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
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范文第1篇
今年，正值十八。美丽的年龄，美丽的其他。十八岁，青春的代名词。这个年龄，拥有了青春近乎所有的特点，奋斗、快乐、好奇、迷茫、悲伤……
似乎一切不浪漫都可以变成浪漫，似乎一切艰苦都可以变成成功的前奏。在我们这个年龄，要拼搏。因为这正是该拼之时。一部《十八岁的天空》绘出了多少人的青春之旅，道尽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在高中生活里毫不犹豫地挥洒汗水、泪水。青春的激情闪烁着光芒带着我们奋斗，一点点地抛下一切不坚定，朝着梦想向前走。相遇、相知、相亲、相离，似乎是处在高中生阶段的青少年们固有的交友模式。毕业之前，互帮互助，不懈奋斗；毕业之后，奈何只得，各奔东西。再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触动心底最深处的那根弦。于是便又有了无穷动力，在青春的号角下向前冲。在我们这个年龄，拼搏不难，因为时机对了，总能事半功倍；分离不难，因为这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聚。你我那时都会足够成熟，成熟到可为已逝的青春谱曲。在我们这个年龄，要勇敢。因为有足够的资格。年轻人手中最大的筹码是什么？自是那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常言道：无知无畏。正因为我们不够成熟，才有资格犯错，有机会重来。青春是宽容的，它会自动赋予我们很多机会。敢于抓住机会，尽情绽放自己，方才是闪烁青春的应走之道。当然，勇敢也可以在其他很多方面。勇敢地质疑，勇敢地摸索，勇敢地面对困境，勇敢地相知相伴，携手共进。在我们这个年龄，勇气爆棚之时，弃之可惜。在我们这个年龄，要快乐。因为值得。青春，寥寥数载，却始终被人信奉为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身边有贴心的朋友，守候的家人，殷切期盼的老师，充分保护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宠爱似乎都给了我们青少年。我们张狂，我们不羁，少年狂时终该狂，青春便是最好的时机。我们也为一个理想不懈地奋斗着。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充实。同一个年龄，同一个梦想，为更好的自己，为更好的将来，为更好的社会！于是，有那么多关心我们的人，我们，会心一笑；有那么多张狂的资本，我们，仰天长笑；有那么充实的生活，我们，干嘛不笑？在我们这个年龄，快乐是最廉价也是最珍贵的止痛药。在我们这个年龄，要做的，要看的，要听的，要学的，要想的，还有很多很多。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忽的想起同桌最爱的一句话，岁月静好，我亦安好……
安徽省桐城中学高二:朱惠娟
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范文第2篇
欢的风味食品,给老师的一封信,我的理想,幸福是什么小在我们这个年龄拉和
深秋的太阳像被罩上橘红色灯罩，放射出柔和的光线，照得身上、脸上，暖烘烘的。在我们这个年龄拉和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一个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青蛙碧绿的身体上布满了墨绿色的斑点，白白的大肚子像是充过了气，一鼓一鼓的。王立军与夫人小姐上门
下雨了，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玻璃窗。朝外一面的窗玻璃上立刻聚集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珠。哥哥在我们村农机队开拖拉机。他个子高高的！身体很魁梧，黑红的脸上有一块块伤疤，每当我抬起头看到这些伤疤的时候，脑海里便浮现出了一位拖拉机手给我描述的动人故事……,守护甜心之亚梦黑化（六）,
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老年消费行为；感知年龄；实足年龄；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 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 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抽样设计及实施尽管对老年消费者尚没有标准的年龄界定，但55岁通常被作为“门槛年龄”使用。为实现与西方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研究流行范式的有效衔接，以便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次调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5岁以上(包括55岁)的老年人。调查采用自填式留置问卷，通过广州市东山区综合执法局发文的形式，我们委托该区所辖白云街、东湖街和珠光街三个街道社区的居委会，将正式调查问卷分发至有老年人的居民家庭，由满足研究对象界定的老年家庭成员自主填答后交回给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核心概念所采用的测量题项改编自西方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其中，感知年龄的测量题项直接引自Barak&Schiffman“年龄段量表(AgeDecade Scale)”的4个维度，即：(1)感觉年龄(feel-age)，指个体自我感觉的年龄；(2)视觉年龄(look-age)，指个体认为自己外表所展现的年龄；(3)行为年龄(do-age)，指个体基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4)兴趣年龄(interest-age)，指个体基于自己的兴趣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具体操作时，要求被试针对每一个感知年龄维度，选择出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等等)。具体计算时，以年龄段的中点作为该年龄维度的数值，即如果被试作出的“行为年龄”维度选择为“40多岁”年龄段，则在该“行为年龄”维度上的赋值为45岁；以4个感知年龄维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感知年龄，该算术平均值越大意味着感知年龄越大。
为了系统研究感知年龄对老年人消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本调查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入了12种创新产品或服务，以验证感知年龄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兴趣之间的关系。问卷中设计了12个有关创新产品或服务采用兴趣的李克特5点制题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感兴趣”，5代表“非常感兴趣”。
