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七步诗范文第1篇

1、七步诗的原文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后来把它改为四句，四句版本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

（来源：文章屋网 ）

曹植七步诗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曹植七步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七哀诗；艺术特点；时代；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0-074-03

一、前言

人们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作乱世，因为三百多年里的战乱纷争、朝代更迭以及伴随而来的饥馑、瘟疫使无数

百姓流离失所。正如曹操所描述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便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乱世之音哀以怒，文学是现实的艺术写照，作家在乱世之中写下了乱世的惨象，抒发了各自的悲怨情怀，而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可以王粲、曹植、张载的《七哀诗》为例，三人哀伤之厚重，将我们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二、“七哀诗”的起源与艺术特点

“七哀诗”的含义有多种说法：一说为魏晋乐府的一种诗题，起于汉末，《乐府古题要解》说“七哀起于汉末”，这是当时的乐府新题。一说泛指多种哀伤 。还有说与音乐有关，七哀为七解。（余冠英说）《韵语阳秋》云：“《七哀诗》起曹子建，其次则王仲宣、张孟阳。释诗者谓病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谓一事而七者具也。于建之七哀，在于独栖之思妇；仲宣之七哀，在于弃子之妇人；张孟阳之七哀，在于已毁之园寝。唐陶雍亦有《七哀诗》，所谓君若无定云，妾作不动山。云行出山易，山逐云去难。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

后来《七哀诗》，演变为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自汉末始，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历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在三人的诗作中，王、张的《七哀》不只一首，本文均以第一首为例。

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七子之冠冕”，与曹植并称。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四岁到长安，十六岁时因董卓余党作乱，南下避难，依附刘表，未得到重用。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他劝服刘表之子刘琮依附曹操，深得曹操信任，授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建安二十一年(216)冬，随军征吴，次年春，因病死于途中，年四十一。今存诗23首。代表作――《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董卓被杀后，他的部将李、郭汜等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抢掠，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王粲南下荆州避难，目睹了一幕幕的悲剧，心中无限酸楚，写下了著名的《七哀诗》。《七哀诗》共三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诗中着重抒写了诗人离开长安时所见到的离乱景象和悲痛心情，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

全诗分三层。第一层（1―6句），概括交待汉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以及诗人远离故土时与亲友悲痛惜别的情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东汉长安城的社会秩序已经混乱不堪，董卓的部将李、郭汜等人在这里制造事端。“复弃中国去，委身荆蛮。”我忍痛告别了中原故土，不得不寄身于远离长安的偏远之地荆州。“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送行的亲戚，一个个眼里噙着悲痛的泪水；揖别的朋友们，攀着车辕追逐着，大家依依不舍。

第二层（7―14句），刻画了一幅饥妇人忍痛弃子的悲惨场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走出门去，长安城周围数百里之内不见人烟，中原大地满目萧条，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路边坐着一个面带饥色的妇人，万般无奈之下，她轻轻地把嗷嗷待哺的婴儿放在草丛中。“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走了几步，饥妇人忍不住地几番回头看，婴儿啼哭声撕裂了母亲的肺肝，最后还是洒泪独自走去，不忍回来再看孩子一眼。“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饥妇人肝肠寸断地哭诉：我自己还不知道身死何处，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母子两人都能保全？但愿孩子遇见个好心人，或许他还可以活下去……

第三层（15―20句），写诗人目睹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忧国忧民，感慨万端：“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不等她把话讲完，我赶紧策马扬鞭离去，不忍心再听这催人泪下的语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登上汉文帝的坟墓霸陵高地，然后继续向南走，伤心地回过头来，我遥望着西京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看到这些，让我领悟了《诗经・曹风・下泉》一诗作者的感受，体会到了他当时思念贤明君主的心情，这使我不由得又伤心、叹息起来。

本诗语言质朴，但又处处透出诗人高妙的修辞功夫。如“复弃中国去”中的“复”字，意味着诗人从眼前的动乱想到过去的流亡生涯，难以言状的伤痛和感慨都集中于一个“复”字之中了。又如“白骨蔽平原”，以一个“蔽”字将积尸盈路、白骨累累的惨景异常鲜明地呈示出来，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诗人抓住饥妇弃子这一典型事件深刻地揭露了汉末社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景况及兵祸的惨毒。尤其是饥妇的申诉，字字血泪，令闻者惨然。这首诗在处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上很见功力。此诗以叙事为主，在叙述中处处透出惨淡之色，在叙完饥妇弃子后，即“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转入感情的直接抒发，过渡自然。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云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这是曹植的《七哀诗》，表面是写思妇的，实际上表达的是政治上的失意之悲。曹植(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颖慧,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曾经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 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两年内，对他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终黄初之世，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继位，即魏明帝。曹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只是“优文答报”，略无采纳之意。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全诗运用了诗经的赋比兴的表达方法，来表达抒情传意的目的。

