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我的前半生范文第1篇

我深深喜爱的是《我的前半生》、《绝对是个梦》、《寂寞鸽子》、《圆舞》、《故园》、《大君》、《吻所有女孩》、《独身女人》。一直还想再读读《我的前半生》、《寂寞鸽子》和《绝对是个梦》，这三本虽然读过好几遍了，但每次读完后仍觉意犹未尽。

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当痴迷于某人的书或者某人的歌，就会一直一直喜欢下去。

内心有点小小浪漫，有点小小诗意，所以生活里总也充满着点点惊喜，点点期待。

亦舒我的前半生范文第2篇

摘要张爱玲及其作品以持久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影响不绝如缕,在港台地区甚至出现了一批追随张氏创作风格的“张派”作家。亦舒作为香港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虽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对张的继承却不在标志性的“张腔”――绮丽繁复的意象和阴暗而疯狂的艺术世界。在上海/香港的“双城”背景下,她以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与张爱玲的都市/女性文本构成了某种对话。

关键词:都市叙事 女性书写 张爱玲 亦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的小说内蕴丰富,影响深远,近几十年来,港台的女性作家,鲜有不受其影响者,无论作家承认与否,论者却总能从其文本中找出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则足以扬名于文坛。亦舒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却一直未有研究者将其并而论之。艺术水平的差距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亦舒缺乏标志性的“张腔”,恐怕是根源。颜纯钩在《张爱玲的天地因缘》一文中,指出二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对练达人情的描摹,以及文本中的世故之气,终究肤浅。笔者用时下颇为流行的“双城”理论观照二人的都市文本,发现二人在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两方面彰显出相暗合、相纠结,可供比照的关系。确切地说,张爱玲和亦舒从都市细部到整体,以充满了鲜明的性别意味的女性对话,演绎了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其中,亦舒学张又能走出张的影响,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一种新的都市女性叙事文本。

一 雅俗共赏的定位

古代自《诗经》以降,唐诗、宋词、戏曲剧本、明清小说,一流的艺术作品必然同时具备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在张爱玲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而亦舒作品贯通雅俗的特色,也成为其小说几十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在学术界早有定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这样的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的出现,标志着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共赏’的时代美学追求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而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同样把张爱玲作为借鉴雅俗文学各家所长而自成风格的典范,并对其所借鉴的中外雅俗文学作品一一列举,令人信服。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她对中国通俗小说有“难言的爱好”,她说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是一样艺术呀。”张爱玲很注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为迎合读者趣味,她愿意“将自己归入读者中去”,这样“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司,对白,颜色……”。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能长时间获得读者的青睐,许子东认为有四大原因:1、迷恋都市,小说集中讨论城市的变化及其百彩多姿,写城市生活的狂野刺激;2、把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字结合,以古典华丽的字词迷住读者,字里行间尽是春光;3、有通俗的商业包装,又能肯定小市民的价值观,把纸醉金迷的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4、以女性的感官意识细致描述恋爱问题,尤其把两性的悲欢离合刻画得覆天盖地。许子东将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特色阐释得可谓十分透彻。张氏小说的成功在于有效兼顾了现实生活与个人愿望,同时配合了商业的包装,把文学的元素与环境结合,缩短了流行小说只写灯红酒绿与纯文学追求文字秀丽、讲究形式创新的差距。因此,在香港,无论严肃作家还是通俗作家都将她奉为圭臬。

而亦舒往往被内地学者们视为流行小说家,是因其作品具有流行小说的要素:别致的开头,跌宕曲折的情节,言情、历史、侦探、异域风情糅合于一体,这一切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亦舒突破了言情小说写情而不言志的局限,剥去小说言情的外衣和通俗的形式,她有着比一般流行小说家“多一点”的文学思考。她将都市职业女性作为表现对象,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内核做了深层观照和思考。在香港本土意识高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亦舒以其极具“港味”的都市故事,参与到了香港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之中。在流行文学占主流地位的香港,亦舒将严肃的文学思考置于流行形式的创作策略,无疑成为其作品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雅俗共赏的文学定位,成为张爱玲和亦舒文学创作比较的基点。而将张爱玲、亦舒作对举比较,是因为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沦陷时期的上海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写作基调的奠定又与其早年的香港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亦舒生于上海,童年时到了香港,虽自称香港人,但生命里的上海背景挥之不去。上海的美食、上海话、上海的老电影以及老上海的繁华所象征着的某种神秘都蛊惑着她在小说中不断地将其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香港在经济地位、城市风貌和文化气质上的暗合,以及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为镜像”的关系,为两位作家的都市/女性文本对话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就不能不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二 书写双城:“他者凝视”和“自我探寻”

