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辞妾范文第1篇

汉乐府诗为南朝人所热衷的题目有《陌上桑》、《江南》、《艳歌行》、《长安有狭斜行》等，以《陌上桑》为例，汉乐府写民间女子罗敷智斗太守，不为其权势所屈。诗中夸张地写了罗敷的美貌和装饰，这一点很为南朝诗人所喜爱，

但他们写作的重点是美貌女子，而不是汉乐府 中的罗敷。如《乐府诗集》所载王台卿的诗:“令月开合景，处处动春心。挂筐须叶满，息倦重枝阴。”这里的主人公分明是一个陷入相思中的女子，诗人重在写她的春心，与古辞中的罗敷完全不相干。又如刘邈的《采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逐伴西城路，相携南陌头。叶尽时移树，枝高乍易钩。丝绳提且脱，金笼写仍收。蚕饥日欲暮，谁为使君留?”这里的女子已变为出入青楼的歌女。汉乐府的《陌上桑》，在南朝人诗中，仅保存采桑一事了。因为采桑与女子相关，且采桑在春天，本身就会撩扰人的情思，所以为南朝人喜爱。与《陌上桑》相同，汉乐府中的《江南》也为南朝人所喜爱。《江南》写到莲叶，《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引《乐府解题》说:“《江南》古辞，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芳辰丽景，易发生艳情，所以为南朝诗人喜爱。江南水乡，多清塘莲叶，再加上少女采莲，艳景艳情，这也是南朝人喜爱的原因。梁人刘缓《江南可采莲》说:“江南少许地，年年情不穷。”诗人看出了江南水乡景色与艳情间的关系。梁天监十一年冬，梁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上云乐》十四曲，其中《江南弄》有七曲:《江南弄》、《龙笛曲》、《采莲曲》、《凤笛曲》、《采菱曲》、《游女曲》、《朝云曲》，一时和者盈朝。采莲之入诗，并不始于梁朝，晋人傅玄《莲歌》就是模拟汉乐府《江南》古辞而写。其辞曰:“渡江南，采莲花，芙蓉增敷，晔若星罗，绿叶映长波。回风容与动纤柯。”活泼跳荡，情色婉丽，与古辞完全不同，而与后来南朝时作品相近。傅玄的写作中心还在景色上，南朝诸人则重在采莲女上了。即如宋时的鲍照，其《采菱歌》七首，写采菱女子的相思，显然受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如第三首:“暌阔逢暄新，凄怨值妍华。秋心殊不那，春思乱如麻。”写女子春思如麻，还是在情思上下功夫。梁武帝诸人诗，则重在女子的容貌上，突出写艳情。如梁武帝的《采菱曲》:“江南稚女珠腕绳，金翠摇首红颜兴，桂棹容与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罗袖，望所思。”虽然结句写到了心未怡，但重心还在前面对女子容貌的描写上。至如萧绎的《采莲曲》:“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色彩鲜丽，情思摇荡，美则美矣，当然不是民间的采莲女了。

古辞中的采莲女没有出现，但在“鱼戏”的一段描写中，可清楚地感觉到采莲女子的活泼与清纯可爱。但我们在南朝诗人笔下，看到采莲女已成为他们眼中艳丽的女子。《江南》辞的改造，和《陌上桑》一样，都是借古乐府辞，按照南朝时的审美风尚和他们熟悉的生活，对人物加以改造。这是因为南朝人并不重汉乐府所述的故事，又不像晋人注重道义的阐发，只重人物的容貌和旖旎的江南风光，赋予女子艳情的特征。如萧子范《罗敷行》:“城南日半上，微步弄妖姿。含情动燕俗，顾景笑齐眉。”这里的罗敷与倡女已没有什么两样了。清人评萧纲，说他的诗往往无首尾，其实不独萧纲这样，齐梁艳体诗人都是这样。盖艳体诗人注重的是情、色，不重脉络，故不辨首尾。如萧纲《鸡鸣高树巅》:“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桃花全覆井，金门半隐堂。时欣一来下，复比双鸳鸯。鸡鸣天尚早，东乌定未光。” （左克明《古乐府》） 此诗拟汉乐府《鸡鸣》，但将人物写为倡女，重点突出其与夫婿的双鸳鸯幸福生活。写至“鸡鸣天尚早，东乌定未光”而止，是典型的没有结尾的作品。但诗人不重结尾，或为度曲而写，故未免随意。

南朝诗人不仅改造了汉乐府的人物，而且常常把不同歌辞中的人物混在一诗中，罗敷不仅用在《陌上桑》、《采桑》诗中，其他乐府题目也可以使用。如横吹曲辞《洛阳道》，萧绎就写“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而在有关咏罗敷的歌辞中，也往往将罗敷与别的人物相混。

如王筠《陌上桑》:“人传陌上桑，未晓已含光。 重重相荫映，软软自芬芳。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春蚕朝已伏，安得久彷徨。”秋胡是《秋胡行》里的人物，王筠亦可采用于《陌上桑》。这些事例说明，齐梁时诗人，借用乐府题目写辞，并不看重乐府本事，这可能与他们的歌辞并不入乐，或者即使入乐，齐梁的乐府制度亦不同于汉魏乐府有关。

