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消费者利益 价格欺诈 解决办法

一、价格欺诈的内涵及特征

1.价格欺诈的内涵

所谓价格欺诈，就是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我国《价格法》第14第1款第4项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3条对此都做了规定。

2.价格欺诈的特征

第一，欺骗性。这是价格欺诈的最本质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经营者为了获取利润，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就采取了欺骗性手段，使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价格不甚明了，从而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

第二，损益性。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让消费者付出了较多本不该付出的金钱和精力，短期看也使经营者有了收益，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则使经营者面临信誉丧失的局面，最终会使经营者得不偿失。

二、价格欺诈的危害及原因

1.价格欺诈的危害

首先，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价格是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市场供求状况的灵敏反应，是消费者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而经营者进行价格欺诈，就会导致价格信号紊乱，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其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价格欺诈就是明显违反了法律，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2.价格欺诈的成因

第一，我国虽然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但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很多信用制度要么流于形式，要么还没建立，大多经营者信用意识淡薄，相关信用档案不健全，经营者的行为很少受到信用约束，商业道德水准低，导致违法行为滋生。

第二，很多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不愿意采取找商家协商、找消协维权甚至是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宁愿忍气吞声，经营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善良心态，大肆价格欺诈，放任胡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第三，对于价格欺诈，我国虽然出台了《价格欺诈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文件，但总体上层级较低，法律条文操作性不强，法律法规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行法律对价格欺诈的处罚力度不够。按我国《价格法》，对消费欺诈最高罚款50万元。2010年初，家乐福等超市价格欺诈行为曝光后，有关部门根据这项规定，对涉案的19家超市门店累计罚款950万元。可是，家乐福的营销数据显示，2010年家乐福在华182家门店，销售额为420亿元，单店年销售额2.3亿元。罚款50万元，对实力雄厚的家乐福、沃尔玛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三、价格欺诈的解决办法

1.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督促经营者提升道德水平和自律意识

首先，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对所有经营者的信用档案，不能有所遗漏；其次，应该着重完善信用体系本身，建立经营者信用定期考评制度，组织消费者、政府部门等多方面力量对经营者进行考评，；建立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记录，甚至包括经营者本身虽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当经营者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公开提示提醒经营者，如果仍不能改进的，建立经营者黑名单；最后，应将经营者信用档案由特定部门保管，公众可随意查阅，建立信用档案联网制度。

2.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保障

广大消费者是对付经营者价格欺诈行为的最广大力量，单个消费者力量虽然弱小，但滴水成海，集体的力量总能战胜不法经营者。为此，应加强对消费者的维权教育，可以通过消费维权教育等活动来进行，鼓励消费者对任何损害权益的行为都积极斗争，消协、媒体等单位和部门同时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为消费维权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零散消费者损失利益较少，或者零散消费者难以对抗实力雄厚的经营者，或者受损害的消费者人数较多的情况，可以在立法中确立公益诉讼制度。

3.完善价格法律法规，提高惩罚力度

（1）制定并完善《价格法》相应的法律法规。现行《价格法》虽然明令禁止价格欺诈，但缺少相应的具体法律法规配套，导致对价格欺诈行为明显无力。同时将明码实价作为价格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予以规定。

（2）理清现行法律法规冲突及不合理之处。集中精力制定《反价格垄断法》，把以部门立法为主交叉存在于《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电信条例》、《招投标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有关限制竞争行为，以价格为纽带，进行分类型整合，消除对同一行为、不同部门理解与解释不一，造成法律的歧义与执法的混乱。

（3）提高价格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执法不严是导致一些非法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只有严惩重罚，才能惩一敬百。对此，首先可以提高处罚数额上限，处罚基数以经营者一年或者其他时间段之内的收益为基础；其次，一旦确认商家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就让其失去了重新进入市场的资格。

参考文献：

[1]顾应春.价格欺诈的成因分析及对策.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0，（03）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范文第2篇

