邦安国的理论依据。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西方国家开始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具有代表性的整合模式有如下范例：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范例 ，1971年，加拿大率先以官方名义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标志多元文化政策成为加拿大民族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主体政策。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有效实施推动了加拿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它所体现的各民族自由、平等原则受到了广泛一致的肯定。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50多个民族构成的多元文化。使其族裔结构呈现多样化，“马赛克”、“大花园”和“拼缝被”就是人们的形象比喻。为了平衡不同民族的利益，调整民族关系，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无疑是十分现实而有效的。这一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提倡民族平等和睦，反对民族间的歧视。拆消民族壁垒，“做一个加拿大人”，“这一口号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不突出任何一个民族，也不贬低任何一个民族。提倡各民族都一样，都是加拿大人。”①多元文化政策实施有效体现了加拿大国家希望的各种目标，保障了基本的人权，增加了公民参与意识，发展了国家认同，消除了种族歧视，鼓励了文化差别，加强了民族团结，其结果最终实现了“美美与共”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和谐。

紧随加拿大之后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澳大利亚亦有着卓越的成就。笔者曾亲眼目睹澳大利亚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做法，在首都堪培拉的国会广场中央，至今仍旧保留有当地土著民族的保留地，面积不大，约有几百平方米，原始的茅草屋与国会雄伟的大厦相比较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地政府并不加以驱赶。保障公民、民族和国家的和谐共处，维护国家民族的和谐统一的做法，不仅使澳大利亚享誉世界，而且成为世界各国的榜样。

美国的国家民族认同整合范例。美国亦是世界上著名的移民国家，为了缓和国内日益紧张的民族矛盾，美国政府对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这种整合被形象地称为“大熔炉”式融合。整合的基本内涵：国家认为各个族群不存在差异性，提倡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个族群。整合的目标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美国实施国家民族认同整合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具有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各族群的巨大能力。但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的存在，无疑是其“大熔炉”式认同整合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在借鉴美国大熔炉政策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真正的人权体认，在号召公平、公正的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真正从骨子里认识到不歧视任何人，包括任何族群。

新加坡统一多元族群政策范例。新加坡是一微型多民族国家。国内文化、宗教、族群，多元，可谓缤彩纷呈。各个族群都拥有相异的文化传统和，并且各自坚守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面对这样一种文化、族群现状，如何整合新加坡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加坡统一多元族群政策简言之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保障多元族群的认同与发展。新加坡统一多元族群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弱化族群差异，“就是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保障多元族群的认同与发展。新加坡政府首先注重新加坡人观念的培养和塑造。”②新加坡政府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打破族群界限，消灭族群差异，清除民族壁垒，实现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除官方承认的四大族群结构可以对其相互之间的差异认可外，对其他族群实行配额等制度。新加坡统一多元族群政策的目标就是塑造“新加坡人”的理念，新加坡法律均统一使用“新加坡人”的概念，很少触及“民族”“族群”等。这种政策进一步推进了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构建，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实现了和谐的族群关系。

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在学术界尚存诸多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基本观点方面，大概划分有三种类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费孝通、张海洋、纳日碧力戈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既强调国家的统一性，又承认民族的多元性，认为国家与民族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国家与民族不是没有差别和矛盾，而是应该在差别和矛盾中求得同一，求得和谐。

第二种观点以马戎、周平等为代表。马戎认为中国把民族问题政治化，把“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民族，从而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加了民族政治权力，使“民族分裂运动”有了基础，因此提出“去政治化”观点，用“族群”代替“民族”，淡化其政治意义。而周平则认为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认同存在着家族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现象，国家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种趋向，既重视国家利益价值取向，又重视民族利益价值取向，任何过分强调民族利益的政策则有强化族际边界助长民族意识之嫌疑。

