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古；外来词；借词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范围渐渐缩小，按照学术界对汉语史的普遍分期，中古汉语大致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语。由于上古时期中外交流还比较少，外来词也不多。第一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中古时期，“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佛教文化、汉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99页。因此，本文就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关于中古时期汉语借词的论述做一个梳理。

一、关于外来词的界定

王力先生认为：“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音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他还指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做外来语。”

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中并没有给外来词、借词、译词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把从外国、外族和从佛经当中借入的词统称为借词，在举例时也没有对音译词和意译词进行分类。向熹先生举例谈到：汉语中常在单音节前面加一个“胡”字构成复音词，例如：胡瓜、胡饼、胡椒、胡琴等，他认为这虽然是表达外来事物和人的词，却不是借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举了由“胡”构成的复音词的例子，他认为这是译词而非借词。由此，可以看出，向熹先生同王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借词才是外来语，根据汉语构词方式的意译词不能算作借词，便不能算作外来语。

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指出：“外来词就是源于外族的语词，是一种借词，或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或用汉字表示外来词的意义。文献中的外来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单纯记音词，另一类是在汉语造字规律制约下，经过长期使用而不断汉化的词。”可见，王云路认为外来词应该包括王力先生所说的借词和译词。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阐述道：“中古汉语时期的外来词应分为三类：一、纯粹的音译词；二、音义结合词；三、纯粹的意译词”。由此可知，方一新和王云路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译词也应算作外来词。

这种能够在汉语里找到依据的意译词能不能算作外来词，现在学界尚存争议。概念的不明确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西瓜”一词，向熹先生及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同“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但近来有学者考证出西瓜的“西”实际上是指来自西域，是“西域瓜”的简称，而不是音译过来的。这样的话就不符合王力和向熹先生所说的借词概念，便不能算作王力先生所界定的外来语。

二、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与汉语的交融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提到：“西域的借词和译词，大约是关于植物、动物、食品、用品、乐器等类的名词。”

对此，向熹先生也说：“从秦汉以迄隋唐，汉族经济、文化、科学水准一般比西域诸国要高一些，汉语借入的词里极少关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

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汉语词汇史》却专门设有一个小标题论述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她说：“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神学、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日益兴盛；道教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中土，译经大量出现；经济也在中西方交流中得到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与汉语交融，使词汇发生了新变化。”但她也只是略举一例证之，似乎稍显单薄，不足以证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

三、佛教译经对汉语词语的影响

佛经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语言词汇方面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王力先生虽没有设标题明晰的进行分类，但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佛教专门用语。这一部分译经只能通行于钻研佛教经典的少数人中；二是进入汉语词汇的译经。这一部分译经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由于是通史类著作，只分别举例论证观点进行整体把握，而没有更详尽深入的讨论。

向熹在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这一部分分为：1、有关佛教的借词2、有关佛教的意译词3、旧词新意4、佛道通用语。每一点下面都举了大量的例子。在王力先生的基础上，向熹对此作了分类，不仅认识到这些译经当中的一些进入到普通词汇乃至基本词汇，而且还认识到有些反映佛教内容的单音词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例如“佛”可以构成“佛经、佛典、佛寺、佛塔”等等。这一认识，能够启发后来学者进一步地研究佛教译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王云路先生在这方面设有专节进行论述，研究更为详尽深入。

前两点论述佛经翻译概貌和前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第三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构词规律创造大量新词。这等于在向熹“有关佛教的意译词”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为：（一）并列式造词（二）偏正式造词（三）动宾式造词。

第四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词语产生大量新意，分为：（一）利用语素意义赋予新含义（二）利用词义演变规律赋予新含义（三）利用词性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四）利用语法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五）利用语音相近而产生假借义。这是细化了向熹先生“旧词新意”一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五点阐述译经加速了汉语词语和意义的流行，分为：（一）译经是一些新词流行开来（二）译经使一些新义流行开来（三）译经使一些新用法流行开来。这一点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都未曾涉及，是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的重要创新，为学者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方一新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指出：“佛经术语随翻译佛经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翻译从硬译到逐渐成熟，形成了四个阶段：①直接采用音译；②逐渐汉化――由音译转为音意结合或意译；③在音译、音意结合和意译并存的过程中，语义美好者占优，即取譬美好；④逐渐由多音节向双音节转化”。

