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范文第1篇

古代漕运的重要河道

隋炀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开凿了永济渠、通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做了局部的变更和修整。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收益”之说。《新唐书・食货志》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于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以运河转输江南之粟成为保障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之路。北宋也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旧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元代建国都于大都，也依赖江南粮米，《元史》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运，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

从历代运往京师的漕米供应数量来看，运河交通对于繁荣京畿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史籍记载，隋朝时期，就在运河沿岸建仓，逐渐形成了“濒河仓廪”的布局。唐开元年间“凡三岁，漕七百万石”比陆运节省“佣钱三十万缗”，每年山东漕运量在400万石以上。宋代建国都于汴京（今开封），至宋神宗时，定汴河漕量，“岁额600万石”。故时人有“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的绪论，说明了汴河漕运在整个漕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元代晚期，由运河转海运，每年至京师的粮食近350万石。明代永乐年间，最多时达到460万石。清代漕运量虽有的年份有所增加，但大多年份的运量仍维持在400万石左右，但其他品种的输送量则大有增加，如南方的竹子、木材、茶叶、白糖、丝绸等。正因为京杭运河与京师供给、大宗运输、经济交流、百姓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历代朝廷都将运河的畅通视为“社稷之要”，并置衙设官司，投以巨资，颁布行律令，严加管理。

运河流域文化大融合

运河流域文化是自隋开通南北大运河以来形成的，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运河流域的文化是隋唐时期中国民族融合统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文化不仅包括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而且还有因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运河区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它将我国几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沟通，这几条水上大动脉将沿途各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土地辽阔，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地理环境相距甚大，各地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运河以它的贯通性，汲取各地文化的滋养，形成运河文化的浩浩长流，因而，运河文化也是开放性的。这种文化具有较强的拓展性，善于兼蓄外来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如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元稹的《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说明唐朝在音乐、服装上吸取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国内各地的文化精华，而且还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在运河沿线的长安、洛阳、楚州、扬州、苏州、杭州都建有大量的寺观，而且都成为运河流域佛教传播的中心。如扬州城内有三四十座佛寺，其中华林寺、慧照寺、孝感寺、龙兴寺、大云寺、西灵塔寺、禅智寺、大明寺、既济寺、崇富寺、白塔寺、法云寺、兴云寺、开元寺、栖灵寺等均见诸记载。鉴真就是扬州佛教界的著名律师（善解戒律者之称）。扬州就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佛教传播基地。闹泄文化史上考察，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经过中华文化的吐纳和改造，创生新的形态，中华文化正缘此不断纳新，得以生生不息，兼容与开放，蔚为中国文化昌盛的优良传统。

加强漕运的管理

唐初的漕运管理仍习隋制，由都水使者、都水台或都水监掌管治河与漕运两职。唐玄宗开元初年，为了加强漕运的管理，设置了专管漕运的转运使。自此以后，治河与漕运分管，这就加强了漕运管理的职能和权力。漕运官员的职责是根据漕运路线而设置的，不受行政区划约束，往往由位极人臣的宰相兼领，职权很大。漕运官员的职责就是：将各地征集的粮食和贡品进行验收、保管、运输，并组织人力押送、护运：管理漕运船舻，还监督沿河百姓不得盗用漕河之水“溉田”，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皇帝了解到大臣裴耀卿深谙漕运之事，“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瘘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甲萧炅为副使”此为运河漕运高官之始。

这时的漕运分量主要在黄河之南河段。在唐代，“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唐代漕运防务主要是都转运使司派员负责、派员押运，并无固定防务机构。沿运各段的河务管理均由当地节度使负责。如“汴宋节度使春夏遗官司监汴水，察盗灌溉者”。

北宋，国都汴京，每年从江南运送来的税粮亦不下600万石。沿运设发运司河转运使司，置漕臣。各地漕臣负责本地漕粮的集运，听候漕运物质的调用。如，绍圣年间，宋哲宗“诏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计其远近分三限，自季冬至明年8月。在漕运业务上，亦属“发运使司”节制。宋代基层漕运单位称为“纲”，各有自己的船队、人员。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通作二百纲”，即全国已有漕运单位200个。有关宋代漕运防卫，《宋史》卷一七五有载：“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汴河，即运河中段，代指运河。“纲运”，宋代语言，即“漕运”。这里是说，江南纲、荆湖纲的漕运当差押运者，有七成隶属三班使臣，三成隶属大将、殿侍。换言之，有70%的押运者为漕运人员，30%的押运者为兵卒，这便是军队介入护漕的开始。

元代前期，基本无运河漕运，京城元大都需要的南方漕米、贡品，主要靠海运。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南方漕米才通过运河运往京师。起初，漕运均交各省巡抚派员负责，沿线有行都水监协助。直至元惠宗后至元二年（1336年），才有京畿都漕运司添设提运使、同知、副使、判官、经历、知事等职，负责运河的漕运。但这个机构驻节京师，大凡具体的漕运、防务仍由各行省负责。为扩大漕运规模，朝廷曾“命三省造船两千艘于济州（今济宁）”运粮（《元史・食货志》）。

明清时期是京杭运河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设置的河漕机构规格高、分工细、作用大，经常受到皇帝的“眷顾”，许多官员也将任职河漕视为“肥缺”。

明代初年曾仿元制，洪武年间设漕运使。漕运使，正四品，下设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等官司员。永乐年间设漕运总兵官司，“掌漕运河道之事”，河道由漕运总督兼任。首任即是平江伯陈碹。成化十七年（1481年）始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总河专管主持河道修治，总漕专理漕政。这是正式设立的漕运总督，正二品，兼任当地巡抚，官司衙设在淮安。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漕运总督兼任漕运军职，成为明代后期及其清代常见的机构命官模式，军政合一在漕运管理中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漕运管理的稳定，体现着漕运机构的重要地位与特色，这是发展漕运、促进沿河经济繁荣的组织保障。明代漕运总督属下还设有漕运行管机构――漕储道，驻漕运防务，运河沿岸重镇均设立了卫所。如：德州卫、临清卫、济宁卫、徐州卫、邳州卫、淮安卫、高邮卫、扬州卫、镇江卫、杭州卫等，其隶属关系并非全部属于河、漕衙门，但强化沿运防务是明代军事布防的基本宗旨。

清代漕运防务较多地沿袭了明代晚期的设防格局，但又有调整。主管漕运的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顺治元年（1644年），漕运总督部院署常驻淮安，其下属防务机构“标兵及左右营如制，将领九或八人，兵共四千有奇”。设“苏州、镇江、浦口、安庆、池太、东山、广德八镇总兵官”。《清史稿・兵志二》又云：“漕运总督统辖各卫所处，复统辖旗、绿、漕标三营，兼辖淮安城守营。”共计七营。关于七营的防务分工，《清史稿・兵志六》有载：“漕运总督水师标营，分中、左、右城守四营。以中、左、右三营任护漕之责：以城守四营任地方之责：驻山阳（今淮安市）境及漕运所驻之地。其运挽漕粮，则以卫卒任之。”

统筹治水，管理河道

水运水利的设官制度比较早，京杭运河贯通后，唐宋元三代均设立“都水监”，以统筹治水，管理河道。唐代都水监设使者二人。使者，为正五品，

“掌川泽、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督”：并设都水监丞二人，从七品；主簿一人，从八品。下属机构有“河渠署”，设河渠令一人，正八品；丞一人，正九品：河渠谒者六人，正八品。都水监为水利治河专门机构，隶属工部。为更好的管理好此事，工部还专设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以分管并协调与都水监的公务关系。宋代起，中央专门设立管理水利的专门机构，河渠案，又于嘉祜三年（1058年）设置都水监，都水监下设河沟司等。元代起，配齐官员及其机构。《元史・河渠志》言：“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都水监为元朝中央政府主管水政的机构，其官署设都水监二人，少监一人，监丞二人，经历、知事各一人，下设令史、通事、知印、奏差、壕寨、典吏等属官，以赚掌河渠、堤防、水利、桥梁、堰闸诸政。据考，唐宋时期的运河河道防务没有专职队伍，只有治水机构兼管。《宋史・食货志上》记载：“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陈求道等……同措置，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这说明运河无防务，不然的话，不会河决百多步才责令都水监使者“措置”。

