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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传说

远古的传说范文第1篇

那时候,做部落联盟首领的,有什么大事,都要找各部落首领一起商量。

尧年纪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

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位子很合适。”

尧严肃地说:“不行,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另一个叫讙兜(音huāu dōu)的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错。”

尧摇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

用这号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要大家推荐。到会的一致推荐舜。

尧点点头说:“哦!我也听到这个人挺好。你们能不能把他的事迹详细说说?”

大家便把舜的情况说开了: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音gǔsǒu,就是瞎老头儿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傲慢得没法说,瞽叟却很宠他。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所以,大家认为舜是个德行好的人。

尧听了挺高兴,决定先把舜考察一下。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那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和瞽叟一起用计,几次三番想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想把舜活活埋在里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

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他一进屋子,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您呀!”

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远古的传说范文第2篇

翻开《平远州志》(织金古称平远),织金古城可谓古建筑、山水各一半,名胜古迹多达70余处,据称甚于省城贵阳。其中名气大的就有“四庵”、“四寺”、“四阁”、“四祠”、“庙”、“三塔”、“十一桥”,且为清明所建,多是康乾盛世构筑。

实在地说,论古建筑历史的悠久、古建筑保存的完整,织金古镇难以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等古城媲美,但织金古镇的古建筑与山水组合构造之精之巧之美,使名镇别具魅力,自成特色。名镇山水之美,因了古建筑的点缀而升华;名镇古建筑的造型之美,因了山水的陪衬而灵动。

织金古建筑所依托的山与水,美在奇和秀,水景与空蒙的山色相映衬,让织金享有“泉城”、“小桂林”之美誉,令游人流连忘返。

如果说织金名镇古建筑精品迭出,需要有一个标志的话,那么财神庙便当之无愧了。财神庙雄踞城中,其建筑特色国内无双,有“说织金言必称财神庙,见财神庙便算到了织金城”之说。著名古建筑专家单士元感叹:“织金财神庙是特殊古建筑,在国内还没见过,只有日本大阪的天寿阁与此类似。”

日本天寿阁与织金财神庙,这两栋古建筑的关系未见考证,但日本古建筑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却是没有疑义的事实。

名镇古建筑之美,还美在她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你尽可能徘徊古建筑之间,咀嚼回味那些与古建筑相关相连的神话传奇、名人遗风、宗教玄思、诗词楹联……延伸和丰富你的审美时空。

织金名镇古建筑与山水的营构之美,实在如诗如画如音律。文明塔和财神庙四层四级,逐层逐级按比例向上收缩,依强弱节奏变化,仿佛一串串律动的音符;而鱼山造景以且住亭为低音,一波一折,于济赈亭形成高潮,不正是一曲曲“凝固的音乐”?

织金名镇古建筑诗画音乐的写意、哲理之美,也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时代的科学技术、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她更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这一超时代的千年主题与传统哲学。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的和谐,这是美的和谐。我们永远都会感动于这和谐,更应懂得珍惜和维护这和谐,用于追求和创造这和谐。

一位哲学家说:“没有古建筑的民族是寒碜、肤浅的民族,没有古建筑的城市是没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识读名镇古建筑,我们的感受何曾不如此!(作者系省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 责任编辑/岳 振)

远古的传说范文第3篇

对一个文明远古史的研究涉及这个文明的起源,这个文明的根。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但若问起“我中华之发祥地何在?”这个与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息息相关的问题,却言人人殊,淮阳宛丘说有之,天水成纪说有之,西部昆仑山说有之,更有干脆不再探究唯一源头,提出“中华文明多源说”者。在此乱局之中,个别地方政府趁机造势,斥巨资将自己包装成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上演了许多闹剧。造成这一系列乱象,自有地方本位主义的狭隘心理作祟,然而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中华远古史的研究理路存在相当程度的缺陷。

理路乃学术之血脉,血脉不通,则学术危矣!有鉴于此,我《国学》杂志经反复甄选,精心审校,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研究所华仁葵教授的这篇力作。在本文中,作者对远古史研究界存在的问题作了入木三分而又理性客观的剖析,并一一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说,这是一份对远古史研究学界卓有见地的诊断书。又如一剂猛药,祛除学界的沉疴。

学界以外的读者朋友读本文亦将获得石破天惊之震撼——因为在本文中,华教授并非仅仅提出自己的研究理路,还自觉而严肃地运用这一理路,有力地回答了这篇手记开头的问题——我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就在王屋山区昆仑(húnlún)丘!

