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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曾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并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号召“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这里的历史经验就是一代伟人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我党留下的。重温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一代伟人的卓识

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了解社会、了解中国摆在头等重要地位，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现实社会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现实问题的方略，是他十分重视、经常应用的重要方法。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我党每决定一件大事，事先都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在反复实践和调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方针、政策。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秋收起义受挫后，同志在井冈山落脚。其实，在这历史性抉择之前，他进行了广泛深入、多次的调查研究。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情况。“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军事割据”（注：《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因有了这一科学决策，革命的红旗才在井冈山高高飘扬。上井冈山后，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同志对湘赣边界各县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亲笔整理了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8年10月同志在湘赣边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稍后，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从此，创造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这样从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确立了。

革命战争年代，同志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为党制定了许多成功的政策；革命胜利后，同志曾把进入北京城比喻为“上京赶考”，为了有一份满意的答卷，让全党适应战略上的转移，他仍将调查研究作为了解新情况、处理新问题的一大法宝。面对建国后许多纷繁复杂的关系，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1956年2月开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最后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对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复杂问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志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并不是因为他有“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由于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的功夫最深。他一贯的领导作风便是“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我党领导层中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二、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前提

同志除了自己重视从社会、从实践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外，还把这一方法在全党推介、倡导。早在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他就发动官兵作社会调查，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首先第一步做调查工作，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开会决定切合当地群众的口号，这样，就可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146页。）。到1961年，在《农业六十条》中，他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项。由此，形成我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坚持、发扬这一作风，就能在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触及问题的本质，进行科学的决策。在这方面，同志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调查研究就是向群众学习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调查研究的大敌，调查者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注：《农村询查文集》第16页、第182页。）。同志严肃指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平等待人，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的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用事先订好的什么“调子”或“框框”去限制被调查的人或者束缚自己。“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注：《农村询查文集》第16页、第182页。）。同志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如他的著名的兴国调查中，开始时，请来的几个农民疑虑重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话，扯些家常便作罢了。后来，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的被子睡觉，双方关系才逐渐融洽，到最后，大家几乎无拘无束，热热烈烈地讨论起来，无所不谈，亲密得像一家人。兴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被掌握了。

2.科学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1929年，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把调查研究和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注：《选集》第一卷第90页。）。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的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注：《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

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调查是决策的起点，决策总是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关于调查研究对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同志指出：“大略的调查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这就是分析的问题”（注：《选集》第三卷第840页。）。在他看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还特别强调，领导者要做正确的决策，领导班子要协调地发挥作用，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就尤为重要，而且特别要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否则，就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

4.用运动的观点调查、分析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有可能通过一次实践就取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同样道理，人们也不可能通过一次的调查研究就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同志十分强调调查研究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他说：“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注：《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调查研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检验政策——再调查研究，这个往复循环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三、调查研究仍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法宝

调查研究直接影响的结果，便是形成了我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一系列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调查研究搞得好，什么时候的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事业就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调查研究搞得不好，方针、政策就偏离实际，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在今天，要缩短上与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调查研究仍是各级党员、干部行之有效的方法。若我们的调查研究仅仅满足于一些报表和统计，满足于计算机的运算，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有些同志下去做调查，由于缺乏同志调查研究的那种基本功，没有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的都是一些被筛选了的材料，甚至被少数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忧不报喜所欺骗，用这种调查的所谓材料决策，哪有不失误的道理？这种教训是不少的。所幸的是，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仍被普遍运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领导干部下基层办点，蹲点、反复试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试点等，通过这些具体的方法，取得经验，再调查分析，全面实践。今天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实际上也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无论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着眼，调查研究确实是我党取得成功的法宝，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仍是这样。以同志为首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留下的这一优良传统，一定要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