明代最高河道管理机构设在济宁，成化七年（1471年），始设总理河道，或叫河道总督。总理河道一职为朝廷派出官员，常以侍郎、尚书衔领其职，总河以下按运道设有分司，分司多由工部都水监派遣，除朝廷统一派出的官司机构外，沿运各省也分派地方官吏参与管理河道之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都御史加工部衔，提督河南、山东、直隶河道。隆庆四年加提督军务”。据《山东通志・兵防志》记载，为了运河的防护，永乐十八年（1420年），曾遣都御史负责沿运防务。隆庆四年（1570年）在济宁驻防的济宁卫、拥兵5600人，隶济宁兵备道管辖，是河道总督署下设的专职防务机构。《明史・兵防三》还记载：“治河之役，给事中张贞观请益募士兵，捍淮、扬、徐、邳”，经皇帝允准，这四地驻兵也曾由河督节制以护卫河道。

清代河道管理机构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并逐渐调整简化，系统更加分明。清代的河道总督是管理运河的最高行政长官，原驻山东济宁，后移驻江苏清江浦，后增设副总河。雍正年间总河一分为三：一为江南河道总督，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黄淮运，简称南河，驻清江浦：二为东河河道总督，管理河南、山东两省的黄、运两河，简称东河，驻济宁；三为直隶河道总督，管理海河水系及运河，称北河，驻天津。北河、东河、南河为三督，共同掌治河渠，以时疏浚堤防，综其政令，营制视漕督地方河道管理机构为三级：道、厅、汛分段管理，并设有文职、武职两系统。“道”相当于明代的都水司，武官有河标副将、参将等：“厅”与地方的府、州同级，设同知、通判；“汛”同县级、设县丞、主薄等。武职，厅设守备，汛设千总等。“《清史稿・兵志二・绿营兵》记载：“定山东官兵经制，设副将或游击以下将领八，兵凡三千，备河防护运。”河道总督辖中军署，中军又称为将军，专司运河河道的防务。其直属的中营、左营、右营、济宁城守营的防区，南至徐州界，北至张秋“今属东平县张秋镇”全长365公里，下辖49汛。

据考，明清时期的漕督衙署、河督衙署均配置军用船只。漕运总督署的军船主要是为漕运船队护航，河道总督署的军船主要用于巡视河堤、桥闸，护理河道，打击河盗，维护京杭运输线上的秩序。1956年4月，在梁山县运河西侧的宋金河中出土了一艘明代兵船，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该船呈柳叶形，船身全长21.8米，中宽3.44米，共13个大小相同的船舱，各舱相通。船内遗留有铜铳（即炮）、铜盔、军刀、剑、铡、剪、锯、起子、马鞍、马镫、马嚼、锚、钱币等金属制品及瓷瓶、瓷碗等生活用品共计174件。“洪武五年造，一千三十九号，八十斤重。”从器铭我们得知，这艘军船用于运河“护卫”，为明代洪武年间制造。船锚已编号至“一千三十九号”就已说明，军船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护河、护漕船只外，各卫所、标营还配备有刀、枪、重炮。济宁市博物馆现藏有元明清铁炮38尊，其中两尊分别铸造铭文：“崇祯拾叁年捌月总督两广军门张行委济宁卫掌印指挥张古臣督造”“济宁运河道捐资铸造崇祯拾……济宁指挥张臣监造”等字。其余均曾用于标营驻地的防护。

在清代运河的防务中，由于时展需要和外国水哉设防经验的传人，部分区段还设立了水师，以熟习水性的士兵为主要兵员。如：“直隶水师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战船三十二艘，驻三贫河口。”济宁“利捷水师营”于1868年设立，哨官1人，水师25人，船24艘。南河漕督及河督也设立了水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道总督裁撤，河漕管理及其防务均由地方分段管理，兹不赘述。

结语

京杭运河是沿岸各地的母亲河，是中国七世纪之后历代封建政权的生命河，它的兴衰曾与国家的兴衰，沿岸的经济繁荣相关联，因而，研究这条古老的河，并古为今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运河防务便是其中课题之一。

综上所述，唐、宋之际的运河，因国都位于关中、中原，故黄河之南的运河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江淮运河及江南运河不易淤积，航道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故漕运发达，漕运防务体系初步确立。而北段运河利用率低，发挥的作用较小，所以，常受黄河干扰的北运河没有受到朝廷的应有重视，河道管理机构没有健全，河道防务初萌。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长期对峙，官家漕运受阻，分裂的局面使运河管理分割，南北交流几乎终止。元代着手运河的直线沟通，河漕防务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效果甚微。明清两代是运河管理机构、漕运机构的健全时期，故运河的疏浚、漕运、防务、信息传递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机构级别之高，管理人员之众、分工之细，可与今天发达的陆路管理相媲美。据史载，清代河道总督属下还设有河标信息机构，名为“拨递”，共设41拨、82丁，凡沿运河防信息，短时间就可传到总河署，或直传京城。

漕运、治河机构正式建立后，也曾有过合并、短期裁撤，如：明万历七年（1579年），漕运总督“加兼管河道”河漕合并，合并后南方由漕运总督负责治河，山东、直隶则交巡抚“兼管河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罢设总督”，治河与防务交由地方巡岣涸稹

运河防务机构的驻军除非常时期外，无军队的缉捕职能。如《清史稿・兵志六》云：“淮群旧为黄淮交汇之区，特建两大闸，设河兵及堡兵守之，河营遂之漕营并重……河营升迁之例与军功同，专司填筑堤筑堤防之事，而缉捕之责不与焉。”但调防仍属军队性质。如：顺治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裁拨抽调马步兵共贰千零叁拾贰名”，其他年份也常有河防兵员调防。突发事件时，其他驻军也调入强化运河防务。再如，清代咸同年间，捻军活动于苏鲁运河沿线，皇室惊恐，特派僧格林沁率清军，李鸿章率淮军，加强运河防务。1867年2月，“山东巡扶丁宝桢部署东军加强运河防线，并派水师在运河巡河。”6月30日，“李鸿章至济宁行营，辞行划倒守运河防线”。10月26日，“李鸿章在济宁大营组建淮军游击师三支，各一万人，配合六七万运河河防军，追堵东捻军”。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势有着具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需要。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同样，当皇朝递变与变革之际，发生在运河区域的战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最多，也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控制了运河，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大运河的贯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又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运河之都范文第2篇

仅拿大运河来说，完全可以为隋炀帝翻案。

过去，史书上，还有大量约定俗成的固定看法，都把隋炀帝界定为一个很坏的统治者，说他劳民伤财，穷兵黩武，挥霍无度，很快把国家掏空了，隋代遂成了十分短命的朝代，昙花一现。罪魁认定就是这位隋炀帝。

但是，有了大运河，情况完全变了样。

隋炀帝称帝在605年，由其父隋文帝杨坚手中继位，至617年，在位12年。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全国之力挖凿大运河。这是他的雄才大略，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业，立下了不朽的伟绩。

现在看来，隋炀帝的大运河，起码在历史上有以下六大功劳：

第一，沟通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会贯通和大一统。在古代，陆路长途迁移，只能靠骑马、坐牛车和步行，要翻山涉水，行动十分艰难和缓慢。但是人类早就有认识，水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坐船过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辎重，往往比走旱路要方便许多。把人和物放在船上，或人划，或扬帆，或做水闸提升下降，可以日行数十里甚至百里，真是一种人类行为的飞跃。船大，可运兵，可运马，可运粮食，可运草料，可运煤炭，可运石材，花样多了，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以至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不过，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南北则不行。隋炀帝决定挖凿南北大运河，干脆把东西南北都用水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岂不是一盘大活棋。有了大运河，他可以把整个中国国土真正地完整地纳入自己的王权范围，宛如揣在自己的怀中，牢牢地属于自己。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帝王这么做过。这是空前的。

第二，一下子诞生了几十座沿河的繁荣城市。先有河，后有城镇，后者因河而生，因河而旺，纯属拔地而起，这不得了。大城，意味着人口的相对集中，意味着人才的聚集，而且因需要而都有分工，有搞运输的，有搞搬运的，有收税的，有管理的，有造船的，有搞仓储的，有搞货物集散的，有做买卖的，有旅店，有饭店，有美人街，有唱戏娱乐的，还有学校一类的机构。总之，越聚越多，名气也越传越远，终成气候，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大运河就是城市的催生婆，而且多子多福。