以上是四本汉语史著作关于中古汉语借词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越来越成熟，趋向于科学、精细和多角度探讨。但是，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佛经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权威词典中对一些佛经词汇的忽略；研究者缺乏对佛经原典的理解，只通过译经作研究，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实际的语言状况。加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尤其是佛经研究，还需要后来学者的努力。

这四本汉语史大家的著作，毫无疑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筚路蓝缕，开辟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时代。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向熹先生更细致深入的《简明汉语史》。中古汉语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王云路和方一新亦是在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的成果之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著成《中古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此四家在汉语史上的卓越成果启发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因此，笔者选此四家观点作一梳理，以期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能有所启发。（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3月

[2]向熹《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

[3]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4]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

中古汉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是是”；状语；强调

在古汉语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另一个争议是“是是”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存在多个观点：一认为第一个“是”是指示代词，第二个“是”是系词；二认为“第一个‘是’是代词，第二个‘是’应该解释为‘’，作副词”；三认为“‘是是’连用的后一个‘是’可用作系词，但不能一概而论。大致说来，当它用于判断句中，应为系词，当它用于叙述句中，则为副词”。

“是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必须从“是是”句本身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下面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为例，对古文献中“是是”进行分析。

在这一文献的最下一行，画有29个彗星。每个彗星图的下面均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什么是彗星，说明的形式共有三种：“是是”句、“是胃（谓）”句和无“是”句。如：

28.“是是”帚彗，有内兵，年大孰（熟）。

29.“是是”苦彗，天下兵起，若在外归。

30.“是是”蒿彗，兵起，军饥。

……

33.是胃（谓）白灌，见五日而去，邦有亡者。

34.是胃（谓）秆彗，兵起，有年。

35.蚩又（尤）旗，兵在外归。

为什么会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呢？分析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句子的内容与形式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用“是是”句表达的内容，往往比较严重，或关系重大；用“是胃（谓）”句或无“是”句表达的，则大都比较缓和。

以上“是是”句陈述的情况有：有内兵，年大孰（熟）；天下兵起；兵起，军饥；人主有死者；兵起，饥。在先秦，君主死亡、大范围的战争、饥荒等都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粮食获得大丰收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

而“是胃（谓）”句无“是”句陈述的情况有：见五日而去，邦有亡者；兵起，有年；兵在外归。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事情。

可见，在前文论述“是”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古文献中，“是是”句中第二个“是”应该理解为“”，副词，用在谓语前充当状语，对事实是真实性，对动作行为或事态进行强调。

参考文献：

[1]梁冬青.出土文献“是是”新解[J].中国语文，2002（02）：130.

[2]朱城.出土文献“是是”连用后一“是”字的训释问题[J].古汉语研究，2004（04）：34.

中古汉语范文第3篇

    一、古汉语的发音之美

    古汉语的读音和形式都和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撇开象形文字不说,光古汉语的声调就不仅限于现代汉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种,它还拥有一种类似轻音的声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读音已经流失了。如果算上其拥有的九种音调,其组合发出来的声音远非现代汉语能够媲美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学家已经根据一些古汉语的残骸还原出了部分古汉语的发音,它听起来更像是汉语、俄语、越南语的结合体,用古汉语读出来的诗歌更是别具一番风味。例如,李白的《将进酒》一诗,众所周知唐诗对音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其重要性甚至有超过诗文本身内容的趋势,但当我们用现代汉语读《将进酒》一诗时“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种音律感却并不明显,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古汉语的流逝造成的。李白他的老家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他是后来随其父亲移居天水的,这就导致李白当时写《将进酒》时所用的音和调与现在的音调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才无法从音韵上欣赏《将进酒》这首诗。由于文章限制,笔者在此不能将其古汉语的读法呈现出来,但读者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相关搜索,便能听到真正的《将进酒》。

