绶溪公园范文第1篇

一、 墓葬形制

发现的2座明墓分别编号为2015CWM5和2015CWM6，均已遭较大程度的损坏。分别介绍如下：

1. M5

M5位于墓园中部靠后，地面封土已不存，地下墓室也已被打开破坏，仅残留有长方形的墓室外廓和部分墓前地坪。据称墓前原有太湖石材质的横碑，现亦不存（图二）。

墓室 方向324°。具体砌法为：先在地下挖出长方形墓穴，再用三合土掺加糯米浆汁（当地人称“生饭”）整体浇筑墓室的底面和四壁，其中东、西、北三面系紧贴墓穴壁浇筑，南面距墓穴壁则留有宽约1.6米左右的墓坑；然后在墓室底和四壁内侧用石板贴砌，中间亦用石板隔开为左、右双室；墓室内放置木棺，上盖石板，其上再用“生饭”整体浇筑出封土墓顶。

墓室内长约3.3米，深约1.6米，分左、右双室，其中左室内宽约1.2米，右室内宽约1.44米。室内填土中曾清理出大量红色的棺木漆皮。墓室外廓，即所谓“生饭”部分厚0.2～1.1米不等，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地面封土的残留部分，残高0.12米，土色红褐泛白，比较致密、细腻；下层即地下部分，红褐色土，颗粒较多，密度略低。墓室南侧坑内底层填土为分多层的黑色灰烬。

地坪 墓前地坪残存面积约70平方米，可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呈斜坡状，用碎石块铺地；南部为平地，用石板铺地。

北部地坪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5.4米。自墓室外廓中部开始铺，东、南、西三面边界清晰，呈北宽南窄状分布，并形成北高南低之势，似有护坡加固性质。清理时在石块层上发现有石条一列，残长约3.04米，其中两段石条正面有连续垂绶纹样浮雕。按其位置推断，可能为墓碑基座的下饰条。

南部地坪较为平整，略低于北部地坪。残留部分东西长约8.7米，南北宽约2米。清理时发现尚残存有两排铺地石板，为加工规整的方形石板。其中后排有两块方形石板尺寸相同，边长64厘米，厚12厘米，石板中心均有直径12厘米的圆孔，且两石板对称铺于墓室正前方，疑似为墓前牌坊的坊柱基础①。

2. M6

M6位于M5左前方6米外，保存状况较后者更差，其地面封土已不存，地下墓室也已被打开破坏，仅残留有长方形墓室外廓、部分挡墙和墓前地坪。据调查，M6顶部封土堆为圆形，封土直径约6.4米，其外侧原应有石条包砌（图三）。

墓室 方向329°。具体砌法为：先在地下挖出长方形墓穴，然后用三合土掺合少量糯米浆汁夯筑出墓室的底面和四壁；墓室顶部也用三合土掺合少量糯米浆汁筑成，其上覆土为封土堆，并于封土外侧用小石条包砌。墓室内部情况不详。

墓室内长约3.4、宽2.8、残深1.24米。墓室外廓厚约0.2米。清理时在墓室正前方距外廓50厘米处发现有石条一列，残长约2.66米，现存由三段石条组成，底部基础用小石块加固支撑。石条正面有连续垂绶纹样浮雕，按其位置推断，可能为墓碑基座的下饰条，由此亦可以判断封土堆正前方一侧应为直边。

挡墙 在墓室发现有挡墙痕迹，与封土相距约0.2米。挡墙系用规整条石砌筑，除内侧一面为毛面外，其他面均经过精细加工，外露一面呈弧形。

地坪 墓前地坪仅残留2.5平方米左右，铺地材质不明。地坪上仅发现上述一列三段雕花石条。

二、 出土遗物

M5、M6在上世纪中期均已被打开破坏并回填，根据调查口碑资料，M5内曾发现有官服、木质腰（箍）带、头发等遗物。此次发掘时在两墓墓室内均未见随葬遗物出土，仅在填土内清理出及墓葬周边采集到遗物若干，均使用采集品编号。

1. 石门：2件。基本完整。

采：1，高240、宽89、厚10厘米，已裂为两段（图四，1）。板门，四沿带勾边线，四角饰出冲线。其中一侧雕出上下门轴，另一侧中部有直径3厘米的圆孔，用来安装门环。

采：2，高193、宽61、厚10厘米，左上角残（图四，2）。板门，浅浮雕成三段扇门式样，上格设有桃形框，内饰如意造型。左侧有门轴，右侧中部有直径3厘米的圆孔，装有门环。

2. 铁门环：1套2件。原安装在采：2石门之上。

采：3，“Ω”形固环，尾端穿入门的圆孔中，长20.6、宽6.2、厚1.6 厘米（图四，3）。

采：4，“∞”形挂链，其中一环穿入固环内，长26、宽6.8、厚1.2厘米（图四，4）。

3. 仿木石构件：3件，均残。

采：5，残长72、宽43、厚21厘米，似为檐角部位（图版一）。

采：6，残长66、宽46、厚15厘米，似为檐角部位，反面亦有类似交叉枋结构（图版二、图版三）。

采：7，残长103、宽46、厚16厘米，似围墙脊檐，两段可拼接（图版四）。

4. 石兽残件：1件。

采：8，残长23、宽20、高12厘米，似为石兽尾部（图版五）。

5. 雕花石条：2列，共5件。

M5共2件（采：9；采：10），相连铺砌，垂绶花纹式样一致、下垂方向相反（图四，5、6）。

M6共3件（采：11；采：12；采：13），相连铺砌，垂绶花纹在墓前居中位置按左右对称，分别向两边下垂（图四，7、8、9）。

绶溪公园范文第2篇

家藏形成

近代常熟翁氏的兴起，始于翁心存(1791－1862年)。他自道光二年(1822年)考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任武英殿总纂，从此屡屡升迁：四次典乡试，三次任学政，两度入值上书房授读。道光十八年(1838年)，翁母张太夫人年已八十，上疏乞终养，照准回乡。此前五年(1833年)，他买了“彩衣堂”这所始建于明代的房子，修葺后请当时江苏巡抚陈銮题匾(1835年)，堂名取春秋时楚国老莱子彩衣娱亲的故事：年已七十的老莱子，常穿五色斑斓的衣服作婴儿戏，以博父母一笑。翁心存在这房子中侍奉母亲8年，直至老人家寿终。

翁心存，谥文端，家族中一概称他为文端公。可能是源于常熟这座文化古城的传统，文端公主要攻古籍收藏。清代中叶著名藏书家陈揆(嘉庆间人)的稽瑞楼所藏十之三四，最终都归由文端公收购。在书画方面，他并不致力收藏，但偶尔亦有优异的收获。让翁心存很得意的是，他在道光五年(1825年)作广东学政时，在衙署池水干涸后的泥中掘得碑石，除掉榕根、洗刷清理后，得到的居然是宋代米芾所书《药洲诗》五言诗全文及岁月――熙宁六年七月(1073.8)的刻文。这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收藏，但却是惊喜的发现，甚至高于收藏的意义!另一个例子是获得明末清初大画家陈洪绶的《三处士》卷，上有“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敬守”印，又有“常熟翁玉甫珍藏”印。

