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范文第1篇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们的子弟是世袭的，生下来就有官儿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样从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是正，执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换句话说，一旦政治领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岂不绝望？这话是一个老人家对年轻人的期许，但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很大压力。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贷'就算有奖觉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什么意思？因为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才沦为强盗。反之，如果执政者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会有廉耻之心，自重自爱。孔子这话说得非常坦直，甚至有点夸张，目的是让执政者早些觉悟。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残酷了。美国一位政治学者说，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残酷。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要把坏人杀掉，但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是社会环境、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人走上邪路的。换句话说，坏人是从平常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为好人的，不能把人简单地进行二分法。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种趋势的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无道或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种趋势，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明明有严刑峻法，却还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教化失败，而这正是执政者的责任。

但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以为只要把违法乱纪的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杀人好像就是一句话，随便就能消灭一个人。事实上，春秋战国一路下来，战争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钱了，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他说您来负责政治，何必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就跟着您去行善了，这叫做“风动草偃”，执政者的行为表现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表现则像“草”一般；风吹向东，草就倒向东，毋宁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就会变本加厉地提供，以博取领导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

上行下效范文第2篇

关键词：股票股利 经营绩效 因子分析

一、 引言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大盘持续低迷，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行情波动呈单边疯狂下跌的逐级下降过程。2009年，我国股市开始回升，各大综指涨幅迅速提升。而上市公司为挽回股民的投资积极性也实时的制定了适合自身的分红政策。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现金股利还是股票股利，经历了金融风暴洗礼后的上市公司实体的经营状况让投资者望而观止。对于理性投资者，投资回报的获得要靠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上涨与期末公司对股东的利润分配。因此，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可以作为公司管理者制定经营策略和资本运作的现实参考，同时也可作为投资者评价股票内在价值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特征

1、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数量较少。总体上，我国派发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其中以2004年的派现比例最高，达到66.67%，但与西方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低派现率直接影响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2、不分配利润现象普遍。股利的获取本应是投资者高投入、高风险投资的必然回报，但通过相关资料分析，上市公司“暂不分配利润”的情况经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料显示，自2000年以来，上市后从未进行过现金分配的上市公司达到220家，而其中有67家公司从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据世华财讯统计，沪深两市共1626家上市公司中仅有35家公司拟实施2009年度中期分红。

3、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我国上市公司不注重投资者的利益，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远见，目的不明确且具有随意性。据统计，1996-2000年间，连续四年分配红利的公司仅为上市公司总数的4.5%，派现数额在各年度间的分配也很不均衡，有的年度偏高，有的年度甚至不分配。

三、本文的研究视角

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是主流（马军伟，2009）和（Asvanunt, 2007）。公司是否分配股利、选择什么样的股利政策跟公司的规模、经营业绩、每股净资产等有关。相关文献在研究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同时涉入了过多的假设，早期MM理论的完善资本市场假设下的“股利无相关假说”；“手中之鸟”理论的股东偏好高的股利支付率假说； 税差理论是建立在股东偏好较低的股利支付率的假设基础之上；当事人效应理论则假设不同的股票持有人或当事人对股利政策有不同的偏好。以至于当今国内的硕博士论文，其在对股利政策的研究中都加入了一定的假设，如股利政策与企业的价值无关的理想市场、股利信息内涵假说、每股收益与股利存在相关关系等等，在进行实证研究前已经构造了相关的理想状态，导致研究结论独立于市场的现实因素之外。

国外学者对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2008）。但与国外的股利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相比，我国的股利政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就要求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股利政策研究这片领域中。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是股利政策的重要形式。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现金股利分配形式，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呈现的一大新特征,相关的文献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股票股利进行研究的文献却偏少。本文以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净资产收益率高的公司其效益不一定就好，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潜在价值，评估其经营绩效，从而利于公司经营管理者制定适合的股利政策，也为投资者谨慎投资作参考。