文章从立法功能的角度确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具有保护弱者的目的，并通过对我国医患双方的现状分析，认为医疗机构的经营者和患者的弱者地位已经在法理上构成医疗服务这种消费关系，并认为可以在医患法律关系中针对医疗欺诈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关键词】 医患关系　惩罚性赔偿　法律

我国首次在立法上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理论界对医患法律关系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一直争议不断。笔者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基础出发，探讨医患法律关系与《消法》关系的联系，并由此对我国的医患纠纷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进行分析，希望促进我国医患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基础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的一种特有制度，目前被适用于侵权案件和合同纠纷中。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由法庭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1]。

1.1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功能

1.1.1 保护功能

从受害方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不仅像传统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一样具有赔偿功能，更加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对于已受伤害的受害人来说，惩罚性赔偿通过向加害人要求超过赔偿部分的惩罚性的赔偿金额，能够使遭受损害一方当事人得到完整的、实质的赔偿；对还未受到侵害但易受侵害的群体而言，惩罚性赔偿对加害人产生的威慑和吓阻也能形成一种无形的保护网，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1.1.2 惩戒功能

从加害方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主要是通过使加害人负担较重的责任，从而达到遏制其再次加害的目的。经济学认为，“经济人通过利益的算计，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预期的损失构成了当事人利益算计的价格约束，激励着行为的选择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核算准则。……当个人侵权行为的预期大于他将同样的时间以及资源用于从事其他合法民事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加害人的行为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人有可能预期选择侵权[2]。惩罚性赔偿正是通过增加加害人的加害成本以减少加害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而达到遏制加害行为发生的目的。

1.2 我国《消法》惩罚性赔偿立法目的

正是基于惩罚性赔偿的上述固有功能，我国《消法》才借鉴美法的做法并确立了这种制度。《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我国《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惩罚经营者的不法行为——欺诈，而欺诈显然是一种具有主观恶意的行为；除此之外，我们的惩罚性赔偿还具有补偿消费者的损失，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3]，应该是具有通过保护、惩罚、补偿和鼓励思想功能的体现，来达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

当然我们在理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时候，应该结合我国《消法》的总的立法宗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规定表述如下：“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可见，该法之最终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尤其强调对经营者的威慑和吓阻作用。《消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因为消费者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无法也无力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抗衡，因此，《消法》通过赋予弱者更充分的权利，加强强者的义务约束来实现弱者和强者实质上的公平[4]。也正因为如此，《消法》第49条在承认与关注消费者与经营者实力悬殊的基础上，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定，对消费者加以倾斜性保护，赋予其请求双倍赔偿等法定权利，旨在防治强势侵害弱势消费者。

2 医患法律关系属于消费法律关系

2.1 医患法律关系属于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横向民事关系或司法关系。然而，医院与患者之间是否构成合同关系，在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医院与患者之间不是合同关系，因为医院是事业单位，不是企业；有人认为，医院与患者之间构成合同关系，因为医院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患者看病也要交费[5]。笔者赞同后一观点。患者前往医院挂号的行为，属于合同法上的要约；医院发给挂号单的行为，属于合同法上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理，医院承诺之后，医患合同关系即告成立。根据该医疗合同，医院有义务治疗患者的疾病，患者也有义务支付有关的诊疗费、药费、住院费、护理费等。医患双方既互相负有义务，也互相享有权利。如果在特定的情形下，医院应当把患者的病治好，结果发生了医疗事故，没有把病治好，就构成了违约行为[6]。

基于上述分析，医院法律关系应该属于一种广义上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我国《合同法》只规定了15类有名合同，并没有明文列出服务合同，但是《合同法》的精神是承认并保护像服务合同之类的无名合同的。医患法律关系所构成的医疗合同就是一种服务合同，是《合同法》所承认的无名合同。

2.2 医患法律关系是一种消费合同关系

医患关系应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是当前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医院属不属于经营者。

