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审戒子范文第1篇

这是一种惩罚。

而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戒尺代表的惩罚伴随着私塾的消失与我们渐行渐远。掌声逐渐代替了戒尺，人们越来越重视表扬、奖励和赏识，惩罚背负着伤害孩子心灵的罪名被人们渐渐淡忘。

我们是否思考过，只有充斥着掌声的表扬，而没有戒尺落下的“啪啪”声，这样的童年健康吗？这样的教育成功吗？

针对这一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提出了他的看法――在褒奖的同时，不应忽视惩罚的积极作用。没有惩罚的教育是虚弱的、不负责任的教育。

孙云晓的看法自有其科学性――戒尺与掌声并存才是正确的教育。且先不论我是否赞成他的观点，不妨先谈谈有戒尺、有惩罚的教育。

盛夏时节，菜农会把葱连根拔起，扎成把，挂在绳上受烈日暴晒。这样貌似“逼死”葱的做法实则救活了葱。三伏天，土里的高温易把葱烤死，拔出晾晒，葱叶虽死，而葱白却存活下来。待栽回土里吸水吸肥，葱复可焕发生机。

其实，育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葱就象征着孩子们，菜农就是教育者。过多的掌声，过多的表扬，正如三伏天土里的高温，一层一层，将葱裹得紧紧的，包得密密的，直至将孩子宠坏，溺在了褒奖里。而唯有拔出晾晒，这样的惩罚，表面上损坏了一小部分，实际上保住了最重要的核心――孩子成长的健康，在社会中顽强生存的意志。

反观当下，人们视孩子为掌上明珠，唯恐一点惩戒伤了孩子的心。老师们抱怨学生成了“瓷娃娃”，只能夸不能批，略加惩戒，轻则家长大闹，重则学生从楼顶一跃而下。

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溺爱。忽视惩罚，一味夸奖，并不是教育的正确方法，这样的教育与“含在口里怕化，捧在手里怕掉”的溺爱毫无区别。

因此，于我而言，孙云晓的看法是正确的。戒尺与掌声，二者相辅相成，双管齐下，让孩子在掌声中自信，在戒尺下改过，才能培养出出色的孩子。

每个人生来就有虚荣心，都希望自己得到他人的认可。教育的目的就是如何把握这个虚荣心的度。杰克・伦敦曾说过：“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钻石，而在别人眼里看来不过只是钻石的同素异形体――碳。”过度的掌声，就容易将孩子捧上天，认为自己十全十美，是别人眼中的钻石，虚荣心日渐膨胀，说不得，动不得，容不得他人半点批评，像刺猬一般处处扎人；而适度的惩罚，虽然对孩子的自尊心有一定的挑战，但可以让孩子准确地审度自己，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华美的钻石，从而不断改过，成长至成熟。

雄鹰将幼鹰从悬崖上抛下，河狸撕咬驱赶小河狸，这是动物界对孩子的教育，这样的惩戒虽残酷，却使孩子们学会生存。对于人类，这或许只配称兽类之举，父母总会有种种无奈的解释和不忍惩罚孩子的理由，于是就有了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

这也许是人类的幸福，但又何尝不是人类的悲哀呢？且不再复述李天一那“坑爹”的种种恶劣行为，可这一切的原因从李双江那句“舍不得打，手举起来还没打，自己的眼泪就落下了”；从梦鸽近乎疯狂的奔走和上诉就可以看出，不舍惩罚，不忍惩戒，像李双江夫妇般宠溺着孩子，一味给予表扬，孩子的未来虽不一定像李天一那样，但也一定不容乐观。

有句话说得好，“任何一颗心灵的成熟，都必须有寂寞的漂泊和孤独的奋战。”对孩子的惩戒，是对他们心灵的挑战。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戒尺会让人产生痛感，不如掌声那般让人舒心，但却让人日渐成熟，学会生存。