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是含有多变量的解释模型。而现有文献通常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来进行拟合，或用主成分分析通过线性组合将原变量综合成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变量。在多变量分析中，某些变量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使变量之间有关联的原因，对那些不能直接观测到、但又影响可观测变量变化的公共因子，我们都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就是寻找这些公共因子,用较少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公共因子的模型分析方法，它是在主成分的基础上构筑若干意义较为明确的公因子，以它们为框架分解原变量，以此考察原变量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上市公司样本及指标选取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9年下半年最新公告（2009年7月-11月）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其中沪市11家，深市6家，样本的选取原则如下：

(1)上市公司发行的流通股由于交易市场的分割，分为A股、B股、H股等，B股和H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而A股的财务报告是按照国内的《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由于在选用会计准则上的差异以及不同市场环境的差异，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选择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2)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会计处理与一般行业有区别，其可比性较小，因此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3) 剔除ST上市公司、净资产为负的公司以及净利润为负的公司。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企业盈利需要首先弥补亏损，然后才能用于分配。而西方发达国家，亏损企业也可以举债实施分配。因此，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时需要剔除那些不具备分配能力的公司。

（4）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分红的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公司以转增股本来吸引投资者，而沪深交易所也将其列入分红项目一栏。由于转增股本并没有改变股东的权益，但却增加了股本的规模，客观结果与送股相似。因此本文在选取样本中，将发生了转增股本与送股行为的公司同属于股票股利。

（二）指标选取

在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分析指标的最初选择上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该指标在以前的研究中出现的频率；二是指标要与所研究的问题的潜在相关性。在遵循此原则的基础上，另外还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

1、全面性，要求所选指标能反映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偿债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等各方面的数据。

2、有效性，，要求选择那些能够对上市公司有指示作用的重要经营指标。

3、可操作性，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数据。

通过综合分析样本公司，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成长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现金流量共18个指标来综合反映2009年度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选取的指标体系如下表：

五、股票股利下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因子分析模型

（一）数据预处理

（1）行业之间不可比因素影响的剔除

通过上节的分析，我们选取了发放了股票股利的17个公司的18项观察指标。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绩效分析之前，不同行业之间，有些因素有可比性，有些因素存在不可比性，因此需要剔除行业之间的不可比因素对指标值的影响。

假定n个被评价对象检查p项指标，所得原始数据矩阵为（xij）n×p，xij表示第j项指标在第i个被评价对象上的观察值。

假定第j项指标是受到行业不同可比因素影响的指标，其行业适度值为k（这里我们取各行业的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那么可以用以下公式剔除行业因素对指标值的影响：x′ij=xij-k，i=1，2…，n；j=1，2，…，p，通过上面公式可以剔除行业不可比因素的影响。

（2）极端值的控制

不同的公司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这就有可能造成某些指标出现极端值，影响对公司进行综合评价。由于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这里我们认为公司经营绩效分析指标X服从正态分布，即X~（μ，σ2）。我们采用3σ界限进行控制，上限定为μ+3σ，下限定为μ-3σ，这里μ为均值，σ为标准差。

（3）指标的同趋化处理

该分析指标体系所采用的18项指标有正向指标和适度指标两种，适度指标有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其余15项皆为正向指标。在分析之前，适度指标应先转换成正向指标，适度指标按式 进行变换，通过上述变换得到的x′ij是原始数据 xij的无量纲化，为了书写方便，本文将处理后的数据仍然记为（xij）n×p。

(二)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分析

（1）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变量间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不同。进行如下转换:

, i=1,2,…,n;k=1,2,…，p.