第三，隋代大运河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样的三大世界都市。扬州是大运河的起点，西安是中点，北京是终点。大运河把这三点造就成了规模宏大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都市，或是首都，或是经济大城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影响既深又远。

第四，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带到了南方，也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鱼米桑茶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

第五，几大水系的串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以及中外的国际交流。大运河仿佛为丝绸之路接上了手脚，一方面把地中海周边与中亚的文化和中国内陆的文化连接了起来，辐射开来；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连接了起来，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成、巩固和壮大。此两者的文化交流因隋代大运河的挖凿而在后代大放异彩，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丰硕果实。

第六，隋代大运河迎来了唐代的贞观盛世，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础。隋朝虽短，可是换来了唐朝的长治和极盛。隋代大运河基础打得好，唐朝在政策上稍作调整，立刻结出好果，无意中为辩证法的胜利增添了辉煌的一例。

看来，有大运河作证，隋炀帝的案是翻得有理，势在必翻了。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

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一半干枯，一半有水；那么，隋唐大运河则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

此话怎讲？

隋的首都是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修运河由扬州出发，先要向西北走，斜穿安徽淮河流域，经河南的东北部，入黄河流域，到达洛阳，此为下半部；然后向东北走，经河北东南部，入海河流域，到涿郡（北京南），此为上半部，合起来整体上走“之”字。

隋运河始建于605年，用360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10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3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到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重开江南运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500余万民工，费时6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2700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这条运河运营了500多年，历经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运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阳、西安，缩短了900多公里，又运行了700多年，直至今日。

隋唐大运河衰败于700年前，那么，它的遗迹今日如何呢？

这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调查研究。

实地考察下来，令人大吃一惊：它还在！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完全找不到踪迹。

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河段并入了后来的京杭大运河，主要是一头一尾，如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和山东临清以北的永济渠的中北段，都在地表之上，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古邗沟和江南运河至今都呈现水量充足、运输繁忙的景象。有的河段则被废弃，主要是黄河以北的永济渠的上中段大部分。这次考察的收获之一是得知废弃的时间下限居然是很近代的事，也就是30多年前吧。这段河现在叫卫河，河道居然整体都在地表之上，很易找着。可悲的是这段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唐大运河的上半段，在被废弃之后并没有得到保护，反而成了污水道、脏水沟，遭到严重污染，许多地方成了“龙须沟”，惨不忍睹。主要污染源是河南焦作、新乡一带的工业废水和河北省沿岸的工业和生活垃圾。据当地老船工和渔民回忆，20世纪70年代水量充足时，卫河一直都有货船通行，由河南鹤壁以北直抵天津，运石运货还通畅无阻。曾几何时，由于公路铁路的兴起，加上水量不足，隋唐大运河北段竟迅速败落成这个惨状，真是令人痛惜和难以想象。第三种情况是被埋入了地下。原因是黄河在历史上有若干次大的水患和河道迁移，大运河故道被黄沙淤泥埋在地下。这部分的长度也很长，大体在隋唐大运河下半段，即在河南和安徽境内。这部分在极个别的地段，如在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长沟镇就有一段依然有水的运河故道，长达25公里，除此之外，在绝大部分下半段中，在地表上隋唐大运河故道已荡然无存，什么都找不到了，只能通过考古挖掘来证明它的存在。好在，隋唐大运河是客观存在的，地下黄土之中实实在在有这么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运河遗道，只待去挖掘，去发现。实践证明，这种发现并不难，而且，稍有动作，就有令人惊喜的巨大收获。人们看着那些挖出来的码头、沉船、仓窖、瓷器会大声惊叫：呀！这是一条曾经多么繁荣的大运河啊！

古仓、古佛、古城、古码头、古桥、古瓷器

隋唐大运河的遗址大体是分两种：一种是在地面上，如沿岸的古城、古佛；另一种是在地下，是考古挖掘出来的古桥、古码头、古仓窖和古瓷器。前者中的古城墙，如河南鹤壁市的黎阳镇，古佛如鹤壁市大山的北魏大佛，这些凤毛麟角的地面运河遗迹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所在地势较高，或者根本就是在小山上。其余遗迹则全在地下，所有的重大发现都是考古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惊奇的首推古粮仓的发现。

古粮仓在洛阳、西安、商丘一带已经发现了七八处。

20世纪70年代在洛阳市东北市区里一个铁路单位的院子里挖出了一口古窖，非常大，口径12米，深10米，是在黄土地下挖凿而成的深坑，里面可以储存粮食。出土时，这口古仓中真发现了大量粮食，已经半碳化，一层一层的。这口古仓的位置经考古证实是挨着一个漕运码头的，在一条宽逾百米、深12米的河渠旁，可见古粮仓是因运河而建的。现已探明，这样的粮仓一发现就是一群。在地图上看，排列有序，呈极规矩的围棋盘状，明显是人工设计好的。此处仓址整整齐齐排列着400多坑！一口仓坑可储粮250吨，总储存量可达10万吨以上。更可喜的是，仓中还发现了石碑，相当于当时的文书档案，记载详细之至，如粮食来自何方，上面说此仓粮食来自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准备干什么用也有记载，除了供民、官、军用之外，还是赈灾的储备粮。石碑上对粮仓的管理人员的分工有记载，谁过秤，谁记录，谁封仓，谁监管，谁值日，谁是总管，等等，全都有名有姓，多达10余项，上了石头！实在惊人。

可见，这是一座正规的官仓。这个仓叫含嘉仓。和它相当的，已发现的还有洛口仓、河阳仓、回洛仓、太仓、黎阳仓、山阳仓，等等。

大运河的功效，首先在漕运上，不言自明。多么重要啊，大运河是地地道道的国家生命线。

历史文献上记载的赫赫有名的洛阳天津桥、开封州桥近年来都被发现了，它们都是运河上的大桥，都在市中心，工程宏伟，设计精美，为运河当年船来人往的繁华景象提供了铁证。专家对开封的州桥就其一孔桥洞做了实测之后，又埋回土中，显然，这是一个地下大遗址博物馆的好坯子，在市中心。

还有码头遗迹的重大发现，1999年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做过一次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挖掘，挖出了一处石质的码头遗址，挖出了一段运河部分河床，下面有8艘唐代沉船，还有几十吨瓷器的残件，其中罕见的瓷器珍品有1200件，被确定为唐宋全国各大瓷器窑口的遗物。大运河经过这次考古挖掘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瓷器之路。

此次考古挖掘被确定为1999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柳孜码头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精品进入了淮北市博物馆，陈列在一个专门的分馆里。类似的考古挖掘2007年在安徽省宿州市也有过两次，看样子，运河遗址的考古已经渐渐进入了沿河城市的文物部门的视野，开场锣鼓已经敲响，好戏还在后头。

还有更古老的

隋炀帝的大运河并不是最古老的，在此之前，在同一地点，局部的运河已经存在了，它们是隋唐大运河的前身。

实际上，隋炀帝的大运河是在前人局部运河的基础上，又利用了黄河、淮河的某些自然河道，开凿串联而成，既是继承，又是发展，当然，是有重大突破和质的变化的。这也说明，隋炀帝的大运河能在六年内以极快的速度修通是有物质基础的。

前人修的运河里以鸿沟、白沟最为有名。

鸿沟是古代沟通黄河和淮河的运河，是中国中原运河的鼻祖，大概始自东周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300年，仅比南方的古邗沟晚120年。鸿沟起点位置在今日洛阳和郑州之间，在巩义市和荥阳市北部，引黄河水南下，经尉氏、太康、淮阳汇入淮河，其下游东出的一支，即是后代著名的汴河。鸿沟之有名是因为楚汉相争就发生在这里，并以此为界划分楚、汉。当时汉霸二王城就在今日的荥阳东北广武山上，今有遗址。