(三样本特征。本研究共采集到有效样本232个。其中，男性129人(56.3％)，女性100人(43.7％)；城镇户口181人(79.4％)，非城镇户口47人(20.6％)；实足年龄分布为：55～64岁(509％)，65～74岁(345％)，75岁以上(14.7％)；已婚者占83％，丧偶／离异／未婚者占1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49.1％，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者占28.4％；退休，离休／从未工作的占74.8％，其次为在职(10.4％)，退休后无偿兼职(8.2％)，退休后有偿兼职(6.5％)；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近似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即月收入3000～4999元(26.0％)，2000～2999元(25.5％)，1000～1999元(20.8％)的老年人家庭居多。家庭结构上，生活在“扩大式家庭结构”中的被试占74.8％，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致吻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子女已生育”的占37.8％，同时不乏“四代同堂(13.0％)”现象；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式家庭结构”仅占7.8％；此外，“夫妻共同生活，身边无子女”和“单身独居”的分别占12.6％、4.8％。
三、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11.O和LISREL8.70对感知年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8559，同时，题项一总相关度(Item-Total Correlation)均超过0.5的门槛值，且删除后Cronbach值不会增加，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年龄概念的复合信度c系数为0.852，4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0.77～0.82之间，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649>0.5。检验显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概念测量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将其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测量是可靠而有效的。即我们可以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进行测量与评价。
(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分析。进一步对感知年龄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自我感知的年龄与他们实足年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西方研究所报告的那样显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西方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上得到了集中反映。西方学者的研究报告显示，60～75％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轻16～17岁。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均值之间4岁的差异，与西方普遍报道的10～15岁差异的论断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西方研究早已证实，视觉年龄较其它3个感知年龄维度更趋近于实足年龄。本研究则发现，从各个维度上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感觉年龄、视觉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的均值几无二致，而兴趣年龄、行为年龄与实足年龄较大的反差则具有令人振奋的意涵，因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为进行基于感知年龄的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依据。
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在 年龄段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总体而言，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的年龄段分布趋势较接近于实足年龄，它们在核心区段(50～70岁年龄段)上的分布比例大致接近，而其平均值更是近乎相当(AFA=63.6岁，ALA=63.2岁，ACA＝64.6岁)。Barak et al.对中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4个亚非国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尽管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但感知年轻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天性和普遍趋势，因此，我们排除了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感知年老的现象，并据以推测，大多数被试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感知较接近于他们的实足年龄。
与之相比，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低龄化感知趋势最为显著，其在60岁以下各年龄段上的人数百分比都最大，并且兴趣年龄和行为年龄在60岁以下的人数百分比合计分别占到了66.5％和67.8％，同时却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值(AIA=56.5岁，AUA=57.1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我感知兴趣年轻与行为年轻在老年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感知年龄维度与实足年龄的显著反差显然具有极大的营销应用价值。
(三)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性。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婚姻状况正相关，与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负相关，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不显著。本研究针对中国老年人的调查基本支持了上述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仅限于视觉年龄维度，老年女性更看重自己外表所展现的自我投射，这从她们更注重穿着打扮上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证；就行为年龄而言，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此感知年龄维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应该引起老年市场营销者的警觉。本研究同时发现，城乡户籍、家庭结构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统计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转贴于