戒尺下的惩罚，掌声中的鼓励，二者结合，正如孙云晓所说，才是健全的、负责的教育。

李存审戒子范文第2篇

郑苹如是个不幸被张爱玲埋没在其小说里的女人，一个杀手，一名烈士。表面上是上海滩的社交名嫒，骨子里却是个极端份子，她不仅是丁默村案的主角，之前还甚至绑架过日本首相之子并试图以此为要挟来中止那场侵略。最令人震撼不已的是，当丁默村在西伯利亚皮货行逃脱后，她居然还要揣了把勃郎宁手枪离家去赴再一次的刺杀。想一想，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有一番从容刑场的表现，才会有那句居高临下的吩咐，“请你们不要打我的脸”。

随着李安电影的即将问世，郑苹如的人生真相势必将被王佳芝这一虚拟人物的光彩更深地掩盖。因为郑苹如和王佳芝是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女人。王的一切行为的底色就是她无论在情场上和战场上都是个处女，这是她一切悲剧的根源，“在沦陷了的上海，一个普通的女孩，却被赋予了一项不平凡的任务，去刺杀一个敌人，她必须捕获他的心，同时打碎她自己的那一颗”，电影《色・戒》的广告语如是说，她被描述成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在买戒指的一瞬间以为自己看到了爱情，世界便轰然倒塌掉，将伊人飞灰烟灭地弹得老远。

如果我们相信现存所有关于“刺丁案”的历史资料所述，郑苹如背后的中统特工小组早在皮货店之前就已经被丁在“76号”的死敌加同伙李士群逮捕诱供，而郑苹如第二次孤身上阵约会丁的电话被窃听的话，那么郑苹如和丁默村之间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恐怕是同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关系恰好相反。丁早就觉察出郑的可疑，唯贪恋她，一直不忍下手除之，直至事情完全败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而战后丁被判死刑的主要罪状就是“戕害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难怪口味高绝如李安会经年惦记着《色・戒》，这实在是一个折磨人的热情和信念的故事。正所谓郑苹如是“河流呜咽，家国责任荡去爱恨情仇”；王佳芝则是“残阳如血，风华少年饮尽一路蹉跎”。张爱玲从事实到文学的改写太耐人寻味了。她将交际花郑苹如改写为一个处女是为了表现她如天地浑沌初开般惊觉出来的爱，又要用她的爱来反衬老易“天地不仁，万物皆为刍狗”的狠，还要表白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现实世界的政治、生存和交易以外的基本“人性”。

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其实涂改了郑苹如和丁默村关系的正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这四个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干系的两对男女，在“孤岛”同时陷入到戏剧化的情感旋涡中，一个是汉奸才子对旷世才女，一个是汪伪政客对风流女谍，两者端得是旗鼓相当。表面上当然是永远的男子无情，始乱终弃，本质上却是人对于命运的选择和无奈。尤其是她们的结局：一个为情人的老婆指使被枪杀在荒郊外，死无对证；一个被情人的多情抛弃在歧路边，兀自萎谢。

这出奇对仗的关系相似到张爱玲日后确实要颇费些心思来予以否认。《色・戒》题材的尖端是注定要给张爱玲惹事的，当年小说一问世“同情汉奸说”便甚嚣尘上，并立刻有人指证小说的故事实有所本，后一说法没有前一说的攻击性，似可听之任之，但稍加引发开去，未尝不可导向立场问题的追究：原型既为抗日志士，你张爱玲将其低矮化的居心何在？

张爱玲不喜打笔仗，也不善打笔仗，所以为《色・戒》辩护就有几分急火攻心的味道，在《序集》的序言中解释：“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

她竟忘了自己曾几何时说过的话。1972年有人著文指责《色・戒》污蔑烈士，张便作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反驳，起首处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岂不是摆明了《色・戒》确有出处？1983年出版的《惘然记》前言亦称包括《色・戒》在内三篇小说的素材“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等等。