当然,华教授的结论也属一家之言,但是,在如许严谨的理路下得出的一家之言,是绝对值得被关注、被探讨的。小小的手记无法将原文的魅力传达万一,那就闲言少叙,进入正文吧!

任一古老民族都有文明发祥地,为何我中华民族不知其所宗?任一文化皆有原创地,为何我中华文字、中华易道不知其本原、本义?《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一段记载给出了答案:“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意思是从颛顼起古事便不能记而只能记近事。为何“不能纪远”呢?文献记载:“轩辕战涿鹿,杀两暤、蚩尤而为帝”(西汉·桓宽《盐铁论·结和》)“上帝(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这两段记载反映的是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三场部落大战之后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梗概如下:

炎黄时代,炎帝、蚩尤、共工部落不服黄帝、颛顼,爆发了炎黄、蚩黄、共颛三场战争。占据天下之中王屋昆仑丘的黄帝、颛顼战胜各自对手后采取了三项强力措施以巩固统治:驱杀蚩尤、太皞、少皞部落后裔出昆仑丘;从颛顼起,禁止使用原太皞、蚩尤、少皞部落的龙、火、鸟(凤凰)图腾标志(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的起源》);“不能(不准)纪远”,即古史,“乃纪于近”,即黄帝、颛顼的史事。

以上三项强力政治措施是黄帝以前的中华远古历史、远古文化很少见诸《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正史的历史原因,也是中华初创文明及中华文明发祥地失落的直接原因。

不过,所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这一强制措施只限制了史官们追记黄帝之前的远古史,即只能限制官修正史,却限制不了广大民间对远古史、远古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故直到今天,虽然在中国正史中很难见到黄帝以前的远古帝王史,但在许多野史中却大量记录着从有巢、燧人,尤其从伏羲至炎黄、尧舜年间百有余代古帝王,自公元前六千多年至前两千多年的近四千年间始终都立都并归藏于王屋山区昆仑丘。

黄帝“驱杀蚩尤两皞部落后裔出昆仑”和“颛顼绝地天通”给中华远古史、远古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华远古史的失落是世界史上最重大的历史失落事件,也是导致当今文史界讹传中华民族多源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说、三千年说、两千年说等等的历史原因。

显然,“中华民族多源说”有悖逻辑,有悖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产生“多源说”这类逻辑悖谬,除远古文化失落太久外,我国文史界研究远古文史的思想路线存在某些误区也许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中华远古文化和对中华初创文明的正确认识,同时也误导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以下就中华远古史研究中十个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同时提出一些另类的研究理路,供国学研究者参考,诚请批评指正。

1、关于远古史研究之析理、考据、修文

研究、复原已失落的远古文化,通常必须一阐析义理,二据典考证,三修辞文章。析理、考据缺一不可,缺则无理无据。又若缺失先期之义理分析,则后期考证(包括考古挖掘)将盲无目的。当前的所谓“抢救性发掘”多属缺失前期义理分析而采取的被动措施,常常落在盗墓者之后,致使历史文物惨遭盗挖。国人不希望被动地“抢救性发掘”,而希望文物部门积极、主动地做好科学的前期义理分析,进而实施目标明确的考古挖掘。

限于时代局限性,我国早期修史,包括《尚书》《左传》《史记》等在内,通常仅有文章而缺析理且无考据,由此给后世识别记史之真伪留下诸多悬疑。这是许多失落了的文化至今难以寻找的原因之一。

按人类认知规律,应先据文献记录和历史传说认真分析所指事物、事件存在和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与机理过程,尔后方可有目的地作考证(包括考古挖掘),最后据分析、考证的结果修辞章。不应该不加分析地、盲目地乱挖乱掘,更不应该不加分析,不作考证便妄下结论。

例一,明中期有道士赵撝谦者,既没分析义理,又没作考证便在其《六书本义》中轻言传说于远古的太极图是“阴阳鱼式太极图”。赵撝谦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湮没了中华文明八千年的代表性文化——天地双龙太极图。

