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原文范文第1篇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散文有很高的成就。年少时赴日留学，深受近代思潮的影响。回国后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办创造社，揭露当时的时弊。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各地，宣传抗日。抗战胜利时，却被日军秘密杀害于印尼。胡愈之先生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故都的秋》是其散文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8月。那时的他，结束在外的漂泊，刚回到北平。这是他时隔21年再次回到北平，回到当年他曾经熟悉的地方。这时候的故都，早已经变得物是人非。看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作者有些激动，有些失落，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

岁月是无情的，这个时候的郁达夫已经到了中年，因为恰逢国家遭难，郁达夫四处漂泊，北上南下，甚至远涉南洋，奔走在抗日宣传的最前线。岁月在他的脸上，在他的心里，不可避免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最易伤感，最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心境最为复杂。伤春悲秋，然后通过文字将其表达出来，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郁达夫也不例外。面对此时此刻的故都，他的心已经“被一片秋草和落叶触碰，被衰弱的蝉声缠绕，被秋雨打湿，被凉风扫过。”

因此，在这种心境下，在来到北平的第四天，作者写下了《故都的秋》这篇散文名作。或许是隔得太久，又或者是心境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故都北平的秋，今年似乎“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而这“清”“静”“悲凉”，便构成了《故都的秋》这篇散文的基调和主线。整篇文章就此铺开。在作者的眼里，“清、静、悲凉”正是故都秋天的特色，这是故都的秋于众不同的地方。“那飘零的槐叶，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拓寺的钟声”，这一连串的故都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的景物，让久居南方，四处漂泊的作者在熟悉之余，更添孤独悲凉之感，而这，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写照。作者的感情随着景物描写的深入，也蒙上了一丝丝悲凉的秋意。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通过对故都的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心境的悲凉，这种物我相容的高度契合，显示了作家在创作上的高超艺术。当然，在《故都的秋》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表达一种悲凉的意境之外，还在文字艺术的表达上有一些别的韵味。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所描写的景物，通过独特的手法表述出来，都有一种雅俗共赏的味道，使得那一层淡淡的悲凉意味，除了带给诗人的心境上的凄凉，还有一种人生的感悟。

1938年的故都，和往常的秋天已经不太一样，因为此时的北平，已经沦落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个时候的秋天，除了萧瑟，还有一种衰败的意味。郁达夫是著名的抗日志士，看到故都如此景象，他的心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悲凉的同时，更有一种死亡的味道。衰败和死亡是人生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境界。有点颓废，而且有点唯美。“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审美情趣，还融入了西方的唯美主义，以恶为美，以丑为美，以死亡为美。丑到极致，便是美，这种境界，可以说是高雅。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作者在《故都的秋》中对景物的描写，还有其低俗的一面。正如他在文章所描写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而耗子”一词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低俗的美。这就使得原本高雅的境界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

还有，作者在文章中所写的“都市闲人”，“穿着传统的衣裳“或者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所体现的低俗的趣味一面就更加浓厚了。一个“闲”字，就体现了在大都市中的低俗趣味，是很有神韵的，“闲”，尤其是在大都市中的“闲”，这也是一种情调。闲人也是俗人，不一定有多少高雅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却有高雅的文化人的悠闲的格调，又为高雅的文化人欣赏。这是一种点睛之笔，也是雅俗之间的串联之笔。它让这篇文章在雅俗之间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彰显了一种趣味美。

故都的秋原文范文第2篇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选自《故都的秋》）

【妙处可言】

描写景物的文章，贵在描摹逼真、生动形象。描写是写景物常用的表达方式，但若能在此基础上，借助多种手法，对景物进行描绘，则可使所写景物的特点更加突出。郁达夫《故都的秋》一文就运用了多种手法对故都的秋进行了描绘，从而使故都的秋成为人人都向往的景致。

