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资料范文第1篇

关键词：唐诗；金铜钉；饭后钟；辨误

近日，笔者阅读《本事诗》《北梦琐言》时，发现一些舛误，现拣择其中两则予以辨析。

其一“金铜钉”

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虽然诗话的编辑者没有对这则笔记做出说明和辨析，但它是不符合史实的。史籍中的张昌龄只有一位，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根据《旧唐书》的说法，将他进士及第的时间系于贞观二十年（646）。而岑仲勉认为应以《唐会要》和《新唐书》的说法为准，张昌龄并没有取得进士资格。但不论是否进士及第，他生活在唐初这一点却毫无疑问。乾封元年（666）张昌龄即已去世，因此他实在无法于“开元中”去和苏味道开玩笑，也不会赠诗给武周后期的张昌宗。那么，真实的情况怎样，作这首“金铜钉”诗的人到底是谁呢？

《本事诗》还是提供了一点线索，即这首诗是赠给张昌宗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武则天炼长生不老药，成为武则天的亲信，梁王武三思奏称张昌宗是王子晋的后身，在嵩山立庙。于是帮闲的文人们纷纷赋诗赞颂，其中犹以崔融的诗号为“绝唱”，云：“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全唐诗》收录此诗，题为《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昌宗）是王子晋后身》，全诗作：“闻有冲天客，披云下帝畿。三年上宾去，千载忽来归。昔偶（一作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一作藏）史姓名非。祗召趋龙阙，承恩拜虎闱。丹成金鼎献，酒至玉杯挥。天仗分旄节，朝容间羽衣。旧坛（一作宫）何处所，新庙坐光辉。汉主存仙要，淮南爱道机。朝朝缑氏鹤，长向洛城飞。”可见这首诗是崔融作的毋庸置疑。

崔融、苏味道、李峤、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神都宫廷里的御用文人，时称“文章四友”。因此，如果真有彼此间开玩笑的事，也应发生在苏味道和崔融之间。《本事诗》把这件事安在张昌龄身上，纯属信笔之文、张冠李戴。

其二“饭后钟”

《唐摭言》卷七说：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飡。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这就是典故“饭后钟”的出处，但其他史籍却提出了不同说法。《北梦琐言》卷三说：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飡，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曰：“曾遇阇黎饭后钟”。

《北梦琐言》虽与《唐摭言》所提供的时间、地点、人物迥异，但作者孙光宪又本着多闻阙疑的态度补充说明了一句：“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可见，他对此事的主人公就是段文昌亦不肯定。至宋人王谠写《唐语林》，又沿袭了孙光宪的说法。

这样一来，就给后世编辑唐诗造成了一桩公案。《全唐诗》收王播诗，共二题三首。这三首诗应源自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的“王播”条，其中有“饭后钟”绝句，但未交代或作段文昌诗。《唐诗纪事》“段文昌”条，也没有相应记载。《全唐诗》收段文昌诗四首，里面没有这首七绝。可见南宋人、清人都认为此诗是王播作的，与段文昌初不相干。只是《唐诗纪事》《全唐诗》此绝句首句皆作“三十年前”，与《唐摭言》“二十年前”云云不同。但王重民等辑的《全唐诗外编》“段文昌”条里，却有这样的“补逸”：“《题曾口寺》：‘曾听阇梨饭后钟。’见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三引《大元一统志》。”补逸者虽没有直接引用《北梦琐言》关于段文昌的说法而是使用了更晚出的二手材料，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确认了“饭后钟”诗的作者实是段文昌。

那么，究竟应该以哪个说法为准？换言之，《全唐诗外编》的补逸是否正确？

据《旧唐书》本传，王播生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死于文宗大和四年（830）；段文昌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死于大和九年。他们可谓是同时代的人。《旧唐书·王播传》说，他“曾祖琎，嘉州司马；祖昇，咸阳令；父恕，扬府参军”。可见他少时应随父在扬州居住，《唐摭言》说他“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这在地理上甚合王播的行踪。与此相仿，《旧唐书·段文昌传》说他是“西河（今山西洪洞县西南）人”，年轻时“家于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所以他也有可能去江陵县西湖的曾口寺读书的经历。关键要看可能性有多大。

