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路范文第1篇

我又想起了三年前昏庸的徽宗的十二道金牌和那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它葬送了将士们的前程和整个大宋。从此，我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让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在绝望中慢慢冷却，这对我来说是多么残酷的刑罚，血肉横飞的战场，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归宿。

本来，光复旧物已经指日可待。没想到，听进主和派谗言的徽宗让“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化为了泡影。在牢狱中，南宋王朝的妥协与腐败，怎样伤了我忧国忧民的心。我曾经要将“从头收拾旧山河”当作终身奋斗的目标，将马革裹尸、血洒疆场、戎马一生、建功立业作为至上的追求，只是因为我忘不了那印在背上、烙在心里的四个字：“精忠报国”。

可现在呢？偏安的小朝廷容得下作乐的君主与腐败的群臣，惟独容不下一颗赤子之心。我再也没有机会血溅战袍，以身许国了，再也不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了。我本想隐居山林，将满腔热忱与壮志雄心尽付瑶琴，可惜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六十路范文第2篇

春运，在往来旅客眼中，是一张争购的车票，在交通职工心中，是一场必打的硬仗；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年年是集中部署的重点。它好像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更是一个困扰了中国人数十年的难题。

60年一甲子。从1951年的免年到2011年的免年，粮票、布票、油票到车票等很多特有的历史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车票”却愈演愈烈，日益成为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和街头巷尾的谈资。

从1954年可查证的春运客流量73万人次到2011年2.3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春运也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的春运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蕴含了所有的“中国特色”。如果想知道中国60年中在经济、政策上有何变化，60年返乡的路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一张回乡的票可以显现所有的温馨和矛盾、争议和趋同、发展和不足，也印证着“传统”与“现代”、“抗拒”与“接受”、“稳定”与“变革”，文化习俗与现代社会经济、政策的交织渗透。

从最初的铁路兼有自行车的回乡征程，到现在的“海、陆、空”三线配合返乡之路：从时代的大工业化进程中，挤得“水泄不通”的陇海线，到现在的不分区域不分地域的全线紧张：从早前支援西部建设“合同工”的单一客流主力，到目前的工、农、商、学、兵旅客全民化，中国的春运在60年中从各个层面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60年，上会睡着，但中国春运的“精彩”却日新月异。从运输能力到运输纠纷，从车票价格到“黄牛”之争，从经济变革到社会问题，从政策到学术。围绕着一张小小的车票一直充满着争议、变革和讨论。

专家学者们说，隐藏在春运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存在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春运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不单单是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值得人们从经济、制度、政策、传统文化、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加以认真研究的现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现象。

由此而来，春运现象可以解决和无解的争论也充斥各个媒体。乐观者认为，只要政策控制严格，配合多渠道、多方式回乡，尤其是高铁的加入使春运难题可以解决。悲观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和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以及目前的户籍制度没有改变，加上带薪休假制度没有改善，中国的春运是道无解题。

专家认为，破解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需要运输能力的提高和运输效率的提升，也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让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工在打工地安家落户。

但对于老百姓而言，只需要一张回家的票，只是希望在过年时有个好心情。

城市、农村构成了社会，进城、返乡反映着社会变革。

有这样一个说法，外乡人是城市的缔造者，是一个城市的脊柱。他们推动着建设步伐的前进，没有他们的城市，就是没有灵魂的空壳。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习俗已根深蒂固，过年回家成为外乡人心中分量极重的情结。于是就有了进城、回乡，就有了春运。

春节回家的故事，在中国一直有着复杂的纹理。60年中在每一个进城返乡人的脸上，喜悦、期待、焦灼的神情，凝结成一个个中国式的回家表情。

“青萍”年代

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话剧《龙须沟》的上演成为很多人对新中国第一个兔年的共同记忆。与之相反的，同年“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的设立反倒没有引起关注，大多数人或许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新中国最早关注春节返乡的记载。

这也在形式上被认为是中国春运“青萍”年代的开端。

两年后，“春节客运”的字眼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同年9月，铁道部在对几年来春节旅客运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至此，“春节客运”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被当做问题被当时的铁道部门所重视。