    笔者在此再列举几个标准的例子:

    刘禹锡《酬白乐天》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声调为“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两个平声之后便是去声,去声之后再接平声,结尾转音,其曲调时高时低,犹如海潮一般,其节奏感远非现代音乐中的拍子所能比拟。而且这个组句上下对仗极为工整,平声的沉舟对仄声的病树;方位词侧畔对前头;内容千帆过对万木春,平仄相对格式工整,既有现代所说的对称之美,其美中又含有一定的变化,读起来诚然让人流连忘返。

    二、古汉语的文字之美

    在分析文字之美前,大家要先明确一点,古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后才被逐渐引入汉语的。

    正是因为古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的,所以作者才会为了表述清楚自己的意思,而在文字表述上下大工夫。作家为使自己描述的事物能以文字的形式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会反复提炼自己的语句,尽量用简明概要的语言去描述更多的内容,这就使得古汉语读起来总能让人浮想联翩;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古汉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其句子的排列并不会向现代汉语一样,由左及右、由上及下用符号分开,古人为了使句子读起来和看起来都具有欣赏性,所以会在文章中严格的要求对仗和对偶,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骈俪文,骈俪文又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是对仗、对偶的极致表现,其对对仗的工整性和声律的铿锵感的要求极其严苛。

    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本段全部以四字句和六字组成,对仗工整,内容丰富,“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简明概要地介绍了时间,“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则介绍了事件,短短十八个字就将时间和事件阐述的清清楚楚,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的话,就变成了这样“梁朝太清第二年的十月份,侯景篡国叛变,金陵沦陷。”现代汉语虽然能更清楚地将时间和事件表述出来,但其形式与原文相比却显得过于呆板,缺乏灵性。

    这只是古汉语文字之美的一小部分。句式和音律的结合才是古汉语文字之美的巅峰所在。

    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从形式上来说,每个短句的形式和长句中短句的构成都是对偶的,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十足,充分将阿房宫的那种恢弘之感体现了出来;从音律上来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其音律为“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第一句与第三句对偶,第二句与第四句前两个音对仗,尾音像粘,读起来抑扬顿挫,有升有降,可谓视觉和知觉的完美结合,这是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的一种美。

    本文分发音和文字两方面来介绍古汉语之美纯属为了使读者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并不意味着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相反,这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单一地拥有其中一个方面并不能使其成为传颂千年的名着,像《阿房宫赋》这种古汉语中巅峰造极的着作都是格式、内容、音律完美结合的产物。

    三、古汉语的词义之美

中古汉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词类； 活用； 古汉语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5-0151-01

研究古代汉语语法，必然要研究词类活用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相关的概念，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探讨，才有可能理清条理，抽丝剥茧，并对其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一、本用与活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词类活用的概念。活用是相对于本用而言的。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以下称《草创》）中说：“各字应归入之字类，必从其本用定之，而不从其活用定之，乃得谓之字论上之字类，实用上方有相当之价值。盖凡字一义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其本来之质而用之者，谓之本用”。由此可以看出，本用是词的本意所体现出来的功用；而活用则不是其本意所能体现出来的用法。也就是说，必须先明白一个字的本意及本用，才能判断其某一用法是否为活用。要名其本意，必要参照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称《说文》），虽说其中许慎对某些字的本意的解释亦欠妥当，然而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例如：“雨”字，《说文》：雨，水从云下也。

古汉语中“雨”字本是个动词，所以古汉语中的“雨”字做动词用时应该是其本用。那么在“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中，第二个“雨”字就是做动词用的，所以这个“雨”字不能看成是活用。至于第一个“雨”（夏雨）是由其本义引申出来的，是名词，可以做“从云下之水”理解。