例二,同样,明中后期的王圻把先秦昆仑(Húnlún)丘与汉后昆仑(Kūnlún)山混为一山,仅凭意想便在其《三才图会》中编造龙首在昆仑山(藏疆青)的中国“三大干龙”,从而湮没了真正的昆仑(Húnlún)神龙。

例三,西汉易学家焦延寿没析义理,没作考证,仅凭“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便在其《焦氏易林》中提出“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二十字黄帝故里说。后世又据焦氏之说在新郑一带附会出“三爪金龙”“少典坟”“轩辕丘”“西泰山”“风后岭”“具茨山”“嫘祖洞”等等所谓“黄帝遗址、遗迹”。其实,就中无有一物为本真。

例四,有学者不做原理分析,便修文曰:“公元前7713年伏羲女娲迁居王屋山,乘弇兹梭罗天表,是年正月二十日(或二十三日)又恰值日全蚀、月全蚀同时发生,天地黑暗,万民皆惧,女娲认为是天道不满,于是登王屋山……设坛祭天,采……五色石‘布天’……同时颁布岁末5日补天历,……遂以女娲补天成功”的所谓“女娲补天新说”(《三皇五帝时代》),这明显是非科学的。

类似上述四例没析义理,没作考证便一言误天下者甚多。于是历主江宁、扬州等书院四十年的姚鼐先生便在《述庵文钞序》中提请做学问者曰:“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一当辨析义理,便能明了当年是“伏羲推演天地双龙太极图”;闻名古今中外的天中地中昆仑丘是龙的化身(原型);黄帝故里不在新郑;黄帝墓不在陕西桥山、河南灵宝、北京平谷。据古文字、古文献和地图遥感图像解读,并经现场考证,黄帝墓在王屋山区昆仑丘峤山轩辕台,至今黄帝墓、祭天宰牲池犹在,且古本《史记》所记为“黄帝崩,葬峤山”,而非“黄帝崩,葬桥山”;伏羲女娲再神圣,日全食、月全食也不会发生在同一天;龙与昆仑丘、太极图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2、远古文化中的神话与史实

远古时代,颛顼绝地天通,驱杀蚩尤、两皞后裔出昆仑,是中华远古史失落的直接原因。同时,其时无文字载体可以留世,远古文史多靠口耳相传留存于世,直至周代以后方有文人陆续将其记录成书,后世将其中大部分文史称做野史或民间传说。又因这些口耳相传的野史或民间传说很难验证其真实性,于是又把这些本是真实的文、史误当成或讹变为神话,或多以神话的形式表述。

因此说,所谓远古神话大多是远古文化、历史的神化,远古神话中包含着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今天的人们研究远古文、史,切忌不分是非、不做考证地把远古神话一概看成“传通神话”,而应善于透过“神话”发现真实的历史。

例一,昆仑丘,长期来人们都以为是虚构于古时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的神话、仙话世界。因此,深藏在昆仑丘的中华民族伟大文明被湮没了几千年之久。今天,国人可以自豪地说,昆仑丘是开创八千年中华文明的正宗源头。

例二,西王母,几千年来几乎成了中国神话中的代表人物。说她穴居昆仑,状如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实际上,西王母确有其人,即羲王之母亲。真实的羲王母后半生的确穴居昆仑丘圣王坪南门一带,因南门有一尊“豹尾虎齿状如人”或“身大类虎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的象形残岩,所以道界把“东向立昆仑南门人面虎身”的“开明兽”神化为穴居昆仑南门羲王母的化身。

又因昆仑丘位于天台山西北十多千米,所以颛顼“绝地天通”以后,道界又据方位、取谐音把“豹尾虎齿”的羲王母二次神化为西王母。西王母神话由此而来。

西王母神话是后世讹传“昆仑西北说”或“昆仑西亚说”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解读远古神话,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是多么重要。其实,中原的昆仑发音为“Húnlún”,而西亚巴比伦的所谓“昆仑”发音为“Khursag Kurkura”,明显是西汉以后(Kūnlún)的转音。

例三,以神龙为核心的龙、麟、凤、龟“四灵兽”,以前多被认为是古人虚拟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实际上,“四灵兽”是生活在昆仑丘一带的远古部落以昆仑神龙为核心的部落图腾的原型山体,是中华文明初创时期包括开创大道文化、风水文化在内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寄托。这些龙、麟、凤、龟原型山体至今仍屹立在王屋山区。