第三种观点以陈践樾、郝维民、潘蛟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是经过慎重考虑仔细斟酌而十分恰当的，中国56个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将之换称为“族群”倒容易产生误会。郝时远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保障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政策载体”，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机制”。他认为民族认同问题是导致国际间战乱不休的主要根源，“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结果”。王希恩认为“文化化”和“政治化”的提法不准确；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不存在存废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民族国家认同价值取向

中国长期的历史演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坚持民族与国家认同价值取向，巩固发展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了国家的团结统一。由于受“”影响，特别是“三一九”事件，新疆“七五”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昆明“三一”事件表明，个别地方亦存在着民族认同强而国家认同弱的不正常倾向。针对“”的卑劣行径，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这一民族国家认同价值取向，要把这“四个认同”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坚持对祖国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必要前提。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体认。国家提倡爱国主义，就是要求公民从心底里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欣赏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眷念家乡的山水和风土人情；推崇本国的英雄人物，强化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不是虚无飘渺的意念，而是有着十分具体的内容和载体：如敬爱本国象征符号国旗、国徽、国歌等；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和尊严；具有强烈的“国荣我荣”、“国辱我辱”的忧患意识等等。国家由民族组成，民族依国家生存。没有民族的国家是不完善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任人宰割的民族。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未改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效维护国家利益，2011年9月6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书中强调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自古割舍不断。要牢固树立提出的“汉族离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自觉地尊重自我和尊重他人，如此，则可以培养和树立正确的祖国认同。

坚持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整体归结。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1989年夏，费孝通在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讲演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其理论根基包含如下内容：第一，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中国56个民族的统一实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同化与融合的“搅拌运动”，将56个民族整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

第二，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同时在多元一体过程中起着凝聚作用，这一体不再是汉族或者是哪个单一民族，而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在这样的认同中，中华民族上升为国家民族，成为中国国家民族的象征和体认。

第三，无论是上位民族还是下位民族都应该做到和谐相处，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劫难而不衰，从根本上说依靠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具有强大生命力、整合力、凝聚力和包容力，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抵抗外侮、争取独立的艰苦斗争中，中华民族文化是凝聚中国人心的根本要素，是各族人民认同的对象。

坚持中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表明一种文化归属，既是民族认同的根基，又是国家认同的力量源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文化的作用十分巨大，它对于标识民族的特性，塑造民族认同心理，凝聚民族的精神，形成民族的合力，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功能。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使文化认同始终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主题。《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南朝萧统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方略，明确提出了文化软实力与军事硬实力的相互作用；龚自珍更发出了“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③的警告，与亨廷顿“文明的断层就是未来的战线”④如出一辙，这些名言警句体现了中国政治注重“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优秀的文化。文化兴，民族兴，国家兴；文化衰，民族衰，国家衰；文化灭，民族灭，国家灭。政治治国，经济兴国，文化立国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应以弘扬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文化认同为己任，应不遗余力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⑤中华文化兴盛之日，亦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之时。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观有明显区别。《共产党宣言》曾十分深刻而明确地提出：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消灭了像私有制社会那种造成民族问题的社会的基本因素。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在起作用。现实中的差别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有可能成为民族差别之一，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民族问题。党和政府民族政策、措施、方法的制定和执行不当等，也可能引发民族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和根本在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政治上就是旗帜、形象和方向的体认；实践上就是道路的体认；理论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体认；制度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体认。这种政治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奔小康的现代化事业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感教育，要积极提倡“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认同，要把这“四个认同”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不仅是民族与国家共建和谐的根本目的，也是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全的重要保障。

