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走向文化的工农兵文学的特点

一是文化意义的层次性。由于这些作品直接描写的是政治事件，所以作品的表层是政治意识，但是政治意识其实是受文化意识所影响的，所以作品由此表现出文化意义的第一个层次。由政治意识深入下去，便是表现人物去实现这政治意识时所采取的行动，即表现出人物的文化意识，这是第二个层次，即文化层次。前者表现出做什么，后者表现为什么这样做。阅读作品，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朱老忠的反抗，梁三老汉的犹豫徘徊，以及林道静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杨子荣的深入虎穴、江姐同国民党特工的斗智斗勇，然后才进一步体会到朱老忠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复仇精神和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燕赵遗风，梁三老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谨慎精神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历史情怀，林道静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性即先锋意识，杨子荣身上体现出来的和水浒英雄不同但又不无联系的团体意识，江姐身上体现出来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舍生取义不能等同但又不能分割的忠于信仰的情怀。政治意识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这些从政治走向文化的工农兵文学的文化层次性是比较突出的。二是文化意识的鲜明性。不但其政治意识鲜明，而且其文化意识也是鲜明的。政治意识且不用说，即使文化意蕴也比较明显。比如朱老忠身上的反抗意识、坚韧挺拔，梁三老汉的谨慎守旧、老实本分，都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明确的依据。同样，林道静对理想的追求，杨子荣的大智大勇，江姐的从容不迫，也都能和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从政治走向文化问题的思考

实际上，和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绝不只是中国的工农兵文学，许多世界名著都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等，都是如此。文学不是不能描写政治，问题是怎样描写政治，即要从政治走向文化。我们可以注意到，上面所说到的《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这些从政治走向文化的工农兵文学，在表现生活时，都是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等方面即全方位着眼的，所以内容丰厚或比较丰厚。由此说明：工农兵文学要从政治走向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视野问题，不能只从政治着眼，而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现实、历史全方位着眼。作品的视野必须开阔，才能做到从政治走向文化。这是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上面说到的那几部作品，在从政治走向文化方面还是有差别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虽然视野也比较开阔，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但作品的主旨也就是表现人物的阶级本质，比如《青春之歌》，杨沫就说过：她“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入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6]。作品就是集中表现林道静这一青年不同时期的阶级品质（正所谓“青春之歌”）；《红岩》就是集中表现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林海雪原》就是集中表现杨子荣、少剑波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正如作者曲波所说：他创作时想到的，就是“应当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7]。在这些作品里，由于主旨只是表现阶级斗争，这对涉面宽广的文化意蕴的表现不能不产生一些影响。而《红旗谱》、《创业史》有所不同，前者的作者梁斌就说过：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他“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同时，他还要“透露民族气魄”[8]；而后者一开始在“题叙”中就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有的论者评论《创业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9]309，并特别指出“《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是“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9]313。它们虽然也写阶级斗争，但这其实只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其目的不单单是写阶级斗争，而以表现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中国的历史面貌为总的任务，所以作品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阶级斗争，超出了政治的范畴。由此又说明：要从政治走向文化，除了视野要开阔之外，主旨也要面广，即视点也不能过小，而要面向整个社会，以表现社会为创作的目的。

本文作者：刘江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