史籍未见有段文昌参加科举的记载，原因是他出身显赫，“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祖德晈，赠给事中；父谔，循州刺史（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北），赠仆射”，才不用科举入仕，甚至其子段成式也“以荫入官”。这样的出身怎能说是“贫窭”？他又怎会“常患口食不给”？与此相反，王播则是“出身单门”，并“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其及第之时系于贞元十年（794），时年34岁。王播《淮南游故居感旧，酬西川李尚书德裕》诗云：“昔年献赋去江湄，今日行春到却悲。三径仅存新竹树，四邻惟见旧孙儿。壁间潜认偷光处，川上宁忘结网时。更见桥边记名姓，始知题柱免人嗤。”诗中“三径”典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说自己的故园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另外，他还用了凿壁偷光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总之，都是在说自己当年如何穷困潦倒，与“随僧斋飡”的行径相吻合。

王播长庆二年至大和元年（822-827）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大和元年至四年出任淮南节度使，大和四年至六年出任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府尹。可见，段文昌是继王播之后出任淮南节度使，并随后移镇江陵（荆南治所所在）的。据此，笔者认为，“饭后钟”这一轶事，本出自王播，流行于扬州，但因其后段文昌亦出任是邦，耳濡目染，不能忘怀；所以等到他坐镇自己年轻时生活的地方时，江陵人就把这一今典编排到了他身上。

况且，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好事者的追记，而非时人写实。《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卒于后晋天福五年（941）。因而此书至迟成于941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成于后周时期是错误的。据拜根兴考证，《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初，避地江陵，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北梦琐言》就是在此地写成的。他卒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宋史》说他“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可以肯定，《北梦琐言》成书要晚于《唐摭言》。而《唐语林》成书于北宋末年，沿袭成说，在所不论。

那么，就应该以《唐摭言》的说法为准，“饭后钟”诗是王播的作品，而非《全唐诗外编》所说的段文昌。

参考文献

[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本事诗》，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21页。

[2]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30页。

[3]《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族孙易之、昌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706页。

[4]《全唐诗》卷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767页。

[5]《新唐书》卷二·一，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5763页。

王昌龄的资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金史・交聘表》；缺载；使臣姓名；时间记述

一、前言

史料是研究和著述的基础。夏金关系研究，最棘手的问题是缺少史料，尤其是西夏国自己撰写的史料。正史中无“西夏史”，西夏历史仅以附传的形式出现在《辽史》、《宋史》、《金史》中，内容较少。黑水城文献的发现，震惊世界。但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80%以上是佛经。至今出土的数以千计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中，也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西夏国史的文献。[1]因此，夏金交聘研究，西夏一侧可资利用的史料比较稀少。

金朝史料虽然包括范围很广，但最基本的史书是《金史》。元朝所修三部正史之中，《金史》一直评价很高。施国祁《金史详校》载：“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载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事得实，非《元史》之伪谬”。[2]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t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3]《金史・交聘表》是金与宋、夏、高丽之间使臣往来记录的集中呈现，其中金与西夏交聘记录作为夏金两国朝聘大纲，是夏金交聘研究可资利用的重要史料之一。

元朝所修三史中，《金史》虽称最善，但亦存在许多缺点。前人考订《金史》，成绩最为卓著的是施国祁《金史详校》十卷，其“为之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得其谬误衍脱颠倒诸处，约四千余条”。[4]目前，《金史》通行本为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点校本，但此版本《金史・交聘表》夏金交聘记述依然存在问题。笔者参照《辽史》、《宋史》、《中兴小纪》、《大金国志》、《归潜志》、《遗山先生文集》、《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对《金史・交聘表》夏金交聘内容进行勘误、校补。

二、《金史・交聘表》中夏金交聘内容的缺载现象

缺载现象共出现90余处。具体又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遣使活动在《交聘表》中没有任何记载，此种情况所占比例最大。在金章宗时代的记述中此类问题尤为突出。如：《章宗纪》载：明昌元年（1190），“五月丙辰，以鹰坊使移剌宁为横赐夏国使。”[5]又如明昌二年（1191），“九月丁巳，以西上x门使白琬为夏国生日使”。[6]再如明昌三年（1192），“九月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达为夏国生日使”[7]等30余次遣使活动在《交聘表》中并无记载，仅见于《章宗纪》。

第二种是聘使官名缺载。如：《交聘表》载：承安五年（1200），“太医时德元、王利贞往诊治，仍以御剂药赐焉”。[8]按《金史》卷134《西夏传》载：“承安五年，纯v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9]据此，太医时德元的官名为“判官”，而《交聘表》记载缺失。