不仅汉乐府不同歌辞中的人物互相变换，从上引萧纲的诗中可以看出，他还把南朝乐府民歌中的人物写入汉乐府题目中。《鸡鸣高树巅》，是汉乐府古辞，但萧纲以吴歌中的江南女子“碧玉”写进歌辞，人物身份亦定为“名倡”。据《乐府诗集》解题引《乐苑》说:“碧玉歌，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王运熙先生认为此“宋”字当为“晋”字之误，指的是晋汝南王司马羲。又，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说此歌是晋孙绰所作。不管作者是谁，这本是南朝乐府歌曲，碧玉也是汝南王之妾，但萧纲却改为倡女，并写进改造了的汉乐府题中。随着乐府歌曲的传唱，碧玉已经成为美女的通称，正如秦时的罗敷一样。事实上，碧玉并不美，据王运熙先生引《太平广记》说“碧玉色甚不美”，但在后人的诗中，则已成为美女的代名词。比如上引萧绎《采莲曲》，形容碧玉“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诗人旨在歌吟美色与美景，已不管原来的本事了。

徐陵有一首《骢马驱》，载《乐府诗集》卷二十四，颇可说明问题。歌辞是:“白马号龙驹，雕鞍名镂衢。诸兄二千石，小妇字罗敷。倚端轻扫史，召募击休屠。塞外多风雪，城中绝诏书。空忆长楸下，连蹀复连。”此辞《乐府诗集》系于“横吹曲”，古题是《紫骝马》。《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紫骝马》，古辞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又梁曲曰:‘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娘锦 衤两 裆，恒长不忘心。’盖从军久戍，怀归而作也。”此曲与属于相和歌的《陌上桑》和《长安有狭斜行》不同，但徐陵辞中既用了《长安有狭斜行》中的“长兄二千石”和“小妇无所为”，又用了《陌上桑》中的“罗敷”。罗敷在这里，已变成家中的小妇身份了。在徐陵此诗中，“小妇”还是良家女子，而在大多数诗中，“小妇”已变成了倡女，这是齐梁诗人对汉乐府古辞最为醒目的改造。这就是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被改造为《三妇艳》的例证。

《三妇艳》是产生于南朝时期新的乐府题目，其本源是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按，汉乐府中写到三妇的歌辞有《长安有狭斜行》和《相逢行》，《乐府诗集》卷三十四《相逢行》解题说:“一曰《相逢狭路间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说明二曲相同。二曲皆有古辞，辞句大致相同，但后曲较前曲简略一些。据《乐府诗集》载，《相逢行》为晋乐所奏，《长安有狭斜行》不言晋乐演奏。《乐府诗集》卷三十三《清调曲》解题引《古今乐录》说王僧虔《技录》记《清调》有六曲，其四为《相逢狭路间行》，又引《荀氏录》说荀勖所记九曲，传者五曲，晋宋齐所歌，四曲至陈时不传，其中即有《相逢狭路间行》。又《宋书·乐志》亦不载，可见《相逢行》在晋时还入乐，至宋齐以后就不入乐了。至于《长安有狭斜行》，晋时已不入乐。二曲虽不入乐，但历代文人都有模拟的歌辞。据《乐府诗集》，《三妇艳》是继承《长安有狭斜行》古辞的。首制其辞的，是宋南平王刘铄。刘诗写道:“大妇裁雾縠，中妇牒冰练。小妇端清景，含歌登玉殿。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这里虽然截取《长安有狭斜行》后面的部分，辞意上仍然与原辞一致。为什么叫“三妇艳”呢?按，“艳”本是音乐术语，《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解题引《古今乐录》说:“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艳本指趋曲之前曲，如古辞《白鹄》，自“飞来双白鹄”至“泪下不自知”，共有四解，自“念与君难别”以下为趋曲，前则为艳曲。但《长安有狭斜行》中的“大妇”以下，很明显不是艳曲，所以很难说《三妇艳》的“艳”是指《长安有狭斜行》的艳曲。《乐府诗集》卷三十三《相和歌辞》解题引《古今乐录》的解释，说到这个问题。但《古今乐录》的这段话很难读，日本学者增田清秀《乐府之历史的研究》这样标点:“张永录

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疑脱又 字）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妇织绮罗。不在歌数。唯平调有之。即清调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篇。后章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也。张录云。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余。王录所无也。亦谓之《三妇艳》诗。” （参见日本创文社昭和五十年〔1975〕三月版，第96页） 我以为增田清秀的断句较为合理。据张永说法，《三妇艳》本是清调《相逢狭路间行》后章，但用作平调歌曲的送歌，因为送曲，所以不计算为歌曲的数量。其音乐的功能只是“命笛理弦之余”。张永是齐人，著录的宋元嘉年间的音乐情况，则见宋时乐府已经把《长安有狭斜行》或《相逢狭路间行》之末章，单独分析出来，作为平调曲命笛理弦之用。张永说这个《三妇艳》是从《相逢行》中来，但《乐府诗集》却将文人拟诗列在《长安有狭斜行》之后，可能张永是对的，因为《相逢行》在晋时还入乐，《长安有狭斜行》似乎不闻在晋时入乐。

