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的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关汉卿 浪子精神 元曲 元代社会

关汉卿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其道德的文章的力量在特殊时期有着惊世骇俗的力量。对元代社会的腐败现象，他敢于深刻揭露；对广大下层民众，他寄予莫大的同情；对弱小抗击罪恶，见义勇为的行为他勇于热情颂扬。他的才华正如他的文风“一空依傍，自铸伟词”①。1他的浪子精神与“玩世不恭”，不仅对当时统治者当头棒喝，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惊天霹雳。

关汉卿的浪子风流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作为以往王朝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科举考试曾被长期中断，如关汉卿这样的文人失去了读而优则仕的晋身之阶，他们高超的文学才能不再被用于科场，因而有了前不同于唐宋，后有异于明清文人的不同命运与文学追求。词采风流的文士们纷纷走出书斋，以率真自由的艺术家的心态，专注于杂剧、散曲这些不同于正统诗词的文学创作，而勾栏瓦肆，则成了演绎他们创作成果的最好场所。沉醉于烟花巷、风流场，挥洒真性情，写作好曲词，成了元曲作家的普遍生存状态，而堪称元曲第一人的关汉卿，更自诩为“锦阵花营都帅头”。

关汉卿的放浪佻达，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也是因为愤慨所致。正如【大石调、青杏子】《骋怀》说的，“花月酒嫁楼，可追欢亦可悲秋”2，实际上既有“花中消遣”的疏放，又是“酒内忘忧”的隐痛②。元代的文人“滑稽佻达”，隐含着一路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风流的轻蔑。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痛楚，疏放掩蔽着牢骚，在《汉卿不伏老》里他有两个自况，这也是他浪子风流最为精彩的写照。一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一是“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瓴毛老野鸡，蹅踏得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鑞枪头，不曾落人后”③3。两种比喻表现出作者经历历练、坚忍不拔的性格。在元朝“乱制词曲，恶言犯上”者处以死刑的紧箍咒里，关汉卿执着顽强的从事着戏剧事业，并且运用自己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和实践经验以及生活斗争经验，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与统治者周旋。并且他的浪子风流精神在当时的戏剧圈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忍垢强笑，外圆内方，“心急灵变，世法通疏”4（《录鬼薄》）①，是瓦舍书会哺育出来的伟大戏曲家。

关汉卿走的这条书会才人的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狭窄的生活圈子，面向下层，面向市井，使他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爱憎，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从而用民间的悲苦来观察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他富有同情心，对工匠、婢女、寡妇、落魄书生，特别是才艺超群而备受蹂躏的艺妓寄予深深地同情，他痛恨欺压市井小民的权豪势要和昏暴官吏；他表现市井细民的爱情婚姻理想和生活情趣；他描绘所憧憬的古代英雄和社会图景。无意对于这些方面或多或少的接触，使关汉卿的性格和创作形成了一种“浪子”精神，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便形成自己“浪子风流”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下层民众对于黑暗统治的不满和抗争。

关汉卿的浪子风流精神在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5②（不伏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可以视为元代戏曲家的浪子宣言。暂引下面一段：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套取看似放诞和玩世不恭，其实是他芒光四射的反抗精神，是他自愿为戏曲事业奉献生命的真实写照。整首曲子是一种自述性口吻，虽然不完全是关汉卿自己，但更多的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自我形象分明就是一个浪子，一个玩世不恭的分流才子。霍松林先生谓此曲体现了“知识分子市民化”，他说“这个形象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圆形人物”，即深入发掘人性的深度，展现人物具有的多重性格侧面，它不同于扁平人物，只是一种观念的显现，只是一种浪漫画式的人物”6。猛然觉得他就是一个“风流浪子”，与娼妓为伍，低俗无志的人，但细细观察“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这不是浪子，分明一个文武双全的才子。在这样的社会里，关汉卿最有力的反抗就是以一个浪子的形象来传达自己的不满情怀，看似风流浪子，其实正是他桀骜不驯之气，坚定不移之骨，一往无前之志，超凡脱俗之技艺。

