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入山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

关键词： 杨氏家族 杨端 族别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97-102

自唐僖宗乾符年间杨氏入播，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杨氏土司统治播州长达约七百二十五年，历经唐、五代、宋、元、明五个历史时期。史载杨端是杨氏家族始祖，且是以外来者和外族的身份入主播州。因而，是否有杨端其人？杨端的民族身份何属？是研究黔北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无法回避的两个关键问题。厘清此二题，有助于梳理黔北古代历史的线索，有助于解析黔北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与它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变异脉络。

一、杨端其人

杨端为播州杨氏土司之始祖，古今无异说。唯禹明先《杨端考》以为“‘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中略）杨氏杜撰‘杨端’其人是很高妙的，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 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按《杨粲墓志》和《杨文神道碑》所记情况，杨氏最先想挂靠杨思权，后恐被后人考出后见笑或责难，于是杜撰一个‘史无对证’的‘杨端’来装饰家史。”［1］然本文以为，其论点论证颇可商榷。

其一，杨端生活年代。禹文说：“《杨文神道碑》载：‘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讨平邕、广之侬智高。’据《宋史》‘狄青传’和‘杨业传’，狄、杨二人平侬智高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若按25岁为一代人计算，自鼻祖杨端到十一世杨实，计为275年，也就是说从庆历时的十一世杨实起上推275年，正值唐代‘大历’时期，说明鼻祖杨端生活在唐朝‘大历’时，与《杨文神道碑》的：‘宣宗末年，……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事相距百余年，杨端生平不可能跨越这么长的历史时空。”禹文以此为推翻杨端存在的一大证据，而其实所论有误。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所录《杨文神道碑》载：“（前略）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此土。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归职方。（后略）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2］其中并无“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字样，不知禹文所据何本？此点一误，则其后所计算之时间自然全不可信。且碑文中明确标出“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据《杨氏家传》，杨文之前杨氏世系为杨端、杨牧南、杨部射、杨三公、杨实、杨昭、杨贵迁、杨光震、杨文广、杨惟聪、杨选、杨轸（杨轼）、杨粲、杨价、杨文，正好十五世，杨实岂有可能为“十一世祖“？《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中所录之“十世祖昭”亦当有误，十当作六，或碑文文字漫漶所致。

其二，乾符三年高骈所领之播州军。禹文自称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与郑珍《遵义府志·土官》知“乾符三年，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军攻占河南和湖北大部分地区，威胁洛阳和长安，唐统治者征调益、渝、播诸军由曾任西川节度使的高骈率领到荆襄一带组成‘诸道行营’军，阻止起义军向南发展。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起义军在安徽采石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军队，播州军犹朝觐身殁。”［2］以为可证明“播州在乾符时处于安定状态，不存在南诏入陷播州事。”［2］今考，西川节度使高骈征调播州军组建“诸道行营”军之事不见于两《唐书·僖宗本纪》与《高骈传》。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亦仅云“广明元年，起义军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的军队，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4］（P215）并未提到有播州军。而禹文所言之犹朝觐与播州军乃引自《遵义府志·土官》，然《府志》引自《心斋随笔》，《心斋随笔》又引自犹西樵之《瓮水世谱》， “广明元年，（犹朝觐）从征黄巢，阵没，赠播瓮万户。”［5］(P986)禹文对于杨氏之家传以为完全不可信，但对于犹氏之家谱则毫不考究深信不疑，所得出的“研究和考证”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且万户一职乃金初设置，朝觐乃唐人，又岂能得到万户的封赠？

其三，杨端功成不回朝廷。禹文引《新唐书·兵志》：“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因此以为“杨端‘受招募为将’和功就不回朝廷而留居播州一事与唐朝用将制度不合。”［2］此亦断章取义之误。考《新唐书卷五十·兵制》载:“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6］(P1328)此乃府兵制之特色，而府兵制自唐玄宗时已废弃，“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中略）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6］(P1326)“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6］(P1326)禹文以唐初府兵制之特点来衡量唐末募兵制时之情形，自然矛盾重重。

其四，杨端入播后播州仍有流官。《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明詹淑《讲堂铭序》曰：“万历甲辰秋，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5］(P319)广明为唐僖宗之年号，紧接乾符。故禹文以为：“唐制下州只设‘三曹参军事’官，即：司仓、司户、司法，职级‘从八品下’。播州司户崔礽立碑在乾符之后，若乾符时杨端已入主播州，那么广明时播州‘三曹参军事’官这一重要职务必由杨端嫡派充任，可随杨端入播的令狐、成、赵、友、娄、梁、韦、谢八姓中并无‘崔氏’。” ［2］禹文此处亦可商榷。考《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载：“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6］(P1318)可见司户一职实非如禹文所言之显赫，更非“必由杨端嫡派充任”者。至于此司户为朝廷所设之流官抑或杨端私人任命，今难确考，然以流官之可能性为大。《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自元初程钜夫以来所有记载皆言杨端复播后受播州刺史一职，如杨端之职为朝廷所授，则乾符后即使有流官也不足异了。

其五，《舆地广记》中之播州。《舆地广记》为北宋欧阳忞撰，禹文以为，“成书于政和元年三月”，“故研究杨氏家史应以《舆地广记》为信史”。“《舆地广记》载：‘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这与《宋史 蛮夷传》：‘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的论述是吻合的，说明杨氏并非‘平南诏入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2］禹文此处结论令人亦难认同。《舆地广记》言唐末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与《宋史》合，亦与《杨氏家传》无异，即第四世杨先、杨蚁之事，《宋史》言播州为蛮酋所分据，亦与《家传》合，杨氏至十三世杨粲时方讨平境内诸溪洞蛮，但所不解者，禹文何以能由《舆地广记》之记载推导出“杨氏并非‘平南诏入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

其六，杨端名字之真伪。禹文以为：“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2］此点尤属荒诞。端字乃习见之字，常见于人名，且《杨文神道碑》明言“鼻祖端”，则端为人名无疑。禹文又言“‘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2］亦嫌不当。有关杨端之确切记载，现存可考的最早资料为《杨文神道碑》，但之前有无记载，无法确证，《杨粲神道碑》中已有退南诏的记载，与杨端之事相合，只是因为杨粲碑残存者今四分之一，脱落之处是否有杨端之资料，今不可知。而禹文“提出”一词，则意为杨端之名乃杨文碑中所凭空创造，然此无任何证据，乃想当然之论。