2.2.1 患者应当是消费者

《消法》调整的消费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消费合同关系，因此，判断医患关系是否可以适用《消法》，关键在于认定医患关系是不是一种消费者合同关系。而判断是否属于消费合同，其标准在于合同的标的，即合同所指向的商品与服务内容是否为生活消费目的，是否符合《消法》第2条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规定[7]。但什么是“消费者”，该条没有明确，而是客观描述消费者的消费目的和消费行为，因而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根据文义解释，“生活消费”应当包括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方面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而消耗商品或服务的各种行为，诸如吃、穿、住、行、医病等等。“生活消费”系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或者劳动服务的行为，患者接受医疗服务虽然不像接受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因而仍是基于生活所需而购买、使用或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消费行为的抽象概念，而与其他因生活需要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并无本质区别。而所谓“接受治疗”亦不过是“生活消费”之一种具体形成而已。因此，医疗服务需求属于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完全符合《消法》的相关规定要求，患者应当属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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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医院也是经营者

医患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是患者，一方是医院。而《消法》第3条只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该条同样没有对经营者多处定义，而只是描述性规定。我们根据文义解释，“经营者”应该包括为消费者（患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药品）或者提供服务（医疗服务）的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医方是否属于《消法》规定的经营者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医方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医方不是经营机构。但是该条规定只提到了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未揭示经营者的经营目的，即营利目的。

事实上，医院向患者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的行为，就是一种经营行为。医患法律关系作为一种有偿的服务合同，医院与患者之间应该互负义务、互享权利。患者购买药品、接受医疗服务是要以支付相应金额的价款为等价的。医患合同关系如同买卖合同，均建立在等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基础之上。

否认医院是经营者的一条主要理由是：在我国，多数医院是政府实行一定补贴并严格限定服务价格的公立非营利性机构或事业单位。《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将非营利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视为公益事业。笔者认为，《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未认定所有的医疗卫生机构都是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而仅仅是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机构才能适用该法。因此，不能把所有的事业单位都纳入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换言之，医疗卫生机构中既有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机构，也有从事非公益事业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机构。

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随着市场化、企业化的深刻变革。不少医院已经增强了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纷纷采用先进医疗技术和设施吸引患者，国有医院推出的各类商业广告更是屡见不鲜。由此看来，“公益性”与“营利性”在医院这个特定的市场主体中应当、也可以实现有机的辨证统一的。

3 惩罚性赔偿在医患法律纠纷中的具体适用

3.1 患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的情形

一般来讲，以下几种情形是典型的医患法律关系中所存在的欺诈行为，患者可以主张医方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权利[8]。

①医疗欺诈行为：主要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服务行为的过程中，故意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而实施的行为，致使患者产生错误的认识而接受其医疗服务的行为[8]。

②欺诈医疗宣传行为：医疗机构通过一定的媒介或者形式，对其所开展的医疗服务活动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手段向社会或公众进行广告宣传的行为。

③欺诈医疗收费行为：医疗机构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患者，而向其收取医疗费用的行为。

实践中，医患法律纠纷大量存在，但不是每个纠纷都能适用《消法》第49条非医疗事故适用于医方过失致人损害的事故，一般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加以处理。

由于我国《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惩罚欺诈行为，因此医疗事故纠纷不适用惩罚赔偿。

3.2 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欺诈”的理解

依据《消法》第9条规定，只有经营者的行为存在欺诈，消费者才可能要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欺诈就成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1996年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中规定了欺诈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千变万化，出现很多该规定多不能包含的行为，因此，需要对欺诈进行具体界定。

学界对欺诈的构成要件的争议有：一派认为，欺诈与《民法通则》、《合同法》中的“欺诈”应该是同一含义。参考学理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欺诈系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因此，我国《消法》规定的“欺诈”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过失”即使“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另一派认为，基于消费者的弱者性，法律在保护消费者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他与经营者的区别，实施倾斜保护。因此对“欺诈”就不需考虑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也不需考虑消费者是否给予欺诈陷入错误判断并且为错误的意义表示，只要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就可以认定“欺诈”已经成立[3]。

4 结 语

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整，让《消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介入调整到现有的医患法律关系中，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目前广东省、浙江省、甘肃省及辽宁省已在修订地方实施《消法》的办法时，将医患关系纳入了《消法》的调整范围，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立法机构在修订《消法》的实施办法时，也提出了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整的意见。可见，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整已是立法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 惩罚性赔偿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112.