文端公有四子二女：长子翁同书，谥文勤，第二子早殇，第五是翁同爵，字玉甫，第六是翁同。翁心存的藏品，大半传给翁同书，再传给斌孙。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翁氏家族中最出名的人物，也是最主要的收藏家翁同。

翁同(文恭公)是成丰六年(1856年)年的状元，继父亲之职，当了同治的老师，同治死后，为光绪帝师。他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及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最后授协办大学士，从政共42年。其中有24年他都是光绪的老师，也是这个自幼便进宫的小皇帝最亲近的人之一。因此，他的学识和在政坛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金融、军事、教育、内政和外交上都相当有建树。

在这40余年间，翁同忙里偷闲，每周都要去琉璃厂转转，有时甚至是连着好几天都去。他曾开玩笑说自己在那里就像是小孩拿到了糖一般。那时的琉璃厂和现在一样，是古董、古籍和文物商店的聚集地。当时他就住在附近汉族官员的聚居区。通常一天的课在下午1:30结束(小皇帝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上课了)，在回家的路上，翁同就会在古董店驻足。一旦他发现了喜欢的东西，通常会让店家让他带回家细细看，同时他也经常临摹。时间一长，商人们便熟悉了他的喜好，有时直接把书画送去他家。出于对他帝师地位的尊重，许多古董商都请翁同稣为他们的古董行题写店名挂在门口。当时在琉璃厂，这样的匾额不下五块，昭示着店主和这位大收藏家的关系。

由于常常到厂肆里猎珍，加上有机会看到不少历代著名的碑帖、书法、绘画，翁同稣因而大大发展了文端、文勤两世的传承，修养成翁氏中范围最广、程度最高的鉴定家。翁氏有47年每天记日记，直至临终，他的日记除了记录了朝政风云，也翔实记录下他的慧眼独具。比如梁楷的《道君像》，在《日记》中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三日(1897.10.28)，他写道：“沪客持书画来售，有梁楷白描天尊，松雪画黄庭经合装卷子，陈老莲画水浒三十六人，皆精。”次日，“沪客管邵洪所携甚少，价甚高。细玩赵字，恐是摹本，有两三处墨痕不匀，究竟纤弱。”与此判断作强烈对比的是卷中明代大书法家王樨登(1535－1612年)的跋语：“赵荣禄(赵孟\)临黄庭经一卷，图之者梁楷……赵公此书，亦极力临摹，无丝发不似。盖鹅经(黄庭经)为右将军(王羲之)书第一，而此卷亦足称荣禄书第一。”其实，梁楷画题，与《黄庭经》毫无关系，所以翁同稣称之为“白描天尊”。虽然不见于《日记》，但大概就在当月，他就收购了这幅翁氏收藏中唯一的重要宋画，也是世上唯一的早年梁楷工笔白描真迹。他收藏的热情，终身不衰，而且屡有“奇缘”，例如宋本《集韵》，自怡亲王府流出，从前翁同书极力购求而不得，但到了同治四年二月十五日(1869.3.12)落入他手中。他非常得意的一件收获，是王掣的《长江万里图》长卷，《日记》上也有详细的记录：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875.5.1)在厂肆见到，因为要价过高未能购得；后来商人送来，越看越美，于是回到博古斋去讲价，他出三百，店里不卖。一共四天，此画留在他手中欣赏，可是在取走的时候，店里说非四百不可。四月二十三日(5.27)《日记》写：“重见长江图……目前一乐也!”他把预备买房子乔迁的钱换了王的名作了!所以在此卷木匣盖上他题诗一首：“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

除了在收藏鉴赏上卓越的能力，翁同也极具艺术方面的才力，精通书法。徐珂《清稗类钞》称“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乾嘉(乾隆、嘉庆)以后一人……论国朝(清)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他的画纯属“文人画”，颇受王原祁以至金农等的影响。

家藏精品

本次展览展出的书画共50件，其中精选古代书画41件，展示世藏之精美，另有翁氏前代手迹及有关文物9件，则反映其累世文化积淀之深厚。在41件古代书画中，时代自宋至清，虽然没有展现翁氏所藏全貌，但明以来大家的名目略备，精品迭出。

这次展出中最古、最重要的当属梁楷《道君像》卷。此卷中部主景画一人向道君跪拜，极力突出在祥云、霞光衬托下被仙官簇拥着的道君的威仪。两侧各画一组宫室和住宅，分别表现三组道教故事，有人间、地狱、道观诸相，有放生、施舍、行善者，有布道、授经、膜拜者，地狱中火池莲开，诸鬼惊服。从画幅上六道折痕分析，它原为经折装，是道教经卷前的扉画，清初吴其贞著录时称为《黄庭经神像》。经卷在宋代已由唐以前的卷子装改为经折装，佛经传世尚多，道经很少，手写本及手绘扉画则此为仅见之品，弥足珍重。此图笔法细劲，人物、山水、屋木均精，反映出南宋中期工笔画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它曾得到谢稚柳先生的激赏，特撰 《论梁楷黄庭经神像图卷》一文，据画史所载梁楷师承贾师古，贾氏又学李公麟的记载，考订此图延续李公麟的传统，应为梁楷真迹。左下有梁楷款字。曾经明代安国及清初笪重光等收藏。张丑《真迹日录》三集及吴其贞《书画记》卷三著录。

在展出的明代绘画中有大量吴门名家之作，仅沈周就有两件。其中《苏台纪胜》册画法苍劲，诗书老横。沈周一生绝少远游，游迹几乎只在江浙一带，而纪游的画作却很多。此册从其诗题看来，当是先有纪游诗，而后才以画配诗，足成此册的。画的都是太湖流域景色，平冈浅屿，水天空阔，用笔劲硬，墨含苍润，从画风及所用“白石翁”印来看，已是60岁以后所作。本人未书上款，但从册后吴宽跋看来，极有可能是为友人杨一清而作。一清丹徒人，祖籍云南安宁，故吴宽有“大理杨公”之称。此册明末清初时为杨一清之同里丹徒张孝思所得。乾隆至道光年间曾经王芑孙、曾燠、秦恩复等鉴藏，之后即归翁氏而保存至今，是流传有绪的沈氏佳作。

较罕见的还有周臣《咏雪图卷》。此卷为吴宽自书咏雪诗，周臣补画。吴宽用笔俨重而别具流动洒脱之趣，用墨浓黑而有精气跃出。王鏊称其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轼)而多所自得。”甚是。上款玉汝，应为成化十四年进士陈W。W字玉汝，号成斋，与吴宽同时同里并同朝为官。卷后有同乡周臣《咏雪图》，写山庄冒雪中有人对客摊卷吟咏，庄外乔木环匝，冻溪屈曲。周臣是唐寅、仇英师承所自，画学刘松年，多绢本巨制，而此咏雪图为纸本水墨，笔法疏秀，雅近文人画，在南宋人外另参李郭及元人笔意，为周臣画中之变体，而实开唐六如一派法门，的系佳作。