至于现代汉语中的“雨”字，当然是名词了。由上面所述我们知道，那是因为“雨”由最初的动词意引申出了名词意，而这个名词意义在词义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雨”字的基本义和常用义。这是古今汉语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体现出了古今汉语词义的不同。

再如：“军”字，《说文》：军，圜围也。《广雅》：“军”，围也。

可见古汉语中“军”字也是一个动词。所以“军”字在古代做动词时是其本用，而非活用。

正如陈氏在《草创》中所言：“明活用而未明本用者，则行文之时，舍模仿外无他法。若明其本用，则活用自得类推。挈领提纲，简易之道，盖无过於此矣。”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义为动词的词，若仍用为动词，意义却已经改变，则不属于词类活用的范畴：本义为动词的词，若用为名词或者其他词类，则属于词类活用（关于词类的划分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与陈氏在《草创》中所谓“本用的活用”及“非本用的活用”不同，万不可混为一谈。

二、活用与非活用

要说明活用与非活用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怎么样的情况算是词类活用。这必然要对词类活用做出一个概括和定义。陈氏在《草创》中最早提出了“活用”的概念。在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我们看到了对“活用”这样明确的定义：“在古代汉语里，某些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在句中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这就叫做词类活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词类活用是词类的临时改变，其中包括词的语法功能的改变和词性的改变。词类活用是在一个词的范围内的事情，是指一个词在使用中其原有类属发生了临时的变动。

许多古汉语教材与著作，在讲词类活用时，都把诸如名词做状语、动词做状语、动词的使动用法、动词的为动用法（意动用法）、动词（形容词）做主语或者宾语等等情况也列入了词类活用的范围。依照郭锡良先生对词类活用的定义，这些均不应属于词类活用的范畴。

1.名词或者动词做状语

由于无法确定名词或者动词在做状语时应归属于哪一词类，也无法确定名词或者动词就不能做状语，所以此类情况不应属于此类活用。因为汉语的特点就是“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2.动词的使动或者为动用法

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对词类活用的定义。因为不管是使动还是为动用法，依然是把动词当动词用，本身其词性及语法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动词的使动或者为动用法，是就动词与其宾语之间存在的特殊的语意关系而言的，不属于词类活用的范畴。

3.动词（形容词）做主语或者宾语

此类情况也不应属于词类活用的讨论范畴。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强调：“就汉语实际情况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既能做谓语，又能做主宾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形容词，并没有改变性质。”这句话很明显地把动词（形容词）做主语或者宾语排除在词类活用之外了，因为他们在做主宾语时，“没有改变性质”。

直到今天，从事古汉语研究者对词类活用的看法仍然基本一致，即“所谓词类的活用，是说某词本属某一词类，只是入句后临时具有另一词类的性质，不是说这个词分属两个词类”。分属两个词类的词，属于兼类词。

三、结语

词的活用是古汉语语法中具有争议的问题。究竟一个词的用法是否为活用，必须把这种用法放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下，依其用法的常用性来进行判别。当然，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都会不尽相同。经过以上对于词类活用的基本状况的描述，以及对其进行的详细分析，不难看出，只要依照科学的方法，具有历史的观点以及大量的例证支持，所得出的结论必是科学的，客观的，可信的。

注释：

① 郭锡良，《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32页

参考文献：

[1]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郭锡良.古代汉语[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中古汉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死”类词语 汉语词汇史 委婉语 死谓

人生自古谁无死,世间万物新陈代谢,生长与消亡都是大自然的定律。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所以从人类产生语言开始,对这个最普遍的自然现象“死”就有着极其丰富的表达,也反映了人类对于“死”这种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死亡含义的表达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变化、不断繁衍。

本文就古代汉语中的“死”类单音字词进行探索。

首先,“死”这个词是表示死亡的通称,也是直接意义的表达。《说文解字》:“澌也,人所离也。从从人。凡死之属皆从死。”