(四)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感知年龄比实足年龄更适合用于预测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在预测老年消费者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态度上，感知年龄及其维度比实足年龄变量更加有效、可靠。研究同时揭示，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与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属性特征包括老年人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度(如家政服务、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品或服务的普及率(如有线电视、无绳电话、银行信用卡)，接受度(如上网购物、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以及诸如“怀旧”等特定的消费者价值观(如“革命圣地”旅游项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感知年龄概念在描述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特征上，比单维的实足年龄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同时，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上述内涵特征，为我们洞察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示器。
四、研究结论与营销启示
西方研究发现，感知年龄测量的信度在0.85～0.88之间。本研究证实，将基于感觉、视觉、兴趣、行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测量运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是可靠而有效的。但是，年龄对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例如，Underhill&Cadwell的研究就发现，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年轻16～17岁。而本研究则显示，尽管感知年轻是一种天性和普遍的现象，但平均来看，中国老年消费者在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上的差异仅有4岁，并且，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贡献。而在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上，中国老年消费者对于它们与实足年龄之间的感知背离并不敏锐。这似乎表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在年龄维度的感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感知年龄毫无疑问的反映了某种文化意涵与社会规范意涵。
老年人对于生活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有赖于不同社会所给予老年人的尊重与威望程度。在东方传统文化(如中国文化)中，年龄也是一笔资产，而并非一定代表着人生的负债，增龄往往意味着智慧的储积与地位的阶升。
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范文第4篇
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内保存有大量藏书，大概有1932种5230册，其中西文（英、法、德、俄文）书目种类最多，计有1528种2029册，分为年鉴、建筑、金融、百科全书、历史、地理、法律、医学、社会等约20个类别。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馆藏档案显示，1956年2月孙中山故居曾清点出1870本外文书藏书，970本中文藏书，这一数目明显少于现存的藏书数量。我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注意到故居外文藏书的编号顺序很特别，从一楼走廊北侧的书橱开始，到二楼书房里的书橱，又转到一楼走廊西侧的书橱。是不是这些书橱的位置曾经变动过？在二楼走廊的玻璃书橱里放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等书籍，而这些书籍是孙中山去世后才出版的……就这些疑问，我采访了周和康先生。
周和康，生于1926年，浙江宁波人。1956年4月28日至1981年间担任宋庆龄上海寓所管理员，1957年曾负责整理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在他保存的《藏书整理记录》里，记载有关于藏书遗失，以及编号新编、作废等现象。对于我的疑问，周和康先生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藏书整理缘起
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原来叫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建造的时候由市政府专门办公室的张甦平负责管理。为了对外展出的需要，组织上将我从运输报关行业调动到中苏友好大厦去当纠察队的小队长，也是搞保卫工作的。张甦平同时还要管理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的住所，当时宋庆龄家里正需要一个管理员，张甦平综合考虑后选中了我，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懂英文，还会打打字，从各方面条件来讲还是比较适合的。
1955年“五一”劳动节前，宋庆龄设便宴招待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由管理科科长戴炳书陪去，那是我初次见到宋庆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跨进餐厅时，内心相当紧张和拘束。宋庆龄从座位上站起来，亲切热情地招呼我说：“周同志，你来了，请坐。”我称呼一声：“首长，您好！”她点头一笑，示意我坐下，接着就和我谈起家常来：“周同志，侬是宁波人伐，有几个小孩子……”
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我-第一次跟着宋庆龄到孙中山故居去清理文物。我记得开车的司机是刘春生，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也去了。当时故居负责清洁卫生的管理员周福生和他的老伴一起住在故居里，他的后任是钱乃骅，和我差不多时候来的。