那么为什么关汉卿的浪子风流精神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关汉卿的浪子风流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也许是影响他的整个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他生活在元朝，异族入侵，这对于以往汉人执政朝野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变革，首先从心理上这需要一个接受过程，尤其对于文人来说，想要真正认可落后统治先进这一状况，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这一事件成为现实之时，关汉卿和广大下层民众面临的不是安定的统治，而是更加黑暗的暴政。元朝统治者大兴土木，剥削人民，实行不平等的阶级分化，特别对于一些有志于国家，理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希望。科举制废除，士子地位下降使得元代的整个文化圈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关汉卿所面临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他们只能走一种书会才人的道路，只有与时代风浪想搏击，与下层民众共爱憎，才是他的本色和他所中意的生活。

关汉卿的性格特点是他浪子精神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从关汉卿的创作来看，关汉卿的性格极其外向。他直率狂放，爱憎分明，情感表露直接。他是一个情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时而如大江汹涌，一泻千里，时而又如小河流水，潺潺缓缓。他在《单刀会》里面这样描述关羽，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心情与江水同潮，气势与江水同涌。这种男儿豪情正是浪子风流谁敌手的最好体现。他活得潇洒，他抛开一切的束缚，敢爱敢恨，用自己最大的真诚去赞美一个人，同时他也爱憎分明，对欺压民众的官员和黑暗的统治给予坚决地批判和讽刺。他的性格是他不能够与这个社会的黑暗同流合污，他的性格也是他主张正义，一身英雄气概的最大体现。与同时代的剧作家相比，关汉卿更多的是豁达和开朗。马致远和白朴身上所体现的更多是文人的凄怨，他们的作品也多是含蓄的表达。近代学者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7中说：“大抵院剧之盛，首推大都，自实甫继董解元之后，创为研炼艳冶之词，而关汉卿以其雄肆易其旗帜，所做《救风尘》、《鱼精台》、《谢天香》诸剧类皆雄奇无搔头弄姿之态。①”

尽管关汉卿是在特殊时代里形成了特殊的性格，但它的浪子风流精神的形成还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身世和他的交际圈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他的这种精神的形成。关于关汉卿的身世是由很多争议的。最为基本的说法是“关汉卿，名不详，号己斋（一作一斋），大都人。他大约生于元太宗（窝阔台）在位的时代（1229——1241）。”《录鬼薄》说他曾任太医院尹。元末熊自德编纂的《析津志》，载有他的小传，其中介绍他的为人：“生而倜傥，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①i”从关汉卿残缺不全的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关汉卿并没有走上仕途，他生活在底层民众之中。这就给他的这种浪子精神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关汉卿善于交际，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有着广泛的友谊，和当时著名的女演珠帘秀有着密切的来往。显然他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这就在他的创作中很多涉及到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也使他的浪子风流精神形成了一种多元性和复杂性。关汉卿奔走于下层民众之间，他的艺术创作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舞台的验证，这样的生活也激励了关汉卿的创作热情，在不断创作与对民众的认可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社会的黑暗，然而自己却无法扭转时局，只有这种浪子精神才能让自己潇洒的站在当时社会的另一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作深刻的批判，也只有这种浪子精神才是对自己不满情绪的最好释放，对异族统治者的最大不满。

关汉卿不仅是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同时他的创作也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浪子精神，他的放浪佻达与滑稽多智的人格也影响了同时代以及后代的人们。他不仅是我国古代戏剧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代戏剧的伟大开拓者。他的浪子精神正是他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是他追求理想，表现理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他对压迫者的揭露和鞭策，对人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刻同情；是他在艺术上的勇于开拓和在创作中对艺术完美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古代进步戏剧的优良传统。这些所谓的浪子精神也使得关汉卿能够彪炳百代，被世人所敬仰。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中国文史出版社；

