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枢密韩太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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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枢密韩太尉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晚唐；宦官；共治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2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唐长孺、杜文玉、马良怀、王寿南、王守栋等一批学者皆有专门探讨，兹不赘举。已有研究往往只涉及宦官专权的某些方面，对宦官的程度，学界罕有人系统论及。事实上，宦官擅政是一个逐步扩大发展的过程，仅仅笼统地用“宦官专权”或“宦官擅政”并不足以准确概括唐代宦官政治的特点。在中唐和晚唐，宦官专权还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中唐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内廷宦官权势日益扩大，不断侵夺外朝官僚权利。大约在宣宗大中年间，最终形成了“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国历史虽然以皇权政治为主流，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亦可以以某种 “共治天下”的形式出现，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共治天下”。那么，晚唐时期的“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有什么具体表现？又有什么特点？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宪宗元和以后，官僚集团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在长期相争的过程中，双方的群体意识逐渐强化。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族灭王涯等四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田全操等宦官巡边回，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1]。会昌初，仇士良欲杀不服已的杨嗣复、李珏、裴夷直等牛党要员，李德裕坚请武宗开延英论救。尽管官僚集团及宦官集团，各自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南衙北司问题上，双方各自归属十分鲜明。
《通鉴》卷245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亥条载：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尝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京兆尹薛元赏将“宰相之人”、“中尉之人”对举，朝官属宰相之人，神策军将则为“中尉之人”，实际上承认中尉是与宰相地位相当的内大臣。仇士良最后没有怪罪薛元赏，说明薛元赏关于中尉与国同体的说法也被仇士良所接受。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但也忌其专横，政事专委宰相李德裕。会昌时期基本上政令出自中书，文宗朝被严重破坏的外朝权力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尚未称得上内外大臣共治天下。但是会昌六年，武宗崩，继立的宣宗本为武宗皇叔，通过勾结宦官等阴谋手段夺得皇位，在他统治期间，虽然也运用权术，采取一些遏止宦官的措施，但是整体上看改革派官员被贬斥一空，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最终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中唐以后宦官擅政的根源在于宦官控制左右神策军。与官僚集团党争类似，宦官亦非铁板一块。宪宗元和以后，宦官内部分裂为以梁守谦、王守澄为核心的右军势力和以吐突承璀、马存亮、仇士良为核心的左军势力。穆、敬、文诸朝，左右军势力潜相敌对，并且每次皇位更迭都会引起宦官内部的相互残杀。甘露之变后，左军重新恢复至位在右军之上的状态，而甘露之变进一步激起宦官的群体意识，宦官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宣宗篡立，宦官家族多预其事。仇氏、马氏宦官定策迎立宣宗，仇氏、马氏宦官家族飞黄腾达，成为新贵。与此前仇士良杀薛季棱、刘弘逸不同，武宗朝旧宦官杨钦义、刘行深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杨钦义二子杨玄略、杨玄价在宣宗朝颇受重用，大中初杨玄略两任总监使之职。[2]P1049刘行深第五子刘遵礼宣宗即位后拜为宣徽北院使。[3]P2398这证明宦官集团趋向于合为一体。这一趋势在宣宗统治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八年（854）十月条载：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甘露之变后，文宗深为宦官所怨，即便如此，尚能从宦官中择薛季棱、刘弘逸等为用。至宣宗时，这种以宦制宦的做法已行不通，宦官集团合为一体。与之相应的是，外朝官僚也以牛党官僚的全胜而结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进入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新局面。
内外大臣共治天下，首先是在经济上的。唐后期财政不同于前期的突出特点就是宦官理财。安史之乱后，第五琦、刘晏掌财赋时曾将财赋悉移内库，杨炎两税法改革时将财赋归隶左藏库。但是宦官执掌的内库依然存在，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向财赋渗透。宦官所掌财赋多非国家两税正赋所入，除了皇帝的宣索外，主要就是地方藩镇各种名目的助寿钱、助军钱、羡余等私人进献。进奉本为方镇两税外的非法聚敛，但是国家财力有限，德宗、宪宗有意识地收纳进奉，储于内库，作为应付跋扈藩镇的不时之需。德宗以纵容宦官聚敛而知名，贞元末杨志廉为左军中尉，“悉心委积，式瞻资储。府有青凫廿万缗，廪有红粟卅万庾。”[4]P800元和初宪宗屡次动用神策军出讨，遂得以屡次从内库支用绢帛。这一政治传统武宗朝依然如此。会昌中平昭义刘稹之乱时仍然多由内库支用。[5]P303宣宗大中初有党项之乱，大中末东南诸镇军乱相继，大中中又从吐蕃手中接收河湟三州七关之地，但是，所用多为户部钱物，罕有从内库补给的记载，内库丧失其补充国用的功能。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宣宗朝政治清明，而是宣宗朝宦官更专注攫取经济权力所造成的。会昌三年仇士良被迫致仕时曾面授得宠机密，“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6]，宣宗朝当权宦官马元贽等皆仇士良旧党，深谙此道。大中时期，宦官集团不仅在京畿肆意攫取经济利益，还将势力延及富庶的江淮地区。《新唐书》卷182《李珏传》载：“及[李珏]疾亟，官属见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方论奏，未见报为恨，一不及家事。”通过攫取江淮富庶地区州县的榷酤之利，宦官集团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宣宗朝内库不再支济国用，固然与天下太平有关，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宦官集团权势进一步膨胀，对内库的控制更为严密。宣宗崩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用不支，但是懿、僖二宗却极度荒淫豪奢，滥赏无度，根源即在于其支用的非是朝廷正赋，而主要是宦官把持的内库财物。
宦官集团大肆攫取经济权益的同时，户部等财政诸司失职掌，在外朝宰相也强化了对财政的直接控制。开元末裴耀卿、杨国忠等以宰相掌钱谷后，宰相兼判国计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德、宪时期，朝廷以裴延龄、皇甫镈等聚敛之臣为相，遭到官僚集团的抵制。文、武二朝虽然路隋、裴度等上言宰相不宜兼判钱谷，但是杨嗣复、崔铉、杜悰等人皆以宰相判三司使。至宣宗大中时期，由计臣入相最终普遍化。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14）“用计臣为相”条云：
唐自正（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谨（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7]132
宣宗朝新除宰相共18人，而由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高达13人，占到总数的72.1%。武宗时期政归中书，李德裕大权独揽，由三司入相的崔铉、杜悰、李回等相仅陪位而已。宣宗朝由三司入相者不掌实权，且相位极不稳定，时常因一言一行不合旨意而遭到罢黜。例如，卢商因误判死狱、周墀因言收河湟之事，马植因宦官赠玉带之事，裴休、崔慎由因立储之事而遽遭罢免。又会昌时期李德裕的改革举措多遭废黜，但是其为筹集西北用兵经费所置备边库被沿袭下去，发展成为晚唐由首辅宰相兼判的延资库。[8]大中四年（850），因收复河湟三州七关之地，军费大增，遂将备边库更名延资库，并改由宰相直接收管。延资库属于二次分配，最初收入完全仰仗三司率送。从性质上看，延资库同户部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延资库由首辅宰相直接任使，而户部时常由他司长官充使。
宣宗以后懿、僖、昭诸朝，曹确、路岩、崔彦昭、刘邺、张濬、杜让能、崔胤等当权宰相几乎都兼判三司，这与宣宗朝计相仅作陪位又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同国运艰难有直接关系。懿宗以后，战乱频仍，国家财力不赡，宰相不知钱谷，是无法统筹军国大事的。特别是懿、僖二朝战争频仍，粮赋筹措转输是朝廷燃眉之急，盐铁转运使直接关涉资粮馈运，地位最为关键，由兵部侍郎判盐铁入相者甚众，《中朝故事》卷上称：“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僖宗以后，朝廷权威不振，财赋多为地方擅自截用，三司定额多阙，为筹集国赋，宰相往往同时兼判度支、盐铁二使。僖宗乱丧以后，度支、盐铁两司应征税额常被方镇截留，户部和延资库钱物仰仗节余和率送，也时常阙额，昭宗时宰相崔胤等判三司，仅指度支、盐铁，不及户部、延资二使，即缘于此。
唐末以宰相、中尉为核心，各自主掌一套财赋系统。外朝三司所入为国家正赋，较为稳定，而内廷宦官所掌，很大部分来自宣索、方镇进奉等，所入起伏较大。黄巢起义后，僖宗两度播迁，长安府库劫掠一空，其后藩镇正赋不入，此前数额甚巨的进奉近乎衰竭，直接导致内库财赋匮乏，甚至影响神策军的支供。僖宗乾符二年，田令孜居中用权，游说僖宗籍两市商旅宝货输于内库，有陈诉者，送京兆杖杀。昭宗《改元天复赦》云“令盐铁司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9]P33直到此时，这一暴政方得废除。又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置神策十军，军旅既众，三司支给不充。河中旧有两池盐，因黄巢之乱，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供盐三千车。田令孜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而自兼两池榷盐使。王重荣不服，向河东李克用求援，双方发生战争，导致僖宗二次播迁，最后以朝廷的妥协而结束。昭宗时神策中尉杨复恭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赡两军，自此不肯归还。昭宗末中尉韩全诲挞李继筠诉军中匮甚，请求割三司隶神策。相对于外朝宰相而言，宦官集团在军事、政治上更具有强势地位，神策军直接攸关朝廷存亡，故得以屡次侵夺外朝三司财赋。
在政治上，元和后中枢决策上也分别以枢密和宰相形成两套行政机构。《北梦琐言》（卷6）载安史乱后朝廷“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10]P141。元和以后，枢密使权重，梁守谦等号为“内相”[11]P2103，虽然陆贽等个别学士也被称为“内相”，但其权势显然不足以同枢密使相匹敌。延英议政本为中晚唐宰相议政的重要形式，宦官侵夺宰相之权，宪宗后两军中尉、枢密使逐渐参与延英议政。特别是文宗甘露之变后，南衙宰相不敢触犯宦官，多曲从其意。李德裕努力做到“政出中书”，涉及宦官的问题，则奏开延英，同仇士良等当面对质。因此，武宗时宦官虽然参与延英，并没有出现文宗时宦官凭陵朝臣的情况。宣宗即位后进一步对延英议事进行改革。《通鉴》（卷262）昭宗天复元年（901）正月条：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通鉴》本条下胡注云：“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另据《通鉴》，是年十月癸卯中尉韩全诲等迫使昭宗追寝正月丙午敕，“悉如咸通以来近例”，宦官不得预延英议政仅在宣宗及昭宗末曾短暂实行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大中时期，也仅是在延英议政上，在其他场合，宦官仍然未受限制。宣宗舅郑光除河中节度使，宣宗询问此前镇凤翔时判官为谁，郑光答称“冯三”，枢密使从旁奏云“冯兖，臣曾充使至彼，知之”[12]，此是宣宗朝枢密使仍得以侍侧议政的一个事例。宣宗非常重视对相权的控制，延英议政令宦官殿西候旨，目的是为了保障政令畅通。但是在朝官或节帅、刺史授官中谢等其他政治场合，则是宰相回避，宦官仍侍左右参议政事。
宣宗以后，宦官不预延英之制被废，枢密使不仅继续参与中书决策，至于咸通年间枢密使如何参与决策，在唐人墓志里曾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续集》咸通〇三二《何弘敬墓志》：
圣人再三赏异，犹重言故卫州姓名。枢密使亦以知名为对。此时测知圣旨不日降旄节，宠异大魏，使万方知公身殁道存，由令嗣昭焯懿行也。告再拜贺谢讫，退至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上台仆射杨公因称公始授大魏，欲以四事归朝廷。惜哉，当其时以无人听受其谋，使夺于所习。
此墓志由何弘敬册使卢告所撰。咸通六年（865），魏博何弘敬薨，懿宗以谏议大夫卢告册赠太师，同时窥查魏博军情，以便决定授予何人节度使。据卢告所记，卢告归朝述职时在场者仅卢告、枢密使二人。在魏博置帅问题上，宰相杨收实际上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当内廷已议定以何弘敬长子何全皥为魏博节度使后，宰相杨收只得接受这个决策，又试图以何全皥深受儒家教育熏染，试图将何全皥培植成第二个田弘正，提出魏博申官吏、供赋税、输铜盐之利等条件，这一主张也因得不到枢密的响应而最终作罢。
从《何弘敬墓志》来看，懿宗朝枢密使之权已渐在宰相之上。僖、昭二朝，相权遭到宦官的进一步蚕食。大权阉杨复恭创堂状后贴黄之制，在宰相处理四方之务的堂状上，贴上小黄纸条， 上附对宰相处理意见的批示，以此来“指挥公事”[13]。《通鉴》（卷253）僖宗乾符四年（877）十月条：“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当时军国大事宰相须同“内大臣”商议后才能施行。僖宗幸蜀，宰相百官皆不知之，宦官田令孜奉僖宗幸蜀。僖宗在蜀，“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14]，僖宗末，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时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于复恭”[15]。昭宗朝，中尉刘季述幽禁昭宗，宰相崔胤等不敢违，率百官署状。
除枢密使分宰相之权外，宦官集团陆续以使职差遣的方式侵夺外朝官署的职权。閤门使侵中书通事舍人之权，礼宾使侵礼部之权，如京使侵司农之权，军器使侵军器监之权，内作使侵匠作监之权等。内诸司使置官印、有固定的署衙、僚属，职掌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一套与南衙诸官署相对应的行政系统，唐人泛称为“二十四内司”。
唐代宦官集团具有高度官僚化的特点，在品、阶、勋、爵上与普通士人官僚并无重大差别，甚至也享有休沐、丁忧、致仕、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等方面的待遇及其特权。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窦文场、霍仙鸣出任神策中尉，窦文场讽宰相除拜中尉时用白麻降制，遭到草制人郑絪的拒绝。僖宗广明元年（880），任命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唐昭宗谒郊庙，中尉、枢密等“四贵”皆朝服助祭，在礼法上也与宰相基本等同。唐代宦官的上述特征与其“内大臣”的身份相吻合，在中晚唐时期，与其说宦官是皇权的附庸，倒不如称其为“特殊”的官僚。余华青先生在《中国宦官制度史》中对唐代宦官这一性质上的转变也有专门论述，认为“虽然隋唐时期的宦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君主家奴的身份，但就整体而言，宦官队伍已经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16]P294，唐代宦官的官僚化是在政治上摆脱了皇权束缚而相对独立的一种典型表现。