从1939年7月张爱玲到港大读书至1941年“港战”爆发,张爱玲在香港度过的时间统共只有三年半。对于香港,无论如何她只能算是个“他者”。香港于她,是个光怪陆离的异域,匆匆一瞥,留下的只是刹那印象。而她偏偏为香港写了一本“传奇”。她将它描述成殖民者眼中的东方,“荒诞、精巧、滑稽”;上海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半中半西、半洋半土,具有异国情调但缺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张爱玲津津乐道的是此中人“不甚彻底的道德感”。以香港为背景的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为例。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小公馆坐落在半山上,花园外就是荒山,园子仿佛乱空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的杜鹃花,园子外面的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薇龙从梁家出来,感觉犹如《聊斋志异》里的书生只身前往鬼域,而此时“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成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香港所代表的现代都市性被忽略了,诡秘阴森的场景成为人物活动的幕布,一切仿佛被抛到了现代文明之外。而在《倾城之恋》中,见惯了城市风景的白流苏,一下船,却被香港各种巨型的广告牌扰乱了心思,自忖“在这个夸张的城市里,只怕摔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一路走来,火一样的“野火花”、冷而粗糙的墙,犯冲的颜色,或张扬得刺目或冷酷到荒凉,显得与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而灯红酒绿的舞场、饭店又使这个城市显得摩登而“洋气”。古老与现代就这样矛盾共存,而这样的背景,少了羁绊和压抑,主人公的行动似乎可以放肆一点,故事似乎可以离谱一些。于是,张爱玲让葛薇龙、白流苏、聂传庆等“参差对照”的人物穿梭其间。在“他者凝视”之下,香港成为“传奇”。无独有偶,40年后,另一位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也作了类似的想象:“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的大相遇”,她将个人经验提升到所谓的“香港经验”,唤起了无数内地人对香港的憧憬与向往。

比起香港,上海是张爱玲的“家城”。去掉了“他者”视角,她一支笔出入于上海的里里外外,描绘出世俗烟火氤氲弥漫的都市民间。古老而颓败的家族尽收眼底,它是真实的、亲切的,也是传统的、压抑的。在张爱玲看来,它依然是“老中国”。传统的、式微的大家庭成为“老中国”的缩影,就像《倾城之恋》中的白家,《创世纪》中的匡家,阴暗、压抑、沉闷,有人的地方,人影幢幢,形如鬼魅,无人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而空气中飘散的是老中国的鸦片香。在张爱玲这个上海人看来,香港是传统的、道德的、沉闷的“老中国”――上海的“他者”,是一个可以逃离到的地方。

三 亦舒:“世俗”与“传奇”

亦舒的生命历程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她的书写摈弃了外人加诸于香港身上的种种传奇色彩,她笔下的香港是势利化的香港,极少浪漫也绝无幻想。香港发展出一种中西混杂、又非中非西的文化。

90年代随着经济的转型,香港步入了后工业时代,文化形态上也相应出现后现代的景观,人们普遍陷入一种消费的迷狂,亦舒这样形容港人惊人的消费能力:

“香港没有一样东西是贵得不能流行的。”

正如张爱玲所言:

“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物质上的丰裕与享受,并不能掩盖精神上的贫乏,香港人在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深深地遭受到由此带来的道德价值的沦丧。因此,都市市民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生的种种精神病象,成为亦舒都市文本的主题。如《喜宝》中的姜喜宝,喜宝的堕落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导致的有意识的堕落。喜宝们享受着出卖自身所换取的物质享受,却丧失了爱人与被爱的能力,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动力。