综上可知，《杨端考》中试图推翻杨端存在的观点，无法成立，故不足为据。

二、杨端的族别

近代以前，论者皆认同杨端为山西太原人，以应募击南诏而至播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才提出异议，撰《遵义杨保考》，认为杨氏家族自以为山西太原人及杨家将之后皆不可信，杨氏乃川南泸南之罗族（今彝族），以与闽蛮争夺溪洞地盘而至播州。此说一出，震惊学界，谭氏亦自以为“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之不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杨端的族属，又有章光恺的白族说 《播州杨氏族属试探》，章光恺 撰 《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 、王兴骥的仡佬族说《播州杨氏族属探研》，王兴骥 撰 《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 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而此四说皆立论尚嫌未充分，似不能代替传统所据之太原汉人一说。试缕析如下。

谭其骧认为杨端非太原汉人之理由主要有五：

一、杨贵迁“为（杨）业后之说不可信，则端之为太原人，亦不足信。”［7］

二、《杨氏家传》载，杨贵迁欲孝汉制南粤故事，出牂牁击广西邕州之侬智高，不南行，反北如泸，故谭氏以为“贵迁缘何如泸，今无由晓，要之其为自新郭返于故土则可知。”［7］

三、唐僖宗乾符三年时，播州未陷于南诏，“（萧）遘最早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以前犹官于播州，足证先时南诏之寇黔中，播州未尝复失。”［7］故谭文以为杨端复播不可信。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真赝矣。”［7］

五、杨端复播，为当时丰功伟绩，然两《唐书》皆不载，可知此非事实。

本文以为，谭文籍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因讨南诏而至遵义的以上五条证据似尚有可商榷之处。

一、以为杨贵迁为杨业后不足信，所以杨端为太原人亦不可信，此种推论实在不合逻辑。对于杨贵迁为杨业之后的说法，确不可信，但不足以以此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之说。又，谭文以为“贵迁一生实在文广南行之前，迨至文广之‘持节’广西，贵迁已谢弃人世矣”，此点实有误，考《宋史卷十五·神宗二》载：“熙宁六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遵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8］(P283)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文广持节广西当在仁宗皇祐至英宗治平年间，即公元1067年之前，说明文广持节广西时贵迁确在人世。

二、讨侬智高之事，杨贵迁讨广西之侬智高不由南反由北。杨贵迁是否参与平侬智高之事，尚无其他史料为证，若其为真，亦不无原因。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第叁肆篇之四《播州牂牁道及牂牁通桂、邕、安南道》载，由播州南渡今乌江至琰州至牂州至田州至邕州，为唐代之普通道路，即汉武帝时唐蒙所谓由夜郎制南粤之道。［9］(P1303-1305)然北宋初播州之南乃与杨氏为敌之少数民族所据，尤其以南部闽蛮势力最大，与杨氏之矛盾亦最深，此时杨氏之实力尚远逊于闽蛮，岂敢向南行军？而播州至广西邕州尚另有一道可往，即北经珍州、南州至江津县，沿江西行经合江、泸州至戎州，戎州南至昆明为唐代西南主要干道，沿此道中途折向东至南宁州（即今曲靖）经盘州即到达牂州，牂州至邕州一段则相同。此道至广西较远，然可会和四川军队，顺利通达，道路质量亦较优。此亦非谭文所言不可思议者。

三、唐懿宗咸通年间萧遘贬播州司马，证明其时播州尚有流官。《遵义府志》亦云：“黄震《古今纪要》：僖宗相萧遘，斥播州，道三峡，白帝呵之。考《遘传》云，遘贬播州司马。则是时尚有流官也。”［5］(P1221)《新唐书卷一百一·萧遘传》载：“于是（韦）保衡已为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马。道三峡，方迫畏不暝，若有人谓曰：‘公无恐，予为公呵御。’……未几，保衡死，召为礼部员外郎。”［6］(P3961)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载，萧遘贬播州司马在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如果此时播州为南诏所陷，则确实绝无贬播州司马之理。然此点不足以推翻杨端复播之说。本文以为，李鄠奔武州后，播州前后数遭战乱，无人驻守，虽其所有权还在唐王朝手中，然处于一种境外闽蛮、南诏侵扰、 境内土著溪洞蛮夷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所以萧遘被贬，“迫畏不暝”，不敢至贬所。咸通十四年，南诏寇黔南，是否进入播州，不能确知，但即使进入播州，也当仅为寇略侵扰而已。直到乾符初年，杨端领兵入播。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二说扞格。此亦可解释，杨端入播之际，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有三，一为以自播州南境入侵之闽蛮，二为边境寇略之南诏兵，三为播州境内溪洞之蛮。此时三者以闽蛮势力最大，故罗氏谱以为击闽蛮而来，此据播州之实情而言；杨氏谱以为杨端抗击南诏而来，盖杨氏据其行军之目的而言，故有此异。

五、“（杨端复播）此耸世之丰功奇迹，史官必大书而特殊之，何以《两唐书》只字不及？此理之不可通者。”［7］则似有理而不可通，盖史实而史籍失载，无代无之。如南诏大中十三年攻陷播州一事，史籍即有异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曰：“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10］(P8078)以此类推，杨端复播两《唐书》失载便不足奇。且唐末中原鱼烂，唐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以至中原尚不可保，杨端复播何足以“丰功奇迹”论之，更何况杨端入播时实力微弱，尚不能对播州地区实施有效控制。