白沟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军事目的开挖的古运河，始于204年，距今1800多年。其前身是战国时黄河北岸的运河，先筑古阳堤，将各路太行山的水截住，不入黄河，汇于嘉义境内，沿堤东流，经卫辉市流至浚县的新镇，和山西来的淇水会合，流入黄河。淇水是山水，很清，又称清水。曹操向北征伐驻今河北临漳一带的袁尚，截水量充足的淇水，不入黄河，兴建白沟水渠，流向东北，以通粮道。后来白沟构成隋炀帝北征高丽修造的永济渠的前身，永济渠宋时称御河，明以后至今称卫河。

由于鸿沟、白沟这样的古代早期人工渠道的存在，在挖凿技术上和运河管理上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同时又为隋炀帝挖凿大运河提供了部分现成的河道，加上天然自流河道的借用，大有集大成和水到渠成之势，一个世界级的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遂告诞生。

不过，鸿沟也好，白沟也好，踪迹难觅，遗址的实地考证成了焦点问题，因为光有历史文献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实体的论证，要有实体演变轨迹的挖掘。

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

隋唐大运河的两大特点，一是历史更加悠久，二是多年废弃不用，一半埋入地下，是名副其实的地下的辉煌。

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你的面纱是黄土，终有一天，一梦醒来，世上已过2400年；你醒了，带着伴你沉睡了24个世纪的数不尽的行头、家当和珍宝，宛如一座空前宏伟的历史、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大博物馆，迎着21世纪的曙光走来；消息传开，你的辉煌，已经变成可观可近的了，会让全世界的人惊讶得合不上嘴，继而一起欢呼跳跃，并为之倾倒！

运河之都范文第3篇

相比较于内陆运河，海洋运河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都比较罕见，因而别具一番风韵。然而，可惜的是，作为中国惟一的海洋运河，胶莱运河早已湮没无闻了，除了在故河道上依稀残留着些许涓涓细流构成名不见经传的胶莱河之外，当年曾经盛极一时的胶莱运河已很难再现全貌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作用，让这条海洋运河与我们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背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漠了。

缘起：南粮北运

胶莱运河，顾名思义，贯通胶州湾与莱州湾，进而将黄海与渤海以最近的捷径连接起来。开凿胶莱运河的初衷与京杭大运河殊途同归，指向的都是漕运，确切地说，就是为了运粮之需。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作为统治中心的北方，粮食短缺，不能自给，仰赖于南方鱼米之乡的供应。古人评价大运河时，用得最多的话，莫过于这么一句：“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民。”正在一步步走向繁盛的隋唐尚且如此，经历了五代十国、宋、辽、金蔓延的战乱纷争之后，到了元朝重新统一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北方经济一蹶不振，尤其是粮食短缺的现象愈演愈烈，政治中心顽固地坚守在北方，而偏偏经济不那么争气，经济中心早已转移到南方，“苏湖熟，天下足”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南方的粮食需要大量北运，但怎么运？仅仅依靠日益萎缩的京杭大运河行吗？所有这些难题，都在考量着元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1928年出版的袁荣叟编纂的《胶澳志》记载：“元、明、清，建都北京，军粮民食仰给南方，海运安危事关国脉。而胶澳乃南北航运之所必经，胶澳口外，星罗棋布之小岛，实航海者避风供水之福星。元代海运，粮舟大都出江淮，经胶州、成山赴直沽，盛时岁运三百六十万石。”这么大的运量，循着胶州、成山、直沽这条外海线路运输，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成本过高，消耗甚巨，令官商两方伤透了脑筋。为什么这么说呢？据青岛档案馆编著的《青岛通鉴》描述：“由于海上风浪险阻，粮船经常触礁，损失很大。”那要如何解决呢？在当时航海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背景之下，惟一的一种选择，就是不走外海走内陆，在内陆上凿通一条运河，将黄海与渤海连接起来，由此形成一条捷径。于是，胶莱运河就呼之欲出了。

开凿：两度兴废

最早提出胶莱运河大胆设想的是山东莱州人姚演。姚演其人生平事迹不详，查诸史籍，能够确定的是，他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上书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利用原有河道，修建胶莱运河，以缩短海运航程，节省海运成本。有元一代，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君主，忽必烈算得上是其中开明且有为的一位了。他敢想敢干而且是说干就干，他接受了姚演的建议，下诏开凿胶莱运河。

凡事知易行难，胶莱运河的开挖困难重重。不用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要在山东内地凿通一条运河沟通黄海和渤海，其难度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能不佩服忽必烈的决心与勇气。或许是马背上的民族长期的骑射生涯赋予了一定的胆略，他委任山东最高长官阿巴赤率“万人开河”。除拨银万锭之外，还下令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年的赋税，折为开河民夫的工钱。

2年之后，“凿池三百余里……谓之胶莱新河”。来自江南的运粮船队，不必再绕胶东半岛，只需进入胶州湾，随海潮驶入胶莱运河，再经莱州湾北上，即可直达塘沽。胶莱海运之梦，似乎已经成真。

胶莱运河短时间盛况空前，成了维系南北的一条重要纽带。元朝为此专门设置胶莱海道万户府，辖水手、军兵2万多人，拥有各种船只千余艘。然而，这条难能可贵的海洋运河真正是昙花一现，转瞬即衰，通航仅仅2年，也是这个元世祖忽必烈，自己否定了自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下诏“罢胶莱海运事”，阿巴赤调京任职，船舶水手也都调到京杭大运河等河段去了。

为什么仅仅2年时间事情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呢？原来，胶莱运河开通以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水量严重不足。按照原先的工程设计，是想利用胶州湾和莱州湾潮水上涨之机行船，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运河的设计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中间河段水浅，“船多损毁”、“军民苦之”，这一技术难题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今日也会让很多重温旧梦者望而却步，解决不了。

胶莱运河偃旗息鼓了，但不等于做这个海洋运河梦的人从此绝迹。时隔多年，到了明朝，胶莱运河奇迹般地再一次浮出水面，不仅有人重提旧议，而且又一次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不过，最终结局与元代没有什么两样。

这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重蹈了元世祖的覆辙。中国历史推演最大的毛病，也是导致自己与西方拉开距离的原因，就是“圆圈型”，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了，人家西方是什么？不断吸取教训、借鉴经验，实现“陀螺型”上升，终于一发不可收拾，遥遥领先了。元代，胶莱运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死路一条，“死胡同”走不通了，但是这位嘉靖皇帝偏偏要硬着头皮再走，直到撞了南墙，恼羞成怒。这就是专制政治运作必然付出的成本。

嘉靖十四年（1535年），山东按察副使王献奏请朝廷重开胶莱运河。稀里糊涂的嘉靖帝不辨利弊，贸然批准，任命王献主持河务。嘉靖十六年（1537年），王献首先凿通了连接唐岛湾与黄岛湾的马濠运河，南来的海船可由唐岛湾直趋胶州湾，避开了礁石林立的淮子口。嘉靖二十年（1541年），王献疏浚胶莱运河河道，导引张鲁河、白河、现河、五龙河之水入运河，增加运河水量，修复元代所建8座水闸，新建海仓口等闸门。眼见着“海波汇流……江淮之舟达于胶莱”，谁料到，经费提前用尽，资金短缺，再加上老难题依然难以克服，运河中段又遇“难通者三十余里”，嘉靖帝闻讯之后，勃然大怒，以“妄议生扰”为由，诏罢胶莱河工，胶莱运河随即功亏一篑，逐渐废弃。

后果：重心转移

德国当代史学家余凯斯在其所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和反抗》一书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早期青岛地区的运河图：“在元代，开国皇帝世祖于1280年下令在莱河和胶河之间开凿一条连接运河，以便船只可以避免绕行山东半岛的危险路途。经过这条运河，船只可以直接从黄海进入渤海。不过，由于岩石层坚硬，该运河未能深度挖掘。因此，只有较小的船只，并且只有在河水较多的季节，运河全程航行才是可能的。自1282年起，官方奉献北京皇宫的朝贡物品，大都经过该运河运送北京了。胶州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转运站。在这里，货物被从大海船上卸下，然后再装到河船上。明朝嘉靖年间，人们又开凿了一条经过胶州湾南部半岛薛家岛的运河，该运河自1540年起开始使用。它容许从南方来的船只直接而且更加安全地驶入胶州湾。后来，向北京和中国北方运输货物的船只越来越多地利用大运河。不过，在大运河无法行船的时候，胶州湾仍然可以充当向北京运输供给的重要海港。”