[2] 谢晓尧.惩罚性赔偿:一个激励的观点[J]. 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 2004， 11:59.

[3] 董文军.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J]. 当代法学， 2006， 20（2）:69-74.

[4] 金多才.关于医患纠纷的法律思考[J]. 人民司法，2000，8:35.

[5] 张力. 试论医疗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9:91.

[6] 刘俊海./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3713.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范文第3篇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应加倍赔偿消费者并受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

（一）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二）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用的商品分量不足的；（三）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次品”等商品而谎称是正品的；（四）以虚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诈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五）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六）采取雇用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七）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的；（八）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九）骗取消费者预付款的；（十）利用邮购销售骗取价款，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条件提供商品的；（十一）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的；（十二）其他虚假或者是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上述情况都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如我们的消费者遇到如上情况，你有权向经营者加倍索赔，如双方协商不成，经营者以种种借口不予赔偿，你可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依法向法院起诉，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金 消费者 消费 欺诈行为

中国的惩罚性赔偿具体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9条(以下称《消法》)，这一规定有助于遏制不法经营，鼓励消费者依法维权，是对我国民法赔偿制度的补充和完善①。它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中“补偿性赔偿制度”的束缚，有力的打击了消费市场中恶意制假造假等侵权行为，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但第49条的规定较笼统，面对我国消费市场日新月益的变化，其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一些伺题。比如说，在新的消费形势下，该条中的法律名词的含义是否也需随之发生变化，新的含义该如何理解；另外，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消法》中的赔偿制度持否定态度，那么就此制度在我国有无存在的必要呢?本文将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来具体阐述我国《消法》中的惩罚性，同时借鉴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的相关规定，使我国的此项制度能够吸取二者之精华，更加充实、完善。

一、分析《消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容及要件

我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具体规定见于《消法》第49条，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它“首次在我国法律上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惩罚不法行为人，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根据《消法》49条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1、“消费领域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法律关系主体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是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义务主体，消费者接受商品或服务，是惩罚性赔偿金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2、“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在消费领域”。以经济学的观点，消费是“人物消耗一定的生活资料和劳务以满足生活需要的过程”。消费是针对消费者而言的，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的过程，以及消费者在消耗这些产品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发生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其中经营者的行为是提供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消费者的行为是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以及在接受商品或者服务后的使用或者其它的消费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表明这种关系的标志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行为，没有上述合同关系就不存在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

3、“经营者的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有欺诈行为”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就是欺诈行为”。在消费合同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或提供偷工减料、以假充真等名不副实的服务均属合同欺诈行为。这种合同欺诈行为构成惩罚性赔偿金只要具备欺诈行为即可，此时不需具备损害事实的要件。

二、《消法》第49条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消费者”一词的理解和认定

我国《消法》没有对“消费者”这一明确的定义，只在第二条中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据此，我国目前的做法是把消费者限定为“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个人或单位”。这一规定较为笼统，存在以下问题。

1、消费主体的理解与认定

根据上述规定消费主体为“个人与单位”，就个人而言，一个商人为他的办公室购买一台空调，该商人的购买行为是否受《消法》调整，就我国目前相关规定来看是很难加以确定的。因为上述行为可能同时产生这样的效果：即既改善了工作条件，又方便了生活，对生产、生活都有利。若因该空调的质量产生了法律上的诉讼，该商人能否以消费者的身份呢?另外，就单位而言，能否作为消费者?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单位不能作为消费者，因为单位生活消费最终表现为个人消费，而我国对此未作明确。因此，建议在定义中规定“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它的贸易、商业和生产有关”，从而明确消费主体的含义和范围。

