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认为，必须加强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的探讨，建立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制定合理的科收政策。

关键词：税收增长；税收负担；地区税负；区域经济

Abstract：Whilethesynchronismofthetaxrevenuegrowthandeconomicgrowthtendsrational，theinter-regioneconomicdevelopmentbeginstoexpandunceasingly.Regardingthis，researchesbasedontheoryandpracticeby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believethatdiscussiononthetheoryandfunctionalmechanismoftaxrevenue’sthrottling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ustbefurthercarriedon，anempiricalanalysisframeworkoftheareataxburden’sinfluenceup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eestablished，andthatthetaxreformbeexaminedandareasonabletaxpolicyformulatedbasedonth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heregionaleconomy.

Keywords：taxgrowth；taxburden；localtaxburden；regionaleconomy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及地区差距的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非均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差异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1994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现了快速的腾飞。然而，就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呈现出“最终共同富裕”的结果，相反，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且也影响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税收负担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宏观税负方面来看，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之比为9.8∶7.8∶11.4，1998年为11.5∶8.2∶11.6，2004年为18.5∶9.l∶12.6。若以东部地区税负为1，1995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79∶1.16，西部地区税负最重，是东部的1.2倍，是中部的1.5倍。而到了2003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49∶0.68，东部地区税负最重，分别为中部、西部的2.03倍和1.47倍。从税收弹性上看，2001年以前，3大区域的税收弹性最高为2.85(东部2001年)，最低为0.41(西部1999年)。此后，东、中、西部税收弹性变化得较为一致，2002～2004年3大区域的平均税收弹性分别为1.74、1.635和1.48，说明了3大区域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2007年第8期。)。

“十一五”以来，我国各区域国税收入、地税收入与区域GDP总量都保持了快速协调增长，宏观税负水平稳步提高，大部分区域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仅河南省GDP的增长快于国税收入的增长)。根据税收收入和GDP的关系，目前，区域宏观税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税负基本一致的区域。其中又可分为3种情况：①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②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安徽、江西、广西、西藏；③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负不一致区域。又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宏观税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山东、福建；②宏观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贵州、云南(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税制改革初期，地区税负“西高东低”的错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宏观税负层面上的“马太效应”已经消除，区域之间税收负担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性增强。即使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税负不一致的地区，但差距也在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对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结果为：1980年3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比为1.92∶1∶0.90，1990年的发展差距之比缩小为1.64∶1∶0.90，2002年区域发展差距又扩大到2.32∶1∶0.94，与1990年相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分别扩大了41.5%和35.7%。1994年不同地区间的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程度扩大，最高的上海地区比最低的贵州地区高出9.79倍，至2002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2.89倍[1]。

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致力于降低税收负担的地区间税收竞争能促进地区间经济水平的趋同吗?或者换一句话说，税收负担的地区间差异能否解释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如果能的话，那么致力于地区间平衡的税收政策选择就是降低落后地区的税负水平；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利用税收调节地区间差异的作用是微弱的，这样导致的一个间接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更重要?合理界定一定时期的税收负担水平，对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而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税收负担这一内生变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研究区域税收负担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此为背景，尝试着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而理解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1.国内外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①理论研究方面。理论上，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该与GDP同步增长。但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然。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供给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至少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和向稳态转型时的经济增长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永久提高税率(宏观税收负担)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例如，雷贝洛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1]；佩客里诺在利用内生模型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时，指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2]；德弗罗与洛夫的两部门内生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3]。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需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和Capolupe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的[4]。

②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利用欧洲经济联盟(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5]。此外，Plosser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Karras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6-8]。

国内学者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王书瑶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了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生产不相容原理；安体富等则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94。同时作者还利用了我国1979～1999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9]，另外，刘军等通过对我国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也得出结论：从全国整体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27个百分点，同时还得出税收过快增长会严重降低税后产出—资本比的结论[10]。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甚至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Stokey和Reblelo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11]。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对台湾地区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12]。

贾康、刘尚希等提出，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总体税负的理性回归。2002我国税收增长较快，促进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一次性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13]。杨崇春认为，2004年税收增长结构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协调的，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转的反映[14]。

还有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不同的税收结构都会影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结论。王维国、杨晓华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15]。

2.国内外有关的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为了解释不同地区存在日益扩大的产出差距，自20世纪末，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开展了各种研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展开，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区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马栓友利用我国的跨省截面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16]的结论。张伦俊、陆建华研究认为，从平均意义上说，西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为0.73%；东、中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分别为0.40%和0.43%。这种研究结论表明，西部经济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率是东、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为明显。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两类指标的变动趋势还体现出“高税负低增长，低税负高增长”的态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负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17]。张阳、雷良海通过设置评价地区税负程度的指标——地区税收负担率对不同地区的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宏观税负西高东低。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认为，这种不均衡性在1994年税改后表现得更加突出[18]。刘军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的个体差异，分析认为，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平均税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10]。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借助于鲍莫尔的计量经济学实证方法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及原因展开研究。蔡日方、都阳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内的各自差异和东、中、西部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性却没有出现。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政府消费对区域产出和收敛的影响[19]。刘强则从影响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传导机制入手，通过与新古典模型的比较得出，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有着与新古典模型不同的传导机制。但他并没有对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做出说明，也没有给出这种传导机制在区域经济收敛上所产生的影响[20]。沈坤荣、马俊通过对区域间β收敛的考察，得出与蔡日方、都阳一样的结论，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现象。通过对这种收敛现象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地区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对区域经济收敛性影响非常显著[21]。周文兴、杨开忠借助于Coopmans—Cass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区域动态增长模型，证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与否与人力资本性技术变迁和税收制度变迁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有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税收政策。他认为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22]。戴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建立一个带有不同地方政府(落后及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增长模型考察了政府规模对一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他认为政府规模和人均产出的收敛速度呈倒U型的关系。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他得出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支出的低效率[23]。

三、评述与启示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外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对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纵观这些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带来税负的增加，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分歧，一方面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些文献采用回归技术考察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并且一般的回归处理会产生所谓“伪回归”问题，不能捕捉到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这说明适当选用计量方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选用样本标准和时间跨度不同。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因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也会有很大不同。鉴于此，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会丰富我们对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

第二，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的研究很多，但对两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分离状态，有的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对现行税制的完善，有的学者是从税制本身进行研究的，有的学者是从与国外的比较角度分析的，缺乏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在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时，对税收政策手段的考察和分析不足。而且，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

第三，缺乏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税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据主要包括外在依据和内在依据。外在依据主要在于税收调控能够有效消除区域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内在依据主要是：①国家税收政策在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同时，具有区域差别性；②税收的分配属性决定了税收能够影响区域生产、流通和消费；③相对财政支出、金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债和规费等经济调控手段，税收调控具有比较优势。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是运用税收政策手段调控区域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税收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研究较为充分，对于税收的结构调节作用特别是区域发展方面的结构调节作用研究不够充分。

第四，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区税负的不同及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方面。从研究方法看，运用统计对比分析比较多，但计量经济分析不足，比如可以尝试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第五，财政支出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等都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可供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对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的单项研究较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不足。

基于这5点，笔者认为把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负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当前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不断完善现行财税体制的大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研究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二是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宏观税收调控手段和途径；三是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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