余凯斯所说的胶莱运河和马濠运河，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青岛地区对外交通和商贸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运河先天不足。青岛地区的岩石地形坚硬结实，导致运河不可能深挖，从而为后来的荒废埋下了伏笔和隐患。

德国占领青岛前夕，进行了详尽而又周密的调查。其海军工程师弗朗裘斯在1897年春天的考察旅行中，还看到运河的状态非常好，它有30至40米宽，但他也不无遗憾地断言，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浅，此运河已无法行船了。这说明，胶莱运河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给胶莱运河带来灭顶之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是河床过浅，沙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泥沙的不断淤积，几乎毁掉了因运河而兴盛的胶州，余凯斯指出，“19世纪时，胶州因为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不再紧靠海湾了。船只必须在距胶州大约9公里外新形成的海港塔埠头停泊”；二是季节性影响，冬季运河结冰，无法通行，也抑制了人们对运河的信心；三是芝罘（烟台）的竞争，烟台是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烟台，由于它处于我国南北洋交通的要冲位置，其腹地又有丰富的资源，开埠后发展势头很猛，直接削弱了胶州（青岛）的商贸影响，依托胶州（青岛）的运河，便“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胶澳志》记载，胶莱运河开通后，胶州日渐繁荣，“其后，胶莱河口日淤，始以塔埠头为舶船卸货之所。今则塔埠头之市街，逐年外移，由胶州境而迁入胶澳境矣”。

随着运河的衰败，青岛地区的经济重心发生转移，从已经不再濒海的胶州城转移到濒海的塔埠头，塔埠头一时热闹非凡，聚焦了很多人的目光。

塔埠头也叫码头村，位于今天胶州市营海镇东北，大沽河入海口的西北侧，曾经是古代著名港口之一，胶州八景之一的“少海连樯”就是指这里。“南船北舟，帆樯林立，商贾旅游，贸易云集，堪称佳景。”“沿塔埠头河直抵胶州，弥望平原，无冈陵之险阻，昔日曾为胶州湾商务集中之地点。”史书《青岛指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原生态的胶州湾畔先民的生活图景。

余凯斯写道：“塔埠头到19世纪末成为海湾边最重要的港口。胶州湾整个商业贸易的一半要经过这个地方。这里还设有一个中国关税站。塔埠头的旁边，还散落着几个小港口，如女姑口和沧口，它们主要作为即墨的港口而发挥作用。胶澳湾南边有薛家岛港，它被用作半岛地区的出海口。对于地区市场体系来说，位于胶州湾北边的沙子口和既是集市场所又是海港的王哥庄的意义重大。所有这些海港（塔埠头除外），后来都落入了德国租借地范围内。运到女姑口和沧口的货物主要是原棉，出港货物则有水果、煤炭和腌制的猪肉。用于腌渍的食盐质量很好，可以在女姑口附近的浅滩上大量生产。经过塔埠头附带地出口陶器、丝绸、秸秆编织物和花生油等；进口货物则有欧洲的商品，如火柴和钟表等。后者清楚地显示，经过塔埠头和胶州转运的物品，都是供山东东北部和中国南方富裕地区使用的，而其他港口则只供邻近周边地区货物运输之用。塔埠头因此成为中国地区间经济交往的转运和商贸场所了。”

当时，胶州湾畔不叫“青岛”，而是叫做“胶澳”。胶澳地区有三大码头：塔埠头、沧口和女姑，其中，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当属塔埠头。因为有了塔埠头，因为有了胶莱运河，胶州才有了“金胶州”的美誉。青岛的码头，是一步一步向南迁移的，近代以后，青岛为德国占领，经济、政治中心转到了现在的青岛市区一带，塔埠头曾经的辉煌岁月逐渐结束了。历史图景就像褪了色的黑白照片，在鲜亮、时新的彩色照片映衬下，带给人们的往往是充满伤感的怀恋，塔埠头就属于这种风光不再的历史图景。

梦想：重铸辉煌

胶莱运河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了，但却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毕竟是一条曾经辉煌的运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是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了。不仅如此，胶莱运河曾经的盛况始终萦绕在很多专家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有专家上书有关部门建议重修胶莱运河。胶莱运河能否旧梦重温？其曾经的风光能否再现？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热门话题。

在今天山东省的地图上，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蓝线，这就是胶莱运河留给我们的遗产――长仅130公里的胶莱河。河的东侧是蓬勃的胶东半岛，西侧是古老的山东腹地。从地理上看，它是半岛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分界。近年来，一批水利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围绕胶莱运河的重建魂牵梦萦，因为它的建成将会影响到一个内海、两个海湾、多座城市乃至半个中国。重修胶莱运河的提议一次次被舆论渲染，却始终议而不决。年深月久，胶莱河越来越浅，终成为一条平庸的小河。站在河边，让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碧波涌动的往昔。

1989年，《中国大运河》的作者岳国芳将胶莱运河列为21世纪中国应新开运河之首，一度沉寂的胶莱运河重建再次得到热议。

2006年初，一份名为《关于加快推进“中国苏伊士”项目预研的提案》，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但因为事关重大，论证复杂，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该提案的主旨是：投资千亿元，开凿一条人工运河，贯通胶州湾和莱州湾，形成渤海、黄海大环流，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并形成一条航运通道。国内9名院士为此专门致信国务院，希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方案的提出者透露了此构想的成因：渤海的环境污染到了临界点，即便是达标排放，由于渤海是半封闭海湾，水体交换太差，全部交换一次也要30年。而位于黄海的胶州湾也由于半封闭的湾体形状以及陆源排污严重，同样存在生态退化、生物减少等问题。他们因此提出：开凿海河，贯通两湾。“流水不腐”，这样就可实现渤海、黄海的水体交换。

还有专家从人文角度支持重修胶莱运河，2007年5月，《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梦珍藏版”在“复兴的中国”专题中，采访海洋文化学者，提及胶莱运河，这样阐述其意义：“远在1282年，元朝开挖的胶莱运河是世界上人工海河的鼻祖，是世界上第一条连通大海的运河。如今重开胶莱海河，将会重温元、明开凿和疏浚胶莱运河的历史旧梦，可以激起人们的自豪感、厚重感和沧桑感。胶莱海河的贯通，将使胶莱海河以东的地区变成海岛，并且能够增加约260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这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过，重修胶莱运河的提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点：首先，泥沙淤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元明时期开凿胶莱运河，虽然全线河床均高于海平面，但一直无法避免每日2次潮汐带来的不利影响，据《明史》记载：“渠口一开，沙随潮入”，古代胶莱运河所遇到的淤积难题会不会在今日设计的人工运河上一再重演？长此以往地积累下去，两湾会不会最终消失呢？其次，阻碍交通，山东陆路交通发达，再投资人工运河是否有些浪费？而运河建成后，又不得不新建跨越胶莱运河的交通桥梁，这样做便利了交通还是阻碍了交通？再次，土地盐碱化，目前，山东省盐碱化土地高达1000多万亩，如果在半岛开一条人工海河，会不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土地盐碱化？

显然，围绕胶莱运河建设展开的争论，是学术民主、科学决策的充分体现，不仅磨练着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与决策能力，激发着国人的想象力、创新性和自信心，同时，无形中也在考验着学术界的耐心与理性。

运河之都范文第4篇

关键词：漕运；路线；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81-02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基本在黄河沿岸的中东部城市。黄河流域也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所以秦汉以及隋等统一王朝的漕运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北方，路线呈东西方向。但是随着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封建统治者注意到这一动向，因此在改变路线上做出反映。唐安史之乱后，税收主要以江南贡赋为主。北宋建立之后，漕运的路线基本上继承了前朝的格局，但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东西方向向南北方向演进的趋势。到了明代，路线完全成为南北贯通的模式了。

一、宋代漕运路线的基本情况

宋代的运道以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为主干线。其中汴河的运量远在其他三河之上。神宗时，汴河每年运六百万石，广济河运六十二万石，惠民河运六十万石。广济河和惠民河运粮多是供给近畿的军粮，运输到京的物资是以汴河和黄河的为主。后来用兵西夏，西北产粮就地征为军饷。京师的漕粮不再由黄河运来，而专门依赖于汴河运送的漕粮了。就是广济河，也有几次不能通航。因此需要运送漕粮的任务，更倚重汴河。