谭其骧的观点发表后，在杨氏土司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之后章光恺的白族说、王兴骥的仡佬族说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虽观点与谭其骧稍有不同，但无不受其启发与影响，在本质上认为杨氏为少数民族也是别无二致的。以上三说，王兴骥之仡佬族说最后出，考辨亦较详实，以为杨氏非汉人之理由有四：“其一，从宋朝以来的史书有许多称播州杨氏是夷族的记载。……其二，明代播州杨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朝廷仍把他们当少数民族对待，对他们加以特殊照顾，皇帝的诏书明确称其为‘夷人’。……其三，在封建社会，汉族官僚文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异族，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蔑视、排斥少数民族，使得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人士，往往讳言其为少数民族。……其四，一些少数民族大姓请文人学士所撰之家传，多据主人自述，也是隐恶扬善，多所卫护，致有把少数民族改为汉族者，因此，这类家传多不可信。”综观以上四条反证，尚可商榷。杨氏偏居西南一隅，南宋之前，杨氏为求自保，渐渐夷化，更兼播州本是蛮夷杂处之地，中原政权与之地域远隔，自然不暇亦不能、不必对杨氏之族属加以确切认定，不过随其周围之情势和蛮夷聚居之地域特性加以认定而已，之后约定俗成，渐为后人沿用。大小蛮夷酋长之家传，诚然多有讳饰篡改以抬高其身价者，若参比史实和该族实际发展情形而无多舛悖者，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以先入之成见而贸然断定。

今考以杨端为太原人击南诏一说，正史中首见于《元史》，主要纂修者宋濂即《杨氏家传》之作者，可信度被质疑无足怪，但明朝之前，早有此等记载。元代程钜夫《雪楼集》载《忠烈庙碑》云：“杨氏世系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11］据《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载，程钜夫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卒于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则元初已认定杨端之籍贯为山西太原。新中国建国后，杨粲墓等杨氏墓葬相继被发掘，为杨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其中尤以一批墓志与杨氏家族史密切相关。迄今出土的最早墓志为《杨粲神道碑》，碑文因年代久远，仅存四分之一，以存者看，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现存碑文前云：“（缺）祸裂，上赖祖功宗德，人（缺）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求其（缺）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勉得旨出家（后略）”［11］文中 “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一句，当即指杨端退南诏之事。杨粲碑刻于南宋淳祐年间，当非无据。又南宋末《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坠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2］此等记载皆可与《家传》叙述相吻合。

按两《唐书》皆载乾符元年击南诏募兵地区为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资治通鉴》无河西。据两《唐书》，太原府属河东道，则杨端为太原人不无可能。

杨端之族属与其籍贯紧密相关。若杨端为山西太原人，则当为汉族。又田玉隆《贵州土司史》认为：“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如与杨氏相依为命的谢氏，魏晋以来是贵州少数民族大姓，以新旧《唐书》知谢氏势力很大，常与杨氏联婚，故杨氏称谢氏为‘舅氏’，从旁说明杨氏是少数民族。”［12］(P730)此处论断亦值得商榷，即“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杨氏自外迁来播州，古代史籍与现代学者皆无异议，不知作者有何依据。同时，以杨氏联姻少数民族之谢氏，即断定杨氏也为少数民族，太过武断。

从自南宋中期以来的较可靠记载，如从杨粲、杨文神道碑中之忠孝思想，与杨氏后世所恪守的家族族风，如《平播全书》卷十四李化龙《与杨监军书》：载“安、杨二氏，原世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同盟也。”［13］(P475)所以，传统所言杨氏出自太原之说，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仍可沿用。

据两《唐书》，杨端应募，在乾符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其所统军队，不超过千余人，因《全唐文》卷八十七唐僖宗《答高骈请停差发三道兵士诏》云：“其河东一千二百人。”［14］(P397)其行至播州的准确时间，《遵义府志》定为乾符三年，与两《唐书》、《通鉴》所载唐王朝与南诏关系史实大体相合。杨端入播以后，对于播州本境大族土豪，修好结援，“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5］(P952)对于闽蛮与南诏兵则是以武力击退，“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5］(P952)此处“蛮出寇”当即是入侵播州之闽蛮与寇黔南之南诏兵。若此时播州为南诏兵所据，则杨端以数千里跋涉之少量疲兵，似无击退蛮敌之可能。

杨端播州刺史一职，《遵义府志》认为是杨端自署。而据《全唐文》杜牧《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等十六人授官制》：“敕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摄充州刺史赵琼林等。（略）玉帛以将厚意，阶级以峻等衰，各服宠荣，无忘恭敬。”［14］(P3444)此文作于宣宗大中五年至六年之间，则杨端之播州刺史一职为朝廷所授，亦合情理。且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云：“播州为黔中区最西南之正州。”［9］(P1303)地位较羁縻之牂州为上，咸通十三年尚有播州司马一职，又《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平播后绥阳掘得汉尹珍讲堂碑，上题“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5］(P319)广明元年在杨端入播后数年，其时播州尚有司户之官，则杨端刺史之职为朝廷所授可能极大。又明万历年间茅瑞征所撰《万历三大征考》与同时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并载杨端武略将军一职，此与播州刺史一职情况类似，若杨端为朝廷所授，也有此可能。至于安抚使一职，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云：“唐代为临时派遣往各道之大臣，非常设。中期以后，各道皆有节度、观察使，即不复有此称。”［15］(P58)则可确知绝非杨端生前所获之职。

三、结论

陈寅恪云：“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16］(P308)此为治民族史之确论。然而，杨氏属于西南夷族，抑或中原汉族，于其发展历史中身份角色之确立与文化取向之自觉依然有着重要关系。黔北杨氏土司其对汉文化之自觉推崇与其统治区域汉族文化之兴盛，为周边土司所不及，既已成为学界之公论，而关于杨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种种新论尚无可靠资料支撑，似当依然承认以下结论：

一、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杨端之籍贯与民族仍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

二、唐僖宗乾符初年，杨端入播，所统军队最多不超过千余人。

三、乾符二年，朝廷应高骈之请，止河东兵，杨端乃帅其乡人上请于朝，入川，而西川战情缓和，乃领军折而向东南，进入播州。入播后，杨端交结播州当地大族，击退闽蛮与南诏兵，并与南诏纳款结盟。后“谕以威德，縻以恩信，蛮人怀服”，在播州站稳脚跟。

四、杨端据播后，当时唐王朝已风雨飘摇，乾符年间黄巢已大举叛乱，杨端于是逐步巩固势力，取得长久统治播州的权力。

伍、杨端据播期间，境内溪洞蛮夷分立，南境又有闽蛮侵扰，所能统辖者仅播州北境之一部分领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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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入山范文第2篇