例四,“绝地天通”,本是真实发生在颛顼时代昆仑丘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从燧人氏、伏羲氏到连山氏、轩辕氏三千多年间的许多中华远古文化皆因“绝地天通”而遭湮没。直至今日,学界仍误以神话论处“绝地天通”,以致于今天在昆仑丘仍深埋着发生在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不为人知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如今,在昆仑丘仍存有被颛顼之孙重、黎拆毁的祭天台、宰牲池等“绝地天通”遗迹。

3、远古史研究必须重初、重原、重物

我国文史界通常把古代文化划分为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又称扩散文化)两类。毋庸置疑,原创文化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绝地天通”后,随着太皞、少皞、蚩尤部落后裔被迫逃离昆仑丘(又称宛丘),原创于远古时期昆仑丘的许多文化亦随之转移、扩散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面八方。

思乡之情促使这些远离昆仑丘的夷戎蛮狄部落民众在被迁徙地仿照昆仑丘(宛丘)形状堆筑“宛丘”,建祭祀伏羲、女娲的神庙,并一代代传颂原创于昆仑丘的如龙虎凤龟四灵兽、羲王母华虚氏、天中地中、龙身人首伏羲女娲、太极八卦、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等等有趣的故事。这些就称作转移文化。

尽管转移文化是原创文化的复制,但因原创地与被转移地之间在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所以今人若把被转移地误当成原创地并以被转移地的时空环境解读原创文化则必然导致误解误读。而实际上,这种“误当成”或“误解读”几乎充斥我国对远古文化认识的全部。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不知其发祥地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解读和认识原创于远古的文化呢?中国道家提出解读和认识原创文化的“三重”原则:重初、重原、重物。兹举数例:

例一,距今八千年前的伏羲决不可能葬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才开始有人类活动的淮阳。所谓淮阳伏羲陵、淮阳宛丘等只不过是“绝地天通”后东迁的太皞部落后裔中定居在淮阳的一支,因怀念其先皇先祖而追附追建的纪念性建筑物。这种后世所追建的建筑物和转借他地的地名不能作为“伏羲都陈,陈有宛丘,宛丘在淮阳”的直接证据。本初的宛丘不在淮阳,而在昆仑丘北部圣王坪。伏羲墓在圣王坪鼎湖北侧高台,后世称其谓伏羲台。墓,远古时称台。伏羲台周边还有帝尧、帝喾、帝丹朱、帝舜等群帝、众帝之台(《山海经·海内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

同样,追建于汉、晋、南北朝时的天水成纪城、女娲庙等也不能作为伏羲故里在天水的证据。本初伏羲故里也在昆仑丘西侧凤凰台北之鳌背山南坡岩洞岩龛式村落成己(成纪)。古时风、凤同音同字同义同源,所以伏羲因凤姓风。至今凤凰台北仍有伏羲、女娲及其母亲华虚氏居住过的洞穴式村落。

例二,天中地中,本是流传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原始宇宙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大概意思是,人们看到昆仑丘与北斗七星形同龙,古称北斗为天龙,昆仑为地龙;北斗天龙绕天极旋转永不落入地平线下,周天星河皆围绕其旋转,故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里是天之中,是天帝所居,昆仑是地中,是帝王所居。天中地中观念由此而来。故西周前,道界已封昆仑为中岳(《道经》)。

出于皇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汉宣帝封嵩山为中岳;唐明皇李隆基又竭力宣扬嵩山南告成为周公测景处,是天中地中。直到现在,国人仍误以为嵩山是“天地之中”,这明显是扭曲了天中地中观念产生的机理及其原始本义。其实西汉前,嵩山既不闻名也非中岳,且其根本不具备能被称为天中地中的天象地形。

伏羲王都、伏羲墓淮阳说和对天中地中观念的曲解,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原始文化的根基。可见,远古文史研究必须强调遵循重初、重原、重物原则,切忌混淆、颠倒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的主从关系。

4、首批象形文字蕴藏真实的远古信息

中国象形文字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虽然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墟中刻于甲骨上的象形文字,但首批象形文字必定原创于商代前不知多少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只因当时的文字载体很难留存至今,或尚未被人发现,人们才误以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首批象形文字的创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首批象形文字是在何时何地创造产生的?