不过，从有全路性春运统计数字可查、能作定量分析的角度看，铁路春运从1954年开始，成为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时间点。

“春运”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形式和规模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形成原因更多的是经济因素。这一时期，由于新中国经过了3年恢复建设，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人员往来增加，加上实行公休假制度，大多数职工假期回乡成为这一时期客流人群。

经济复苏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初步形成也带动了春运的初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之后，单一由经济引导的春运潮由于政策的转向戛然而止，中国的春运进入了政治和经济交集的年代。客流人群从单纯的城乡居民的流动，变成了工人主力军。

1958年，成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战略。实行战略性的“建设大西北”、建设“大三线”的大工业化进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主导。由于西部地区从东北、上海等老工业基地搬迁进了许多大型的重工业厂矿，急需劳动力的数量是惊人的。于是，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收了大量的“合同工”，这些人不能够带家属。每年，国家企业就按规定给他们放12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程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不计在内。

春运的最初主力就此产生。每到春节将近，总有大批量的工人争相踏上东去的列车，将陇海线挤得“水泄不通”。“最拥挤时连车上厕所都挤进好几个人，谁也别想上厕所，上一次厕所就几乎等于一场战争。”一位王姓的老工人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当时的火车运力严重不足，更没有公路运输一说。那时火车线上的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

那时一个奇怪现象是：春节前，人们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西去的列车则相当宽松。春节后，情况则完全相反，西去的列车就如同节前东去的列车一样拥挤，而东去的人们则像节前西去的人们一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期。那时，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充实”进了大西北，铁路更加忙碌了起来，与工人们挤车的人群大量增加，车票更加难买，车上也更加拥挤不堪。此后，即便1976年出现了“春节旅客运输工作”的提法，也未能改变服务态度差、晚点严重的现象。

从前奏到“潮流”

春运就像一首交响乐，60年中激越悲壮各不同。

五六十年代是春运的“青萍”年代，也可以定义为春运的前奏曲。

这个年代受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向的推动力，使得春运在局部地区有

了紧张。主要交通工具也是以铁路为主，配合短途的棚车和自行车。“这个时期春运客流变化主要受到政策的影响，在解决运输能力和运输矛盾时，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如此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1959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中有“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转向，客流的流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临时的方案也逐步退出舞台。中国春运的客流变化，再次从经济性与政策性共同主导作用转向以经济为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春节，由于农村经济政策落实，节前节后城乡集市贸易更为活跃，加上大专院校扩招，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港澳同胞探亲访友，职工探亲密集，构成了这一年的客流主力。1979年春节就达到了1亿多人次，增加了200多对临时客车，但还是“一票难求”。

1983年，春运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成为了春运运输能力层面的分水岭。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而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此前的客流主要是探亲访友、旅行游览，而随着开发大西北战略的实施和农民进城务工的放开，客流量激增，1984年春运总人次达到6亿，1985年春运总人数超过7亿，铁路将近1.5亿人次。

这也标志着春运从最初的勇进转为奋争的年代。中国的春运也发生了“质变”，无论哪一列火车，总是一样地拥挤。

随之而来的“买票难”便成为这一时期最鲜亮的名词，在各大城市，买票的“人龙”成为城市的奇特景观。同时围绕着车票、服务和运输能力的争端也由此开始。

“当年在成都，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夹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如此一来，几十条“人龙”从售票处的窗口开始向外延伸，长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如果有哪个地方“人龙”鼓出来一个“包”，就被强拉出来。”成都籍张孝祥回想起当时买票的情景略带兴奋地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买票难”同时也滋生了中国特有的春运经济一票贩子和“黄牛党”，围绕着车票的矛盾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至今这种矛盾依然存在)。普遍的观点认为他们加剧了春运的供求矛盾。1986年春运，铁路开始打击票贩子。

但也有观点认为“黄牛党”现象，是相关制度漏洞的结果，是将火车票的实际价值以货币的形式重新量化，符合市场规律。春运市场的矛盾实质是春运火车票资源的不足，而不是黄牛党的出现。