那天，宋庆龄亲自到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去，一方面把家具、物品布置成孙先生生前的样子，一方面整理资料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宋庆龄整理的时候，如果物品不是在原来位置的，都要仍旧放到原来的位置。
藏书整理经过
我是在1957年大伏天开始整理孙中山故居藏书的。
之所以会整理孙中山先生的藏书，可能是因为宋庆龄在整理故居文物的时候，想起这些书也需要整理并且核对一下。宋庆龄对孙中山很尊敬，称呼遗物为“孙先生的东西”。她去整理的时候，先看了家具之类的东西，再把有些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品拿出来检查。这么多书呢。她一时间也没精力整理。
1957年的一天早上，宋庆龄在客厅里找我谈话，她说：“周同志，香山路孙先生的藏书解放后还没有很好地整理过，是不是请你代我去整理书都要编号码。我想核对一下书到底对不对。”我说：“好的，首长，我明天就去。”因为事先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就打电话通知当时孙中山故居的管理员钱乃骅，跟他说：“根据首长的指示，香山路孙先生的藏书要整理一下，一方面把号码编一下，从1号开始，中文、外文的书分开，这样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书，另一方面要用打印机打印号码。”
这些事情准备好后，我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宋庆龄说：“你不要急，慢慢地整理。”我和钱乃骅到了那里，先从孙中山的办公室开始整理。办公室里的书比较多，故居里绝大多数的书都是放在二楼办公室和走廊里的。我们先整理，把号码贴上去，再把书放回去。因为有些书的年代比较久，一定要轻手轻脚。我们也知道这些书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非常珍贵，—定要保护好。
我记得光是一楼、二楼的藏书就整理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去，主要是我和钱乃骅整理，每本书都要编号、核对，工作量很大。有些书因为封面脱落，还要用胶水粘好，—方面防止遗失，另一方面保持书的完整。我每天早上把淮海路宋庆龄寓所的事情做好后就去，下午五点多钟才回来。回来后要向宋庆龄汇报情况：“今天先把孙先生办公室书橱里的书整理好，再整理楼上走廊里的书，最后是楼下。”宋庆龄总是关照我们：“你们不要着急，每天这样工作也很辛苦，不要太劳累。”
这批藏书是孙中山在世时使用过的。宋庆龄当初去清理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书是孙先生用的、看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也是这样说的。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编号，我1956年去的时候就已编好了。整理藏书前，书已经摆成现在这样，据我所知没有变动过。
藏书就我和钱乃骅两个人整理，用去一个多月时间。原来的编号是手写在标签上的，已经发黄变旧了，我们把原来的标签撕下去，将书擦干净。然后把新号码敲在纸上，带过去一张张贴，对号入座，把原来号码变成新的。藏书整理完毕后，最后放樟脑丸。
有些书少了，我们回去向宋庆龄报告。宋庆龄很关心，问当时交接的时候是否有错误？我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办理的。我问过钱乃骅，他不知道。据说原来是陶金淇交接的，这人我没见过，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很仔细地核对过，找不到这些书，只能向首长汇报。”宋庆龄对以前的事情也是知道的，所以没有再详细追问下去。她说：“你们只要把这些书核对好，整理出来就可以了，不用担心。”
据李燕娥讲，抗战时宋庆龄曾把一部分家具和贵重的东西送到亲友家里去分散保存，另一部分仍然放在故居里。宋庆龄特意把留在孙中山故居的重要东西锁了起来，但好多还是被日本人拿去了，包括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祖传宝刀，也被日本人抢走。后来，久原房之助在日本发现了这把宝刀，他想方设法拿回来，自己送到中国来交还给宋庆龄。但是日本人进租界以后，把保险箱里的东西拿去，具体拿走了哪些东西，宋庆龄没讲，李燕娥也没讲过，只是讲好多东西都被日本人抢去。至于这其中有没有书，就不晓得了。
宋庆龄对这些藏书非常关心，过段日子就会去看看。我记得她每次去故居，都要看看书排列得是不是整齐，回来总说“蛮好蛮好”。
藏书保护工作
故居的书是不晒的，这书一晒，纸张就发脆了。我们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寓所也是这样。一般来说，这些书每年大伏天里都要擦，擦干净后在书顶上放樟脑丸，主要是防虫。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所用的樟脑丸都是我买，每年要买20斤樟脑丸，由我送到故居去。
每次故居大修的时候，都要把这些书放在木箱里。这时具体经管的就是张娃平，他专门做了木箱来放书。不过修理的时候这些书放着不方便，另一方面也不安全，所以他说要把这些书都放在仓库里。当时大修的时候，我们借现在的上海文史馆作为仓库，这样既安全，又干燥，书不会发霉。
书橱都是孙中山在世时留下的书橱，没有重新做过，修是修过的，有些橱的年代久了，胶水脱落下来了，还是根据原样胶上去。这些书橱据我所知都没有动过，因为宋庆龄对物品的摆设要求非常严格，她每次去故居察看，假使动过了，一定会指出来，要按照原样纠正过来。宋庆龄每次叫我把一些物品送到孙中山故居去的时候，每件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放在什么地方，她都有明确的指示，不能改动的。
宋庆龄讲这些书都是孙先生生前看过的书。但根据我们推测，有可能不全是孙中山的书，虽然宋庆龄没讲“这书是我放进去的”，但这是有可能的。有些书肯定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宋庆龄看过放进里面的，因为有些书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出版的。
藏书是根据原来的排列顺序，因为宋庆龄对这些问题蛮看重的。她再三讲，我家里的东西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你们要变动一定要经过同意。所以我现在说，孙中山故居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和原来一样。宋庆龄几次到孙中山故居去看，自己去整理的时候，去中福会幼儿园视察的时候，都会到香山路来弯一弯。还有几次宋庆龄叫我陪李燕娥去看，主要看一些东西有没有移动过。所以一般的情况下，那边是不会动的。这一点孙中山故居做得很好。
孙中山有些遗物，保存在宋庆龄故居，好多东西是宋庆龄叫我送到孙中山故居去放的，什么时候去放的，我都记下了日期。
现在宋庆龄故居的藏书，过去是没有编号的。宋庆龄需要书了，写好书名，我到书橱里拿来交给李燕娥同志，送上去给宋庆龄看。当时没编过号码，这编号大概是宋庆龄逝世后编的。
藏书未解之谜
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显示，1956年2月孙中山故居清点的藏书数目少于现存的藏书数量。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不太清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去故居。我们在整理藏书时，发现有的藏书已经遗失，在清点号码时就跳空了。据我回忆，作废的都是原来重复的号码。清理之后增加出来的藏书，我们再重新编号的。