认同内涵表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总是与对民族、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深刻感悟和不懈追求息息相关。民族学、人类学在探讨民族形成过程中，往往有“自在”和“自觉”两种称谓，或者说是两种状态、两个阶段。区分两种称谓的分水岭在于民族认同的构建程度。由于没有构建民族认同，“自在民族”阶段是民族自然体认其存在的过程，而“自觉民族”阶段不仅具很强的民族认同，深刻感悟到自己民族的归属，而且还会把“非民族”的东西赋予“民族”的色彩加以借用。例如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对“民族”认同的一种“假借”，因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中，绝大多数都没有也不可能构成一种民族。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组合成各阶级的、各阶层的、各民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对抗共同的敌人。民族解放运动完成以后，民族国家仍希望政治上统一的国民在族性上也能一致起来，企盼利用这种“假借”来实现政治稳定。实际上，民族认同因其具有的强大聚合力仍是一种人们普遍重视的“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进步的力量可以使之促进国家和民族正能量的释放；倒退的力量可以用它来释放负能量。因此，应正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学会把握这一“政治资源”。

（作者为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国防教育教授、硕导；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国家安全视阈下的西南边疆民族认同研究”，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国家安全与民族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YJA850023、GDYB2010013）

【注释】

①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于福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中国民族报》，2010年7月23日。

③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和同为一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家认同；综述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相关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国家认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促进国家认同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家认同研究的相关文献，旨在总结我国学者对国家认同研究的成就，并进一步探讨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国家认同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了国家认同的含义

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的定义主要是从认同理论出发来建构的。认同的英文单词为“identity”，在政治哲学层面，其含义有“归属感”或“身份感”的含义。认同是一种辨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而国家认同就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于个人而言，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1]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国家认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是现代国家建构与个体社会化过程相结合的结果。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个体的心理归属感，是个体在心理上对我是谁？我应该归属于何处？我们的范围如何等问题的回答。[2]

肖滨把国家认同的指称对象、具体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①一方面，“国家认同”指公民对集领土、、人口于一体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nation)，它包括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而，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意味着公民确认自己在文化—心理上归属于哪个国家／民族、不属于哪个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是国家认同的标的或对象，这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国家／民族认同，我们称之为“归属性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也指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认同，即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赞同、支持，亦即公民在把自己视为公民—民族成员的基础上、基于对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国家制度安排成为国家认同的标的或对象。这是公民政治取向的国家认同，我们称之为“赞同性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乃是一种集“归属性国家认同”和“赞同性国家认同”于一体的双元结构。针对肖滨的“双元结构”论，郭忠华教授认为，国家认同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尤其是国家)“结构性制约”的结果。[3]

也有学者从国家与公民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接纳、服从、忠诚。[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认同的特征主要包括：[5]性、政治性、领土性、阶级性、合法性以及波动性。

可见，学界对于“国家认同”概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长。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说明了学界重视国家认同理论研究。

（二）认识到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国家认同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统一。因此，不少学者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认为，“我们既要强调民族认同，但更要注重国家认同，这是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国家统一的前提” [6]，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对于国家来说，“如果通过共有的认同，将社会上的个人在一系列共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并在需要的时候采取共同行动来保护并且提供他们共有的认同，这是政治整合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7]

也有学者从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的重要性。许纪霖教授认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8]把对国家认同的事件上升为文化层面，说明了文化上丧失对国家认同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对于当代中国重塑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如仲言所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甚至是民族独立和的必要条件”①，因为文化是国家统一的基石。可见，文化对于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就必须更加增强公民对国家认同的情感， 正如尼克-奈特所言，“国家能够且应该保护中国文化的观点，反映了对国家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依然发挥重大作用的信念”。 [9]

国家认同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同样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尽管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大力发展民族精神，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充分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品质，才可能推动民族事业和民族国家的久远发展。”[10]换句话说，只有一个有着高度国家认同感的民族，才能实现综合国力的长久发展与进步。

一言以蔽之，学界普遍比较重视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

（三）探讨了国家认同的路径：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既然国家认同很重要，那么如何实现国家认同呢？这是学界普遍关注的又一重要话题。但要理解国家认同，就必须认识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综观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有“冲突论”、“替代论”和“共生论”。②

和同为一家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建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东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却是最为直接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