一、运用对比，扬此抑彼

对比手法是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情形作对照，互相比较。描绘景物时，运用对比使之与其他事物进行对照，可以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所描写景物的特点更加清晰、强烈。如《故都的秋》一文中作者以“南国之秋”的“淡”和“北国之秋”的“浓”作对比，以南国秋味的“看不饱”“尝不透”和故都秋味的“饱尝”作对比。突出北国之秋秋味浓厚的特点。又如作者写秋雨时，把北方的雨和南方的雨进行对比，“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从而体现出北方秋味浓厚的特点。再比如文中提到“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并拓展开来写南国之秋的特点，与北国之秋形成对比，通过扬此抑彼，强调北国之秋秋味的浓厚胜过南国之秋，从而使北国之秋的特点更鲜明突出。

二、连续设喻，凸显特点

展开联想和想象，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描写景物。运用修辞手法来描绘景物，能把景物写得更加生动传神，从而凸显景物的特点。如《故都的秋》一文中常用是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如“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作者用名花和美酒设喻，写出了渴望饱尝北国之秋的原因——名花含苞欲放时最美，美酒半醉微醺时最香，但于秋而言，只有在飒爽的秋风中，在清凉的秋雨中，在残弱的秋声中，处于一种“全开全醉”的状态，才能领略真正的秋。而北国的秋，那才是秋味十足的秋。

三、动静结合，以动衬静

写作时，只写静景，很容易使文章呆滞，而只写动景，又可能使之失去稳定。只有将静态描写刻画景物形态的长处和动态描写利于传神的长处结合起来，所绘景物才会具体、生动，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故都的秋》一文有动有静，并融入了作者深沉而细腻的感受和情思，文中“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和“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平的特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都是极细微的声音，而作者能够听得到这些细微的声音，正能说明故都的秋“静”的特点，这也得益于文中以动衬静的手法的运用。

四、融情于景，情景交融

景贵有情，在描绘客观景物的同时，若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思想感情融注到作品中去，可以使读者产生共鸣，进而给读者带来愉悦之情，陶醉之情，将读者带入特定的情景之中，使之受到美的熏陶，获得美的享受。如《故都的秋》一文作者喜欢蓝、白等冷色调，并且乐意看到“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这是与作者当时所处的黑暗时代和苦闷、孤寂的心情相契合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文中的景物既是对故都的秋的客观描述，又是作者内心情绪的反射。作者身处黑暗的社会环境，内心忧郁、冷落，因此，文中的景物无不笼罩着“清、静、悲凉”的强烈主观色彩，无不蕴涵着向往和眷恋故都的秋的真情。

故都的秋原文范文第3篇

正当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由孙军担任总撰稿，总政电视新闻中心制作完成的多集文献纪录片《秋收起义》，这既是对秋收起义80周年的纪念，同时也是给党的十七大的一部重要献礼片。作品披露的无数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不仅彰显了历史的真实及等革命领袖们的斗争艺术，而且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分析和叙述，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重要的思想启示，那就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伟大原则，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和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宝贵经验。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秋收起义，广大观众对这个重大事件的了解往往只是一个表层的一般概念，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对其历史事实的掌握也称不上是系统准确。文献纪录片《秋收起义》以其翔实的材料和经典画面，用客观准确的史实考据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填补了秋收起义在电视文献片宣传上的一个空白。同南昌起义一样，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这次起义中，以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们逐步认识到根据中国国情、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正是有了这次起义，才有了后来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才有了燎原之火般的全国各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伟大真理。作品高屋建瓴，用历史事实说话，为避免空洞的概念和说教，特别是在叙述秋收起义的背景和意义时，作品采用的全是真实画面和史实介绍，使观众在对历史背景的充分把握中，进一步认识到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地位。