杨以增(1787-1856年)，宇益之，号至堂，晚号东樵淬后谥端勤。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曾历任贵州、湖北县、府、道知事，又授河南开河道，转两淮盐运使，盾擢任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转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一生为官清靡，其人品深得林则徐推祟，称其“乃圣贤门中人也”、守身如金城汤池，粟丝不可攻坚”，著有《退思庐文存》、《杨端勤公奏疏》等。

杨以增一生尤喜读书，自然涉足于书籍的收集和购买，起初所收以普通本为主，但注意选择刻印精良的版本，长此以往，庋藏渐多，藏书初具规模。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以增在其故乡聊城建立了专门的藏书楼；并名之为“海源阁严”。海源阁面南背北，两层四间，檐中悬挂楼名匾，为杨以曾亲自手书，旁题跋语，说明建立藏书阁的初衷和书楼名称的寓意，跋语为；“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额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从跋语可以看出，海源阁初建时有双重目的，它不仅是杨氏祭祖的地方，同时也是庋藏图籍之处，以“海源”名阁，含有追思祖先荫泽及读书、做学问应当溯源追根之意，海源阁后来随着藏书的日渐丰富，扩充到书室十三间，后院菹间专藏帖片、字画、古玩，又在华跗庄别辟陶南山馆。

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以前，杨以增虽致力于图书舶收藏，但珍本仅有宋版的《汉书》、《晋书》、《通鉴总类》等少数几种，直到道光二十八年。他到“人文渊薮”的江甫以后，其藏书的质量和数量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书籍收藏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由于南方战乱，大批珍善本流入市场，他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江南战乱频仍，特别是清军与捻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佚。如黄丕烈藏书中有许多最终流入杨以增之手就为显例。黄氏有乾隆、嘉庆间文献宗主之称，是三百年来藏书的“巨擘”，但黄氏晚年家事多艰加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收藏的图籍尽归汪土钟艺芸书舍。咸丰初年，艺芸书舍的书也散出，分别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渊阁，又以海渊阁所收最多，其中经黄丕烈手校过的书籍就有八十多种。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部分流散图书，韩泰华玉雨堂元人集部书(其中有些为“四库”所未收)，鲍氏，(廷博)知不足斋等江南名家藏书，尽归海源阁。当时另一藏书家江标在《海源阁藏书目跋》中说：“《楹书隅录》(杨以增之子杨绍和编撰，为海源阁所藏主要宋元善本藏书记)之所记……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从而使海源阁成为晚清北方藏书的中心，也奠定了与铁琴铜剑楼并称雄于海内，形成”南瞿北杨”的地位。海源阁图书的另一主要来源，是杨以增广交朋友，延揽学士文人，为自己寄赠、选择、鉴别、校刻书籍。杨以增与梅言伯、刘燕庭等人订交，梅得好书，则远道互相寄赠，还有其幕客松江韩渌卿、文登于昌进、嘉兴高均儒等为其鉴别、审订、校刻古籍。其中于昌进是当时东鲁地区仅次于杨以增的北方大藏书家和著名文献家。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杨绍和(1830，]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他于咸丰二年 (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慈禧发动宫廷，杀顾命臣，怡亲王载垣亦未能幸免。载垣是清前期怡亲王弘晓的后裔。怡府藏书甚丰，专门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庋藏珍贵古籍。怡府藏书多得自徐氏传是楼、季氏静思堂，渊源久远，数量和质量均属上乘。怡府经此变故，其宋版书籍数百种，流入北京隆福寺附近书肆，杨绍和趁机购得怡府乐善堂善本书籍百余种。因此，杨氏海源阁既容南方江浙藏书之精华，又纳北方王府藏书之珍本。叶恭绰《遐庵谈艺录》说：“汲取南北之精秩，萃于山左一隅……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中也说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杨氏入山范文第3篇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便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邻境发动频繁战事，不断扩大蒙古汗国的领土。宝庆三年（1227），蒙古灭西夏，端平元年（1234）联宋灭金。灭金之后，蒙古与南宋开始了正面的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使川渝一隅成首冲之地，战事频繁。

端平二年（1235）至嘉熙三年（1239）间，蒙军数犯四川，杨价、杨文父子曾三度率播军北上参与战事，屡战屡胜。淳二年（1242），余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并张榜招贤献计。杨文条陈“保蜀三策”称：“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余伟其论，取中策（宋濂：《杨氏家传》）。接着余采纳播州隐士冉、冉璞兄弟的具体计划，将“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冉氏兄弟遂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为中心，沿江修筑山城10余座，“皆因山为垒，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宋史・余传》）。诸城互为犄角，彼此策应，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在后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战死钓鱼城，这一事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切，均与播州人的积极献策并亲历其事密不可分。

《杨文神道碑》载：宝五年（1257），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杨文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即今海龙囤，因此，一般认为海龙囤始筑于宝五年（1257）。但结合杨文早在淳二年即向余提议“建城濠以为根柢”看，海龙囤的修建似应早于1257年。杨应龙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记：“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称海龙囤的修建，目的是防备周边的少数民族，而非为抗蒙，则其修建应较宝五年为早。这些疑问，都有待考古发现来解答。文献记载，宝六年（1258）正月，南宋朝廷先派吕逢年诣蜀，督办播州等地的关隘、屯栅事宜。四月，下诏思州田应己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七月，“吕文德入播，诏京湖给银万两”（《宋史・理宗四》）。一场官民共筑关隘，以御蒙军的运动大规模展开。可以肯定的是，因山为城的防御理念很早便已在播州流行，是从掌播者到隐士的普遍共识，它直接影响了海龙囤、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的修建。这一发端于播州的防御理念及其产物，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应龙修葺海龙囤，使之最终成为对抗明朝廷的大本营。明清时期，“因山为垒”成为西南地区普遍的防御模式，遗留至今者仍有近千处之多。它们都因山而建，环山有一至二道石墙，有门洞与外相通，墙内平旷处营造屋宇，其格局与海龙囤同，只是规模稍小。在战事频仍的明清时代，它们被土司、土匪、乡绅等广泛运用，以求自保。这些均体现了较早出现的海龙囤对周边地区后世军事防御体系的深远影响。