一、引言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对国家来说,是指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只有同时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国家才能得以存续。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后发的东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确定的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与传统国家意义上的“领地”和“边陲”概念截然不同。因此,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的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是最为直接和激烈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基本课题。 对“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的研究最初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梅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领土属性是仅指由国家控制其边界内政治空间及各种权力等而形成的。直到最近,这些权力和政治空间至少为民族的和种族的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其开端和终结的时候。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而“领土属性之转型”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后发的东方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有关领土疆界的确定及在此基础上国家结构、功能和观念的重新转换过程,也就是东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时期的封建“领地国家”向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代“领土国家”转向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东方国家”首先具体就是指东方民族国家,即兴起于18世纪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以民族(一个或数个)为基础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另外,基于对西方文化殖民的批判,笔者通过借助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一词来界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东方国家”,以边缘话语对抗和消解中心权力话语来强化西方国家目前对东方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因此,东方民族国家尽管在其构成形式上与西方民族国家没有两样,但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其建构过程和发展程度却有着质的不同,其中国家领土边界就是在摈弃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以及谋求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最终得以逐步划定和确立起来的。

二、东方国家的领土属性之转型

一般地,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处于封建制时期的东方国家尽管一般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但在其领土属性方面和中世纪的欧洲大同小异,分封制和世袭制使得民众对与自己有直接利益联系的领主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国际领土边界和疆域也都不是很明确,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领土国家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TheThirty Year'S War,1618—1648)结束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则标志着西欧“领土国家”的最终形成;而后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以及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则促使“民族”和“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但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近代欧洲国家率先完成从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同时代的东方国家则始终没有能孕育出欧洲那样的民族主权国家;实际上,东方国家后来只是在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才开始“被迫”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民族国家一般都建立在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之上。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人”。因此,任何欲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首先它就必须具备确定的领土,这是东方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逻辑起始条件。不过,此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来说,获得确定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固有疆域盈缩的过程,因为这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领土肆意掠夺和扩张的时期。但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西方列强自由资本和垄断资本市场在东方国家里的扩张性,客观上使得传统的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始逐步向近代民族国家方向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疆域的盈缩和边疆事务的变化,因为东方国家领土的沦丧仅仅只是反映领土属性的表面变化。以近代中国为例,清帝国在列强的压迫下将边界变成近代国际边界,加上内外事务的区分、国内主权的扩展直至后来国际主权的最终确立等才使得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帝国的母体脱胎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然而,对于近代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由传统国家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只是刚刚开始。当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以彻底颠覆这些国家原有的国家体制时,他们同时也已经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建制在这些东方国家重新配置其政治资源。因为按照国际法,东方国家对于领土主权的最终获得正是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标志;而领土主权的确立是东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非殖民化运动下通过谋求民族自决而最终得以实现的。从此,国际社会中的主权演化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密切相关,而主权的多重性含义被日益分化为东方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西方民族(民主)国家主权两分图景。在西方国家已经由以往单纯的民族国家形式演进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东方民族国家还在“领土国家”的建构阶段苦苦挣扎,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广大东方国家尽管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基本形式,但其在建构合法的民族国家时仍然还没有完成领土属性的最终转型,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由第三世界国家领土边界纷争引发的国际冲突就频频发生。概括起来,东方国家在建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领土转型至少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东方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如非洲国家由于受西方殖民势力范围的影响,许多国家的边界被人为地任意分割和划定,使得一个民族可能同时存在于几个国家。第二,已经完成国家统一并具有相对确定的国家领土边界的东方国家由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还没有真正完成其领土的转型。有些政治实体有民族意识和认同,但缺乏合法的领土或缺乏确定的领土,如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毫无疑问,主权与合法性原则一直与领土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种领土有明确的边界划分,而这种划分经常伴有暴力冲突,国家领土边界的区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重视,联合国宪章及许多国际条约都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趋势表明领土主权观念的排他性正渐渐受到侵蚀,但领土并非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它可能根据文化、经济与技术条件而在强度与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