[2]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关汉卿的代表作范文第2篇

1958年，中国掀起了“”运动，文艺家纷纷响应号召制订“跃进规划”，表决心比干劲下乡下厂到工农兵中去：到农村去的有周立波、赵树理、肖殷、康濯、李准等100多人，到工厂的有阮章竞、赵寻、师田手等几十人，还有到矿山、工地、部队、铁路、公安部门、少数民族地区的……田汉，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官员、戏剧创作的头牌作家，却特别幸运地在京郊创作出了他解放后最辉煌的剧作。

1958年3月15日，田汉带上两大箱参考书，兴冲冲地住进了北京西山处长安寺的文联招待所，埋下头来闭门创作。作为文联的最高领导之一，他不能不带头“放卫星”，宣称要一年创作10个剧本。虽然话过了头，不过能够投身创作，田汉还是感到幸福的，何况他已经有了一部“大戏”成竹在胸――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中国的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6月举行关汉卿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田汉承担了为关汉卿写戏的任务。他深感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戏剧界的光荣，一股创作冲动已在心头集结。

在长安寺，田汉好像进了世外桃源，与外面的“”完全隔绝，文思泉涌。4月6日，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覃、舒绣文、夏淳等来到长安寺第一次聆听田汉朗读《关汉卿》剧本，当场就被震住了！《剧本》杂志1958年5月号正式发表了话剧《关汉卿》。如此神速地创作出优秀的剧本，令许多人大吃一惊。戏剧界轰动了，郭沫若发出了“田老不老”的赞叹。《关汉卿》很快便交由北京人艺排演。

6月28日，话剧《关汉卿》在首都剧场首演，好评如潮，取得巨大成功。全国形成了一段时间的《关汉卿》与“窦娥冤”热，甚至波及东邻日本。

有人说田汉只用一个月就写出了《关汉卿》初稿，有人说他只用10天就一气呵成了八场戏，总之，《关汉卿》的出世快得超乎人们的想象。1957年还在受批判的田汉，其创作激情和深刻积累从何而来呢？对此，笔者发现的几页故纸记录了《关汉卿》热潮两个月后，田汉确实遭“内部批评”的情况。批评者重提旧事，矛头指向田汉写于1956年的两篇“毒草”文章。或许对田汉来说，几年来类似的批评效果适得其反，化作了撰写《关汉卿》时“为民请命”的反作用力。

【两株“为民请命”的“毒草”】

这几页故纸是1958年“话运办公室”的记录本上的，它记载了1958年8月27日对田汉的批评会议上的一些发言，如“对田老的几篇文章‘为青春请命’、‘关心艺人生活’等，我认为写文章的立场不对头…… ”，“田老在革命中作了很多工作，但是……对过社会主义关对整风的认识不足。第一次检查谈历史多，第二次问题都提到了，但很好的认真的准备不够……田老是艺术局长，剧协主席。而‘为青春请命’究竟是向谁请命。田老又是人民代表，田老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方法对待演（笔者注：此处可能丢一字），客观上起了对党对人民对立的作用”，“‘为青春请命’、‘关心艺人生活’两篇文章是毒草，毒草是言论”…… 由上可见，当年对于田汉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两篇毒草”。

“两篇毒草”其实发端于两年以前。田汉外号“田老大”，与旧社会的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过往较多，解放后担任戏改局局长又与旧戏旧艺人打交道，熟悉、同情、尊重他们，难免充当旧艺人的“代言人”。1956年，作为人大代表的田汉到武汉、杭州、长沙、郑州、桂林、西安、合肥等地考察，走访老艺人和中青年演员，曾在天心阁召开“听雨会”，听取艺人们的意见；在长沙看望湘剧团时，目睹艺人生活困难缺少住房，甚至吃不饱饭，剧场差，行头破旧；在桂林看到著名青年桂剧演员坐在床沿上吃午饭，只有一碗辣椒粉拌苦马菜当菜；看到一些艺人老戏不能演，新戏又没份，上海一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在读书、看报、开不完的会中苦闷地消磨着宝贵的青春……

