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诗歌
七夕诗歌范文第1篇
【一】
（一）
隔阻银河相望远，迢迢两岸同愁。
盈盈一水怨难休。
牵牛怎渡，织女泪盈眸。
乞巧鹊桥时恨短，月影西照如勾。
东君悄起彩霞流。
缠绵难舍，又盼一春秋。
（二）
饮恨离分归去，痛别缘份回宫。
凡间情断两难中。
翔云孤雁远，王母碧簪汹。
一水相隔彼岸，泪眼凝望朦胧。
情真意切感天容。
鹊桥圆旧梦，星海得相逢。
（三）
隔断情缘拦住爱，银河浩渺云翻。
生生拆散两难欢。
天涯织女怨，心念在凡间。
几度疏星飘雾暗，今宵月影冰盘。
鹊桥飞架梦重圆。
缠绵今又醉，依恋盼来年。
（四）
玉宇翰穹远，暗云渺渺，河汉迢迢。
巧织女、勤疏绿绮红绡。
机摇。
奈遭禁锢，孤身度、苦役无聊。
凄凄泪，叹冷衾寒枕，独守清宵。
今朝，
痴痴妄恋，情感喜鹊连桥。
又迎来相会，再聚灵霄。
柔娇，
喜团圆日，缠绵事、缱绻逍遥。
心方醉，恨瞬间欢愉，时短顷消。
【二】
那轮弯弯的忧伤
文：芙蓉
轻轻地推开窗
我抬头望着
那一轮弯月
宛如弯弯的忧伤
八月的夜空载满思量
八月的清风
低吻我的双眸
泪停眼眶
记忆和着期望
在空中飞扬
我看那羞涩闪烁的星星
模糊了美丽的过往
苍白了我的希望
我不忍心
看着你给我写下的诗句
在信笺里泛黄
我不忍心
把那抹淡蓝的怀想
交给忧伤
多少次
看着远方
深情遥望
那痴情的蝶
是否怜我
已帮我捎去了希望之光
我在痴痴的等候中
虔诚的膜拜月亮
你是否能为我拂去
心头那弯弯的忧伤
我对着璀璨的星星
把我满腔的思念
种在洁白的素笺上
如果
让我的生命
可以重新绽放
那弯忧伤
是否
在你回眸的瞬间
已变成幸福在流淌
夜色渐浓
我的相思被镀成金黄
我感知远方
有一颗心
在书写跳跃的诗章
七夕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敦煌文献；七夕；民俗
英藏S.2014{1}的内容主要有：《道清》《大般罗（若）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七言、五言《七夕诗》并《家乡万里序》；七言《七夕诗》并《懒重抄序》{2}，另外还有其它杂写若干。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该卷存诗并序皆不能称为经典，但却未加雕琢地保留了敦煌官僧民众“七夕”赋诗作序系列手稿原貌。校释该卷内容以及对写卷创作情境进行合理还原，对研究敦煌僧众文化生活、俗文学创作、抄经写经的意义以及敦煌七夕民风习俗等皆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
一、《道清》《大般罗（若）③波罗蜜（密）》《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等杂写
S.2014v/1的首题有“道清 大般罗（若）波罗蜜（密）”，其后稀稀疏疏题有“大公主降礼……自从面别道路长……外道果尔堕于地”诸文。S.2014v/2又言及有“徒三昧”“空空、太空、胜义”等习字文若干，内容杂乱。这些仿佛习字的杂写在S.2014v/3反向书《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S.2014v/6/7“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文中皆有呈。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结合《懒重抄序》“张和尚”，《七夕词序》“清师”，此处称谓颇值得斟酌。
二、《七夕诗》二首并《家乡万里序》
S.2014v/5《家乡万里序》曰：“窃{4}以某{5}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⑥，羡爱龙沙，收心住足。初，每听苦吟于谐砌，乍闻蝉噪于高梧。是日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怀笑。”{1}
诗序明确创作者“我（厶乙）”的形象：其一，寓居敦煌者――远离家乡，爱慕偏远边塞，驻足敦煌；其二，精神生活已受敦煌文化的影响――爱慕龙沙地，收其散漫心，驻足于敦煌；其三，本非文人墨客――宴赋苦吟，“我（厶乙）”初以为是蝉噪之举；但如今远离故土，七夕贤聚捧盏，因时因地而有感，不觉亦述七言；其四，“我”与“诸贤”汇聚，但作序时常对字形举措不定，又有“请清师勿令怀笑”之句，诗“七月佳人喜夜情”又颇专注于民风，故考虑“我（厶乙）”在敦煌世俗社会有一定地位，与清师很熟，但文采一般，是不经常动笔的人物。
S.2014v/5-6“我（厶乙）”述七言云：“七月佳人喜夜情，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乞巧楼前直至明。”{2}述诗并非新创，但也反映了七夕民俗对敦煌文化的影响。又述五言：“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忧（嫌③）针眼小，只要（道{4}）月明多。”通览两诗并序，可明确：其一，七夕属喜庆之夜，有望星、拜星、求富、乞巧、穿针等习俗；其二，“各将花果到中庭”“乞巧楼前直至明”等，留下七夕守夜的民俗记录；其三，七夕不仅是女子乞巧之夜，亦是寓居他乡者乡情愈浓之时；其四，《懒重抄序》“七月佳人喜路逢”与《七夕诗》“七月佳人喜夜情”仅两字之差，或前文为草稿。其五，“乞巧望天河”{5}诗后“乞巧台前有天河”，盖又一“七夕”诗篇手稿，但纸尽语涩，原卷仅有“乞巧台前有天河，双双……秋风天河”“伏是今当月登北阁楼”字样，并无成诗出现；至于其后上下反向倒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等，则为杂写，考虑抄写时间可能在作诗之前，与七夕创作无关。
三、“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及《七夕（自到敦煌）》并《兄爻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英藏S.2014v：“诗共三首，第一首无题⑥，姑名‘身到敦煌诗’，第二、三首七夕乞巧诗，各有序，惟前序缺首。”{7}刘氏所言“身到敦煌”原卷作“自到敦煌”，本无题。按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可拟为《七夕（自到敦煌）》；诗前有较多散乱之文，包括“懒重抄”“虽归尘俗”“寂寥思乡”“忝叨仁眷”等杂抄，间有“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令公传闻播西美”等七言片段。出于校释方便，姑名之《懒重抄序》，整理其内容如下：
（一）S.2014v/4“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字样。
吟诗作序，时有联系创作缘起的方法。S.2014v/4“懒重抄”等字样盖属于此类。
疑此句为“厶乙”述诗缘起之草稿。由于卷页残损，“撞”“莺”之后有若干字已残失，仅留部分；但因其对敦煌抄经的意义研究颇有价值，故校出备用。序文明确，因过失打破“雕梁”“双莺”，“我（厶乙）”曾经拟抄经赎过，虽然懒于重抄，但是又不得不为之。
（二）S.2014v/4“厶乙虽归尘俗，常晓政……非身归有相归依，……以师……不堪……缘住世……”字样。
残卷若干字不甚清晰，读后略可知创作者“厶乙”的身份及其与和尚交往的密切程度。其一，“厶乙”归于尘俗，非出家人；其二，“厶乙”“常晓政”，概为寓居敦煌多时的官员，与下文“耐（奈）得清师频管领”对应，大概曾多次得受和尚清师管照，故与和尚交往颇为亲近。
（三）S.2014v/4/5“牵牛……，紊乱达，雕梁莺……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等字样。
在创作的最初阶段，主题设置与情感设定常常会决定作品最终的价值与意义。如《文心雕龙》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1}S.2014v/4/5“序”所明确的正是“设情以位体”这一阶段“神思方运，万涂竞萌”{2}的情景。该序稿错句杂出，涂改频繁，加之原卷残损，难窥全貌，遗憾是必然的；但就是这样一份文献，最终还是为我们描述了“我（厶乙）”在创作过程中情感设定的过程以及草拟诗序手稿的原貌：一、此时正值七夕，“我（厶乙）”远离乡井，难免对七夕双星会聚传说动情，应“织女”而涉“牵牛”；二、或缘于“打破雕梁双莺”，而“双莺”又恰可以与七夕双星鹊桥相会传说构成双关联想；三、或缘于“我（厶乙）”与“师”的交往且受管照较多，故以寂寥反衬管领之盛情。由此，草稿不仅留下了“牵牛”以及“雕梁双莺”字样；也留下对“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的设定。
按《七夕（自到敦煌）》，寓居他乡，本来“寂寞如今不清说”，更何况在“七夕”这样一个天上人间喜庆会聚之日。天上牵牛会织女，人间寓客亦思乡，如孟浩然《他乡七夕》③便是抒发那种孤居他乡的男子在七夕时浓浓的羁愁眷念。法藏P.3375《十二月相辩文》曾云：“花颜一别，怨结气于二星，[星]前玉面堑之兮，悲伤于梦梭，……灵武砂碛，地归书。（疆）部风尘，绝游家信。他乡抱恨，转切弥深，朔塞相思，悬心更远。日有百克（刻），无一克（刻）而不思；夜有五更，无一更而不忆。缘襟之泪，每日常流，欢（怀）念之情，何时可忘？”{4}可以说，寓居他乡者的羁愁眷念之情往往从六月季夏就已经酝酿了，这样一直延续到七月，所以才会在七夕时候情感骤发，难以抑制；“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5}或许这就是寓居他乡者七夕时节的真实心境了，故S.2014v/5云“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四）S.2014v/5“喜庆万户求巧之晨（辰）。忽捧荣盏又[]，〈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