2、关于消费对象即“商品”或“服务”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有《消法》制定于改革开放之初，针对的是当时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缺斤的问题。最初，“商品”范围很狭窄，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市场正在逐步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物品正成为家庭消费的对象。因此，应该“在《消法》中扩大商品的内涵，把近年来走入广大消费者生活的新商品也包括进去”。以扩大消费者的范围。另外，笔者认为，对于近年来被广为关注的医患纠纷，也应把患者作为消费者，把医患关系列入消费关系。因为医患关系的实质具有消费服务的性质。首先，医患关系中确有某些盈利性成份，特别是医疗美容，更是纯属这种行为。而且，患者看病不仅是消费，而且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必不可少的生存消费。故十分有必要将患者也列入消费者的范围之中，使其有权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金。

3、“王海”是否为消费者

自《消法》实施以来，以王海为代表的购假索赔之风在全国各地盛行，此种现象被称为王海现象，是否可将王海作为消费者而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制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一方面在于其惩罚性，即制裁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在于其鼓励性，即鼓励人们同制假卖假、提供欺诈的不法商人作斗争，并且用相应的奖励(惩罚性赔偿金)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论知假也好，不知也好，一律作为消费者来对待，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笔者不赞同以上观点。根据《消法》第2条，成为消费者的要件之一必须是为了生活消费，依民法解释学，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毫无疑问，“购假索赔”已超出了为生活的需要一语可能的文义范围，若将王海们也视为消费者，只会给一些人的投机行为留有可乘之机，这种打假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交易的性质，其结果必然损害正常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故购假索赔者不属于消费者，不应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金。

第二、关于“欺诈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

从法律规范的性质来看，对欺诈行为加倍赔偿的规定，是确定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民事规范，但这种责任不是违约责任，而是一种无效合同的赔偿责任②。其中，对欺诈行为认定的往往在于对其主观构成要件的认定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的学说解释，在主观方面，欺诈行为必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据此，《消法》上第49条中所说的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只能是故意，而过失，即使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若要证明经营者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无消费者责任的要求更为严格，更大。此时，在评断经营者是否有欺诈行为时列举或归纳出此种主观心理状态下的客观行为表现形式是现实且有可操作性的。为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欺诈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列举了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时属欺诈行为的十三种客观表现。第四条还规定采用故意推定的办法。这样一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就变得客观化，从而真正体现了保护弱者--------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对“增加赔偿”的理解

“增加赔偿”是我国《消法》确立的惩罚性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但由于其立法用语较含糊，在适用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赔偿金的赔偿范围

《消法》第49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是在返还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价款的基础上再赔偿这些费用的一倍，在这一条文中，关于对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这一术语具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增加赔偿的损失仍然是指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失。因此对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造成实际损害的，才属于增加赔偿的范围，没有不能要求这种赔偿。另一种理解认为，增加赔偿的损失是消费者的精神损害，有精神损害就应当赔偿，范围就是原来所付费用的一倍。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损失，可以包括消费者的精神损害，也可以包括消费者受到的实际损失。

2、对大宗商品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司法像商品房这样的大宗商品的涉案金额数目巨大，动辄十万，上百万，一律判“双倍赔偿”可能导致双方利益显失公平。比如说，一套价值三十万的商品房仅因木地板材质不符合约定便判双倍索赔六十万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法的判决。因此，笔者认为，象商品房这样大宗商品的索赔案中，不宜生搬硬套49条中的双倍赔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依公平原则，将其列入合同法的，也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作法，由法官根据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性质，财产状况，消费者的财产及精神的实际损害程序以及其他事项做综合考虑，决定一般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3、如果增加赔偿消费者所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小于消费者所受实际损失，对此该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若消费者通过行政、司法索赔过程中实际花费的金额大于增加赔偿的金额，则此时双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消费者实际蒙受的损失，这对消费者是很不公平的。此时，若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作为无效合同，并按照一般无效合同的处理方法，赔偿全部损失，同时，为体现其惩罚性，还可将49条规定修改为其中返还财产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格与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这样就可避免出现消费者胜诉而最终得不偿失的情况。