1987年春运还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了“全国每天有了0万人站着乘火车”的报道，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

延续到90年代，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以经济发展传导的春运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以“民工流”为主力的旅客全民化，成为90年代春运的鲜明特征。

“民工流”成为春运的绝对主力，加之恢复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学生流、做生意的商人流，汇聚成了新时代的春运主力军，浩浩荡荡横扫全国所有铁路沿线。此时的特点，已经不再仅仅是西部地区拥挤，拥挤已经是全国现象。只要有铁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拥挤”。航空以及公路运输加进来以后，对铁路的压力也不见有多少好转。

进入新世纪，2000年春运时又有了“黄金周”的旅客流汇入，客流不断增多。惟一不变的是“春运难”以及围绕此发生的纠葛不断。

2001年铁路春运40天发送旅客1.26亿人次，直通客流首次突破4000万人次。这一年对春运买票难、黄牛泛滥、服务质量差的报道大爆发。1月18日，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质疑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这场官司以乔占祥败诉告终。官司结了，但争议还没有结。直至2007年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外宣布：“从今年起，铁路春运火车票价格不再实行上浮制度”，围绕着票价的争端才告一段落。

2008年3月31日，时速350公里的首列国产化CRH3高速动车组在“唐车”下线，并进入测试运行。高铁的加入，提升了铁路的运输能力，中国的春运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2010年广铁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共37个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尽管票价较高，但武广高铁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分流任务，春运期间始发列车上座率高达98％，累计发送旅客110.8万人次，日均发送43万人次。

2011年春运，在北京，客流高峰目的始发列车坐票和卧铺票开售不到半小时便全部售罄；在广东，由于通往广西的铁路运力不足，造成买票难，10多万农民工(大多数为广西籍农民工)骑上摩托返乡过年；而国内首个拼车互助联盟上线半月内已超过10万人报名……

为了回家，火车、汽车、摩托车，人们动用了所有能使用的交通工具，相关部门做出了艰巨的努力，提升铁路公路运力，然而运力的“窟窿”因为城市化进程的纵深、人员的加剧流动而难以消弭。

无法阻挡的迁徙动力

在中国庞大的人口面前，运力增加似乎难以赶上人流的增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认为，一方面，虽然到去年底铁路营运里程达到9.1万公里，但人均长度不过7厘米；另一方面运力的结构性矛盾也更加突出。

既然单靠提升运输能力来解决春运问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思倒推回去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否减少对春运的需求?除了人口基数大，造成“春运难”的因素还有哪些呢?

普遍的观点认为，首先，中国地理决定东西差异。中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不宜人居，也不能承载过多人口的高原高山和内陆草原荒漠，人口必然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次，制造业阶段要求人口集中。中国的工业在一段时期内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将占有很大比重，更要求工厂布点于沿海港口附近。再次，人口红利加剧以上不平衡。经过建国后的生育高峰，加之改革开放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生产力获得解放这一背景，大量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使民工潮“迁徙”的规模骤然变得浩浩荡荡。

“我国目前产业布局不尽合理，资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西部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一方面导致了人口大量长途迁徙，另一方面发达地区资源环境压力也更加突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告诉《环球财经》记者，由于内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太多的人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从而形成了返乡和返城人潮。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看来，中国的春运中，交通的运输能力、现有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加剧了回家的难度。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要在同一个时期回乡过年，客运市场因需求远大于供给而引发一系列危机。

“这部分劳动力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称为经济资源，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上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太多合适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景乃权教授说。

除了经济布局造成了客流的集中，“春节是维系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户籍制度以及“节日太集中”等社会因素，成为造成“春运难”的另一说法。

这种说法在电影题材和很多打工者身上得到了验证。2010年《人在途》中王宝强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唱出了很多打工者的心声。在电影《天下无贼》里，人们见识过中国式傻根的“春运”之险，在恶搞片《春运帝国》里，人们见识了中国式民工的“春运”之苦。可是，即便“春运”之痛深入骨髓，中国人对春节回家过年的信念依旧不可动摇。社会学家感慨地说：“‘春运’始于先民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无法根除的‘刚需’。”