眼前的这些令田汉心绪难平。他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所见所闻，另一方面公开发表了后来“招惹是非”的两篇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总理批专款500万元给生活有困难的艺人，同时文化部也指示放宽对剧目演出的限制。但田汉没有想到，他的“为民请命”后来却“引火烧身”。

【田汉为“同情”付出代价】

批判田汉，还牵扯几个，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豫剧老艺人陈素真。陈素真1918年出生，10岁登台，17岁被誉为“豫剧皇后”，22岁被封为“梆子大王”，是豫剧五大名旦之一，有“河南梅兰芳”的美称，1957年被打成。田汉得知后，毅然要打电报为陈素真辩护，“幸而”被人劝阻。陈素真跑到北京上诉求助，得到田汉夫妇热情接待。田汉还鼓励陈素真不要因此丢了功夫，要坚持练功。

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与娃娃剧团》一书记载：1959年8月，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在北戴河观看“娃娃剧团”演出后接见小演员，得知他们是陈素真的学生后高兴地说：“陈素真是我的老朋友……l957年，我在《中国戏剧》等报刊撰文赞扬你们的老师陈素真是深受人民喜爱的好演员。因此，我在那一年也受到了批判。有些人揭发说：大只要到北京来，都要到田汉家里大放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只要来北京，大陈素真都是住在田汉家里。”书中还刊出了田汉为陈素真的亲笔题诗：“几度弓腰明月下，何妨碎步铁窗前”、“人民要汝添光热，珍重珠喉惜盛年”。

按照当年的逻辑，同情甚至包庇当然是立场问题，田汉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批判便在所难免了。

【被批与被捧的“为民请命”】

过去的“批判”，少不了要从思想深处挖根源。自己挖，旁人也要帮着挖，那几页故纸上记载：“田老的个人主义已过分。个人高于党组织之外或之上。有点把自己作为戏剧界的领袖自居。像‘请命’、‘给钱’、‘请客’，不请客，文化部不请，只有田老请客。思想的深处是扩大个人作用”，“生活上我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作风，需要注意，如一个月开支上千元的生活费”。

面对从1957年延续到1958年的批判，田汉的态度怎样呢？据《田汉传》等书记述，一个田汉其实是分裂成了两人：内里一个真田汉，外面一个假田汉。假的坐在台上领导运动，真的隐在台下同情；一方面在台上批人，一方面在台下挨批；假的身不由己，真的不敢公开，比如一方面在台上主持批判吴祖光，另一方面又热情接待来京求诉的陈素真――他的心灵在痛苦中挣扎。

幸而田汉得到了周扬的关注和的保护，逃过了之劫，恰在这时创作《关汉卿》的机会来了。田汉用曲笔让古人说话，《关汉卿》的戏剧核心被构思成“窦娥冤”，贯穿的主线是“为民请命”：“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可以把《关汉卿》作为田汉一生的写照。

于是，历史就出现了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田汉为自己的“为民请命”不断地接受批判，一方面却激情万丈地歌颂“为民请命”；一方面组织上与群众都在批判田汉“为民请命”，一方面从上到下高度评价《关汉卿》的“为民请命”――田汉被“捧”的同时也在被“杀”。

关汉卿的代表作范文第3篇

无论是拔高其意义，还是贬斥其作用，我认为都有一点对文本过分解读的嫌疑。《窦娥冤》作为关汉卿的代表作，其反映的元代社会内容的确是多方面的：高利贷盘剥、士人应举艰难、泼皮无赖强行扰民、官府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也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统治黑暗和制度缺陷。关汉卿流连市井，目睹了社会底层女性命运的悲惨无奈，又见证了她们的机智美丽，因此我认为关汉卿写女性，更多是从女性本能的角度，抒写女性的美丽与智慧、无奈与悲惨。