事实终归是事实，事实也等同于一团团的迷雾，众口铄金，铁案如山，其实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能抛出铁证，大家都在想当然，人云亦云罢了。但有一件事，却是真的，战后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审判丁默村，丁百般开脱罪责，却不能否认他和郑苹如的特殊关系。1947年2月1日的审判笔录中，有一段涉及郑苹如被害的记载。审判长朗读李士群妻叶吉卿与吴四宝妻佘爱珍（此人后来在日本嫁给胡兰成)的口供（两人都说未参与处死郑苹如），然后问丁默村：“你有何话说？”丁答：“吴佘爱珍及李士群老婆都说没有，而且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问：“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的，你陪她买大衣是实吧！”答：“我没有陪她。”法官的冷峻，丁默村的谎言，都是上乘的小说材料。

李存审戒子范文第3篇

《礼记》、《女戒》和《新妇谱》曾经非常普及，是传统社会里有点文化基础的女子的必读之书。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生存哲学的性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传统女性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具有它的历史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其影响通常也具有正负双重性。而中国传统戏曲情节的最大特点也是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劝善惩恶的情节构架和道德人格的理想化成为一种无形的模式。不论是秦香莲的故事还是《打渔杀家》的故事都是在善恶和美丑统一的范围内展开人物的心灵活动和外部动作的。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尽管经过“戏改”，国粹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都没能在根本上超越这个模式。

“妇道一词出现在《礼记》，其中的(曲礼)和(内则)两篇许多有关女子行为规范的原则，是形成后世“妇道”的蓝本。

《礼记》中孝敬父母是整个生活的核心部分。“子媳孝者敬老，父母姑舅之命，勿逆勿怠”(《内则》)。对于儿子娶哪家的姑娘做妻子，由父母决定：媳妇能不能保持她的地位，也由公婆决定。君不见，南宋陆游那首凄惨的《钗头风》以及后来根据他的词创作的戏曲的背景，就出于这样的悲剧情节。

自刘向的《列女传》之后，有一部著名的女性读物《女戒》，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汉书》作者班固的妹妹班昭。班昭身为女官，参闻朝政，文学天赋很高，丈夫曹世叔早逝，班昭守寡，续完了兄长班固未及完成的《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邓太后当朝，班昭参闻政事，担任汉和帝皇后嫔妃的教师，并且教授过马融这样的著名学者。

班昭的《女戒》教给女性什么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学家认为，

《女戒》是“系统地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它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妇女们的脖子”(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

有着自己的压抑和隐痛的班昭，她《女戒》中的“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及“和叔妹”，两千多年来给女性同胞带来多大的压迫和禁锢?从目前留下的有限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隐约察觉到这位女文学家的压抑和隐痛，但她为什么要如此作贱自己的同类?这也许就是人的两面性。不知她在冥冥之中作何感想，是否已知忏悔?戏剧大师陈仁鉴的力作莆仙戏《团圆之后》五十年代在全国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团圆之后》说的是主人公施佾生沉浸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得意时刻，他的母亲便因二十年私情被新过门的媳妇撞见而含羞自尽，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就因为守寡的母亲在二十年前不守“妇道”，追求自己的爱情，两个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偷偷生下了施佾生。妇道与孝道捆绑在了一起，就制造了人间的悲剧。施佾生不能不说他是忠臣、孝子。他不能不忠，他牢记封建的礼仪；他不能不孝，寡母养育之情恩重如山。施佾生不能回避现实，因为“夫权”在作怪，封建道德作蛊，为了保住自己状元的地位，逼妻子承担逼死婆婆“忤逆”之罪，以保全母亲名节、施家门风和自己的性命……她们都是不守“妇道”，触犯了《女戒》，成了“不贤”之妇。陈仁鉴牢牢地抓住这些情节，越是有机地组合，越是有戏，越是动人衷肠、感人肺腑。

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与“卑弱”划等号的。女人一生下来，就要时时让她明白，千万不可与男人攀比。为此，班昭引据古人的做法，说是生了女儿，三日之后，要让她睡在床底下，为的是自小就提醒她，要比男人低一等。就因为低一等，