“户籍制度也阻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导致了每年一度的蔚为壮观的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湖。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呼声颇高，但春运期间诸多技术细节的改变正越来越不利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纲坦言道。

分解“春运”压力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源自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对于春运有解和无解的争端也充斥各个媒体。而从有春运以来，面对诸多困难和压力，不管从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是一直探索的话题。

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指出：目前，我国营业铁路主要干线区段的通过能力是落后于运输需要的，机车车辆的数量也感不足，完全满足春节期间的旅客要求是很困难的；春节期间可以不还乡的工人、干部，最好不还乡；旅客应体谅铁路困难。

1957年，为往返下车骑行方便，随客车托运自行车增多。国务院第一次专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这是最早关于解决中国难题的记载。虽然采取了一定的行政手段，当时确实缓解了春运压力。中财委向党中央、及国务院主管副总理转报铁道部春运基本总结，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汲取和推广的。

但这种形式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被逐步打破，面对上亿的客流量，单从政策上的协调已无补于事。解决春运压力进入新的阶段。

“加强运力”成为9。年代后主要手段。从1997年4月到2007年4月，10年间铁路运输提速6次。同时加速公路的建设，配合航空、客轮的跟进。2008年，修建高铁并规划高铁网，试图用运力解决“春运难”。

但今日看来，单靠提高运力不可能缓解所有的问题。

2008年，天津港五公司推出一项新政策，把不能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的家属接到塘沽过年，不仅报销来回路费，还给予200元现金补助。接家属前来过年，用高薪留住民工在当地过年，虽然在小范围内有所缓解，但从根本上却于事无补。

时至今日，如何缓解“春运难”仍是专家学者讨论的话题。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认为：“与其让农民工不远千里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如让他们就近打工挣钱，不仅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而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也有专家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不解决运输问题，中西部企业如何能发展起来。现有产业布局不合理，很大程度上就是中西部铁路建设不足造成的。

“在加强春运协调力度的同时，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城市化步伐。对工作5年以上的资深农民工，应给予特殊待遇，由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联合提供廉租房或公租房，最大限度地减少民工春运迁徙。”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告诉《环球财经》记者，解决农民工集中迁徙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城市的归属感。

同周孝正教授的观点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也认为，“春运问题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不会兴师动众回老家过年了，春运问题不解自消。”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却从另一个方面提出见解：“若中国工人能享受欧美工人那样的有薪年假，也许就会有人宁愿在暑假或其他日子返乡探亲，而不必被迫地去挤春运这“独木桥”了。最好的休假方式，是法定假日和企业实行的带薪休假均匀分布。”他呼吁，目前亟须实施2亿农民工带薪休假制度，如果农民工每年享有7至10天的休假，有助于分解春运压力。

事实上，巨大的返乡客流背后，是产业布局上巨大的地区差异。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始着手产业布局调整。2010年9月，《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出台，志在扭转以往产业转移无序、盲目扩张局面、缺乏政府层面协调等“断层”问题，而中西部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承接产业转移政策。

去年一年间，富士康在郑州等地设立新工业园，英特尔关闭上海工厂并扩建成都生产基地，海尔、格力等家电企业计划或启动在内地建立新生产基地……可以预见，本轮产业转移的推进，势必带来中国整体产业布局的相应变革，从而有望在根本上缓解春运难题。

六十路范文第3篇

为了合理确定道路交通事故中各方的责任，需要对第七十六条进行解析。我们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既不能简单地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不能一概适用无过错或严格责任原则，而应该确立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对受害人保护，同时也不至课加给加害人过重的责任。道路交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归责原则顺应了当代世界道路交通责任法制的发展潮流，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法律观。为了充分满足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合理分散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应该全面推行法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加快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一、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款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无过错责任。对于该款规定的理解，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

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害（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出了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对于超出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只有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才由交通事故当事人按照下文所确定的归责原则进行分担。

第三，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确立。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所谓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指以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对汽车事故受害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这里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因此以后机动车要投入运行，必须要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在诉讼法意义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赋予了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损害赔偿。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保险人对受害人负有无条件支付义务；这种请求权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