张德鸿在《谈谈对的评价问题》中指出“呼天抢地，本不足为奇”，他引用了司马迁《屈原列传》中“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以及《诗经》中多处“骂天”的例子来证明窦娥的指天骂地乃源于人性中的一种本能，并非对“现实的强烈抗议”。窦娥是一位具有“三从四德”传统思想的女性，她孝顺婆婆、勤劳持家，痛恨泼皮无赖、坚决维护，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家庭环境没有培植出她“反抗”性格的基因，她只是牢牢地遵守和维护着封建传统道德，当危难到来时，人性中本能的指天骂地就表现出来了。毋宁说这种“骂天”是窦娥觉醒反抗精神的表现，不如说是关汉卿自身对黑暗制度的不满，对纷乱社会的痛恨。

关汉卿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窦娥的“三桩誓愿”逐一实现，这是对窦娥冤情的昭示，也是对昏暗官吏的惩戒，然而矛盾就出在这里，窦娥临刑前指斥天地，可谓对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然而“三桩誓愿”的实现须得全靠天地。这是不是关汉卿所要传达出的一种人生困境呢？既要否定世界但又要依赖于这个世界，人永远无法超越自身生存的空间，而这正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普遍矛盾和困惑。

关汉卿的代表作范文第4篇

与许多“50后”的企业家一样，上海东鑫电力的创始人李汉卿也曾站在基层的跳板上，一跃而起。或许正因饱受风霜，所以无论身处何时，身在何地，李汉卿总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从不服输，是个有品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

知青返沪，意外“触电”

那个特殊的年代，塑造了许多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迹。对于常人而言，斯文或许早已扫地，但对李汉卿而言，知青生活却给予了他无尽的空间，充实着那颗年轻的心。

初到云南，这个17岁的小伙就因干活一丝不苟，受到了上海慰问团的表扬;而后认真学农，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他的小日子过得也是有声有色;更为难得的是，他用务农之余的时间，学习、实践了丰富的电工知识，不但赢得了老乡们的赞许，也找到了回家后的出路。

风云际会的1979年，李汉卿离开了生活了十年的南疆，返沪后进入杨浦水电队当学徒，那年已经27岁。3年满师，则过了而立之年。随后，又四处拜师，学会了预算、设计、制图……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一次线路设计的意外收入，使李汉卿看到了“搞活经济”的前景。

1988年，李汉卿凭手艺已在社会上小有名气，找他做“私活”的人越来越多，但由于工程队连年亏损，眼见兄弟们的奖金就要泡汤了，在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李汉卿毫不犹豫为兄弟扛下担子。

工程队包下来后，二十几名兄弟的奖金就要着落在李汉卿的身上了。那段日子，李汉卿没日没夜地骑着自行车在外揽活，终于接到了上海铁丝厂的排线工程，帮助工程队发了笔11万元的“横财”。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里，工程队的兄弟们每月可以拿到几百元的奖金，简直是幸福的“奇迹”。而到短短2年后，工程队的创收指标就达到了200万元。

然而，名高引谤，树大招风。有人提出，李汉卿的收入太超前了，变成了现代“黄世仁”;也有人提出，活又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凭什么他可以拿天文数字的奖励。在意识形态的是非争议面前，李汉卿选择了“出走”，年轻气盛的他想到，既然承包发生了观念的分裂，如果再包下去，势必还会出现更多的“意外”，与其这样，何不自己干！

制度保障，防微杜渐

开始“自立门户”的李汉卿，承包了二军大的一个电力安装工程队。不到两年李汉卿就购买了二手工程车，有了自己的办公房子。1996年的一天，正当他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名员工在登高作业时不慎掉了下来，断了一条腿。

李汉卿赶紧把这名员工送到医院治疗，并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慰问和关怀，哪知员工的家属一纸诉状，把李汉卿告到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平生第一次，李汉卿当了“被告”，心里虽不舒服，但经过仲裁调解和劝说，他还是爽气地赔了钱。

仲裁调解结束后，李汉卿一直在想，随着企业的发展，势必要使用更多的人，如果没有制度，万一再发生这样的事，如何向员工的家属交代，如何向社会交代？

“因为电力安装绝无小事！”时至今日，李汉卿仍瞪圆了眼睛，强调道。

随后的三个月，李汉卿收集了各个企业安全规章制度，互相比较对照，制订了最初的企业安全规章制度。他还请来了专职安全员，设计了一套巡查反馈制度，要求安全员每日巡视工地，对工程安全做出评估，验收安全质量，并由工程施工方签收。