《红色娘子军》才吹出了“妇女翻身求解放”的响亮音符。

清代曾流行过一本陆圻所著的《新妇谱》，陆圻在明末清初时诗文素负盛名，为西泠十子之冠。明亡后，绝意功名，行医卖药于江浙间，颇著其效。《新妇谱》是作者嫁女儿时，专门写给女儿读的，目的是希望女儿过了门，能和和睦睦地过一辈子。有些地方与其说是训女，不如说是解剖男子的心理，“夫者，天也，一生须守一敬字。”要女子一味地顺从，甚至忍辱负重，才是“妇道”。这与班昭诫女的宗旨相似，也称得上深谋远虑、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在己故戏剧大师陈仁鉴的笔下，也有不守“妇道”的女子，就是粉碎“”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戏曲《春草闯堂》中的春草。春草这样的丫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本来是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地位的人物。她为了伸张正义、挽救一个无辜的好人――打死同僚儿子的凶手薛玫庭。她先是出于对义士薛玫庭的关心，冒冒失失地闯进胡知府办案的公堂，与坐镇在堂上监审的尚书夫人唇枪舌战，据理力争，打乱了审案程序。当她看到胡知府认势不认理，要对薛玫庭动大刑时，忽然急中生智，冒认薛玫庭为相府姑爷。这一冒失的举动，一方面出奇不意地镇住了对手尚书夫人和知府胡进，使得薛玫庭暂时得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危机。回去如何向小姐交待?破绽一旦败露，薛公子性命又如何保全?……春草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创造了改信、送婿、认婿等令人可信，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人间喜剧，证实了“卑贱者最聪明”的哲理，对“女子无才便是德”也是莫大的讽刺。

王仁杰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说的是彭员外临终前嘱托友人董生监视妻子李氏。彭员外死后，董生相当忠实地执行着朋友的嘱托，但这位从传统道德观念看来是相当纯洁的文人，在异性的青春和生命力面前感到某种诱惑的困扰，让道德理性与他自己人的生命的礼教在互相交锋的反复进程中，主人公发现了自己的生命冲动和他所执行的任务之间的矛盾。不守“妇道”的李氏，服从了自己的生命力量，让那礼教教条在堂皇外表下显得分外荒谬和腐朽，这种腐朽性还因为彭员外的自私和凶残显得更恶劣。李氏挣脱了封建枷锁，追求新的生活，为董生的“监守自盗”，创造了“机会”，赢得了纯洁的爱隋。

“为妇道就应该四德三从”，这是古代剧《咬》的一句唱腔，主人公卞希人从小受到寡母的溺爱，就因为“三从四德”这一“妇道”，使寡妇“夫死从子”，怂恿儿子为非作歹，以致卞希人从小偷小摸演变成为江洋大盗，到了刑场才想到临死前吃老娘一口奶。母亲被儿子咬下，痛楚万般之际才感悟到是母亲的“爱”，才使儿子成为刀下之鬼魂。卞希人恨母亲，母亲又去恨谁呢?不就是班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导致的牺牲品吗?

“风在上，龙在下”也许就是慈禧太后对“妇道”的叛逆，但她只解放了自己，没能，也不想去解放普天下的妇女。尽管她放纵了自己，但始终却不愿意放纵他人。她对自己可以“自由化”，对别人还是“马列”。她对女人的“马列”也还是传世不衰的“妇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首先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其次是现代小说和影视对人的心灵的探索在许多领域中早已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僵化的道德原则，而且就现代道德角度来看，对人物审美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到了道德的规范和情感的自由相互错位的领域中，而不是完全局限在二者完全同一的范围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初期路遥的《人生》被改编成电影以后引起的轰动。主人公高加林到了城市工作之后抛弃了农

村里曾经有恩于他的巧珍。但是高加林并没有被当作陈世美而是作为一种新人来处理，而巧珍，也不是秦香莲的再版，也没有秦香莲那般的悲惨遭遇，广大观众也接受了这样的处理。

就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当代文艺的审美价值观念的发展，传统的戏曲文学也以新的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在人的心灵的理解和探索方面，吸收了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包括二十世纪的性心理学和文化学，检验传统的道德准则，推动着新的道德和审美心理规范的重建。