为什么单单是《相逢行》的末章“三妇”词被拿来作为理弦之用呢?而恰恰又为文人所看中，而成为流行于南朝的艳情题目，这还是值得继续研究的。据《乐府诗集》，《三妇艳》最初始于刘宋时的南平王刘铄，这与张永对元嘉音乐的著录是相符的。不过，将《三妇艳》单独编为乐章，是乐工的行为，刘铄则利用其题目写诗。自刘铄之后，《三妇艳》迅速成为齐梁文人喜爱的题目，但古辞的意旨和人物的身份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汉代家人的生活，完全被齐梁文人改造为倡女艳情。我们看刘铄的诗，基本合于古辞，诗中三妇是家中的媳妇，丈人即公公，人物身份也都符合古辞。然而在古辞中，诗自丈人的三个儿子写起，然后叙述到三个媳妇在家中的活动，最后写丈人很满意地与家人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这样由子写到妇，最后写到丈人，才不觉突兀。而在刘铄的《三妇艳》中，由于只取后几句，前文写儿子的部分删去，只写丈人与子妇的活动，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其后齐王融所作，与古辞后几句基本相同，人物身份也没有改变。至于沈约、昭明太子，我们发现，人物身份突然改变了。沈约和萧统都将“丈人”改成了“良人”，良人在这里很明显指的是妇人的丈夫，那么三妇也就变成良人的妻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当然是与南朝艳情诗风的流行有关。此外，如前所述，乐工仅取三妇之辞，其与丈人的关系在读者看来，就变得微妙而暧昧了。沈约、萧统索性将“丈人”改为“良人”，就去掉了这种暧昧的意味。

王安石辞妾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符；生卒年；身世；交友

王符，字节信，号潜夫，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作《潜夫论》见解精辟、涉猎广泛，是我国政治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后汉书·王符传》全文若除去节引《潜夫论》五篇外，仅248字，不仅于王符之生平事迹语焉不详，符之生卒年月，亦付阙如。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后汉书·王符传》的相关材料作一些间接推测，以至于后世学者对此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搞不清王符的大致生卒年就无法推论王符所处的时代，很难对其思想进行深入探究。

一、关于王符生卒年的考证

（一）王符生年考

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王符约生于和、安之际而卒于桓、灵之际[1]；刘文英在其《王符评传》中提到王符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而卒于桓帝、灵帝之际（公元167年左右）[2]；李学勤、吕文郁主编的《四库大辞典》中认为王符约生于公元108年而卒于174年[3]；《辞源》中提到王符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163年[4]；刘树勋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将王符生活的年代定为公元80-167年之间[5]。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则认为王符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公元162年[6]。目前最新研究成果即张觉先生的推论，“约生于公元79年（或78年），卒于公元163年夏季以后，很可能卒于165年。[7]”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合理呢？

《后汉书·王符传》可据以论定王符之生卒年者有二：一即（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8]；二即皇甫规之生平，及解官归安定之时间。

据《后汉书·马融列传》，“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四年到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79-166年。享年88岁。

据《后汉书·张衡列传》，“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永和四年即公元78-139年。享年62岁。

据《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瑗传，“汉顺帝汉安初，大司农胡广曾推荐崔瑗任济北相，岁馀，病卒，年六十六”，则崔瑗之生卒年当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汉安二年即公元78-143年。享年66岁。

据《后汉书·窦融列传》附窦章传，“（章）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卒于家”，其生年无从推之。

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可知皇甫规生于和帝永元十年，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04—174年），享年71岁。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马融、张衡、崔瑗生年仅相差一岁，且王符少年时与他们友善，所以王符与他们年龄不会相差太大，故张觉据此推断“符生年大致与马融相似” [9]，冯契认为王符“与张衡同时”[10]，冯友兰则推测“跟张衡同时而稍后”[11]。其实，这种推论引证尚显不足。据《汉书·儒林传》：“太常则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据《崔瑗传》记载，崔瑗是十八岁开始游学洛阳的，单据此我们得不出王符亦是十八九岁游学洛阳的结论。此外，皇甫规会赦归家是在公元163年（详见王符卒年部分论证），时原任中郎将，为群小所谗，征还京师后拜议郎，《后汉书·王符传》误作“度辽将军”。征拜皇甫规为度辽将军，是在他会赦归家后，复出前，是年皇甫规60岁，若符生于公元78、79年前后，则此时已为八十余龄老翁，诣皇甫规时，皇甫规理应执长辈之礼，不应“援其手而还” [12]。故符之生年亦较其友人马融等稍晚，比皇甫规稍长，故应在章帝末年或在和帝初年。