4、如果经营者许诺的赔偿责任超过了《消法》第49条规定的赔偿限度，则此种许诺是否有效。

目前，不少商家为推销商品，向社会作出了如计量“少一罚十”，质量“假一罚十”，价恪“暴一罚十”等承诺，其中许诺的赔偿金显然是高于49条中“一倍”数额之规定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样的承诺应该具有法律拘束力，因为作为促销手段，上述承诺应属悬赏广告，其目的既为促销，又鼓励消费者监督、捉假。确认悬赏有法律拘束力已为民法理论及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所确认。再者《消法》49条关于增加赔偿的规定并不属于禁止性规定，因而就不排除出双方约定的赔偿主法。由于假一罚十等承诺是商场自愿作出的，所以一旦消费者购买了假货，商场应兑现承诺.因此，对《消法》49条之规定应理解为该条适用于在双方事先未约定赔偿数额时，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时其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若当事人对赔偿数额有约定的就依约定。

三、法理上对惩罚性不同意见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因为民事责任是民事违法行为人对受害人所负的以恢复和补救为目的的法律责任。它指在对已经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填补和赔偿，使其恢复到未受损害时的原来状态。据此经营者的赔偿范围与欺诈行为利益损害程序相适应，但依据《消法》第49条消费者得到的赔偿却大大超过其受损害的程序，这与传统民法理论相悖，而且证明消费者享有的此种属何种性质。故应将《消法》第49条中增加赔偿损失的规定修改为“赔偿消费者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笔者是不赞同上述观点的。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在相关法律中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十分重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或者欺诈地提供服务的事件众多而分散。因其频率之高，不仅对个别消费者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犯。因此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非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法律往后应采取该行为加以治理。而因其发生之分散，在大量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益，实施该利行为便成为有利可图的勾当，而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使不法商人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第二、鉴于受害的消费者若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偿，则要付出高额的诉讼费用，更不要说为追索而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此时单纯的损失补偿往往弥补不了他们受到的实际损失。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则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从而也鼓励消费者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进一步增强维权意识。

所以，在《消法》第49条设立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十分必要合理的。对消费者进行更充分的保护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突破传统民法理论的束缚，建立更具现实意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四、两大法系中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

英美法系在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中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该法系看来，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的暴力、压倒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决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在实际适用中，当被告符合上述侵权行为之规定时，可以由陪审员或陪审的法官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行为人的动机、财产状况以及其它事项加以综合考虑，行使裁量权，决定一般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这种制度在由法院的判例而非制定法所确立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在大陆法系，保护消费者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但该法系国家基本上都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要件作了详尽规定，而“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兼具补偿和惩罚两方面的性质是众所周知”。

上述两大法系中确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和强化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对于惩罚和防止侵权行为人的侵害，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现有相关制度还不够完整明确，因此应兼收并蓄现代两大法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精华，结合我国消费者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使我国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五、完善意见

1、就适用范围而言，明确惩罚性赔偿金仅适用于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行为，并且该行为与消费者的贸易、商业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将“购假索赔”排除其适用范围。

2、就赔偿范围而言，在《消法》中对第49条“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的规定作具体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既包括“由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包括“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将后一种情况中的惩罚性赔偿金作为精神赔偿，并增加其可操作性。

3、就赔偿金的数额而言，则无需拘泥于固定标准，而应以双倍赔偿为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不宜适用“双倍赔偿”的索赔案，可根据实际，依公平原则，列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将其作为合同违约或无效合同等情况做出处理。也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在《消去》中规定由法官根据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的性质、财产状况，及精神损害的实际程序以及其他事项做综合考虑，决定一般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另外，应明确若经营者对赔偿金额作出超过双倍的承诺，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有此类约定的话，则应依承诺或约定的数额。

六、结语

总之，消费者在市场经营中具有主体地位，因此，要大力加强保护消费者的意识，将保护消费者的措施与消费者的具体权益相结合，与改革开放的具体结合，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打破封闭的立法思想，充实《消法》第49条的内容，确立和完善既有中国特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对于拉动内需，增强我国消费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中国消费者协会编：《消费者保护理论与实务》，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②王众孚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理解与适用》，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参考文献：

1、严学军、王俊豪、宋华主编：《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版

2、李昌麒、许明月主编：《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版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归责原则；赔偿数额