卷中“捧”字原不清晰，有反复描写痕迹，后面补有“荣盏又”三字，疑文后漏两字；左又书两行：“程绣翰勿为填河，是他不是他是他”“七月佳人喜路逢”。“程绣翰”或为人名，“是他不是他是他”也不像正文之句，推测此两句为衍文，“又[]”接书“七月”，即“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此字段杂乱无章，但却印证了我们对敦煌七夕文化的记忆，诸如：填河之夜、求巧之辰、捧盏之乐、七夕之庆、相逢之喜等等；“七月佳人喜路逢”句在《懒重抄序》中孑然独立，似为七言七夕诗歌创作的草稿，而《七夕诗（七月佳人）》恰亦有“七月佳人喜夜情”，或与此有关。
（五）S.2014v/5又有“伏以厶乙忝叨⑥仁眷，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云：“‘厶乙’，是一种‘寓名’，可用于自称，也可用于他称，而且贵贱男女通用。”{7}在此，“厶乙”指序创作者“我”。“每无周旋住敦煌，经及，，有前路，虽则厶乙，准合朝朝。”此句由于增补涂删之故，难以辨认其内容，能辨识者亦费解，推测这是“我（厶乙）”推敲不定的杂乱草稿。而另有书“肩素好花，领以圆项，大信张和尚。”以及“悬煦陪觉悚惭”等文，亦甚费解。前又插入“令元手、令公贵位”；“令公”与后诗文“令公传闻播西美，{1}”照应，值得注意。推测“我（厶乙）”曾欲以“张和尚”“令公”为咏诗作序的对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2}，故而留下如此混乱之貌；所幸的是通^如此杂乱零星诗文书稿，我们可明确：
其一，创作缘起：打破雕梁双莺、懒重抄③，七夕聚会。“懒重抄序”对这一点甚为明确而不含蓄。
其二，创作主题与民俗传达：包括七夕思乡主题，喜庆求巧习俗以及喜鹊填河、牵牛会织女传说。
其三，创作过程：写卷留下各种修改涂画痕迹，可窥“我（厶乙）”在诗歌创作中，选择主题、情感以及草拟诗文的整个推敲过程；虽然“忽捧荣盏又[]，七月佳人喜路逢”句不甚完整，但序文之后所书的《七夕（自到敦煌）》诗，则不仅颇为成型，而且又含有概括《懒重抄序》杂写诸文之面貌，如：“自到敦煌有多时”与“每无周旋住敦煌”对应，明确“我（厶乙）”为流于敦煌的外地人士。“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与“管领寂寥，必有思乡之[情]”对应，明确寓居他乡寂寥之境，并含对清师感激之情；“耐得清师频管领”又与“喜庆万户求巧之辰”对应，明确“七夕”之聚会的民俗意义。
其四，诗并序出现的人物有僧有俗，诸如“清师”“张和尚”“令公”“我（厶乙）”，可能皆为“七夕”聚会捧盏赋诗之人。“清师”，或为道清和尚，清法师。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云：“又所以知其为赠道清和尚诗者，因乞巧诗序有：遂述七言，请清师勿令怪笑等语。而于清师，又得推知其为和尚者，则更因此文舆神沙乡百姓状之间，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之文以为证。”笔者以为妥，从之。“张和尚”，即“张僧”，由俗姓称之。S.2014v/2《神沙乡百姓贾憨等状》前题有“灵图寺僧道林律师，金光明寺僧道清二人，同师同学，同见同行者；空空、太空、胜义空、有为空、毕竟空、无智空，灵道张僧和尚法”诸语；“张和尚”或即“张僧”。“令公”，则为聚会者对某公缘职而来的称谓；“令公贵位”“令公传闻播西美”，一称其位尊贵，二言其事迹流传，故此人非寻常俗众。“令公传闻播西美”是“我（厶乙）”对令公所行所为的夸誉，与《七夕（自到敦煌）》诗中“我（厶乙）”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之情不甚相同。
至于“我（厶乙）”的身份，为长期寓居敦煌的外地人，虽归尘俗却又崇仰佛教，远离亲人朋友，却又能受到高僧“清师”管照。又按：写卷中“厶乙”对有一些字往往拿不定其写法，如卷子上有多处字形推敲，如“双”字的写法，“打破雕梁双莺”卷写为“霜”，又改为“雨双”，其实皆有误；又在卷题后写“双”；文中还出现有“是”“前”等。比较本卷其他人书写，虽亦有字形推敲处，但往往不是字本身复杂，而是出于书法美观的需要，如“之”“元”“南”“无”等；故以为“我（厶乙）”文采一般，吟诗作赋包括书法恐亦非其长处。既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4}故“厶乙”之诗的校释，亦不必拘泥于辞句用韵，而更应注重其情意的阐发。
（六）S.2014v/5《七夕》诗云“自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请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耐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知。”
此诗与前序相比，俨然已成稿。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校录曰：“身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寂寞如今不清说，苦乐如斯各自知。思良（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奈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5}项先生《敦煌诗歌导论》云“第一句‘身’字原卷实是‘自’字。第二句‘括’字应是‘话’字，‘接话希’是说连搭讪说话的人也没有。第三句‘清’字应作‘请’字，‘不请’乃是唐人口语，不必、请勿的意思。第二首第四句所缺“未”字原卷实为‘知’，‘是人知’即尽人皆知之意。据第一首‘自到敦煌’及第二首‘思量乡井’之语，可知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1}笔者以为该诗的创作与七夕聚会赋诗有关，故拟为《七夕（自到敦煌）》；《导论》所云“作者是流寓敦煌的外地人士”，甚是；关于“自”“不请”“是人知”校释，亦可从《导论》；只是“耐得”“管领”“接括”诸辞或者仍需进一步明确。
其一，诗《七夕（自到敦煌）》的创作主题，一是七夕，二则是为了表达远离乡井寂寞难耐的“我”对“清师频管领”的感激。理解“耐”作“奈”{2}，“奈得”含有“禁住”“忍受”意，这与诗赞誉“清师频管领”似乎不妥；故以为“耐”应作他解，或为“能”，其后“得”与“逢”词性相同，为动词。“能”“耐”本音同可通用，只是后碛斜浠。《康熙字典》辑曰“（耐）又《集韵》《正韵》并奴登切，音能。能或作耐。《礼・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注：耐，古能字。”③“能得”，在唐诗中常用，如阎德隐《三月歌》“洛阳城路九春衢，洛阳城外柳千株。能得来时作眼觅，天津桥侧锦屠苏。”{4}
其二，“管领”常用意主要有三。一作“赏弄”“领略”意。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5}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⑥二作“管辖”“统领”意，又可用为名词，为管事人或辖区官员称谓。如英藏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帖》“又报诸家车牛等，吾有廉子茨萁，仰汝等每车搭载一两束将来，仰都知安永成管领者，都知安永成管领者。”{7}三作“招待”“管照”意。如英藏S.2144《韩擒虎话本》“且赐酒管领，且在一边。”{8}法藏P.2968《沙州归义军致甘州状稿》“其当道进奉一行，切望偏垂管领。”{9}很明显，“每无管领接括希”，“耐得清师频管领”，其中的“管领”皆为动词，适合取第三意。
其三，“接括”，恐非“接话”。“接”，交也。“《说文》交也。《广韵》合也，会也。《易・蒙卦》子克家，刚柔接也。《疏》阳居卦内，接待群阴。又《晋卦》昼日三接。《礼・表记》君子之接如水。”“括”，结也，会也。如“《广韵》结也。……又与Q通。《释名》矢末曰括。谓与弦相会也。……又《集韵》、《韵会》、《正韵》并蹊榍校音活。会也。与逋。《诗・小雅》德音来括。《笺》会合离散之人。”{10}故考虑“接括”为“结交聚会”之属，明写“我”离井背乡聚会交游甚少，实写七夕诸贤“捧盏”赋诗，感激“清师”管照；与《家乡万里序》“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的诸贤会聚赋诗可形成互证。故原卷“接括”不宜更动，但今尚无寻到唐诗中“接括”例，俟校。
最后，根据原卷书写墨迹以及用笔方法的差异，明确该卷非一时一人书写。且S.2014v/1-6均可见粘合痕迹，第1、2处粘合杂写，第3、4则书写较为完整的两篇序和三首诗歌以及三首不知名诗歌片段，第五则又属于杂写，或可推测S.2014是由不同书手在卷裂前后书写了不同的内容，如S.2014v/1，S.2014v/2，S.2014v/7的内容和S.2014v/6开端“如是我闻”等杂写为卷原书，而由左至右上下反向书写的三诗两序以及未命名诗歌片段，则极有可能写在裂卷之后。因三首诗以及未命名诗段皆与七夕聚会赋诗相关，诗序又有“诸贤”“述七言”“述五言”“管领”“接括”等明确聚会述诗字样，故亦可推测此卷诗皆为七夕宴会赋诗稿，其时赋宴者依次赋诗并拟序，涂改吟述不一。因黏合，遂成今貌。
①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 英藏S.2014卷前有“懒重抄”等杂写序，后又有“家乡万里，涉歧路而长赊”等诗歌序；方便区别故，权称有“家乡万里”句者为《家里万里序》，有“懒重抄”等杂写者为《懒重抄序》。
{3} 通假或推测拟用字用（）表示，抄写或有遗漏、残损而据上下文拟补字用[]表示，字迹不清或残损用表示，多余或者衍入的字用〈〉表示。
{4} “窃以（为）”，是一种谦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窃”，谦辞。原卷写作“切”，别字。
{5} “以”后有字似“某”，疑为“某乙”合写。