作品讲述秋收起义，首先介绍了1927年国内形势的剧变。1927年，、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遂告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于1927年8月3日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5日，临时中央训令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以响应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正式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当时身在武汉的被派往湖南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正是在这期间，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要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坚决地同反动武装进行斗争，因为已经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应该说，这是在“四・一二”和“七・一五”中我成千上万共产党员惨遭屠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路线上完成的一次伟大转变。这部作品对为什么发动秋收起义，起义过程的组织领导，起义爆发后各团的进攻方向及其进展，以及同志发现中央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有重大失误时，立即决定放弃这一计划，改为向农村进发的整个过程，条分缕析地进行叙述，以秋收起义的发展为经，同时也介绍国际国内大的背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文献纪录片《秋收起义》有详有略，详简得当，既介绍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和决定，同时也穿插一些历史故事和重要细节。其中包括曾被拟定派赴贵州开展斗争，但对湖南情况更为熟悉的主动要求赴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其博怀和战略思考，受到党内包括瞿秋白在内的高层领导同志的赞许。他抛妻别子的场景给观众以深刻感人的印象。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夺取长沙并举行长沙暴动的原定计划遭受严重挫折后，他果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文家市集中，迅疾提出放弃进攻长沙、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的正确主张。这一主张，无疑是审时度势，挽救革命力量于危途、把革命引向光明前景的伟大决定。

讲故事，说细节，是文献纪录片《秋收起义》至为鲜明的特点。秋收起义发生过程中人们了解的，一般都是简要的介绍，而这部片子以讲故事的形式记述事件，观后给人印象深刻。在主持一次重要会议的途中，曾遭当地反动民团拘捕，作品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突显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大家风度和机智脱险的敏捷睿智。同时，通过这个事件的叙述，也由衷地赞颂了革命领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高风亮节。、何长工、谭政、张宗逊、宋任穷、赖毅、杨立三、陈士榘等这些今天听来耳熟能详的一代将帅，都是秋收起义的亲历者并留下了精彩动人的故事。诸如何长工、杨立三奉命设计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飞马送情报解起义军于危途，以及袁文才、王佐请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向袁文才、王佐部队赠送武器等等，许多故事都记述得生动具体。就连在文家市一所学校为起义部队作报告时，扒在墙外听得入神的两个少年学生也在作品中被如实记下，这两个孩子后来分别成为共和国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他们便是和杨勇。这些不经意间的记述，使得似显概念和枯燥的文献片变得极具观赏性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用讲故事记述重大事件，也正是这部作品作为文献纪录片的有益探索。正是在对史料用故事手法的记述中，观众熟悉了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卢德铭、陈独秀、彭公达、易礼容等，熟悉了对革命贡献很大但很早就牺牲战场的潘心源、曾士峨、安、张子清等。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秋收起义成为党和军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可当我们走进历史，却有那么多构成这段历史的伟大英雄和感天动地的悲壮故事。

作为这部文献纪录片的总撰稿孙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创作这部作品时，赋予了作品高度的思想性，这是贯穿作品的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党指挥枪”的伟大原则。从为代表的共产党领袖提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作品用画面语言叙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此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农村革命斗争，这些党的早期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像一条纲成为全部作品的主线。有了这样一个思想主线，作者无论是介绍人和记述故事，都做到了形散而神聚。在纪念秋收起义80周年的时候，回首这段历史，聆听历史遥远的回声，我想我们看到听到的不仅仅是故事，更多的是教益、是启示。在历史的回声里，我们以史鉴今，将更进一步明白开国领袖们用毕生实践探索的科学真理，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依然不乏现实意义。

故都的秋原文范文第4篇

春秋时期，齐国姜无知篡位夺权，并追杀合法继承人公子纠和小白。公子小白被迫逃离齐国远赴莒国避难，途中被莒国公主秋己搭救，藏身莒国，二人情投意合。姜无知为绝后患，兵临城下，威胁莒国国君交出姜小白，秋己为救姜小白舍身嫁与无知，避免一场血战。身处齐国深宫的秋己隐忍待发，趁姜无知醉酒之时假借助兴表演一箭射死了他。秋己派人通知姜小白归国复位，自己则选择归隐山林。