三、领土属性之转型中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如前所述,对于绝大多数东方民族国家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其成功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拥有了其相对确定的合法领土边界,但这些国家的领土转型直到目前为止始终还没有完成,而在此过程中却又深刻遭遇到了因其领土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和同为一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电视艺术；中国电视剧；家国同构；剧像演绎；叙事张力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在汉语中，“国家”一词表明了国与家是一个统一体，“家国一体”是指家庭、家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是小国，国是大家，无数小家组成国家，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分量，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就是家国同质的体现。艺术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是指以一个或几个中国家庭为中心场景展开广阔的人生境界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将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巨变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家的命运走向生动形象地映照出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国家的兴衰起伏。

一、家国一体、国家互融的文化传统

我们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家国叙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作为欧洲文学艺术源头的古希腊的神灵系统，就是家族的缩影。最高的神宙斯是父权意识的象征，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众神作为儿女围绕在他的周围并各统一方。这种象征秩序反映了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对欧洲历史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可看到家国叙事的模型。

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家国叙事传统更是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即儒家提倡理想、经典的社会体制模式是以家庭、家族管理模式来统治国家。《孟子·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小国家”，国是“大家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同样是家国之间的异形同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更是将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高欣所说：“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存在的农业社会，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是架构农业社会的基础。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个良族内部的家庭，像在中国这样长期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维系国家存在的独特方式，催生出‘家国同构’现象，并推动了封建宗法制在中国社会的形成，这一制度直至辛亥革命胜利……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在社会巨变与动荡时期，忧国忧民的艺术家常自觉把个人、家庭和国家联系起来，在创作中以家喻国，以国观家，个人遭遇植根于国家民族的不幸之中，家国同构或隐或显地融于作品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垂世名篇凝结着作者深沉的家国忧思。李清照的《声声慢》通过淡酒、风急、秋雁、黄花、梧桐、细雨等形象的描写，宣泄国破家亡的凄惨心境。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贾府家族文化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四大家族的起落沉浮见证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没落，尤其是贾家被作为封建家族的样板承载了高于世俗形而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蕴，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晚清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一切文学艺术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围绕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目标而奋斗。巴金的《家》、《寒夜》等更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信仰投射在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并使其成为论证新文化运动合法性的民族寓言。文艺作品总是和时代脉搏共振。《芙蓉镇》、《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儿女们》、《蹉跎岁月》等“伤痕”文学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十年“”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了“”，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岁月的强烈控诉。作为“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反思”文学不再满足展示过去的苦难的创伤，而是力求探索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记忆》、《爱，是不能忘记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作品，在悲郁叙事中对共和国初期至“”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使其成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象文本。

同样，电影艺术的创作也脱离不了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在中国电影历史上，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等为代表的伦理情节剧，洋溢着浓郁的“家国同构”的艺术气息，他们的作品既是“一种讲述家庭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又是一种讲述人在历史故事中奇特经历的叙事本文，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家庭的命运成为与国家的命运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家庭形象成为象征社会形态的重要视听元素和映现历史风景的一面面镜子，而且家庭空间更成为他们影片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叙事空间’”。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以家庭和社会伦理为题材，借助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家庭伦理关系映射出社会性的主题。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渔光曲》等更是将小人物与大时代、大事件融合在一起，以饱满的现实主义笔触对社会矛盾和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胆揭露和积极探索。谢晋的《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从政治、伦理、道德等角度剖析历史教训，从扭曲的时代中挖掘人性美，从普通人身上迸射出真与善的光辉，作品中充满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总之，这些作品中家族和社会历史成为互涉的结构，家族命运就是社会历史的命运，社会历史的变化就是家族的变化。诚如张法所言：“要对中国文化作一既分出层级，又具有统一性的把握，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这三句话是互含的。伦理中心，表明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以家的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由于礼一以贯之，家和国是扩大版和缩小版的问题，具有同一原则，同构的关系。……家国同构使家这一层的日常悲剧意识有了国这一层的隐喻意义。”