在晚明名家中，吴彬、蓝瑛、杨文骢、陈洪绶均有佳品。陈洪绶作品为翁氏重点收藏，精品甚多，此次展出虽非全貌，然《三处士图卷》《东坡佛印图轴》为其藏品中上驷。《三处士卷》在翁氏已流传六代，乃陈洪绶为其晚辈友人姜廷斡赴扬州的赠别之作。写梅、菊、水仙，皆凌寒傲霜、孤高清绝之品。藉以自况，亦比友人。故后跋有“画此三处士，与君相绸缪”之句。水仙以尖笔劲勾轻染，画法出自赵子固；梅菊稍朴茂，折中陈道复、周服卿，更益以装饰趣味。而高古倔强的气息，则越诸家之上了。

展出的清代作品亦称大观，清初的四王吴恽、四僧八怪大都有代表作品。在四王中有王鉴、王、恽寿平三画册和王原祁《杜甫诗意轴》《富春山图卷》等。其中极为难得的是王原祁的《杜甫诗意轴》，它是王原祁应一位得到康熙帝所书“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合香”十四字巨轴的友人之请而作，为长达321厘米的绢本设色大轴，此图近处写长松积翠，菡萏初绽，板桥通幽，矮屋面水；隔岸冈峦迭起，层岭逶迤，岭上崇楼杰阁与谷底村舍相遥望，山中飞湍急泻，烟云涌动。雨后远峰如洗，千嶂犹湿。景物繁密，气势开阔，为罕见巨构。自题仿高克恭、赵孟颊笔法，“经营盘礴，两月始成”，是他61岁的作品。王世襄先生曾特撰《麓台五绝》一文以赞之，称就其尺寸、设色、丘壑布置、笔墨及参用高、赵二家法等五方面而言，堪称五绝。

恽寿平《东园墨戏册》十开，也属简笔小景，末幅自题“或规模古制，亦间出新意……非得象外之赏者未足与观此画也”。画作于甲辰，时年32岁。恽传世之作中晚年较多，此二册自题均隐寓自赏之意，是二人中、青年时得意之作，反映他们当时的艺术取向。此册或仿宋元各家，或写江南小景，类皆逸笔草草，率性而为，自有一种清新鲜灵之气。其后翁同稣题日：“新作书堂，秋夜篝灯观此画，因以苦茗一杯酹之。明日纷纷，吾亦俗客矣。未足与观此画也。”其见重若此。

清中期的扬州八怪中，金农、罗聘师徒均有作品。其中金农《龙梭妙墨册》纸墨如新，为71岁力作；罗聘《东坡游迹》册是应翁方纲之请而作，有翁氏自题及张埙、叶观国题，尚是原装裱，均极可贵。

在书法方面，除与画相配的吴宽咏雪诗卷、沈周、文彭、陈淳、恽寿平题画诗诸件外，《文徵明家书卷》《董其昌书千字文卷》《朱耷法书册》均为难得精品。文徵明家书计九通，作于嘉靖二年春夏之间。时文徵明因荐授翰林院待诏。札中时时流露出他对京居及做官的不适，连被普通人羡慕的“应酬诗文无虚日”，也觉得“心绪不佳”。因此，他“思家甚切”，不久即上疏乞归。三年后，便挂冠回乡了。因为是家书，故信笔而为，书写自然，不求工而功力自见，神气内敛。是研究其生平、思想及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家藏流传

整个展览中还有不少佳品。然而，此展给人带来的震撼绝不止于作品本身，还在于它是一个重要文化世家日积月累的收藏，是在160余年间精心护持所取得的文化遗产保存的杰出成果，委实可敬可佩。

翁同稣无子女，从五兄弟同爵处过继曾翰，曾翰有二子，名安孙及椿孙，但文恭公最爱的是他的侄孙斌孙(1860－1923年)。他是文勤公的长房长孙，非常聪慧。直至1923年去世之前，他守藏翁同书的遗书，同时也得到翁同稣的赐予，是翁氏收藏的重要一环。斌孙的第二子之廉，因为安孙无嗣，过继到了翁同的一支。翁万戈先生本属于翁同书一支，于1919年被过继给无嗣的之廉夫妇，也因此成了翁同稣家藏的继承人。

翁万戈先生的生父翁之熹，保存了文端公到斌孙公的古籍书画收藏。他在1951年11月，把古籍的大半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那一年的5月中，他手抄了自己多年来编的《常熟翁氏藏书记》十册，包括他增添的少数日文及西文书。这稿本经“”抄走后发还时，缺了第六册，但由于之熹公的明智决定，这一批珍藏，包括文端公知止斋的诗文稿，翁同稣的瓶庐丛稿等等，都避免浩劫，得以完善保存。

翁之廉在去世之前，早已同强夫人在天津英租界翁之熹的住宅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居住及存放家藏古籍及书画碑帖的精华。翁万戈过继时不足半岁，懵懂无知，常熟彩衣堂、墓地、丙舍及一切文物虽然归他名下，实际上全靠强氏母亲及本生父母协助保管，一直到30年后。

1948年，为躲避日寇战火被迫留美完成学业的翁万戈先生回到国内，此时距他离开已有10年。他这次才初次看到在天津的文物遗产。那时日寇虽已销声敛迹，而国共内战正达到顶峰阶段，因此他决定将天津藏品运到上海，又碰到了通货超级膨胀，经济崩溃，不得已在11月17日乘美国西北航空最后一班机与故国离别。事先把文物装箱海运，找最可靠的公司，怀着深沉的忧虑。幸而天遂人愿，1949年春，一切文物安抵纽约，翁万戈便开始了他“守藏”的任务，实质上做了这一部分翁氏六世收藏的传人。

翁万戈先生称自己为“守藏吏”，但他也收藏，只是他开始收藏时，中国书画市场价码已高，翁先生感叹“时机不好”。因此他不愿与人在市场上竞争，只愿意慧眼独到地收。他的几幅得意之作，一是在香港买到金农画的屏，好多藏家看过都不敢收，他最终收进，日本东京大学著名中国美术史学家铃木敬先生看过后，认为是他所见 最好的金农作品。还有一件得意收藏的就是文徵明的字。当时在美国拍卖的时候没人敢买，因为是黄庭坚体的大字，多数人认为是假的，而翁先生由于熟悉文徵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最终以2000美金买下。

翁氏六代收藏，富于文化意义，历经整个中国近代史，直到今日，长达近170年而未已。而且，其间屡逢动乱，这批文物仍然大体上得以传诸后世。这一中国私人收藏史上的纪录，是怎样达到的?