都市人的出路在哪里?面对都市人的迷失,亦舒孜孜以寻。她没有张爱玲虚无的精神背景,不会让她的人物陷在虚无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她总会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设法为主人公寻找到出路。“逃离”成为亦舒为其主人公选择的出路之一。与内地扯不断的亲缘关系,使得她笔下的人物下意识地选择了往回转,逃离当下,回到与她们有着或浓或淡的血脉联系的故乡,现实的逃离即是如此。《曾经深爱过》中,迷失于“我城”的周至美在遥远的东北――一个不发达的北方小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在那里她重温了淡薄已久的人间亲情。《喜宝》中的勖聪慧在厌倦了香港的尔虞我诈之后来到内地,在贫困地区做了中学教师,在天真稚嫩的童心包围中,用勤勉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现代的张爱玲,当代的亦舒,将上海/香港互为映照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二人笔下的所谓上海与香港,传奇与世俗、“他者”与“我城”的交相变换,并非作者创作的偶然对应,或是论者的牵强附会,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正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城市文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只初露端倪,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都市景观和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方式引起的都市人的情感反应,更多的是新鲜和震惊,都市物质文明虽然来势汹汹,但尚未撼动这个农业文明的古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而牢固的根基,却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已经失去生机的古国带来现代的鲜活的气息。张爱玲出身名门,没落贵族的家世使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古国的腐朽、颓败和对人的压抑,对于刚刚到来的都市文明她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喜爱。相比较于上海,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芜杂、鲜活又不乏都市味道的香港便受其钟情,她将其“传奇化”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与张爱玲相比,亦舒生活的香港已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业都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上呈现出后现代景象,无深度、无历史感,理想破灭,价值陷落,都市文明的弊端愈发凸显。传统文化的根基太浅,新的文化、价值观又没有建立起来,而香港尴尬的文化身份更加重了港人精神的无所归依感。因此,曾为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不中不西的香港文化此时却为亦舒所诟病,香港叙事的“去传奇化”成为亦舒突出的写作策略。怀旧,是上世纪末一道流行的文化景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怀旧风潮中,老上海是香港人不会遗忘的一道风景。而昔日沉闷压抑的“老中国”又成为亦舒眼中的“传奇”,这似乎是历史所开的玩笑,但实际上则有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许子东、梁秉钧:《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亦舒:《喜宝》,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亦舒我的前半生范文第3篇

这便是，路越多越蹉跎，一条道走到黑没准能见曙光。

小职员说，她们都好有智慧好有能耐好有涵养好有修为的样子，瞬间让我白活二十几年。

某小姐只说了一句——她们长那么丑当然要有点办法啦，要不怎么活下去。

从前也是小职员，认领的人生导师连起来比人生还要长。

彼时通常听到的话是：你们这些小姑娘要怎样怎样，现在的男人都怎样怎样，再不抓紧点就怎样怎样了。

年纪稍长的感叹，我们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性情温和薪水不薄……我的脸也能看，为什么还要低到尘埃里取悦男人？你们年纪轻不知道啊，因为男人就像小孩，需要崇拜和疼爱……

某小姐当着面说，你以为男人光看脸么？不，他们没有那么轻浮，他们还是很看重身材的。

亲眼看着那人从语重心长的自我膨胀与安慰中被击溃，某小姐说，相信我，优雅聪慧的她回去会对着镜子哭一礼拜。

丑，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刻薄了吧，因为貌美几乎能改变一切困境，穷是蓬门碧玉陋室明娟，富是大家闺秀仪态万千，矮是小巧玲珑，高是玉树临风，瘦是楚腰纤细掌中轻，胖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若丑，该如何修饰和安慰？

这年头，谁出门不带一箱子面具，各种萝莉御姐女神横行，以为有个封号就安全了，这时候只要一个字保管打回原形，那便是“丑”，一切萝莉御姐女神，都有个前提是“貌美”。

某小姐说，我的人生不需要导师，一切平心而论量力而行。

不美的人，要有自己的活法，不能生搬硬套那些人生导师指的明路，人生也不是做祷告，念相同的经上帝就会听到。

有人写，萝莉时期读琼瑶，长大了顶多自嘲般揶揄一下爱情，读亦舒，稍老一点简直可以怀疑人生。

真是一句中肯的结论。

亦舒写两种女人，一种花自己的钱，一种花男人的钱，不管花谁的钱，她们必定有出色外形，花男人钱的是到了四十九岁半仍有人大把追求者的艳绝人寰，花自己钱的是将普通白衬衫和卡其布裤穿的令人难忘的世间极品，不美简直是罪过。（关于白衬衫，几乎成了一种概念衣饰，阿猫阿狗都穿着白衬衫冒充玉树临风，殊不知，白衬衫是比电子称还刻薄的玩意儿，多一寸肉都能看出好歹来。）

如今的女孩子误读亦舒，空学了一腔自以为是骨气的傲气和自认是骄矜的虚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施南生和林青霞，不美的人，不要捧着亦舒做人生导师，因为亦舒那些办法，是教给一等一的美人的。