同时得到消息的公子纠和小白都踏上了归国继位之路。为了阻止姜小白，管仲潜伏在小白必经之路上，搭弓箭射姜小白。姜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头口吐鲜血佯装死去骗过管仲，提前赶回齐国登上王位。管仲沦为阶下囚，盛怒的姜小白坚持要杀掉管仲报一箭之仇。而鲍叔牙却举荐管仲为相。听到消息的秋己赶来劝谏姜小白，未果，秋己为救管仲竟舍身挡箭而亡。弥留之际秋己劝姜小白毋忘在莒、履行誓言、拜管仲为相富民强国。后悔莫及的姜小白答应了秋己最后的请求。在管仲与鲍叔牙等人的辅佐下，姜小白铭记“毋忘在莒”，任贤用能，励精图治，兴商强兵，富民强国，终成霸业。

《毋忘在莒》大气磅礴，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剧作品，富有浓郁的莒文化和齐文化色彩，不仅描摹了姜小白的家国春秋梦，还状写了姜小白与秋己之间的儿女情长和美丽哀愁。

该剧成功地塑造了姜小白这样一个颠沛流离、去国怀乡、忍辱负重、毋忘在莒的“原乡人”形象。“原乡人”一词，形容的是为了理想奔走却不忘苦难和故土的人。姜小白因宫廷而去国避难，但他心系家国不忘故土、身负复位大任。他的颠沛流离是政治避难、是自我流放、也是他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正是避难的路上让他看到了民不聊生、看到了社会动荡的危害，让他意识到作为君王的责任。姜小白从养尊处优涉世未深到饱经沧桑和磨难，他的性格也从稚嫩慢慢走向成熟。同样的苦难放在别人身上是无法承受的，但是姜小白却能承担，因为苦难在折磨他的同时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正是家国春秋的宏大愿景让他坚持下来。当然仅有宏愿也是不够的，他的背后还有收留他的莒国民众，关爱他的舅父莒国国君，爱慕支持他的秋己表妹。在莒国的日子，对姜小白来说既是苦难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家国梦受挫的时候，有秋己的温情呵护和关慰。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是落难英雄的温柔乡，暂时抚慰英雄受挫折的心灵。可以说在莒国避难的经历是姜小白一生的财富，忘记这段经历、忘记自己的承诺与誓言就是忘本，所以“毋忘在莒”就是牢记历史，不忘苦难，坚持根本的一种自觉。姜小白最终能够继承王位完成霸业，正是得益于“毋忘在莒”的精神。

如果说姜小白在剧中是一位原乡汉子的形象，那么剧中的秋己就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原乡妹子的形象。秋己是莒国公主，姜小白的表妹，她有情有义敢爱敢恨，她对国家对人民充满感情，对表兄姜小白爱得深沉，她为了国家为了心爱的人可以牺牲自我，甘愿入虎狼穴与虎狼相伴。她的爱是隐忍的，她的性格从泼辣外向转而隐忍内秀。她也是一个原乡人，只身一人离开莒都来到齐国，她想念父王，惦记小白，却要应付姜无知的纠缠，每天要在各种角色中转换，从无忧无虑的公主变成心事重重的妇人，她心中的苦楚恐怕只有自己知道。然而，她时时刻刻都不忘寻找时机帮助姜小白。隐忍待发的秋己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利用陪酒的时机，假借助兴一箭射死姜无知，除掉了姜小白登基的障碍。达成夙愿的她没有回家，没有去找登上王位的姜小白，却选择了归隐，因为她觉得自己被玷污了。但是为了劝说姜小白重用管仲，她再次出山劝谏甚至不惜以身为管仲挡箭。她成全了姜小白，姜小白成就了霸业。

秋己的家国情怀不亚于姜小白，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而秋己就是姜小白生命中的贵人。在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之间，秋己为了深爱的姜小白毅然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儿女情长成全姜小白的家国春秋梦。其实秋己是可以选择归隐过平淡生活的，但是生于帝王家的她和小白除了沿着既定的轨迹滑行外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换言之，牺牲自我成就姜小白是秋己的必然，这正是秋己的悲剧性所在。