“死”是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由一个“”字和一个“人”字组成,“”乃残骨之意,人居于残骨旁,做垂首凭吊状,形成了“死”的概念。会意字本身就是以象形符号的组合来引发联想,形成新的字义,“死”这个字将人和残骨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理解为人死了,有别的人凭吊,也可以理解为人将变成残骨,表达生命消亡的意思。

这里用了一个字来解释死,那就是“澌”。澌:本义为水尽。《说文解字》:“水索也。”索,即尽的意思。由此引申为万物竭尽之意,就有了和“死”相同的意思。《释名》也曰:“死者,澌也,若冰释澌然尽也。”

再看别家关于“死”的解释。《庄子・知北》:“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关尹子・四符篇》:“生死者,一气聚散耳。”这里是道家的说法,将生命看成气的聚合,气散则为死义。

又有《礼记・曲礼》:“庶人曰死。”《礼记・檀弓》:“君子曰,小人曰死。”这里的死似乎就有了等级之分和褒贬之意。孔颖达疏:“庶人曰死者,死者,澌也。澌是消尽无余之日,庶人极贱,生无令誉,死绝余芳,精气一去,身名俱尽,故曰死。”这里将死的等级划分得相当明确,即、庶人才称“死”。这里也用了“澌”的引申义来解释,就是消尽,什么都没留下。这可理解为没有地位的人因为无名无誉,默默无闻,死后没有可留念可赞誉的,不足以提起,相当于消失殆尽,故曰“死”。而有地位有名誉的人死后留有余芳,不能称“死”。这种用“死”来区分等级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古人在很多时候对有地位有名誉的人也用到“死”。如《左传》在用于一般人的死亡时常常用到这个词,而且相当普遍,并未含有褒贬等级之意:“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等等。《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养生主》:“老聃死。”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公生有闻于当世,死有传于后世。”

由此得知,“死”其实是在客观阐述死亡事实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和“澌”一样,就是单纯地表示消尽、灭亡的意思。《释名・释丧制》也道:“死亦通称。”

然而,因为“死”为直义,过于直白,在汉民族的忌讳文化影响下,就出现了大量表示死亡含义的委婉语。委婉语原义就是“说得好听些的话”,汉语中委婉语的数量相当多,“死”类委婉语就是其中之最。对于死亡现象的恐惧,加上古人认为万物有灵,语言也有言灵,语言和所代表的事物是相互沟通的,使得人们对“死”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非常忌讳。且汉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儒家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提倡公允和谐,这种含蓄的民族性格也不主张将事物直白地说出来,含蓄而富有内涵的表达方式也为汉语中委婉语的繁衍提供了文化基础。

现代汉语中说“死亡”,将“死”和“亡”连在一起表示死的意思,“亡”其实也是最早表示死的同义词之一。“亡”和“澌”一样,是通过引申义而表示死的意思,但“澌”的消尽之意同“死”一样直接,故并不作为“死”的委婉语使用。“亡”则是“死”的委婉说法。《说文解字》:“亡,逃也。”段玉裁注:“亡之本义为逃,今人但谓亡,亦谓死为亡,孝子不忍死其亲,但疑亲之出亡耳。”这里就说明了借“亡”所包含的不在、离去之意暗示死亡。这和今天的“某某去了”是一样的用法。“亡”表示死义的时期很早,早在春秋时期,《周礼・春官》就有:“以丧礼哀死亡。”历代古籍中,“亡”代替“死”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如《汉书・李广苏建传》:“存亡不可知。”《资治通鉴》:“刘表新亡,二子不协。”袁枚《祭妹文》:“长者先亡。”

由于“亡”的引申义用得普遍,渐渐失掉了本义,到了现代汉语里,“死”与“亡”已经完全同义了,“亡”也就不再有委婉的作用,而是“死亡”同用。

与“亡”类似的还有“丧”,丧的篆体从哭从亡,《说文解字》:“丧,亡也。”段玉裁注:“凶礼谓之丧者、郑礼经目录云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