近年来，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如毁容的化妆品、瘦肉精猪肉、石腊加工的大米、有毒红心咸鸭蛋、三聚氰胺奶粉等，几乎所有的商品中都出现了伪劣或瑕疵产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这些重大的产品安全事件中，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所能得到的赔偿金额相当有限，因此，可否在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成为我国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惩罚性赔偿，又称报复性赔偿、示范性赔偿，是指给付被害人超过其财产损害范围的一种经济赔偿。该制度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立法都采纳了该制度。它以其对相对弱势地位的公众人身、财产的有力保护，对侵权人的严厉惩罚，体现出保护社会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惩治和预防不法行为等功能。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数额，法律直接作出规定的较少，主要由法官或陪审团自由裁量，赔偿金的数额依被告的财产状况、主观动机、过错程度、认罪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有所区别。

在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在产品责任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同时，另有一些学者持反对观点，其主要理由是：产品责任属于侵权责任领域，传统的民事侵权理论主张民事主体间的平等性，一方受到损失时，可以依据侵权理论主张弥补其所受损失，使其利益恢复至受损前之状态。而惩罚性赔偿是支付给利益受损方的超出其损失的赔偿，其适用缺乏法律依据，况且惩罚性赔偿相当严厉，有可能加重生产者的经济负担，挫伤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另有学者认为我国可以在《产品质量法》中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政处罚力度，通过行政处罚同样可以达到惩罚恶意生产者的目的，无需再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意义

国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大都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到国际市场的产品一旦有质量问题，将面临着几十倍、上百倍于产品价格的巨额惩罚性赔偿，而国外的瑕疵产品进入

再次，有利于维护社会利益。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认为：“社会利益是许多私人利益的相加，真实存在的还是个人利益。增进私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社会利益是许多私人利益的相加，因此，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会侵犯许多特定个体的利益。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威慑和预防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发生；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缺陷产品对人身和财产的伤害，促使生产者生产出更为安全的产品，并通过对不法经营者的惩戒来鼓励消费者维权。该制度的实现机制是由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经营者支付赔偿金。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所担当的分配社会财富的使命，使其具有含蓄的公法职能，实行惩罚性赔偿可以加大违法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其对违法经营产生畏惧感，进而阻止其侵害众多购买者的个体利益，最终达到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最后，有利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体系。我国《消法》虽开创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先河，但该法调整的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关系，这种消费仅指生活消费而不包括生产消费。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这种规定已无法适应保护广大用户权利的需要。 因此，在产品责任中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限制，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另外，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有利于我国立法与外国法制接轨。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大量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在产品质量问题、消费纠纷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及时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改变我国消费者的不利地位。我国于2009年12月26日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突破，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因此，在产品责任中也应借鉴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确定惩罚性赔偿。

二、产品责任中设置惩罚性赔偿。应突破《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须有“欺诈行为”和《侵权责任法》中“明知”这一前提

关于惩罚性赔偿，我国在《消法》第49条中作了规定，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确定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表示的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可见，认定欺诈强调的是当事人主观故意，而《侵权责任法》中“明知”这一前提，也是强调的当事人的主观故意。

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局限于“欺诈”和“明知”等主观故意。在美国，只要被告的行为超过了社会容忍的限度，就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判断被告行为是否超过了社会容忍的程度，美国法是结合被告的主观心心理状态进行综合考察的。只要被告的心理状态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就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邪恶动机、欺诈、滥用权利、由于故意或重大疏忽不计后果、轻率或有意识不顾他人权利和安全。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明显过严。尤其是关于欺诈的认定，让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这显然是强人所难。另外，许多经营者设计、生产、制作的产品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并非出于故意欺诈而有可能是过失，但这种过失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有时并不比欺诈行为轻，甚至造成的后果更为惨重。

