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联系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企业就职④。进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企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企业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韩两国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

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来日韩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并将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文化基础。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⑦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⑧

第二，日韩两国文化中的家族集团主义相当浓厚。日韩两国文化都将家族关系延伸到社会组织中，并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并且，由于将家族集团主义一直扩大到国家体制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虽然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开始实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团主义派生出来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基础。韩国人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观念也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虽然近年来韩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韩国维护中央集权的基础依旧比较牢固。

第三，日韩两国文化都强调德业双修的思想。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日韩两国文化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在日韩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日韩两国民众为各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日韩两国文化在倡导并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在日韩社会，人们大多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二

虽然日韩两国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

第一，相较而言，韩国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则呈“多样性”和“复合性”。例如，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大乘佛教。后来，朝鲜时代儒教被奉为国家主导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挤儒教中与中国学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学中也只容纳退溪学。此外，在当今韩国正在扩充其势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旧思想体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来的宗教与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间非但没有发生冲突，相反却能够并存且相互影响。而且，各种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带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韩两国虽然都推崇儒学，但两者在尊儒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在韩国，只有强调内在的判断力和道德的严格主义以及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学才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不仅接受了朱子学，而且也广泛接受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的阳明学。并且，日本的儒学没有像韩国的儒学那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的行为方式。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武士阶层在实现官僚化的过程中虽强调过儒学，但武士道的行为方式仍占上风。因此日本从来就没有施行过科举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对也比较低⑩。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

第四，日本自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政权都是由一个庞大的武士集团掌握，从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等）渗透到了日本整个社会之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历史上的韩国则多有“尚文轻武”的风气。在长期奉行严格伦理主义的韩国社会里，人们崇尚修身养性、讲究礼义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贪欲、超越富贵的义理。在“尚文轻武”的风气下，精通文学和经学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则备受冷落。在古代韩国上流社会的文武两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连武职也常由文官担任。令人惊奇的是，历任朝鲜王朝兵曹判书的五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武官(11)。

值得关注的是，尚文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导致了韩国整个社会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在韩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几与贱民无异。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轻视体力劳动，这就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2)。

第五，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长期被外族欺凌使韩国既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但又有一种自强不息的自尊自傲感，韩国人总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而使韩国人很自然地形成了特别重视“面子”的心理特征(13)。韩国人典型的处世哲学是“不行，装行；困难，装容易；没有，装作有；干不了，装作干得了。”(14)

相比之下，日本人较为崇尚“实用主义”，他们既不向往来世，也不迷信天堂，惟以现世利益为重，其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倾向(15)。只要实用，“拿来”就是，而不顾其内容和形式。“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例如，日本人的信仰是儒教、神道教和佛教的“三位一体”；日本的文字是汉字、假名、外来语各当一面；日本人的饮食也是多种多样，力求实用，通常早餐是面包、咖啡或牛奶等西式食物，中晚餐是生鱼片等和式料理，节假日则上饭馆品尝中华料理。日本经常遭受台风和地震袭击，因而日本人修建的建筑物首要考虑的是要经得起台风和地震的考验，而不是外观。日本人的生活用品大多小巧轻便，以便于移动。日本是个岛国，其自然环境远不及朝鲜半岛，因而日本人要生存，只能是采用实用主义，所有的名分和形式之类的外观现象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

日韩两国文化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存在差别。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而言较为恶劣，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自古以来频频发生，这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能居安思危，并由此产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6)，使日本民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比其他东方民族更为强烈，因为“防止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重建家园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较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过借助“神”等外来力量来保佑自己免遭厄运，因此日本宗教活动盛行。相比之下，在灾害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韩国，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抗争灾害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的“危机感”不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互相之间容易产生“不和”。

日本是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种独特环境，使日本文化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则由于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其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比如，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每年都有按阴历过“春节”的习俗。而日本人则不过“春节”。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受到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桥梁”作用。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韩国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汉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大陆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把这些文化文物传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来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与日本国土由诸多岛屿构成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古时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利于上令即时下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衰退，成为日本逐步实行分权制度的背景。而在国土相对集中的韩国，中央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地方，从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韩两国在对家族成员的资格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能认同其为家族的正式成员；而韩国则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认同无血缘关系者成为其家族成员(20)。日本一方面以血缘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缘核心的周围配置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以至不少无血缘关系者也能担任家族分支的户主，甚至由无血缘关系者继承本家户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赘就是方式之一。同时，在日本家族后继无人时也收养养子，而且养子的来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缘集团，有时也选自妻方的亲戚，甚至是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者。“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21)相比之下，韩国的家族则是由“血统”来巩固的。毫无血缘关系者绝不可能成为养子，而女婿也无法成为妻方家族的继承者。在韩国，养子必须是来自父系血缘集团，且世代关系必须正确（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资格成为第二十二世的养子），同时在经验、年龄上也不能出现颠倒关系。韩国家族对“血统连续性”和世代关系的重视，与其设定结婚关系时禁止族内通婚有关。由于韩国重视“血统连续性”，因此，韩国的婚姻关系都是族外婚，绝不可能出现日本那种表亲婚姻(22)。

韩国社会中的“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在韩国的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被称为“财阀”的世界性大企业，还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皆是如此。此外，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地缘”（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学缘”（指因就读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同窗关系）和“职缘”（指因就职于同一工作单位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共同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当这些关系因素都发挥其效应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许多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各种社会问题时，在缘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轻理、近亲远疏的处世原则在韩国人看来是极为自然的，也是极为‘合理’的。”(23)而在日本社会，人们之间虽然也有“血缘”、“地缘”、“学缘”和“职缘”，但未如韩国那样过分强调，因而法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至少日本社会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的。

注释：

①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沈立新：《孔子影响在国外》，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页。

③吴新兰：《“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载《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3期

第72页。

④［日本］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76年版，第30页。

⑤［韩国］柳锡春：《东方、西方和马克斯·韦伯》，载《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第23页。

⑥潘畅和：《儒学与当代韩国》，载《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

⑦Chung-hyunRo,“TheRolesofIdeology,Values,andEthicsinAdministrativeDevelopment”,KoreaObserver,Autumn1994,pp.297—298.

⑧［韩国］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⑨［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⑩［韩国］同上，第169页。

(11)［韩国］扈英珍：《乌纱帽共和国》，东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朴昌根：《论韩国人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3)陈龙山：《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中非经济制约因素探源》，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9页。

(14)《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载［韩国］《东亚日报》1994年2月15日。

(15)郭洁敏：《“和魂”——日本人的独特性之根源》，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6)邓凌志：《中日企业合作中的文化摩擦现象分析》，载《东北亚学刊》2004年第3期，第50页。

(17)［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第162页。

(18)何德功：《从生死观历史观看中日文化差异》，载《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19)［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20)［日本］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1)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4期，第88页。

(22)［日本］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第31页。

(23)朴昌根：《论韩国人的因缘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政治、经济、经营现代化的影响》，载《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新探》，韩国大旺社2002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