{6} “赊”，“一曰远也。”（《康熙字典》酉中贝字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5页。）有“赊远，地方偏僻，时间长久”等意。如王绩《策杖寻隐士》：“策杖寻隐士，行行路渐赊。”（陈贻{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24-1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陈子昂《卧病家园》：“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73-42，第602页。）又如《新唐书・姚崇传》：“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5页。）故“涉歧路而长赊”用在此形容“我（厶乙）”长途跋涉，来到敦煌，甚妥。
①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2} 《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册，第5页。
{3} 原卷写作“犹”，盖“忧”；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嫌”。（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4} “要”，施肩吾《乞巧词》本写作“道”。（施肩吾《乞巧词》，《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83-25，第944页。）
{5} 该诗与施肩吾《乞巧词》仅两字之差。如《敦煌诗歌导论》所言，源于施肩吾《乞巧词》。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70页。
{6} 《敦煌诗歌导论》云“按此八句（即“自到敦煌”诗）实为七绝二首，《劫经录》误抄作一首。”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7}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熔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2} 《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注释》，第295页。
{3}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孟浩然《他乡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149-114，第1256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册，第23页。
{5} 徐凝《七夕》，《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63-37，第771页。
{6} “忝叨仁眷”旁又复书“忝叨”字样与“双莺”旁复书“双”等盖皆缘于书手对文字的拿捏不定。
{7}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① 原卷此处本有三字，难以辨认。
{2} 《文心雕龙・熔裁》，《文心雕龙注释》，第355页。
{3} 有前题曰：“懒重抄，可怜撞……打破雕梁双莺……。”
{4} 《文心雕龙・体性》，《文心雕龙注释》，第308页。
{5}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①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2} 《敦煌诗歌导论》，第270页。
{3} 《康熙字典》未集中而字部，第927页。
{4} 阎德隐：《三月歌》，《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册，卷767-9，第156页。
{5} 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291-97，第1050页。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注释⑤“管领：统领，统管”，待商榷。
{6} 白居易：《早春晚归》，《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436-80，第499页。
{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06页。
{8} 《韩擒虎话本》，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敦煌小说合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9}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七夕诗歌范文第3篇
循此基点我们检视发现，有学者通过梳理《诗经》、《楚辞》、《史记》等古文献的文化脉络，已经把乞巧的缘起和秦早期传说联系在一起探讨。赵逵夫先生撰《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等一系列文章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发前人所未发：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乞巧风俗的源头在今天水、陇南毗邻连接的西汉水流域，辐射地域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陇南（中心在天水）十四县。我以为该研究解决了唐以前乞巧风俗在陇南发源和流行的主要问题。因之，我们有必要观照唐宋七夕诗文所反映（包括间接反映）的乞巧风俗在陇南的流传情况。
丰富的唐宋七夕诗文，为我们考察乞巧在陇南的流传提供了全新视角：唐宋诗文亦秉持乞巧为秦人风俗的观点。唐陈鸿《长恨歌传》说：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从此文字看，唐人就已经认定了乞巧为秦人风俗之说，并且由秦民间传至宫廷，并且风行起来以为时尚。白居易《长恨歌》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描述的是唐明皇时期李杨恋情的文学母题，如何包涵关于七夕夜祈祷苍天私语心话等更隐秘的乞巧风俗情结。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述及乞巧风俗时说三拜毕，楼针于月，衽线于裳，特别相似于今天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风俗的有关环节。李商隐《七夕偶题》诗：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反映的就是民间普及乞巧风俗的盛况。
唐末五代秦州长道县人、时有诗窖美誉的王仁裕在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卷下有笔记文《蛛丝卜巧》：
帝（唐明皇）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 《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到底是民间效仿皇家，还是皇家得乞巧民俗于民间？王仁裕对此未加详考。我以为二者互为影响，就形式而言，如修建乞巧楼、陈瓜果酒炙、动清商之曲，民间或许要效仿这种气派和风度，但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一定是来自民间的朴 素乞巧形式。无论是宫娥还是民女，七夕是女儿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她们都渴望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手，这一点是共同的，是内涵共质的。
至唐宋，乞巧作为乞求做针线纺织技艺传授风俗，已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入俱习之，汉高祖刘邦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嫁扶风段儒为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后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唐代徐坚撰《初学记》载：汉文帝窦后少时秃顶，七月七日家人都去看织女，独不准她去。（《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都说明乞巧风俗在汉代宫廷和民间是互为影响的，这个影响的覆盖面肯定包含在天水郡、武都郡的范围，即今陇南境内。唐崔颐《七夕》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是这种互动影响宏观视角的文学表达，而唐代神童林杰六岁时的《即赋乞巧诗》：七夕今宵看营霄，牛郎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百条（《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七夕部》引），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描述民间的乞巧节如何盛况空前，陇南当然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可以把南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合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看成是乞巧风俗由北向南扩展的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民俗学推进。实际上，从唐朝到明清，陇南民间尤其是西汉水流域的西、礼地区农家妇女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乞巧活动，最能对抗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部分乞巧民俗被保存甚至流传了下来。