翁万戈先生认为最主要的是“家教”。翁万戈4岁时，本生祖父翁斌孙让他随兄长入私塾读书，诵记经史，学作诗文，至今能成段地背诵多种儒道经典和诗文名篇。13岁才入新式中学读书。但他的祖父又很开通：他在山西时，与当地的英国教士交友，入了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结果也精通英文及了解西方文化。翁万戈兄弟三人的启蒙英文，是由他亲授的。他的书法及山水画有相当的程度；且不断地指点及鼓励孙辈，允许他们用他的现代精印书画册作模仿，及在他上班时占有他的书房画室。他们的母亲胡樨龄(1894～1972年)在天津发大水时，指挥家人及亲自抢救古籍文物。至于文恭公这支的守护工作，要仗着翁万戈的过继母亲强夫人：从维修彩衣堂、祖墓、丙舍到保管天津租房里的藏品，都认作一生最重要的职责，移交到翁先生手中为止。

翁先生还认为在家教中非常突出的一项：就是世代相传的历史感。正是因为这样的家教和祖先传下的教训，翁万戈旅美几十载，始终在为在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奔走、奋斗。虽然他在美国普渡大学拿的是工程学的学士和硕士，但他很快便“弃工从文”，从上世纪40年代初起，翁先生就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数十年来，翁先生参与拍摄和独立制作了数十部关于中国文化的教育片和纪录片，其中《中国佛教》一片(1972年)曾在1973年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曾对中美文化起过积极推进作用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遇到濒临关闭的危机。翁先生上任后，力主发展和大陆的交流。在翁先生的推荐邀请下，大陆著名学者傅熹年先生访美并在华美协进社画廊举办中国古建筑展览，翁先生本人还和王世襄先生联手筹办中国竹雕展。翁先生任领导期间，华美协进社举办了一系列规模不大但很有特点的中国文化艺术展览，如中国古代善本书展、宜兴紫砂壶展等。而这些展览的目录，也成为了关于这些艺术的最重要的英文著作。翁先生担任领导八年，华美协进社不但渡过了财政危机，而且成功地转入了新的发展方向。赠以启功书“照古胜今”匾，并放映狄氏所藏中国书画名迹照片，翁氏之英文讲词有名女演员卡莱尔(Kitty carlisle Hart)诵读。此为当日摄影，自左至右：翁氏、狄氏、卡莱尔及华美协进社董事长侯格(Robert Hogue)。(约1983年)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翁先生有多种中英文著作。其中包括《中国园林》《中国书画》《陈洪绶博古牌研究》《中国的竹雕艺术》(与王世襄先生合作)。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杨伯达先生合作的《故宫博物院》(1982年出版)一书，是全面介绍北京故宫的建筑与收藏最重要的英文著作，被许多大学用作教材。1998年8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洪绶》，是翁先生的学术力作。全书共三卷(三大册)，对陈洪绶的生平、绘画、书法、诗文、陈氏书画的鉴定、艺术影响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细致的论述。著名的陈洪绶专家黄涌泉称赞翁先生“在研究陈洪绶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开拓性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书在出版同年获中国图书奖。鉴于翁先生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母校普渡大学于1997年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其实在完成了成功的电影人生涯后，翁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和老伴把家和藏品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小屋建在一个树木茂盛的山坡上，有一条小溪蜿蜒而过。这条溪的中文名字是莱溪。“莱”取自于娱亲老莱子之“莱”，正应了常熟老宅的名字。莱溪居，包括家和工作室，是翁万戈亲自设计的。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居所中，翁先生并没有停止工作，上面提到的写书、办展等等都是他在“隐居”之后完成的。而如今已九十高龄的翁先生仍笔耕不断，他给自己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仍有几本书要完成，其中包括对翁同稣日记重新影印翻译出版。

翁万戈先生还以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慷慨热情而著称，与他们分享展观书画之乐。1985年，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杨伯达四位先生赴美参加研讨会，顺访莱溪居，纽约的王季迁及黄君实两位也一齐光临。根据把文人雅集以画的形式纪念下来的传统，翁万戈绘制了《莱溪雅集图》。而在2007年在波士顿举办的翁氏书画藏品展上，翁先生也把私人收藏者愿公开精品名画众乐乐的社会意义看作展览三个最重要的层面之一。

绶溪公园范文第3篇

仇珠，江苏太仓人，号杜陵内史，生活于明代中叶，自幼观仇英作画，渐通笔墨之道，尤擅仕女道释。

一、仇珠生卒年考证

《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记载仇珠为嘉靖时人，其生平少见记载，作晶多不纪年，考证颇难。仇珠生年可通过仇英生平推断，仇珠是仇英，出生之前至少已有两兄一姊。仇珠有跟随父亲学画、旅居项元汴家，接受父亲指导的经历。仇英在嘉靖三十九年去世，故仇珠不会太晚出生，这就排除了仇珠出生在嘉靖十年之后的可能性。故推测仇珠在仇英30岁左右时出生，应为正德末年或嘉靖初年，她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嘉靖年间。

根据仇珠和时人交往的状况分析，仇珠曾和王世贞(1526年－1590年)、屠隆(1541年－1805年)等人合作，王世贞曾为仇珠的《观音人物集》写序言《心谶言》，屠隆也为其《观音》册页抄写经文。屠隆是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抄写经文应是其未第前事，故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仇珠应处在创作旺盛期。仇珠应年长于屠隆，且作为仇英之女已小有名气，否则名士屠隆不会屈尊。这进一步证明仇珠应生于屠隆和王世贞之前。

二、仇珠作品存世情况

仇珠现存世作品约数十件，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女乐图》，博物院藏《唐人诗意图》轴、《七夕穿针图》轴、《白衣大士图》轴，山东省图书馆藏《翎毛花卉》册页(由五幅绢质花鸟画装裱成册)，常熟博物院藏书画扇面一幅，以及流落民间的《琴棋书画图》《观音图》册页，杜伯秋藏《观音》册页等。

近年仇珠作品常亮相于各地拍卖会，统计如下：

佳士德香港有限公司2001秋季拍卖会拍出的《梅花牡丹》扇面(2001－10－29，成交价37385元)，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2004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出的《昭君出塞图》(2004－11－21，成交价52800元)，天津市文物公司2002秋季文物展销会暨竟买专场拍出的仇珠(款)《昭君出塞》立轴(2004－12－04，成交价12lOO元)，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83期周末拍卖会拍出的《文姬归汉图》(2004－12－09，成交价44000元)，佳士德香港有限公司2005春季艺术品拍卖拍出的《仇珠、文徵明山水成扇》(2005－05－30，成交价330720元)，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秋季拍卖会拍出的《浴罢染香图》(2006－12－20，成交价67100元)，佳富拍卖有限公司2008中国名家书画迎春拍卖会拍出的《安禅制毒龙》立轴(2008－01－06，成交价不详)。

其中亦有赝品，仇珠的作品早在明清时已有人仿作，虽系伪作，但仍是明清古画。

三、仇珠《梅花牡丹》扇面真伪考证

《梅花牡丹》扇面款识“天启丙寅(1626年)立冬，杜陵内史仇氏制”，钤印“杜陵内史”，有杜大绶题诗：“月淡玉逾瘦，雪深红欲然。枯苏缬古锦，明英冠花苑。”款识“天启丙寅嘉平月，杜大绶题”，钤印“寓意”，另有陈巨来鉴藏印“盖斋”。