二、家国同构文化理念的剧像演绎

同样，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家国同构叙事传统也被映射到中国电视剧中，依旧左右着观众的审美取向，表现为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总是更注重家国、事业和社会责任感，个人与时代浪潮总是息息相关的叙事模式。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在中国电视剧中的剧像演绎，即所谓的家国同构模式，就是指在剧中以一个或数个家庭为核心，借助一个或数个家庭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悲欢离合、命运变迁来折射社会时代特征，展现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心路历程。中国电视剧的“家国设置”模式中，以“家”的模式表达国家意志，在表达过程中把“国”窄化为“家”，置放于“家”的范畴内表达。杰姆逊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这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观众的审美接受以及对电视符号的解读，是文本创造者的编码与文本解读者的解码行为互动的结果。家与国，个人与社会、国家交织在一起，“国”的风暴常常冲击着“家”的稳定，家庭的悲欢离合寓含着国家、民族的兴衰沉浮和历史变迁，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审美期待过程中被纳入到“创作与接受同构”之中，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也一并得到接受。

成功的电视剧总是聚焦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力凸显“个人-家庭-社会”全景式、立体化的伦理关系图景。家和个人成为叙事文本的起点和中心，国家和社会成为其落脚点和重心。作品从“家/个人出发，却没有使笔墨”“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人民生活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电视剧《一年又一年》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问的巨大变化为背景，以陈、林两家二十年的风雨人生为经，以人物间的情感纠葛、思想变化为纬，编织了一幅生动的人间风情图。一年又一年，陈家与林家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层面上经历着二十年来社会巨变带给他们精神与物质的一次次冲击和洗礼。故事通篇从百姓生活变化及凡人小事人手，在不经意的叙述中将中国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来种种变化诸如昭雪、知青返城、恢复高考、下海经商、出国热潮、股市风云、下岗再就业等呈现在观众面前。家庭和革命交织互融，借家庭的历史演绎革命风云。《壮志凌云》中贺怀德、薛喜莲、李亮、何敏、周占魁、聂小丹等人各各组成家庭，彼此联结为家族。作品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以三代飞行员的家庭来折射空军成长史。《光荣之旅》以主人公贺援朝一家的家庭变故，来反映军队后勤工作的建设与发展。《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石光荣一家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变迁展现他们的曲折悲欢的命运，折射共和国的风雨历程。《金婚》在描绘佟志和文丽夫妻的五十年的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新中国五十年的社会沧桑变化。“家”作为该剧主要的叙事空间载体，不仅是主人公居住空间的增大，还意味着叙事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线的同步推进，形成了“互文”效果，从家的空间变化中，体现了“国”的发展，五十年的“家”、“国”变化融为一体，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想及建立在家国同构思想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统治体系，既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及政治稳定的根本，同时也是封建帝国政治腐败滋生和繁衍的适宜土壤，是导致封建帝国政治腐败泛滥的重要根源。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夫君者，天下之治无不统主。”“王贵五独：‘位势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地位独尊，天下独占’。”当天下的福禄灾祸只能仰仗皇帝的道德品行和喜怒哀乐的时候，臣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拥有一位宽厚仁爱的君王，在其领导下能过太平殷实的日子，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好皇帝却是凤毛麟角。在君权至上、天下服务于一人的统治秩序下，皇权必然导致腐败，哪怕是圣明的君主也无法避免。比如唐太宗在晚年也开始居功自傲，耽于享乐，穷兵黩武；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携带随从三千人，征调民工万人，耗费国银两千万两。地方各级官员作为地方的“家长”，掌控着地方的军政大权，一旦上级监督松懈下来，地方权力迅速膨胀，他们搜刮民脂，贪得无厌。如汉代的梁冀，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能够做到“家天下”的君主就是圣明的君主。君临天下，更为直接便利表达国家意志，个人意志言行举止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电视剧《汉武大帝》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场景中重塑和定位汉武帝，将他开拓国家疆土的历史功绩与文化上的雄伟气魄相联系，可谓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和考察传统文化的当下视角。《大明宫词》在国与家叙事的框架内，以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演绎了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对爱情与权力这两个永恒人性追求的不同表达。对女性权力与情感欲望冲突的寓言故事的抒写，成了导演阐释自己历史理念的能指。电视剧《雍正王朝》演绎宫廷内部之争，那纠合着血缘关系并代表家族私利的一方与国家总体利益不断抗衡。八爷、九爷、十四爷等人，为了维护个人私利而不顾亲情，竟然与朝野逆反势力结为同党，事事处处都要阻挠雍正新政的推行。而雍正囿于手足亲情、祖宗例规不敢大义灭亲，进而使改革举措寸步难行。这种顽固而持久的家与国的对抗，其实是由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社会结构所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一向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家族之上就是国家。博大的国土、落后的生产力，成为松散落后的社会基本单位与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要维护协调好这个大国家内各个家族的私利谈何容易？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家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一旦家庭利益受到威胁，人们常会挺身捍卫。历史上很多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大都遵循“和光同尘”，视而不见，即使国库被掏空了，只要不影响各个家族的利益，就不会产生内乱。雍正却做不到这点，他刚上任就着力整饬吏治，凡侵吞国库者，势必查清，即便是王公贵族、高级官员也绝不姑息迁就。凡贪官者，一经查出，即令退赔，并予罢黜。此外他还实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措施。清初战乱频仍，军需浩繁，雍正为筹款不得不强夺地方财政。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各个家族的利益，所以他不仅要面对各个家族的声讨，还要承受朝野的压力，可谓进退维谷，但他依然处变不惊，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坚持推行新政。《雍正王朝》从改革意识塑造历史中所否定的残暴无道的雍正皇帝，他的权术、血腥和暴戾都被遮蔽于“大清利益”的幕后了。这些都向世人昭示出：改革难，不改革更难，我们必须在艰难中把中国的改革推向前进，中国才能迈向光明和希望。