因宦官权势已在宰相之上，唐末不少士人开始直接投谒宦官，借宦官庇护谋求功名。开成二年（837），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被署为状元[17]，咸通十年（869），刘允章知举，“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18]P214广明初，广德公主为夫婿驸马于琮从侄于棁求进士，竟不可得，于棁遂投靠田令孜，广明中于蜀中及第，遂佐十军。又秦韬玉出于单素，受宰相路严牵连，屡为有司所斥，出入田令孜之门，被特赐及第。[19]P678黄郁、李端，亦游于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唐末吴行鲁“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温溲溺器，以奉之”[20]P56，后赖西门思恭之力，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度使。
宦官集团在政治上属于既得利益的保守集团，与苟且姑息的牛党官僚在政治上很容易达成妥协。宣宗以后，官僚之间结党朋比及个人争权夺利之事仍时有发生。这一时期官僚贬黜主要是个人权势之争，与中唐历次政治斗争性质不同。宦官集团内部田令孜与杨复恭、杨复光兄弟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宦官集团内部斗争比官僚集团温和，没有出现路岩、杨收那样动辄赐死的情况。原因在于宦官形成若个累世联姻的宦官世家，各个宦官皆收养大量养子，宦官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和内耗不如文人官僚那样激烈。
总之，晚唐时期逐步成形的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下，改革派遭到彻底排斥，再也没有能够发起有影响的政治革新运动。这种格局在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的打击下又延续了数十年。在风雨飘摇中，李唐王朝得以延续，客观地说，宦官的作用远大于朝臣。若无田令孜等创建神策十军，及杨复光等在强藩镇斡旋，李唐统治早已难以为继。昭宗初立，以为废黜宦官可致太平，一度与翰林学士等谋去宦官。但是几经播迁后，不从崔胤之请，仍将神策军权交给宦官。宦官政治是唐朝维护统治的最后保障，宦官政治终结后，唐朝旋即为朱全忠所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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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枢密韩太尉书范文第2篇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
关键词 ：契丹辽文化；萧宁；萧排押；萧特末；身份
中图分类号：K3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5-03
收稿日期：2015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宋典，男，1994生，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古代史
碑刻铭文是研究中古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不足，拓宽研究视野，还可与史籍互证，还原历史本真。宋辽史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韩国华神道碑》是学界关注较少的碑刻，笔者根据对神道碑的阅读与所搜集的材料，尝试对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之身份做一考证。
一、正史中的萧宁
神道碑中只有一处提到萧宁。韩国华使朝完成任务，得到重用担任开封推官、盐铁判官等职。“久之，契丹大将萧宁使叩雄州，约和，州刘福信之，以闻天子。”皇帝考虑到之前韩国华的优异表现，再次任命其处理此事，最终韩国华不负众望，识破了萧宁诈和的阴谋。这段记载在《宋史》中比较简略，没有提到萧宁的名字，但是记载了时间为淳化二年（991年）。在韩国华的墓志铭中则包含了上述所有信息：“淳化二年，契丹大将萧宁谴人抵雄州，请和。”其中墓志铭较之神道碑和《宋史》传记属于最早记述韩国华生平的材料。
笔者在《金石萃编》中找到一份《韩国华神道碑》，其内容为教材中神道碑和墓志铭的杂糅，派遣韩国华使高丽等较为详细，文后的按语为：“契丹萧宁叩雄州约和事，国华本传在淳化二年，而刘福传不载。”可见淳化二年的记载只有墓志铭这一个来源。根据《长编》记载，淳化二年二月丁巳：“凉州观察使、判雄州事刘福卒，赠太傅，忠正节度使。”也就是说萧宁请和之事应该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之间。
查找史书，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有几处记载。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二月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三月：“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是月，全州芝草生，桂州甘露降。”（《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我们可以看到，从《辽史》第一条到《宋史》条的记载时，时间跨度近100年，显然，史料中的萧宁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神道碑中提到的萧宁又是谁？
二、萧宁实为两人
正史中提到的萧宁应该是两个人。原因是：第一，时间跨度太长。如前所述，近100年的间隔不可能是同一人。第二，历史背景不同。统和四年（986）辽曾打败宋雍熙北伐之师，《圣宗本纪》第一条载“大飨军士”，可能是萧宁凭借破宋军功而得到封赏。另外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汉，宋辽绝和开始，到澶渊之盟签订，25年间两国没有互设使节。淳化二年（991），发生过契丹雄州诈和之事，宋朝靠着韩国华的机智识破阴谋，而这背后的主谋正是萧宁。所以，作为一个伐宋有功、诈和又被识破的大将，萧宁是不可能再作为贺生辰使出使宋朝的，所以前后萧宁不可能为一人。第三，身份差异太大。辽史《圣宗本纪》史料中萧宁的身份为驸马都尉、同平章事、北宰相等。同平章事类似南朝的宰相，根据辽国制度，宗室贵戚官节度使及平章事者，多为遥领加衔，不必身亲其事，这就理解了文献中的“远”字了。所以，这位萧宁是一个身居要位的契丹贵族。而《兴宗本纪》和《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是赴宋的使者，二者差别太大。使者的品阶并不高。张婕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北宋的国信使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北宋遴选国信使“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以中等级别的文武官员为主，派往辽朝的正使官员多以郎中、员外郎等五六品官，从五品一下占到60%以上。辽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礼仪制度大多学习汉地，“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在使者的选派上应该也会仿照宋制，以求在级别上的平等。同时，辽在外交中居于强势。神宗即位以后，试图改变外交的被动地位，经略西夏，通好高丽，这自然而然引起契丹的不满。神宗熙宁七年（1073），辽派遣范使林牙、萧禧入宋，宋辽双方就划分边界问题展开交涉，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以宋朝的妥协而告终，可见辽朝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因此在派往宋朝的贺正旦使问题上，辽朝也不太会派遣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辽史》之简陋一直以来备受诟病，人物混乱，错误百出，因此出现名不对人，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正常。
三、萧排押与萧特末
前举四条史料中（《辽史·圣宗本纪》所载）两条的萧宁应该为萧排押，而《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的萧宁应该为萧特末，《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应该是萧排押。
（一）契丹大将萧宁——萧排押
萧宁即为萧排押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身份相当。《辽史·萧排押传》记载：“（统和七年）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统和二十二年）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圣宗征高丽，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这说明自统和二十九年东征高丽班师之后到开泰二年期间，萧排押身兼数职：驸马都尉、北府宰相、兰陵郡王。这与《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条“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督有司具仪物”中记载的萧宁之职务、封号完全一致，且属同一时间区域，所以萧宁即萧排押。第二，经历相符。萧排押长期参与对宋朝的军事活动，统和四年（986），“破宋将曹彬、米信于望都”，“收复山西所陷城邑。”后来担任南京统军使，即为南京统军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对辽南京的保护与对宋朝的征讨，军事和政治地位极显赫。南京统军使也负责一些策反、间谍等活动，“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存来附”。辽宋战争时期，双方都大量使用了间谍，南京统军使极有可能是辽边界的重要间谍机构之一。前文已述《韩国华神道碑》中萧宁遣使叩和之事发生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此时辽朝南方对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萧排押，在萧挞凛死后一直“专任南面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萧排押谋划了这场雄州诈和事件。第三，地位相符。萧排押地位尊贵，“国舅少父房之后”，少父房是阿古只所属族系，在辽朝是显赫大族，“如此昌运显赫之家，圣、兴、道三帝何能轻视”？《辽史·地理志》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其他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可为佐证，福州当为萧排押的私城。另外，在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圣宗弟隆庆妃）墓志中，称妃家“世为后族，答组照烂”。妃父“故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讳曷宁”，祖父“故燕京留守内衙都指挥使讳割烈”，曾祖“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朱子方等先生曾考订曷宁即萧排押，其说甚确。曷宁（即萧排押）的高级官阶与崇高地位，与国舅萧宁不相上下，更有助于我们推测二者实为一人。我们把萧排押与萧宁的年谱简表罗列一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二者实为一人。
（二）贺宋使者萧宁——萧特末
至于《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笔者认为应是萧特末。除了正史，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太康五年，是岁遣萧晟、萧宁等使于宋，宋遣使来贺生辰及正旦。”又如：“太康五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但是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萧宁其他信息，目前只知道他作为使者出使宋朝。然而实际上，萧宁只是历史上一名遣送使者的别名或者误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仁宗庆历二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长编》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稍有不同。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男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他们此行是为求关南十县，由于当时“契丹屯兵境上”，“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最终吕夷简举荐富弼接见，富弼很好地完成了接见任务。史载：“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这里所载保境使即萧英与刘六符。可以看到，所谓萧宁即萧英也。那么萧英又是何许人也？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四）：“是月辽谴南院宣徽使萧特默旧作特末，今改，考异《宋史·富弼传》及《涑水记闻》皆作萧英，盖一人而两名也。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毕沅在这里提出《宋史》等书中的萧英就是萧特末，实际上是一个人两个名字而已。曾贻芬所编的《辽代人名索引》中也是把萧英与萧特末看作一人。蔡美彪先生也据《长编》等考证萧特末，汉名萧英。查《辽史·萧特末传》可见：“明年（重熙十一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匹以易之。”与前文萧英、萧宁故事相合。《辽史》中其他篇章也印证了萧特末出使之说，如“庚戌，谴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等。萧特末是一个使者家族，除萧特末使宋之外，其兄萧和尚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宋朝。辽代谴使多选派可靠的契丹人，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十分看重，萧特末和萧和尚乃“国舅大父房之后”，兄弟二人也是以“多智略”、“有能称”，因此多次被委以重任。
四、萧宁的多重身份
史书典籍中对不同个“萧宁”的记载原因是多方面。一是《辽史》内容简略而前后矛盾。清人赵翼曾言：“《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比多矣。”另外在誊录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姓名、职位、时间等方面的差错。如《辽史》和《长编》把使者冯元分别错记成“马宗元”和“冯元宗”。二是后代修史记录不同。如今通行的《长编》有嘉庆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排印本和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浙本出自张本，张本则本之《四库全书》本，三者为辽人名氏均已改译。《长编》载：“天圣元年……契丹谴……耶律唐古特……程昭文来贺乾元节。”局本《辽史》载：“太平三年闰（九月）以唐古特程昭文充贺宋生辰使副。”省略“耶律”二字。而殿本《辽史》则作唐骨德成昭文，如此混乱，如果不是以官爵职务等考证，很难知其是一个人。三是辽人名字较为复杂。钱大昕尝云：“金人多二名，一从本国名，一取汉语。”实际上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赴外使者，或许觉得沿用旧名有所不雅，所以特立一名，从而在双方的史书中出现一人多名的现象。再加之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史书中的记载更加问题丛生，这需要历史研究者仔细分辨，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释：
①[元]脱脱撰.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2.
②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63.本文认为排押于应历十八年（968）为政事令，原文无注。
③[元]脱脱撰：《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载：“庚子，谴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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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向南.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J].社会科学辑刊，2003,(2).