第三种是国名记载缺失。如：《交聘表》载：金大定六年（1166），“四月戊戌，以宿直将军斜卯掴剌为横赐使”，[10]而按《世宗纪》载：“戊戌，以尚书右司郎中移剌道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斜卯掴剌为横赐夏国使。”[11]据此可知，《交聘表》中“夏国”二字记载缺失。

第四种是个别文字缺载。如《交聘表》载，金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铭友直、副使枢密直学士李昌辅奉遗进礼物。”[12]而据《章宗纪》载：“十二月甲午朔，夏国李纯v遣使奉故王仁孝遣表以进。”[13]由此可知，《交聘表》的记述脱“表”字。

三、使臣姓名前后互异

使臣人名前后记述互异，共有6处。这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属“一姓异译”。如“i来”与“i令”。夏天庆六年（1199），“殿前太尉i令思聪、枢密直学士杨德先谢横赐”。[14]天庆十二年（1205），“殿前太尉i来思聪、知中兴府通判刘俊德来谢横赐”。[15]“i来思聪”与“i令思聪”两者官职相同，均为“殿前太尉”，应为一人，“i令”与“i来”属译音之异。如“遇”与“野遇”。乾v十八年（1187），“夏武功大夫遇忠辅、宣德郎吕昌龄等贺万春节”。[16]《西夏书事》中“遇忠辅”写作“野遇忠辅”。按《西夏书事》卷38：“三月，使金贺万春节。使人武功大夫野遇忠辅、宣德郎吕昌龄。野遇，西夏大族；忠辅，磊落英发，历官左枢密使，为时名卿。”[17]又《交聘表》载： 金明昌五年（1194）“八月乙卯，夏武节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张公辅贺天寿节”。[18]西夏有姓氏“野遇”而未见“遇”，疑《交聘表》脱“野”字。

第二种属“称名不称姓”。如“高永昌”与“永昌”。金明昌二年（1191），“夏进奉使知中兴府李嗣卿、枢密直学士永昌奉奠皇太后”。[19]金承安五年（1200），西夏“南院宣徽使刘忠亮、知中兴府高永昌来谢恩”。[20]汤开建先生以为“永昌”只是一个人的人名。在史籍中，少数民族人物往往书其名而不著姓，永昌之“永”，前代姓谱中既无此姓，西夏人物中出现的姓氏中也无此姓。他认为明昌二年使臣“永昌”，即承安五年的使臣“高永昌”。金明昌二年至金承安五年，时隔八年，很可能两次使臣同为一人，高永昌明昌二年时为夏枢密直学士，至承安五年时，很可能进为知中兴尹。[21]这样，“永昌”即“高永昌”，只是姓氏记载缺失。

四、时间记述上存在问题

王昌龄的资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嗓音病；歌唱演员；身心健康；防治

【中图分类号】R473.7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4-0067-01

目前国内大中城市歌唱演员嗓音疾病调查资料较多，而对活跃在乡村一线的歌唱演员却鲜有人问津，为此，本文对南昌地区常年在乡村从事演出的县级剧团演员的嗓音疾病状态作为专题研究。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嗓音病是唱歌演员的常见疾病,据有关文献[1,2,3]显示, 唱歌演员嗓音病的患病率有逐年增高之势。为了解演员喉部疾病的患病情况, 本文对常年在乡村从事演出的县级剧团演员的嗓音疾病进行调查。

1.2 对象与方法

1.2.1 对象:本文作者于2011年4月随机抽取南昌地区七个终年在乡村从事演出的县级剧团演员502人,其中男273人,女229人;平均教龄10.2年。工龄

1.2.2 方法:设计和制定问卷调查表，采取入现场收集资料,先填写问卷调查，然后进行详细的喉部检查包括间接喉镜检查和纤维喉镜检查,详细记录演员的主诉,咽喉部检查情况。

1.2.3 统计学处理:对获得数据,经复核无误后采用SSPS13.0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和讨论

2.1 本调查报告表明502位演员中有195例患嗓音病，患病率为38.8%。

2.2 不同性别演员患病情况：男演员273人中有113例患病,女演员229人中有82例患病。经卡方检验，χ2=4.87，P

2.3 不同工龄演员患病情况（见下表）：

2.4 患病与吸烟关系:吸烟演员135人中有89例（占65。9%）患病，而非吸烟演员367人中有106例（占28。9%）患病。经卡方检验，χ2=22.8，P

2.5 患病与唱歌方法和姿势有关，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演员发声不当（特别是年轻演员），导致喉部肌肉的过度使用，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发声技巧，纠正发声错误。只有通过医生与教师合作，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其中以声乐教师纠正唱法错误更为重要。

