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故事范文第1篇

看着两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想想他们的情谊，从嘉庆十六年相识到黄河边洒泪相别，历经31年。这31年，中国经历风云变幻，民族灾难深重，两人同朝为官，那种拯救民族危亡的深明大义和为了百姓利益的担当精神让他们的友情从忘年之交发展为生死之交。我凝望那尊塑像、两张凝重的脸，目光如炬，两个伟岸的身影紧紧地依在一起，你不能不心生感佩，也不能不让人悲从心生。让人感佩的是，他们之间，演绎着一段忠义肝胆的人间佳话；让人生悲的是，这段的佳话，竟是以生命为代价写就的。望着这尊塑像，听着这段故事，我的心情沉重异常，有些透不过气来。多少次，都想走出大厅之外，仰望着飘着白云的蓝天，喘一口闷在心中的气。

佳话之所以成为佳话，在于它有动人之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鼎以“尸谏”方式为林则徐伸张正义鸣不平，这骇世之举，足以见他对林则徐的了解和信赖。这两个初识于翰林院，相交于江西，在共同打击考场腐败中成了知音，这是两个同样刚正不阿的、正直无邪的官员；他们的情谊，在深秋宴会之际，长于林则徐17岁的王鼎，面对一班洋溢着朝气，充满改革精神的后辈期盼他“阅历虽深有血性，不使世物磨锋芒”，“公其整顿焕精神，勿徒鬓发矜斑苍”，他以宽广的气度与这班后辈结下的辅正继世的君子之谊，成了忘年之交。一个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自勉的人，一个是心胸“恢博“，面对年轻人的当面奚落，含沙射影而不怒的人，这是两个同样心胸博大的人。一个因1833年9月，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写下3000字的奏折单衔上书，晓明利害。一个受命与协办大学士敬征前往江苏查处盐务时，为请求裁撤淮南淮北两淮盐政，收归总督办理而单衔上书。须知道，当朝规定，官员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上书，“单衔上书”需要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的情怀，而两个人都有着同样的胆略。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担当精神。一个不论是顺、是逆，是荣、是辱，都始终信任不变，毒患泛滥时，在朝廷力荐林则徐，支持禁烟，在每一次的赴任，都与林则徐推心置腹的促膝谈心，商讨禁烟方略。每一次的保荐，每一次的送行，他相信林则徐是一个“多谋善断、有胆有识、堪为重任”的人。主持河工之时，还是想着推荐遣戍途中的林则徐襄助东河工程，希望借此机会，让林则徐“效力赎罪”，免遭远戍伊犁之苦，以求重新启用。一个则把这种信任转化为动力，不论是位高权重，还是作为效力赎罪之臣，都勤勉敬业，披星戴月，不顾各种流言蜚语，不惧各种诽谤与攻击。用他的行动、他的业绩，回报恩师的保荐。

一个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劝谏当朝，想想，这种的情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这种的信任是怎样的一种信任。望着这尊塑像，我觉得，林公有幸，仕途上，遇到了一位长者，一位恩师。从相识、相知，成为至交，爱至深、信任至深。

至交者，志相同、性相吸、气相投也。这志、这性、这气，虽地域不同，却经历相似。探究他们的成长经历，两人家境都十分贫寒，但都嗜爱读书，王鼎家虽贫困，但也算得上诗礼传家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故乡，流传着城隍爷助学的故事；而林则徐则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但母亲教导他“男儿务以为大者远者，岂以琐琐为孝焉，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十岁时，林则徐就写下了“家少楼台无地起，案余灯火有天知”，相信今天的苦读，将来一定能够报效国家。他以为“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把拥有一块只容膝盖大的地方读书，当作一件快乐的事。王鼎家族中不乏坚贞不懈的有识之志，虽穷愁潦倒，穷贫不堪，但都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这些都深深感染和熏陶着王鼎，造就了王鼎的品格。而林则徐生长闽江之滨，就读于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不畏权贵，思想活跃，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着林则徐，养成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