正是这些铁一般的制度，才有了东鑫辉煌的记录。李汉卿说，来“东鑫”参观的人都有一个感觉，“东鑫”的安全无事故日早于“东鑫”的诞生日，出典就在于此。

1998年，李汉卿独资成立了上海东鑫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公司挂牌那天，李汉卿在企业的墙面上挂出了安全教育图片和规章制度，在企业的地面上刷上了安全宣传警示，市里领导来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并把“东鑫”作为企业安全教育基地。

从此，李汉卿头脑里始终绷紧了安全生产这根弦。新员工入职，必须参加安全培训，只有考试过关，才能上岗;每年，企业都要举行高危、触电、坠落等安全生产知识大赛，请评委打分，对成绩出色者予以奖励;每年，“东鑫”都要举行安全生产月，请老师上课，进行全员安全培训。

1999年、2000年，“东鑫”连续两届荣获上海市安全生产优秀企业，在全国安康杯比赛中，夺得四连冠。随后，“东鑫”又通过了质量贯标工作，成为上海电力安装民营企业第一家。而“东鑫”的安全标准，也逐渐成为上海电力聘用电力安装民营企业的“门槛”。2005年，李汉卿再接再厉，推出了安全生产深度管理工作法，成立了企业管理部，由一位副总专职管理安全生产和科学运作。

自此，东鑫通过绝对安全的生产理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打破的记录，也使自身逐渐把握了一飞冲天的发展机遇。

特色党建，回报社会

虽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是在坚持依靠员工克服困难的经营理念下，上海东鑫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现如今，在李汉卿的领导下，东鑫产值早已破亿，拥有职工260余人，其中高、中级工程师18人，并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和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标准的提高，“东鑫”的不少标准，成为本市民营电力工程企业的“门槛”。

回顾东鑫的发展历程，李汉卿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不渝的抓好党建工作，并通过党组织为员工所做的一件又一件实事，使员工思想得到高度的统一。这样，不仅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为员工真真切切地拥有了归属感。

党支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企业员工的凝聚力，通过厂务公开，让全体员工知道了企业的发展目标;通过职代会制度和集体合同的签订，让全体员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同步;通过《东鑫》月刊，让全体员工建言献策，直抒心声。

自从党支部成立以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主题。某一年的七月，上海发生雷暴雨，突发性用电故障猛增，党支部配合企业紧急动员，党员全部投入到抗灾救险第一线，在数小时的暴雨中，党员抢修了二十多家用户的电力设备，被居民称之为“东鑫的钢铁战士”。

而在这份荣誉下，东鑫的员工间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李老板做人有魄力，人格有魅力，我们岂能不发挥全部的潜力。”

对党支部的投入，如果说显现了李汉卿魄力，那么对社会不遗余力的回报，则彰显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本着取之于斯，报之于斯的共建共享理念，东鑫也努力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承担了一份自己的责任。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东鑫以公司捐赠和员工募捐的名义，先后向社会公益团体捐款100余万元。去年4月20日，获悉四川省雅安发生7.0级地震后，在通过光彩事业捐款10万元的基础上，东鑫党政工团发起了“大爱无疆，传递正能量”献爱心捐赠活动，用善举传递正能量。