亦舒我的前半生范文第4篇

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

吾友皆绣淡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毕即休,无人记录。有时亦思集成一书,用赠后人,而至今阙如者: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

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莫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或若问,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云何独有此传?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

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

(本文选自金圣叹托名施耐庵作《〈水浒传〉序》)

1. 下列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 其所发明,四方可遇发明:发现、阐明

B. 而至今阙如者阙如:欠缺,空缺

C. 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

发挥:充分表达

D. 心闲试弄,舒卷自恣舒卷:舒展、卷缩

2.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组是

A. 其谁曰不然

几世几年,剽掠其人

B. 不应吾诋诬之也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C. 今年所作,明年必悔

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D. 无贤无愚,无不能读

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3. 下列说法不是作者集结《水浒传》的原因的是

A. 没有创作传世之作之心,没有创作的包袱。

B. 创作以供朋友笑谈娱乐,创作心态轻松。

C. 文辞精当,创作可称无瑕,作后没有自悔之虞。

D. 文辞通俗,各色人等都能阅读,没有作品无读者的担心。

4. 下列对文章内容评述不当的一项是

A. 本文文字典雅古奥,简洁干脆。为了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作者采用了较多的排比、对偶、对比等修辞手法。

B. 在本序中,金圣叹假借施耐庵之名,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符合自己审美情趣的施耐庵的形象,这一形象不一定符合施耐庵的本来面目。

C. 本序部分文字阐述了作者的创作观,比如创作不应有太多的功利心、创作要贴近读者等,这些观点至今还有一定价值。

D. 作者在文中描绘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知识分子交友图:朋友间随心适意,不拘礼节;相互间不重物质享受,只重精神相契。

5. 翻译文中画线句子。

(1) 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缚帚所以扫地,织席供吾友坐也。

(2) 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

(3) 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

【参考答案】

1. D (展开书卷、纸张)

2. D (无论。A. 语气词,表反问/代词,他们的;B. 代词,他们/语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C. ……的/被动结构词)

3. C (原文中“小不足悔”,指写作此文即使有所得失,也算不上什么要紧的事情,不会使人后悔,并非指创作无瑕)

4. A (文中杂用口语,“典雅古奥”有误)

5. (1) 家中的童仆婢女有空闲,(我)就督促他们扎缚扫帚、编织席子:扎缚起来的扫帚是用来扫地的,编织起来的席子是用来给我的朋友们坐的。

(2) 这《水浒传》的七十一卷文字,大多是我的朋友离去后,自己在灯下游戏笔墨(所得);大风雨天,没有友人来访之时又完成了其中的一半。

(3) 我的生命有限,我怎么知道读我书的后人怎样评价我的书呢?

【说文解字】

所

(1) 处所,地方。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促织》)

(2) 着落,结果。勤而无所,必有悖心(《左传》)

(3) 表约数,意同“许”。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史记・李将军列传》)

(4) 与“为”搭配,表示被动语意。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鸿门宴》)

(5) 助词,指出动作、行为的对象,相当于“……的”。其所发明,四方可遇(《〈水浒传〉序》)

课

(1) 考核,测验。房奏考功课吏法(《汉书・京房传》)

(2) 督促完成工作。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水浒传〉序》)

(3) 学习,教授。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与元九书》)

(4) 赋税。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拟古》)

亦舒我的前半生范文第5篇

1913年11月13日冯亦代出生于杭州。他啼哭着一落地就失去了母亲，是祖母把他拉扯大的。冯亦代后来回忆：“幼时很纳闷为什么要叫这条街为后市街，以后懂事了，才知道是与前街的繁华地区相对称的。”他确切的出生地是后市街王衙弄。孩提时代，冯亦代幼小的心灵总想走出后市街，一睹前面那繁华的街市。无奈一道道高耸云天的风火墙，使他终日盘桓在狭小的天地里。“我珍惜在这弄口伫立的时光，因为我可以看到不同的脸，舒坦的，焦急的；走路的姿势亦有所不同，有人安详踱步，有人匆匆而过。”

从后市街的老宅到湖滨，大概要走半个小时，但那时的走路是从来也不计时间的。何况冯亦代童年时还有黄包车可坐。有时祖母带着他从湖滨一直走到五公园（那时还没有六公园），然后又带着他走回来。一路上祖母指点湖山，告诉冯亦代那些名胜古迹，欣赏大自然对人类的厚爱。“天黑了，就带我到沿湖马路上的西园茶楼上喝碗茶，坐在窗前还和我前朝后代地谈着，一直到吃完了一碗虾爆鳝丝面才带我回家。我很喜欢这样的闲行，一面还可以听祖母讲故事，她讲的都是与西湖有关的事情，讲到岳母刺字，便意气风发，讲到风波亭，又不胜叹息。”