2.6 年龄与性别因素有人调查认为[4]:演员嗓音病以2 5～ 40岁多,占69.21％ ,可能与中青年演员承担任务多、社交繁忙、用声不当或过度及感冒有关。40岁以后男性演员发病率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喉部老化变化早于女性有关。而南京王建群等[1]的一项调查却与之相反，女性患嗓音疾病的比例高于男性，可能与下文提到的月经期或妊娠期有关。

2.7 全身健康状况内分泌功能紊乱、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精神过分紧张、月经期或妊娠期等均可影响喉部；急慢性鼻窦炎、咽炎等可使发声共鸣受限致发声费力易患嗓音病。烟、酒、辛辣、感冒，劳累致使机体抵抗力降低时，均易导致咽喉部疾病的发生[4]。

2.8 人格和气质因素有研究报导[1]，在这些嗓音病患者中，约半数以上有心理社会因素的参与。文献报导患者多见于性格活跃、精神较为紧张者。吴博亚（1987年）发现，声带小结患者中的AB型行为者之比是18.5∶1，认为A型行为对本病起着催化和增益的效应。另有人报道患者的气质以胆汁质及忧郁质居多数。故社会心理因素与本病紧密相关。

3 嗓音病的防治[4,5,6]

职业性喉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加强体育锻炼，是保护嗓子的一种极其有效的好办法。因为体育锻炼可以使腹壁肌肉力量增强，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嗓子有充分的血供，切忌用嗓过度、发音时间过长或大声喊叫等。多饮水可降低嗓音异常发病率。其次，生活要有规律、戒除过度烟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关怀歌唱演员身心健康，勿带病工作，提倡定期体检和经常性监护的综合性预防保健措施。

目前，嗓音问题已越来越多，不仅仅需要我们从自身的保健入手，更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为了保护乡村一线的歌唱演员嗓音久葆青春，应加强歌喉保健知识的普及和医学监督，使歌唱者在身心锻炼上，歌唱训练上以及歌唱职业病的预防上，具有正确的医学卫生知识。让美妙的声音永远伴随着演员们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王昌龄的资料范文第4篇

文化基金会功莫大焉

上世纪90年代，两岸交流起步未久，资讯交流远未畅通。一次在接待台湾作家罗兰时，了解到《联合报》有一个很好的资助大陆学人的交流项目，让我十分心动。那时大陆学者赴台作学术交流还不是很多，在台停留时间一般也仅一个星期，而《联合报》这个交流项目则可在台停留一个月，还资助申请人往返机票、住宿及资料费等。其时我刚开始做台湾研究，很期盼能有这样的机会。

1998年初，我以“台湾文化寻根”为研究课题，向《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提出赴台作学术访问的申请。在基金会上半年举行的董事会上，我的申请案未获通过。后来我了解到，大陆学人申请该交流项目的很多，都排着长龙在候选，而基金会每年的交流名额也就几个，未获通过亦属平常。但我并未就此放弃，一方面，不断修订研究计划，使之更臻完善；另一方面继续与基金会保持联系，表达再接再厉的意愿。终于在下半年董事会上，迎来柳暗花明，并在年底得以成行。

这次“台湾文化寻根”申请案的办理，有两人助我甚力，令我感动与难忘。一个是《联合报》副董事长兼基金会董事长刘昌平先生，另一个是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她是天津老乡。刘先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孙越崎先生倡议举办的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我与刘先生先后在上海、北京、重庆见过三次面，虽然没有多少请益的机会，但刘先生谦谦君子的风度，却令我心生敬佩。当我的研究计划向基金会提出后，承蒙刘先生错爱，促成了这个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就在那次学术访问期间，我去他办公室拜访，表达内心感激之情，他却淡淡地说此事与其无甚关系，这更使我对其人格魅力深感震撼。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不时谆谆告诫我，做研究工作，不要先入为主，一切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这对我后来课题研究影响甚巨。

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学术访问机会。在岛内做了一个月文化寻根之旅，居然没有离开台北一步，这让许多人颇感惊讶。2002年笔者所撰近40万字的《台湾历史文化渊源》由九洲出版社出版，翌年荣获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刘昌平先生和基金会在其中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一位知名教授在我访台期间曾对我说，现在在台湾也只有《联合报》有此魄力和格局，它是站在大中国的立场，看到了中国未来必然统一的趋势，是顺应历史潮流来做这件事的。