上枢密韩太尉书范文第3篇
一、避讳
古代避名讳的风俗起源很早，辽、宋、西夏、金朝都继承此俗。辽朝的契丹人、西夏的党项人和金朝的女真人本无避讳的习俗，他们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此种汉人习俗，但避讳只限于他们的汉名，不包括本族名。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
辽圣宗时，宋朝韩亿充辽皇后生辰使，宋仁宗“诏亿名犯北朝讳，改曰权”，[1](P927) 这是为了避辽太祖耶律亿的汉名，辽朝方面的记载则称“韩翼”。[2](P200) 辽朝为了避辽太宗耶律德光御讳，将官名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和银青光禄大夫改名崇禄大夫、金紫崇禄大夫和银青崇禄大夫，（注：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凝意斋集》第87—8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又将光禄卿和光禄少卿改名崇禄卿和崇禄少卿。（注：《宋会要》蕃夷1之35，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769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后简称《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588页。）
宋朝的御讳涉及颇广，法律上对犯官讳的字有详细规定，（注：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3《名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标点本，2002年，第8—12页。） 以至一些人名、地名、官名等都因犯御讳而改动。宋真宗冒认道教传说中的人皇之一赵玄朗为祖宗，当时名将杨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为延昭”。[3](P549) 理学家周惇颐本名周宗实，恰好与宋英宗的旧名相同，遂改名惇颐。到南宋时，其名又犯宋光宗赵惇的御讳，于是宋人又将他改名敦颐，这已是他身后一百几十年的事。（注：关于周惇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12709页），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周惇颐《事状》说：“姓周氏，名惇实，字茂叔，后避英宗旧名，改惇颐。”（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张端：《贵耳集》卷上说：“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后名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1958年，第11页）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准。按周宗实改名周惇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惇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惇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宋英宗御讳“曙”字，于是官名部署和都部署就改称总管和都总管。顾文薦说：“薯蓣，唐代宗讳豫，改名薯药。本朝避英宗讳，遂名山药。炊饼，本名蒸饼，避仁宗讳（祯），故改。”[4](P327) 北京大名府成安县所属有洹水镇，到北宋亡国前，尽管宋钦宗即位十分匆遽，还是避“桓”的御讳，改名元水镇。（注：王存：《元丰九域志》卷1，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8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7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544页。） 宋高宗上台后，为了避“构”的御讳，将官名管勾文字改为主管文字，勾当公事改为干办公事，管勾机宜文字改为主管机宜文字。汉人姓氏中有勾姓，“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龙氏”。[5](P11717) 但这只是一种避讳方法，如勾涛是“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又有勾光祖，则是“加金字”，改姓钩。[6](P57) 宋宁宗庆元时，据洪迈说：“本朝尚文之习太盛，故礼官讲座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7](P540) 士人在科举考试的各种文字中，若稍有不慎，触犯御讳，就有名落孙山之苦。
西夏皇帝的祖先最初是从汉俗，遵循宋朝官讳，如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宋太祖父弘殷），改殷为兴”。其子李克睿，“初名光睿，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但后来也为其最高统治者的汉名避讳，“宋改元明道，（李）元昊避父讳，称显道於国中”。[5](P13982、13983、13993)
金朝特别注重避讳。宋绍兴三年，即金天会十一年（1134），金使初次到南宋，宋高宗“诏北使经由州县，权避金国讳‘旻’、‘晟’二字”，[8](P326—16) 即为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汉名避讳。金海陵王发动政变，杀金熙宗后，宋高宗特命参知政事余尧弼出使祝贺。因为后来称帝的金世宗，其父生前的汉名本为宗辅，金世宗认为，自己既当皇帝，父亲的名字不能用“辅”字，就追改为“宗尧”，于是，金朝国史中的余尧弼也就避讳而改名余唐弼。（注：《宋会要》职官51之17—18，第3544—3545页；《金史》卷60《交聘表》，卷129《张仲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405，2780页。） 金海陵王立完颜光英（阿鲁补）为皇太子，“以‘英’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国号有‘英国’，又有‘应国’，遂改‘英国’为‘寿国’，‘应国’为‘杞国’。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9](P1853) 此类事实也是宋高宗屈辱外交的一个侧面。金世宗刚即位，就“御前批送下”，将其父正妻钦慈皇后和自己生母贞懿皇后的名讳，列入官讳。[10](P684—196) 他后来改汉名为雍，于是雍丘县就避御讳，改名杞县。（注：《金史》卷25《地理志》，第589页只说杞县为“宋雍丘县”，“正隆后更今名”，其实是因避金世宗新御讳之故。）
私讳又称家讳。北宋的律文规定：“诸府号、官称有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1](P1783) 但南宋时改为“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诸命官，不得令人避家讳”。[11](P13) 如南宋初武将边顺“除授忠州防御使，内‘忠’字犯曾祖讳，合行回避，诏改荣州防御使”。大将张俊“除枢密使，以枢使称呼，俊自陈父名密，乞回避故也”。[12](P2060—2061) 当时还有各种避家讳的方式。
宋哲宗“绍圣间，安惇为从官，章惇为相，安见之，但称享而已”。但到北宋后期，“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有一个薛昂，虽然位至执政高官，却献媚蔡京，“举家为京讳”，甚至自己偶而念了“京”字，“即自批其口”。另一蔡经国“闻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注：《齐东野语》卷4《避讳》，第64页；《宋史》卷352《薛昂传》，第11122页。） 南宋秦桧权势更甚，趋火附势者为了避他的名讳，“谓‘脍’为‘鱼生’”，甚至还为他的岳父王仲山避讳，“易‘山’为‘’”。[13](P153) 此类则是官场中以避名讳为谄媚之道的实例。更有甚者，如宋仁宗至和（1054—1056）时，田登任应天府知府，“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胥只能在榜文中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第61页；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第72页。） 从此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
二、称谓
中国古代的称谓变化很大，各朝各代或同或异，难以一概而论。
据蔡絛说：“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这些是宫廷中的称谓。如宋太祖在诏中说：“钱三贯与娘娘作剧钱。”“娘娘”即是指其母宋昭宪杜太后。宋哲宗未亲政时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娘娘”即是指其祖母宋宣仁高太后。[14](P3、5) 宋仁宗叫刘太后为“大娘娘”，杨太后为“小娘娘”。[15](P79) 宋高宗宠爱两个刘姓女子，“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婕妤为小刘娘子”。[16](P42) 金海陵王“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9](P1508) 看来金人的习俗还要排列第几。“官家”和“上”是对皇帝的第三人称，而“陛下”则是第二人称，第一人称是“朕”。[17](P17、32、33) 宫中女子或臣僚妻对皇帝则谦称“臣妾”。（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页；《贵耳集》卷下，第56页；彭乘：《墨客挥犀》卷8，《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宫中的许多称呼其实与民间相同。皇太后自称“老身”（注：《宋史》卷471《章惇传》，第13713页；《说郛》卷29《朝野遗记》，509页。）和“老婆”。南宋初苗刘之变时，宋昭慈孟太后只能以伯母之尊，暂时扶立宋高宗的幼子，说：“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婆与他管事。”[8](P325—325) 南宋亡国前夕，“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5](P13726) 宋度宗的杨妃年龄不大，在国家危难之际，使用的是民间的女子谦称。宋哲宗称宋神宗为“爹爹”，而宋宣仁高太后称宋哲宗为“孙子”。[18](P3047) 宋高宗退位后，称宋孝宗为“大哥”，看了宋孝宗书写的《千字文》，说：“大哥近日笔力甚进。”称宋徽宗为“老爹”、“公公”。[19](P118、119、125) 宋钦宗称宋高宗为“九哥”。[4](P509) 宋宪圣吴太后在未当宋高宗的皇后前，称当俘虏的宋高宗母韦氏为“大姐姐”。[20)(P60) 宋孝宗和宋宁宗都称她为“大妈妈”，而宪圣吴太后也称宋孝宗为“大哥”，慈懿李太后称宋宁宗为“儿子”。（注：《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第12页；乙集《吴云壑》，《皇甫真人》，第52，56页。） 宗室亲王，如北宋末，人称康王（后来的宋高宗）为“大王”。[21](P479)
宋朝许多官名、官署都有简称、别名、通称等，例如宋代的宰相办公所在称政事堂或都堂，“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22](卷上) 於是“坐政事堂”就成了当宰相的另一种说法。[14](P49) 副相参知政事可简称“参政”。[5](P3775) 枢密院与“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5](P3798) 所以位至执政以上就可以称二府或两府。但从北宋后期开始，武官太尉算是与两府平列，往往不称太尉，而称两府。大概因为宋时对武人的一般尊称是太尉，为免于混淆之故。例如话本《碾玉观音》称大将刘錡为“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这是避他的名讳。（注：类似称武官太尉为两府的实例又见《会编》卷17，第123页，卷205《淮西从军记》，第1480页。） 此话本又称“殿前太尉是阳（杨）和王”，按大将杨存忠长期任殿前司主帅，死后追封和王。可知确是反映了南宋民间对这两人的习惯称呼。
宋时的“相公”是对高官的尊称，不像后世，颇可滥用。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23](P944) 他任高官後，百姓或可称他“相公”或“宣相”，[23](P582) 即“宣抚（使）相公”。 枢密院长官可尊称“枢相”。[24](P275) 岳飞后任枢密副使，也可称“岳枢相”。[25](P1577) 话本《西湖三塔记》就说：“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呼为奚统制。”后世演义戏曲中往往称岳飞为“岳元帅”，系讹传，岳飞从未当过元帅。《水浒传》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同样是宋人的习惯官称。
宋时的官员简称较多地习惯于使用两个字。以张孝祥的启为例，给“郑大资”者，是指资政殿大学士，“王提刑”是指提点刑狱，“章提举”是指提举常平，“王提干”是指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王运使”是指转运使。[13](P222—231)
《水浒传》第四十六回店小二介绍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古人有避名讳的习俗，尤其是店小二，不应直呼庄主名字。宋朝文阶官有朝奉郎，自金以後无此官名。“祝朝奉”应是官称，为文官。《夷坚支乙》卷7《姚将仕》说：“姚将仕者，纳粟买官。”将仕，即将仕郎， 为从九品末等文官。《说郛》卷37《摭青杂说》中的“吕忠翊”和“广州使臣贺承信”，乃是宋人的习惯官称，意即是吕姓忠翊郎和贺姓承信郎，为低品武官。宋朝的文武官阶有郎和大夫，如朝奉大夫是从六品，朝奉郎是正七品。人们在称呼其官称时亦须有别。宋时武官有亲卫郎和亲卫大夫，岳飞为亲卫大夫，则称“亲卫岳大夫”。[25](P1205) 称文官居朝奉大夫者，亦当为朝奉某大夫。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说：“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宋时设司天监，其长官可称大监，大监与太监通用。此处无疑是宋人话本使用本朝的官称。南宋末宗室赵时赏“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5](P13341) 即是军器监的长官。太监一词，宋与明清的词义迥异。如何称呼宫中被割去男性生殖器者，各代不同。大体上说，秦以前称寺、寺人等，自汉至宋元，一般即称宦官、内侍等，（注：《四部丛刊》本孔颖达《春秋正义》卷10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竖掌内外之通令，皆掌妇人之事，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奄”与“阉”通。如《诗经·瞻卬》篇：“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国语·晋语》：“（晋）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晋）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自汉代至元代通称宦官、内侍等。如《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第2084页。《汉书》卷2《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应劭注说：“宦官，阍寺也。”，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85页。） 明清时则称太监。宋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阁长”，“今呼内官阁长以上为大官，亦始于唐”，[26](卷3) 这应是对宦官第二人称的尊称。
王观国说，“汉晋以来，臣下相呼皆曰卿，今唯君呼臣为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为卿”。“汉晋以来卑者呼尊者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则曰足下，而称尊者为坐下、几下、席下、阁下”。（注：王观国：《学林》卷5《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1—133页；又见《事物纪原》卷2《阁下》，《足下》，第63页。） 另有“下官”，则是“今人或以自谓也”，[17](P63) 大致用作对上级或同级的谦称。
宋代官场还有一些谀称。南宋后期，李全割据山东，一些人“至以‘恩相’称全，‘恩堂’称杨氏”。[5](P13829) 范文虎也称贾似道为“恩相”。[5](P12601) 但有骨气的柴中行却说：“身为大帅，而称人为恩王、恩相，心窃耻之。毋污我！”[5](P12173)
百姓称官一般为“官人”。宋真宗到泰山，百姓“聚观者几数万人”，不能前进，左右建议，命县尉前来“弹压”。县尉奉命“跃马疾驰而前”，百姓惊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27](P141) 金朝女真语“孛堇”一词，汉人就译为“官人”。[21](P18) 但官员不称老爷。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注：《会编》卷137，第996页；《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甲午，第325—471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5《杨么事迹》，第1563页。） 官员称老爷还是后世的事。（注：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与公人称钱大尹为“大人”。《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张千对钱大尹说：“报的老爷得知。”但元时百姓或下属称官长为“大人”，又与后世在官场中同僚互称“大人”，有所区别。见《全元戏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168，215页。） 宋时称官员的儿子为衙内，“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28](卷四) 衙内相当于后世的公子。宋初“洛下有十衙内，尤放恣”。[1](P152) 北宋“开封富人皆称员外”，员外得名于尚书省各司的员外郎。[29](P425) 如话本《山亭儿》中就称“万员外”和“万小员外”。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30](P1332) 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也与平民一样，称小娘子或女娘子，（注：《夷坚支戊》卷5《任道元》，第1090页；《鄂国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第1590页。） 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杨温“娶左班殿值（直）太尉冷镇之女为妻。择定良时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归”。此处的太尉就是前述武人的尊称，而非官名。富贵之家的女儿称小姐也是后世的事。（注：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三折中，崔莺莺被称为“小姐”，而张珙称红娘为“小娘子”。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称王闰香为“小姐”。见《全元戏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49，250页；第1卷，第157页。） 宋朝设有外命妇的名号，如国夫人、郡夫人、淑人之类，最低等的是孺人。但即使未得外命妇封号者，或者是富家女子，也可尊称孺人、（注：话本《简帖和尚》中称正九品武官、左班殿直皇甫松之妻杨氏为“孺人”，见《宋元话本集》，四联出版社，1955年，第79页。参见《夷坚乙志》卷2《莫小孺人》，第200页。）夫人（注：《夷坚志补》卷18《乐先生》，第1720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金山》说宋高宗逃难到台州黄椒村，称“村妇”为“夫人”，中华书局标点本，1997年，第82页。）等。