至于侯外庐等人认为他生于和、安之际（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则是未详考《潜夫论》而导致的误说。刘树勋已经根据相关史实及《潜夫论》原文推断出《救边》篇写于羌反后九载，即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边议》、《实边》篇写于羌反后十载，即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此外，据《考绩》篇中记载：“圣汉践祚，载祀四八。”可见此文写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后的三百二十年左右，即公元118年前后，即汉安帝元初五年前后。又据文中的“及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群臣所当尽情竭虑称君诏也”中的“武猛”可知其文写成于公元121年以后。因为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冬，诏令三公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见《后汉书·孝安帝纪》，始称“武猛”。）以上几则材料证明《潜夫论》中的《考绩》、《救边》、《边议》、《实边》四篇均写于安帝年间。而根据侯外庐、李学勤等人的推测，王符在公元115年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显然不可能写出这样愤世嫉俗的作品来。因此，说王符生于和、安之际欠妥。

至于刘文英推测王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的理由则难以成立。他认为：王符名“符”，其取名“以假”。据古书上的古注，“符”有符瑞、瑞应的意思。王符名符字节信，由其字识其名，更可以反证王符之“符”乃是符瑞之“符”。另一方面，章帝建初七年，岐山“天降”铜樽、白鹿等符瑞，王符取名“符”讨个吉祥。[13] 刘文英的说法看似有理有据，但笔者不敢苟同。

据王符纪念馆馆长张世元先生介绍，王符乃镇原王胡同王孝廉的小儿子。王孝廉，本名达，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在地方上极有声望。王孝廉有两子，长子嫡出王兴，生性顽劣，不好读书；幼子王符为北地郡太学士符梓的外孙，符梓因遭人陷害，遭烧杀灭门之祸，符梓及女儿符玲有幸逃脱。父女二人被王孝廉收留，符玲知书达理，被王孝廉迎娶。二人恩爱，产下王符。王孝廉给孩子取名时说：“这娃既是王家的根，又是符家的根。符家惨遭冤案，家破人亡，这个儿子就一子开二门好了，以续王家和符家的香火，名字就叫王符吧。气节乃忠君报国之基，诚信是做人处事之本，把孩子教育成立节守信之志士，吾愿足矣！”笔者尚未见到镇原县志的有关记载，但此仍不失为一说。

（二）王符卒年考

《后汉书·王符传》还记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时，王符曾去拜访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14]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推论王符卒年的唯一证据。

笔者认为推论王符约卒于公元162年的说法是错误的。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都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交降。天子玺书诮让相属。……其年（延熹五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愤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会赦归家。”而据《后汉书·桓帝纪》载，次年，即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三月戊戌大赦天下，由此推出，皇甫规解官归里应在桓帝延熹六年三月以后。既然他归安定后王符去拜访过他，那么王符至少也应该活到延熹六年三月（公元163年），而不可能死于公元162年。

由于王符写作愤世嫉俗的《潜夫论》抨击当朝政治，再加之晚年又公开推崇遭陷害而屈死的乌氏人梁竦的《七序》，被朝廷列为叛逆，且遭通缉。王符四处逃亡，从此史书中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但逃亡生活毕竟是很艰苦的，他肯定不会再活太久。至于他究竟死于哪一年，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很难妄下结论，只能寄希望于埋藏于地下的文献出土了。

综上所述，王符约生于章帝末年或和帝初年，卒于公元163年以后，由于笔者不才，王符生卒年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

（二）王符的身世

关于王符的出身和童年的遭遇，范晔在《后汉书》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材料：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

“庶孽”即庶子，妾所生子。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实际上常与奴隶同属一类。王符因为庶出“为乡人所贱”，可见社会地位低下，想必童年生活不会太幸福。

至于说“符无外家”，是由其母为妾和他的“庶孽”身份决定的。《礼记·坊记》郑玄注：“妾言买者，以其贱同之于众物也。”《说文》曰：“妾，不聘也。”主人和妾不是正式的婚姻关系，妾在家中的身份如同奴隶一样，不过是主人的一种财物，根本不能视为主人的亲属。因此，妾的娘家父母、兄弟、姐妹，也不允许同主人往来而建立亲戚关系。这样，妾生的庶子自然就没有外家了。有生母却不能真正当生母，有外家却不能真正当外家，这就是“庶孽”低人一等的命运。王符的这种人生遭遇，不但使他幼年不能得到外祖母的抚爱，而且倍受世俗的凌辱。宗法制度对王符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和摧残，无疑对他思想性格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王符“少好学，有志操”，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从《潜夫论》广博引文来看，可知他早年阅读了大量经书和诸子著作。但当时世俗不看重人品才学，只重世戚声势。“庶孽”身世成了王符政治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障碍。

东汉任用官吏实行“选举”制度，即由公卿、郡守和各级官吏来举荐。东汉中后期，豪门大族垄断把持察举，选举中营私舞弊，嫉贤进党，“当途者更相荐引”。举荐不管品德才学，先考其“九族”，问其“由来”（《论荣》），看你是不是名门望族，这就是所谓的“阀阅取士”。在“世务游患”的风气下，许多人为了做官，多愿阿附权贵：有的不惜身执贱役而名列于豪族门下，有的被公卿或州郡长吏辟为属吏，结成“主奴”的从属关系。而王符不愿在世俗的漩涡中随波逐流，不肯投靠名门，因此不得进升。就这样，王符就毕生生活在偏僻的家乡，成了名副其实的“处士”。王符在《交际》篇中称，处子“处卑下之位”、“内见谪于妻子，外蒙讥于士夫”。可见，处子在外受人讥讽，在家被妻子瞧不起，“备受贫贱之苦酷”。（同上）

