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相似性

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用苏格兰方言书写诗歌，歌唱民主、自由的思想，歌颂故国家乡的秀美，抒写劳动者纯朴的友谊和爱情。《我的心呀在高原》（MyHeart’sintheHighlands），《一朵红红的玫瑰》（ARedRedRose）和《友谊地久天长》（AuldLangSyne）是彭斯乡情、爱情和友情的“三个代表”。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充溢着浓浓的乡情，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的心呀在高原，别处没有我的心！”（Myheart’sinthehighlands，myheartisnothere）。他用了五个“再会吧”（Farewellto）的排比句式，烘托出故园难忘之情，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张明敏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响的《我的中国心》与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诠释了爱情的永恒真谛，“我心爱你永不渝，直到四海海水枯；直到四海海水枯，岩石融化变成泥”（AndIwilllovetheestill，mydear，Tilla’theseasgangdry.Tilla’theseasgangdry，mydear，Andtherocksmeltwi’thesun）这不就是中国成语中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吗？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是对友情的千古绝唱，成为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Bridge）的主题曲。

这首歌，在很多西方国家，通常会在除夕夜演唱，象征着辞旧迎新，而在很多亚洲的学校毕业礼或葬礼中，则象征告别或情感的结束，其中文版本的主调更具有感伤的色调。诗歌的第一节“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Shouldauldacquaintancebeforgot，Andneverbroughttomind?Shouldauldacquaintancebeforgot，Anddaysoflangsyne?）连续用了两个修辞性问句（rhetoricquestion），强调朋友间旧情难忘，让人颇感荡气回肠。“友谊永存”（auldLangsyne）在整首诗歌中起到叠句（Refrain）的作用，仿佛在欣赏一首《阳关三叠》，从而让人不由得想起琴曲《阳关三叠》的来源，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中写到，“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诚如《友谊地久天长》所言，“让我们来举杯畅饮，友谊地久天长”。

修辞的相似性

“语言和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全世界都强调以明喻、隐喻、排比、对偶、复叠、仿化等形式来进行描述，但这无一不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3]13-14威廉•华兹华斯以《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确立了其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的地位，而《咏水仙》（IWanderedLonelyasaCloud）是其浪漫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咏水仙》共分为四个诗节（stanza），其韵式（rhymescheme）为“ababcc”，行文安排应合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赋比兴”的修辞表现手法。《诗经》中的“赋、比、兴”这三个概念最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毛诗序》也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赋。”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经》中的“六义”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赋”是一种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与叙述，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叙事手法。郑玄《周礼•大师》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诗人写诗，往往把赋、比、兴三种手法交叉使用。《咏水仙》的第一、二和三节是“赋”中有“比”，具体分析如下：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鲜花，是金色的水仙遍地开放。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它们随风嬉舞，随风飘荡。

这一节着重描写黄水仙的“众”与“乐”，与诗人的“孤独”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说明了黄水仙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精神，诗中运用明喻的修辞手法，把自己比喻为“一朵孤独的流云”（lonelyasacloud），而黄水仙却拟人化为一群小精灵。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像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它们沿着海湾向前伸展，通向远方仿佛无穷无尽；一眼看去就有千朵万朵，万花摇首舞得多么高兴。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却不如这水仙舞得轻俏；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这景象带给我的精神至宝。在这两个诗节，诗人继续用明喻的手法描写黄水仙的“众”，“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像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同时还用比较的手法，把“粼粼湖波”和黄水仙的欢乐对比，前者明显不如后者之乐。目睹此情此景，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让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月下独酌》中的诗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这景象带给我的精神至宝”导出了诗人之“兴”。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他在《诗品序》中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把文学的感人与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联系起来[4]。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最后这一诗节，是整首诗的“兴”的部分，在诗人的沉吟和思考中，表现了诗人享受于回味自然美景带来的精神愉悦，这也符合华兹华斯推崇的诗歌体现主观感受的理念，“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Theyflashuponthatinwardeye）便是一种诗人特质的相似性思维。

结语

中西各个文学理论派均认识到相似性在知觉、记忆、认知和思维活动中的重要性，可谓没有模仿就没有文学，包括对生活和对别的作家的模仿。此类模仿与美国超验主义鼻祖和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在其《论美国学者》（TheAmericanScholar）中所言的“模仿是自杀”（imitationissuicide）意蕴不同：文学中的模仿是“形似而神不似”，而爱默生所言的模仿是精神层面上的相似。相似性思维不但有认知的意义，也具有创新性。正是因为文学具有相似性，中西文学才具有可比性、可读性和启发性，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echo）而非“共振”（vibration），这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提倡的“移情说”（empathy）。

作者：吴文南单位：闽江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