本诗明写怨妇思念远方良人的情怀，暗写诗人对兄长的情意和自己郁郁不欢的心情。

首两句“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运用了“兴”的手法带出女主角的背景：明月高照，思妇独倚高楼，对影自怜，思念远方的夫君。由明月，流光，高楼，徘徊，引起联想，思妇月夜难寐念良人，是典型的“兴”的表达方式。

次两句“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运用了“赋”的表达方法，承接上两句直接点出本诗的主角――愁思妇的情怀――悲叹和哀伤，因为思念良人而不得见，甚至音讯亦不能通。这是典型的白描手法即“赋”的表达方法。

第五六句“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也是以“赋”的方法来表达的，但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达到“赋”的表达效果：“请问楼上唉声叹气的是谁？回答说是异地客旅者的妻子。”直接了当，干脆利落，明白如话。

第七八句“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承接上文，继续以“赋”的手法表达。思妇诉说她的孤独和寂寞：“夫君已远行在外超过十年了，我只好孤清地独自栖居。”透过思妇的诉说进一步描述思妇的哀叹，非常直接。

第九十句“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运用了“比”的手法进一步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将夫君比喻为路中的清尘，将自己比喻为污浊的水和泥，喻意两人本是一体，现在却相差太远，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比喻夫君高高在上，对己不屑一顾，自己卑微在下，不能攀附，非常悲哀。

第十一十二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承接上文，同时以“比”和“赋”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清尘是浮的，水泥是沉的，浮沉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和合在一起的机会是渺茫的。浮沉是比喻，点描出不能谐和的悲哀。

第十三十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运用了“比”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心志。思妇见弃，不但不以怨报之，反而愿意牺牲自己：“可以的话，我愿意化作西南风，在人间消失而进入夫君的怀抱中！”思妇对夫君何等的忠诚和忠贞！为了得见夫君，不惜将自己比喻为西南风，化入君怀！

第十五十六句“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运用了“赋”的方法表达思妇被冷落的遭遇和情怀。思妇很了解夫君的性情，超过十年了，音讯全无，“夫君的胸怀早已不向我开放了，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哀怨之情，直透长空。这两句的表达非常直接，正是“赋”的典型手法。

本诗通篇表面上描写思妇诉说被夫君遗弃的哀怨情怀，实际上暗喻自己被长兄疏远排斥的苦闷和郁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运用了“比”的表达方法，这是诗人更深层的自况自喻。

这首诗借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和怨恨，曲折地吐露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的怨愤心情。诗人自比“客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这首诗的起句与结尾都相当精妙。起句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诗歌结尾，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君怀良不开”，她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

在曹植的诗作里，深得《诗经》的风雅兴寄之妙，已逐渐注意诗歌的对偶、铺排和雕饰。用韵谐和，用清尘、浊泥作为浮沉异势的两相比照，使得全诗的情感愈加曲折凄婉、含蓄意深。既有《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同时也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这正是钟嵘《诗品》称其“情兼雅怨”之因。

张载，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西晋太康、元康时期文学家，与其弟张协、张亢并称“三张”。初任左著作郎，累官中书侍郎。诗风朴质，词句工整，善于捕捉典型意象，反映社会生活。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往古。

这首诗通过东汉帝王陵墓惨遭破坏、洗劫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东汉末年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连帝王的陵寝都不能幸免于难，何况平民百姓呢？从而对军阀豪强这些罪魁祸首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同时也抒发了对人事变迁、盛衰无常的深沉感慨。

全诗采用由远及近的手法，随着诗人的换步移形，层层推进。前六句从远观中写汉陵的荒凉破败，一问一答，点出墓主。中间十四句，先回顾过去，点明汉陵惨遭毁坏的历史原因：“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然后从近观中写汉陵荒败的具体情况。地下，墓室被掘，棺椁被撬，帝王尸骨上的玉衣被剥，随葬的珍宝被掠；地上，寝庙被拆，墙垣被毁，整个陵园化为一片废墟，成为狐兔打洞之地，童竖放牧采樵之所，农夫垦荒耕植之场。最后四句写自己的感慨，哀叹盛衰无常，抒发凄怆而又愤慨之情。

全诗感情浓重，语言淳朴，描绘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揭露军阀的罪行令人发指。虽然只摄取了汉末战乱的一个侧面，但收到了窥一斑可知全豹的艺术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王粲的《七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作品内容充实，格调慷慨悲凉。因他早年亲历战乱，颠沛流离，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切的感受，所以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曹植的《七哀诗》深得《诗经》的风雅兴寄之妙和温柔敦厚之美，表达的是个人的一己之悲。关于曹植诗歌总的艺术风格，钟嵘曾指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这是比较全面的评价。曹植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色泽丰富，文采斐然的面貌，本诗属于色泽丰富，文采斐然这一面。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诚如钟嵘所说的“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而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采用白描手法，画面凄惨，凄怆感人。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

总之，三人虽然各有所悲，各有侧重，或悲人民的苦难，或悲骨肉的相残，或悲人生的无常，表现手法也各异，但都传达了时代的悲音， 展示了乱世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正是读后最大心得。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陈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M].西安：西人民出版社，1995.