王符虽一生不仕，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后汉书·王符传》记载有皇甫将军亲迎的佳话：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范晔通过皇甫规对待王符和雁门太守态度的鲜明差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们对王符的尊敬和爱戴。

【注 释】

[1]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423。

[2]见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

[3]见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546。

[4]见《辞源》（修订本）第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2045。

[5]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P364。

[6]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哲学分册》，P175；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470；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P14；张岱年主编《中华思想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3。

[7]见张觉《王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四五期合刊。

[8]见雷国珍、汪太理、刘强伦译《后汉书全译·王符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083。

[9]同[7]

[10]见《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冯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470。

[11]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1988年版，P333。

[12]同[8]

[13]见兰州学刊1990年第四期刘文英《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

[14]见（清）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P 1199。

【参考文献】

[1]（南朝）范晔著，雷国珍、汪太理、刘强伦译．后汉书全译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刘文英．王符评传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常文昌、王斌学．王符研究汇编 [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5] 徐平章．王符潜夫论思想探微 [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

[6]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刘树勋．王符生卒年和著作考 [A]．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2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8] 刘树勋．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王符 [M]．济南：齐鲁书社，1982．

[9] 张觉．王符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4、5）．

王安石辞妾范文第3篇

在古代，毒药和蒙汗药一样，用毒之起源虽已不可考，但给人的那种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感觉一直不曾减少一丝一毫。毒药的用途比蒙汗药更广，不仅经常被用于政治斗争和战争中，在古代一些小说中，毒药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看过《神雕侠侣》的人一定都记得杨过中过情花之毒。后来解毒用断肠草以毒攻毒。断肠草本来是古代最著名的毒药之一，根、茎、叶都有剧毒。据记载，吃了断肠草肠子会变黑粘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碳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

再比如《水浒》中写到的三种毒药：砒霜、水银、鸩酒。分别写在书中的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药鸩武大郎”及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

鸩酒入毒

在古中国，人们多用从动物、昆虫、矿物、植物中的提取毒物，毒死人的渠道数不胜数。毒药的种类更是让人惊叹，除了上记述的断肠草、砒霜、水银、鸩酒外，还有钩吻、乌头、牵机药、情花、金刚石等等。在所有的毒药中，鸩酒入毒算是最贵族的。

据《山海经》记载，鸩比鹰略大，羽毛紫黑色，长脖，赤喙。传说鸩专吃毒蛇，蛇毒渗透到鸟体的各个器官，连喙和羽毛都有毒。

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鱼类都会被毒死。剧毒鸩酒就是用鸩鸟的羽毛在酒中浸泡而成，人饮少许就会立刻毙命。因此成语“引鸠止渴”比喻只顾眼前，不虑后患。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禽部中记载其毛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但古代很多毒药都可以以毒攻毒，鸩也不例外，李时珍同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人如果被毒蛇咬了，用鸩鸟的角质磨成粉末，敷到伤口上，可立即止毒。

后来，鸩酒发展成毒药的泛称，通常毒性大的毒药炮制的酒都可称为“鸩酒”。但鸩这种动物是否存在仍需考证。

为防篡位 吕后赐鸩害齐王

历史上用鸩酒毒死人的事件不少，一直以来都是宫廷中施行阴谋诡计时常用的手段。《汉书・齐悼惠王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说的是吕后为防篡位，赐鸩害齐王的事。

那是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为了扫除其他人对帝位的威胁，吕后先是把赵王如意召到长安，用鸩酒毒死。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又用同样的方法谋害齐王刘肥，但未得逞。

刘肥入京后，得到了惠帝刘盈的热情款待。就在刘肥和惠帝刘盈推杯换盏之时，吕后悄声吩咐随从，准备两杯鸩酒出现在宴会大厅，命刘肥饮下此酒。不知内情的刘盈，也要喝下鸩酒，被夺下。刘肥觉得蹊跷，便假装酒醉离席。事后，才明白吕后当时给他的是鸩酒。

为揽权 鸩酒害亲子

另有《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武帝死后，卫尉王莽（字稚叔，非篡汉的王莽）和大将军霍光共同辅政。武帝有遗诏封霍光等三人，其实并不包括王莽。

王莽的儿子对遗诏生疑，怀疑是伪造的，霍光得知此事很是生气，严词责备了王莽，王莽担心得罪霍光，殃及自己的地位，就鸩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忽。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生有四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高宗甚是喜爱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身体孱弱的唐高宗曾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他。但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曾上书纳谏，却被武氏借机用鸩酒毒杀，当时他年仅24岁。但《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后来又记叙李弘是自然死亡，李弘之死成就了千古之谜。

宁妒而死 “吃醋”饮鸩

《太平广记・卷270》载：“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帏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

唐刘《隋唐嘉话》载：“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以上说的是唐朝宰相房玄龄一次得了大病，眼看就要死了，劝夫人卢氏将来不要守寡，要找户好人家再嫁。卢氏拿剪刀挖眼，以示与夫君厮守终生的决心。不久，房玄龄的病有幸好了，房玄龄因此更加敬重夫人，与夫人恩爱到老。

