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一、加强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信访问题大部分发生在基层，基层工作既是群众上访的源头，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从源头上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已成为当前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

（一）加强宣传和引导，维护信访秩序。加大信访举报法规的宣传力度，教育群众树立法制观念，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问题，自觉遵守信访秩序；逐步建立和开通举报网站，畅通双向反馈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努力营造良好的举报环境；认真查处打击报复案件，为群众信访举报提供便利条件；推行信访举报工作办事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二）转变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主动下到基层，深入到问题多、群众信访活跃的重点地方、重点上访对象、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等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了解掌握群众的需求和思想动态，及时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信访“症结”，做好“预警”处理。

（三）狠抓初信初访办理，力争就地解决问题。对群众反映的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快加以解决，对群众要求处理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得到解决。做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处理，不推诿，不扯皮，不上交矛盾，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合法、有效的解决。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统揽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当前，重点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司法体制等项改革，建立健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挂牌出让、产权公开交易、政府集中采购等项制度，积极开展规范公务员福利津贴、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工作，努力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源头治腐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源头治腐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尽可能控制和减少老百姓因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上访。

二、突出机制创新，适应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新形势

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机制要体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不断适应客观条件变化的要求和反腐倡廉工作形势、任务的需要。当前，要重点建立健全以下五个机制。

（一）建立健全超前预测机制。信访活动和信访突发事件不是一哄而起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完全可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的。要建立健全定期信访排查调处例会制度，及时分析、把握本地区、本部门的信访形势，做到未动先知，心中有数。要经常性排查，及时发现和排除不稳定、不和谐的隐患，掌握主动权，力争将消极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扩大、拓宽信访触角，健全信访信息网，一旦发现矛盾和不和谐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迅速化解和处理。要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对重大方针、政策、决定出台后和重要节日、重大活动、重要工程的实施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安定因素进行预测、排查，并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实现“关口”前移。

（三）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职能，妥善处理各种信访问题。对一些重大又涉及到几个部门的信访问题，要确定牵头和参加单位，共同处理解决。应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处理的问题，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建立健全处理信访问题联席会议制度，互通情况，加强协作，整合信访资源，形成“大信访”格局。对一些交叉、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组成联合调查组，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改变纪检监察机关“大包大揽”、“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要强化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协调，形成共识，步调一致。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领导之问、各职能科室之间也要加强沟通协调，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解决信访问题。

（三）建立健全信访公开机制。加大信访公开的力度，凡是可以公开的一律向群众公开，增强信访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公开政策法规、信访程序、接待领导等，开辟信访阳光通道，把信访常识直接交到群众手中，教育和引导群众依法信访，依法举报。公开办理信访、公开作出承诺、公开办理责任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处理信访问题的质量。公开处理结果，既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又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

（四）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信访工作要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和奖惩制度。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科学分解各级各单位和领导干部信访工作责任，使“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要强化目标管理，加强责任制考核，促进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信访问题特别是集体访、异常访、信访老户等问题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对一些重要信访和疑难信访要建立严格的“一人一案，一案一组”的包案责任制，促进信访问题圆满解决。对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信访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坚决克服责任追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增强责任制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政策性、业务性很强，人民群众十分关注，要求很高，必须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要制定信访举报内部归口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信访案件办理和管理制度。对重要信访集件的处理，坚持民主集中制，由集体研究决定。信访部门内部要合理分工，形成受理、办理、督办、审核、结案归档等环节的相互制约机制，实行信访工作过错追究制，对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予以严肃处理。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纪检监察信访干部整体素质

干部队伍建设是各项工作的根本和保证。纪检监察信访工作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就要不断提高纪检监察信访干部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水平，为促进和谐社会稳定做出新贡献。

（一）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意识。纪检监察信访工作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纪检监察信访干部要树立促进和谐的新理念，始终把信访工作与和谐和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积极探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新办法，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运用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协调利益纷争，促进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和谐。

（二）发扬爱民为民的优良作风。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沟通、和谐的“快速通道”，纪检监察信访干部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沟通、和谐的使者。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把握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要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个反映，让他们难有处诉，冤有处申，愿有处偿。这样，才能营造和谐环境，维护社会稳定。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一、信访举报活动的特点

信访举报主体出现多元化。过去举报人以农民为主，现在，个体商户、地方工人、油田人员、公务员、下岗职工等信访举报比重加大。

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挪用村民青苗赔偿款、土地征迁、村务公开、村居干部侵占集体资产、居民住宅楼建设过程中开支不明、执法机关作风粗暴、部门工作失职等。特别是城区居委会集体资产的管理和流失、油田赔偿款的去向、村级事务不规范等问题成为近两年来反映的突出问题。