唐宋时士大夫私交，往往互称为“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注：《容斋随笔》卷15《蔡君谟帖诗》，第194页；《容斋四笔》卷2《轻浮称谓》，第630页；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3—638页。）朱弁说，“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31](卷十) 金朝刘祁尊称翰林直学士王若虚为“王丈”。（注：刘祁：《归潜志》卷12《录崔立碑事》，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第131页；《金史》卷126《王若虚传》，第2738页。）文士的贬称则为“措大”、“村措大”、“村夫子”等。金章宗说：“措大辈止好议论人。”[32](P111) 史浩对宋孝宗议论德寿宫的宦官，说：“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33](P89) 章惇瞧不起司马光，说：“村夫子，无能为！”[1](P4532)
某些名人或名臣身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也忌讳直呼其名。于是有的称别号，有的称官爵，有的称谥号，其实并无统一的规范。如寇准死后追赠莱国公，人称寇莱公。王安石曾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文彦博封潞国公，故称文潞公。范仲淹谥号文正，故称范文正或范文正公。司马光死后，追赠温国公，谥号文正，故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或简称温公。其他如名将杨业称杨无敌，理学家程颢号明道先生，或可称明道、程明道，程颐号伊川先生，或可称伊川、程伊川。宋太宗时有参知政事赵昌言，身後人们也称他“赵参政”。[34](P122)
各行各业也有一些尊称。如医生可称大夫或郎中，大夫或郎中本来都是官名。《清明上河图》有“杨大夫”医药铺。 开封马行街上有“银孩儿栢郎中家医小儿”。[35](P2) 工匠可尊称待诏，话本《碾玉观音》中工匠崔宁，即称“崔待诏”。“官私妓女”之出众者称为“行首”。 [36](P13) 朱熹弹劾唐仲友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37](P277) 商业同业组织称为行，而妓馆显然也是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即行头。《古今小说》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显然采自宋人话本，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上厅行首”在话本小说中屡见，应为宋时称谓。
就谦称而言，士人可谦称“贱子”。（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载，张齐贤自称“贱子”，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89年，第132页。）男子的谦称为“鄙人”、[30](P1733) “小人”、[38](P1594) “男女”等，如一名部将对岳飞说：“此男女孝顺耳！”[6](P238) 女子的谦称除前述“奴”（注：按唐时女子已可谦称为“奴”，《太平广记》卷274《欧阳詹》载一“乐籍”女子诗：“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161页。）之外，也可称“奴奴”[38](P205)、 “奴家”、（注：张詠：《乖崖集》卷2《孟孟词》，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第19页；华岳：《翠微南征录》卷10《新市杂咏》。）“妾身”[2](P1474) 等。老人即使在官场，也可自称“老夫”，（注：《宋史》卷258《曹彬传》载，王仁镐自称“老夫”，第8997页。《朱文公文集》卷98傅自得行状载，南宋参知政事李光也自称“老夫”，第1753页。）谦称“老拙”。（注：《会编》卷45，第336页；赵鼎：《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28—747页。）老妇除前述自称老婆、老身外，也可谦称“老妾”。[30](P982) 此外，“妇人无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妇人供状皆云阿王、阿张”。（注：《云麓漫钞》卷10，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如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有《阿李蔡安仁互诉卖田》，标题即是“阿李”，《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有“阿邹”。
亲属之间自然有各种称谓。比较有特色者，妻子可称“浑家”。话本《错斩崔宁》说，刘贵“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儿媳妇不论结婚时间长短，概称“新妇”。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揖白夺南原田不还钱》的判案中说：“邓楫托陈五作新妇吴二姑收买。”秦桧独相期间的执政章夏，“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议论喧然，皆曰：‘章新妇也作两府。’”这是说章夏“为人踧踖无仪矩也”。[8](P327—293) 此处的“新妇”类似于今“小媳妇”之意。
宗泽在给侄子的书信中有“姨姨”、“翁翁”、“婆婆”、“嫂嫂”等亲属称谓。[39](P813—827) 南宋初，庸将张俊“子亡，遂以其妇再适（田）师中。师中极谄佞，呼俊为阿爹”。[21](P1483) 阿爹也就是爹爹。儿媳称公婆则为“阿舅”、“阿姑”。（注：《夷坚甲志》卷20《曹氏入冥》，第181页；《夷坚乙志》卷7《毕令女》，第238页。） 如此之类，难以悉数。
辽人的称谓今存记录颇少，却也与宋人相似，契丹人萧孝忠“第三夫人南大王帐分女”，“第五汉儿小娘子苏哥”。[40)(P232—233) 耶律万辛为北院大王，“大王先娶达曷娘子”。（注：《文物》1983年第9期第20页，北大王耶律万辛墓志铭。）辽人称祖父母为“耶耶、孃孃”。[40](P196)
三、排行
唐宋时流行着行第称呼，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风俗。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分男女，依年龄各自排行，但一般又是以同一祖父、曾祖、高祖或房、族排行。（注：参见吴丽娱：《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问题》，《唐研究》第2卷，1996年。） 但各个家族排行的习俗不一，例如有的依同一祖父，有的则依同一曾祖，至于各个家族的排行名目也各有不同。然而如今却没有某个家族排行的完整史料传世，记录宋人排行较多的史料有《夷坚志》、《名公书判清明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等。从后两部登科录可知，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当时的履历表中，排行也须登记在册。排行的流行应与避名讳的习俗有关，熟人之间往往径呼姓加排行。
宋英宗的高后对曹太后说：“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14](P1、7) 此处除了娘娘和新妇，已如前所述。宋金的宗室一般不呼姓，宋英宗排行十三，未称帝之前任团练使，故人称“十三团练”。北、南宋之交，有宋太宗之弟赵廷美系的四世孙赵叔向，带兵到开封，后以谋反罪被杀，人称“十五太尉”。[18](P3136)
南宋初的几个大将，刘光世称刘三，张俊称张七，韩世忠称韩五，王称王三十。在吴越时有个宰相，人称“沈念二相公”，在“二百年后，始得王三十太尉，遂为名对”。[41](P94) 张俊後封清河郡王，故民间习惯称呼为“张七郡王”。[21](P1654) 话本《菩萨蛮》有“高宗皇帝母舅吴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应是韦渊，其皇后吴氏之弟见于史籍者，有吴益和吴盖。宋孝宗虽非吴后所生，但吴益和吴盖可称其母舅。话本《郑意娘传》中有“枢密院冯六承旨”。上引的实例都是排行与官称连用。
前面说过，文士之间互称“丈”，也常与排行连用。例如范纯粹是范仲淹的第四子，但排行为五，人称“范五丈”或“范龙图五丈”。（注：参见邓子勉：《宋人行第考录》第148—149页考证，中华书局，2001年。）司马光被呼为“司马十二丈”。[42](P2258) 苏轼被称为“端明二丈”或“东坡二丈”。[43](卷19、26) “端明”是指苏轼任端明殿学士。
抗辽名将杨延昭，辽人“目为杨六郎”。随其父杨业战死者有杨延玉，“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即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5](P9306、9308) 既称杨延浦为“次子”，则杨延昭应是长子，辽人称他“六郎”，看来他是在大排行中降居第六。
宋仁宗时，宰相陈执中对“弟妇王氏”说：“六新妇，曾三（公亮）做从官，想甚喜。”王氏回答：“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7](P638) 此处连弟妇也是按弟弟的排行称呼。程颢两个女儿，一个行第二十九，另一个行第四十七。[44](P501、640) 宗泽书信的开头是“叔泽书寄民师四一侄承务”，可知此侄字民师，排行四一，任承务郎。信中提及“奉姨姨太孺人安佳，偕十六娘、四一亲妇、七二秀才以次一一平书”，“七二侄、五一哥更不别书”，全是以排行加亲属称谓。[39](P813—827) 文天祥本人排行“第千一”，在一封家书中，称其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注：朱存理、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4《文丞相诗帖·乱离歌》所附信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15—396页；《宝祐四年登科录》，《宋史资料萃编》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说明在文氏家族，他的兄弟辈是依“千”排行，而姐妹辈又是依“百”排行，反映了文氏排行的复杂情况。若依“千”而论，则由同一高祖以下排行，曾祖辈为个位数，祖父辈为十位数，父亲和叔伯辈为百位数，然而妇女又与男子不同，似以同一曾祖以下排行。
上枢密韩太尉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藩镇；唐代节度使；墓志；藩镇形象；儒学传统
一、缘起
陈寅恪先生《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指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其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自与崇尚弓马，以战斗为职业之胡化藩镇区域迥然不同。”陈先生从“文化、种族”视角，其实主要是从文化视角，将安史乱后的唐帝国视为二部，认为至开元晚世，诸胡族大量人居河北，以至“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藉以揭示唐后期藩镇割据形势之所以出现的文化、民族背景。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将李栖筠之自赵徙卫与“河北地域政治社会之大变动”乃至“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联系起来，使之顿具重大历史意义。陈先生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樊川集·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认为“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日周公、孔夫子”的卢生，其“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实“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陈先生见微知著的眼光和史识，在上述论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述问题意识激发了一大批相关研究，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如毛汉光先生《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即堪称代表。但对陈先生就卢霈墓志所论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区之“社会通常情态”，笔者内心深处又常存一丝疑虑。这一地区(至少卢龙节度使驻节地幽州以南)至迟自秦汉以来就是汉民族聚居的农耕之区，经济文化素称发达之区，何以竟在盛唐时代出现如此丕变，最后导致藩镇长期割据之局?河北地区具有千余年传统的周孔之教，何以竟在短时期内如此迅速地从该地撤出?近读唐代墓志，特别是郑涑及夫人崔氏的合葬墓志，又引起了对一问题的思考。为便讨论，先节引志文如下。
《唐故冀州阜城县令……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
承务郎前试太常寺协律郎云骑尉王球撰
府君讳潨，大唐贞元十二年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成县。……夫人博陵崔氏，大和六年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其年七月七日，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原祔什先茔礼也。夫人……奕叶华荫，门高士风，联联绅冕，光辉不乏。洎丝簧同韵，銮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有子三人：前绛州司马赐绯鱼袋长日杞；前赵州平棘县丞二日枢；前赵州参军三日楬。有女一人……夫人年十五。归于府君。常以府君家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终遣求事，得地于膺艺之乡。以是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士君子亦日叶时之美称矣。厥后天下军威转雄，兵志难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宠之即不循略度。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赖去元和中，司马亲叔'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帅殒而子承元以顺逆自谕，举军来王，司马扶(版)舆出乎虎口，持小辈附于骥尾，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司马遂为忠孝所闻。顷者李寰仆射受镇于此，奏举成名，余见司马当理第宅于晋，授甘滑于绛，再陇西李氏淑令勤虔，修养晨夕，实仁子之教妇也。先太夫人谓司马曰：尔官虽贫，秩且自立，使吾儿孙男女欢聚不远，寝食爱思，得复乎清平之代。如此非汝之力，吾谁致之?……天夺其和，翌日疾作，司马与李妇面垢而形容摧赢，怀忧而骨髓轸瘵。衔毒止中，请命于上。及夫人之终，号昊一声，洒血在地，外人闻之，亦为之陨涕。……夏五月，司马乞诸途，而成诸礼，糯车启路，哀绝请书。余为里人也，谙备景行而志诸忠孝，俾粹琬琰，荐于馨香。铭日(下略)。
下面结合此志试作考析。
二、崔氏丈夫郑潨的墓志及相关问题
郑潨出自荥阳郑氏，所娶博陵崔氏，均为北朝以来第一流大族，堪称门当户对，可惜志中所载崔氏曾、祖、父辈，郑潨兄弟及诸子，均不见两唐书纪传及《宰相世系表》。志称郑潨“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城县”，崔氏“大和六年(832)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夫妇卒年相距37载。志云“洎丝簧同韵，銮王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初读似乎是指崔氏结缡郑氏以来的全部生涯，据上推算，实则仅指郑潨过世后的孀居岁月。崔氏逝世当年的七月七日，即与郑潨“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郑氏先茔所在，故墓志题为“崔氏合祔墓志铭”。惟其如此，志文但以崔氏为主，仅在志题中出现郑潨的结衔冀州阜城令，郑潨仕历及父祖均不见于志。不过志中亦有交待：“(郑潨)三代官业名氏，旧志之所详焉，故不重书，春秋简文而已。”所幸笔者最近阅读唐代石刻，发现这方郑潨的“旧志”尚存于世，即《唐冀州阜城令荥阳郑君墓志铭》，惟志中郑君名字空白未刻，所以不为人知。为便讨论，兹录其全文于下：
维唐贞元九年，岁在癸酉，六月二日，冀州阜城县令郑君终于恒府真定县之私第。公讳口口。自桓武佐周，因地命氏，至国朝开元末。割荥阳县两乡属河南府，今为汜水人也。郑氏北祖襄成公之后。公门风祖业，为姓之夹(奕)著；贞干绪白，为吏之徇良。高祖皇驾部郎中府君讳毅，郎中生洛阳令府君讳歆，府君生公之大父河南府寿安县主簿府君讳翰，主簿生公之列考皇大理司直兼穆州桐庐县令府君讳镙，公则府君之第二子也。以才地称，释褐奏授沦州长芦县尉；以干蛊闻，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秩满，以清白著，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当纠辖而群吏肃，佐徭赋而夫家集，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方欲浊居台宪，用展轮翮。呜呼!天与促算，不与厚禄，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终，享年卅七。夫人博陵崔氏，有子四人，长日枢，次日札。札以贞元十八年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廿里张阳村先茔桐庐府君墓之后，礼也。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渍)
对照上引崔氏合祔墓志，从郑潨官职(阜城县令)，卒于任上及卒地(冀州)、逝世月日(六月二日)、最后葬地(北邙)，夫人姓氏籍贯(博陵崔氏)，子女人数(四人)及长子、次子名氏(枢，札或杞)，以及郑潨之弟任官于成德等，均相符合，足以判断此志即为郑潨墓志。郑潨墓志由时任成德节度属官的弟弟郑潨亲自撰写，不仅明确记载了郑潨的“三代官业名氏”及本人官历，而且还可以据以补充、澄清上揭崔氏合祔墓志中的若干不明乃至错误之处。
1、灒在郑潨墓志中自称其家族郑氏为“北祖襄成公”之后，然而《新唐书》卷75上《宰相世系表》郑氏条载郑氏北祖为后魏建威将军郑晔之后，“北祖襄成公”未知何人。而且郑潨高、曾、祖、考四代官位均不显，不见于《宰相世系表》。
2、郑潨墓志记其长子名枢，次子名札，崔氏合祔付墓志却记其长子名杞，次子名枢。札、杞应为一人，二者必有一误，盖因形似致误。问题是郑枢和郑札的排行，两志的记载对立。如果注意到由郑札而不是由郑枢护送郑潨之丧归葬洛阳，在这一点上两志记载完全一致，那么可以推知，郑潨的长子郑枢在当时可能已然早逝，故次子郑札受其母命当此重任，从后来崔氏亦卒于郑札家而不是长子郑枢家，可资证佐。崔氏15岁结婚，28岁(贞元九年)时已生养4位子女，故其长子郑枢、次子郑札的年龄应相差不大，由于郑札数十年来即为郑家事实上的长子，主持家务，故志文撰者误以其亡兄郑枢为弟，似不难理解。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赖去元和中司马(郑札)亲叔(郑)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可知宪宗元和年间郑潨弟郑灒任职于成德军。又据《(唐)光州刺史李公(潘)墓志铭》，李潘“家于常山”，其“八岁”之时(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太守郑公灒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按常山太守即恒州刺史，当时由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自任，郑灒官位尚不至如此之高，但据李潘墓志，并参据上引郑潨墓志末句“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灒)”，可证郑灒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即人成德军幕。故郑潨卒官及迁葬之时，郑’攒已在成德。其所撰其兄郑潨墓志中明确记载“札以贞元十八年(802)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不应有误。