房玄龄晚年时，唐太宗多次赐美人于他，总是被房玄龄拒绝，太宗便让长孙皇后劝说卢氏。卢氏则说：“妾宁妒而死！”，后唐太宗派人给她送去了一坛酒，说：“你若如此坚决，那就把这鸩酒喝了。”卢氏果真宁愿喝鸩酒也不愿有其他女人和她分享房玄龄，让唐太宗也没有办法。

王安石辞妾范文第4篇

金氏是柴庭宾的结发妻子，是一个嫉妒心极强又好猜疑的人，并且好用计谋与耍手段。她不能生育，却又无法忍受丈夫为续香火而纳妾。按照封建社会“母借子贵”的观念，妾一旦为丈夫生子，她在家里的地位必然会受到冲击，对于一个妒忌心很强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对于丈夫所纳的第一个妾，金氏“暴遇之，经岁而死。”显而易见，此时的金氏处于玩弄手段的初始阶段，手段残暴且明目张胆，不太老练。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丈夫忿恨而出，“独宿数月”，夫妻之间开始冷战。金氏当然不甘如此，为了阻止丈夫再次纳妾，她采取首发制人的攻势。首先，她别有用心地选取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即丈夫生日那天，为丈夫祝寿，并以“卑词庄礼”的姿态出现在丈夫面前。金氏这样做其实是利用了丈夫不忍拒绝的心理，夫妻“始通言笑”，金氏旗开得胜。于是，设筵待柴开始第二轮攻势。遭到柴的推辞之后，“金化妆而自诣柴所”。于是，夫妻“酌酒话言”。席上，金氏又以语言为武器，彻底战胜了丈夫。为取得丈夫的信任，她连违心的话也说得从容不迫：“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何使仇忌，遂无结耶？后请纳金钗十二，妾不汝瑕疵也。”首先，她承认错误，但是将杀人美其名曰“误杀”，以推卸责任，并且表达了忏悔之心，从其措词可以看出其伪善的本质。但这样的言词可以有效软化丈夫的敌对情绪。其次，金氏用夫妻结深来规劝丈夫，缓解丈夫的对抗之意。最后，假装信誓旦旦地许诺：以后你即使要纳金钗十二，我也绝不会有半句怨言。一个求妾若渴的丈夫听了妻子的这番话后还能有什么不满与怨恨呢？于是丈夫的心理防线与对抗堡垒被金氏三言两语击个粉碎，夫妻“由此敬爱如初”。至此，金氏与丈夫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束，却标志着金氏玩弄计谋的一大转变：即由光明正大的破坏转入暗中使坏。一方面她大张旗鼓地请媒婆物色佳妾，另一方面又暗中使媒婆封锁关于妾媵的消息，然后又故意敦促媒婆物色佳妾的进程，其狡黠与圆滑不亚于王熙凤。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做了一年多的戏。她的丈夫没有识破她的伎俩，却托亲友买到一妾，于是金氏与其丈夫的第二阶段斗争拉开了帷幕。

起初，金氏仍旧戴上伪善的面具，使上了惯用的伎俩———演独角戏。她见到林氏时，“喜形于色，饮食共之，脂泽花钏任其所取。”对其可谓怜爱有加。一旦找到下手的突破口之后，便毫不手软地施暴。林氏生于燕地，不会女红，于是金氏趁传授女红给林氏之便，对其施以呵骂与鞭笞。后来，林氏终于承受不了金氏的虐待，自刭而死。金氏从一开始的不露声色到后来的变本加厉以及她毫不畏怯的宣告：“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过？”彻底唤醒了丈夫，也使自己的阴险狡诈显露无遗，从而使夫妻关系彻底冰冻尘封。事实上，金氏对计谋的运用是失败的，既使夫妻反目，他人死于非命，也使自己在整个家中处于孤立的境地。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自己不能生育，从而害怕别人与自己争地位，她内心深处是恐惧的，其对计谋的行使其实是一个弱者面对无可改变的事实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困兽之斗。

在邵女出场前，值得一提的是贾媪说媒使用的如战国策士般奇妙的计谋，这一计谋集中体现在贾媪高超的语言艺术上。

起先，她一进邵家门便假装与邵妻闲聊，欲擒故纵，消除主人戒心。看到邵女后，“惊赞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姐妹，何足数得！’”夸美貌是为了方便问“婿家”，这是人之常情。当她知道邵女尚未婚嫁时，便着实往邵妻心头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说道：“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此句故意提到“王侯”，表面上表达了自己对邵女未来婚姻满怀信心；实则故意戳对方痛处，让人难堪，从而可以慢慢侵入对方心里。当她从邵妻口中得知：只要求女婿是个读书人便可时，便一面说话安慰邵妻，一面漫不经心地说道：“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我们不得不佩服贾媪高超的语言艺术，短的两句话欲道出此行目的，却又以“呵斥”二字掩盖之。将说媒大事化为可有可无的笑谈，又有意透露柴的诚恳态度：“愿以千金为聘”，这样一来，身处贫士之家的邵妻想不动心也难。在邵妻“微笑不答”之际，贾又乘胜追击，大言嫁入柴家的好处。此时的邵妻已经沉浸在对未来膏腴般幸福甜美生活的幻想中了，完全陷入贾媪早已设下的天罗地网中而毫无知觉。后人评这一段为：“抑扬顿挫，不即不离，使人入其彀中而不觉。”可谓切中肯綮。贾媪以策士般机警之语成功说服了邵妻嫁女，究其原因，在于她能够以巧妙的语言，抓准时机，深入对方心里，以己度人，以己观人，令人防不胜防却又处处在理，谈笑之间，君自入瓮。