和六朝七夕诗文相比，唐宋诗文反映陇南（陇右）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唐代诗文中，乞巧的民俗故事演化成了对现世人生的奇变。唐代冯翊《桂苑丛谈史遗》载采娘乞巧事：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舆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母娠，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即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此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荒诞色彩，但乞巧深意涉及生儿育女且男子胜过女子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世俗社会的认同。此种观念在今陇南西汉水流域极其牢固，在这里，乞巧民俗渗透到了比民间故事更深厚的意义能指层面，令人深思。杜甫《牵牛织女》诗从反民俗的视角，善意地告诫待嫁女子，在娘家要加强修养、勤学女红，可以给这个故事作为另一个折射面的注脚。
陇南乞巧民俗中的女子对未来殷切的期望，是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天女。西、礼两县七夕乞巧特别重视祈求的真诚，这是乞巧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敦煌曲子词中《五更转七夕相望》说明乞巧民俗中乞婚姻事象，表明了女子们希望在七夕时能得到织 女的赐福，能够爱情长久，将来有所依托。一些唐诗作品对此作了委婉的注解：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今日云 輧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这些作品表现了女子在乞巧时的殷殷之情，表达了不同的心理愿望，但都可归结到祈求家庭生活幸福的层面上。这些，在我们对陇南乞巧民俗的展演活动中可以找到答案，而且通过观察她们在乞巧民俗事象中的奔放、喧闹中展示个性，同时也从她们祈求婚姻幸福的层面，看出她们拘谨的心理意识。柳宗元《乞巧文》对此略有说明：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饘 饵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绥，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纴 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此文借女隶之口说出，这种灵巧的具体表现是精于女红，然而精于女红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意义即在于女儿们最切身的利益婚姻和家庭生活。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形象信息的感受和加工，创设出了七夕乞巧的浪漫氛围，呈现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贯通和混匀效果，并将其流布于现实生活。陇南现存乞巧风俗，正是对唐代这种情滞于心乞巧文化的存储和再现。
宋记载乞巧习俗有文称：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傍晚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富贵，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树，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头列拜，乞巧于牛、女。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
宋人这种无论富贵，都穿新衣的盛况，在今陇南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得巧方式发生了变化。陇南西、礼县的得巧已经转化为对生活的巧为、现世的巧思方面。《西和乞巧歌》道：擀杖一滚月儿圆，提起一口吹上天。提银刀，切细面，一攒一攒像丝线。是赞誉巧女的厨房做饭手艺；大姐力猛虎生风，二姐高起龙翻身。三姐轻飘鹰点水，四姐长裙龙摆尾是用夸张的描述表现姑娘们乞巧的歌舞水平。背后官个个像凶犯，害了陇南十四县；当年乞巧的全散了，眼泪流成长线了。反映了官民之间尖锐的矛盾和乞巧民俗流传的种种艰难，这与唐宋文人笔下的一般描述有相承之处但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诗文的思想情感在士气激扬的唐代，显露了诗人对乞巧民俗的关注；而宋人沉著于坚持，将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理念和事件踵事增华，对今天陇南乞巧民俗流传影响直接。陇南乞巧民俗的流传，沿袭唐宋就有的游戏娱乐功用，不论是祭拜仪式，还是穿针引线、丢巧针、丢巧芽等，其实都是一种游戏性质的妇女自我确认形态。这可以从以下唐人诗歌中窥见一斑：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蝉娟。铜壶漏报天将晓，惆帐佳期又一年。
七夕今霄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唐宋民间乞巧的妇女自我确认，社会性特征比较明显，群姝同乐，家家乞巧，但闺阁之中的仕宦女子，似乎表现得要复杂很多，自我角色认同和心境、情绪关系密切。李清照《行香子》词云：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当民间万家乞巧，人神同乐之际，词中抒情主人公感受的是人间天上愁浓，乞巧兴致全无不说，就是她所处的环境，也幽清得有些凄凉，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再如朱淑真《七夕》诗：
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哪得功夫赐巧丝。
当民间万家乞巧，众女祭拜之时，作者渲染织女（巧娘）忙于贪欢笑而忘记给凡间女儿们赐巧，一扫牛女悲欢离合，以冷语嘲天孙，戏谑世人，虽娇嗔不失温婉，但冷清氛围还是漫于纸背。朱淑真《鹊桥仙》词：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相较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她在叹惋牛女离多聚少之际，也在品味着自身的情感纠结，炼句未用婉语媚语，却在真率直接中倡言朝暮相守，少有分离，并不赞同秦观所指。
陇南乞巧把民间这一种女儿角色的自我认同继承了下来。《西和乞巧歌》有这样的内容：
豆芽芽，麦芽芽，把愿许给巧娘娘。根根豆芽根根线，大红绸子缠一转。金芽芽，银芽芽，今儿个献给巧娘娘。今儿个桌上献一献，黑了掐着想心愿。一碗凉水大家喝，扎花的丝线各扽各。提上笼子才下坡，迎面碰着个学生哥。
这些巧俗歌语，表现了乞巧女儿们对自身的角色认同和确指，由此可以窥见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农耕社会通过不断认同身份和角色，使男女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各安其位，以便维持男耕女织的正常社会生产秩序，陇南西和、礼县长期处于黄土文明之农耕文化的浸淫之中（至今许多村户大门门楼的楣额还是第、读、耕的三字箴言），传统耕读思想还较深入人心。从上述歌词可以看出，陇南乞巧民俗文化是女儿们在乞巧活动中反复认同自己身份和角色的同时，把自己内塑（内化）成文化的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的文化人。需要我们明确的是，唐宋沿至元代士大夫阶层脱离了农耕文化的主旨，反而贬抑乞巧的这种男耕女织分工的女性角色认同，如梅尧臣《乞巧赋》、杨维祯《乞巧赋》等，明显就是贬巧扬拙的载道之文。吾学圣人之仁义，尚恐没而无知，肯乞世间之轻巧，以泪吾道而夺吾之所持。
所以，陇南西和礼县保留的厚重农耕文化是乞巧民俗事相得以自唐宋以来留存的精神基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妇女解放和她们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达到男女平等，当代工商业文明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渐次湮没，还有社会分工和男女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那种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女性单一织作角色已无可挽回地失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乞巧民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土壤，作为非物质文化保存的乞巧只是以文化民俗的标本或化石形式幸存了下来，这里显现了历史规律的必然和不可挽回的无奈。