4、郑涑墓志载其卒年为贞元九年(793)，并附当年干支“癸酉”，正合。且贞元十八年归葬洛阳，距郑涑去世不到10年，潨妻崔氏健在，志文又由在成德任职的潨弟郑灒亲自撰写，所记卒年亦不应有误。崔氏合利寸墓志作贞元十二年(796)，盖因郑潨去世已40载，既年深月久，其妻崔氏亦卒，其子女记忆或误，撰墓志者据以书写志文，遂将郑潨卒年晚记了3年，下推崔氏孀居岁月为“三十七载”，亦相应晚了3年。崔氏死后与丈夫合祔，可能采取的是同坟异穴方式，并没打开郑涑的墓穴，因而没有见到当年郑灒所撰郑潨“旧志”，以致崔氏合祔墓志在郑潨卒年、郑枢、郑札兄弟的名氏、行次等问题上与郑涑墓志不合，就郑潨卒年而言，可以肯定是合丰付墓志误记。
5、据合丰付墓志，由于成德军“颇禁衣冠，不出境界”，郑涑家族在河北生息长达半个世纪(“离我戚于五十年间”)。按郑潨“大历初(766—779)偶因薄游，滞留河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举军来王”——即以成德所统四州归朝，郑札才得以扶老携幼(“扶版舆”、“持小辈”)离开河北，“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前后正好50余年。不过郑潨虽“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其丧柩却早于贞元十八年(802)就已归葬洛阳。
三、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藩镇形象
合祔志称德宗建中(780—783)以后，“镇冀之间，自为一秦”。按“自为一秦”，即指建中三年(782)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据镇反，称赵王自立，与唐王朝决裂。志称郑潨“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自郑潨“滞留河北”，“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墓志作者将当时的成德藩镇区视为“王化”之外的“危邦”、“污俗”、“匪人之土”，而称王承元“举军来王”后郑涑家族及其亲属迁出成德，是“出乎虎口”。志称主持其事的郑札“遂为忠孝所闻”，所谓“忠孝”，即指他率领家族离开河北藩镇回归洛阳王化之地。崔夫人临死之前，还不忘赞扬其子郑札将全家人带出成德，“得复乎清平之代”。
《新唐书》卷148《史孝章传》载孝章上谏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时有云：“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其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身为河朔藩帅的田弘正亦自称“自天宝以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六十余载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及，冀、赵、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积习，遂为匪人”。据前揭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镇州儒者黄建在给年二十尚不知有周公、孔夫子的卢生讲述“先王儒学之道”以后，又给他描述了“自河以南”的另一个“土地数万里”的光明世界：“有西京、东京，西东(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至老不见战争杀戮。”参据崔氏合祔墓志，可知在时人心目中，河北藩镇与两京为中心的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实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二者之间不仅有心理空间的隔绝，而且“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政治、军事上亦处于对峙状态。陈寅恪先生“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之论，正是从当时人的实际心理印象中来，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诚为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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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墓志所见河北藩镇的另外一面
1、合丰付墓志载郑潨“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郑涑墓志载其在河北的仕历为“释褐奏授沧州长芦县尉：……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终”。按王武俊建中三年(782)受任恒冀观察使，郑潨因其“奏授”出任成德属州冀州的信都县尉，距大历初起家于沧州长芦县尉，已有十余年之久。既而郑潨又“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博陵崔氏)”，在河北成家立业，这些都发生在合祔墓志所谓“颇禁衣冠，不出境界”之前。可知郑潨之“滞留河北”，并非如合祔墓志所说起因于一次偶然的“薄游”，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如所周知，安史乱后士人求仕艰难，而藩镇有自由辟署之权，故士子多以游仕方镇起家，所谓“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其中又以游仕河北藩镇现象最为突出。韩愈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韩翃《送李浞下第归卫州便游河北》等，以及崔氏合祔墓志所云“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皆是其反映。游幕河北的郑潨长期任职于成德，直至卒于阜城令之位。其弟郑潢(成德节度使属官)，长子郑枢(赵州平棘县丞)，三子郑褐(赵州参军)，均在成德藩镇任官。次子郑札，合丰付墓志中以绛州司马结衔，乃迁出河北之后所任职务，据其兄弟之例，他在成德藩镇时也应有职务。而郑札所娶、郑潨女所嫁之陇西李氏，亦属长期留居、任官于河北藩镇的名族。总之，郑潨家族在河北50年，既非“偶因薄游”而“滞留”，也不能归因于河北藩镇的“颇禁衣冠，不出境界”政策，而是因为郑涑家族已在当地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源，不可能贸然放弃。
2、崔氏合祔墓志称郑潨“薄游”河北之际，“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按成德节帅王武俊之重用士人，文献颇有记载。《唐诗纪事》卷46“刘言史”条转载皮日休《枣强碑》：“王武俊之节制镇冀也，先生(言史)造之。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后王武俊又“奏请官先生，诏授枣强令”，仍遭到刘言史的拒绝。无独有偶，又据《旧唐书·窦群传》附兄窦常：“贞元十四年(798)，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当时窦常隐居于远离镇州的广陵，据说成德使者所带的聘礼为五百金，王武俊求贤若渴之心，于焉可见。这在墓志中也有反映。《唐代墓志汇编》长庆008《……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维大唐元和十五年……宜春郡宜春县尉李府君遘疾，捐馆于邑之官舍，春秋五十七。……父荣，皇定州北平县令。顷因流寓，便家定州，娶荥阳郑氏。……公生长河朔，早习诗书。器量深厚，言辞温雅。时太尉王公(王武俊)节制镇冀，以名高勋著，显重当世，开幕取士，无非才俊。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郑公濡，为盛府行军司马。以公族望清美，衣冠人物，景慕之厚。遂以次女妻公，得因军功奏官，累受冀州司兵参军。同书元和125《……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公讳弘亮，字广成，四公姑臧之后，世胄洪懋，门绪清劭。……建中初，成德军节度使、太尉王公(王武俊)以公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奏授承务郎。左卫兵曹参军。公以择木心远。非邓林不宿，振衣脂辖，聿来我疆，初命瀛州平舒主簿。同书宝历017《……弘农杨公墓志铭》：
公讳瞻，字士宽，弘农人也。曾祖及祖，出于幽冀盛族，史籍已载，故不书讳。……贞元初，洎常山连帅太师王公(王武俊)弘覆焘之心，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公之家君(孝直)，远慕风教，投事麾下。太师署以重职。将启戎行。岁月弥轮，受恩益重。及仆射出常山之日，公特献诚恳，誓从旌旗。仆射美其父作子述，俯乃允从。公少而岐嶷，长而恭懿，文武不坠，器宇天然，有名将之风，怀国士之量，特授郑滑亲事兵马使兼东城使。……家传孝义，外赞惠和，济济沉沉，弘敷群望。仆射拜凤翔日，授节度押衙兼排衙右二将。……终于凤翔府敷化里之私第也。享年卅有八。《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唐故张府君墓志故夫人豆卢氏墓志铭》：
公讳遵，字修本，其先南阳人也。……父献弼，皇忠，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赠工部尚书。公少以门荫授解褐官。年廿，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时属军讌，王公(王武俊)大张乐于庭。公观焉。口为镇帅王公见。公身长七尺，关须眉。与语良久，便授押衙。明日，兼内院兵马使。不旬月，奏事德宗，授兼监察御史，依前押衙。日：奇士也。自后忠鲠屡进，数有苦言。及士真知留后，寻改殿中御史。承宗摄留后，国家变更镇事，以薛昌朝为帅，发将军景忠信削夺承宗官爵。朝庭振威，成德惴恐。……此时公乃请见。……一切以公止遏。攘除翊蔽。……寻有诏赦承宗。……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听。上引可见，王武俊“开幕取士，无非才俊”，且不拘一格，惟才是用。宜春县尉李府君因“早习诗书，器量深厚，言辞温雅”，李弘亮因“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并得王武俊信重，入成德军幕任职。当然他们出自陇西李氏，所谓“族望清美，衣冠人物”，可能也是被重用的原因之一。杨瞻“出于幽冀”，这一家族是以武勇见长的土著“盛族”，瞻父杨孝直因王武俊“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投其麾下，被“署以重职”，“受恩益重”。杨瞻自己则追随王武俊的孙子王承元出镇，担任重要的军职，“有名将之风”。张遵在宴会上与“王公”邂逅，深得王武俊欣赏，被目为“奇士”，当即授官，不次提拔。当贞元十七年(801)王武俊死、其子王士真“摄留后”的权力交接之际，成德镇受到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据张遵墓志，正是由于张遵的出色应对，巧妙斡旋于朝廷、成德之间，终于使危机得以化解。墓志对张遵的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他“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听”，不可能全属子虚。史实表明，王武俊一方面举贤任能，一方面“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与朝廷争夺人才、保留和储蓄人才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从而为成德镇以后长期维持稳定、独立，奠定了基础。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建中年间河北藩镇叛乱后，“天下军威转雄，兵志难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宠之即不循略度”，成德军遂“自为一秦”。而在此以前，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下至建中三年(782)，仍是“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并不视河北为“匪人之土”(“如不失疆理矣”)。可见藩镇是“匪人之土”还是“王化”之区，关键取决于藩镇的政治态度，即是否承认长安朝廷为正朔，而非以该地区文化上是否“尊崇周孔文教”为依归。如前所述，就当时士人群体的心理，在文化上确实“目河朔间视犹夷狄”，避之去之惟恐不及；但另一方面，亦如上所述，河北藩镇仍对于士人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有一大批士人游仕并留居该地，这对于改变河北藩镇统治集团的阶层结构，改善当地的文化面貌，应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已往的实证研究表明，河北藩镇的上层将领及军队骨干，多出生于所谓胡族，当地胡风强劲，这是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如成德节帅王武俊，据《旧唐书》本传，出自契丹怒皆部落，每以“虏”自称，但他对儒生文士却十分尊重，已见上述。成德镇由此集聚了一大批士人，如郑潨的弟弟郑潢，即“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这批士人对于以后王武俊的孙子王承元以成德四州归朝，曾发挥重要作用。《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50《……李公墓志铭》：
公名潘，字藻夫，先世赵郡赞皇人，分继东祖之后。……始生六年，就学师训，明惠聪敏，有若生知，目睹必记，耳闻不忘。尝侍于伯兄，傍闻《左氏》，至于废兴理乱、褒贬善恶之深旨，发问必对，贯达无遗。家于常山，太守郑公潨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特表奏闻，策中有司别敕同孝廉登第，时才年八岁。其后讨览经籍，九流百家之语，靡不该通，著诗业文，名显当代。自幼居艰疚，号毁逾礼，有曾闵之行。闻于乡里。无何，长庆初，常山帅王承宗殁于镇，镇卒逼其弟承元主其军，且袭父兄之位，因而请焉。承元幼懦，辞进不决，公乃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敛身归国。朝廷果奖承元之节而授钺于滑台，始去常山。当是时也，自天宝末，两河之风未变者，唯渔阳一镇耳，因请承元，飞檄于范阳节度刘总，洞晓君臣之礼。大开逆顺之端。其明年，刘总尽室来觐，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秘略也。承元以公有诚，尽推毂之力，遂奏口评为巡官，转掌书记。及王公移镇于歧，累授里行殿中侍御史职，历节度判官，以至加朱绶，为副停。久之，王公换青州，以公为检校都官员外郎副平卢军使。府幕十年，始终一贯，参尽勤尽，时论多之。李潘是成德当地成长的士人，其“就学师训”，“著诗业文”，恪守丧礼，与河北以外的士子并无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8岁时，就被“以文畏，佐以学”的郑潨之弟郑潢目为“奇童”，并将他推荐给成德镇节帅，经“奏闻”朝廷，被“有司别敕同孝廉登第”。正是这一位受到良好儒学教育、恪守儒家规范的李潘，在以后的王承元“敛身归国”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如果墓志所记属实，李潘还在王承元归朝不久发生的幽州节度使刘总“释兵柄入朝”事件中，有密谋筹划之功(“皆公之秘略也”)。而在王承元以后的出镇生涯中，李潘也始终是他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按王承元“敛身归国”时年仅18岁，如此重大的决策显然要倚赖谋士，而且不可能是李潘一人。这里再节录一方墓志。同上书大和070《唐故平卢讨击副使……刘府君墓志铭》：
公讳逸。……父讳元宗，素蕴奇志，早践戎旃，亲卫爪牙，内外经历，终义武军兵马使。……公即第四子也。幼专诗礼，长艺弓裘，不坠门风，雅称宗祖。长庆初，以镇冀不轨，丑迹彰闻，元戎太原王公乃脱彼凶妖，束身诣阙。公乃亲为侍从，共拔海蠕，殊节即成，众望斯洽。主上以太原公勋绩超拔，乃授义成军节度使，公即行焉。俄又有除凤翔节制，公又亲从。……除平卢军节使，公又从至，复署前衔。刘逸虽长于河北藩镇，仍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幼专诗礼”)。与李潘相同，刘逸也参与筹划王承元“束身诣阙”事件，其后跟随承元转镇各地。上引宝历017《弘农杨公墓志铭》志主杨瞻，亦如刘逸，在王承元“出常山之日”，“特献诚恳，誓从旌旗”，并追随承元转镇各地。上述王承元归朝事件的策划者、支持者杨赞、李潘、刘逸等人，一无例外都是儒家经典的修习者、实践者。
综上所述，可知河北藩镇地区周孔之教并没有绝迹，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自童蒙课书问学，“不坠门风”。如上引长庆008《李府君墓志》即称其虽“生长河朔”，却“早习诗书”。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载，志主、魏郡人柏元封“七岁就学，达诗书之义理；十年能赋，得体物之玄微”。其祖父柏造死于安史之乱，其父柏良器遂“学剑从戎”，以军功封平原郡王，而柏元封则自称：“今吾父武功立，予不可不守吾世业而苟且于宦达也。”乃“下帷读书，不窥园林者，星周于天。业成名光，登太常第”。所谓“世业”，即家传儒学。新出魏博军将《米公(文辩)墓志》则载其“季(子)存实，幼(子)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前引元和125墓志志主李弘亮，曾在宪宗元和年间出任“知瀛州束城县事”时，“敦学校之道，迓宾朋以礼”。柏元封、米文辩、李弘亮诸例表明，河北藩镇地区制度化的儒学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并未完全停止运行。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河北地区具有悠久传统的周孔之教的顽强性，它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在文化上与长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的士人及官员交流也从未停止，这些因素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就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述王承元、刘总归朝事件的出现，即为其例。前文谈到的范阳卢秀才，在听到镇州儒者黄建的一番说教后，“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向两京所在的南方飞奔，即是来自“先王儒学之道”的导向。
上枢密韩太尉书范文第5篇
一、都部署之设始于何年
都部署是辽宋金时期所特有的官职。⑤此职始见于五代时期，是个并无争议的事实。然而一阅读有关史料，便遇到两个或许细微，但又不得不略加辨析的问题。