著名戏曲学者王安奎先生认为，优秀的历史剧其成功之处在于剧作家在作品中抒写了有时代特色的、有创作个性的历史情怀。该剧正是这样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剧作品。剧作家从历史的大背景着眼宏观把握，从情感的细节处入手细腻灵动，抒写了自己对家国春秋的历史情怀。该剧结合典故，运用了在大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细部虚构的创作叙述方式。在剧中大量使用了典故，把诸如“毋忘在莒”、“一箭之仇”、“管仲拜相”、“ 管鲍之交”这些典故化用到剧中，在春秋争霸社会动荡的大历史背景下，为观众精心演绎了一段姜小白流亡莒国登上王位终成霸主的故事。

剧作家的任务不是去还原历史，而是通过描摹历史变迁来抒发自己独具个性的历史情怀。历史向来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学中的历史、艺术中的历史和史书中的历史各不相同。真实性是历史的生命，但是历史剧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正如历史上的蔡伯喈是位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而戏文中的蔡伯喈却是个负心汉。历史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历史真实是创作历史剧的基础，而情感的真实才能真正使历史剧作品发挥感人的效果。

故都的秋原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吕氏春秋》；君臣和谐；文学意义

[作者简介]管宗昌，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辽宁大连11660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57-05

君臣关系是政治世界的基本关系，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和展现，《吕氏春秋》也不例外。吕书更倾向于展现君臣和谐的理念。这虽然在直接论述中不多见。但在其辩证性议论的语言中却有着独具匠心的展现。

一、《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议论及其体现的君臣和谐理念

《吕氏春秋》善于收录历史故事和传说，在对历史故事和传说叙述完毕后加以议论是其行文常态，叙述之后的议论也经常为扣合主题而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仍有不少议论并非单为扣合主题，而是体现出明显的辩证性。具体说来，其辩证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议论和评说兼及历史故事的双方当事人，避免单面评说。《吕氏春秋》所收录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基本都包含至少两方角色。在对历史故事叙述完毕之后，有时会单就一方进行议论评说、回扣主题，这种情况不少。但从作者的议论视野看，这种议论缺乏辩证性。除此之外，《吕氏春秋》有时还会从故事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双方角色人手进行评说，使议论兼及两个方面，从而使作者的视角和评述富于辩证性。如《贵生》篇有“鲁君礼颜阖”的故事，作者是这样叙述与议论的：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立足双方展开论述。一方面评述颜阖是因为重生而辞却富贵。充满赞扬；另一方面又从人主的角度论述：“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认为人主不应以富贵骄纵、傲视贤人，而应知人下贤。这一则故事同时见于《庄子·让王》篇。《庄子》中故事的叙述与《贵生》篇大致相同，而议论则差异较大，《让王》这样评述：“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很明显，《让王》篇单从颜阖一方进行评述，而没有涉及另一方；相比之下可以显见《吕氏春秋》在议论方面的辩证性。

又如《离俗览》，在讲述完“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四人让位”的故事后，作者并没有单从四人角度进行论述。而是在赞扬四人的高尚品节后，又从让位者尧舜的角度展开论述：“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认为虽然四士的行为高洁不污，但是尧舜的行为也并非如石户之农所认为的那样“以舜之德为未至也”。尧舜也是以万民为义。对尧舜的评价不应完全与四士的评价标准相同。这一故事也见于《庄子·让王》篇，但是立足尧舜的辨析和议论在《让王》中并没有出现，足见《离俗览》对这一历史故事的辩证观点。经过对双方人物的分别评述，一方面展示出四士的高尚品节，另一方面又给尧舜以恰当的定位与评价。避免了对尧舜的误读。

同样的情况仍有很多，如《乐成》篇中“魏襄王与群臣饮”一事。作者的议论一方面赞扬史起不仅有预见而且忠于主上，另一方面赞扬主上能知人善任，议论富于辩证性。另外如《审应览》中的“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等，其故事之后的议论也属此类。

其次，《吕氏春秋》辩证性议论还表现为对同一对象转换评判标准。同一对象面对不同的评判标准将出现不同的评判结果。而能以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是议论辩证性的重要体现，《吕氏春秋》中有不少篇目在议论中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离俗览》中“宾卑聚梦辱”一事：