冯亦代在这条后市街足足走了18年，以后便离乡背井出外去读书了。“但我永远忘不掉街上的黄昏，晚间路上跫音，和我那颗无所着落的心。”

冯亦代早年在杭州安定中学、蕙兰中学读书。1932年入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读书，并辅修英语，广泛涉猎英美文学名著，组织剧社及文学团体。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保险公司工作，同时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上海沦陷后去香港，在《星报》做翻译工作，后主编《第八艺术》周刊，并为其他报刊撰写影评、散文和小说。次年参加国际新闻社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与戴望舒、叶君健、徐迟等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

冯亦代对家人、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心中始终珍藏着孩提时代的生活情景。《后市街的童年》《阁楼的忆念》《长孙》《白娘娘》等散文中都表达出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和乡情。

杭州是茶的世界，杭州人无不受到龙井茶的滋润。冯亦代也不例外，他在《品茗杂忆》中写道：

“我是杭州人，年幼时到虎跑寺去，总要泡一壶龙井茶，风雅一番。”

岁月冲淡不了他对故园和故友的思念。“故园的生活是我的梦境，这个梦追随着我，越到我年纪长大，越是不能忘怀。”譬如戴望舒笔下的那杭城中“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就勾起了他对故乡的不尽思念。“我喜欢望舒的诗篇，特别是那首《雨巷》。我心里永远保持着《雨巷》中的诗句当年给我的遐想，和此后给我的思忆。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街，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早在1939年，冯亦代就与戴望舒、郁风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1941年去重庆又创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多年，所以说他是一位资深的出版家。冯亦代1940年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是最早将海明威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之一；译作有海明威《第五纵队及其他》、匈牙利海依・尤利乌斯《生活的桥梁》、英国毛姆《毛姆短篇小说集》、美国法斯特的《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等20种。新中国成立后，他组织编译了《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等一批外国文学作品，所以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冯亦代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随笔作家，出版有《冯亦代散文选集》《冯亦代文集》《西书拾锦》《听风楼书话》《冯亦代自述》等著作，特别是他撰写的大量介绍西方图书的文章，犹如穿越太平洋的清新宜人的风，吹拂着中国读书人的心田。人们永远记住了这位传播知识、传递友谊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便可以搞翻译。冯亦代说翻译不是油漆，可以在片刻之间把白的漆成黑的。翻译要把某一国的语言转换成另一国的文字。两个国家的文字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翻译要攻克其中的多少难关啊！“翻译的确不是件易事！但说到底，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极有益于各国间文化交流的事业，值得我们为之工作一辈子的。”

朴素，淡泊，真诚，浪漫……这是朋友们对他共同的评价。一生中，无论是在孩提时代的杭州、少年读书的上海，还是一生住得最久的“听风楼”、最后的居住地“七重天”，处处留下了并诠释着冯亦代的朴素。朋友们说他淡泊，不仅因为他可以“耐着寂寞从事中西方文化沟通”，更因为他本身就具有淡泊的风骨。真诚是他的情操。因为真诚，朋友间都管冯亦代叫“二哥”。他的挚友在谈到他时说，浪漫不仅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情，更是伴他一生、屡经磨难却不离不弃的特征。

那年冯亦代80来岁，黄宗英年近七旬。这对白发苍苍的“哥哥妹妹”在1993年结为伉俪。当时这一婚姻引起轰动，许多亲朋好友、文化名流前往贺喜。他俩相依相伴，琴瑟和鸣，传为文坛佳话。两位老人沉醉在迟暮的幸福中，久久执手相看。冯亦代对黄宗英说：“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要比任何时候过得更甜蜜。”黄宗英说：“七十以后结婚可以一年顶十年。”普通的杭州人津津乐道于他晚年与演员、作家黄宗英的黄昏恋曲，在小小的惊诧之外，更多的是钦佩他们的勇气和赞赏他俩的感情，读一读收录了300余封往来信笺的情书集《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感受他俩诉说彼此的思念，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热烈的激情和浪漫，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份至诚至爱而深深打动，让我们重温纯爱的美好。

他为自己勾勒的自我写真是：“我的自画像――少年老成，老来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