其一、都部署之设究竟始于何年？北宋前期人李上交将其绝对年代确定为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他认为：张景达这年"充西北番汉马步都部署"，都部署"始此也"。①然而查阅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即发现，都部署此前已有之。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条："晋王（即后来的唐庄宗李存勖）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 此事，《旧五代史》卷70《元行钦传》、《新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均有记载。此后至清泰三年以前，《资治通鉴》有关都部署的记载有4条：1、卷277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九月癸亥，虽然尚未称帝，但已盘据四川的孟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②2、同卷长兴三年二月辛巳，"以（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3、卷279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辛卯，唐闵帝李从厚"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4、同卷同年五月庚戌，"初，（唐）明宗（即李嗣源）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有必要说明的是，最后一条系追述，在这4条记载中，年代应当最早。房知温任副都部署，至迟不会晚于唐庄宗同光年间（公元923－926年）。此外，李肃、石敬瑭在贞明元年至清泰三年之间，曾任都部署。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唐闵帝李从厚“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③同年五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④这两件事为《资治通鉴》所未载。由上所述可见，元行钦、房知温、李仁罕、赵廷隐、王思同、李肃、石敬瑭等人担任都部署均早于张敬达，李上交之说并不确当。
其二、总管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五代部分分别出现57、17、23次，都部署分别出现101、33、39次。前面已经讲到，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而总管则首见于卷267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一月辛巳："赵王（王）镕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今属河北）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五千以从。"总管、都部署为什么在五代时期同时并存，其原因到底何在？对此，只能作以下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都部署系总管的更名，此后这两种官职名称又多次对换，只是更改官职名称的敕令，有关史籍全部失载。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史籍成书于宋英宗以后，都部署已更名为总管，史籍中某些地方的都部署被编者按照当时的习惯改称为总管。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因其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并有例证。如前引《旧五代史》载石敬瑭任都部署，而《资治通鉴》则载石敬瑭任总管：“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但薛居正《旧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基本完稿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则无这种可能。如有问题，应出现在刊行、流传过程中。其实，史籍在记述北宋前期的史实时，这种情况同样时有发生。如《宋史·仁宗本纪》中，“都部署”一词仅出现3次，"总管"一词竟出现28次。对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知，所有这些“总管”，均应作“都部署”。应当指出，在《资治通鉴》中，总管之称最后一次出现于清泰二年七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①《资治通鉴》从卷280开始，换言之，即清泰三年以后，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李上交《近事会元》“成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②成书早于《资治通鉴》。司马光或许是受李上交都部署之设始于清泰三年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史籍中，后周时一概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中虽有"总管"一词，但系追述后唐年间的事情。可见后周时都部署已完全取代总管而成为定制，北宋初年所沿袭的正是后周之制。此外，五代时期无论都部署与总管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的两种称谓，两者的职责几乎完全相同，大致都是为执行某一特定重大军事任务而临时委派的。如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因"契丹、吐浑、突厥皆入寇"，唐明宗李嗣源任命石敬瑭为蕃汉马军总管，率军抵御。天福六年（公元942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晋高祖石敬瑭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①仅由此两例也可看出，都部署与总管官职虽异，职责大体相似。不仅五代，而且十国也设有都部署一职。如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二月，南唐元宗李璟"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帅师三万，赴寿州（治今安徽凤台）"，②以抵御后周。从前面所引孟知祥以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可知，后蜀设有都部署一职。
二、都部署由谁担任
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一职经历了由武将担任到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前后变化，并生动地体现了朝廷国策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前后演变。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5《马步军总管副总管》称：“国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使充，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勾军马，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有禁兵驻泊其地者，冠以驻泊之名。”这段简洁的概述又见于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7《都总管副总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75《都总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9《都总管》，或许是由于过份简洁，不仅未能如实地反映这一变化过程，而且容易造成误解。王曾瑜先生指出：北宋初，都部署“专用武将。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③陈峰先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一文说得对：“都部署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北宋武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景。”下面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作些补充和讨论。
早在五代时期，都部署一职便经历了主要由地方节度使到由中央禁军长官担任的变化。起初几乎一概由地方节度使担任，如《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本纪》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己卯，陷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庚辰，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二年二月，"横海军节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部署，以备契丹。"三年六月"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泰宁军节度使）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都部署一职虽然只具有临时性，特定战事一旦结束，节度使即返回原来镇守之地。但这一职务对于节度使来说，仍然很重要，否则他们则无权带兵出镇作战。后来，特别是后周时期，节度使担任都部署者减少。《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一月乙未，朔，李榖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①李榖系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进士，②后周开国，官拜平章事，有"周朝名相"③之称，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标准文臣。应当指出，李榖任都部署，实属特例。当时的部都署多由两司即中央禁军长官担任。如《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乙未载，周世宗北征契丹，“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这时，韩通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其副职石守信也是中央禁军将领。《宋史》卷484《周三臣传·韩通传》称：韩通"为陆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赵匡胤这时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其前线职务，据《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记载："（显德）六年，世宗北征，为水陆都部署。”“水陆”，《资治通鉴》卷294作“水路”。《资治通鉴》同卷又载：显德六年五月“辛亥，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都部署。”可见，朝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大多不再由节度使率领地方军出战，而由禁军将领率领以禁军为主的中央军征伐。这表明与唐朝末年、五代前期不同，五代晚期中央禁军实力增强，节度使地位呈下降趋势。而中央禁军实力的增强与枢密院权力的加重、三司使的设立、学士地位的提高，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开始强化。①
宋太祖时，行营都部署一概由武将担任。如果说后周时期尚有文臣担任行营都部署之例，如宰相李榖出任淮南道行营都部署，那么宋太祖时绝无此例，行营都部署非由三衙长官，即由节度使担任。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北宋初，部署“专用武将”。宋太祖确实施行了一些削弱藩镇的措施，但对武将并非一概猜忌。《宋史》卷250《论曰》："石守信而下，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特别是对御边将领，更是相当信任。如慕容延钊"握重兵，屯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太祖谕旨，听以便宜从事。"②宋太祖对通远军使董遵诲"委遇始终不替，许以便宜制军事"，他在"通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凡十四年，安抚一方，夏人悦服。"③何谓"便宜从事"？宋人有解释："主将之从权行事，谓之便宜黜陟。"④对于宋太祖优待边将，《宋史》卷250《论曰》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宋初，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⑤马仁瑀守瀛州（治今河北河间），韩令坤镇常山（即今河北正定），贺惟忠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何继筠领棣州（治今山东惠民东南），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李谦溥守隰州（治今山西隰县），李继勋镇昭义（即泽潞，治今山西长治），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姚内斌守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董遵诲屯环州（治今甘肃环县），王彦昇守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冯继业镇灵武（今属宁夏），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宋太祖给与边将当地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等多种特权。①清人吴廷燮在《北宋经抚年表》序说：“太祖一朝，制沿五代，方镇仍旧”，②不无一定道理。宋太祖信任边将，的确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正如北宋后期人任伯雨所说：“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时势所系，不得不然。”③人们多半认为，宋太祖重文轻武，即重用文臣、压抑武将。其实，宋太祖时正值战争年代，很难重文轻武。他生长于五代，又是出身武将，但注重文治，并作出过“作相须用读书人”④一类的许诺，也属不易。然而宋太祖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仍带有行业性偏见，发表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⑤这类轻视知识的言论。总之，宋太祖时处于从重武轻文的五代到重文轻武的宋代的转换阶段，他虽以武功见长，毕竟注重文治。从上述史实看来，恐怕应当说宋太祖文武并重。一概任用武将出任“事权甚重” ⑥ 的都部署，即是其虽然重文，但并不轻武的例证。
与任伯雨的太祖、太宗“乃用武臣分主要地”之说不同，《太宗皇帝实录》卷41称：“上以五代战争已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不晓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渐复旧制”。⑦熙宁年间，范百禄甚至将"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称为"至道故事"。⑧至道是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于是，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其实，雍熙三年五月北伐失败以前，并无文臣出任都部署之例。即使在此后，例证也极少。人们经常引用的三个例证，均有可斟酌之处。
例一：张齐贤知代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张齐贤“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⑨但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张齐贤出任此职是触犯宋太宗的结果，甚至可以视为降职使用。史称：“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上意，于是上问近臣以御戎计策，齐贤请自出守边。”并非受到宋太宗信用，用他以文制武。第二，张齐贤在代州虽非有职无权，但不仅对部署潘美，甚至对副部署卢汉赟，都不得不谦让三分。如当年冬季的代州城下之战，“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 张齐贤非但不予谴责，反而将自己的战绩“悉归功于汉赟。”①足见，他也未能做到以文制武。
例二：柴禹锡任部署。《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端拱二年正月（公元988年），“以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兵马部署。”他此后又任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驻泊部署。然而柴禹锡系宋太宗做晋王时的“藩府旧僚”，“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②他历授翰林副使、如京使、观察使等武臣官阶，可见他并非文臣，当属近臣。后来，曾任镇、定、高阳关（即关南）三路都部署、枢密使等要职的王显上奏宋真宗称：“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③他本人及柴禹锡便是近臣统兵之例。
例三：赵昌言任都部署。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中进士，确实是个标准的文臣。史称：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八月，宋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宋太宗“御札数幅，授以方略。”④值得注意的是，赵昌言并未入川赴任，而是留驻凤翔（今属陕西）或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其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赵昌言“貌有反相”，宋太宗赓即反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额，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遂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另一说为，宋太宗稍后即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太宗称：“贼，小寇。昌言，大臣，未易令前，且宜军于凤翔屯驻，止令卫绍钦赍朕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矣。"①然而赵昌言毕竟被任命为都部署，虽然仅此一例，也可证明与宋太祖时稍有不同，宋太宗时都部署并非一概由武将担任。