齐庄公之时，……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故事中宾卑聚自杀以显示其不能受辱之节，作者对此加以评述：“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显然，这是以两种标准对此事进行评价：其一，从生命可贵的角度讲，为义自杀显然过于鲁莽；其二，从心之不可辱的角度讲，这种行为又值得推嘉。作者的这一评议具有辩证性。

再如《不广》篇中“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一段。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一方面认为“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公子纠是否可以立为君主并不确定，这是从万事万物不可确定的自然规律讲；另一方面又认为管仲的思虑更合乎情理，这是从人的主观智虑不可忽视的角度讲。作者对同一则故事进行的是辩证性的议论和开掘，《举难》篇中“魏文侯弟日季成”等多个篇章段落也体现出这种特点。

最后，《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还表现在以正反对比的方式展示故事主旨。虽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是对同一主题的阐述和揭示。然而这是以辩证的方式阐释主题。通过这种辩证阐释，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阐释的冗赘和重复，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议论更加清晰充分。如《期贤》篇中“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一段故事。其故事梗概为魏文侯敬重贤人段干木，秦人欲进军攻打魏国，但由于耳闻魏文侯敬重贤人而按兵不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议论道：“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奠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作者首先对魏文侯的重贤、善用兵表示赞扬，尔后又从反面进行对比论述，认为野人用兵的种种行为和表现正与此相反。通过正反对比，作者提出的何为重贤、何为善用兵的问题无疑更加清晰了。同样的情况还见于《慎行论》和《疑似》篇等篇目。

据统计，在以上三类辩证性议论中，以第一类即从故事的双方进行议论与评述为最多。但需注意的是，此类情况中作者在议论和评述中所兼及的双方一般都是君臣关系，也即在故事涉及君臣双方时，作者经常从双方关系展开论述。如上例中鲁君与颜阖、尧舜与四士、魏襄王与史起、魏惠王与公子食我等均是如此。其原因除《吕氏春秋》收录的历史故事多涉及君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吕氏春秋》的作者普遍对君臣关系持较为辩证的态度，对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普遍显示得十分向往和期待。

二、君臣和谐的展现形式

在《吕氏春秋》中辩证的君臣关系一般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臣属对于主上勇敢合理的进谏，二是臣属的死义尽忠、节义行为，而臣属的这两种行为均需君主的善于听谏和知人善任与之相对应。从而形成辩证和谐的君臣关系。

如《贵直》篇“能意见齐宣王”一事中，能意见齐宣王后敢于以极其直接的言辞进谏齐宣王，作者在故事叙述完毕后这样议论：

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 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显然，作者对能意“不阿主”的直谏行为表示钦佩，这也切合本篇的主旨。但作者又从主上的角度评说：“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很明显是提示君主应当成为贤主。应当求此直谏之士。在这里，作者将臣属敢于进谏、主上任贤纳谏作为和谐君臣关系的对应和理想状态，体现出《吕氏春秋》在君臣关系上的辩证性思维特点。

臣属敢于进谏、主上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体现，而臣属的进谏除勇于直言外，有时还表现为善于进谏，即以合理、明智的方式达到进谏的目的。如《重言》篇“楚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髑”一事中，庄王立三年不听进言，成公贾却以庄王喜好的方式——讔进谏，最终成公劝服庄王。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这样议论：

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其中“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出自《诗经·邶风·旄丘》，其表达的是姑娘对心中所爱无尽思念的情感。原文为：“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大意为姑娘怀疑男士移情别恋。许志刚先生翻译为：“因何多日不出门呀？一定有了新伙伴呀！因何许久不相见呀？定有别情不肯说呀”是基本准确的。《旄丘》中的原文之意并不合乎此处上下文语境，显然属于断章取义，意为“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行动呢，一定有其原因。为什么安然处之呢，一定有其原委”。作者用这几旬诗的字面意思表达对于庄王三年慎于昕言的赞赏。《重言》篇的主旨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故事之后引用《诗经》评述庄王，正是赞赏庄王的慎于言行，这可以说已经切合主旨。但是，作者在对庄王评述完毕后，又从臣属的角度对成公贾的进谏表示高度赞扬，认为他的进言成就了楚国的霸主地位，意义非凡。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臣属的进谏给予极高的期望，希望臣属都如成公贾一样善于进谏、明智巧妙地进谏，从而使主上听谏如流，最终成就国家兴旺的大业。