治国者，必先治家。在纪念馆中，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家中为了五尺庄基地和邻里起了纠纷，家里给他写信，寻求解决办法。王鼎将明代诗人写的《戒子弟》加以修改。诗作者林翰恰是家住福州文儒坊，有着“三代五尚书”的佳话，原诗内容为“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王鼎稍加修改为“多次来信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王鼎改诗让庄基的事，一直成为后人的美谈。这也让我想起了林则徐的《十无益》以及林则徐写给夫人的书信，其中写到“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唯谨，毕恭毕敬。夫人务嘱二儿须千万谨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官府互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两位在接人待物与处事风格，看出了他们的谦和与礼让。

人生难得几知己。俞伯牙遇到钟子期，让俞伯牙的琴声遇到了知己。钟子期的离世，让俞伯牙觉得唯一懂得他琴声的人去世了，再没有理由弹琴了。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首曲子，摔坏了琴，发誓此辈不再弹琴。俞伯牙与钟子期因琴声而成为知己，那么，王鼎与林则徐呢？那是生死之交的知己，有着共同的治国理念和为民的情怀，有着共同的禀性。一个可以做到以死劝谏，一个能够“宠辱皆忘”，能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这样境界的人成为知己，肯定超越俞伯牙与钟子期啊！由此，我又想到，人生知己何须多，有如王鼎这样的一知己，足矣，再想想，林公有幸也，有王鼎这样知己恩师啊！

林则徐的故事范文第2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史料，通过查阅这批珍贵资料，记者发现了_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为什么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

林则徐是1838年12月31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当时他任湖广总督，总管湖北和湖南的军民政务，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除了林则徐之外，清廷还有8位总督和众多京官，为什么道光皇帝选择林则徐来担此重任呢?

这还得从清廷内部对于鸦片问题的争论说起。道光年间，主张禁烟和弛烟的两派官员一直争论不休。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请求严禁鸦片，痛陈：“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岁漏银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此奏折说理清楚，利害关系剖析剀切，在朝廷引起震撼，但道光帝仍然犹疑不决，遂令各省督抚参与讨论，各抒己见。

其实，林则徐早已于江苏巡抚及湖广总督任上严禁吸食和买卖鸦片，1838年8月27日，他在督署外公开焚毁所缴烟枪1264杆及其它烟具，随后向道光帝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言辞恳切地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在奏折上朱批“甚属认真”对林的做法加以肯定。由此，道光帝也看到了禁烟并非不可行，于是下决心严禁鸦片。鉴于林则徐“官声甚好，久为道光帝所知”，道光帝召林则徐进京性见，在连续召见其8次后，于1838年12月31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禁烟。

销毁地点和方法的选择

林则徐到达广东之后，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等斗智斗勇，最终使义律屈服，表示愿意交出鸦片。1839年4月12日，林则徐在《为英贩烟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中提出将鸦片收缴完竣之后运回京师销毁。道光帝同意并于于5月2日下旨《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并将收缴烟土查清解京》。后来，浙江监察御史邓瀛认为为押解鸦片进京劳民伤财，且鸦片容易被偷偷换掉，遂向道光帝建言：“可否饬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同时，他还指出就地销毁的意义：“使沿海居民及夷人等眼见销毁情形，咸晓然于今天子除恶务尽之至意，益当震慑畏服，不敢复萌故智矣。”道光帝采纳了邓瀛的建议，又颁旨令林则徐将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

5月18日，林则徐奏报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遵照旨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但当时采用了什么方法?如何具体操作的呢?后人知之不多。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毁烟土已将及半折》，我们找到了准确记载。林则徐曾使用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余却会渗入地中，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后经了解，得知鸦片最忌盐卤和石灰，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其池平铺石底，纵横各十五丈余尺，四旁拦桩钉板，不令少有渗漏，前面设—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浸泡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尽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放涵洞，随浪送出大洋，必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戳如前法。如此轮流替换，每化一池，必清—池之底，始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由此可见，林则徐对销毁鸦片是极其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的。

从1838年6月2日至25日，在虎门海边，林则徐亲督销毁鸦片19187箱、2119袋，除去箱袋，总重2376254斤，数量之巨，令人咋舌。销烟过程中，林则徐曾将广东发现的四种烟土每种各留了两箱，建议作为样品运至京师以便于朝廷分辨别处收缴烟土的真假，后道光帝降旨不必留存并令将其就地销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销毁烟贩所缴鸦片外，民间禁烟也取得丰硕成果，《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严办续获烟犯以杜外人窥伺折》记录：“至本年三月底止，计共获人犯拘捕吸毒者、烟贩一千六百名，烟土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九钱吧分，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烟锅二百一十二口及烟具等件……”