宋真宗即位后，右司谏孙何仍上疏“乞参用儒将”，②又是宋太宗时都部署通常由武将担任的佐证。或许是由于这类呼声日渐高涨，宋真宗时文臣都部署逐渐增多，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执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载：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闰十二月，张齐贤“拜右仆射、判邠州兼经略使。”其目的在于以文制武，“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③以制约西面行营都部署王超。可是经略司判官曾致尧则认为，职权不明晰，目的难实现。他说：“兵数十万，王超既已部署矣，今丞相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王）超用吾进退乎？吾能以谋付与（王）超而有不能自将乎？不并将而西，无补也。"④咸平五年正月，张齐贤改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其职权更加明确。同年四月，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出任“知天雄军府（治今河北大名）兼兵马部署”。⑤他“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 宋真宗称赞：“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并派遣他“巡抚陕西沿边诸州，听便宜制置边事”。⑥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契丹入寇”，宋真宗“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即天雄军）”。⑦曾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愿意前往，宋真宗深感欣慰，“特加工部尚书，判天雄军，兼兵马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并参豫如故。”⑧景德二年九月，在咸平年间曾任宰相的向敏中出任延鄜路都部署兼知延州。上述文臣都部署，均兼知、判州郡，实为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统辖军队之始。他们就任前，张齐贤、向敏中曾拜相，钱若水、王钦若官至执政；卸任后，向敏中曾复相，王钦若则拜相。此时确如孙逢吉所说：“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宋徽宗时，任伯雨说：“及至太宗以后，迤逦悉用儒将。至于并边小郡，始用武人。”①其实，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时都够不上一个“悉”字。
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才逐渐成为制度。尤其是在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西北地区，曾“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②如文臣夏竦知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范雍知延州、陈执中知永兴军、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一概兼任本路都部署。如果说宋真宗时某些武将都部署仍然权力不小，如咸平年间，“王超兼总北面三路兵，诸将皆受节度”，③那么宋仁宗时这种权力一般属于兼任都部署的文臣知州。如《宋史》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称："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宋史》卷283《夏竦传》云：“赵元昊反，（夏竦）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 夏竦等文臣知州，此前已是朝廷要员，如夏竦曾任枢密副使。稍后更是权位显赫，如陈执中、庞籍、韩琦、文彦博拜相，夏竦、范仲淹官至执政。定州（今属河北）“实天下要重之最”，韩琦在宋仁宗时，曾知定州。如果说“自国初已来，专以武臣帅诸路”，那么时移世易，按照这时的制度，“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④
而武将在宋仁宗时，通常仅任副都部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称："旧名都部署"，"以武臣为之副"。宋真宗以前不是这样，宋仁宗时期大体如此。如武将刘平任鄜延、环庆两路副都部署、石元孙任鄜延副都部署、任福任环庆路马步军副都部署、葛怀敏任泾原路副都部署等等，均是其例。名将狄青“有狄万人之称”，并被宋仁宗誉为“朕之关、张也”，①但他仅任泾原路、真定路副都部署，并无任正都部署的经历。王铚《默记》卷上称："韩魏公（琦）帅定，狄青为总管（应作都部署）。"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8之2《枢密使狄武襄公（青）》则云："狄青作真定副帅。"两相对读可知，狄青仅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正都部署则由文臣知州韩琦兼任。宋真宗时武将都部署尚可与文臣知州抗衡，如咸平年间，知环州张从古"领兵离州，袭杀蕃寇，官军有死伤者。"环庆路都部署张凝上报朝廷，宋真宗当即指责张从古"不曾谋于主帅（指张凝）"，"贪功失机，罪不宜赦。"并"遣使按问"，②张从古被贬官。宋仁宗时武将副都部署对文臣知州只能俯首贴耳，如知渭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王素命原州都监蒋偕出战。狄青有异议："（蒋）偕往益败，不可遣。"王素很不高兴地说："（蒋）偕败则总管（指狄青）行，总管败，素即行矣。" 狄青唯唯诺诺，"不敢复言"。③对读《宋史·狄青传》便知，狄青这时的确切职务不是总管，而是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任真定路副都部署时，韩琦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狄青"每至韩忠献（即韩琦）家，必拜于庙廷之下"；④每见韩琦，"甚战灼"。甚至妓女公然称狄青为"斑儿"，"讥其面有涅文也"；⑤优人居然称狄青为"黥卒"。"如此诟詈武襄（即狄青）不绝口"，狄青竟"笑语益温"。⑥狄青身为一代名将，境遇尚且如此，足见当时武将都部署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文制武的原则已成为固定制度，重文轻武的气氛已笼罩整个社会。这也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宋仁宗时虽然并非无战事，但就全国来说，宋人往往将它视为所谓“承平”时期，宋仁宗有“太平天子”⑦之称。
起初令人不解的是，武将夏守恩、夏守赟兄弟在宋仁宗时居然出任部署。乃兄历任并代路、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乃弟历任并、代二州、定州路、陕西、真定府、定州等路、高阳关都部署。稍加考察之后，即发现夏氏兄弟与宋真宗关系很特殊，并非普通武将。《宋史》卷290《夏守恩传》载：“父遇，为武骑军校，与契丹战，殁。时守恩纔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即后来的宋真宗）宫，累迁西头供奉官。”《东都事略》卷62《夏守赟传》称：“父遇，以军校死王事，守赟幼孤，真宗在襄邸，怜之。及即位，授右侍禁，迁供奉官。”他们幼年入宫，被授予西头供奉官一类的内侍阶官。夏守赟曾任多半由宦官充当的走马承受公事，"帝甚亲信之"。夏守恩更是深受宋真宗刘皇后宠信：“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知谏院富弼甚至将夏守赟与宦官王守忠相提并论。其《神道碑》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夏守赟为陜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公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惧。’”①富弼还指责道：“夏守赟早事先朝，尝参储吏，既缘攀附，渐致显荣。惟事贵骄，罔思畏谨，每更剧任，颇乏清名，才术无闻，公忠弗有。”②从种种迹象看，夏氏兄弟即令并非身体被阉割的宦者，也是精神被阉割的佞幸。一言以蔽之，他们当属特例。
转贴于 三、驻泊都部署首见于何时
都部署不止一种，有大内都部署、山陵都部署、仪仗都部署等，从军事史的角度看，其中以行营与驻泊两种最重要。王曾瑜先生曾精当地指出：都部署"有'行营'与'驻泊'之别。'行营'往往用于征讨，'驻泊'往往用于防卫。"③从五代到宋代，都部署经历了从以行营为主到取消行营、仅存驻泊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如实地反映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的时代变迁，也具体地体现了朝廷国策从积极进攻到消极防御的前后演变。
都部署原本是五代战争年代的产物，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都部署无疑是行营。在《旧五代史》中，"都部署"一词出现101次，其中 "都部署"与"行营"两词在句内组合中出现达86次之多。五代时期的某些都部署虽无行营之称，而有行营之实。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五月戊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末帝李从珂于当月"壬寅，削夺石敬瑭官爵，便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④张敬达所任之职，虽无行营一词，但其性质无疑属于行营都部署。其官称虽有太原二字，但他显然并非太原一地的地方统兵官，只不过是临时奉命在太原执行特殊军事任务而已。又如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五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联络契丹，起兵反晋。晋出帝石重贵令张从恩、李守贞率军进讨，其官职分别为"贝州行营都部署"、"青州行营都部署"。①张、李二人肯定不是贝州、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的地方统兵官。还值得注意，五代时期仅有行营都部署之称，而无驻泊都部署之名。在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均未出现"驻泊都部署"或"驻泊部署"这一词汇。都部署在五代时期出现频率逐渐增高。特别是周世宗“锐于亲征”②，立志统一全国，以率军攻战为主要特点的行营都部署在显德年间尤其活跃，并屡立战攻，预示着分裂割据即将告终，全国统一指日可待。
宋太祖时，都部署仍无驻泊之名。当时所谓都部署，其性质多属行营。诸如石守信曾任扬州行营都都署、慕容延钊曾任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王全斌曾任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潘美所曾贺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行营兵马都部署、李继勋曾任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之类。其职务虽带有某州、某道、某路，但他们并非长期驻守某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而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这反映了宋太祖的战略总方针是以积极进攻、主动出击为主。经查，在《宋史·太祖本纪》中，“驻泊”一词仅出现一次：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十一月“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败契丹于遂城（在今河北徐水西）。"③且系"驻泊都监"，并设置于与契丹接壤地区。此外，如前面所说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以防契丹；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以雄武节度使、守太保、兼中书令、太原郡王王景为凤翔节度使，充西面沿边都部署”，④其任务是防御党项。韩仲赟所任北面都部署、王景所任西面沿边都部署均带有驻泊的意味，这反映了宋太祖对契丹、党项的方针与对十国的战略有别，并非以积极进攻，而是以积极防御为主。
“驻泊部署”一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首见于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上以郑州防御史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巳，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此后在《宋史》中，雍熙北伐以前仅有1例，见卷260《米信传》：（太平兴国）“六年秋，（米信）迁定州驻泊部署。"雍熙北伐以后则有7例：卷260《田重进传》：雍熙年间，田重进"迁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 卷268《柴禹锡传》：柴禹锡“改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徙澶（治今河南濮阳南）、镇（治今河北正定）二州驻泊部署”；卷260《刘廷翰传》：端拱年间，郭守文、刘廷翰先后出任"镇州驻泊马步军都部署"；卷275《安守忠传》：安守忠"知沧州，改瀛州，兼高阳关驻泊部署"； 卷275《尹继伦传》：淳化五年，尹继伦"以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团练使领本州驻泊兵马部署"； 卷275《郭密传》：淳化年间，郭密"凡八迁，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此外，如《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雍熙四年六月，"以右骁卫大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以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为贝、冀（治今河北冀县）都部署"，"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复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端拱二年三月，"命高琼为并（治今山西太原）、代都部署"；淳化元年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三月，"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上述都部署虽无驻泊之名，均具有驻泊的性质。
驻泊都部署可视为战略方针转换的产物，其数量的逐渐增多反映了宋太宗战略方针的从以进攻为主逐渐转换为以防御为主。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太宗对待辽军的基本方针已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坚壁清野勿与战”。①如郭守文在出任镇州都部署时，宋太宗“面命之”，专门交代：“朝廷以镇、定、高阳，控扼往来咽喉。敌若敢逾镇、定，汝但勿与战。”②
四、都部署是否一概属于地方统兵官
都部署往往被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将都部署定性为：“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大军区统帅”。③这一定性不确切之处有二：一是“临时委任”四字仅适用于行营，龚延明先生的解释相当确切：“凡行营，事毕即罢，驻泊即常任”；①二是“大军区统帅”一词又至多仅适用于驻泊。无可否认，都部署的确在澶渊之盟以后，特别是宋仁宗时最终演变成为地方统兵官，下面两点即是其标志。
其一、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宋真宗逐渐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行营逐渐失去意义，与驻泊混淆，于是在宋真宗前期出现了所谓“驻泊行营都部署”。如咸平五年六月，“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副之。”其任务不是征讨，而是防御。宋真宗叮嘱王超：“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②宋真宗早“有厌兵之意”，③一再强调：“以和戎为利。” 澶渊之盟刚达成，他立即在景德二年正月，裁减河北地区的兵力：河北诸州强壮④ “并遣归农”；“以河北诸州禁军分隶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合镇、定两路为一。天雄军、沧、邢（治今河北邢台）、贝州留步卒六指挥，其余营在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南）及京城者并放还，行营之号悉罢。”⑤对于“行营之号悉罢”这条重要措施，章如愚《群书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有记述。其中，谢维新如是说：“景德诏镇、定两路并为一路，诸路并去行营之名，止为驻泊总管（应作‘部署’）。”⑥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仅保留驻泊都部署，表明宋真宗在军事上已无攻取之心，只有防守之意。
其二、路分部署的出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总管、钤辖以上，许与都总管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总管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⑦所谓“路分总管”，这时应称“路分部署”。“路分部署”或“路分总管”一词为此前所无，此后则较多，既见于《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又见于《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路分部署出现于宋仁宗时，表明都部署性质已演变为地方统兵官。这是宋朝国策由以进攻为主转化为以防御为主的必然结果。既然重在防御，其统兵官势必久驻一地，于是都部署与路分形成固定关系，以致密不可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五代到北宋初期乃至澶渊之盟以前，都部署的主要性质为中央统兵大员或前线总指挥，不可一概视为长期驻守一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军区统帅”。前面所述即可看出，宋人对都部署的比喻又是其佐证。宋人往往将都部署的渊源追溯到魏晋两朝的都督、北周隋唐的总管。如梁颢说：“驻泊、行营都部管（‘管’字系‘署’字之误），古之将军、大总管之任也。”①高承称：“晋有都督诸军事，后周（指北周）改为总管。”“宋朝初有兵马都部署，治平初避英宗嫌名，改为总管，亦法古号也。”②这虽然只是一种比喻，但为我们判定都部署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曹真、司马懿、司马昭在曹魏时，杨坚在北周时，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或都督诸州军事，其职责是“总统内外诸军”，③其性质显系中央统兵大员。西晋初年，晋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羊）祜为都督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诸军事。" ④唐朝初年，唐高祖为平定盘据江陵的萧铣，将李孝恭任命为荆湘道行军总管。羊祜、李孝恭官衔虽有“荆州”、“荆湘道"字样，本人又身处江陵前线，但他们并非地方军政长官，而是统率中央大军攻打东吴、萧铣的前敌总指挥。唐代初期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都督的性质逐渐变化。《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大都督府》称：“盖汉刺史之任。”然而从曹魏到初唐的都督、总管并非均为所谓“汉刺史之任”。历史上的都督、总管，有的是地方军政长官或地方统兵官，有的则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赵昌言一度被任命为川、峡两路都部署，司马光干脆称之为“元帅”：“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⑤这一比喻道破了北宋初期都部署的主要性质。赵昌言与晋初的羊祜、唐初的李孝恭相似，绝非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或军区统帅，而是出于征伐的需要，临时负责执行重大军事使命，担任前敌总指挥。