宋代的惠民河，原是唐朝的蔡河。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改称闵河为惠民河，而蔡河仍称其本称。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至997年），由石塘河和惠民河运送漕粮到达开封的有陈、颍、许（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县）、蔡（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光（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县）、寿（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六个州。

广济河原名五丈河，也是开宝六年更名的。广济河的水源是汴河分流出来的，不过广济河淤塞迅速，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又需要再度疏浚。这次疏浚，不仅巩固了河身，并且又开辟了新的水源。即引导荥阳的京水，开渠经过中牟县到达开封，驾漕汴河之上，使京水由槽中横过汴河，向东注入广济河中。但因其横过汴河之上，妨碍汴河中的行舟。因此，水漕有时候被废弃，广济河也连带不通。宋代广济河的漕运时常停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这四条主要运道之中，黄河是自然水道。这里所谓的黄河运道，仅是指由汴口至潼关的一段，并不是黄河的全流。这段黄河远在秦、汉、隋、唐之时，都和有关的运河相结合，构成漕运的要道。黄河中滩险很多，所以漕船沉溺淹没的事情时常发生。但在宋代却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宋代建都于开封，关中的漕运顺流而下，不像秦、汉、隋、唐各代需要逆流而上。再说宋代从关中运来的漕粮根本不多，后来对西夏用兵，关中的粮食也都留供军用，不再运到开封来了。因此黄河对宋代漕运的影响不是很大。

二、明朝漕运路线的基本情况

明朝的漕运路线大致沿袭前朝的格局，但与宋代相比情况有显著的差异。旧日的运河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已经湮没；残余的几段，如江淮之间的邗沟，河北的御河，以及太湖附近的江南运河，都互相失去联系，而不能构成完整的交通网了。北宋建都于开封，而当时的经济中心和富庶区域则是在东部或东南部，所以当时的漕运的路线是大致呈东西方向。这东西方向的路线形成了国内主要的交通干线。当然也有南北方向的，但南北方向原是起到辅助作用；宋代的漕运路线是呈一个以开封为顶点的放射状图形，而到了明代，国都的选择移到北方，所以运河也就跟着转了方向。只因国都建在北部，所以开凿的运河自然采取南北方向，而不是采取东西方向了。

明太祖建都江宁，位于东南富庶之区，运道自成一个系统。大江上下，淮南和江南的运河，构成了主要水道交通干线。这样的交通网络，在运输上应该毫无困难。而且明太祖还锦上添花的另外开辟了一条短促的运河，即溧水县的胭脂河，是用来沟通石臼湖和秦淮河的。这条运河虽甚短促，但对于当时的漕运却便利甚多。两浙的漕粮，可以直达南京，就是大江上游运来的米粟，也可以或由芜湖转入黄池河，东入丹阳湖；或由当涂转入姑孰溪，东入石臼湖；都能经过胭脂河，再转入南京。

迁都到北京之后，由于汴河已经不能再使用，河北的御河也不能够通航。于是采取水路和海路联运的方式来运输东南漕粮。为了使漕运更加便捷，起用了前朝南起杭州经过江南运河到达长江，北经瓜州入淮南运河后再入黄淮，到达徐州而北上的泗水，入济洲河、会通河达到临清，北经御河到通州，经通惠河能够进入北京的，长达15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明初的漕运路线只是到了通州就停止了，通州以西则改用车运，旧日的通惠河却一任其淤塞，而不加以利用。）但是为了避免借用黄河和泗水通道因决口泛滥而运道屡坏的后果，所以尽量使黄、运分离以确保大运河的畅通。

但是这时会通河已经淤塞，海上运输的规模也并不很大；明代疏浚会通河之役，是启始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原因是建都北京以后，虽有海陆兼运，而海路多险，陆路亦艰，仍然解决不了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极易令人联想到前朝运输的旧事。永乐九年，正式开始疏浚会通河故道，这一年，又疏浚黄河故道，使黄河归入元明之际的旧水道，这样由塌场口至徐州的一段又可以利用黄河的水道了。明代的会通河亦称闸漕。这是说有沿河地势高低不同，必须于各地设闸才能使船只顺利航行。经过恢复会通河和对运道的整理，东南的漕舟就可以平安北上而了无阻碍了。

三、漕运路线变更的原因探究

宋代与明代的漕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漕运是一个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兼有的形式。但是明代的漕运则是从南到北的单一模式。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战争原因。战乱使国都迁移同时也迫使大量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的开发带去先进的技术和人力。宋代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由于国都仍在开封所以漕运的路线也略微复杂，将南方的物资向北运输再向西直达开封。明代由于将都城建在北方，所以将南方所来的物资不必再向西运送，而直接北上运往北京即可。

其次，气候的变化。漕运的发达是以中国西北在气候环境恶化条件下的经济衰落为背景的。北宋中期至南宋后期为中国气候史上的寒冷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威胁中原农业民族。同时气候寒冷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影响巨大，北方地区农业经济地位开始衰落。在气温降低而雨量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北方地区单位面积产量在明显下降。相反，寒冷干旱的气候有利于南方沼泽地区的土壤熟化，反而有利于生产；同时生产力条件已经发展到了最适宜稻作经济的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也随之东移南迁。因此宋代的漕运体系也就最为完备，水道一路将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帝国中心。

研究表明，明朝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又称“明清小冰期”。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成为定局。

第三，河流改道。如果说在宋代人们还是能够多少利用黄河河道进行漕粮运输的话，那么到了明朝这样的做法就显得困难重重。黄河改道使河道变迁极为混乱。明代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更加恶劣。老河道多成为盐洼地。清代开凿的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

主要因为以上三种原因使得宋代与明代的漕运路线有了显著的差异，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劳役和实物已经不能作为赋税的主要承载者。封建统治者需要大量的货币购买各种物品，货币地租于是取代了实物地租。漕运已非必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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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都范文第5篇

关键词：张秋镇；运河；商业；交通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Qiuzhen is the Shandong important canal commercial city，its relying on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convenient waterway traffic，realizes from silence to rise，from occlusion to open， from poverty to prosperity of historical change．In the Ming Ups and downs change in nearly fiv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Zhang Qiu was bo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business，but also encountered natural disasters，war war dealt a heavy blow．Zhang Qiuzhen's politics, economy, custom，culture and the canal water transport are closely related，through it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ontribut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anal city again understanding and in-depth study.

Key words：Zhang Qiu zhen；canal；business；traffic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46（5）

张秋镇位于山东鲁西平原，明代属兖州府管辖，清代属泰安府管理，是黄、运交汇之地与重要的商业码头，与颜神镇、景芝镇并称山东三大镇，因经济发达、商业富庶、人口云集，被喻为“小苏州”，“小济宁”。张秋镇的崛起得益于明代运河的畅通，大量人流、物流、资本流的汇集，刺激了城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使张秋呈现出百业兴旺、商贾辐辏、车马交驰的繁荣局面。但是与其它山东运河城镇一样，张秋因运河而兴，亦因运河而衰。1855年的黄河铜瓦厢决口，洪水冲断张秋运堤，北流从利津入海，张秋政治、经济、交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地方志、实录、文人笔记、社会调查等相关资料，对明清时期张秋镇的河道治理、商业发展、交通地理进行了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黄河水患与河道治理

张秋春秋时属卫地，秦汉以后归东阿、寿张、阳谷三县管辖，因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每到秋天便泛滥成灾，所以俗名“涨秋”。 除地势因素外，还由于黄河、大清河、运河在此交汇，导致河患频繁，屡治无果。元朝至元年间，会通河挖成，朝廷曾在张秋置都水分监，掌河渠与闸坝修理。但终元一代，漕粮主要以海运为主，运河因水源缺乏，河道狭窄，一直得不到有效利用，张秋镇的发展也无从谈起。明清定鼎北京后，“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1]，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张秋的重视力度，不但屡派重臣治理此段黄、运两河，而且在张秋设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机构，以保障运道安稳与漕粮输送。