销烟过程中的中毒身亡者

为了保证鸦片悉数销毁，同时感谢道光帝对自己的信任，林则徐在销烟过程别注重现场的监督。除了自己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外，还召广州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右翼英隆等前来公同查视。他命人在销烟现场设棚厂数座，以供文武员弁查看。在每天傍晚销烟结束后，“将池岸四周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员弁，周历巡绰”。

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文武官员眼见销毁鸦片是何其风光，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官员病倒，博罗县典史陈熔竟中毒身亡。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从《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销烟中毒身故之陈熔议恤折》中可以找到答案。原来销烟过程中，鸦片经过盐水浸泡和石灰灼烧，鸦片便化解为渣滓并下沉，同时散发出一股恶臭，让人心生恶心，不敢靠近。林则徐在奏折中写道：“在事大小文武先后患病者十有余员，均经调治就痊，照旧供事。”眼看鸦片已全数销毁，不幸却发生了。“迨至五月十三日(即1839年6月25日——作者注)烟土全数浸透，开闸放人大洋，而闸口所沤烂泥及池内所积滓涉，均须起除净尽，以免匪类淘挖。一经澈底翻腾，淫毒之气甚于往日，各员绕池巡视，无不掩鼻攒眉……”陈熔在巡视过程中“大呼好臭”，然后突然晕厥，两天后身故，“十指甲俱现青色，显因染受烟土晦气所致”。上述奏折就是林则徐等请求道光皇帝给予陈熔家属以抚恤优待，后得到允准。

对偷盗鸦片者严惩不贷

由于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比较多，且贩卖鸦片可以获得暴利，所以林则徐对收缴来的鸦片格外小心，严防奸民盗窃。他在《销毁烟土已将及半折》中奏报：“相度堆贮之地，计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半之，大房一间，才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该处民房庙宇，均无宽厂可容，不得已合并数所，围筑外墙，添盖高棚，匀排封贮。内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分棚看守，外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同时，林则徐还对销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偷盗行为进行了周全考虑并采取了相关措施，他在《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中写道：“粤东天气炎热，所用人夫，仅穿短裤，上身下脚，向俱赤露，又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有夹带。”由此两点，足见林则徐对禁烟之尽心竭力。

在《虎门销毁鸦片已一律完竣折》中，林则徐又对禁烟过程中出现的偷盗鸦片犯罪案件进行了实事求是地报告。“其间非无人夫乘机图窃，而执事员弁多人留神侦察，是以当场拿获之犯，前后共有十余名，均即立予严行惩治。并有贼匪于贮烟处所，乘夜爬墙，凿箱取土，亦经内外看守各员弁巡获破案，现在发司严审，尤当按律重办。”

尽管防范甚严、惩处甚重，依然有人偷盗鸦片并逃脱惩罚。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在其著的《我佛山人札记小说》中的《禁鸦片遗事三则》，有一则这样写道：“当焚烟土时，公亲临监视，至烬灭乃已，所以防盗窃也。聚土而焚，外虽燃而中恐不得燕，则使人以竹杠翻复挑拨之，于是数十役夫，群杠并举。诸役相约，预去杠中竹节，挑拨时力故诗之，则土尽人杠中，一杠满，复易—杠。事后鸦片价骤昂，凡私售者，皆十倍取值，群役尽成富人。”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说销烟的过程中，林则徐亲自监视，当时林公用石灰加海水焚化鸦片，但鸦片大多，外面热了里面还是冷的，于是请役夫用大竹棍翻动，于是就有人将竹棍中的竹节去掉，一插下去，半融化的鸦片就进入竹筒内，一根满了就再换一根，后来这些人趁销烟后奇货可居都发了大财。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林则徐的故事范文第3篇