关汉卿的代表作范文第5篇

《窦娥冤》涉及元代婚姻制度中两种婚姻形态，即接脚婚和收继婚。所谓接脚婚，是指寡妇招赘后夫，后夫入赘进门，在家中不居主导地位。所谓收继婚，是指寡居的妇女可由其亡夫的亲属收娶为妻。蔡婆与张父的结合，就是接脚婚的典型形态，张父在宾白中也明确说出“老汉自从来到蔡婆婆家做接脚”的事实。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引第一折窦娥唱词“俺公公撞府>中州，挣挫得铜斗儿家缘百事有。兀的是俺公公置就，教张儿情受。这的是前人田土后人受”等语，指出蔡婆与张父的结合，使张驴儿可以继承蔡家财产，是引发窦娥反对蔡婆再嫁的经济因素。但其实窦娥反对蔡婆再嫁，还有更迫切的原因：蔡婆与张父结合后，张驴儿和蔡婆之间就是母子关系，张驴儿与窦娥之夫就成了兄弟关系，根据元代婚姻制度中的收继婚制，兄弟有收继兄长之妻的权利，儿子有收继父亲之次妻的权利，这样张驴儿对窦娥的逼婚就有了法律依据。一般的研究者大多把张驴儿的逼婚视为其泼皮无赖行径的表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强硬其实是以制度为支撑的。也就是说，蔡婆的再嫁，其实不是她一个人的事，而是对窦娥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她面临着被张驴儿合法占有的危险。关汉卿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明白揭示人物的艰难处境，因为这在元代社会是一种常识。

到明代，儒家规范回归后，元杂剧的刊刻改写者如臧懋循等，对这种婚姻形态可能已经相当隔膜，他们修改原本情节，往往从我们更为熟悉的、常态的、封建社会的情理出发。臧本中张父被毒死时，与蔡婆的关系仍处于许而未行的胶着状态，这样模糊蔡婆与张父再婚事实的处置，恰恰改写了关汉卿关键的关目设置。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窦娥冤》是以1976年版《关汉卿戏曲集》为底本节选的，而《关汉卿戏曲集》1958年版与1976年版在《窦娥冤》版本选择上是不同的，前者以《古名家杂剧》为底本，后者则以臧懋循《元剧选》为底本，两者除了部分唱词上的雅俗区别外，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对蔡婆是否已经再嫁的处理，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加以说明，本文不再赘述。臧本的上述改动，虽然从情理上淡化了蔡婆的不良，强化了窦娥守贞避嫌的意识，却弱化了窦娥处境的险恶。当下不少研究者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往往以语文教材所呈现的文本状态(也即臧本)为依据，认为是窦娥的道德“洁癖”引发了其命运悲剧，而无法理解或并不赞同关汉卿在文本中对蔡婆毫不掩饰的反感和谴责，这个懦弱、可怜的老妇人在窦娥悲剧命运中的负面作用，一直被忽略了。

认识到上面这一点后，我们就可对张驴儿想要毒杀蔡婆的阴谋进行合理解释了。一个与蔡婆有婚姻关系的张父，已经具备左右了窦娥人生命运的部分权力。制度的庇佑使窦娥不能强硬地将张家父子驱逐出门，只不过由于蔡婆坐产招夫，接脚婚的方式使张父在蔡家处于弱势，真正能支配蔡家财产和窦娥命运的仍然是蔡婆。张驴儿之所以起歹心要毒死蔡婆，正是因为一旦除去她，张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家庭的主宰，窦娥的命运也就完全掌握在张氏父子手中。

由此，《窦娥冤》的主题可以得到重新阐释：窦娥之怨，怨在社会伦理纲常的荒废。所以《窦娥冤》的主题应是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伦理失常的批判，正言之，即希望通过树立和高扬传统伦理纲常的旗帜，实现社会道德标准的重建和道德风尚的提升。翻开元代风俗史、文化史的各种研究著作，收继婚、租赁婚等社会习俗对传统伦常的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成员之间恩浅义薄、轻视婚姻关系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道德的失范引发了关汉卿对传统纲常理想化的怀想，他希望人们在充分认识和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借助道德的严谨，消极保证人生的平静。得出这一结论，是有非常明确的文本依据的。首先，《窦娥冤》的题目正名是：“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汤风冒雪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是剧本的全名，“寞娥冤”是简称。“题目正名”中即突出了“后嫁婆婆忒心偏”，将悲剧的形成归因于蔡婆对伦常的背叛。其次，剧本以窦娥对自身悲剧命运的反思和“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的自誓开始，以窦娥冤魂要求父亲窦天章为蔡婆养老送终和窦天章实践诺言结束，体现了对孝养的坚持。再次，剧本共四折，其中前两折主要集中在对蔡婆再嫁的劝阻和讥嘲上，表达对违背纲常行为的不满，第三折前半场通过窦娥遭遇荼毒，加强了其唱词中“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的谴责意味，是对第二折的自然承接，后半场写窦娥为维护婆婆而自愿招承毒死公公，为避免蔡婆伤心而要求从后街赴刑场，是上接第一折开场孝敬婆婆、为丈夫守孝的誓言，正面表现寞娥对“纲常”的践行，第四折窦娥对张驴儿的控诉也紧扣其“乱人伦”的罪恶。全剧四折指向鲜明，环环相扣，结构严谨。