羁縻之制和土司制度的产物

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僖宗乾符三年 （876），杨端应募入播。“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子孙遂家于播”（明宋濂《杨氏家传》）。直至明万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朝廷急调24万大军分八路进发，于次年攻破海龙囤，平定播州。万历二十九年，播州“改土归流”，以其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一隶四川，一属贵州。从此，杨氏退出播州的历史舞台。

自唐末至明末，从杨端到杨应龙，传27代30人，杨氏统领播州达725年，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无出其右者（谭其骧《播州杨保考》）。杨氏统领播州的数百年间，恰是中国少数民族制度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流变之际，羁縻之制和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世袭统领播州的杨氏，能“累世恪守忠节”（《杨文神道碑》），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因而得到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海龙囤、杨粲墓等一批杨氏遗存，正是播州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实物见证。

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之末代土司杨应龙的种种不端，杨氏遂成为明朝廷剪灭对象，一场惨烈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在海龙囤上演。清魏源《圣武记》中称：“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产平之。”这四次大的战争，尤以“平播之役”最为典型。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总督李化龙率八路大军平播，四月中旬会师海龙囤，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就此展开。屯外，20余万官军筑起长围，轮番攻占，昼夜不息；屯内，数万军民背水一战。据研究，一批俘虏的日本炮兵及日本火炮也参与了平播之役；而播军只有标枪、弩箭、滚木、檑石等武器；明军在武器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火器的使用也成为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障。六月六日，明军攻破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杨氏对播州的统治随之灰飞烟灭。平播之役自二月二日出兵至六月六日结束，历时114天，双方共投入兵力达数十万之众，生擒播军1124人，斩首22687颗，虏获家属5539人，招降播民126211人，夺取马牛767头，明军大获全胜。

播州被“改土归流”，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

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

海龙囤因山取势，建于陡绝的险峰之上，《明史・李化龙传》称其“于诸险中为最”。它由的防御性工事如城墙、关隘、望台，以及城内的新、老王宫、“水牢”、“金银库”、军营、校场坝等组成，是集防御性工事和“宫殿”于一体的中世纪土司城堡。遗址南北侧临渊而立的5000米城墙保存完整，其内侧的16处望台遗址、环屯马道等尚有迹可循。东西两侧的飞虎、飞龙、朝天、飞凤、后关、西关、万安诸关隘尚存雄伟之势。城内建筑已毁于万历年间的战火，但基础尚在。其石质基础或地表，或掩于土下，格局清晰。

以海龙囤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总体规划上呈现出关堡星布、以点控面、纵深防御的特点。整个防御体系由16关2城3堡构成3条防线，每个独立的关以及城堡都控扼周围一定的空间，3条防线由到中心构成了层层耗歼，逐次阻敌，长达60余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一线由娄山关、三渡关、上渡关、老君关、乌江关、河渡关、黄滩关、崖门关、落关等组成打击敌人的警戒阵地，迫使敌人提前展开攻击队形；二线由养马城、养鸡城、海云屯、龙爪屯等组成中间拦阻阵地，使敌人炮火难以直接抵达核心阵地；三线是由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太平关以及万安关城墙等设施构成的海龙囤核心阵地，是主力决战阵地，也是最后一道屏障。

海龙囤是关堡相结合的山城体系它充分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它是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组成要素，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层层设关，关关相卫，唇齿相依的防御体系。因此，海龙囤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

为规范屯内管理，杨应龙曾于万历年间勒石警示，《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碑遗留至今，铭文对上下海龙囤作了严格的规定，从中可知屯内管理机构（总管厅）、常驻人口（竟有住囤医生）及主要来往人员（运送口粮邦户、工匠）等，信息十分丰富，是今日探知屯内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

“家”与“国”的情势转换

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张悌在 《平播全书叙》中赞扬“平播之役”说：“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未得志于西南夷盛事”，大有扬眉吐气之快。平播后，播地被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唐末杨端取播于南诏而世守其土725年的历史戛然而止。“改土归流”，实质上是“易家入国”，“家”与“国”的情势因此骤然改变。

杨应龙的祖先们深谙平衡之道，能正确处理“家”、“国”关系，因此能世有播州土司达20多代700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家需要的时候，杨氏往往能挺身而出，积极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杨端入播以来，“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杨氏家传》），考古发现的杨粲墓确系已知的杨氏墓葬中的最宏伟者。粲曾作《家训》十条，第一条便是“尽臣节”。其子杨价曾对天发誓：“所不尽忠节以报上者，有如日。”粲孙杨文（1220-1265），曾数解蜀难，又进献“保蜀三策”，并筑“龙岩新城”，是海龙囤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据前引《杨文神道碑》，宝丁巳年（1257），蒙军出大理，向东攻来，情势紧急，杨文上报，理宗御笔“杨文，国之藩篱，斡腹之防，正赖其力”，并遣吕文德进驻黄坪。吕、杨相会后，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根据《宋史》记载，播州各关隘的营建工程，至南宋宝六年（1258），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朝廷派人促办，又拨给银两。因此，海龙囤一开始便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姿态出现的，只是它从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00余年后成为“家”、“国”对抗的战场。凭借天险与精妙的设计，海龙囤成为杨应龙退守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公元1600年农历四月十六，杨应龙仓皇退守海龙囤。四月十八，24万明军合围，环而攻之，50余日却攻不下。总督李化龙感叹道：“囤即险绝，岂真天造地设，人迹所必不能到者乎？”其间，李父病故，化龙上疏丁忧（按制度离职回乡守丧），神宗不准所请，并叮嘱李化龙“宜抑情遵命，视国如家”。“家”“国”关系的处理，关键时刻考验人的生存智慧。

杨氏入山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遵义;土司文化;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