邵女的出场拉开了本故事讲述人生智慧重头戏的帷幕。故事开篇便点明邵女“少聪慧”，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本事，很喜欢读内经和冰鉴书。由此可以推断此女对医学针灸和鉴人之术颇有研究，所以，在生活中，她时时利用鉴人之术。初次与柴郎会面，见柴郎关注自己便“怪其狂顾，秋波斜转之”。不以正眼看人，可谓挫伤爱慕者积极性的良策。但一旦有人前来说媒，她又欣然应许，做出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决定，这无非是对冰鉴书的运用。究其原因有三：其一，“父母安享厚奉，则养女有济矣。”自己出嫁，可以让父母生活充裕，从而见出邵女之孝，是邵女为改善父母生活水平而做的决策。其二“，况自顾薄命，若得嘉偶，必减寿数，少受折磨，未必非福。”读了冰鉴书首先鉴的是自己，深知自己命薄，所以不能嫁得太好。这就是为什么年满十七岁仍待嫁闺中的根本原因。其三，“前见柴郎亦福相，子孙必有兴者。”识得柴郎有福相，子孙后代会出类拔萃，于是决定出嫁。这一决定与其说是邵女顺应天命，不如说是她对命运的反抗，邵女希望嫁入柴家通过接受折磨的洗礼，来换取幸福，其实是一种自救行为，实乃邵女进行人生规划所走的一步不错的棋。

邵女嫁入柴家后，住的是柴庭宾瞒着妻子在外面建的一幢别墅。深谋远虑的邵女自然认为此非长远之计，倘若金氏知晓，则家无宁日，于是她劝柴道：“请不如早归，犹速发而祸小。”柴因为害怕邵女受到金氏的摧残而迟疑不决，邵女却毫不畏惧地宣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并且以一系列举措成功地论证自己的言词，彻底感化了金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趁柴出门，主动“伏罪”。邵女心知纸包不住火，而柴又是极优柔寡断之人，主动登门“请罪”实在是被逼出来的计策。但即使这样，邵女也将出招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首先，她着“青衣而出”。“青衣”就是黑色的衣服，颜色暗沉，毫不张扬，不会抢了大夫人的风光，激起大夫人的妒火。可见其考虑之周全，心思之细密。其次，命“一妪携袱丛之”。将被单带上，暗示了一心一意侍奉大夫人的愿望和诚意。最后，到了“嫡所，伏地而陈”。“伏地”极言邵女之谦卑，这比金氏当初“卑词庄礼”、“化妆自诣柴所”去请求丈夫的原谅更为虔诚，可见，在使用计谋与手段上，邵氏比金氏更胜一筹。如此，低三下四地“自首”示弱，自然可以让一个奇妒者凌驾于弱者之上而心气平和，邵女因此也换来金氏“命婢子出锦衣衣之”，首战告捷。

（二）忍辱负重，竭诚侍妇。作为柴家小妾，邵女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从不僭越金氏之上。每天青衣出入，早起服侍金氏起居，恭敬地做婢女所做的事情，即使在上也不敢造次，柴“苦辞之，十余夕始肯一纳”。为人处世如此小心翼翼，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为邵女自救的一大法宝：要想感化金氏，就必须自贱身份，以德报怨；要想通过受折磨来祈福，就必须安守本分，来保全自身，实是一种才略。尽管如此，邵女的自救之路依然走得踉踉跄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事件上。

其一，遭受殴打事件。邵女侍奉金氏谦恭细致，无可指责，对待丈夫的态度也不温不火，无可挑剔。正因为这种几近完美的处世态度，让金氏“自愧弗如，积惭成忌”。对于一个好嫉妒的人来说，这种心理的形成是必然的。于是，金氏开始发泄自己的妒忌。起初是稍加呵斥，邵女顺受。当邵女不小心摔破了一面镜子之后，金氏便将与丈夫吵架的怒气及素日对邵女的妒火一股脑儿地发泄在邵女身上。而整个过程中，邵女只有一个动作：“长跪哀免”。难能可贵的是：被殴打过后，邵女并没有心安理得地躲在夫君的庇护下窃喜，而是一如既往地侍奉金氏。金氏并不领情，而是“捶床怒骂”，趁丈夫外出的空隙而“泄愤于女”。邵女并不反抗，忍受非人的折磨。并且，自从金氏与丈夫闹翻后，邵女也不与夫君同床，金氏“闻之，意亦稍安”。不能生育是金氏的一大心病，也是金氏与邵女对立的最根本原因，邵女并没有急于生子以与金氏争宠争地位，相反，少与夫君相处，就在根本上使得感化金氏成为可能。