明初都南京，漕粮运输道近且易。永乐迁都北京后，“岁漕东南以给都下，会通河实国家气脉，而张秋又南北之咽喉”[2]，面对黄河屡次决口，威胁运道的现实，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张秋段漕河进行了整治与维护。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荥阳、原武黑洋山决口，“东流抵濮州，过张秋入海。其流奋圭，声闻数十里”[3]。此次决口冲张秋，溃沙湾堤防，漕船不通，运道受阻，“公私大困，诏发东昌、兖州民筑塞”[4]。景泰三年（1452年）沙湾复决，朝廷委派左佥都御史徐有贞负责治河。经过实际勘察后，他于张秋西开挖广济渠以泄洪峰，建通源闸节制水流，并组织夫役，亲自监督工程进展，终于使河漕复治。为加强对运道的管理，设寿张、阳谷、东阿三县管河主簿厅于张秋，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工部都水分司郎中两员，其中北河郎中驻张秋，负责济宁到通州段河道，并掌管闸坝、堤堰、河工用料等水利事务。

明清黄运关系复杂，黄河或夺淮入海，或冲决山东运道入渤海，其“善淤、善徙、善决”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封建统治者在治理黄河决口时，往往治表不治本，只注重加固运河堤防，却对黄河中上游置之不理。所以距景泰年间治河仅仅过去了30年，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又在荆隆口、黄陵岗决口，洪水“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势损南北运道，天子忧之”[5]。户部侍郎白昂奉命治河，他筑阳武黄河长堤，导黄入沮，浚雎河，建水闸，疏月河，使运道通畅。弘治五年（1492年），河复决荆隆口，犯张秋，坏会通河。大臣徐恪疏曰：“今河决而北直趋张秋，又决而东，长奔入海。将使运道中绝，东南财赋恐难遽达京师”[6]。第二年，明孝宗命都御史刘大夏、中官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合力堵塞张秋决口。当时诸大臣众说纷纭，“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治之只劳且费。或谓河不必治，宜复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7]。刘大夏等人不受谣言干扰，亲临决口处，“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棹失度，人船没”[8]。针对这种危险的局势，刘大夏上言：“河流湍悍，张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辄治。宜于上流分道南行，复筑长堤以御洪波，且防大名、山东之患，俟其循规而后，决河也塞也”[9]，帝纳之。此次治河工程浩大，靡财甚巨，朝廷动用了全国府库钱粮以助河工。弘治七（1494年）年九月，“命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其役夫月口粮四升五斗，俱以附近州县预备仓粮给之”[10]。经过刘大夏与广大军民三年的努力，张秋决口终于堵塞，同年十二月改张秋镇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赐庙额曰显惠，以庇佑黄运安澜，运道通畅。此后，国家对张秋运河严密控制，沿运设堡、铺、浅，分段巡视，随时将汛情上报北河分司，采取相应措施防护、抢修堤坝，以备不虞。对于明前期的黄河决口，正德时宰相费宏说：“惟天顺、弘治间，尝决张秋坝，即命大臣兴工修筑，竭数年之力，所费以巨万计，然后决口乃塞，运道乃安” [11]。弘治后至明末，黄河改变行水路线，多在徐州段泛滥，张秋运河得以畅通无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明政府的治黄保运，避黄保运还是借黄行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江南四百万石漕粮顺利到达京师，而百姓的安危、经济的发展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

与大明王朝一样，清代也以漕粮为“天庾正供”，以运道为“国家血脉”。为了保障黄运安澜，封建政府不但设置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高级官员，而且设道、厅、营、汛以及河标营层层布防，力图确保运道无虞。但是即使如此严密的管理，有清一代黄河仍然多次决口泛滥，对运道民生造成了巨大危害。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张秋以下堤坝全部被冲毁，洪水夺大清河河道入海[12]。当时由于国家未靖，财力匮乏，河道总督杨方兴只是于上游草草筑堤而已，并没有消除黄河决口的隐患，结果九年，十年，十五年黄河又多次决口，屡治无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加大对黄运的治理力度，并重用靳辅、张鹏翮等名臣，投巨资于河工水利，使河道形势大为改观。

清朝从嘉庆时便逐渐衰落，当时吏治腐败、河务不整、阶级矛盾尖锐，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二十五年（1820年），黄河便发生了十次决口，几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其中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于“河南衡家楼决口，穿山东张秋运河，粮艘不能行，中外颇忧漕事”[13]。朝廷委派兵部尚书费清驻扎张秋筹办漕运，次年将决堤堵复。道光时内忧外患不止，清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思去治理黄河，当时几乎年年决口，危害徐州、淮安运道，漕运被迫一度改为海运。随着黄河积患越来越深，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决口，过封丘、祥符、考城后，在山东张秋镇横穿运河，从利津入海。当时太平天国起义方兴未艾，军饷无处筹措，咸丰帝在上谕中说：“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需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横流有所归宿，即可暂缓行缓堵”[14]。面对洪水漂没庐舍，百姓陷入鱼鳖之苦，最高统治者也只做表面文章，让河督设法筹款，并让绅民量力捐资，“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决口”[15]。同治七年（1868年）黄河又在河南荥泽决口，洪水直灌洪泽湖，威胁高家堰。经过河南、山东、直隶数省督抚商讨后，决定“惟有赶堵荥工为保全豫、淮、扬下游之计，设法挑浚张秋以北，以通南北舟楫最为目前当务之急”[16]。十年（1871年）河泛滥郓城侯家林，东注南旺湖。谕军机大臣等，“张兆栋、苏廷魁、丁宝桢奏，遵旨会勘张秋筑堤束水，费巨害重，现筹保护挑浚一折。张秋筑堤束水，既经张兆栋等会同查勘情形，碍难办理，现拟将沮河头、车家楼民埝堵塞，添筑拦坝圈堤”[17]。第二年，兵部侍郎胡家玉奏陈：“黄河穿运，沙随水壅，终属可虞。现在张秋以北，临清以南已不通舟楫，是不惟有害于农田，抑且有妨于漕运”[18]。但这时由于黄河决口多年，不但用费巨大，而且治理非常困难。加之轮船、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清政府已不再关注于运河漕运。

总之，明清时期的张秋位于运道枢纽，多次遭受黄河水患的危害。为了保障漕粮运输，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中央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张秋段运河进行治理，在长时期内实现了黄运的安澜，但是这种忽视黄河中上游，只注重保运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黄河决口的隐患。清末黄河改道以及漕运的终止，实际上是长时期错误治河的恶果。

2明清张秋城市经济的发展

张秋是一座完全依靠运河漕运而兴盛的城市，由大运河而连接的南北经济带，将大批的商人、商帮、商队带到了张秋。他们或在当地从事转运贸易，或从事店铺行当，使张秋百业兴旺，经济繁荣，俨然一商业都会。另外，张秋位于山东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临清、济宁之间，通过张秋，运河把鲁西南市场与鲁北市场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贸易区域，覆盖整个鲁西平原[19]。

明初，张秋商业并不繁荣，仅作为漕运码头供运军歇息食宿，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空间非常有限，当时“占籍镇中者仅八家为市”[20]。明宪宗成化年间，因“临清、济宁、张秋等处军民杂处，商贾纷集，奸伪日滋”[21]，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兵备与管理刑名，并在张秋设税课司征收商税。弘治年间改镇名为安平后，张秋得到迅猛发展，呈现“商贾如泉，贸易相摩，万井乐业”[22]的兴盛局面，诗人张旭在《过安平镇》中写道：“敕赐安平镇要津，顿教绘诵转呻。地平水患随沤减，天定风光遂日新。两岸亭台将十里，一川花柳自三二。”[23]说明当时城镇景色优美，规模较大。又因张秋镇夹河而立，弘治八年（1495年）通政张缙建浮桥，跨会通河，便利了居民与商贾往来。

刺激张秋商业由贫乏到振兴的动力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外，还在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封建政府不但在张秋设北河郎中与关榷，而且附近州县的漕粮都要运往张秋水次仓交兑，加之明清运军携带大量土宜在张秋发售，多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使张秋成为“襟带阿、阳、寿三邑，南北转运锁钥”[24]的重地。正德时期，因刘六、刘七起义，骚扰山东运道，为防御农民军入侵，张秋修建城墙，并设巡检司防守。嘉靖年间，随着各地商人的陆续汇集，“四民辐辏，不止万家”。为维护当地的治安，“临清兵备道于张秋选集市民七百余丁编为行伍，教以武艺”[25]，并委派捕盗通判一员以弹压地方。