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请求权。

二、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从主观恶性程度上可以分为一般故意与恶意，过失依其程度可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以及轻微过失。侵权行为法理论关于过错的判断主要有所谓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主要是通过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况来确定其有无过错，其核心在于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客观标准主要是通过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行为人的行为以及实施行为时的心理状态。这实际上是从行为人行为的外在特征来推定其主观方面有无过错。我们认为，判断加害人是否在实施加害行为时存在过错，其标准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但客观标准又是多元的：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他人之权利和利益负有一般注意义务的人，应当尽到一个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义务；对于他人之权利和利益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应当尽到法律、法规、操作规程等所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例如机动车驾驶员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注意义务比一般注意义务要高。

司法实践中确定过错比例大小的原则应当是：故意大于过失；恶意大于一般故意；重大过失大于一般过失，一般过失大于轻微过失。

三、机动车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无过错（严格）责任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无过错（严格）责任原则，机动车驾驶人不得以自己没有过错主张免责。

第二，减责事由。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

第三，免责事由。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在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发生的情形下，依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故意造成自身伤害或者进入高速公路造成损害的除外。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对此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如果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发生，机动车驾驶人也应该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

无过错责任适用的法理依据，一是报偿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机动车的所有人、驾驶人在享受机动车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自然应由他们承担因机动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对报偿理论的正确理解是针对那些直接的、持续的享受利益者来说的，而非针对那些间接获得利益者。二是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机动车驾驶人在上路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对于道路交通规则也很熟悉，因此他们能够最好地控制危险；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能够促使其谨慎驾驶，尽量避免损害发生。三是危险分担理论，也即学者所称之“利益均衡说”，道路交通事故是伴随现代文明的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经常被撞伤或撞死，而肇事者一般不会有人身伤害，此时要求肇事者分担一些经济上的损失仍不失公允。

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对所谓“行人违章撞了白撞”说法的否定，但我们所称的无过错责任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由机动车驾驶员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一方的减责和免责事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符合法定的条件下，机动车驾驶人是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的。无过错责任是从整个社会利益之均衡、不同社会群体力量之对比，以及寻求补偿以息事宁人的角度来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的，它反映了高度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公平正义观，也带有社会法学的某种痕迹。无过错责任对于个别案件的适用可能有失公允，但它体现的是整体的公平和正义。为限制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法律通常设定一些免责或减责事由。

需要强调的是，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由保险公司承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对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的部分才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此，实际上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已经大大减轻了，不会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部分媒体所称“发生交通事故司机负全责”的观点并不正确，容易误导司机和行人。

另外，如果受害人属于70岁以上的老人、10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残疾人，法院可不适用过失相抵（至少应该在适用过失相抵时对于他们的过错打上较大的折扣），以充分救济这些在生理上和智力上存有缺陷的社会弱者，进一步体现道理交通安全法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

四、理论争议与实践操作

学者关于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应适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存有较大的争议，但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类似的概念之争。在侵权行为法理论上，严格责任本为英美侵权行为法中的概念，它并不是绝对责任。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是，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大致等于大陆法系的无过失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加上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式（过错推定）适用的范围。大陆法系的“无过错责任”是指在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因此在大多数场合可以互换使用这两个概念。

具体到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称之为无过错责任或者严格责任都是适当的。因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都不考虑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是否有过失，而且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一些免责和减责事由。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交通事故，首先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超出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再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法定的免责和减责事由，可见称之为无过错责任抑或严格责任在司法操作中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原因规定为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而不是仅仅指过失）和意外，确认机动车在道路上的运行是高度危险作业的一种，因此原则上应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对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可见，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是一致的。

汽车责任保险起源于德国、瑞典、挪威。目前，法国、英国、美国、韩国、智利、新加坡、日本、瑞士、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立法或在民法典中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可见，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是各国或地区的立法趋势，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顺应了这种趋势。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对于有效地解决道路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保护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二是分担肇事者的责任。分担被保险人的损失无疑是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而且肇事者还可以从繁琐的赔偿解决程序中解脱出来，享有诉讼程序方面的便利。