又如《重言》篇“成王桐叶封弟”故事中，成王年幼时以桐叶封弟，后来成王有反悔之意，周公谆谆善诱、循理进言，最终引导成王作出正确决定。《重言》篇的主旨是“人主之言，不可不慎”，而这则故事中。成王和周公的言行可以分别从反面和正面切合“重言”主题，成王不重言、周公重言。但作者的议论没有重复这一显见的主题，而是从善说的角度对周公加以评价：“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这里的“善说”显然是指周公善于进谏。廖名春等人就将此句解释为“周公旦可说是善于劝说了”，是合理的。作者对周公善于进谏表示赞扬，周公善于进言的结果是成王接受建议、更加重言，而且彰显出成王的爱弟道义，使周王室更加巩固。

所以，《吕氏春秋》的编撰者认为臣属进谏进言、主上听言是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形式，而臣属的进言既表现为不畏艰险、勇于直言，而且还表现为高超的进言技巧。臣属的勇于进言、合理巧妙进言与主上的善于听言在议论上形成辩证关系，也是编撰者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属的节义行为和主上的知遇，也是经常出现于《吕氏春秋》议论中的辩证话题。如《不苟》篇中“秦穆公见由余”一事中，秦穆公意欲留住由余而苦于无法，希望蹇叔能够给出建议，但是蹇叔认为这是不义之事，自己不愿为之，于是推举内史廖进言，结果秦穆公按照内史廖的建议成功争取到由余。作者在故事之后的议论中这样讲道：

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作者对蹇叔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也对穆公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穆公的可贵之处在于“令人臣时立其正义”，也即容许和接纳人臣对于节义的追求与坚持。可见，臣属的节义与主上的接纳知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形成良好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士的节义是和谐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主上的接纳和知遇也是形成和谐君臣关系的关键，《吕氏春秋》十分看重君臣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如《知士》篇集中讲述靖郭君与剂貌辩之间的君臣知遇，靖郭君能够力排众议、坚持任用剂貌辩，剂貌辩能够为靖郭君临危赴难。作者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性评述：

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辩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显然，作者对剂貌辩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靖郭君力排众议、知人善任是剂貌辩能够死人臣之义的重要前提。

所以，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吕氏春秋》思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社会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需要君臣双方的共同构建。《恃君》篇有“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正是对臣属行为的明确概括，臣属当勇敢而合理巧妙地进谏其君。当坚持死人臣之义。除此之外，编撰者还从主上的角度，强调君主善听、善任的重要性，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对诸多故事的议论之中。

这种和谐君臣关系的理念在《吕氏春秋》中时时闪现，对君臣双方的辩证议论是其基本形式；当然，对其中一方的省略议论也是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作者还会通过议论与叙述的搭配，体现其对于君臣关系的辩证思考。如《骄恣》篇中“魏武侯谋事而当”一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日：“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毂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魏武侯小有所得便大有喜色，表现得十分骄傲，此时李悝大胆进谏，以楚庄王的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魏武侯大悟。这则故事还见于《荀子·尧问》和《新序·杂事一》，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其中进谏者为吴起而非孥隍。但这两处文献中，故事叙述完毕后均无作者的评述与议论。《骄恣》篇故事之后的议论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魏武侯的行为进行评述，即“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显然，这一层议论是用以扣合本篇的主旨——“骄恣”，对人主的自多和骄恣进行集中批判。二是对臣属的进谏表示赞扬。即“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从篇章主题和题名看，故事后的第一层议论正切合本篇主旨。作者在第一层议论后又加以第二层议论，对李悝的进谏行为大加赞赏，仍然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闪现。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与主上的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基本形式。这则故事中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行为，作者是通过议论进行评述和强调的；而主上的善于听谏则隐藏在故事的叙述中，李悝用楚庄王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武侯曰：‘善’”，正是对主上善于听谏的叙述。所以，这则故事也体现出作者的君臣和谐理念，其通过叙述与议论配合的方式亦体现出辩证性。