《说文·叙》记:“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其中指事字和象形字为创字之初的独体字。形声字和会意字多为后期的组合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则纯属文字高度成熟后的产物。由上可见,首批象形文字必然是独体的象形、指事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字原象形”。

此外,由象形、指示而引申出“字原应时”,即文字的创生必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应。比如人类不会酿酒就造不出“酒”字,也造不出以酒祭天之壇的“壇”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字原应时”。按此便可据象形文字推知其时代特征。

于是“字原象形”、“字原应时”便成为创字、解字的两条准则。这也就是说首批象形文字的字形、字义必反映创字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创字时期的时代背景。因此,解析首批象形文字便可以认识中华民族远古文史。以下谨举“中华”、“太皞”、“昆仑”、“宛丘”、“王屋”等与昆仑丘、伏羲有关的例子证明中华首批象形文字必定原创于伏羲时代昆仑丘。并以此表明远古文史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探源一定要重初、重原、重物,不应人为设障封顶于“黄帝”和“苍颉造字”。

例一,中华。象形文字“中”( ),意为在天地之中、四方地域之中、部落联盟之中树立徽帜;“华”( ),意为在天地中央大花园中心高台以美丽下垂的花朵祭祀上天。中华,意为和美虔诚地生活在天地中央大花园里的部落。

昆仑丘是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天地之中——“昆仑,虚四方”(《山海经·海外南经》)。据考,昆仑丘是有巢、燧人、伏羲至炎黄、尧舜近四千年的远古,一年三期几十亿株鲜花缀满昆仑悬圃,美艳绝伦。从伏羲到黄帝三千年间昆仑丘始终是帝王祭天祈年的神圣道场,是百余代中华远古帝王的归藏圣地。可见,“中华”二字所需的创字环境与昆仑丘的时空背景完全相符。所以伏羲时代昆仑丘无疑是象形文字“中华”二字的原创地,中华民族亦由八千年前天中地中昆仑丘一路走来,直到永远。

“中华”并非“古代华夏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以其在四方之中因称之为中华。”(《汉语大词典·中华》)亦非“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在四夷之中,后世应称其为中华。”(《辞海》)更非“日华”“光华”“荣华”“日华”等等“三代”后的引申义、联想义。

例二,太皞。太,古文“ ”由“ ”简化而来。本义为洗浴、淅涧、淘洗,又引申为大、极;皞,左“白”( )为向神祖祷告,上“白”( )为进献神祖的白米粒,下“夲”( )为持禾向神祖进献新禾,上下拜祭祷告,祈求神祖保佑丰收、平安。皋,意在郊野水边高地持禾举行祭祀祷告活动;皞,会进献白米、新禾祷告神祖以保佑平安、丰收之意。太皞,即在广大、圣洁之水边高地以白米、新禾进献祭告神祖,祈告年丰平安的部落。

昆仑北部圣王坪,广大无边,位天地中;滂沱大雨经“三百六十个老龙洞”将圣王坪淅涧、淘洗得清净圣洁;伏羲后至尧舜近四千年间的“众帝”“群帝”(《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内北经》)年年在圣洁的昆仑北圣王坪水边高台手持新禾进献白米粒祭祀上天和圣帝伏羲,祷告神祖护佑天下子民。因此说天地之中昆仑圣王坪无疑是伏羲创建的太皞部落的中心,也是“太皞”二字的原创地。

由“太皞”二字的出处可以知道,太皞部落是极其虔诚而善良的部落,所以深受周边其他部落的敬仰与向往。“近者阅,远者来”,最终发展壮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前身——太皞部落联盟。

与昆仑丘、宛丘本乃一地双名一样,中华与太皞亦是伏羲所建部落联盟的双名。类似中国人多有乳名、大名,太皞近乎乳名而中华近乎大名。故当时多称之为太皞,其后多称之为中华。

例三,昆仑。因昆仑文化的过早失落,所以“昆”字的发音、义理、字形已经讹变。

据《康熙字典·昆》、《中华大词典·昆》和《辞海·昆》,“昆”有三音九义:昆(kūn),同也,后也,兄也,明也,群也,山也;昆(hún),通“浑”,部落名——昆仑,即浑伦;昆(hùn),混也,《太玄·昆》:“昆于黑,不知白。”