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突破“欺诈”和“明知”之限制，定性为恶意及重大过失、漠视他人权利和滥用权利等恶劣心态。这里的恶意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的，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具有严重疏忽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这时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指对他人的安全毫不关心，采取轻率或漠视的态度。如美国1982年制定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规定：如果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损害是由毫不顾及产品缺陷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而造成的，应负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重大过失，是指加害人不是希望损害结果发生，但由于其在生产、管理、销售等过程中有重大过错而导致他人受到损害。重大过错较之故意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的主观因素恶性较轻，但又不同于一般过失，对此类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利于督促产品生产者、经营者严格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三、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归责原则

在传统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上，法律所奉行的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受害人无法证明加害人主观上的过错而不能受到赔偿，特别是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二者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受害人就更处于弱者的地位，其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如果法律不给予救济，则显失公平，会使加害人应实施了加害行为，但适用过错责任的疏漏而逃脱责任。所以，过错推定责任制度便应运而生。所谓过错推定责任制度，是指受害人所受之损害与加害人之行为或与加害人之物相关联，而在加害人不能提出反证以证明其清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即推定加害人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责任的制度。“应用过错推定，是现代工业社会各种事故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出现的法律对策。”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因为它能较好地平衡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避免了受害人因无法举证而陷于败诉的困难境地，也赋予了经营者一定的抗辩空间。如果采用严格责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适用范围的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过错推定也不能滥用，必须要受到一些限制。首先，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由于推定的事实有时具有拟制的前提，因此法律规定推定要慎重使用，前提条件就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其次，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要给被控方提供充分的反驳和反证的机会。适用法律绝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仅凭原告一家之言，就轻易下结论。最后，必须正确认识过错推定适用的条件和程序，严格依据其步骤来推定过错，既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救济，又防止过错推定的滥用。 论文 联盟

四、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认定

惩罚性赔偿并不是为了置被惩罚人于死地，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考虑，应留有余地，既要考虑被告人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此种惩罚不至于使其陷于绝境。惩罚性赔偿应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惩罚性赔偿额与实际损害的关系。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在于适度威慑，适度威慑的关键在于赔偿金额既不多，也不少。如果赔偿低于损害，威慑不足即预防成本较低，加害人会过分从事侵权行为，相反，如果赔偿远远高于损害，威慑将会过度，加害人会把他们的行为缩至不适当的程度，即使所得利益超过了损害，他们也不会从事该种行为，结果导致有益行为将被阻止。㈣在美国，惩罚性赔偿没有确定具体数额，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例确定。对于恶性较大的故意造假、售假的行为，尤其是在药品生产、销售领域，一般惩罚较重，没有上限，有的高达数十倍或上百倍，甚至直至造假者破产为止，因而在美国恶意造假、售假行为并不多见。一般的产品责任案件中也普遍适用惩罚性赔偿，但由于在实践中惩罚性赔偿数额有过滥、过高之势，使得责任人不堪重负，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做出了关于惩罚性赔偿数额限制的规定，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当公平。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20条(a)款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是：“原告通过明显的和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明，由于产品销售者对产品使用者、消费者或可能受到产品损害的其他人员的安全采取轻率漠视的态度，致使原告遭受损害的，原告可能得到惩罚性赔偿金。”该条(b)款具体规定了确定赔偿金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八个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侵权行为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责任人对这种可能性的察觉程度；该行为的可获利性；行为的持续时间以及责任人是否隐瞒；责任人在该侵犯行为被发现后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行为；责任人的财务状况；责任人已经或可能受到的各种处罚的综合效果；原告所遭受的损害是否也是原告对自身安全采取轻率漠视的态度的结果。对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决还应考虑被告行为的可指责程度，就被告的财产状况而言，赔偿的数额能够对被告产生威慑力；惩罚性赔偿金额应当与原告所实际受到的伤害、损失有合理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其一，被告行为的过失程度。惩罚性赔偿是为了惩罚和威慑那些过失非常大的，为社会公众所不容的行为。其二，潜在的伤害。理论上认为，潜在的伤害越大，惩罚性赔偿金额越高。因为有的行为当时没有引起伤害，但却是极度危险的行为。如果一定要基于有实际的损害才能施加惩罚，就不足以制止此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