福建的戏曲文学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传统戏曲中，人首先是道德和义务的体现者。而在当代一些有作为的剧作家的笔下，人不但是社会义务和道德的载体，人的许多自然的生命冲动，常常是作为恶的某种根源的，而这种恶又是很容易在艺术上用行为丑来加以表现的，无条件的克制、扼杀、乃至麻醉，根绝这种生命的冲动又常常作为美的精神而被赞美，然而在《董生与李氏》中，这种传统的模式被动摇被冲破了。《董生和李氏》是近年在中国剧坛颇有影响的剧作家王仁杰的大作，还有他的《皂隶与女贼》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品。女贼也是“妇道”的反叛者，她在被皂隶押解的路上，夜宿破庙，孤男寡女的情感纠葛；在路边小店曾受过女贼“偷”富济贫恩惠的店家夫妇为报恩麻翻了皂隶，让她重归绿林。然而，在皂隶无法交差，公堂受审之时，女贼却领“罪”来了。女贼是好贼，是不守“妇道”的好女子。你说她的美德美在哪儿?美就美在她挣脱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枷锁，反叛社会，追求世间美好的东西。

李存审戒子范文第4篇

生活中有许多昂贵的东西值得珍藏，不仅仅因为昂贵，更因为它饱含温暖的情感。昂贵背后的故事值得落泪，而珍宝的赠送者明白，打开礼物的时刻必然永久地篆刻在爱人心中，无论时光荏苒，只需望上眼，就可换得深爱之人发自内心的感慨。

Le Pont des Amoureux腕表＆Five weeks in a balloon腕表(VanCleef&Arpels梵克雅宝)

两枚让人惊叹的腕表本身就在讲述着浪漫的故事。Le Pont desAmoureux的表针为对都市恋人，两人在墨彩珐琅雕琢的夜色中前行，并最终于午夜相遇，在白金拱桥上相拥吻。巧妙设计打动世人的同时，获得日内瓦钟表展2010年度最佳女装腕表殊荣。

同属Poetic Compocation~诗意复杂功能系列的Five weeks in aballoon，设计灵感来源于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梦幻质感的法郎及珍珠贝勾勒出的曼妙天空，橙黄色的热气球飘荡其中，翱翔的鸟儿和热气球锚分别作为逆跳时分针。这也许是你送给他最妙的件礼物了。

Saint-Valentin 201 1情人节限量表＆Le Brassus卡罗素三问腕表(宝珀)

宝珀的制表品质自不必说，内敛的Saint-Vale ntin以1.3克拉的罕见钻石装点表盘，珍珠贝母表盘承托着年历与月相盈亏，内搭Calibre6763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透明底盖可窥见机芯律动。此次的优雅作品别出心裁地将三颗心形标记篆刻在自动盘上，浓浓爱意伴幸福时光芬芳前行。

Le Brssus卡罗素三问腕表能“演奏”美妙的大教堂钟声，让听者神魂颠倒，绝妙的制表技艺将大教堂敲钟系统置于表内，并蕴含套独特的飞行调教装置，让机芯更为畅顺自然。

Centri×精萃系列腕表(RADO)

相对于以往的摩登锐利，雷达表新近推出的Centrix精萃系列可算温婉可人。陶瓷的温润质感再次赋予了Centrix以神秘气质。珍珠贝表盘与钻石的加入为一向主打前卫的设计理念增添了华丽特质。复古的圆形表盘，与坚持不懈的简洁设计理念，结合出了雷达新的审美标准。而弥漫四周的云雾状金属质感，不但源于添加了金属元素的陶瓷表链，更出自经过金属处理的水晶表盖，饱含透明感的表盖弧度，更为这枚浑然天成的尤物增添了晶莹剔透的视觉效果。

猎豹系列白K金镶钻戒指＆Trinity三色金戒指(卡地亚)

豹子，仿佛是卡地亚永恒的图腾，让这个百年老牌魂牵梦绕。御用设计师们再次发力，让猎豹在指尖活灵活现。猎豹系列复活了小豹子的可爱霸气，立体的豹子头以满嵌的钻石雕琢，两颗绿宝石眼睛莹润而传神。