昆( ),出土甲骨文中未见此字,仅见于金文、篆文。“从日,从比,会太阳为天下人所共有之意”(《汉字源流字典·昆》)。析形是就篆文所作的解说,并非原始本字本义。“昆,通浑,通混”(《汉语大词典·昆》),本义为天地未开辟前的昆(混)然一体,昆(混、浑)昆沌沌。

据《先秦昆仑地望考》(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15期.2007)和《伏羲王都山西阳城昆仑丘考证》(山西文献77期.2001)研究,早在原始时期,昆仑丘已名扬天下,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包括伏羲在内的百余代古帝王都立都归藏于昆仑丘。故昆仑两字早在伏羲时代的昆仑丘已经创生,其字形、字构、字义、发音皆与昆仑丘自然环境相符。请看“昆”字初始本形( ),从日,从丘,会天地昆(混)一,混混沌沌。因混流之水发出(húnhún)声,故“昆”字发音“hún”。

仑,繁体侖,甲文( ),从亼,表聚集,从册,编竹简,会集合简牍编排次序之意。本义为编排完整,有次序条理,喻指天地开辟有次序条理。此“侖”之一解。

然简牍乃春秋时方有之,故此解并不能证明“侖”字原创于远古。于是又提出“侖”字远古解。

甲文“侖”( )与甲文“龠”( )形同义近,疑“龠”乃“侖”之本字。龠,象编管组成的排箫形,中有多孔,上有吹口。侖,或象琴瑟形,或象排箫形。故侖字本义为手拨琴瑟或口吹排箫,乐声和谐。喻指天地开辟,有次序条理,天瑞人和。

如上,“昆仑”当解读为“天地由混沌未分到天地剖分、伦理有序”。昆仑丘,是伏羲(、元始天尊的原型)“剖分天地、析理万物”的场所。

古书载,伏羲造琴瑟。琴瑟、笛箫是象形文字“侖”、“龠”、“和”等字的原型;远古时又传昆仑丘是神、人通天达地的天梯,是开天辟地后的中央天柱,人们顺“丨”(棍,天柱)可“若囱(管通)而上行,若棍(柱通)而下退”。可见,伏羲创制琴瑟、笛箫之时之地,开天之天柱昆仑丘无疑是“昆仑”二字的创生地。

例四,宛丘。《诗经·陈风》有注曰:“陈者,太皞宓羲之墟。”《左传》:“陈,太皞之墟也。”《尔雅·释丘》:“丘上有丘,为宛丘。陈有宛丘。”那么陈地宛丘在哪儿?这很简单,按图索骥地解读并对照宛丘二字的创字环境,就能找到真实的宛丘。

宛,从宀(房屋),从夕巳(表屈曲),会宫室回环盘曲。引申为凹入。《诗·陈风·宛丘》:“宛丘之上兮”。毛传:“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尔雅·释丘》:“丘上有丘,为宛丘。”

丘,甲骨文( ),像古人穴居的废窑包形。既表示废墟,又表示土山。《说文·丘》:“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帮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

归纳“宛”“丘”本义:

1)宫室回环盘曲;

2)四方高中央下;

3)丘上有丘;

4)似古人穴居废窑包;

5)非人为堆积的土山;

6)人居丘东南。

宛丘所有的标志性特征皆与昆仑丘相符:

1)昆仑丘北部的圣王坪内部系纵横交错、回环盘曲的喀斯特溶洞群。“昆仑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博物志·地理略》);

2)圣王坪是典型的四方高中央下的喀斯特陷落洼地;

3)昆仑丘为著名的“增(层)城九重”(《楚辞·天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三成(重、层)为昆仑丘”(《尔雅·释丘》);

4)昆仑丘周边及其顶面有数不清的古人穴居的废窑包,八千年前伏羲时代太皞部落先民都居住在圣王坪周边尤其东南的岩洞岩龛之内;

5)昆仑丘是一座高一千七百多米的非人为堆积的天然“土”山;

6)自古便传说“人居在昆仑南,逝葬在昆仑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说文·丘部》)。

上述“宛丘”所有重要的标志性特征皆与昆仑丘一致,而与“淮阳宛丘”丝毫不相符。所以说“宛丘”二字无疑原创于八千年前伏羲时代的昆仑丘,也表明昆仑丘就是伏羲王都宛丘。宛丘与昆仑丘乃一地双名。前文已讨论过,之所以把宛丘硬安到淮阳,只不过是一次历史误会,混淆、颠倒了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的关系。

例五,王屋。有称因“天台(坛)山山形如王者车盖,故名王屋”。这不确切,因创“王”“屋”二字时,王者尚无车盖。那么“王屋”二字到底于何时何地创生?