三、《吕氏春秋》君臣和谐理念的文学意义

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是关于君臣关系相辅相成的一对文学主题。这对主题在先秦时期逐渐成形，时至汉代最终定型。先秦时期，这两个主题呈现的是错位发展，并非同时成形。

最早在文学中自觉地对君臣关系主题加以表现的当属楚辞。屈原将君臣遇合作为理想，也自命为贤臣，可是他未遇明君。所以，屈原作品虽有君臣和谐的描绘，但表达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牢怨和悲愤。如《惜往日》中就同时具有这两类情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也曾追忆于君臣和谐的往日，然而更多的是当下见馋遭弃、终受放逐的发泄。他也描述百里、伊尹的重用，勾画出君臣和谐的图景。然而，“不逢汤武与桓缪兮”却是对遭遇明主的渴望，更是对当下不遇的怨愤。这里呈现的是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两大主题的交织。但无疑是以悲士不遇为主。

当然，《离骚》《惜诵》直至宋玉《九辩》等作品，关于士不遇的悲愤表达得就更为简单而直接。基本看不到君臣和谐主题：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胱。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诵》）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裔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积思，心烦谵兮忘食事。（《九辩》）自身贤德忠淑却不遇明君不得伸展，成为以上作品的主色，“发愤以抒情”（《惜诵》）是基调。所以，楚辞作品有时呈现出君臣和谐与悲士不遇的交织，但真正标志的却是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形，至于君臣和谐主题并非这些作品的主调。

君臣和谐主题出现很早，但其明确化、理念化却要推至战国后期。“以圣主贤臣遇合为主题的诗歌，最初见于《诗经·大雅》，是对明君贤臣默契理政的客观反映。但还没有作为明确的理念直接加以表达”，这准确道出了这一主题的早期特征。比楚辞晚近的《吕氏春秋》，其君臣和谐理念已较为明显，不仅在议论中有意加以论述，还有对其内涵的具体展示。其中寄寓着策士文人对于君臣关系的美好理想。充分说明策士文人已经不再是客观描述君臣和谐的事实，也非视之为单纯的政治话题或哲学命题，君臣和谐已成为与个人命运、理想关联的自觉诉求。

汉代文学中两大主题双线并进最终定型。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东方朔《答客难》、庄忌《哀时命》、王逸《九思》等等，都有共同的情绪：生不逢时的哀怨，属于悲士不遇主题。其直接的源头就是屈原为代表的先秦楚辞，这些作品大都以屈原的遭遇为背景感慨不遇。将不遇的原因或归结为不遇明君、不被理解，或为生不逢时，或为命运不济，或为遭谗受嫉。这类主题显然已具备相当丰富的内涵。

在汉代文学中，遇和不遇是并存的交响曲，两大主题都在此际定型。君臣和谐主题在史传文学中展现得颇为鲜明，如《史记》之《枚乘传》《主父偃传》等均记载君臣相得、相见恨晚，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展现。除此，汉初梁园也多见此类作品。诸如枚乘《柳赋》、邹阳《酒赋》、公孙诡《文鹿赋》等。这些作品多以物喻人。直接反映出汉初文人的幸遇心态。

君臣和谐的直接表现是臣得遇合、受君幸遇，然而这显然不是所谓君臣和谐的唯一。受君幸遇有个重要的道德前提：臣须仁德贤淑，而非以幸佞见宠。《史记》《汉书》分别有《佞幸列传》《佞幸传》，正是对这种佞人的指刺，这种因佞受宠显然不是中国文学所阐释的君臣和谐。

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可以看作汉代文学君臣和谐主题的典型，对此都有成熟见解：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作品中尽言贤人之于君国之重要，圣君之于人臣之必需，君臣相得之功效。王褒认为，圣主必得贤臣方成事业，而贤臣必得明君方能显德奏功。君臣遇合是种理想状态。但必须辩证辅成：君要知人善任、臣要贤德有能，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