如果你更喜欢简洁的设计，戴上刻有美洲豹纹的Trinity三色金戒指吧。这枚历史上最具个性的Trlnity三色金戒指，典雅中暗藏野性，是都市摩登女郎的首选。

Boule戒指＆Nla de Paradis戒指(Van Cleef＆Arpels梵克雅宝)

“隐密式镶嵌法”一直是众多女士为梵克雅宝神魂颠倒的重要理由之。这种只存在于顶级珠宝的神秘技术，将镶嵌的痕迹完全抹净，只留优雅妩媚的宝石独自绽放。深蓝色的Boule戒指便是首屈指的代表之作，典雅的深海蓝，光滑而优美的弧线打动芳心。日前，特别为情人节推出的Nla de Paradis以缠绕的蔓枝透露爱意缠绵。剔透美钻安守与曼妙漩涡中，诠释如梦似幻的浪漫情感。

You。re Mine钻石戒指＆复古黄钻戒指(FOREVERMAR K)

李存审戒子范文第5篇

一说起猪八戒的思想性格，人们会一下子想到他的贪吃贪睡。毫无疑问，贪吃念睡是一个缺点，为人不喜，然而对于猪八戒，人们不觉其厌，反觉可爱。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一个贪吃贪睡的猪，会让农民喜欢，因为它长膘，这会通过“通感”起作用，作用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因此人们才觉得猪八戒可爱。其实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往往为人所忽视的，那就是猪八戒的贪吃贪睡是与其一路勤奋挑担分不开的。猪八戒之贪吃，可说是他的一个“胎记”。一则由于他吃相之蠢，不论食物的好坏和软硬，都一个劲地吞，从来不嚼一嚼、品一品，俗谓“猪八戒吃人参果”便由此而来；二则由于他食肠如壑，饭量大得惊人，堪称天下第一，高太公要悔婚的原因之一，就是嫌他“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当了和尚，就更能吃了。譬如原著第九十六回“寇员外喜待高僧”，可说是将他的吃相描绘得淋漓尽致了。迎宾宴上：你看那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一往一来，真如流星赶月。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风卷残云。送行席上，只见那：长老在上举箸，念《揭斋经》。八戒慌了，拿过添饭来，一口一碗，又丢够有五六碗，把那馒头、卷儿、饼子、烧果，没好没歹的，满满笼了两袖，才跟师父起身。能填饱肚子，简直成了猪八戒的人生目标，可以说哪里能吃饱饭，哪里就是他的西天佛国。猪八戒如此能吃贪吃，原因何在？攒足力气，挑担降妖。猪八戒不管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比如用钉钯耙开荆棘岭和用嘴巴拱开千年稀柿衕。正因为猪八戒一路挑着行李而又长忍饥饿，所以能够吃顿饱饭也就成了他的最大人生享受了，哪里还去品什么滋味！

猪八戒之贪睡，也可说是他的一个“胎记”。他睡觉根本不择地方，大青石上、荆棘丛中、乱草堆里，都能睡得香。需要指明的是现实中的猪是吃饱了才睡，猪饿不但不睡，还是要叫个不停的。而猪八戒却不这样。睡对他来说，比吃还重要。平时他不说自己丑，孙悟空让他去化斋，他才渲染自己长喙大耳，不宜去抛头露面。甚至说什么“这西方路上，不识我是取经的和尚，只道是那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半壮不壮的健猪，伙上许多人，叉钯扫帚，把老猪围倒，拿家去宰了，腌着过年，这个却不就遭瘟了”，其目的无非是想多打个瞌睡而已。因而当他夜间睡觉的时候，纵然唐僧叫他，他也是要发火的。如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三藏惊醒慌得忙叫：“徒弟！徒弟！”猪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务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做甚？猪八戒的贪睡是他的懒惰吗？不是。因为在高老庄上，他曾是一个十分勤谨的人，曾替老丈人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试问，世间哪一种人感到能睡一会儿比吃饭还重要，以致腹中虽饥而倒下便入梦乡呢？是终日劳作、得不到应有休息的人！取经队伍中谁最辛苦？是猪八戒，他除了挑行李，还是孙悟空降妖除魔的主要帮手。猪八戒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作者不只写出了他思想性格显性的一面，更写出了他思想性格隐性的一面，他的贪吃贪睡是其显性特征，而其勤谨不怕脏不怕累是其隐性特征。并且这一显性特征是深深植根于其隐性特征之中，二者密不可分。换句话说，猪八戒的贪吃贪睡是和他的一路勤奋挑担分不开的。如果取消其挑担的资格，那么他的贪吃贪睡也就成了他的好吃懒做，与勤谨挑担就毫无联系了，从而也会使他的思想性格特点发生变化。