《梅花牡丹》扇面疑为赝品，疑点为：

1、仇珠画多不落年款，更不要说写皇帝年号。承袭仇英一贯落款风格，仇珠多款署“杜陵内史”“杜陵仇氏”等。《安禅制毒龙立轴》款“甲子仲夏杜陵女史仇珠制”，亦无年号，迄今所见的仇珠作品无有署皇帝年号的。伪造者按画家题款惯例，画蛇添足题写“天启丙寅立冬”，明显与仇珠作品题款风格不符。

2、按仇珠与时人交往的记载推算，天启年间仇珠应100多岁了，即使健在也已不能绘画。画史未注明仇珠长寿，略晚于仇珠的方维仪享年83岁，被视为高寿，且见诸记载。天启丙寅年仇珠早已辞世，这通过其人际交往也可推算出。

3、杜大绶晚于仇珠出生，主要活动时间在隆庆(1567年－1572年)、万历(1573年－1819年)年间，万历之后未有活动见诸记载。

4、杜大绶题诗中有“明英冠花苑”一句，“英”是仇英的名讳。明代是相当讲究避讳的朝代，若杜大绶与仇珠同时期，应尊重仇珠的父讳，不用“英”字。凡此种种，疑窦颇多。

“盖斋”鉴藏印，为近代所钤。叶天津编《王显诏年谱简编》载1946年王显诏作山水《寂寞亭基》赠给号为“盖斋”的篆刻大师陈巨来，其著有《盍盖斋藏印》，“盖斋”一印由于此。

《梅花牡丹》扇面即系伪作，也应是仇珠时代人所作。时造假成风，女画家多被托伪，马湘兰伪作不计其数。以文m为例，其夫赵灵筠在文m“施丹调粉，写生落墨，画成，手为题署，以别真赝”(钱谦益《牧斋初学记》)，即此也难避免伪作泛滥。姜绍书《无声诗史》叙及：“吴中伪笔，传摹最多，远方之人，采声而已。其扇头绘事，必图两面，盖恐为人浪书，故不惮于皴染焉。”仇珠为名门之后、女画家翘楚，其画又少落款钤印，故被“采声”可能性更大。

四、女承父业现象分析解读

子承父业向来是社会公认的行业继承原则，很多行业都有着成文或不成文但被严格遵守的“传男不传女”的行规。在绘画界，子承父业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家族式绘画团体的情形也比较常见。例如阎立本及其父亲阎毗、李斯训及其子李昭道、马远家族、赵孟\家族、文徵明家族等。

子承父业现象之外，女承父业的现象也存在。画家之女擅画者尤多，且多承袭父辈或家族遗风。女子学画并不被禁止，“琴棋书画”是女子的基本修养，仇珠亦绘过《琴棋书画》和《女乐图》。

但女子习画，明代以后才广泛出现。明代中叶后，社会风气渐趋开放，游历讲学之风兴起，进步文人开始重新审定女性的价值，女性学画学文也被逐渐“默许”，随园女弟子就是证明。

但女子绘画被认为是闺阁之事，不应张扬，故少见记载。马娴卿善白描山水，画毕多手裂之，不以示人，曰：“此岂妇人女子事乎?”(周晖《金陵琐事》)傅道坤出身世家，自幼习丹青，但自以为自娱末技，不以示人，范生娶之二载，竟不知其雅善丹青。揆诸史册，有籍可查的统计如下：北宋书法家章友直女章煎，“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女李清照；南宋状元黄朴女黄至规；元代盛懋女盛子昭；明代文从简女文傲，大理少卿方大镇女方如耀、方维仪、方维则，陈洪绶女陈道蕴，王宠之女，徐秀恒女徐安生，崔子忠之女。戴文进之女，水部叶伸韶季女叶小鸾，御史云湘女、英宗皇帝妃云妃，田宏遇女、崇祯皇帝妃田妃。清代周荣起女周淑禧、周淑祜，王季重女王端淑，马元驭女马荃，罗聘女罗芳淑，昊南泉女昊玖，李洗山女李珏，昊朗斋女昊规臣，蒋廷锡女蒋淑，恽寿平家族的恽冰、恽青、恽怀英、恽怀娥、恽兰溪，任伯年女任霞，廖古檀女廖云锦；近代樊少云女樊诵芬，昊仲熙女昊青霞，丁丙女丁鑫，陈栩园女陈小翠，冯师韩女冯文凤，蔡元培女蔡威 廉，范耀庚女范侃卿。

女承父业现象中，闺阁画家多继承家族画风。以仇珠作为切入点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闺阁画家不同于青楼画家，她们不出闺阁，人际交往面狭窄，故多继承家学，从亲属学艺。仇珠虽跟随父亲久居收藏家项元汴家，并因仇英和姐夫尤求的原因与文人画家有交往，但极有限。只能在个别场合、‘机会下受教一二，没有长期跟随学习的可能性。

2、仇珠学画，一方面受父亲熏陶，耳濡目染产生兴趣；二方面是作为修身养性的消遣。男性文人认为，贵族女子擅画，一是装点门面的手段；二他们也向往能与知书达理、有文学艺术修养的女子相伴。这一定程度上促使女性为了获得美满的婚姻，提高自身修养。

3、从闺阁画家学画的过程和条件来看，闺阁画家学画，多从临摹入手。但并非每家都有条件收藏古画，故临习亲友画作成为首选，久之画风愈像，最终脱不开家学范畴。(姜绍书《无声诗史》)

4、女性意识的苏醒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明代中晚期萌发了妇女个性解放的思潮，程朱理学的束缚日益无力，女性开始重新塑造个人价值。仇珠亦受此影响，其画女性风格显著，“于慈容端穆中，妍雅之致，隐然像外，望而知其为闺秀之笔。”

5、个人天资亦是重要因素，仇珠善绘，仇珠之姐(尤求之妻)无画名，可见“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只有内外双重原因才能促成女性画家的产生。

五、仇英、仇珠画风分析

仇英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并称“明四家”，又称“吴门四家”。仇英艺术生涯大致分两个时期：40岁前是追踪南宋院体时期，40岁后是工整精丽与文人画风并行时期。前期以临仿南宋名迹为主，远宗李唐、刘松年，近承周臣。后期由于与文人交往增多，脱开周臣影响，转向创作有文人气、雅俗共赏的意笔画，如《柳下眠琴图》。仇英一生多客居在嘉兴收藏家项元汴、昆山鉴藏家周凤来和苏州富商陈官家，仇珠得以跟随观览名画。

仇珠受仇英工笔重彩画风的影响，工笔画设色明丽鲜亮而无媚俗气，不火不僵，不俗不躁，善于利用色调间的相互衬托达到色度的和谐统一。白描则继承父亲后期画风，细致工丽，法度严谨，功力深厚。仕女画以山水、楼阁为辅，多描绘闺阁生活，擅长情节描绘，“画人物、山水，绰有父风”。