同样委婉地表示不存在的词还有“没”,作此义时读mo,去声,本义是沉没水中。《说文解字》:“没,沉也。”从沉溺而不见引申为亡之意,进而表达死的意思。后来,表示死义的“没”又写作“殁”,与“死”一样从,表死亡之意。《广雅・释诂四》:“殁,终也。”韩愈《祭十二郎文》:“少者殁而长者存。”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没”的口语读音变成mei,仍可表示死亡,如《红楼梦》:“东府蓉大奶奶没了。”

在《广雅》解释中,用了“终”来为“殁”释义。“终”在《说文解字》里为“丝”,本义为把丝线缠紧。《广雅》:“终,极也;终,穷也。”《集韵》:“一曰尽也。”极、穷、尽,有了到达尽头的意思。生命到达尽头便是死,于是“终”也有了死义。《列子・天瑞》:“死者,人之终也。”《礼记・檀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陶渊明《桃花源记》:“未果,寻病终。”

由“终”的穷尽之意引申而来的还有“卒”。《礼记・曲礼》:“大夫死曰卒,寿考曰卒。”从这里可以看出,“卒”作为死义,和“君子曰终”的“终”一样,不单单是委婉地表达死,还有了比较好的意思,即死得有身份,还活到一定寿命。这种死得其所死有所终的释义,对死者显得尊重且正式,于是后来“卒”用于表达死义也被广泛运用开来,而不仅限于“大夫”之死。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周山人传》:“山人乾降一十八年卒。”

同有沉水之意的“没”,本义表坠落的“陨”也引申为死义。《说文解字》:“陨,从高下也。”《尔雅・释诂》:“陨,落也。”由坠落之意引申为失去,就有了死的委婉表达。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殒”同“陨”,《一切经音义》引《声类》:“殒,没也。”“殒”后来也多见于古文中,很多时候与“落、丧、命”等合用。如潘岳《寡妇赋》:“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荆钗记》:“不幸椿庭殒丧,深赖萱堂训诲成人。”

在较为远古时期,还有一个用来代替死的词,那就是“殂”。“殂”,说文解字:“往死也。从且声”。《尔雅・释诂》:“谓之殂落者,盖殂为往也。”《尚书・舜典》:“(尧)帝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唐孔颖达疏引郭璞曰:“古者尊卑同称,故《书》尧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谓殂落者,盖殂为往也,言人命尽而往。落者,若草木叶落也。”我国自古就将人与天地看作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认识里,人的生命、朝代的更替也如同花草树木、日月星辰一般,有兴有衰、有起有落。这其实也是对死亡现象和规律的一种理性思考与认识,在死亡面前,人无尊卑。

同样作为引申义表示死的,还有到了现代也会经常使用到的“毙”。“毙”本义为仆,即前覆,倒下,引申为死。现代汉语中,“毙”往往含有贬义,在部分古语中也有这类色彩,如《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但大部分情况下,“毙”仍是作为中性词使用,客观地表述死的这一事实,如《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右,毙于车中。”《左传・僖公四年》:“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左传・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

按照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严格的等级格局要求“上下有序”,不同人不同等级不同身份也有与其对应的死谓。《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庶人曰‘死’。”《新唐书・百官志》:“凡丧,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这种整齐对应的死谓,不但丰富了古汉语中“死”的同义词,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儒家礼教思想和封建宗法社会体制的实质。

“崩”“薨”“卒”都是“死”的委婉表达,对死者表以敬意。“卒”前边已经提过。我们来看用于帝王之死的“崩”。《说文解字》:“崩,山坏也。”《谷梁传・隐公三年》:“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之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之,故不名。”皇帝居于万民之上,故其死之意义形同高山之倒塌,所以用“崩”来表示,以山之倒塌来喻帝王之死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崩”仅用于帝王、太后或皇后之死,可见其含义及用法的重大庄严。之前提到的“殂”,也曾与“崩”连用同表帝王之死,如诸葛亮《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渐有分别,正统之君一律称“崩”,偏闺之君则有称“殂”。