林则徐出身于贫寒的教师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幼年时，其父林宾日教育他“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林则徐26岁中进士后，在翰林院里当文官，36岁时离京出任杭州、嘉兴、湖州的“道员”，即这三地的行政长官。杭州风景如画，美女如云，鱼米之乡。如果是个庸人，在这人间天堂当官，岂不悠哉游哉！但林则徐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十分反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省垣孔道，冠盖如云，自辰迄酉，无非对客，事上接下而外，即为送往迎来，一切公牍管札，转待灯下理之，而精力固已惫矣。”在此任上，林则徐干了一年后，以父亲生病为由，辞官而去。林则徐回到杭州后父亲已经病愈，他却对仕途冷漠，迟迟不向朝廷报到。在给友人的一首答诗中，林则徐写道“呜呼利禄徒，字氓何少恩……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他认为私欲是官场的病根。所以，后来林则徐在自己官府公堂上挂起了一幅自写的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辟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内涵的哲理，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价值。

林则徐担任过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48岁任江苏巡抚（省长），53岁升任湖广总督，55岁任钦差大臣虎门销烟。蒙冤流放新疆3年后又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无论在什么官职上，林则徐不仅个人清正廉洁，而且对他人的种种腐败行为从不容忍，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林则徐每任新职，在赴任前常发出“传牌”，人还未到正气先行。所谓传牌，就是事先向沿途各地发出一些必须执行的命令。这种“传牌”不仅是独善其身，也是告诫同僚和下属，对于官场的种种陋习和腐败，我林则徐绝不同污合流，你们也当洁身自爱，否则严惩不贷。1830年8月林则徐出任省级大员湖北布政使，掌管全省人事财政大权。林则徐自北京到武昌，从水路进入湖北省后立即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全文不到200字，主要说明的是：第一，我林则徐已乘船到达湖北境内。从襄阳到武昌这段路自雇船只，自付船费，不需要沿途各地交付一分钱，也不准派人添篙帮牵，溜须拍马。我和随行人员的一日三餐均自行实备，不接受任何酒食。第二，我路过各地时，只在码头上接见一下当地官员，不准远迎，不准送行，任何人不准打着我的旗号捞好处。只要发现行为不轨者，立即严肃查处，“不得稍有徇纵，切切”。

林则徐在湖北政声甚隆，善者歌其善，恶者畏其威，这为后来他任湖广总督时大规模地、成功地禁烟运动打下了基础。林则徐在湖北禁烟的成效，又推动了道光帝在全国禁烟的决心。

1838年的最后一天，林则徐在北京受命钦差大臣，他的任务是到广州收缴大量鸦片的同时，堵塞鸦片走私进口的源头。外有强敌，内有奸佞，林则徐深知此行如赴汤蹈火，以至他与恩师沈鼎甫告别时，师生“相顾涕下”。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动身，他指令沿途各地“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林则徐日夜风尘仆仆，途中向广东发出监控汉奸的密令，于3月10日到达广州，当天近午夜时分住进了越华书院。此时，广州的官民和洋人，无不关注钦差大臣到任后的第一行动。次日，林则徐在辕门“关防示稿”，全文如下：

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现驻扎省垣，不日出巡各口，均应缜密关防。所有随从人员，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籍端出入。凡文武官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若游人术士，素无瓜葛，该巡捕官及号房，不得妄行传禀，以肃关防。倘有混称打点关说在外招摇者，所在地方官立即严拿，彻究重办。

至公馆一切伙食，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发给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为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懔遵勿违。特示。

以上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东的官员、百姓和当地的洋人第一次公开亮相。此告示突出强调了两个重点问题：一是正派的人因公事求见者，我林则徐立刻接见，没有什么官架子；但是那些溜须拍马，居心叵测，妄图打探动向的“游人术士”不要心存妄想，我林则徐根本不见尔等之辈。你们要来，差房不准传报。谁人敢于招摇撞骗，则彻究重办。第二个重点是以廉政告白天下，林则徐本人及一切随从人员在经济上与当地完全脱钩，“不收地方供应，使企图行贿者、讨好者没有缝隙可钻。”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首先拿“十三行”中的头目伍绍荣（又名伍浩官）问罪。此人因与英商勾结走私鸦片大发横财，已成巨富。林则徐审讯此人时，他以为钱可通天，有钱无所不能，所以对林则徐说：“愿以家私报效。”林则徐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伍绍荣吓得魂不附体，片刻不敢怠慢地向英商传达了钦差大人限期缴烟和“具结”的命令。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仅用了18天，就迫使英商的政治代表义律同意缴出全部鸦片，这固然与林则徐的智慧、气魄和邓廷桢等人的配合有关，而林则徐的清正廉洁、官风官德，却是这一巨大胜利的道德基础。