仇英笔下仕女“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神采生动，虽防复起，未能过也”(姜绍书《无声诗史》)，他以勤奋著称，擅长摹古，被冠以“夺真”“乱真”之名，“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在临摹中师古不泥古，能对古画进行再创造。临《清明上河图》时，仇英变临摹为创造，仇珠也很好的遗传了这个因子。仇珠曾为王宠叙事诗《洛神赋》配图，钱大昕对此评价颇高：“一扫脂粉之态，真女中伯时也。”把她比做李公麟。仇珠确师法过李公麟，亦是运会于心，师古不泥古。

《白描罗汉图卷》即有李公麟痕迹，绘神仙罗汉、白衣大士共40余人。线若春蚕吐丝，岩石皴法细密清润，层次丰富。其深厚写实功力应传自仇英，仇英做漆匠时，已练就过硬本领，前期作品多写实。

情节性构图是仇珠绘画的特色之一，如《唐人诗意图》、白描《琴棋书画》和《七夕穿针图》，这从仇英的《汉宫春晓》和《观榜图》的情节式构图中都能找到源头。在女画家的传世作品中，仇珠的《七夕穿针图》尚属同一题材中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幅。仇英把工笔重彩和青绿山水加以雅化，在精美严整的画风中透露出古雅之美。在父亲的影响下，仇珠绘制了一系列如《园居图》等实景写照题材的作品。

《女乐图》表现出仇珠极佳的画面组织能力。殿宇用界画法，工整细丽，比较的仇英《汉宫春晓图》《贵妃晓妆图》《桃李园图》《吹箫引凤图》和《竹院品古图》，可看出仇珠受到的影响。《唐人诗意图》受到仇英《修竹仕女图》《高华秋水图》和《捣衣图》的影响。

绶溪公园范文第4篇

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周文雍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后被党组织营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动人的刑场婚礼。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曾参加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为、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熊瑾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他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的身份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的家属送生活费时，被法国巡捕房拘捕。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8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8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委派毛泽民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4年又5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他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任国桢和陈少敏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

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任国桢、陈少敏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了，经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成了真夫妻。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1930年随任国桢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1932年冬，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36年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委员。建国后，先后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李白和裘慧英

李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通讯连指导员。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李白扮成假夫妻，1940年秋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日本投降后，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夫妇和孩子一起被捕。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建国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

彭咏梧和江竹筠

彭咏梧，又名彭庆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党组织派往云阳、奉节等地开展革命斗争。1940年秋，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秋奉调到重庆，先后以大陆运输行业会计、中央信托局职员等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3年，党组织派江竹筠同他假扮夫妻，协助其工作。两年后，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1947年1月，参与领导了重庆63所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的反抗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后任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1948年1月9日，参与领导了下川东“奉大巫起义”。16日，率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时，突遭军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时年33岁。

江竹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中共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彭咏梧不幸牺牲后，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假扮成夫妻，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8年的王新和王士光才重逢。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

杨光华和冯永莹

杨光华，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沔阳秋收起义，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历任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党代表、中共沔阳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书记。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后任组织部部长。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5年4月去苏联。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于1937年1月被处徒刑送进集中营，1946年获释。1956年回国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党史研究所顾问、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冯永莹决定到哈尔滨去找二哥――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冯仲云。到了哈尔滨，二哥提出由她来搜集情报，并负责处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年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10月，中央派杨光华来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一职，又组成新的省委。为避免暴露身份，党组织决定让杨光华与冯永莹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后来，因两人之间有了感情，党组织就批准两人结了婚。

1935年4月，王明、康生将杨光华等人调往莫斯科。不久，杨光华被共产国际认定为“内奸”，将他流放。1936年春天，冯永莹来到苏联。共产国际名义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实际上是对她进行监控，她根本没有见到杨光华。

1938年，冯永莹从苏联回到新疆，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党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初，她被组织上调往延安任被服厂会计。1945年，冯永莹去了哈尔滨，又回到二哥冯仲云身边。

绶溪公园范文第5篇

编号：4260

尺寸：31cm×23cm×8，册页，水

墨纸本

来源：北京保利2011年秋拍

成交价：5290万元

本作品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宫返还之作，有故宫返还档案及签条。故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返还的徐平羽旧藏山人《花鸟八开册》，其造型奇古、笔致活泼、水墨淋漓、颇具真趣，系为山人晚年精品杰作。八开册中，所涉物象有荷花、游鱼、文禽、怪石、幽兰诸种，均为历代文学书画传统中寓离尘出世、孤芳自赏之意的物象――游鱼而有此寓意，当自山人始――各各妙极毫颠，显示了山人臻于化境的造型和开线功夫。作品上有款识：1、山人。2、大山人写。3、辛巳暮春，山人写。4、山人写。钤印：何园(5次)、山人、山人(2次)。鉴藏印：柳溪所藏(8次)。题签(徐平羽)：1、八山人花鸟册。一九五四年春，羽。钤印：徐公。2、山人花鸟八叶。钤印：徐公。后跋(徐平羽)：此册用笔老辣之至，的是晚年之作，末题辛巳乃康熙四十年，即公元一七。一年也。其时已八十六或八十七高龄矣。卒年不详，最晚之作见于著录者，为康熙卅八年己卯为岱山老年翁写古树苔石图轴。此册则又后二载。至晚之作，今日可见者为此册而非彼轴矣。一九六一年除夕前一夜，平羽记。此作出版于：《玉莲斋藏画》P166-174，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

陈洪绶《水仙灵石图》

编号：0243

尺寸：48cm×26.5Cm，立轴，设色绢本

来源：西泠印社2011年秋拍

成交价：1035万元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晚号老迟，悔迟，浙江诸暨人。书法道逸，善山水，尤工人物，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所画人物，兼有李公麟、赵孟之妙。设色学吴道子法，在仇、唐之上。间作花鸟、草虫，无不精妙。该作上有款识：此花韵清冷，开与梅花俱。却如孤性客，喜与高人居。洪绶作与十八叔。钤印：章侯(朱)。此作是苏州文物商店旧藏。出版：1、《陈洪绶作品集》第1图，黄涌泉编，西泠印社出版社，1990年。2、《陈洪绶》P54、55，翁万戈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3、《陈洪绶书画集》上卷P60，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4、《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六册P127，苏3-014，文物出版社。5、《集古聚珍纪念苏州文物商店建店四十周年》P31，上海书画出版社，19％年。6、《中国美术全集》第18卷明9，P165，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7、《中国古代名家作品选粹陈洪绶》P8，人民美术出版社。8、《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缓》P126，吉林美术出版社。著录：1、《中国名画家全集陈洪绶》P26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绶》P193，吉林美术出版社。

齐白石《夏山图》

编号：0351

尺寸：135.5cm×33cm，立轴，设色纸本，1922年作

来源：北京匡时2011年秋拍

成交价：1161.5万元

1931年，他在一本山水册上题字：“吾画山水，时流诽之，故余几绝笔。”他的山水画多作于上世纪20年代，后难得一见，40年代后几乎绝笔。此幅作品创作于1922年，为齐白石五十九岁时所作，可谓山水画创作高峰时期的难得之作。根据此幅作品题识可知，这幅作品首先是壬戌年齐白石赠给“致坡将军”的，后散落市井，被“辅臣先生”遇到，购买回来并央求齐白石再题于画上，从而形成了这幅作品上双题识的结果。致坡将军罗虔乃北洋陆军部参事、将军府将军、(汪伪)军事参议员参议。白石老人与之交情颇深，曾为其治印多方。该作出版于：1、《齐白石全集》第二卷图120，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2、《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齐白石》图11，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3、《齐白石画集》下，图66，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4、《齐白石绘画作品图录》上卷，图233，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张大千《梅花高士》