为样本均值，sk为样本标准差, ,将数据无量纲化，将数据控制在（μ-3σ，μ+3σ）内。

（2）求出无量纲化的17个上市公司18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R，再求相关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用雅可比（Jacobi）求出R的18个特征根λ1≥λ2…≥λ18≥0；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7个因子的特征值共占去方差的 92.37%，基于过程内取特征值大于1规则，被放弃的其他11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仅占不到8%，因此说明前7个因子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因此可以得到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的预测函数为：

=0.25F1+0.22F2+0.15F3+0.12F4+0.08F5+0.07F6+0.04F7

（3）因子载荷矩阵变换，解释公共因子含义

从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初始的因子负荷矩阵在原变量上的载荷值都相差不大，故不容易解释它们的含义，因此须进一步因子旋转以便更好的了解它们的含义，经过方差极大化正交旋转，得到因子载荷矩阵方差为0.53117。

旋转后的因子系数已经明显向两极分化，有了更鲜明的实际意义。选取因子负荷量大于0.7的因子，F1系数绝对值大的由x11、x12、x13确定,这3个指标反映股本扩张能力； F2主要由x16、x17、x18确定，这3个指标反映公司的成长能力； F3主要由x8、x9、x10确定，这3个指标反映公司的资本营运能力；F4主要由x6、x7确定，该两个指标是偿债能力中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F5主要由x5确定，该指标是公司偿债能力中的资产负债率；F6主要由x14确定，该指标反映现金流量；F7主要由x1确定，该指标反映公司盈利能力。

（4）样本公共因子得分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的逆矩阵；将公共因子表示成18个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即用 来表示各样本的公共因子得分。

由最小二乘估计得Thomson因子得分的估计公式为， 式中AT为因子载荷矩阵的转置，R-1为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R的逆矩阵。运用上式来估计出上市公司的因子得分。

(5) 由因子计算综合评分值，得总因子得分估计值

= (0.253F1+0.223F2+0.146F3 +0.117F4+0.079F5+ 0.065F6+0.0396F7)/ 92.369%

最后根据估分值来对被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和比较,以值的大小来评价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F1-F7为样本指标公共因子， 为样本公司经营绩效因子总得分，保留2位小数

六、结论

根据上表的分析，2009年第三季度发放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A股中，经营绩效排在第一、二位的是沃华医药与拓邦电子，通过对比公共因子发现，这两家公司的股本扩张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指标比其他公司高，而2009年是全国防治甲型H1N1病毒的攻坚年，医药股大幅提升，市场前景看好。排名第16位的同样是医药股份，但由于其股本扩张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指标皆低于2009年第三季度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在偿债能力指标中，F4与F5却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评分起着不同的影响，F4（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的积分权重比F5（资产负债率）的积分高，因为F5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2009年2月18日，电子信息产业成为第六项获批的振兴规划，国家实行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确保电子信息产业稳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电子信息产业股份虽有滑落的阶段，但仍保持着上升趋势，因而拓邦电子股份相对于其他股份来看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

从因子分析法的结果可知，2009年第三季度发放了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A股的股本扩张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公司的现金含量等指标对绩效分析的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可综合考虑这些指标作为参考依据。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用因子分析法来实现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分析，没有直接对指标采用权重，所得的权数是伴随数学变换自动生成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合理性，消除了评价指标间相关关系的影响，因而减少了指标选择的工作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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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研究[A].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1.

上行下效范文第3篇

【摘要】目的：探讨腹腔镜下宫颈套扎子宫动脉上行支与电凝切断子宫动脉上行支在子宫次全切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比较腹腔镜下次全子宫切除套扎组60例与电凝切断组60例患者的术中、术后情况。结果：套扎组与电凝切断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112.6±12.1)min、(79.4±14.6)min；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关键词】腹腔镜；子宫次全切除术；宫颈套扎；电凝切断

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近年发展迅速，其中腹腔镜子宫次全切除术(LSH)以其安全、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出院早、术后生活质量高等诸多优点越来越受到广大妇科医师及患者的欢迎。我院2000~2007年间共行腹腔镜次全子宫切除200余例，开始使用的方法为宫颈套扎子宫动脉上行支切除宫体，自2004年始进行技术改进，采用电凝切断子宫动脉上行支+宫颈残端缝合的方法。现将同期2种方法腹腔镜下子宫次全切术12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4年1月~2007年12月，我院共收治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子宫腺肌病合并肌瘤、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共120例，行宫颈套扎子宫动脉上行支次全切除60例，行电凝切断子宫动脉上行支+宫颈残端缝合术60例，两组患者均已婚已育。