至于孙中山故居书橱的摆放位置，当时我们整理时，藏书的位置没有变动过，这一点可以肯定，原来放在哪里，仍旧还放在哪里。编号不对的调整一下，这是有的。改好编号以后，宋庆龄到孙中山故居去的时候，我们再根据她的指示，把藏书放在相应的位置。
有些藏书整理的时候是平摆着放的，我们还按照原样放着，没有动过，我记得后来宋庆龄也没有动过书。有些她的文章和发言稿，拿进去的时候按照她的指示放在规定的地方。196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宋庆龄撰写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书，书出版后放进了二楼走廊的玻璃书橱里。
书橱藏书的照片是后来拍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曾于1980年代拍摄书橱内的藏书状况存档——整理者注），我们那时候没拍过。据我所知，原来我们就根据书橱里面的号码整理，当时两千多本书都是放在书橱里的，也没放到仓库里去。
附录：
周和康先生1957年的藏书整理记录
中文书籍共计3148本，#1-3148
英文书籍（包括德文、法文书籍）共计2031本，#1-2036
遗失号码为237、238、926、1187、1478、1837、1978
新编号码为404.1、774.1-774.3、719.1-719.4
作废号码（共计6个）为722、725、733，该号码已分别编为774.1—3；1665与1388相同；1751、1762都已编人中文书籍内去，为212、213
中文地图38张
英文地图3张
在我们这个年龄作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9-0079-04 收稿日期：2007-05-17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 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 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抽样设计及实施尽管对老年消费者尚没有标准的年龄界定，但55岁通常被作为“门槛年龄”使用。为实现与西方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研究流行范式的有效衔接，以便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次调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5岁以上(包括55岁)的老年人。调查采用自填式留置问卷，通过广州市东山区综合执法局发文的形式，我们委托该区所辖白云街、东湖街和珠光街三个街道社区的居委会，将正式调查问卷分发至有老年人的居民家庭，由满足研究对象界定的老年家庭成员自主填答后交回给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核心概念所采用的测量题项改编自西方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其中，感知年龄的测量题项直接引自Barak&Schiffman“年龄段量表(AgeDecade Scale)”的4个维度，即：(1)感觉年龄(feel-age)，指个体自我感觉的年龄；(2)视觉年龄(look-age)，指个体认为自己外表所展现的年龄；(3)行为年龄(do-age)，指个体基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4)兴趣年龄(interest-age)，指个体基于自己的兴趣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具体操作时，要求被试针对每一个感知年龄维度，选择出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等等)。具体计算时，以年龄段的中点作为该年龄维度的数值，即如果被试作出的“行为年龄”维度选择为“40多岁”年龄段，则在该“行为年龄”维度上的赋值为45岁；以4个感知年龄维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感知年龄，该算术平均值越大意味着感知年龄越大。
为了系统研究感知年龄对老年人消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本调查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入了12种创新产品或服务，以验证感知年龄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兴趣之间的关系。问卷中设计了12个有关创新产品或服务采用兴趣的李克特5点制题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感兴趣”，5代表“非常感兴趣”。
(三样本特征。本研究共采集到有效样本232个。其中，男性129人(56.3％)，女性100人(43.7％)；城镇户口181人(79.4％)，非城镇户口47人(20.6％)；实足年龄分布为：55～64岁(509％)，65～74岁(345％)，75岁以上(14.7％)；已婚者占83％，丧偶／离异／未婚者占1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49.1％，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者占28.4％；退休，离休／从未工作的占74.8％，其次为在职(10.4％)，退休后无偿兼职(8.2％)，退休后有偿兼职(6.5％)；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近似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即月收入3000～4999元(26.0％)，2000～2999元(25.5％)，1000～1999元(20.8％)的老年人家庭居多。家庭结构上，生活在“扩大式家庭结构”中的被试占74.8％，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致吻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子女已生育”的占37.8％，同时不乏“四代同堂(13.0％)”现象；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式家庭结构”仅占7.8％；此外，“夫妻共同生活，身边无子女”和“单身独居”的分别占12.6％、4.8％。
三、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11.O和LISREL8.70对感知年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8559，同时，题项一总相关度(Item-Total Correlation)均超过0.5的门槛值，且删除后Cronbach值不会增加，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年龄概念的复合信度c系数为0.852，4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0.77～0.82之间，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649>0.5。检验显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概念测量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将其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测量是可靠而有效的。即我们可以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进行测量与评价。