编号：0110

尺寸：95cm×48.5cm，立轴，设色纸本

来源：北京诚轩2011年秋拍

成交价：1150万元

《梅花高士》作于1950年夏天的大吉岭，正是大干所谓“精细工笔”之一。画作无背景，绘相邻站立的两位高士，长者拱手白髯，头戴高冠幅巾，着宽博袍服，脚蹬赤头舄；侧身而立的壮年者，头裹蓝色包巾，内着白袍，外罩搭护，左手持折枝白梅，右手曳杖，着赤头舄。线条圆整而爽劲，敷色雅致，气息高古，风格虽仿自明末陈洪绶，但一变老莲画中的清冷，为大干所喜的怡然温暖，与陈老莲的古淡奇崛相较，画家的秀美本色显而易见。该作出版于：《张大干画集》第41页，(香港)东方学会出版社，1967年1月。

谢稚柳《木桃乌猿》

编号：1258

尺寸：82.5cm×54cm，镜心，设色纸本

来源：北京翰海2011年秋拍

成交价：609.5万元

《木桃乌猿》未署年月，从画风及落款习惯(“稚”字右旁挺出，“柳”字未采上下结构)，可知系谢氏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作。谢氏早年摹习陈老莲，后上溯宋元，于诸名家广泛取法。此幅正是“用宋人写生法”绘成。画中桃树未见主干，而是以一粗枝横贯全图；粗枝上生出细枝若干，绿叶扶疏，上密下疏。这样的布局精巧而又自然，而下部稍空，益显树之高大。树叶的安排繁而不乱，倍见匠心。横枝上蹲一乌猿，正侧脸注视前枝挂着的两颗桃实，目光专注，备极传神。猿身黑毛茸茸，似含光泽，似可触摸。谢稚柳抗战时期到过四川，对山中猿猴有过实地观察，形诸笔下，遂姿态各异，宛如写真。1964年，张大干曾为谢氏《槲树啼猿》题诗：“别来岁岁滋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从谢氏的一幅啼猿，联想到青梅煮酒的典故，既透出目无馀子的自豪，也表达出对友人的高度赞美。

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尺寸：直径13.5cm

来源：香港苏富比2012年春拍

估价：6000万-8000万港元

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在上世纪30至70年代为英国著名藏家艾弗瑞・克拉克夫人所藏，艾弗瑞・克拉克夫人的典藏在西方私人中国古物收藏界可谓是名列前茅的。此器约在1976年转入日本私人藏家之手，此次即为日本藏家释出。该洗釉色质绝佳，器形罕作葵花六瓣，婉柔纤巧映玉色。

元龙泉窑洗

编号：3460

尺寸：直径14cm

来源：中国嘉德2011年秋拍

成交价：120.75万元

洗口呈六瓣葵花形，直腹，外壁上下装饰两道弦纹，造型简洁而美观。内外壁施粉青厚釉，釉面莹洁，通体无开片，釉色娇嫩纯美，足露胎，削修规整，微泛火石红。器形规整秀丽。此种葵口洗是龙泉窑的经典产品，应为龙泉窑进贡或达官显贵珍玩之物。配象牙座，亦显示原主人之珍视。该洗著

录于Sothebys，London，12 May 2010，Lot29。来自瑞典私人旧藏。

清雍正仿官釉弦纹双贯耳方瓶

编号：0318

尺寸：高35.5cm

来源：北京荣宝2012迎春拍卖会(第72期)

成交价：425.6万元

唇口，双耳，高圈足，截面呈方形。器物上下有六道弦纹，通体施仿官釉，釉面莹厚纯正。圈足开两孔，足边宽厚无釉，露出黑褐色胎骨。为雍正御窑仿宋“铁骨大观釉”之作。唐英《陶成纪事碑》中记载，雍正帝将内府所藏宋官窑原器发至御窑厂进行仿制，故雍正仿官釉最为成功。唐英将此种“仿铁骨大观釉”位列仿宋器的第一种，足见其重视程度。该器与常见的雍正仿官釉贯耳方瓶不同，器型硕大，品相良好，为雍正本朝官窑佳器。带红木原座。此器曾于2011年11月4日在德国纳高上拍，当时编号51号，是原英国私人旧藏，20世纪80年代购于亚洲。

清雍正黄地青花九桃盘

尺寸：直径27cm

来源：上海泓盛2012年春拍

敞口，浅弧腹，圈足，底部“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青花楷书款，青花双圈周围。盘体，黄地青花绘饰。内里，口沿青花双线一圈与青花三线一环分置两区：盘壁素黄，色深而明，无纹；盘心，绘丰实九桃，或三或两，高挂枝头，仰垂姿态，观其个个盈润饱满，口涎欲滴。其周，桃叶纤瘦，密疏错落，点缀其间，摇坠之貌，与桃实丰收鲜明对比。外壁，青花双线三圈，分隔两区：近口沿一区，狭长圈带内绘规律海波纹为饰，曲波流动，浪推层层。其下另区，缠枝花纹一周，四类八花，有六瓣单花，有多瓣复花，有团花两层，有莲花竖蕊，两两相对，遥望互辉。观缠枝，枝条细卷，欲动还羞，齿叶背伸，茎骨力张。其下，托青花单线一环，规整形式。此盘，形大，胎体沉实；盘体黄釉鲜亮，青花深浅，黄、蓝比照，色艳而不俗，显露皇家气派；加之，“九桃”主题，“九”同“久”，“桃”亦长寿寓意。

明涌泉款铜鎏金兽耳炉

编号：1697

尺寸：高15cm，口径26.5cm，

长41cm

来源：西泠印社2011年秋拍

成交价：920万元

此炉平唇口沿，束颈，腹部垂扁而出，圈足微微外撇，腹身部分延展出两个兽首环耳。兽面双目如牛，两耳圆阔贴首，鬃毛发缕丝丝精细，长嘴大口。耳下方有圆钮状凸起，以成耳垂。整炉采以精炼黄铜铸成，通体鎏金。岁月的剥蚀，局部泛出铜绿，局部现出红色。底部篆书涌泉二字铸款，字体鎏金。涌泉之意何解?推测有三：一当取其本意，渍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可以想象此处将香溢比作泉涌，发自于炉，有源源不绝、香溢不断之意。二者涌泉又是人体大穴，位于足底中部，有如此款之于炉底位置。《灵枢经・本输》：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更有认为涌泉一处其气达心，其原上通舌下，与生命息息相关。款识是判断一炉品价高下的重要参考，于此处若铭款则如画龙点睛之笔一般。三则涌泉当为涌泉寺的标识。涌泉寺同名者有四处，或许此器出自寺庙，亦未可知。