六十路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与进俱进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当我们在电视上收看了江泽民同志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后，极大地振奋了我们的工作热情，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学习好十六大精神，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切实做好我们的工作。

一、学好十六大精神吃透其精神实质。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十六大报告的精髓，因为它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凝结，也是时展的要求。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把它表述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把它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强调与时俱进，是因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三）十六大报告既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光辉成果，又对我们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进俱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把十六大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二、把十六大报告当作精神食粮。

（一）高兴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这是十六大的主题。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报告，全面把握十六大精神。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首先要抓住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中心环节。要全面深入地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牢牢把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积极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充分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充分认识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充分认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学好十六大精神，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一）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展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前景，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齐心协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完成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任务。根据实际工作，着眼于进一步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

（四）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十六大精神的理解，运用十六大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准。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五）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放新问题，制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体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与时俱进，努力探索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实施培养各产业中间人才（技术员）的专门教育机构，属技术教育的范畴，即在一定文化程度基础上进行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的教育，培养目标为各行各业的中间人才。为了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得以健康发展，学校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进行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改革。

（一）采取“共建、联合、合并、协作”等体制改革，加强部门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克服条块分割的限制，拓宽服务面，增强发展活力。

（二）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要调整学校和专业的布局，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解放好办学中的投资效益不高和资源浪费问题。将一些规模小、条件差、布局不合理的学校适当撤并，以扩大学校在校生规模，提高办学效益。

（三）由于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在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组织结构上，应建立新型的、多种模式的组织结构，并给予学校充分的自主办学的权利。

（四）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中等职业学校必须面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即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投入公平竞争行列，优胜劣汰。

（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改革招生分配制度、经费分配制度，学校用人制度等措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教育布局结构，优化专业结构。

（六）要通过改革教育教学管理，通过市场调节，进一步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七）要进一步完善校长负责制，强化校长的法人地位。学校办大办强，校长是顶梁柱，学校领导一班人必须维护校长的权威，由校长实施定岗、定责、定员聘用校级副职领导和中层领导成员及教职员工的用人制度。

坚持应用现代手段对学校进行科学、严格的管理，正确使用校长权力，提高政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增强学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

（八）努力在基础教育的内容中增添新的色彩，多引进技术技能教育的因素，使基础教育更贴近社会现实生活，让学生体验工作环境。

（九）学校需要积极、努力拓宽专业设置，使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为单一工种或一类工作做准备，而是为具备通用技能做努力，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

（十）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1、密切厂校关系，学校与用人单位紧密结合，建立良好的、稳固的实习教学环境和基地；

2、对于学校所需的教学设施，可争取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赞助或资助，学校则以为企业定向培养技术人才作为回报；

3、尝试引进外资或合资进行办学，这样既可减轻国家负担又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现实困难，同时还学到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具体动作方法，以点带面，逐步全面地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六十路范文第5篇

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六集《打铁必须自身硬》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从严治党，建立起党的建设长效机制;落实八项规定，改进党的作风，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六集打铁必须自身硬内容简述。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六集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辩证关系。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镜鉴，启人深思。苏共只有20多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多万党员时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在执政74年后，究竟原因何在?毫无疑问，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失去了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是灵魂，有了统一思想，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中国大地，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人民意愿和实践要求，是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实践、伟大斗争取得的根本思想成果、重大政治成果。高举这面思想旗帜，就鲜明指引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的阵地在哪里，是在新时代奋斗中坚定我们的主心骨、定盘星、指南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执政70年，从建党之初的小党发展壮大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在新时代，这样一个在近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着光荣使命，而党的发展壮大，也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一个时期以来，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重塑党的形象，再铸党的灵魂，使党焕发了新的生机，凝聚了新的力量。

党的部署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明确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强调，全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2019年1月，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2018年7月曝光的秦岭违建别墅问题，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更是涵养八百里秦川的一道生态屏障。一段时间以来，秦岭北麓不断出现违规违法建设的别墅，很多人将国家公园变为“私家花园”，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对此，中央一再要求必须整治，也曾多次作出批示和指示。然而，地方党委政府敷衍了事，形式主义走过场，官僚主义不作为。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徐令义：总书记要求从政治纪律查起，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违建别墅的发生和演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缺失缺位、软弱无力，有关领导干部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政治规矩意识淡薄。