信访举报崇上性强。即信访高递、人员高访。大多群众心理认为，机关越大，领导级别越高，阅批的信访件“震动”越大，解决问题才快。因此，不少基层群众直接向去市到省进京信访反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层的屏障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信多投现象较为严重。不少信访群众认为，多向几大机关举报，多找几位领导反映问题，总有一件得到受理，或能形成轰动效应，从而出现相同内容的信访举报件同时向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级别的部门同时投递。

出现了择机越级上访现象。在国家或本地有重大会议、活动和重大节日时，如“两会”期间、基层换届选举、国庆、春节前夕等，个别上访人往往会直接到省进京上访，甚至出现干扰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

上访由个体化向组织化发展。过去，上访人员仅就个人受到利益侵害而单体上访。现在，不少上访事件中暴露出，个别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联合被反映人的对立面联合进行反映，并且分工明确，有人组织牵头，有人筹集资金，有人计划方案，有人联络协调，有人负责车辆。

二、成因

居委会工程建设不规范。近两年来，城区居委会在居民集资建设住宅楼、商品楼过程中，由于居委会干部素质不是很高，大都没有经过统一的招投标程序，加上管理不够规范，存在挪用集资款情况，造成工期延误等问题的发生，引发群众信访。

村级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管。纪检组织在基层特别是在村居，还存在空档现象，村居没有从事纪检监督工作的人员，村居干部的违纪行为情况更多的是依靠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出来，造成纪检监察信访监督工作明显滞后。

村级财务管理不严格。调查中发现，凡是出现越级访现象的农村，一定存在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甚至管理混乱的情况，且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村务公开工作形式主义化，而村干部工作作风又不民主、不科学，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对村民要求置之不理，对一些好的建议不及时采纳，导致村民意见很大，甚至激化矛盾，造成群众信访。

油田赔偿款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区地处胜利油田腹地，涉油案件发生比较频繁。有的人为了得到单井的承包权、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惜以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有的在油田赔偿款的划拨过程中，钻管理的漏洞，贪污挪用，侵害集体或个人的利益；有的在油田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假公济私等，造成群众信访。

三、对策

要注重“早”字，规范信访举报预警机制。实行基层信访“网底工程”，建立由区纪委牵头，基层纪委、区直部门单位纪检组负责，基层站所和村居共同参与的横到面、纵到底、责任到人的覆盖全区的信访举报网络体系。在全区所有村居设立信访员，实行不稳定因素排查汇报制度。各村居信访员每周通过电话、报表等方式向镇纪委、街道纪工委汇报不稳定因素排查情况，基层纪委汇总情况后，报区纪委。通过这一措施，可以提前发现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化解、早解决。

要注重“约”字，规范村居政务管理。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要加强对村居干部决策的约束。在研究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集体土地出租、出让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时，村居干部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召开村居两委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严禁暗箱操作，假公济私；在城区村居，凡涉及集体土地、房屋的出租出让和村居民集资建设住宅楼等涉及资金数额较大事项时，村居干部除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研究外，必须报街道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批、备案，严禁随意决定或个人私下交易；村居财务公开必须及时、真实、全面，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严禁不公开、假公开或只公开支出、不公开收入；村居干部必须严格遵守财经纪律，集体资金的领取、上交、支出等，必须由报帐员经手，严禁非财务人员的村居干部管理集体资金；村居财务支出挂帐前，必须经村居理财小组审核同意，并由理财小组长签字盖章，严禁村居主要负责人自己管理理财公章，并随意加盖。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微服私访是指：古代国君或其它官吏换穿一般人的便服、隐瞒身份，暗地悄悄地行于民间，了解真实情况的一种做法。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已经把它演义的淋漓尽致，近几年在各地电视台连续重复播放，收视率仍然较高，深受群众欢迎，值得我们反思。调查研究是指：现代各级领导干部和其它有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商讨和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规律的做法。在现代，由于各种新闻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微服私访这种形式在当今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所以被调查研究取而代之。但是笔者认为，古代的微服私访也好，现代的调查研究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深入民间和社会了解实情，掌握事物的规律，改进工作。微服私访这种形式虽然落后了，但是微服私访的这种精神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的调查研究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今，我们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人心浮躁，缺乏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能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是图形式、走过场。他们的调查研究往往是，年初想题目、年中凑典型、年底出报告。根本就没有深入下去，而是浮在上面，没有掌握实情。有一位离休老干部把这些人的调查研究，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些干部的调查研究，就象是把皮球投到水井里，看似深入下去了，但是仔细一瞧，皮球仍然漂在水面上，还是没有沉下去。”有的地方为了鼓吹自己的政绩，掩盖其存在的问题，搞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甚至制造假典型、假事件欺骗上级领导甚至蒙骗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有意摆谱，用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深入社会和基层了解实情，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推动工作，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依据。但是，当今有不少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却变了味，他们把树木当成森林，把盆景当成大树，搞的是没有实质内容形式主义。不但起不到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的目的，而且对指导工作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近年来，我们有一些新闻媒体和执法部门采取暗访和隐蔽拍摄的做法，揭露了一些制假、犯毒、涉黄和拐买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取得了第一手直观和真实的资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我们在新时期借鉴古代微服私访某些好的做法总结了经验。也为我们改进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避免调查研究的形式主义，笔者建议：一是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一般不要事先打招呼，可以直奔基层，面对群众了解实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领导干部作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事先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暗访，切实弄清事实真相后，领导干部再去现场调查研究，以防被骗。三是上级主要领导深入地方视察工作时，可以采取改变视察路线，更换观摩地点和不听事先准备的汇报，用直接提问等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查研究，以防落入某些地方事先安排好的圈套，而摸不到实情。