对于陇南西和、礼县农村的妇女来说，她们在乞巧活动期间的朦胧星月，从针线、日影、清水等琐细的事象中，还似乎可以直接感受到对未来吉祥的向往，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期盼。今天她们从乞巧活动的民俗事象来评判巧拙，预测未来，已经没有对过去那种凄苦生活的倾诉和交流，代之而来就是在嬉戏娱乐之中，释放憧憬生活的心理能量，获得对新时代环境的内心认知，实际上这种流传已经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去关注这一点罢了。
总之，唐宋诗文反映陇右（陇南）乞巧的面不够大，但唐人从六朝的代意模式中走出来，展示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宋人沉著于坚持，在唐代七夕诗描述陇右（陇南）乞巧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加之宋金对峙时期陇南（陇右）成为前线和要地，民俗活跃起来，乞巧也因之发扬光大，以足够的规模和独到的品质，终于在今天陇南的西和、礼县文化孑遗般地保留了下来，堪称一个奇迹，陇南留存了大量的乞巧唱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崇拜仪式，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其中的奥秘。
参考文献：
[1]罗文筠.中国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七夕诗歌范文第4篇
就一部特定教材来说，古诗文中隐含的古代文化知识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它只偶尔在教材中有所呈现，如在古诗文语义的注释中。笔者对古诗文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现象（限古代显性的物质文化成果，不涉及道德、价值、审美等精神领域的内容）的挖掘，紧紧围绕这部特定教材进行，凡是该教材古诗文中不涉及的古代文化现象则忽略不计，因而这一研究对古代文化知识、现象的罗列归类只注重实用，不强求体系完整。正是因为教材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现象零散而不成体系，为使文章不至太过零星，同时也考虑结构的平衡，因而归类比较粗略。在归类的时候，笔者主要从古代人的日常生活、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艺术、古代的礼俗与姓名、古代的科举与职官等方面进行概括，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方面加以论述。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之外，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度量衡水平都很发达，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艺术与科学固然不是一回事，但两者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两翼，故将科学与艺术合并到一起进行讨论。
一、天文历法
（一）纪年法
《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课本注：“十年，鲁庄公十年。”《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课本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继立为皇帝，称为二世。”此两例用的是王公纪年法。王公纪年法是我国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国君即位年次来纪年的，一般以元、二、三的序数递记，直至旧君出位为止。
《桃花源记》：“晋太元中。”课本注：“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课本注：“元丰，公元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课本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赵桢的年号。”《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课本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此四例用的都是年号纪年法。年号纪年法是皇帝年号加序数的纪年法，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法与王公纪年法不同，一个君王可以只用一个年号，也可以有若干个年号，例如武则天就用了十七个年号，使用最长的也只有四年。
苏轼《水调歌头》小序中写到“丙辰中秋”，课本注：“丙辰，熙宁九年（1076）。”此例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自东汉，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到现在没有中断，因此可以向上逆推，知道古代某年是什么干支。
（二）纪时法
《智取生辰纲》：“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课本注：“辰牌，辰时，相当于上午七时至九时。牌，古代用铜壶滴水的方法计时，报时用‘时牌’，所以常用‘辰牌’‘申牌’等字样来说时间。申时，相当于下午三时至五时。”此文还好几次提到“辰牌”“申牌”等表时间的词。此例用的是地支纪时法。古人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用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
《两小儿辩日》：“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课本注：“日中，正午。”《陈太丘与友期》：“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课本注：“日中，正午时分。”《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课本注：“朝晖夕阴，或早或晚（一天里）阴晴多变化。”《湖心亭看雪》：“是日更定。”课本注：“更，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此几例隐含着我国古代计时的知识。古人主要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若干时段。一般地说，日出时叫旦早朝晨，日入时叫作夕暮昏晚，所以古书上常常见到朝夕并举、晨暮并举、晨昏并举等。太阳正中时叫作日中，将近日中的时间叫作隅中，太阳西斜叫作昃。又，古人对于一昼夜有等分的时辰概念之后，用十二地支表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小时。和现代的时间对照，夜半十一点（即二十三点）开始是子时，凌晨一点开始是丑时，三点开始是寅时，五点开始是卯时，其余以此类推。
（三）北斗
刘方平《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平南斗斜。”课本注：“南斗，星宿名，在北斗七星南。”课本没有对“北斗”进行注释，有点遗憾。北斗是由天柜、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了解了北斗的知识，对于“斗转星移”一类成语的意思便明白易晓了。
（四）社日
陆游《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晏殊《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课本注：“新社，指春社日，古代祭祀土地神以祈丰收，时间在立春后，清明前。”社日，农家祭社祈年的日子，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在春分前后）。王驾《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是春社。又，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是秋社，在秋分前后。
（五）清明
晏殊《破阵子》：“梨花落后清明。”清明，就是清明节。古人常常把清明和寒食联系起来，寒食节与清明本是毫不相干的，前者是有着远古生活遗迹的冷食与改火的节日，后者本是节气名称。唐宋时，清明节代替了寒食节，成为以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无论是寒食改火，还是清明扫墓，都是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
（六）花朝
《满井游记》：“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课本注：“花朝节，旧时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说这一天是百花生日。”
（七）端午节