[4]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曹植七步诗范文第4篇

一、 在诗意氛围中爱上古诗文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可低估，我一直努力为学生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让诗意渗入学生灵魂深处，熏陶感染学生。无论课内还是课外，我总是适时引用古诗与学生交谈。坚持不懈的努力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不知不觉也喜欢上了收集一些诗句来表情达意。同学闹矛盾了，同伴会劝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学悲观失望了，同伴会以“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勉励他。同学骄傲了，伙伴们会用“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共勉。诗意润物无声地融入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老师是学生的榜样，学生往往会亲其师信其道，纷纷效仿老师做一些事情，老师好好学古诗文，用古诗文，必将带动一大批学生，营造一种氛围，使学生对古诗文学习感兴趣。

二、在故事的推因求果中主动学习

有些诗的创作，或诗的本身便含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甚至能动学生心魄的故事。学生对故事的兴趣不言而喻，只要老师设法勾起学生对故事推因求果的兴致，学生就能在兴趣的导引下主动拓展学习。比如《七步诗》的创作就有一个令人感慨，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作者曹植的父亲是名扬天下的曹操。曹操是军事家、文学家。曹植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才华出众，文学成就辉煌，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哥哥曹丕虽然继承了父亲的魏国的王位，但还是非常嫉妒弟弟曹植的才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曹丕嫉恨于胸，想惩处曹植，除非曹植可以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完整而且合乎韵律的诗。曹植明知哥哥意思，感慨万千，悲愤无奈，七步之内吟出千古名诗《七步诗》。他为何成为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代表作有哪些，后来曹植的命运如何？只要让学生对这些问题有探究的热情，再授予一些查找资料的途径与方法，《美女篇》《南国有佳人》《洛神赋》等等曹植的诗篇自然在学生主动阅读的范围之内。

三、在历史的追根溯源中主动学习

诗文都得根植于一定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历史的印记。有些古诗的创作与当时的历史有直接、密切的关联。这些古诗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学会站在历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整合学习相关的古诗文。如陆游的《示儿》，这首诗是陆游的绝笔。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沦陷的中原领土和那里的人民，未能见到祖国的统一，是他临死前的唯一遗憾，因此他写这首诗作为遗嘱，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莫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原为何沦陷，且久不收复？那里的人们生活如何？在历史的追根溯源中，林升的《题临安邸》，陆游的《书愤》、辛弃疾的词《摸鱼儿》等等学生就能自觉主动地去读。

四、在快乐诵读中主动学习

孩子毕竟还小，自控能力和自觉意识都较差，要靠顽强的学习意志去坚持学习，尤其是学习难学的古诗文是不可能的。教师要根据孩子的特点，结合诗文的特点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诵读活动，以诵读激趣，用兴趣导引学生主动学习古诗文。比如可以用表演的形式诵读，用上肢体语言，布置相应的场景与环境，融歌舞、话剧、小品于一体，让诵读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的舞台，让人欣赏，赏诗文也赏孩子。还可以开展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诵读比赛活动，比如师生赛、男女生赛、小组赛、班级赛，周、月冠军评比赛等等，赛出乐趣，赛出学习古诗文的内驱力。

五、在自主创作中主动学习

曹植七步诗范文第5篇

那天，曹植去打猎。突然，跳出了一只大老虎。老虎咆哮着，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曹植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跑啊！于是他掉马就跑，一直跑到了河边。曹丕正在河边观赏美景，曹植的马冲了过来，把曹丕一下撞到了河边的树上。这一撞；“势如破树”，一棵小树都被撞倒了。这满身泥土还不说，头上居然还中起了一个一寸长的大脓包。导致昏迷不醒。还好太医及时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他着个月只能吃他最讨厌吃的人参.燕窝.蛇胆……高级补品了，而不能吃他最喜欢吃的豆子了。

过了一个月，曹丕头上的包终于陷了下去。此时的他，怒气冲天.杀气腾腾地上了早朝。这时候，大臣门都在嘲笑他，这时，他更加生气了。又从大臣的嘴里得知了操植这段日子里也没有闲着，他在曹丕补身子的这段日子里，把朝中大权掌握了，还把国库里的前分给了老百姓门。曹丕想：老婆最喜欢穿新衣服了，如果没有钱给她买，恐怕……恐怕着包有要长起来了。想到这里，曹丕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这时，曹植来了，他正想坐上宝座时，发现了曹丕就坐在上面，赶紧脚底板抹油——溜！可曹丕把他叫住了，然后凶神恶煞地说：“听说你很有才华，我就让你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否则，后果自负！

曹植灵机一动，就用曹丕最爱吃的豆子为内容，在七步之内吟出了这首七步诗。

指导老师：杨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