甲骨文“王”有两解:一解为下砍的大斧( ),象征权力,最高统治者。此解明显出自阶级社会之后,而非“王”字原创本义;二由孔子解为“一贯三为王”,并由董仲舒详释为“上横为天,下横为地,中横为人,而参通天地人者谓之王”。故《说文·王部》谓:“王,天下所归往也”。此解方为王之原始本义。“王”字充分体现出伏羲时代敬天勤民的时代特征。

中华先民以天中地中昆仑为能通天达地的天柱。《淮南子·墬形训》:“昆仑,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论衡·道虚》:“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古来皆谓唯于天柱昆仑方可“参通天地人者”,且道界称“百王先”伏羲于昆仑“王天下”百有余年(《遁甲开山图》),故象形文字“王”字无疑原创于伏羲时代的昆仑丘。

古文“屋”( ),象远古半地下穴居上面层草覆盖的顶部之形,下从至,会人所至止。原始时期既无后世屋宇又无后世车驾,可见,“屋”并非造字于后世之屋宇,更非造字于车盖,而是创字于远古穴居、龛居时代。

远古的传说范文第4篇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三、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曹禺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高潮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家》等。在我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四、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远古的传说范文第5篇

一、古诗教育从诵读开始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清代古文家曾国藩也曾说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由此可见,要想提高学生学习古诗的成效,诵读是第一步,只有先读,读出音韵,读出感情,读出自己感觉到的内涵,才会为下一步的古诗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做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中华民族的文化悠久而丰富,其中古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是文学皇冠上的宝贝,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民族文化的保存,诗歌首当其冲。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这些闪耀着光芒的名字,让多少古今文人雅士,莘莘学子仰慕;诗经、楚辞、唐诗……又被多少人吟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就是靠浩如烟海的古诗文传承下来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是否开展古诗文诵读,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中国文化继承问题。只有让学生深层次地了解古诗文,才能使学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灿烂。

二、古诗文诵读在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开展,能够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这充分说明了想象力的重要性。纵观古今,许多成熟的先进科学技术,其雏形都是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许多在原来看是天方夜谭的“幻想”,在现代都变成了现实。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科学技术要创新,都需要我们的人才具有良好的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学生想象和创新能力呢?我认为,不妨从古诗文教育开始。众所周知,要想学好古诗文就必须展开丰富想象的翅膀,否则是学不好古诗文的。如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之令人浮想联翩:茫茫大漠,无边无际,远处一柱孤烟直冲云霄;放眼远眺,苍天、黄云、归雁尽收眼底;日暮黄昏,黄河尽头,一轮落日之处,水天相接,一切显得苍茫而壮美。其意境之高远,让人感叹!又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真让人感慨万千。所以优美的诗歌,就如一剂启迪灵魂的良药,不断激发人们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思想和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实践证明,长期诵读古诗文的人,想象丰富,而丰富的想象力又必然推动其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在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大力倡导古诗文诵读有其广阔的文化背景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各国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了。在这种形势之下,不仅我们中国人积极地学习古诗文,国外也有许多人加入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大潮。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是许多外国人的梦想,因为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更好的了解中国。外国人都如此,那么,作为担负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青少年,还有什么理由不学习,不继承祖先创造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呢?所以,古诗文的发展不仅仅在国际上有广阔的前景,在国内会具有更加令人信心十足的明天。

纵观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文化不断积累,不断进步,不断总结,不断被继承和流传的过程。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以说,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古诗文诵读,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需要。

四、在学校素质教育中开展古诗文诵读符合中国少年儿童教育的需要

青少年时期正是记忆的黄金时期,因此,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古诗文诵读,开发学生的记忆力,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也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基于这种形势,我们的新教学大纲提出了“诵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能借助工具书理解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的具体要求。新教材中也适当增加了古诗文的数量。教材中所选古诗文多是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能体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能贯通先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内涵。由此可以看出,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古诗文诵读,已经具备了物质条件和依据,能使古诗文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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