晏殊《破阵子》：“疑怪昨宵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课本注：“斗草，一种游戏，也叫‘斗百草’。”《唐五代语言词典》第99页有更为详细的解释：“斗草：民俗，端午节有踏青比赛识百草之戏。唐人称斗百草，也称‘斗草’。”斗草为我国古代儿童及青年妇女的一种游戏。大约在春夏之时，同伴三数人寻取草色中吉祥而又罕见者多种，各道名目，进行比赛，赌为胜负。［1］斗草之戏，大约兴起于南朝，至唐宋而极盛。崔颢《》诗：“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又《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也有斗草故事，说明斗草之戏到了清代还在流行。［2］137
（八）七夕节
《说屏》一文引用了杜牧《七夕》中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七夕，七月七日。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乞巧习俗以及伴随着它的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是节日的基本内容。魏晋以后，乞巧习俗日益普及。《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七月七日），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钅俞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唐宋时的乞巧习俗基本未变。
（九）中秋节
苏轼《水调歌头》（中秋）是咏中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中秋，八月十五日。人们以为这时的月亮最亮，所以是赏月的佳节。团圆平安，是老百姓中秋之夜的美好祝愿。
（十）重阳节
李清照《醉花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孟浩然《过故人庄》：“等到重阳日，还来就。”重阳，九月初九日。古人以为九是阳数，日月都逢九，所以称为重阳。古人在这一天有登高饮酒赏菊等习俗。传说登高的目的是为了避害。据《续齐谐记》汉末道士费长房劝告桓景在重阳时带茱萸囊，携家人登山避难。茱萸是一种有着浓烈香气的常绿小乔木，有着避除恶气、抵御初寒的功效。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苵萸少一人。”
二、度量衡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度量衡”是关于长短、多少、轻重的量。我国关于计数与计量的历史悠久而深厚。在古诗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古代度量衡的只言片语记录。
（一）寻、仞、尺
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寻”即为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为一寻。《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仞”也是古代长度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而此句中的“方”指“面积”，方七百里，就是四周各七百里。古代计算面积，用截长补短的办法，把不规则的边长变成正方形，再计算它的面积。《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修八尺有余”，明确提到尺。战国时期一尺长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邹忌长八尺多就是高达1.84米多，这比当时七尺之躯（1.61米）的普通人无疑要高出一大截，这也难怪邹忌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在镜子前照来照去了。
（二）石、斗、角
韩愈《马说》：“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白居易《观刈麦》：“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两句都提到“石”，“石”是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吏禄三百石”指当时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一年的薪俸大约是三百石米。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这里的“角”是古代量器，用作酒的计算单位。李白《将进酒》“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中的“斗”也是古代量器，十升为一斗。《说文》：“斗，十升也。”一斗值十千钱（即万钱），形容酒美价贵。
《鱼我所欲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钟”也是古代的一种量器。课本注：“万钟，高官厚禄。”
三、乐律
（一）五音
杜牧《夜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课本注：“商女，歌女。”未详其所以。“商女”之“商”，是“宫商”之“商”，古以配秋，其音悽怆，故歌妓、女伶别称“秋娘”“秋女”。［2］18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排起表来，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是：
【四季】春 夏 季夏 秋 冬
【五声】角 徵 宫 商 羽
【五方】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木 火 土 金 水
这种配合关系，可由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所以角配春。《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由此类推。［3］
（二）八音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王维《竹里馆》：“弹琴复长啸。”刘禹锡《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诗经两首》：“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几例涉及古代的八音。八音，是指上古的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依《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镈，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鼗，丝指琴瑟，木指柷敔，匏指笙，竹指管箫。［4］
（三）乐器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课本注：“玉笛，精美的笛。”刘禹锡《陋室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课本注：“素琴，不加装饰的琴。”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胡琴琵琶与羌笛。”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怀旧空吟闻笛赋。”王盤《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此几例涉及笛、琴、琵琶、喇叭、唢呐等乐器。须指出的是，琵琶这类乐器源出西亚一带，大约在东汉时传入。明代流行的吹管乐器唢呐，也源出于西亚一带，是从波斯经由新疆传入内地的。由乐器名称，可以看出中外音乐文化的频繁交流现象。
（四）《诗经》
九年级《语文》下册选了《诗经》中的两首诗《关睢》与《蒹葭》。课本注：“《关睢》，选自《诗经·周南》。《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也称‘诗三百’，这些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此注还需补充说明。实际上，《雅》分《大雅》和《小雅》，前者为贵族乐歌，后者多半为贵族乐歌，也有一部分民歌；《颂》是祭祀祖先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五）乐府
七年级下册《木兰诗》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八年级上册《长歌行》也选自《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乐府”是朝廷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秦朝设置太乐令、太乐丞及乐府令、乐府丞。汉承秦制，朝廷也设立“太乐”和“乐府”两个音乐机构。前者掌管雅乐，后者掌管世俗音乐。“乐府”对搜集整理和传播民间音乐起到了重要作用。乐府本为朝廷掌管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搜集、整理（有时也创作）歌曲中的歌词，诗歌分类中叫乐府或乐府诗，后来文人模仿乐府旧题创作的诗篇亦称乐府诗。到了唐代，白居易等人不再模仿乐府而是“即事名篇”进行创作，最后使乐府脱离了朝廷机构，也与音乐无涉了。
（六）曲调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折柳”，指《折杨柳》曲调，曲中表达了送别时的哀怨感情。
参考文献：
［1］ 温广义. 唐宋词常用语释例［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24.