1.1.1 宫颈套扎组患者年龄38~53岁，平均(42.15±4.46)岁。有腹部手术史12例(20.00%)，子宫如孕7~14w。其中术前诊断子宫肌瘤26例(43.33%)，子宫腺肌病20例(33.33%)，子宫腺肌病合并子宫肌瘤6例(10.00%)，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8例(13.33%)。

1.1.2 电凝切断组患者年龄35~53岁，平均(43.42±4.95)岁。有腹部手术史10例(16.67%)，子宫如孕7~14w。其中术前诊断子宫肌瘤28例(46.67%)，子宫腺肌病20例(33.33%)，子宫腺肌病合并子宫肌瘤5例(8.33%)，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7例(11.67%)。

1.1.3 病例选择标准：均有手术指征，术前行宫颈细胞学、阴道镜检查及分段诊刮术排除宫颈及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无全身性疾病所致的手术禁忌证。两组患者年龄、腹部手术史及组成比例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1。

1.2 手术方法：全部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术前禁食、禁水，留置导尿管，患者取膀胱截石头低臀高位。

1.2.1 宫颈套扎组：①常规脐孔部气腹针穿刺，注入CO2气体形成气腹，气腹压力为12~14mmHg，切开脐孔10mm进穿刺器，置镜，分别于左、右麦氏点扩大至12mm，从宫颈放置举宫器以利于手术操作。②超声刀靠近宫体处分次凝切圆韧带、输卵管峡部及卵巢固有韧带，剪开膀胱反折腹膜稍下推膀胱，继续凝切宫旁组织暴露子宫动、静脉。③1-0薇乔线自制套圈，经宫底放套圈结扎子宫峡部及子宫动脉上行支，助手取出举宫器后收紧套圈，可见子宫体缺血变色，再套扎一圈。④用子宫旋切器切除子宫体至套扎圈上1~1.5cm停止，残端再套扎两圈加固。⑤生理盐水冲洗盆腔，查无渗血，放气拔除穿刺器，分别缝合左、右麦氏点及脐孔。

1.2.2 电凝组：①、②步骤同上，③在宫颈峡部水平用双极电凝超声刀切断双侧子宫动、静脉，用超声刀在血管断端上方0.5cm呈楔形切下宫体。④1-0薇乔线间断缝合宫颈残端3、4针。⑤用子宫旋切器将切下宫体切成条状取出。⑥同上⑤。

1.3 统计学：采用成对t检验，用(x±s)表示，数据结果均采用计算机统计软件SPSS 13.0处理。

2 结果

2.1 术中情况：两组手术均在腹腔镜下完成，无一例转开腹部。套扎组与电凝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112.6±12.1)min、(79.4±14.6)min；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2.2 术后情况：两组患者术后自解小便时间分别为(12.0±2.4)h、(12.0±3.6)h，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1)；术后排气时间分别为(12.1±2.2)h、(10.6±1.8)ml，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1)；住院天数分别为(6.2±0.4)d、(6.1±0.8)d，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2。

3 结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次全子宫切除，它切除了病灶同时保留了宫骶韧带、主韧带等盆底支持组织及阴道完整性，被病人所接受。1989年Reich首次报道腹腔镜子宫切除术，目前已成为子宫切除的一种新手术模式，被医生和患者广泛接受[1]。对宫颈的去留问题，目前多主张较年轻(一般