王铎《临徐峤之帖》

尺寸：271cm×53cm，绫本立轴，1635年作

来源：北京匡时2012年春拍

估价：待询

铎《临徐峤之帖》是日本著名书道家铃木景堂藏，这件“神笔王铎”的草书经典曾被日本二玄社《王铎的书法》引为封面作品。《临徐峤之帖》创作于王铎四十四岁，王觉斯时居北京，任隶属詹事府的左、右庶子。原帖是《淳化阁帖》第四，题为《唐沼州刺史徐峤之书》。王铎所书条幅、中堂幅式作品中，凡自书诗皆用行书，凡草书，尤其是大草书皆“临”《淳化阁帖》。《中国书法全集》评其“为同一时期王铎行书的典型作品。”《临徐峤之帖》被村上三岛先生置于《王铎的书法(条幅篇)》封面，“条幅篇”甚至收录了三岛先生所藏的王铎神品《雒州香山作》。由村上三岛先生1979年主编并由二玄社出版的四卷本《王铎的书法》是三岛先生的代表作，其中(条幅篇)斟选的五十五件王铎作品均为王铎传世名品，成为后世各种王铎出版物的母本。《王铎的书法》所选作品大多藏于日本，存于大三岛美术馆、名古屋澄怀堂美术馆等，也有少量被日本书坛名家收藏，如这件《临徐峤之帖》即由日本著名书道家铃木景堂所藏。与此同时，这件作品还被收录于日本“书坛天皇”青山杉雨所编、二玄社出版的《明清书道图说》，荣宝斋《中国书法全集》等权威出版物。

康有为为康同璧作草书旧德诗二首

编号：0330

尺寸：171em×91.5cm，立轴，纸本

来源：西泠印社2011年秋拍

成交价：149.5万元

此系康有为晚年诗作两首，收于《越王台赋》，是其受久别后的爱女所请，书写对其祖父、父亲的追忆。康同璧早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是我国第―位女留学生。1901年，康有为卧病槟榔屿，年仅十八岁的康同璧只身赴南洋探望，之后陪父到印度寻访佛迹。赴美读书之余，又曾陪同康有为遍游欧洲各国。在子女中，属她对康有为的思想观点了解极多，宣传极力，维护极坚。在晚年从事康有为遗著整理工作，先后撰成《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和《万木草堂遗稿》等著作，为后世对康有为的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赵无极《25.06.86桃花源》

来源：香港苏富比2012年春拍

估价：1800万至2800万港元

赵无极作于1986年的《25.06.86桃花源》，其数十年来完好保存于欧洲私人收藏之手，今首度释出。此作完成于艺术家国际名声、美术地位再攀颠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享誉荣光的他，于创作上更加随心自如，无论用色与下笔均敏锐、坚定和自信；其三涧直式构图也极为特殊，以中国水墨画的垂直构图为蓝本，并于1986年的作品中首次出现，别具意义。画中悬浮的葡萄紫和深海的湛蓝层层相间，如烟的灰白色调子制造出宛如瀑布湍流般的景象。迷茫的灰白和钴蓝、矿石褐色透过对比表现出来，并不断地向彼此渗透、扩张，横生的气韵流动其间；艺术家下笔的力道时轻时重，将观者引入一个无尽的空间，想象得以飞驰。画中的美景有如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幻想景况，观者仿佛可随着赵无极乘着轻风，共游桃花林，在那云雾弥漫的山河接壤之处恬然歇憩。

毛旭嶙《圭山组画・山村黄昏》

编号：1033

尺寸：92cm×110cm，油彩，画布，1984年作

来源：上海泓盛2011年秋拍

成交价：247.25万元

《圭山・山村黄昏》是毛旭辉第一批油画《红色体积》之后不久完成的作品，它的基调显然接近米勒，人物、山羊、树林甚至草木，都具有一种庄严与神圣感，它们是艺术家带着对自然的深情厚爱画出来的，但是，毛旭辉笔下的自然和人物与科罗的抒情表现相距甚远，因为艺术家自己在自然之中投射了内心的苦涩和对大自然神秘所具有的宗教之情。万物显出了坚实与静止，这与塞尚的情形不同――虽然不管可能的影响，动态笨拙的撒尼族牧羊女以其雕塑般的形式而表现出一种沉思的力量，她身后的树是那样富于

生命力地增长着，它粗壮的树干与树枝，它繁茂的叶丛与艺术家笔下那些枯瘦如柴的都市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The BeaU Sancy

尺寸：34.98克拉

来源：日内瓦苏富比2012年5月

估价：200万-400万美元

此枚重34.98克拉梨形双面玫瑰式切割白钻曾获欧洲法国、英国、普鲁士和奥兰治(荷兰)四个皇族传承，见证了逾四百年的欧洲历史。The BeauSancy由尼古拉・哈利(即Sancy勋爵，1546－1626年)于16世纪中期至末期于君士坦丁堡搜集回来，其有可能源自中南部印度近哥尔戈塔城一带，不少史上之巨钻均开采于此，包括“希望之星”(TheHope)、“光明之山”(Koh-i-Noor)和“摄政王”(TheRegent)。1604年，“The Beau Sancy”被亨利四世以75000里弗币(25000埃居币)购入并送赠其妻玛莉・麦迪奇(Marie de Medici)。这位法国皇后一直渴慕此枚美钻，尤其当发现Sancy勋爵向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售卖一颗比此更大的Sancy钻石更见爱钻心切。她对“The Beau Sancy”的爱慕更可见于法国罗浮宫中，弗兰斯二世・普布斯(FransllPourbus)所绘画的《年轻人》(the Younger)。画中的玛莉・麦迪奇头戴着她于1610年获加冕时的后冠，而“The Beau Sancy”正正镶嵌于后冠的最高位置。亨利四世被拉瓦莱克刺杀后，皇后逃至荷兰。后因负债累累，她逐渐变卖其资产，当时奥兰治一拿骚的菲特烈・亨特烈亲王便以8万弗洛林币购得当中的“The Beau Sancy”，而此笔巨款为1641年该国最大的开支。同年，为了让荷兰联省共和国与其他欧洲强国加强外交关系，这枚钻石被用作菲特烈・亨特烈的儿子威廉(其后登基成为奥兰治－拿骚的威廉二世(1631－1660年)与英格兰查理士一世及法国的亨利叶塔・玛丽亚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即玛莉・麦迪奇的孙女)缔结婚约之用。

玛丽・斯图亚特于夫婿去世之后，她带同其珠宝首饰返回英格兰，目的为支持其兄长查理士二世争夺皇位。1662年，她将“The Beau Sancy”抵押以作还债，而在1677年，当奥兰治一拿骚之威廉三世(1650－1702年)和英格兰国皇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二世结婚之时，这枚钻石又旋即落回奥兰治一拿骚皇室。1689年，这对夫妇正式成为英格兰的国皇及皇后，“The Beau Sancy”亦因此成为英格兰皇后的珍藏。但因他们膝下无儿，死后钻石最终重返奥兰治一拿骚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