［2］ 陈小平. 初中语文语义探究［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七夕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李调元 除夕诗 《童山诗集》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号雨村、童山等，四川罗江人。生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1734），卒于嘉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02），享年69。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官后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回朝迁任考功司员外郎。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广东学政，三年任满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回京。乾隆四十六年（1781）补授直隶通永道。乾隆四十八年（1783）落职下狱，五十年（1785）启程归蜀，嘉庆七年病逝。一生著述颇丰，现所知名的李调元著作在七十种以上，涉及经、史、金石、诗文词、戏曲、民俗、民间杂技等领域。
除夕诗是指李调元在除夕时所作的诗歌，这些诗在题目中都有“除夕”二字，共有9首（以诗题计），为方便研究，笔者暂把这些诗歌统称为“除夕诗”。
这些诗歌是作者年终的总结，是诗人的自我反省，是其内心的自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是研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变化的重要材料。其中往往掺杂作者的身世之叹，是作者人生经验和智慧的总结。透过它们，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诗人内心活动的变化，而且可以窥见清乾嘉时期巴蜀地区的春节风俗。
一
丙子年，《除夕》（卷三）：
岁华已去不能招，又见春光在树条。
淡白梅花先索笑，嫩黄杨柳渐伸腰。
人情念旧还如昨，世事翻新只隔朝。
把酒围炉度今夕，好将风雪压寒宵。
丙子年（1756），李调元23岁，正是渴求知识、积极进取的年纪。癸酉年（1753），李调元父李化楠补浙江余姚县令，李调元随之问学浙江，师从俞经、李祖惠、施瞻山等，深得老师器重。丙子年李调元回蜀乡试，不幸下第，作《榜发下第买舟将南诸同人携酒饯行留别作诗》（《卷三》）云：“才得归来又买舟，相携话别各言愁。一时气味真如醉，千古文章肯类优？枫叶初红是新染，蕉心含绿颇全抽。他年伯乐如垂顾，看我来修五凤楼。”可见抱负不小。这首《除夕》诗重在吟咏时光的流逝，诗人所见到的是淡白梅花、嫩黄杨柳这般明亮的景色，感受到的是“把酒围炉”这样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
二
辛卯年，《辛卯除夕》（在行唐县作）（卷十二）：
不为穷途泣，其能绕道过。人逢相暖少，自笑卖痴多。
踪迹疑张禄，留行似孟轲。生涯真是梦，又作一南柯。
世态都如是，吾生计总非。主人方熟卧，客子理征衣。
柏酒浑难醉，梅花不救饥。前途知己有，多恐巧相逢。
辛卯年（1771），李调元38岁。戊子年（1768）李化楠因官场争斗自刎身亡，己丑年（1769）李调元回蜀丁忧，辛卯年丁忧结束，于十月份重新北上。由题目可知，这首除夕诗当是作于行旅之中。父亲的死对李调元的打击甚大，其曾一度心灰意冷，时常流露出归隐山林的念头，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彻底否定，如“到底虚名竟何益，如今真是大悲人”（《重经大悲菴有感》），“富贵如云天上看，功名似水月中捞”（《示谭鼎二弟并诸生》）。整首诗的基调是灰暗的，诗人备尝人间冷暖，内心十分压抑，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怨之情，同时诗人又自比张禄、孟轲，可见抱负不小，流露出怀才不遇的郁闷。另外，此时诗人在经济上十分拮据，“劝君饮马钱勿投，我正囊空屡自羞”（《题陕州牧雷莲客放鹤小照》），现实的窘境使得诗人发出“柏酒浑难醉，梅花不救饥”的沉重叹息。
三
壬辰年，《除夕再迭前韵二首》（是日闻王师平定小金川信，固安司马陈韫山遣人送栗度岁）（卷十三）：
其一
岁去堂堂不可招，如蛇赴壑缈岧嶤。
庄周近贷监河粟，种谊遥通讲渚桥。
且喜旅居无市责，谁言里巷有科条。
愁颜暂豁还堪欢，四十飞胜递此宵。
其二
苦忆云龙几点螺，醒园别后付谁酡。
梅花空放千堆雪，柏酒难添一匊波。
妻女连年音渐隔，仆童守岁梦偏多。
夜阑忽记髫时乐，放学归来着雨蓑。
壬辰年（1772），李调元39岁，闲居京师，待缺补官，他把这段时光自嘲为“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愚堪笑，博塞亡羊失已多”（《腊日仍用前韵二首》）。可以想见，诗人的内心非常愁闷，他急于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没有机会，所以常常发出怀才不遇的叹息，“自怜余勇尤堪买，其奈君恩未肯波”（《和程鱼门迟云阁赏雪元韵》）。
自注云：是日闻王师平定小金川信，固安司马陈韫山遣人送栗度岁。“王师平定小金川”即指发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5）的第二次金川战役。陈韫山，名琮，为李调元好友，癸卯年（1783）与其联姻。本年有诗《寄怀固安陈明府韫山》云：“身在天边去住难，思君长望大河干”，陈韫山去世后，调元有挽诗《哭陈韫山一百韵》，历数二人友谊，感人至深。
《其一》云：“愁颜暂豁还堪欢，四十飞胜递此宵”，这是诗人对新的一年的期许，希望能在不惑之年迎来人生的飞腾。可谓天遂人愿，四十一岁，李调元奉命典试广东。四十三岁，随乾隆皇帝东巡。四十五岁，任广东学政，至四十七岁任满回京，擢升直隶通永道，这段时期是其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其二》云：“夜阑忽记髫时乐，放学归来着雨蓑”，以一幅儿童散学图作为结尾，看似单纯快乐，实则饱含无奈辛酸，儿时简单美好的生活与现在夜夜不得眠的苦闷形成鲜明的对比。滞留京师，前路茫茫，看不见希望；归隐山林，可又心有不甘。既进不得又放不下，诗人焦灼的心灵只能在儿时的回忆中暂时得到缓解。
四
壬寅年，《除夕狱中寄墨庄》（用东坡寄子由韵二首）（卷二十三）：
其一
雷霆天怒未回春，原是皇恩再造身。
愧悔三更双涕泪，伶仃四海一孤人。
已成旧事何须说，见换新符益怆神。
万物向阳余向壁，参禅静夜悟前因。
其二
臬中香烛冷凄凄，默祷神祇首自低。
万里号天怜双燕，一生微命笑醯鸡。
君恩未报遗诸子，母老难归托病妻。
连理来生如再结，同根总在左绵西。
壬寅年，《除夕寄唐尧春》
其一
更无雁到潞河滨，消息传来总未真。
顷刻风波由我孽，一家儿女赖君新。
天回阳气年逢卯，地入霜台日受辛。