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派出专项工作组开展整治。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共清查出1194栋违建别墅，其中依法拆除1185栋，依法没收9栋。因秦岭别墅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感受最直接，对不良作风反响也最强烈。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闭幕后的20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短短数百字的内容，成为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政治词汇。

以上率下，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偏远山区、基层社区，到工厂车间、边关哨所，每次都是轻车简从，察实情、重实效。

这种“头雁效应”，为全党树立了典范，赢得党和人民的称赞。全党动员，齐抓共管，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压缩“三公”经费，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整治“会所中的歪风”， 推动党风全面好转。党内长期积累的作风问题，需要通过党内集中教育加以整治。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次次思想整风，一场场政治洗礼。广大党员不断在学习中淬火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转变党的作风的同时，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腐风暴席卷中华大地。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暴露出的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刮骨疗毒，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500多人，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赢得国内外广泛称赞。

坚决查处腐败官员，彰显了党中央严肃党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显示了党勇于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政治意志和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

“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要拍。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一些“村霸”“恶霸”被绳之以法。

2019年5月29日深夜，经过近20个小时的跨洋飞行，一架国际航班缓缓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走下舷梯的，正是曾经扬言“就要客死他乡”却最终回国投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肖建明。而就在此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也回国投案。

截至2019年6月29日，“百名红通”已有59人归案。“猎狐”行动撒天网，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凝聚着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实践、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十八大以来，亲自部署，让巡视这一党内监督方式，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和巨大的威力，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器。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次巡视辽宁，发现辽宁省委换届、省人大常委会换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这三次选举中，连续出现违规提名、身份造假、拉票贿选。102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5名拉票贿选，参加投票的61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23人收受钱物，116人作为中间人转送钱物。辽宁拉票贿选案，涉及党员干部人数之多、情节之恶劣、性质之严重，令人震惊。

辽宁省委原书记 王珉：由于我自身的腐败，经不了诱惑，我不是也拿了别人的东西嘛，来找我(说)我愿意当人大代表，你帮我说一说。我说行，帮你说一说。

作为一把手不去维护选举的公正威严，反而带头破坏，后果极其可怕。一些本来没有拉票贿选的候选人，看到别人又跑又送搞得轰轰烈烈，也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随后也开始活动，拉票贿选行为就这样蔓延滋生。

原全国人大代表、村党委书记张文成：当时都纷纷拿钱去拉票，如果我要是不参与点儿，肯定我是选掉了。选掉我又是老代表，脸面上非常难看，我搁内心说我是不愿意……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更是史无前例。

警钟长鸣，利剑高悬。自2013年5月第一轮巡视启动以来，经过十二轮巡视，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事实表明，巡视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是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建立起的党的全面建设的长效机制。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总规矩。强调，党员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英雄模范灿若群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大批共产党员用自己的坚守和执着书写着新的时代答卷。有这样一名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展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情操。他就是95岁高龄的老党员——张富清。

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

原西北野战军战士张富清：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很多战友，都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我有什么资格，再来到处炫耀自己。

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干部选拔标准，严格执行《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有效纠正干部选拔任用中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等突出问题。

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2015年初，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齐聚中共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县委书记首批轮训。与学员们亲切座谈。细致入微的关爱、殷切郑重的嘱托，使县委书记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制度建设是管党强党的治本之策。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两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党中央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90多部中央重要党内法规，超过现行有效的170多部党内法规的50%。

【大事记】2012年12月，印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013年1月，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3年5月，印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2013年6月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

2013年11月，第一次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2014年3月，提出“三严三实”要求。

2014年12月，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四个全面”并提。

2014年12月，推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改革，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

2015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2015年10月，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

2016年2月，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施行。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2017年2月，首次实现中央巡视一届任期全覆盖。

2017年10月，党的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2018年7月，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