遵义古称播州，自唐贞观十二年置播州始，至明万历二十八年止，共延续了961年，于公元876年设置播州宣慰使，从而开始了遵义土的司文化时期。杨氏对播州的统辖始于杨端，止于杨应龙，长达725年。虽然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曾经实施过，土司文化也非遵义所独有，但由于播州一直是杨氏家族世袭统治，所以“播州”史亦是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历史。加之杨氏先祖杨端自中原入播，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留下了海龙囤、杨粲墓、播州城等许多特有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迹。而今，土司文化正以其稀缺性和神秘性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重新审视和挖掘这种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释放其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形成重要的旅游产品，是提升遵义旅游层次和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一、遵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

1.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部，又名龙岩囤，仅山后一线仄径可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氏先祖利用其地理，在宽约5公里的山顶上围筑土城、月城三重，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以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气势恢宏。除囤前遗址，还有囤顶朝天关、飞凤关、宋代老王宫、明代新王宫、采石场、绣花楼等遗址，囤后有环山而立的土城和月城、从高到低组成三道关口的万安关、西关、后关三座城门，此外，囤周围还有养马场、校场坝等遗址，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和关隘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

2.杨粲墓。杨粲墓位于遵义市东南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系宋代白锦堡，后为播州杨氏墓地，史称冉家林，后又因杨粲墓规模宏大为境内所未见，而被时人称之为皇坟嘴。该墓建于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是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的一座大型石室墓穴，墓室内遍雕文官武士、人物花卉、龙床龙椅，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被誉为“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有较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3.遵义老城。公元1176年，即南宋淳熙三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行政中枢(土司府衙)从穆家川南面约20华里处的白锦堡(今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后，遵义老城就开始成为了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今也有830余年历史。古老的遵义城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积淀，当年的标志性建筑有三街六巷九狮子，三街即梧桐街、杨柳街、朝天街;六巷为捞沙巷、狗头巷、尚家巷、何家巷、姚家巷、丁家巷。当时老城的建筑门口能摆有大石狮子就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土司衙门、庙宇，均有石狮相配，但老城玉皇观不知什么原因却独缺一只石狮子，所以有九狮子的说法。

4.杨氏墓葬群。高坪杨氏墓群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高坪镇鸣庄村，距210国道0.5公里，有小路直通墓地。高坪杨氏墓群即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灵魂憩息之地，分别为播州土官十五世杨文，二十一世杨升，二十二世杨纲，二十四世杨爱及其妻妾子女分室合葬墓，墓群规模宏大，雕刻精湛，经历了平播战争的烟熏火燎，也遭受过无数盗贼的洗劫，几百年地形变迁、至今古墓群石构建筑未变形走样，保存完好。杨氏墓群，除了四组墓葬外，还有许多小墓，均为播州杨氏子孙的茔冢，是贵州最大的土司墓葬。

二、遵义土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

1.自然条件优越，吸引物配套性好、品位高。贵州独有的亚热带温湿气候为遵义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休闲、娱乐、度假等旅游项目。土司文化聚居区大都位于遵义市近郊，如城东南皇坟嘴有南宋播州安抚史杨粲夫妇合葬的大型石穴墓室，北郊有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事要塞“海龙囤”，均与210国道、贵遵高等级公路和遵崇高等级公路毗邻，为省内外，国内外游客由遵义市进入土司文化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另外，土司文化大部分聚居区内都有规模宏大的古代城堡建筑群、清新秀丽的森林、险峻雄奇的高山峡谷、飞珠溅玉的溪流瀑布、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等，形成独特的彼此相邻、相对集中的难得综合景观。再加之海龙囤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粲墓，共同构成黔北旅游观光游览线，以红军长征走向胜利里程碑的娄山关战场，朝廷结束土司农奴制的海龙囤战场，集中展现播州中世纪文化的精髓和红军长征革命纪念体系的精华，构成复合值极高的古今战场游览线。

2.历史文化价值高。播州土司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的历史反映了中央王朝在这一千多年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政策，反映了土司制度从起源、形成、发展、完善到最后消亡的整个过程。虽然现存的一些土司文化遗存修建的年代大多是宋、明时期，但却折射出杨氏土司家族在播州地区的统治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其土司衙署在我国目前尚存规模较大的同类型古建筑遗址中，历史最悠久、传承历史时间最长，对研究古代播州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历史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因此，对这一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保护和开发，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3.艺术观赏价值强。尽管杨氏土司文化遗存的空间位置、建筑规模、建造时间以及艺术特点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不将自然赋予遵义的有利地形、地势利用到极致。所不同的是，海龙囤山势虽险，山顶却平整开阔，方圆10公里的地面可容数10万人居住，历经战火洗礼和400年的风雨侵蚀，部分建筑已损毁，只存遗址，但仍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而杨粲墓所在地——皇坟嘴面积不到1公里，峰高也不及海龙囤的1/10，虽不及海龙囤壮观宏伟，却以其巧妙的布局和技艺精湛的石刻艺术珍品闻名，被称之为“地下宫殿”，墓中出土的约101件精美石刻，是宋代雕刻艺术的珍贵遗存，其中不少人物肖像更是技法纯熟，在刻画技法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我国雕塑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4.科学考察价值突出。遵义土司文化是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宋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活材料。土司制度作为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不仅历史悠久，实施面广，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资料欠缺。而杨粲墓、海龙囤、杨氏的古墓群、杨氏庄园、家庙等土司文化遗存的陆续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物质生活文化资料、建筑雕刻艺术资料、战争防御军事资料。尤其是海龙囤外的《骤骑将军小谕龙岩囤严禁碑》、杨粲墓中出土的精美石雕、镇墓石、墓碑、墓志、买地券，杨氏墓葬群中出土的《杨文神道碑》等文物，对于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拥有较高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遵义海龙囤战役，曾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之中、确曾改变了贵州版图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其遗址被专家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堡垒”，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贵州最大的“战争博物馆”，具有一定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如果配之以其他旅游设施，必将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个圣地。田、宋、安、杨四大土司的统治围绕涵盖整个贵州，时间长达数百年与1 600年不等，自唐末至明末，统治播州的杨氏土司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后，西南地区落后社会制度的重要代表。所以，土司文化开发应作为贵州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遵义土司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的建议

