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体位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其三、文化原因。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家庭传统，为类家庭关系转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首先，家庭本位的社会心理。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农民，家庭本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农民家庭本位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家庭都既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又是消费的主体，社会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依靠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家庭也是农民文化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长期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并且通过世世代代从不间断的家庭演变传承下去。其次，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主张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只是家庭模式在规模之上的扩大，与家庭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构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高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即通常说的‘君临万众子民’。”历史上的很多善治的事例都是，主张把家庭及其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并能够进行成功实践。比如在封建王朝主张实行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政治信仰缺位导致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信仰。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少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信仰，到新中国建立依然如此，集体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和普及是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政治信仰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理论已经在农村社会逐步淡化和瓦解，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又不能独立的成为新的公共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及其相关价值原则自然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家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所重视的孝道、血缘关系、祖先崇拜和尊老爱幼等理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在当前中国公共信仰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共识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并保持中国文化存续的作用。从公民个体角度考察，能够发现并实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养方法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

其四、家庭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原因。首先、在普遍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一般是在家庭之内利他倾向明显，在社会之中利己倾向明显；贝克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利他行为也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如果在家庭中转换一下主客体，利己和利他行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家庭中的利己行为可以实现利他的目的，即中国人日常说的“一家人，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其次、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其他伦理自觉地向家庭伦理靠拢，家庭伦理对其他伦理具有向心力；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暖，大部分情况下，家庭中情感的收获和心理的满足是以物质和利益的付出为前提的，就是说相对于主体而言，对方的付出能够换得对方的倾心相待，即主体在交往中既获得客体给予的物质利益，又获得客体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认同，这种家庭中的特殊利益关系模式，将会是特定主体实践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复次、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信任法律，而偏重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晰，权利意识淡漠，认为凭借权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法律关系不是最稳固的，即使已经缔结好的契约，也需要情感关系作为保障才能更好的实施。那么，家庭关系就成为了最重要、最稳固的情感关系内容和模式。最后，家庭是中国人终极追求的载体。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对人生真义进行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国人从务实的角度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享受淳朴宁静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其他诸如God、涅槃、道等范畴都太过玄妙虚空，难以找到实践的具体路径。

三、小结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

三、总结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每个政治体系都有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有针对性地对主导性的政治知识、政治价值反复灌输，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为社会所希望和要求的政治人。除了政府、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社会团体以外，学校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大学生主要时间都在学校生活和学习，在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社会过程中，受学校影响非常大。学校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学生灌输政治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发挥高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四大块以及形势与政策、世界政治与经济等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确立政治认同，提高大学生政治知识和政治信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些作用决定了它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特定的作用。

二、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即具备最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尚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主动参与少，动员参与和被动参与多；政治参与功利化和现实化的特征。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对国家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调试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参与或不参与，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广度等，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政治态度参与政治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个体在基本知情状态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能作出自主理性的抉择。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在阶级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更多的是以宗法制度表现出来的，而宗法制度又是伦理道德形成的根基。中国人之所以重视社会伦理道德，是因为我们对血缘关系格外的关注。中国人常常怀有强烈的尊亲、孝亲的深厚情感，历来讲求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即使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是在孝与忠这两个伦理观念有所修正，获得人民的理解，才得以顺利发展的。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结构，把家庭与国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家庭关系是国家关系的缩小，国家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对家庭成员的要求和对国家子民的要求是一样的，即既忠又孝，“忠”服从于国君，“孝”服从于家长，其本质都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出现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绝对忠孝观念。儒家思想主张推己及人，将处理家庭关系的原则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在调整人际关系方面提出“仁”、“德”、“礼”等思想，希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这也恰恰符合统治者的社会理想，为统治者所用，于是就把把对家庭的管理和国家的治理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封建伦理政治思想就其实质而言反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调节君臣、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二、伦理政治型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封建王朝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专制制度是基本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统治者重农抑商，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兴修水利设施，奖励农耕，通过土地私有制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承袭下去，使子民安于现状，实现社会稳定，有利于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与此同时，这也给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可是一直到近代也没有建立起发达的货币经济；我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繁华的都市，可是一直处于软弱的状态，没有大的发展……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受制于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畸形产物。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不重视物质利益，而是以道德的手段作用于经济发展。这就导致在封建社会中后期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我国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继续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它所倡导的“礼”、“和”、“信”等道德观念对于维持经济秩序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2、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提倡“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德、言、容、功）等一系列伦理规范，这其中只有绝对的服从，没有个人权利而言，在其中毫无民主可言。其实在当时君臣之间、官民之间根本不存在民主，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实行人治而非法治，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法律，但不是为臣民所用的法律，这种法律只是掩盖专制统治的幌子而已，儒家的理论成为了论证君主政治秩序合理性、合法性的工具。直至今日，由于传统思想在人们头脑中仍旧存留着或多或少的残余，为官者一旦拥有权力就牢牢不放，公民身上缺乏民主素养，在推动现代民主化的进程中任重道远。科举制度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举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与政治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开科举士为各阶层人士进入仕途铺平了道路，保证了选拔官员的公正、公平，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科举制的价值取向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把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知识分子培养成甘心为统治者效力的奴才，扩大统治基础。由于平民可以通过读书跻身于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社会当中蔚然成风，然而实际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唯有做官高”，致使一些无才无德的等闲之辈进入政治社会。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巩固统治，扩大了科举制的录取人数，还造成了冗官现象。

3、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在中国伦理型文化中最讲究道德，并以此作为人们精神层面的支柱。要求统治者“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个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不仅对普通各人有道德的要求，而且对上层社会也有明确的道德要求，从上到下都生活在伦理规范当中，在调整人际关系、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社会中提倡的“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都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对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意义深远。古代社会讲求重义轻利，重视精神发展，忽视物质利益，思想道德极大发展，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受到极大的阻碍。科技受抑制是长期普遍的现象，各种思想都诱惑知识分子热衷于科举，压抑从事科技发明的工匠。儒家有鄙视生产劳动的传统，孔子的学生撵迟请如何种庄稼，孔子就指责撵迟为小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历来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致使发明者遭受不公正待遇，比如蔡伦、华佗、沈括等。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主要集中在数学、天文学、农学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领域，是为了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像西方那些科技发明大都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有着严密的推理和抽象思维。在等级森严、专制封闭的文化圈里，直观思维单调，抽象思维乏力，倍受压制，中国科技难以成就大的气候。

4、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了规范伦理，巩固统治，中国人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历来重视“稳”，即中庸之道。中庸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要求，人家种地，你也种地，人家浇水，你也浇水，纵然使天下无造反之心，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满足统治者需要的不一定就是正义的，然而正是这种中庸思想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创新，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整个社会虽然表现出一片祥和的场面，然而却毫无生机活力，社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在某些方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结果只能步人后尘甚至固步自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封建社会深受中庸之道毒瘤的影响，最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直到当代我们还或多或少的受到该思想的束缚，在创新领域表现的不够突出，在世界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