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法国地理学者简•戈特曼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世界上存在六大城市群。他所说的第六个，便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

以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状况，戈特曼的断言更像预言。

而今，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说法，只是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长三角。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崛起为标志，东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日益显著。

“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央对率先发展的东部提出更高要求。

提升综合实力，参与国际竞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责无旁贷，重任在肩。

加速经济融合，阔步迈向一体，东部地区担当起带动区域发展、辐射服务全国的新使命。

集聚与辐射——“三驾马车”引领发展，三大城市群经济能量在集聚，辐射能力在提升

滨海新区距天津市区，近一小时车程。这里，曾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盐碱地，如今已成希望的热土。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指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成为继深圳、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又一项新的国家战略。

如今，环渤海地区开始思考如何抢抓“滨海机遇”。

与滨海新区毗邻的河北省曹妃甸港口和工业区建设，已被列为全省的“一号工程”。到2010年，曹妃甸每年新增工业增加值2000亿元，将成为拉动河北和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增长极。

山东正紧锣密鼓完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规划。黄三角经济区，将成为山东与滨海新区产业对接与合作交流的前沿阵地。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三大城市群被寄予厚望。

在长三角，这几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接轨上海”、“融入上海”。

在浙江，省市都有“接轨办”，一些杭州人开始畅想“白天在上海金茂大厦上班，晚上在西湖边喝茶”的“磁浮生活”；不动声色的江苏人，也早已“在大树下种好碧螺春”，靠上海这棵“大树”，打造出一个个“台资高地”、“日资高地”、“韩资高地”。

最近几年，尤其是2003年浙江台州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后，不断有城市叩击长三角的大门，这其中，包括苏北、浙南乃至安徽的城市。

上海的姿态同样积极：“只有先服务好长三角，才能有条件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群的倍增效应和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如今，谈到珠三角时，更多时候需要加个“泛”。

2004年6月1日至3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广州三地举行，一个“9＋2”的区域合作框架诞生。

“泛珠”已经走过4个年头，各方面合作稳步推进。目前，“泛珠”已成功搭建论坛和洽谈会两大合作平台，同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交通、能源、科技、信息化、环保等专项规划也在全面推进。

区划与区域——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强化区域整体意识，在联动发展中共赢

靖江和江阴，长江下游隔江而立的江苏两座县级城市。数百年前，它们也曾是一家；一次次行政区划沿革之后，如今分属泰州和无锡市。

就在一二十年前，两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难分伯仲。然而，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转移大潮之后，两个城市的发展差距渐渐拉开。

不过，经过10余年高速发展之后的江阴，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发展空间不够了，尤其是作为港口城市，长江岸线资源基本告罄。而对岸的靖江，52公里的长江岸线，刚刚开发了1/3。

跨过江去，联动开发——一个强烈愿望在江阴人脑际萌生！

2003年2月15日，江阴靖江签订协议，合作建设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10年内，江阴不从园区分取投资收益，投资公司收益含税收留成，全部留在园区滚动开发。靖江也承诺，10年内不向园区收取任何规费。

没有改变行政区划，这两座“几百年前是一家”的城市，又一次巧妙融合了。

不打破行政区划，如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考量着东部地区决策者的智慧和想象力。

2005年，广东省作出决定，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其形式是，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政府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设立产业转移园区，由珠三角地区政府负责组织规划、投资、开发、建设等，并按商定比例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利益分成。

简而言之，就是在珠三角以外的地区设立“经济飞地”，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并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淡化区划，强化区域”，正成为东部地区的广泛共识。

山东，地处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都市圈之间。这样的区位，既可能接受“双辐射”，但也可能被“边缘化”。

山东人没有坐等，一张新的区域发展蓝图渐次展开：向东，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部，构建济南省会城市圈；向南，突破鲁南经济带。

“我们不能满足于为长三角、京津冀提供一些原材料和农副产品，而必须在产业、金融、港口等方面与他们对接。”

而处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福建，作为两大三角洲经济发展区间的相对腹地，也曾有过“边缘化”的担心。在经历近10年的探索和酝酿之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终于在2004年初出台。

“海西”面对台湾，邻近港澳，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西连内陆，涵盖周边。打通“海西”，就可以把福建的对台优势和作为两岸三地、两大三角洲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合而为一，“腹地”就可以变成“福地”。

如今，“海峡西岸经济区”已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府与市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渐入佳境

上海汉口路740号，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

1982年12月，国务院已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次年3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这幢欧式建筑内。

其后的5年多时间，“规划办”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

然而，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文件，通知“撤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有趣的是，这个“国”字号的区域协调机构，在其运行的5年多时间中，始终没有正式挂牌。这，或许也反映出“规划办”当时的微妙处境。

有人说，当“经济区”理想遭遇强大的“行政区”壁垒，当年上海经济区的命运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直到今天，“由国家出面成立区域协调机构”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些年，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它们的背后，似乎有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

这个力量来自市场。

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的一体化，单靠政府间的一厢情愿，所谓的城市群只能是“拉郎配”。

以长三角为例。

早在一二十年前，在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常常能看到操上海口音的“星期六工程师”，成为早期长三角合作的一段佳话。如今，江浙的企业家们更是“洗脚进城”，把企业总部搬到大上海。目前，江苏、浙江两省在上海投资的企业数超过7万户。

明确了企业是区域合作的主体，地方政府也渐渐明确自身该做些什么。概括起来，一是清障，二是搭台。

清障，就是打破行政壁垒，让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

搭台，内容就更丰富了。长三角形成4个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苏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出席的定期磋商机制；两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主持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机制；长三角16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机制；两省一市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合作机制。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找到共同利益所在，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渐入佳境。

使命与责任——更加关注中西部的发展，“带动”和“服务”成为共同战略取向

今年8月，深圳迎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他们此行目的，是向深圳和港澳台推介贵州的旅游资源。

“泛珠”“9＋2”框架设立后，类似走动明显增加。

泛珠中的“9”，除广东、福建、海南外，其他均为中西部省份，因而“泛珠”的使命与生俱来，那就是：积极推动优势互补、互联互动，促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

目前，粤港澳正积极推进与中西部省（区）在产业对接、资源开发、现代流通业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区域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产业格局。仅在第四届“泛珠”洽谈会上，广东就签约产业转移项目233个、投资总额246.55亿元。

天津保税区有家亚洲最大的小包装番茄酱生产企业：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目前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吨，产品占国际小罐装番茄制品交易量的50％以上，年出口创汇超过1亿美元。

在大企业林立的保税区，这些数字并不耀眼，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中辰”的身世，它是天津与新疆经济合作的一个结晶。

“中辰”的母公司，是新疆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而番茄则来自天山南北。“中辰”的成立，带动了当地10万农户种植番茄致富。

世居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聪人，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被视为“野人”。如今，上海在苦聪人聚居的云南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建成了7个“白玉兰村”，数千苦聪人住上了瓦房、喝上了自来水、看上了电视，开始过上了好日子。

白玉兰，上海的市花。而今，一朵朵盛开的“白玉兰”绽放在祖国边陲。目前，上海已在对口地区实施整村推进1500个，建成“白玉兰村”370余个。

输血更造血。为鼓励更多上海企业到对口地区投资，上海每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作企业发展补贴，只要企业在对口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给予固定资产投资20％的补贴。去年，上海企业在丰都、宜昌、万州等三峡库区投资项目10多个，总投资逾10亿元，解决了大批移民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