(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分析。进一步对感知年龄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自我感知的年龄与他们实足年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西方研究所报告的那样显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西方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上得到了集中反映。西方学者的研究报告显示，60～75％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轻16～17岁。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均值之间4岁的差异，与西方普遍报道的10～15岁差异的论断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西方研究早已证实，视觉年龄较其它3个感知年龄维度更趋近于实足年龄。本研究则发现，从各个维度上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感觉年龄、视觉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的均值几无二致，而兴趣年龄、行为年龄与实足年龄较大的反差则具有令人振奋的意涵，因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为进行基于感知年龄的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依据。
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在
年龄段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总体而言，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的年龄段分布趋势较接近于实足年龄，它们在核心区段(50～70岁年龄段)上的分布比例大致接近，而其平均值更是近乎相当(AFA=63.6岁，ALA=63.2岁，ACA＝64.6岁)。Barak et al.对中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4个亚非国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尽管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但感知年轻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天性和普遍趋势，因此，我们排除了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感知年老的现象，并据以推测，大多数被试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感知较接近于他们的实足年龄。
与之相比，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低龄化感知趋势最为显著，其在60岁以下各年龄段上的人数百分比都最大，并且兴趣年龄和行为年龄在60岁以下的人数百分比合计分别占到了66.5％和67.8％，同时却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值(AIA=56.5岁，AUA=57.1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我感知兴趣年轻与行为年轻在老年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感知年龄维度与实足年龄的显著反差显然具有极大的营销应用价值。
(三)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性。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婚姻状况正相关，与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负相关，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不显著。本研究针对中国老年人的调查基本支持了上述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仅限于视觉年龄维度，老年女性更看重自己外表所展现的自我投射，这从她们更注重穿着打扮上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证；就行为年龄而言，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此感知年龄维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应该引起老年市场营销者的警觉。本研究同时发现，城乡户籍、家庭结构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统计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四)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感知年龄比实足年龄更适合用于预测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在预测老年消费者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态度上，感知年龄及其维度比实足年龄变量更加有效、可靠。研究同时揭示，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与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属性特征包括老年人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度(如家政服务、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品或服务的普及率(如有线电视、无绳电话、银行信用卡)，接受度(如上网购物、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以及诸如“怀旧”等特定的消费者价值观(如“革命圣地”旅游项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感知年龄概念在描述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特征上，比单维的实足年龄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同时，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上述内涵特征，为我们洞察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