当前也有研究者从“纲常”角度解读《窦娥冤》，但大多从封建纲常的消极面出发，先入为主地将《窦娥冤》对“纲常”的维护，视为关汉卿思想局限性的表现，而忽视了其中包含的朴素的人文关怀意识。他对弱女子不能自主命运的深切同情，也许才是这部作品产生的真正原因。收继婚的习俗，使妇女对寡居再嫁不再感到羞耻，这固然是对传统贞节观的淡化，但是与强制守贞一样，都是反人性的――让死去丈夫的女子的人生和情感，面临着被野蛮剥夺的可怕处境。相对于守贞所能得到的荣耀和有限的安宁而言，收继习俗使女子连消极的自保都不能，这应该是剧本开头，关汉卿让窦娥用宣誓的方式和姿态表示“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句唱词看成窦娥保守的贞孝观念的自白，它既是对窦娥即将到来的“言词无法应口”的不幸命运的暗示，也是作者用反讽式谶言伏笔，凸显人物命运荒诞性的美学手段。从元代风俗史可以看出，妇女能够摆脱被家族中其他男性收继的命运，唯一的武器就是贞节自守，虽然在很多时候，面对男性在意识形态和生理上的强大优势，这种方式也未必能真正保住自己。

关汉卿并非一个反人性的单纯宣扬守贞的男权主义者，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得到证明。他笔下的蔡

婆，年纪高大、“六旬左右”，有经济能力、“四时羹粥”不缺，又有年才二十的窦娥侍奉。在生活的日常需要富足的情况下，希望她为死去的丈夫和儿子守护住一点恩义，以道德上的保守谨慎，换取婆媳二人虽然凄凉寂寞但安宁自足的后半生，这个要求并不苛刻。在元代社会，虽然接脚婚和赘婚的婚姻形态中男性的家庭地位很低，但很多家庭却由于^赘婿或接脚夫性情的强悍和男性生理上的天然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秩序而造成各种人伦悲剧。蔡婆的再嫁，即使不关涉到窦娥的命运，其实也给她自己的人生埋下了隐患。张氏父子进入蔡家之后，蔡家就没有了安宁之日，不仅造成了窦娥处境的急剧恶化，而且给蔡婆本人招来了杀身之祸，并最终导致窦娥从拒婚者变成毒杀公公的不孝者，进入十恶不赦之列，以致窦天章奉旨巡查时，这样的案件看也不看，直接就放过去了。这正是关汉卿这一剧本立足世情的告诫意义所在。我们从关汉卿的其他戏曲中，是看不到他有纯粹的苛刻的贞节观的。年轻女子的夫死再嫁是很自然的，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即使被迫与所爱的人分开，女子也不存在以死守节的观念，如《谢天香》中的谢天香。所以说，“纲常”二字虽然是《窦娥冤》这出戏的关注点，也是关汉卿极力维护的核心价值，但却是建立在温暖的、务实的、人性化的前提之上的。而即使这样，关汉卿也并没有把蔡婆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她对做童养媳的窦娥有疼爱，面对窦娥反对再嫁，她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而不是以家长的权威逼迫其顺从。她只是因为性格上的软弱和道德上的不完善、不谨慎，最终酿成了家庭伦常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