总之，腹腔镜下子宫次全切除术具有切口美观、创伤小、病灶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本研究对一些方法进行改进，即电凝切断双侧子宫动脉上行支，楔形切除宫体，缝合宫颈残留等。该方法可减少手术并发症，而且术中出血减少，手术安全可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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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紫莉，张爱华，陈福光等.子宫切除宫颈去留的探讨[J].实用妇产科杂志，1999，1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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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径向SE-BCC；DEA；上市银行；投资价值

一、 引言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价值评价的研究方法很多，如张人骥、刘浩、胡晓斌运用剩余收益比率（RIR）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研究，杨学锋运用灰色评估模型对股票价值进行研究，赵旭则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研究，并证实了该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沿用了超效率DEA方法，但给出的模型假设条件和解决方法不同。赵旭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超效率模型，但由于受到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使得上市银行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uper Efficiency）DEA模型即SE-BCC模型更接近于实际，但SE-BCC模型与规模报酬不变的SE-CCR模型相比，有可能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本文提出非径向SE-BCC模型。该模型有两个优点：第一，允许决策单元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第二，该模型可以对样本银行进行全面排序。本文拟运用该模型对2008年的14家上市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算，以得出有投资价值的上市银行。

二、 非径向SE-BCC模型

1. DEA方法和BCC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其本质是要根据样本数据构建效率前沿，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有效。基于投入产出的DEA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类，前者是指在给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投入最小化，后者则是指在给定的投入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发展得到了在固定规模报酬（CRS）下的DEA模型，即CCR模型，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放松了CCR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的效率计算方法，即BCC模型。

模型（3）和（4）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可以摆脱投入产出按相同比例变化的限制；第二，将评估单元的测量值分解成投入效率和产出效率之后具有良好的解释特性。

模型（3）和（4）并不总是可行的，要进行效率的排序，需将两者结合起来，具体步骤步骤1：对于给定的决策单元DMU0，用模型（3）计算效率值。如果?籽*1?燮1，则?籽*1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并转到步骤3，否则，转到步骤2。步骤2：用模型（4）计算效率值，?籽*2就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步骤3：对下一决策单元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得到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最后，依据效率指数越大，决策单元越有效的原则进行排序。

三、 中国上市银行效率及投资价值的实证研究

1. 投入产出指标设置与样本数据。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把测度上市银行有效性的投入要素界定为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产出指标为营业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加权平均资产净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依据2008年数据，测算各样本银行的效率值。

2. 实证结果分析。考虑到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更接近现实，本文根据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模型SE-BCC和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模型，对样本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LINDO11.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样本上市公司的相对效率值，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根据BCC模型的结果，2008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11家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的，相应的效率值为1，而其余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是无效的，包括深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即传统的BCC模型只能将上市银行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类型，对于处于前沿面的11家银行的经营效率无法进行区分。再用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SE-BCC模型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超效率SE-BCC模型面临解不可行的问题。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非径向SE-BCC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原来在BCC模型下无效的银行仍是无效的，在非径向SE-BCC模型下有效的11家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的有效值要高于其他银行，也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中比较有投资价值的是依次为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本文运用非径向SE-BCC模型评价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及其投资价值的相对有效性，可以得到上市银行相对投资价值的高低。第二，对投资者而言，树立科学的效率投资理念相当重要。传统“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寻找股价低于内在价值的上市银行或者上市公司进行中长期投资，本文倡导所谓的“效率投资理念”，就是从公司内部投入产出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公司运行效率的高低变化作为股票投资决策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参考文献

1. 杨学锋，欧阳建新.股票价值的灰色评估模型及应用.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3）:37-39.

2. 张人骥，刘浩，胡晓斌.充分利用会计信息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RIR模型的建立与应用.财经研究，2002（7）:68-74.

3. 赵旭.基于超效率模型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价.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5）:71-76.

4. Andersen P， Petersen N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261-1264.

5. SEiford LM， Zhu J. Stability regions for maintaining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8，（108）:127-139.

上行下效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the western 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has passed through a logical proces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1970s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presented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terms of western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ts dilemma.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levels：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he publ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government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Www.133229.cOM“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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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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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