再看“薨”,《说文解字》:“薨,公侯卒也。”“薨”还有巨大的成群的声音含义在内,《释名・释丧制》:“薨,坏之声也。”《诗经・周南》:“螽斯羽薨薨兮。”诸侯地位仅低于天子,故也需要有一定影响意义的委婉语表示其死义。

除此之外,不同年龄阶段的死也有不同的称法。前边提的“卒”、“终”是指活到一定寿命而死,未成年而死则用“夭”“昏”“殇”表示。《释名・释丧制》:“少壮而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殇”。郑玄:“殇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伤者。”《仪礼・丧服》:“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不满三个月之死则为“昏”。

根据死法的不同,也出现了不同的死谓。如“殪”,多用于射杀之死,如《国语・晋语》注:“一发而死曰殪。”《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抽矢,城射之,殪。”再如“殍”,饿死曰殍,本义为饿死无人收尸之人,如《盐铁论》:“野有饿殍。”还有陪葬之死的“殉”,悬绳而死的“缢”,抹脖而死的“刎”等。

如果用以上的“死”类词为例进行分类,可以有以下的分法:

第一类:“死”,最直接说法,作为通称无感彩;

第二类:“亡”“丧”“殁”(“没”)“毙”“殒”,引申义,无感彩,无等级区分;

第三类:“终”“卒”“殂”“崩”“薨”,引申义,有等级之分,有一定感彩;

第四类:“夭”“昏”“殇”,“殪”“殍”,含有死亡分类的信息在内。

这些只是单音字词,双音节或多音节“死”类词语就更多了,隐讳曲折的说法可有好几种,且遵循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有的委婉语完全就是按照当地习惯或特定文化来说,甚至和死本身不存在直接联系,而是这种文化在语言习惯上的一种折射,比如佛教和道教中关于死的说法“化”“灭”“归”等。

随着时展和用语习惯,古代汉语中的“死”类词语也有所改变。有的不再使用,如“崩”“薨”等,也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不再作为死谓;“亡”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到了现代汉语里已经和“死”同用,合成“死亡”一词;“卒”“终”“丧”等继续使用,且范围持续扩大,多用于正式场合;“毙”有死于非命之意,逐渐有了感彩的分化,多用于不好的情况,对地位高的人不使用该词;“殂”“殒”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少,只见于书面语;“没”“殁”的说法在口语中也逐渐减少;“夭”持续使用,作为未成年人死亡的委婉语,“昏”到了现代汉语已基本不再使用作死谓,“殇”使用范围扩大,不限于未成年人之死,在古语中也经常用作死亡的代称,表示死这一事件或死者,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根据“死”类词语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人们大多喜欢用表示过往、往、不在、尽等含义的词作为死谓,那不仅含蓄、避讳,而且通用范围广,比如“亡”“卒”“终”等便是如此。现代汉语中常见于正式场合中的“逝”也是如此,《说文解字》:“逝,往也。”《广雅》:“逝,行也。”在古语中经常使用该义,即表示去了,不在了。如《论语・子罕》:“君子可逝也。”《楚辞・九歌・少司命》:“倏而来兮忽而逝。”这里并没有表示死的意思。但逐渐地也同死亡信息联系在了一块,如袁枚《祭妹文》:“如影历历,逼取便逝。”这里的“逝”依然是本义,但已和死者联系在了一起。到了近代,“逝”便已经成为了“死”的委婉语,如孙文《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予为斯序,既痛逝者,并以为国人之读兹编者勖。”在现代汉语中,“逝”作为“死”类词语已经变得很常用了。

参考文献:

[1]吕友杰,冯好杰.《古代“死”的别名》补遗.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21).

[2]刘洪.《左传》中“死”族词与周代礼制文化.丽水学院学报,2006.12.

[3]温显贵.死亡用词的文化考索.湖北大学学报,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