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调查研究工作中，能够借鉴古代微服私访某些好的做法，改变目前一些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等形式主义做法，切实深入到基层，为民办实事，肯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并能调查研究出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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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合口细音；滇东南方言；演变层次；今读类型

合口细音是指在中古时期的合口三四等韵，特点上主要体现为复合音iu韵头。[1]合口细音在北京话今读中主要演变为撮口呼韵母，即韵头为y的韵母，但在滇东南方言中，合口细音今读的韵头有y、i、?等多种类型。本文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出合口细音韵头在滇东南方言中的今读类型，同时对每一种类型的演变层次进行历时的分析探究。

一、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中的今读类型

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今读中，主要体现为撮口呼和齐齿呼两大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类型中均有部分韵母演变为开口呼和合口呼的情况，但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撮口呼类型的韵母主要体现为y韵头，该类型在滇东南方言中的分布较散，主要局限于偏农村的汉族聚居区域，广南县的杨柳树话是该类型的典型代表。例字见表1：齐齿呼是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今读中的主流类型，其分布范围较广，滇东南县市级行政驻地基本上都属该类型。现以文山话为代表举例见表2（附：丘北话）：除此之外，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中还有两类读音显得较为特殊：其一是砚山稼依话和丘北树皮话总体上属今读齐齿呼的类型，但其凡逢文山话今读?i组（包括i韵零声母）的字，其韵母一律变读为开口的?韵，声母也相应地演变为z母，例如稼依话的“雨z?33、鱼z?31、疫z?31”等；其二是臻合三入声物韵、曾合三入声职韵、通合三入声屋烛韵的见系字在滇东南方言中均读iu韵，例如文山话中的“域育”都读iu42，“局”读?iu42等，这些比较具有地域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合口细音韵母在丘北话的今读中与文山话属同类型，但文山话的?i组音在丘北话中读?i组音（与止开三混同，如“举=子?i53”），目的是与假开三等字读?i相区别，如丘北话“举=几=子?i53≠姐?i53，雨=以?i53≠野i53”等，这属声母区别韵部的情况。当然了，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中也还有部分韵摄今读与普通话一致，例如凡逢中古非组字和知系字今读为开口呼（如文山读“饭”为“f?11”，读“中”为“?o?55”），蟹止摄今读为合口呼（如文山话“岁睡”均读为“su?i11”），梗摄和通摄舒声见系字读齐齿呼（如文山话“兄胸”均读为“?io?55”）。但这类合口细音的今读演变在汉语中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学界对此也都多有分析论述，故这类属汉语共性的演变现象本文将不作重点赘述。

二、合口细音在滇东南方言中的演变层次

滇东南方言中，臻合三入声物韵、曾合三入声职韵、通合三入声屋烛韵的见系字在滇东南方言中均读iu韵，是中古时期合口细音读音的存留，属最早时期的语音层次。因为，合口细音在中古时期为复合音iu韵头，滇东南方言中这些读iu韵的字都属中古时期入声韵摄的字，其相应的阳声韵部分字至今仍读齐齿呼iu?韵（如杨柳树话“荣容”等），据杨耐思的研究，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年）中尚未出现y介音，滇东南方言中读iu韵的这些字在《中原音韵》（1324年）中属“鱼模”的“iu”韵。[2]按普通话的语音演变，失去入声韵尾的iu应该演变为撮口呼韵头y，但滇东南方言中，iu是一个独立的入声字韵母，并不与y或i合流，这说明滇东南方言中入声韵尾的消失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即当入声韵失去韵尾变为iu时，舒声的y韵已经形成并且有较为固定的字类，故iu也就成为当地音系中独立的入声字韵母了（读音上也显得较为短促，如杨柳树话的“育”读“iu42”等）。根据研究，现在的撮口呼（按：y介音）是由中古的合口三四等韵（按：iu介音）演变来的，故如杨柳树话中以y介音的撮口呼韵的形成层次要比iu韵母晚。明初兰茂的《韵略易通》（1642年）将《中原音韵》（1324年）中的“鱼模”韵部分成了“居鱼”韵和“呼模”韵两部，说明当时y韵母和y介音已经出现。后，云南沾益人清马自援的《等音》（1673年）中也延续着“俱y”韵。中古时期的iu演变为y，主要是i和u相互同化与影响所致，因为i是前高不圆唇元音，u是一个后高圆唇元音，二者相拼时，由i撮口滑至发u的部位，只要发音稍快而唇位稍放松，就很容易发成y。滇东南方言中的y韵母和y介音应该就是形成于明代，延续至现今，滇东南偏农村地区的汉族聚居村落还一直存在撮口呼韵母。但在滇东南方言中，合口细音今读撮口呼的类型在县城或乡镇一带并不是主流，以县城为中心的主流类型是读齐齿呼的类型，合口细音在滇东南的县（市）城驻地均读i韵母和i介音的齐齿呼类型。