英国学者J.哈特立指出：“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尹鸿说得好：“对于电视剧来说，几乎可以说，家就是戏。中国电视剧这种家庭故事的特点，是与‘国家’具有同构性的中国传统息息相关的。在中国文化中，正如‘国家’二字密不可分一样，家中有国，国中有家。家/国一体、国/家融合，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是大家庭，家是小国家，家庭是小社会，社会是大家庭。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往往都是以家为中心，家庭内部、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关系，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家是小天下，国是大家庭”，家庭与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剧文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气质相结合，成为“民族寓言”文本，以家国同构的模式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自恋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通过特定的民族心理接受模式和表达方式，把国家意志转化为家的言说，“国”的寓意蕴藏在“家”的模式中得以传递。家是缩小的国，国则是放大的家。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细胞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个人的身世命运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命运紧密相连，“家”与“国”融合在一起，国家命运的历史变迁在家族的生命肌体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三、家国同构的叙事张力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家兴则国兴，家亡则国亡。日寇的入侵，将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民族的灾难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战争之火，烧掉了亿万中国民众肌体上的腐质与软骨，面对最残酷的屠杀，他们最终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正如胡絮青、舒乙在《破镜重圆》中所说的那样：民族，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国家，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人民，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正义，带着它的庄严、神圣和人道，光荣地战胜了邪恶、侵略和野蛮。战争毁灭了无数中国人的家，人们被逼“走出家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又警醒了无数中国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家”和“国”。于是，在战争发生时，“家”首先成为民族的载体，它所包含的激愤和忧患意识直接孕育在民族的血脉里。这种宁肯与“家”同归于尽也决不愿在气节上输给敌人的铮铮铁骨，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家”的民族含义，在异族入侵发动的战争中，“家”“国”就这样开始了它们新的“同构”。“家国同构”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它包含着我们民族的集体精神和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