万历三年（1575年）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商业的发展，张秋扩建州城，周长达八里，城池规模远超一般的县城与州城。时翰林院学士于慎行在《安平镇新城记》中写道：“安平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室者以数千计，四方工贾骈至而滞鬻其中”，而且“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奇珍异巧之物，秦之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间”[26]。除接纳运河南北的货物外，张秋还“北二百里而为清源（临清），而得其商贾之十二；南二百里而为任城（济宁），而得其贾之十五；东且三百里为泺口，而盐荚之贾东兖者十而出其六七”[27]。这时张秋已经有数十条街巷，从事不同的商品销售与手工业生产，“五方商贾辐辏，并列肆河上”[28]。运河以东有炭市、驴市、菜市、布市；运河以西有税课司街、果子街、木头街、南京店街、猪市街、骡马街等，其中南京店街“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绸铺比屋居焉，其他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之最繁华处”[29] ；滨河长街则有竹竿巷、纸店街、杂粮街、米市街、锅市等。这些街市商货山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产品，不但有国家税务机构征收商税，而且有众多的牙人与牙行从事中间交易。张秋的粮食贸易除了本地生产的谷、粟、麦、黍、菽、豆之外，每年“河南开封，南阳之粟，由考城，仪丰经此（五里河），可输张秋”[30]。另外张秋附近曹州、定陶、郓城、范县等地漕粮，“输之安平（张秋）水次仓以发兑”[31]，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与商人在此销售与收购粮食。

张秋镇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是在万历初期，中期后随着河道淤塞、政治腐败、矿监税使横行，张秋商业也备受打击。《张秋志》载：“庆、历以来百物凋敝，列肆、书闲、市产、民力较昔十不及五矣”[32]。其衰败除了自然因素外，还与明神宗聚敛天下之财，导致“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仅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33]。崇祯时内忧外患不断，不但有满清的入侵，国内还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战乱不但使漕运不能正常进行，就连普通百姓都要遭受兵燹之苦。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青山作乱“杀人盈野，岁饥民剥树皮食之，枣二升值钱五百，兖东西四百里，寂无人”[34]。明末清初小说家冯梦龙在途经张秋时也写道：“宿张秋，居民稍稠，米价亦平。城外向储仓粮，尽为贼兵盘用，而管粮部司不可得而问矣”[35]，说明当时战乱已经严重影响了张秋的商业发展与国家的行政管理。

清朝初年，战乱未平、时局动荡，加之运道淤塞，商贾不通，张秋镇呈现一片萧条景象。随着顺治、康熙时期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措施的实行，张秋的商业又逐渐兴盛起来。康熙年间，大量晋商与陕西商人在张秋从事转输与店铺贸易，为了联络乡情，增进同行业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他们修建了山陕会馆与山西会馆。当时张秋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杂货、瓷器、铁器、纸张、牛羊、茶、酒等，涉及衣食住行诸多领域。为了保障市场秩序与物价稳定，政府设置的牙行达43家，每年征收的商品税超过180两，“镇中诸行最盛者曰屠、曰曲，其课各三十五金而有盈焉；其次曰杂货、曰缎行，则二而当一矣；又其次曰梭布、曰平机布、曰瓷器、曰铁器、曰篓纸、曰板片，厚薄差焉，盖六而当一焉”[36]。张秋镇制曲业非常发达，在诸行中收税最多，其粮食除了本地生产外，多来自于附近州县及河南。直到乾隆时期，“阿城、张秋、鲁桥、南阳、马头镇、景芝镇、周村、金岭镇、姚沟并界联江苏之夏镇，向多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之利”[37]，说明酿酒业一直是张秋重要的商业。

除外来商帮外，张秋本土的百姓也利用运河之利从事商业经营，他们除了贩卖生产的粮食外，还在“河弃地多沮洳者，岁有蒲苇之利。四郊多木棉，负贩者皆络绎”，“市上土布、土绸亦不乏，然稍粗滥耳”[38]。而柏、榆、柳、槐等木材，牡丹、芍药、菊等花卉也是张秋民众重要的商业收入。张秋水果种植比较广泛，有枣、桃、梨、杏等，其中“梨枣颇饶，凡贩鬻江淮者多从镇发”[39]，很多人将枣经过加工后制成胶枣或熏枣，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经过外商与本土商人的共同努力，康熙时张秋人口数万，成为西通河南，北接京、津，南去江苏的商业重镇。当时“河上官商船只云集，樯帆如林，市肆楼房栉比，百货云屯。商民往来，肩摩彀击”[40]，有小苏州之称。城镇规模也十分庞大，“非三县城市（阳谷、东阿、寿张）所能及也。镇城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41]。

乾隆时期，张秋商业发展达到鼎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因张秋人烟众多，地方治安混乱，署山东巡抚郭一裕上奏朝廷说：“张秋镇，分隶阳谷、寿张、东阿三县，商贾辐辏，去县稍远，地方官耳目难周，查有兖州府管粮通判，专司所属漕粮，请移驻张秋，缉拿匪类，稽查保甲。除命盗等案及情关重大者，解县审理，余俱就近听断。书役人等，原有额编，惟衙署未建，应暂凭民房居住”，吏部回复“应如所请，从之”[42]。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又因张秋为通都大邑与交通要道，山东巡抚国泰奏称：“兖州府寿张营，辖寿张、阳谷、冠县、莘县、博平、张秋六汛，其额设游击驻在寿张县，有防守城池之责。守备驻张秋镇，巡防一带河汛，兼有催趱漕船，稽纤夫等事，其地商旅辐辏，弹压极为紧要，请将游击、守备俱改为题缺”[43]，也得到了兵部与皇帝的批准。清政府之所以在张秋这一仅为镇建制的区域设置正六品的通判与正五品的守备，就是因为张秋为漕运枢纽，关系运道民生，加之其地商业繁荣，人口众多，为国家赋税之源，政治、经济地位都异常重要。

张秋镇的衰落是从道光时期开始的，除了第一部分论述到的黄河决口、运道淤塞、漕粮海运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等因素外，清末频繁的战争也是导致张秋历史地位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到达山东，清绥远将军善禄上奏说：“二十七日驰抵东昌，探闻贼三四千，被胁难民无数，占据张秋镇”[44]。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又起，大股农民军“由定陶、巨野等处，窜入郓城境内，扰及东平之戴家庙。并强渡安山运河，现在直扑肥城、长清交界之槐树等处，竟在窥伺省城，另股捻匪，扰近寿张之张秋镇，东阿之李连桥一带，希图北窜”[45]。同治二年（1863年）宋景诗起义军在临清、莘县大败清军，后被“洋枪队”击败，九月“败窜至张秋镇，驶过黄河逃走”[46]。清末太平军、捻军、白莲教、黑旗军对张秋的打击十分严重，不但城镇被毁，众多商旅百姓被杀，而且导致漕路不畅，经济发展严重停滞。

清末至民国时期，虽然运河已经断流，众多的外地商人也早已离去，但张秋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市镇。笔者暑假在张秋镇的东义和村发现一座民国时期重修二郎神庙及建学校的碑刻，该碑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参与捐款的不但有附近村庄的诸大姓，还有张秋草席市商人。另外在采访村里很多八、九十岁老人的时候，他们向我提起，民国初年村里的人将生产的胶枣跟熏枣，用两头骡子拉的大车，运到黄河岸边上船，过黄河到徐州贩卖，甚至还有不少河南的粮食也贩运到张秋，通过陆路与部分水路运往天津或者聊城。这些碑刻跟老人的回忆说明民国时期张秋部分河段还能通航，经济发展虽大不如前，但是仍然是周边比较大的商业市镇。

3小结

明清张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发展―繁荣―没落―崛起―衰败这样类似于马鞍形曲线的变化。张秋商业的繁荣几乎完全依赖于运河交通与外来商人，虽然本土商业的成长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发展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于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市场机制的完善[47]。一旦这种地理优势丧失与市场网络遭到破坏，运河城镇便失去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其衰败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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