1.加强保护是前提。对土司文化古遗迹，应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把保护放在首位，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要多向群众，特别是向领导宣传，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形成群众关心文物，领导重视文物，人人爱惜文物的社会风尚，防止一切可能毁坏行为，做好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保管室、陈列室、资料室、办公室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而组建遵义市博物馆，在博物馆内设立考古研究机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以提高对全市文物工作的考古发掘能力、提高文物鉴定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水平、古建维修设计水平，多方筹措资金，做好文物抢救维修，修新如旧，恢复原有风貌，保证文物的永续保存和永续利用。同时，建立馆(所)藏文物档案，加强文物藏品管理，做好馆藏文物的保护陈列展示工作，在大力作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永续发展。

2.突出遵义土司文化的特色。杨粲墓最大的特色是在墓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石刻装饰, 雕刻技法以高、低浮雕为主，有的细部还彩绘贴金，现虽已大部剥蚀，但仍可依稀辨出当年的豪华气派。娄山关最具特色的是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海龙囤作为“平播之战”的主战场，随着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尘埃落定，失去了昔日风采。400多年来，这座堪称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司囤堡建筑，默默无闻地静卧于龙岩山上。当前，对于土司文化旅游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在保护好杨粲墓、海龙囤等历史遗迹的前提下，打造播州土司文化品牌，突出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打造其最具特色的独特性,实现遵义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唯我独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3.制定科学的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按主次轻重，统一规划，分期逐步开发、建设和发展。向土司文化开发较好省份取经，征询土司文化开发的建议及意见，组织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深度挖掘土司文化的文化内涵，打造土司文化品牌。如应充分发挥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城堡景区距遵义市中心近、交通方便、区域位置优越的优势，突出中世纪军事古城堡景观罕见的特点，以观光游览、科学考察、休闲避暑为重点，在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发风景资源，带动遵义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土特产加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力求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

4.组建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由于面对相关行业和部门间诸多因素的制约，用组建旅管委这个既协调议事，又具有半政府职能的机构去对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管理，将收到阶段性的统筹效应。当各相关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初步完成，全社会初步实现资源重组，发展旅游的社会合力初步形成，旅游业发展进入支柱型产业阶段后，管理委员会就应遵循市场规律，逐步减少行政干预，转而采用经济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5.分期开发客源市场。土司文化景区景观独特、类型丰富，有鲜明的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在国内可以独树一帜，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旅游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开发前期，可以遵义市、贵阳、重庆为第一客源市场。待景区建设逐步完善后，还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客源地组团游览，也可以通过与各大旅行社联营，组织到大西南地区的团队，到海龙囤游览开辟广西、广东、上海、成都等城市为第二客源市场。最后，还可吸引日本、韩国等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渊源很深国家的游客到海龙囤品味古代播州的历史，遗址的奇特。中国古代城堡的神秘感，战争遗址的宏大气魄和丰富内涵会产生很强的感召力，能够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游客。

6.结合其他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在对土司文化自身进行开发，做好杨粲墓、海龙囤等播州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打造播州土司文化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长征文化品牌、酒文化品牌、尹珍文化品牌、抗战文化品牌、沙滩文化牌，以及茶文化品牌等工作，发挥土司文化的特色作用，将其纳入旅游规划和旅游线路中，形成以长征文化为核心的遵义特色文化旅游圈。以此来增加旅游商品多样性和丰富性，吸引更多游客来遵义旅游，改变遵义旅游主靠门票收入的现状，增加游客的消费，解决遵义留不下客的遗留问题，使遵义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

7.加大土司文化的宣传力度，增加市场识别力。以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便成为旅游宣传的最终目标和努力方向，以人文关怀为准绳，产品质量为保证，优质服务为手段，商业获利和旅游长足发展为目标，加强宣传推介力度，采取创作土司风情系列节目、编纂土司文化读物、出版专述遵义土司文化书籍、发表土司文化专刊、绘制杨氏20任土司油画等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品牌，特别要重视对包括雕塑、宣传广告的布置要到位等为内容的城区内宣传，全面提升土司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让客人感受到遵义优秀旅游城市的氛围。比如，可强化杨粲墓雕刻艺术的宣传，其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人物、动物、花草、器物五类石刻装饰，其中的“野鹿衔芝”、“凤穿葡萄”、“双狮戏球”、“侍女启门”等浮雕均构思巧妙、雕工精美，极富生活气息，是发展地区精美雕刻艺术的写照。而仿木构建筑，门窗户壁、梁柱斗拱均为当时建筑格局的两室六座壁龛，又为现代人追求独特建筑装潢提供了极大的参考实物。

参考文献：

[1]况红玲.开发利用遵义土司文化[j].四川烹饪学院学报，2005：3-8.

[2]吕虹.遵义海龙囤军事城堡保护与开发的研究[r].贵州:贵州省图书馆，2001：41-42.

杨氏入山范文第5篇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村子？媒体之前也有不少的报道，但真正读懂这个风水村的并不多，村里有很多秘密。

唐朝风水大师隐居的地方

三僚村，在兴国县县城东南约 64 公里处，系该县梅窖镇所辖的行政村，现有人口4600 余人，主要为曾、廖两姓。

三僚村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山区自然村寨。据村里年长者说，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战乱纷纷，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的杨益，趁乱偷了皇家御库里秘不示人的玉函秘籍，归隐山林，最后落脚三僚村。

杨益，就是风水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救贫”，是当时朝廷的御用风水师。杨益归隐征程上，一路寻龙看砂，最后相中了人迹罕至的三僚村。这里四面环山，中间盆地。站在高处看，村子就极似一个罗盘，盆地中间的石头山状如罗盘指针。

作为一名风水大师，杨益决定归隐于此，与跟随的二弟子动手搭建了茅棚，三人结庐而居，从此潜心研习风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峦头派风水理论，其《撼龙经》《疑龙经》《龙脉经》“三龙经”，至今在民间流传。杨益也就此成就了一代宗师的伟名，被峦头派奉为祖师爷。

当年，这什么也没有，村子因杨益师徒三人所居的三座茅棚而名，当地人管茅棚叫“僚”，遂“三僚”一说。曾、廖二姓徒弟从此在此繁衍生息下来，形成曾、廖两大姓，至今已经有三四十余代传人。