林则徐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徐渭 徐文长 割裂现象 浙中王门 关系

关于明代大家徐渭（字文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学界“徐渭”与民间人物“徐文长”以完全割裂的形象，在学界和民间分两条渠道流传。究其原因，与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及狂傲不羁的个性有极大关系，而文长的一切与同属浙中王门的王畿、季本的心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一、割裂现象

在绍兴历史文化名人中，徐渭不是最有名的，但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奇绝的文学艺术成就，更因为作为文学艺术大家的“徐渭”与作为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二者之间是割裂的，同样被人关注，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

在学界，人们对“徐渭”已达成共识，即徐渭的一切可归结为 “奇绝” 两个字。第一，身世奇绝。聪明绝伦却一生坎坷最后落得“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第二，才能奇绝，徐渭工诗、工文、工书、工画、工曲，还擅长曲论，各个领域的建树无人能望其项背，许多大家都对其推崇备至，汤显祖“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郑板桥更愿为“青藤门下一走狗”;第三，思想奇绝，文长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学书学剑学古文学诗词歌赋，学道学仙学儒学军事学阴阳百家，尤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他的思想奔放恣肆，引发并推动了明代进步思潮产生和发展。

在民间，知道“徐渭”的人不是很多，人们却普遍知道“徐文长”，因为听说过很多徐文长的故事。故事中的徐文长有许多版本，有好的，有坏的。好的说徐文长是个专打抱不平的人，聪明机智、抑强扶弱，是汉族的“阿凡提”;负面的故事则把徐文长描绘得刁钻奸滑、下流，常常欺侮人。

对于“徐渭”与“徐文长”的认知的差异，笔者在绍兴市民中进行了两次调查，一次是问卷调查，一次是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分发调查统计问卷总计250份，收回234份。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是：绍兴市武术协会二十四站会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绍兴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绍兴市袍江中学初二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年长者比年轻人多近35%，本地人比外地人多67%，对“徐文长”的了解比对“徐渭”的了解多22%。

访谈调查：绍兴市博物馆广场随机采访与绍兴市前观巷青藤书屋周边居民访谈，访谈结果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度有差异，知道后者的受访对象更多;二是对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徐渭形象多有促狭低级趣味这一现象，一部分访谈对象客观陈述不加褒贬，一部分访谈对象则认为是徐文长因爱打抱不平而招来官府诋毁所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年龄较长者认为徐文长是汉族的“阿凡提”，之所以有那么多促狭下流的传说是因为他的仗义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的刻意歪曲。

二、徐文长故事的流变

最早为徐渭作传的陶望龄袁宏道的笔下，对徐渭的记录是比较严谨的。晚明到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中完全依照了陶袁之说，其他如章重的《梦遇》、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十三徐文长》、顾景星的《白茅草堂集卷四十三徐文长遗事》、傅维鳞的《明书徐渭传》、王鸿绪的《明史稿文苑三徐渭传》、张廷玉等的《明史徐渭传》等等，各有短长，已出现编者添加各种传闻的现象。如章重作《梦遇》中说：“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先生厌毒煊赫如此。”据梁一成考证，章重之说为相当明显的错误。冯梦龙《情史卷十三徐文长》中也有了新的内容：“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更繁衍出文长错杀妻子是因为错认妻子与一俊僧的缘故。

学者作传尚且如此，民间流传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民国时期，自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文长的故事起，大批徐文长的故事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林兰等人把它们结集出版。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出版的徐文长故事有三四百篇之多，有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徐文长外集》、王枕石编《徐文长故事》、石在恩《徐文长趣事》、王芮《徐文长笑话》等。可惜的是这些故事集散失殆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绍兴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陆续公开发表，八、九十年代，徐文长故事结集出版。1974年，美国出版了霍华德・S・列维的译作《中国恶作剧的能手：有关徐文长（1521――1593）的故事》。