校园文化的有力推手

1987年11月以后，不少在台湾的复旦校友趁到祖国大陆探亲访友之际，特地到北京拜访了复旦公学（19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毕业的孙越崎老学长，彼此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密切联系海内外复旦校友。翌年秋，孙老就此事专门赴香港，进一步就复旦校友联谊之事征询海外校友意见。1989年3月，孙老正式向来访的台湾校友提议，每两年举办一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

1990年7月，身兼台北复旦校友会理事长的刘昌平先生，受众多台湾校友的委托，专程赴香港与孙景洵会长一起筹划，商定首届联谊会于12月中旬在香港举行。为使联谊会顺利召开，香港校友李达三及其他校友多人慨捐巨款，台北校友会也捐一万美元予以资助，刘昌平理事长则另捐一万元港币作会务经费。

当年12月14日，首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顺利举行，到会的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西安、厦门、哈尔滨、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校友150余人，97高龄的孙越崎老学长亲自与会。刘昌平理事长率台湾校友数十人与会，是出席人数最多的地方校友会。他在致辞时说，构建这样一个联谊平台很有意义，在两岸交流还不是十分通畅的情况下，“世联会”的举办为台湾校友提供了便利，台北校友会愿意为此多做一点实事。

在香港起步的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受到两岸复旦校友的热烈欢迎。此后“世联会”相继在上海、北京、重庆、济南、西安、郑州、深圳、无锡、南昌、芜湖、华盛顿、兰州等地举行了十多届，台湾校友会每届均有捐助，以支持各地校友会举办“世联会”。前几届“世联会”，刘昌平先生均身体力行，既出力又出钱，随着年事增高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他不再任校友会理事长，也不再走在校友交流的前沿，但他对校友会、对母校的情感，却始终未曾淡忘，更未曾忘怀。

台北校友会与天津校友会，也有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那时我任天津校友会副会长，每次去岛内作学术访问，必定要去《联合报》拜访台北校友会理事长刘昌平先生，带去天津校友的问候，也带去天津校友的讯息。上世纪40年代中文系毕业的书法家王亚维学长专门书写了条幅“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让我转赠台北校友会。两会还有一些数据交换，使两地校友信息得以畅通。

近年来，两岸教育交流不断升温。复旦大学十分重视两岸的交流合作，着力开展多层次互访活动，并着力加强与台湾校董、校友的交流，通过校董、校友的力量，扩大复旦在台湾各界的影响力，不断把教育交流持续推向深入，积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贡献。人们由此看到的是，除“世联会”这样大型的活动之外，台北校友会和荣誉理事长刘昌平在岛内最忙碌的是接待母校及各地校友的来访，包括历任、现任校长、副校长王生洪、杨玉良、许征等，并陪同参访位于桃园县的台湾复旦高级中学。

永远的报人刘昌平

刘昌平在1953年初接任《联合报》总编辑不久，得了当时可怕的传染病肺结核，为避免传染同仁，决定离开宿舍搬到旅社住下，准备就医。《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得到消息，立即赶到旅社，请刘昌平到他家去休养治疗，刘昌平怕传染他家人，执意不肯，但是王惕吾苦口相劝，终被其真情实意感动，不得不搬到王惕吾家去休养治疗。王惕吾在院子里为他单独安排了居室，他夫人亲自料理刘昌平的饮食起居，十个月后刘昌平康复，重新开始工作。这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既书写了王惕吾惜才、爱才的用人之道，更由此开创了刘昌平回报《联合报》、服务《联合报》60余年的报人生涯。