何以会将都部署笼统地误认为地方统兵官，或许与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一书在探讨地方统兵体制时论述都部署有关。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王先生并无此意。他有关行营与驻泊的区分及其论述，即是其证。李昌宪先生《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也并无将都部署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之意，他明确指出：“时出征则有行营兵马都部署，或一行、一路都部署为主帅，皇帝亲征则有随驾都部署与大内都部署，甚至修城亦有都部署总其成，由于这些与五代、宋的地方统兵体制无关，兹不赘述。”问题还是出在前面所引宋人孙逢吉的那段概述：都部署“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而《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又无都部署职责的记述，仅称：总管“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于是，平淮南李重进，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平南汉，潘美任贺州行营都部署，平南唐，曹彬任昇州（治今江苏南京）行营都部署，被作为“有止一州者”之例；伐后蜀，王全斌充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刘光义充归州（治今湖北秭归）路副都部署，被作为“为一路者”之例；讨李顺，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被作为“带两路者”之例。其实，石守信等人均非地方统兵官，而是中央特派的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北宋初期即使是以防守为主的都部署，其性质也有别于后来的安抚使。前者仅设于缘边地区，后者遍及全国各地；前者有明确的作战任务，后者则不一定。岂止防守性都部署，即使是缘边巡检也如此。宋真宗时，钱若水说：太祖“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即今河北正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昇在原州，然但得沿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皆十余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赏赉，其位皆不至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①从“但得沿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一语可以看出，钱若水认为，不仅缘边都署，而且缘边巡检，其职责与性质均与行营部署并无多大差别。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陈峰先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一文并未将都部署的性质一概而论。他较准确地指出：五代宋初的都部署通常“为方面军统帅”，“为临时性军职”。“之后，这一职务逐渐固定，成为某一区域的军队统帅。”如雍熙北伐失败以后的驻泊部署，尤其是宋仁宗时出现的路分部署，其性质确属“某一区域的军队统帅”。另如宋太宗雍熙北伐，兵分三路，曹彬、田重进、潘美分别出任幽州道、定州路、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曹、田、潘三人则属“方面军统帅”。然而前面讲到的周世宗时征南唐的李榖，宋太祖时平淮南的石守信、伐南汉的潘美、攻南唐的曹彬，乃至宋太宗时一度被任命为川、峡两路都部署的赵昌言等等，则不是方面军统帅，而是前敌总指挥。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都部署在北宋初期地位高、责任重、权力大，其主要性质为中央统兵大员。然而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通常被概括为“枢密院――三衙体制”，将都部署排除在外。这种兵权一分为二之说源于范祖禹，他在宋哲宗时指出：“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①此说的精辟之处在于点明了枢密与三帅既相互配合，更相互牵制的关系，但不免忽视了帅臣统兵的作用。另有兵权一分为三之说，则源于李纲。他在北宋末年指出：“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②据此，金毓黻先生认为；“宋分统兵之责为三，枢密司调遣，二司司训练，帅臣司统率，三者不相统属，此宋代立法之精义所在也。”③张其凡先生进一步论定：“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三者分开，是宋代兵制的主要特点之一。” ④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作为帅臣的一种，非一般帅臣即后来的安抚使可比，与同样被称为大帅、大将的南宋初年的"武臣为宣抚"⑤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等相似，握有不可忽视的统兵权。在宋人看来，"中书、枢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乱根本，系之于兹"⑥。都部署的权力固然难以同枢密使相比，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绝不在三衙长官之下。何况北宋初期的不少将领本身便是都部署与三衙长官一身而二任。我们认为，似可将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概括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
五、结语
最后，将我们的看法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都部署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魏晋两朝的都督、北周隋唐的总管，但它毕竟是五代战争年代的产物。只是并不如宋人李上交所说，始设于后唐清泰三年，其实此前已有之。在记载五代历史的典籍中，总管、都部署往往同时并存，很可能是由于史籍成书或流传于宋英宗以后，部署已更名为总管，编印者按照当时的习惯，将部分而非全部部署改称总管。
（二）五代时期都部署经历了主要由地方节度使到由中央禁军长官担任的变化，反映了五代晚期中央禁军实力增强，节度使地位呈下降趋势，中央集权开始强化。北宋前期都部署又经历了由武将担任到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变化，则体现了朝廷国策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前后演变。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文臣任都部署开始于宋太宗时，其实雍熙北伐失败以前并无此例，此后也例证极少且有可斟酌之处。到宋真宗时才逐渐增多，宋仁宗时形成制度。至于武将夏守恩、夏守赟兄弟仍出任正部署，则属特例。
（三）五代宋初都部署尚无行营、驻泊之分，所谓都部署一般均为进攻性的行营都部署，而非防御性的驻泊都部署。驻泊都部署出现于宋太宗时，特别是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意味着宋太宗的战略方针已由进攻为主转变为防御为主。此后驻泊都部署数量逐渐增多，到澶渊之盟达成以后，宋真宗在景德二年“并去行营之名”，表明他在军事上已无攻取之心，仅有防守之意。驻泊都部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方统兵官的性质，尤其是宋仁宗时出现的路分部署更是如此。
（四）但不宜将都部署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北宋初期的都部署往往出于战争需要而临时设置，负责执行重大军事使命，系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均不在三衙长官之下。将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概括为“枢密院—三衙体制”，不免有意无意地轻视了都部署的作用。如果说枢密院长贰拥有调兵权、三衙长官拥有握兵权，那么都部署这时则拥有统兵权。北宋初期的统兵体制可否概括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体制”。 ①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4《百官门·诸将·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孙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乙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③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60－6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陈峰：《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1年8月。
⑤ 都部署一词在《辽史》、《金史》中分别出现174、5次。辽、金时期的都部署另当别论。
① 李上交：《近事会元》卷2《都部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我们所知，陈峰先生在其论文《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中首次引用这段史料，并据此认为都部署始见于后唐清泰三年。
②李仁罕、赵廷隐，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宛委别藏》本）均有其列传，但未记载他们曾任都部署。
③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45《唐书二十一·闵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④ 《旧五代史》卷46《唐书二十二·末帝纪上》。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9清泰二年七月乙巳，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18《子部·杂家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①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② 陆游：《陆氏南唐书》卷2《元宗本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载：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丁卯，曹彬等败江南二万余众于采石矶，生擒一千余人及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这又是南唐有都部署之设的例证。
③《宋朝兵制初探》第63页。
① 马令：《马氏南唐书》卷3《嗣主》载：保大十三年"十有一月，周师来伐，李榖为都部署，攻寿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据《旧五代史》卷41《唐书十七·明宗纪七》。
③ 脱脱等：《宋史》卷262《李榖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① 参看陶懋炳：《五代史略》第107－11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20《慕容延钊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③《宋史》卷273《董遵诲传》。
④ 赵昇：《朝野类要》卷4《便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关南指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以南地区。
① 参看袁征：《北宋初期的驭将政策》，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② 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序》，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③ 《宋朝诸臣奏议》卷65《百官门·帅臣·上徽宗论西北不可用武人（任伯雨）》。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乙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⑤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⑦ 钱若水等：《太宗皇帝实录》卷41雍熙四年五月甲子，《四部丛刊》本。
⑧ 《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子范百禄传》。
⑨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太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十二月己未。
② 《宋史》卷268《王显传·论曰》。
③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30《征伐》"宋真宗时枢密使王显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八月癸卯。
①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5《兵马总管副总管》，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卫绍钦"原作"卫士钦"，误，据《宋史》卷267《赵昌言传》改。
② 《宋朝诸臣奏议》卷64《百官门·诸将·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孙何）》。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辰。其原注称：“专为经略使，自此始。”
④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87《曾公（致尧）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点校本。
⑤ 杨亿：《武夷新集》卷9《钱公（若水）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四月辛未。
⑦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3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参知政事"，中华书局1986年校补本。
⑧ 夏竦：《文庄集》卷28《王公（钦若）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65《百官门·帅臣·上徽宗论西北不可用武人（任伯雨）》。
②《宋史》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辛卯。
④陈焯：《宋元诗会》卷7《韩琦·定州阅古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职官分纪》卷35《兵马总管副总管》。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八月丙寅。
③ 《宋史》卷320《王素传》。
④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8，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⑤ 王铚：《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⑥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8之2《枢密使狄武襄公（青）》，《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豫章文集》卷4《遵尧录四·仁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 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7《富郑公神道碑》，《四部备要》本。
②《宋朝名臣奏议》卷131《边防门·辽夏三·上仁宗论西夏八事（富弼）》。
③ 《宋朝兵制初探》第62页。
④ 《旧五代史》卷48《唐书二十四·末帝纪下》。
① 《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本纪》。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书五·世宗纪》。
③ 《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三月辛亥。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四月己亥、卷29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丑。
②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4端拱元年四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册第237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①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441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六月乙亥。
③ 《宋史》卷8《真宗本纪·赞曰》。
④ 强壮是宋代乡兵的一种，参看《宋史》卷190《兵志四·乡兵一·河北、河东强壮》。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二年正月癸丑。
⑥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75《都总管（副总管附）·历代沿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正月庚戌。《文献通考》卷59《职官十三·都总管（副总管附）》也载有此诏，但其年份作"庆历三年"。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御边》"咸平二年（公元998年）度支判官梁颢上疏"。
②高承：《事物纪原》卷6《总管》，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9《职官十三·都督》，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④房玄龄等：《晋书》卷34《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⑤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中华书局1996年点校本。
①《宋朝名臣奏议》卷130《边防门·辽夏二·上真宗答诏论边事（钱若水）》。
①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纲：《梁谿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金毓黻：《宋辽金史》第1册第1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④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第110页，曁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