早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徐文长的形象负面多于正面。如林兰所编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将它分为无事兴波、显弄巧计、喜作报复、代抱不平四个类型。林兰两次将编成的徐文长故事集送给鲁迅，鲁迅随手将它转送他人，从侧面反映出文长在故事中的形象大多不讨人喜欢，当时所编故事的流失也变成情理之中了。解放后文艺工作者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整理，经过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作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文长，其艺术成就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民间故事中的形象也因为编者的感情因素变得更符合民众尤其是绍兴民众的情感需求。

有学者根据这些故事对徐文长的形象展开讨论。鹿忆鹿认为：“徐文长故事中的小混混角色，没事与人耍耍小聪明，教训当权者，更多的内容是欺压比自己卑微的、势单力孤的小百姓，甚至占占可怜女人的便宜，以此沾沾自喜，这是小人物的劣根性。”把徐文长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刘守华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非遗的评审中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

胡适把黄帝、周公、包龙图等人称为“箭垛式的人物”。这种类型的人物如同小说中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徐文长即是这种“箭垛式人物”。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有大量尖酸刻薄促狭下流的故事，其中最不站不住脚的一则当属《弄父出屎》，故事中徐文长把泻药放入包子中骗父亲吃下，等父亲药性发作急着上茅房的时候，使计让别人挡住父亲，导致父亲拉屎入裆，他在一边拍手称快。对文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长父亲徐E在文长出生百日即已去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目了然。探讨文长的为人如果以民间传说为依据，学术研究恐怕很难做到“严谨”与“科学”。

然而，文长何以成了民间传说中集智慧侠义、风趣幽默及促狭下流于一身的那个“箭垛”了呢？

三、与浙中王门的关系

文长之所以成为“箭垛”，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长的行事为人。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引起了人们对文长个人生活的兴趣，离奇的遭际、狂傲的个性、对权贵的蔑视令普通人无法理解，人们于是津津乐道于文长的趣闻轶事，好事者甚至编排出许多故事安在文长头上，关于文长的民间故事大多系后人敷衍而成，但未必完全空穴来风，许多故事与徐渭的为人处事有丝缕关系。

探求其深层的原因，这就不能不谈到浙中阳明弟子季本与王畿了。

《徐渭集 畸谱》中载：“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季本正式收文长为徒，文长关于季本的书信诗文很多，如《奉师季先生书》、《奉赠师季先生序》、《师长沙公行状》等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充满了仰慕与感恩，老师对学生有很深的怜惜与赏识。

王畿（字龙溪）是文长的表兄，王阳明高足弟子，《明儒学案》认为“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其学说在当时影响极大，文长以师视之，有《答龙溪师书》、《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次王先生偈四首》等诗书往来，《洗心亭》与《继溪篇》更表达了对王畿的崇敬之情。《明儒学案》中说：“……（先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谓先生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故世之议先生者不一而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长为人的影子。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分法，王畿属“良知现成派”，主张“良知现成”、“直下承当”、“一了百当”，其后学又被人讥以“狂禅”;季本主张“龙惕”，强调修身功夫，与钱德洪等属心学正统，即“良知修正派”。文长从王畿与季本身上吸取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一方面是“君子终日乾乾”的自我约束，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另一方面是“满街皆圣人”的自我超拔，视所有陈规为无物，两相交战的结果造成了徐渭自己所称的“畸”：个性上，表现为时而狂傲不羁时而幽默风趣;艺术上以心学的“心即理”、“吾心即宇宙”作为哲学依据，情顺自然，随心率性，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开天辟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脚踏实地，虽“畸于人”，却“侔于天”。

文长是季本的学生，又视王畿为师，这两位同为阳明弟子的心学大家相左的学术主张使得文长在思想上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特立独行的个性，为后世各类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以附着的“箭垛”。民间创作者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不吝对文长的故事添枝加叶，小百姓街谈巷议为了引人入胜，每每冠以徐文长的名号。久而久之，造成了“徐渭”与“徐文长”在不同的领域各领的现象。