在普通话和滇东南的杨柳树话元音音位系统中，y处于一种单项对立的聚合中，即用“前高圆唇”这一特征而与其他音位对立相区别的只有y一个音位，因此，从音位系统平行对称的稳定上来说，这个音位非常容易发生变化，[3]而这种变化在滇东南方言中，主要体现为撮口呼演变为齐齿呼。此外，从语音演变原理上来看，元音前移是语音演变的一条基本规律，y是一个前高圆唇元音，其与i的区别仅仅在i是展唇元音，在舌位高度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在发音时，发圆唇音显然比发展唇音要费力些，故在具体的语境中，如果二者混发而又不致表意混淆，那么发撮口为齐齿显然符合发音省力和经济（节省了一个元音y）的原则。[4]当然了，撮口呼在滇东南演变为齐齿呼，应该还与少数民族的语音影响有关系。滇东南主要是以苗族和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的苗语属苗语川黔滇方言。根据调查研究，壮语和苗语川黔滇方言元音音位系统中，并没有y元音，但是都有i元音。既然这样，那么当汉语后来随汉族移民进入滇东南后，少数民族在说汉语时，由于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元音，在不影响交流的情况下，只好找母语中近似的元音替代，而壮语和苗语川黔滇方言中与y元音相近的是i元音，故在与壮语和苗语等少数民族语音的频繁接触和影响下，滇东南汉语方音中的撮口呼自然而然地也就转变演化为齐齿呼了。至于像以杨柳树话为代表的偏农村的汉族聚居区仍保留着读撮口呼韵母，是因为当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因文化习俗等的差异，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排斥心理，故语音上影响较小而得以继承保留。合口细音在砚山稼依话中有读??组的类型显得较特殊，但仅限于如文山话读?i组的音节，即稼依话发生了由?i组演变为??组的情况。音理演变上，这属于元音i因“舌尖化”演变而高顶出位为?，原?组声母也因韵母要求而相应地演变为?组。根据调查，滇东南方言中的i在单读或在?组后一般发音略带摩擦以致发音较紧，[5]近似擦化的舌面高元音i?，此音如果继续高化但又不至于堵塞发音通道，则很容易舌尖化演变为?，与此同时，与之相应的辅音?组也发生高化演变，即由?i组演变为??组。一般认为，“舌面元音i的舌尖化的过程中是可能有一个舌叶音的过渡阶段：?i＞??＞??（?表示与舌叶音同部位的元音）”，[6]而在滇东南方言中，丘北话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如“举=己?i53，雨=以?i53”等。滇东南方言中发生?i＞??＞??的演变，应该与语音演变的链移现象有关，[4]16如假开三等字在滇东南方言中一般读ie韵（如“姐”文山话读?ie53），但在丘北话中则演变为i韵（“姐”读?i53），可这样一来就会与原合口细音读?i组的字相混，故原合口细音读?i组就通过改变声母为?组的方式来与之区别，这属于音系演变中用声母来区别韵部的演变情况，极具地域特征。丘北话的?i组如果进一步擦化，很容易演变为稼依话、树皮话一类的??组。

三、结语

滇东南方言中，合口细音的中古读音iu在各方言点均有残留，但条件局限于臻合三入声物韵、曾合三入声职韵、通合三入声屋烛韵的见系字。除此之外的韵部，至迟在明初即演变为以杨柳树话为代表的撮口呼形式，但这主要分布于滇东南偏农村的汉族聚居区域。根据现有的调查材料来看，至迟在20世纪中期，中古合口细音在滇东南各县城话中已基本由撮口呼演变为以文山话为代表的齐齿呼，并且成为当地的主流读音类型，代表着未来合口细音主体演变趋势，演变原理既与发音的省力和音系的经济相关，还与当地苗语、壮语等少数民族的语音影响有联系。至于以砚山稼依话和丘北树皮话为代表的开口呼??组则是最晚层次的是演变层次，其演变的驱动力主要属受假开三等的推动所致，属语音演变中的链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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