作为总编辑，在惜才、爱才这一点上，刘昌平与王惕老如出一辙。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编辑部带出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学者。譬如当年倍受总编辑赏识且放手使用的林海音来了以后，编辑部大为轰动，因为林海音是美女，说话又好听，读者很快发现“联合副刊”的面貌突然改变了：它少了些八股味、宣传味，而多出来的则是文学味、艺术味。还有高阳先生，先是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后来进了《联合报》社，刘昌平慧眼识珠，约高阳撰写长篇小说《李娃传》，使高阳在这方面的才华得以崭露、发挥，从而走上了历史小说的创作道路，其所著《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梦断红楼》等，均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联合报》在岛内高扬反对“”大旗，人所共知，亦殊堪敬佩。1992年底，《联合报》记者从北京发回一条消息，报道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如果台湾搞“独立”，中国坚决不答应，即使“牺牲流血，在所不惜”。《联合报》在第二天头版头条刊出，李登辉闻知此事后，对一些“立委”说：“那个报纸，我都不看了”，企图扼杀《联合报》。一些人为了攀附主子，竟诬称《联合报》是“中共的传声筒”，由此还煽起“退报运动”。在一段时间里，《联合报》多次遭受“”分子的各种暴力破坏。作为《联合报》负责人的刘昌平，处变不惊，带领员工坚决顶住逆流，在以后的日子，反“”的立场丝毫没有退缩。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和两岸交流后，刘昌平对两岸媒体交流更为用心用力。《联合报》一直居台湾三大报系突出地位，在两岸媒体交流中影响甚巨，从大陆中央到各省市媒体的各类访问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一次，在接待《人民日报》访问团时，报社大楼正在装修，刘昌平为不能在会客室接待，一再表示歉意，他不顾年事已高，同访问团谈了一个多小时，从《联合报》“正派办报”的办报方针，到与大陆媒体的合作、交流，不乏精辟之见。在接待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时，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报合作，促进沪台两地新闻界交流进行了探讨。尤其是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交流，涉及的规模、人员、层级，都前所未有。他表示，在和平统一的路上，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肩上的担子都很重，都应该做一只让江水常暖、春色常绿的“春江鸭”。

新闻界的谦谦君子

在第4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颁奖典礼上，《联合报》副董事长、同时也是永远的报人刘昌平先生荣膺“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联合报》系与有荣焉，发行人王效兰、董事长王文杉、社长项国宁及联晚社长黄素娟等人为此组团，浩浩荡荡南下观礼。

已10多年没有离开台北的刘昌平，此次南下佛光山领奖，现场谦称受评审“错爱”，并宣布200万元新台币奖金全数捐作公益，奖座转赠《联合报》系一同走过来的同伴，感念大家当年的合作贡献。29岁即出任《联合报》总编辑的刘昌平在致辞时说，新闻工作者常处于手边新闻与心中历史的交战，没有准确的历史感，不容易成为好的新闻记者，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体悟。

永远的报人刘昌平，194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历任记者、采访主任、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90岁高龄仍担任《联合报》副董事长，坚守新闻岗位逾65年。他与《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共同参与10多家报纸的创刊与营运，创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华文民营报系，格局空前，在工作岗位上人品清正，从不以功臣自居，被后辈誉为“新闻界的君子”。

王昌龄的资料范文第5篇

和我国历代的皇帝一样，清朝的皇帝也都十分重视陵墓的“风水”。他们把常青长寿的松柏树视为“江山永固，万代千秋”的象征，尤其要在宝顶上种植古柏。因为古柏不但常青长寿，而且木质芳香，经久不朽，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被视为“神柏”，历代帝王们不但把柏树种植在陵寝里，而且广植在各种祭祀的坛庙中。像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山东曲阜孔庙的孔林、邹城的孟林，河南洛阳的关林等，都是我国著名的古柏林。北京天坛、地坛、日坛，先农坛、社稷坛(中山公园)、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柏群也驰名于世。故清帝们在选择好万年吉壤之地后，把陵区内的植树也作为陵寝营造的重要工程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东陵中定东陵的慈禧陵(也是清朝最后一陵)的宝顶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而大清也在其后不久就灭亡了。慈禧陵的宝顶上为什么没有树木?这一直是个“谜”。

清王朝对陵区的绿化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在史料中也多有记载。如雍正年间的《大清会典》中记载：“凡栽树旧例，寝栽种树株，定限三年。如限内枯干者，监栽官员，铺户补栽。限外枯干者，工部补栽”。“陵寝栽种树株，每二丈栽种一棵”。嘉庆十二年(1807年)“陵寝事务”记：“恕妃园寝后山并无树株，着赶紧加倍栽种松柏树，俟三五年后一律茂密，再行停止栽种”。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昌陵补种松树3080棵。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为昌陵补栽松树3000多棵。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为整个陵区补栽松树11370棵等。

西陵的松树树苗都来自河北涞源县上老荒的成材大树。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清代，这些树全要靠马匹驮运，一匹马每次只能驮两棵，人拉马驮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其艰难可想而知。后来，老慈禧为表彰上老荒的农民，把上老荒改赐名“上老芳”，并刻巨碑立于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