其二，卖婢事件。柴家有一狡猾的婢女，因为偶尔与男主人说说话，被金氏怀疑与丈夫有私情而被暴打一顿。从此这一婢女就与金氏结仇，在轮到她值夜的一个晚上企图谋杀金氏。邵女因懂得鉴人之术看出其“面有杀机”，才阻止了一桩人命案的发生。出于仁慈，在邵女的建议下，柴没有与金氏商量便将此婢卖了。金氏得知后先是“捉裾浪骂”邵女，后逮着机会“烧赤铁烙女面，欲毁其容”。在下人的哀求下，“以针刺肋二十余下”乃罢。邵女仍然没有任何怨言，而是甘受命运对她的折磨。当丈夫为之鸣不平时，她说道“：当嫁君时，若岂以君家为天堂耶？亦自顾薄命，聊以泻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坎已平而复掘之也。”可见，邵女其实对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是一个清醒的受难者。经历了这件事，金氏“时时呼女共事，词色平善”。可见，金氏已初步有所感化。

王安石辞妾范文第5篇

一、对神话传说中女性的描摹

同齐梁文人一样，在江总的诗歌中，巫山神女、洛浦宓妃、天河织女等神仙女子经常出现在江总的笔下，赋予了其不同的精神风貌。巫山神女出自宋玉的《高唐赋》，楚怀王神游巫山，白天睡觉时梦见一美艳女子，女子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洛浦宓妃指洛水女神。汉代张衡《思玄赋》有云：“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到建安时期曹植《洛神赋》更是把宓妃描写成国色天资、遗世独立、集姿色与才情于一体的绝代佳人，成为梁陈文人竞相描摹的对象。天河织女在神话故事以及《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也成为爱情的象征，成为人们吟咏的对象。

在江总的诗歌中，对于这三位神仙女子的吟咏并不止于对外貌身材的赞扬和称颂，更多的是回到现实中，通过这些人的行为来反衬出现代女子的心理和命运。

“洛浦流风漾淇水，秦楼初日度阳台”，“定言神女隔河来”(《新人姬人应令》)，江总在写新人进宫时，风姿绰约如宓妃，神女，梨花带雨，玉面含羞。然而，“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杂曲-其二》)，“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杂曲·其三》)，这两首诗则是借神女、宓妃、织女的行为来叙写宫中女子的得宠、争宠与失宠的变化。作为宫里的一名女子，无论是阳台梦、还是洛浦妃，这都已经是虚幻或常谈了，她们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君意未冷”，与君共眠。即使是天上神女，也希望“虬水银箭莫相催”，然而春宵苦短，难以摆脱这种被弃的命运，“别有仙姬”又得到皇帝宠爱。先时“羽帐挂流苏”，今却“网户织蜘蛛”，新人变旧人，这就是宫女的悲剧。

江总对这三位女子的描摹中，并未对她们的姿容给予过多的笔墨，只是借助她们的事迹或反其意而用之，折射出那个社会女人的背弃命运，即使你有神女情、宓妃貌，织女心，然而在这样一个纵欲横流的社会，女性的从一而终显得是多么悲催和伤心。

二、对前朝女性的吟咏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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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世俗女子遭际的叙写

世俗女子，多是普通无名的女性，她们有着流淌的情绪，奔腾的血液，有着像文君、班姬那样的遭遇，因此，在众多诗歌中，她们在诗歌中留下的足迹足以感动每一个人，虽然她们是芸芸众生的一名，却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和留恋。

“蘼芜悲”之弃妇。在江总诗歌中，“织素”这个词语出现频率较高。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讲述的是一位弃妇在山上碰见自己的前夫，上前询问丈夫新娶妻子情况，最后得出“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自此，“织素”成为弃妇的代名词。“深悲在缣索”(《妇病行》)、“奈何新缣伤妾意”(《怨诗·其一》)、“行行春迳蘼芜绿”(《杂曲·其一》)、“机中织素馀”(《赋得空闺怨》)，在这些诗中，写出了这些平民女子的悲惨境地，空对着织布机，望着靡芜绿，内心的情思怎能让人平静?

征人思妇。受汉乐府的影响，许多是依乐府旧题而写的诗歌，其中有许多体现征人思妇之作。在江总诗歌中，也不乏此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闺怨篇》。这是一首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表现一种离别后思君的怨愁。清代沈德潜曾评论：“竟似唐律。”作者不直接说少妇独守闺房又多寂寞，从身边景物入手，寂寂青楼，纷纷自雪，苏和空然，灯火无眠，寥寥景物勾勒出一幅空闺图。少妇有感红颜易老，只能空惆怅。

荡子之妇。荡子也作“宕子”，与今意不同，在魏晋多指飘荡在外，或谋官职、或谋钱财，长期流离在外。在乐府诗《紫骝马》中，江总依旧题写新诗，写一位丈夫出门在外的女子独守空房，残妆泪痕啼的凄清悲苦一幕。东汉末魏晋时，战乱连续，人民生活贫困，不得不外出去谋生，造成了这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