大师多绝后。杨益没有后人，但曾、廖两大家族都设有杨大师的供奉祠堂。

村中神秘的风水文化元素

三僚村因风水而出名，也因风水而致富。远远的就能看见一个巨大的牌坊耸立在进村必经之路的中间，蔚为壮观。牌坊上书：“中国风水第一村――三僚”。

进入村里，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标语，上写到：“风水不到三僚不精，罗盘不到三僚不灵。”村里到处可以感受到风水文化，风水元素多多，犹如走进了一座“易学博物馆”。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村子里，布满了历代风水大师们留下的独具匠心的风水文化建筑。

沿着村中条形石的两侧建立的曾屋村和廖屋村如太极图中的两仪，为强化八卦图形，后来人为在盆地中间建造了东华、西竺、南极、北斗四座寺庙，在全村营造了八个景点，正好对应《易经》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

三僚的山山水水几乎都被赋予了风水内含。在曾氏祠堂开阔的空地前面，有一小溪四季长流，小溪由两股溪流组成，靠近曾姓的水流冬暖夏凉，水质清澈。而靠近廖姓的水流则是冬冷夏热，水质浑浊，水流从很远的地方源源而来，两股水似乎互不相犯，当地人称之为“阴阳河”。

在廖氏宗祠周围，有许多人工开挖的池塘，其中“七星池”和“百口塘”名传海外。村里老人介绍，廖屋的自然环境并不理想，村子是建造在山坡上，两条山溪从山上向祠堂方向冲来，来势很猛，对村庄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这种地形，叫“四煞临身”。为了避煞消煞，廖姓先祖廖厚公在明洪武年间以“文公无蚊祠”和“月洲堂”为中轴，利用五行生克和制化的原理，在“文公无蚊祠”的后背由南向北开挖“七星池”，让它们就像人体的七窍一样，通气聚气。

三僚村还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看上去每家每户都有一口池塘，并有古人留下的水沟连接。这里有一个说法：挖“七星池”的同时，廖厚公又在村中开挖了108口水塘，如人体的108个穴位，这样，“七星池”和“百口塘”全部用小溪贯通，象征血脉畅通，起到蓄气聚财、藏风得水、人丁兴旺的作用。

村民个个都是“风水师”

据说三僚村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风水师，人人懂罗盘，人人会风水。社会上许多风水先生，几乎都与三僚村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联系。

不少村民以看风水为生，目前“村级风水师”有200多人，连村主任曾庆伟都是风水师。曾庆伟经常去潮汕一带踏勘风水，还曾经被人邀请到香港看风水。

来此求吉转运问前程的客户很多，其中不少是政府官员。当地人透露，县上不少干部信风水，群众到政府办事找不到人，一问是去拜神人了。当地官场有这么一说，干得好不如夸得好，夸得好不如烧香烧得好。

75岁的三僚村村民曾宪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是村里有名的风水大师之一，经常到上海、广东、湖南、福建等地踏勘风水。曾曾对媒体称，“我接的生意大都是官员的，主要是规划设计，包括办公室摆设、大门位置、风水器具购置等，每次收入少则上百元，多则上万元。”

曾宪佰之所以身份很高，据说是得到了真传，他家中有祖传的手抄本风水秘籍，传男不传女，一直秘不示人。

另一风水师曾鹤琳，今年58岁，已有30多年走风水的经历，他谨慎的姿态和不太多的语言，使其对风水讳莫如深。曾鹤琳是三僚村开基祖曾文第四十代子孙，20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学习堪舆术。

据村主任曾庆伟介绍，三僚村每一家都有流传下来的风水术手抄本，而且这些手抄本秘不外传。当有采访者想给手抄本拍照时，曾鹤琳还是担心会将核心内容泄密拒绝了。他说，他家祖传的书名为《阴阳全次剪裁》，书里详细记载了《九大星体》和《十二杖法》等。

风水村里的传奇故事

有风水的地方就有风水故事，三僚村也是这样，有的至今成谜。

其中，有三个故事最为神奇。

村民常说杨益的故事。唐末，统辖虔州（今江西赣州）的诸侯是卢光稠，请杨益为其卜天子地，杨益答道：一席十八面，面面出天子。卢光稠不愿别人也得到天子地，于是在杨益酒里下毒。杨益察觉后，立刻带着徒弟回家，途中他问弟子曾文此处何地，曾文说是药口，杨益叹道：药到口必死矣！

杨益在临死之前告诉曾文，去游说卢光稠在赣州磨车湾安装水碓，十字路口开凿一口水井，则世世代代为天子矣。而真正意义为：在风水上破了赣州的“天子气”，制煞了卢光稠。后来卢光稠果真背长痈疽，疼痛难忍，自缢身亡。

卢光稠背长痈疽而死是否真与杨益遗言有关？谁也不懂。今人在听闻这个传说时，都认为杨益后人过于神化祖师爷了，现如今，只有在于都县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块收藏的“杨公墓碑”。

村里“下砂”的传说也富传奇。在村委会办公室东面，绵延200米长的一堵土墙，名叫“下砂”，是堪舆术中的专用名词。相传明初曾氏的风水师曾从政，发动族人筑起“下砂”，以贮财聚气，但屡次遭到另外一姓氏的强行阻挠。明朝永乐年间曾从政成为国师，病故北京后，明成祖遣宫中的黄衣太监两名，护曾从政灵柩还家，并助曾家筑完下砂。

两名太监到三僚村后，三天内在曾氏水口堆起了一座巍然山梁。但其中一名太监突然身亡，一说是太监不服水土病故，另一种说法却是曾氏人为了消灭与己斗争的另一姓氏，故意毒倒太监，并将其尸体偷偷放在那一姓氏家门口，嫁祸对方。最终太监被葬于“ 下砂”，有了太监的“皇家官身”镇守，再无他人敢破坏下砂。

600年的时间过去了，“下砂”仍在，太监墓依然存于竹林间，大理石墓碑的碑文仍依稀可辨。

“剥九尾杉树皮”的传说：在三僚村后龙山上有棵九尾杉，已有1120多年树龄，据说是杨益亲手种植，树身围约4米，高达9米，历经千年风雨无数次劫难，虽然至今仍显勃勃生机，但树身已经被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