纵有椒盤乡味荐，目前谁是可言人。
其二
先生于我似苏黄，必折由来忌太刚。
作赋只今数孙绰，上书自昔笑邹阳。
直由天性难更改，清畏人知易中伤。
万卷图书烦检取，童山深处付儿藏。
壬寅年（1782），李调元49岁，在通永道任。七月奉旨送《四库全书》一份至盛京，途中不慎沾湿黄箱，又受永保挑唆，与永平知府弓养正对讦，落职下狱。对于其下狱原因，杨世明先生作如下分析：“按，英廉与舒赫德、阿桂同为部院中旗人，四十一、四十二年皆为大学士。调元为议稿事得罪永保，舒、阿已怀忿排斥之矣，今适获罪，又在英廉辖下，安能轻易放过。故调元失官虽缘与弓对讦，归根则在英廉有党同伐异之隙也。”议稿之事，是指丙申年（1776）十二月李调元与同司掌印满郎中永保议稿不合，《淡墨录》卷十二记载云：“余以议湖抚陈辉祖咨部补刘培章监利典史事，同司皆议驳，而予独议准，以至忤满郎中永保。”丁酉年（1777），年届京察，因年前议稿之事被填入“浮躁”，置“六法”之一。李调元买书十五车，尽变衣物，决计归蜀，作《将归剑南留别京中诸子》，其一云：“十亩田园归去来，图书万卷手亲开。并无天厄谁当怨，岂有人挤自不才。宦志已经尽销铄，君恩苦未报涓埃。他时曝背柴门下，长望南山献寿杯。”
墨庄，即李调元从弟李鼎元，字和叔，号墨庄。《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有传。通过《除夕狱中寄墨庄》诗，可以感受到诗人十分无助，心中充满悔恨之情，孤身一人在团圆之日身陷囹圄，情形十分凄凉。
唐尧春，《雨村诗话》（十六卷本）卷三记载云：“绵竹唐尧春乐宇，为诸生时，质文于先北路公，深器之。乾隆丙戌进士，由户部郎中出守贵州平越，调南笼，镌级，归，卒于夔关。”由“顷刻风波由我孽，一家儿女赖君新”，“万卷图书烦检取，童山深处付儿藏”可知，李调元将家事托予唐尧春照料。在写给唐尧春的挽诗《南笼太守唐尧春，自湖南扶母櫬至重庆卒，丧过什邡不及，遥作挽诗二首》中云：“全家仰朋友，行李仗舆儓。”表达了对朋友的深深感激之情。
五
甲辰年，《除夕和芷塘见寄韵二首》（卷二十四）：
其一
从来仕宦比鲇竿，荏苒投闲岁又阑。
顾影自惭霜鬓白，驻颜难觅九华丹。
夜行衣锦谁能见，暖气侵帷我自安。
渐看锦江春色动，归山准着鹿皮冠。
其二
之齐之卫定谁旁，踪迹年年似商贾。
谁解同心赠红药，只求蠲忿佩青棠。
潞亭竹叶难成醉，驿路梅花好俶装。
守岁儿童浑不睡，挑灯看我和诗忙。
甲辰年（1784年），李调元51岁，时已决定归蜀。祝芷塘即祝德麟，《淡墨录》卷十五条云：“祝德麟，字芷塘，海宁人。十四岁，中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举人。有神通之名，风姿韶秀若处子。”“会试殿同寓，时人有‘跌宕风流祝小姐，风流倜傥李将军’之谑。”《除夕和芷塘见寄韵二首》表达了宦海险恶，富贵如云，人生变幻莫测的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时光飞逝，韶华不再，锦江边迷人的春色饱含永远读不透的故乡情，一声声地召唤离家的游子，年迈的诗人已无意仕途，只想回到家乡，像受伤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在自然中涤荡饱经忧患的心灵。
六
丁未年，《丁未除夕示龙山弟》（卷二十六）：
得归茅屋已三年，别岁今宵乐事全。
赌弈不嫌输弟墅，好音何惜赐歌田。
醒园住久邻相馈，醉墨书成姥讶颠。
独有好梅清兴在，深防爆竹在林边。
丁未年（1778），李调元54岁，其于乙巳（1785）返蜀，至丁未已归家三年。这首除夕诗一扫宦海之时的阴霾气息，大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畅快之情，表现了一个乡居老人晚年安逸闲适的生活。“醒园”是由李化楠初建并经李调元重修的别墅，《罗江县志》卷七：“云龙山北象山，有李石亭公别墅，名曰醒园，额为丹徒编修王文治书。”
七
己酉年，《己酉除夕》（卷二十七）：
其一
家人何事庆宜其，为我栖居榻又移。
农说占星徵谷贱，儿喧压岁择钱迟。
今年醉倒明年醒，老者难随少者嬉。
忽忆武昌远游客，不同巵酒乐怡怡。
其二
却捡生衣祀祖先，合家欢庆拜庭前。
小名犹记高堂唤，大字难书帖柱联。
裘已无毛空豹鞹，齿皆依序似蝉联。
病躯懒放除妖爆，只把龟蛇镇宅悬。
己酉（1789年），李调元56岁。《其一》更像是一个老者在自娱自乐，越丰富的心灵越倾向于独处，越能在独处中感到返璞归真的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李调元晚年常常参禅，与僧人频繁交往，如“芒鞋准拟踏嵚崎，久住真成老住持”（《赋得山中半晴半雨时四首》），“暂借僧寮一饭，读尽半部楞伽”（《接引殿僧思泉求诗》），“记取去年曾到此，开元读遍藏经楼”（《开元寺赠慧眼长老》），“自把一心归白足，不将两脚踏红尘”（《赠晋熙山长何鳌峰》）。这并不表示他已皈依佛教，只是寺院清幽的环境和佛经中的道理更能满足他心灵的需求。《其二》表现了诸多春节的风俗，如祭祀祖先、粘贴对联、燃放爆竹、悬挂辟邪之物，等等。
八
辛亥年，《除夕》（卷三十）：
少喜流年增，老惧流年去。
流年乃率常，喜惧各分虑。
偶见尘埃扫，又惊日月除。
屠苏名虽佳，分明老堪恶。
桃符何必换，转眼门阀故。
今年稍光辉，刺史蒸豚赙。
安州曹汛司，亦有香麞赂。
籍此润笔资，供我口头饫。
自堪复自止，病齿每支箸。
坐令山妻憎，负此贤内助。
辛亥年（1791），李调元58岁。《童山文集·补遗》序云：“余老矣，才华既退，学问亦荒，况杜门已久，亦不知何者为名人。干谒既在所禁，求谀亦觉赧颜，譬如老牛谢犁，惟思卧啮枯草，终老天年耳。”可见其老景颓唐。这首《除夕》前六句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的叹息，“惊”字尤佳，仿佛能感受到诗人心头为之一跳的惶恐。“屠苏名虽佳，分明老堪恶。桃符何必换，转眼门阀故”之句则体现了诗人沉寂的内心。
综上所述，这9首除夕诗是李调元整个人生的缩影。青年时期，踌躇满志，才华横溢，渴望能够大展宏图，实现自己济世利民的抱负。中年时期，历经宦海风波，几经沉浮，既体味过身处高位的荣耀，又饱尝身陷囹圄的凄苦。看透官场的争斗之后，决意归隐山田。晚年时期，其性格趋于内敛，以书为友，以自然为伴，流连于禅堂寺庙，喜爱与僧道交往。透过这些诗歌，我们还能窥见中国传统的春节风俗。
参考文献：
[1][清]李调元.童山诗集.丛书集成新编（第77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杨世明.李调元年谱略稿[J].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30.
[3][清]李调元.淡墨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20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4]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M].成都：巴蜀书社，2006.
[5]詹杭伦.李调元学谱[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