林则徐的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林则徐 货币改革 自铸银钱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7-08.086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银荒”，从而造成“钱贱银昂”“商民交困”的状况。为了稳定货币，挽救国家财政，林则徐提出了一系列货币改革主张。

一、听从民便，稍示限制“洋钱”

洋钱之入中国久已，因其具有计算简单、携带方便、成色重量准确等优点，以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当“银荒”现象出现时，很多人认为是由“洋钱”导致的，并提出对“洋钱”实行抑价或禁止其流通的建议，以防止白银的外流。对此，林则徐反对以“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流通” 的办法解决“银荒”危机。

关于“抑价”问题，林则徐认为，“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他以江苏为例阐明自己的立场：“江苏商贾辐辏”，洋钱“行使最多”。平价之时，一枚洋钱可换纹银七钱三分；价昂之时，可至七钱六分七分以上。这一现象在“闾阎市肆久以通行”， “恬不为怪”；若勒令定洋钱之价，“恐民间生计因而日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故此时抑价多窒碍。关于禁止“洋钱”流通问题。林则徐认为：“银钱贵在流通”。他说：洋钱之所以流通广泛，“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毋须弹兑”。众商民也认为：“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严禁亦可也”。然“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故林则徐认为，“今若创立例禁，则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

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传统货币在使用上极为不便，而洋钱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林则徐也不同意“洋钱”在我国长期流通，应使洋钱“悉照纹银为准”，“不得浮于足纹之上”。否则，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害。故“拔本塞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然洋钱久行“不能骤然阻止”，也只能在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以免“藉端滋扰”。

二、自铸银钱，试造“银饼”

既然洋钱不能“抑价”也不能“禁止”，更不能在我国长期流通，于是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钱的建议。

林则徐认为，“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具体办法是：“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并“将银钱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在试行时“洋钱并不必禁”，等察看民间是否乐用“新钱”，“再为斟酌定制”，以免“亏折”。尽管林则徐将“铸银钱”说成是“推广制钱之式”，以“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但是，道光帝仍以“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予以驳斥。

尽管“铸银钱”的建议未获采纳，但是林则徐在江苏上任期间还是试造了“银饼”。周腾虎在《铸银钱说》记有“林文忠公造银饼，其制渺少，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行也”。郑观应《盛世危言》亦记载：“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银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可为太息。”这些记载对林则徐“铸银钱”的结果或颇有微词，或惋惜失败。虽然这次实践没有成功，但却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运动的先声。

三、支持使用钱票，然须防其流弊

当“银荒”严重之时，一些大臣以“钱票”造成“银价日昂”为由，提出严禁使用钱票的建议。道光十八年，宝兴上折奏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对此，林则徐上书反对禁用钱票的措施，并阐明了自己对钱票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林则徐承认钱票有它的弊端。“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虽然有此弊端，但是林则徐认为“治亦不难”，“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并拘拿逃脱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其次，林则徐认为钱票与“银荒”无关。“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既然钱票与“银荒”的现象无关，那么禁用钱票也就没有依据了。最后，林则徐指出钱票对货币流通的积极作用。钱票之流通，在于“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在“银荒”之时，钱票更不能禁止。因为钱票有利于商业活动，可以弥补现金的不足，并能减轻“银荒”的现象。他说：“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借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林则徐从有利于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出发，主张在防其流弊的前提下任其使用以发展商业贸易。显然，这种主张肯定了钱票的积极作用，亦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

四、严禁私铸、收缴小钱

关于私铸洋钱的问题，林则徐认为：“奸民”私铸洋钱是为了牟利，但当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之时，商家自己就会将成色差的“私银”剔除不用；再加上“仿铸洋钱”者，皆“照白银出洋”治罪，则“足以杜其弊”。至于“最为钱法之害”的“私铸小钱”，林则徐提出由朝廷“设局收缴小钱”，“每小钱一斤给制钱六十文，铅钱一斤给制钱二十文。”令各商铺“随时收买”，待收缴有成效之时，则“捶碎缴官”，由官府“照例给价”；再加上严密查拿，“自可渐期净尽”。林则徐的这一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连年收缴以来，细查各属旧存小钱，均已缴销净尽，现在市廛行用俱系制钱，尚无小钱羼杂，是收缴已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