二、猪八戒不挑担违背人物塑造的审美原则

钱钟书先生说：“人具五欲，尤耽食色……《西游记》中猪八戒，‘食肠如壑’，‘色胆如天’，乃古来两说之综合，一身而二任者。”②这一论述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一旦把猪八戒视为一个“具五欲，耽食色”的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就会使得这一人物形象的美学价值成了“为芸芸众生写心”。吴承恩在《西游记》里，不仅写出了猪八戒从“母猪胎里”带来自然属性，更写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社会属性；不仅写了他贪吃贪睡的显性性格特征，而且写了他勤劳吃苦的隐性性格特征。基于此，如果说孙悟空的好促狭能争胜显露的是其作为市民阶层的特征，那么猪八戒所显露的恰恰是作为一般农民的特征：其思想性格显性一面表现的是一般农民的弱点，而隐性的一面表现的恰是一般农民的优点。也就是说，所谓的猪八戒形象为芸芸众生写心，是为一般农民写心，他的贪吃贪睡是作者以喜剧的形式满怀同情为终日劳作而忍饥挨饿、缺睡少眠的农民写心。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③如此评价《红楼梦》一书的价值，无疑是深刻的，但如果针对某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不尽然。关于文学史上的这一个问题，张锦池先生在《西游记考论》中曾进行了详细论析。认为：“这种打破，实始于《西游记》而成于《红楼梦》。从人物塑造来说，最为鲜明的，是体现在猪八戒这一形象上。”④

猪八戒的性格特点除了贪吃贪睡外，还有贪财贪色爱占小便宜爱耍小心眼，甚至一遇困难便生悔却之心等。这些性格特征同他的贪吃贪睡一样，也是其思想性格显性的一面，而其隐性的一面则是好献殷勤、憨厚直率、质朴纯真，并且在真正紧要关头还是能够坚定立场的。不错，贪食贪色确是猪八戒挥之不去的两种欲念，也正是这两种欲念，才使得猪八戒处于西行取经与回高老庄的矛盾之中。然而，在《西游记》中，猪八戒对两性关系是比较严肃的，对其两任妻子还是满怀感情的。对卵二姐姑且不论，对高翠兰，猪八戒以自己的勤劳让其“身上穿锦戴金，四时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高太公一次又一次请和尚道士“祛退”他，最后又请来了孙悟空，可猪八戒临行时对其不缺礼数，在西行路上，还对高翠兰常常思念不已。猪八戒虽一路上色心未泯，但始终没有破过色戒，这一点与《西游记》杂剧中在女儿国中偷偷和宫女不同。他的无论向菩萨变化的妇人求婚、变为鲇鱼精在蜘蛛精“那腿裆里乱钻”，还是对尸魔变化的妙龄女子“动了凡心”，都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种本能和意念，带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表现的是猪八戒的憨直与率真。诚然，每次遇到重大困难，猪八戒就嚷嚷要散伙，但这始终表现的也是一种意念，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随口说说而已，实际上其取经意志还是颇为坚定的。譬如，唐僧因总不听人说，又被圣婴大王劫去，孙悟空说了句心灰意懒的话“：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猪八戒马上接口说：“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得到！”这时，以能团结取经队伍为己任且矢志西行的沙和尚劝勉孙悟空道：“这会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于是孙悟空问猪八戒道“：八戒，你端的要怎的处？”猪八戒说“：我才自失口乱说了几句，其实也不该散。哥哥，没及奈何，还信沙弟之言，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于此，猪八戒的性格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