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不再指导别人而是接受指导，它不再被视作典范却成为批评的对象，它不再是西方国家向往的乌托邦的理想国度，用来拯救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武器，而变成了遭到蔑视和嘲笑的对象。在这一时期描写中国人的作品中“，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从典范到野蛮的变化过程。最典型的是阿瑟•史密斯，他在著名的《中国人的性格》中宣称“必须教化中国”，认为中国人“缺少的是骨气和良知”“：中国需要的许多东西可以概括成这惟一一种迫切的需要。只有依靠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感化才能使这种需要得到完全的满足。”[1]殖民行为由此得到了辩护，甚至颂扬，中国早已被假想为一个堕落、腐朽，亟待所谓的西方文明拯救的异国。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曾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曾于1876年在中国汕头的领事馆任职，1879年6月又升任厦门领事馆领事官。他终生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他勤于著述，研究范围遍及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绘画等诸多领域，同时还出版了不少语言教材。他曾翻译《庄子》、《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作品。《聊斋志异》被认为是清朝末年用文言文撰写的最具影响力短篇小说集。1880年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在伦敦出版,其中包含了164则故事。随后,翟氏又进行了仔细的修订,1908年由上海的别发洋行(Kelly&Walsh,Limit-ed)出版第二版。翟理斯所翻译的《聊斋志异选》是《聊斋志异》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至今仍是最全的一个英文译本。翟斯里在序言中宣称：“《聊斋志异》在中国是最受欢迎的、最完美的传统文学，通过它西方读者可以加深对中国的文化、习俗、信仰和社会生活的了解。”[2]对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强调，无疑是他翻译该小说的原动力，也是我们关注该译本的原因所在。翻译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交流和协商的媒介，反映了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上的冲突和碰撞。同时，翻译也被作为一种维持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利的有效的工具。当翻译东方文本进入西方世界时，为了译本的可接受性，翟斯里精心地挑选文本，从他对故事的选择和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本文对翟理思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深入分析了译者为再现东方形象而采取的翻译策略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在翟斯里所翻译的《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东方乌托邦中的神秘的迷人东方形象；一类是落后、腐朽、专制、无能的形象。有时这些形象具有双重的效应。

一、吊诡的东方形象

《聊斋志异》主要通过讲述人类与鬼怪之间的故事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并刻画了一系列慷慨、勇敢、睿智、独立、忠贞的女性人物形象。翟斯里所选取的短篇故事再现了独特而典型的东方美人特质，女性形象在此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巩固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女性的幻想；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文明自我反思和重新书写自我的最好的佐证。以下以具体的例证去阐释译者所迎合的西方读者所期待的对东方女性美的特征的总体认识。

如：TherewasthenacallforChih-ch’eng,uponwhichayoungwaiting-maidcameforwardandstoodquiteclosetoMr.Lin’shead.Herstockingswerethecolouroftheking-fisher’swing,andherfeetencasedintinypurpleshoes,nobiggerthanone’sfinger（TheYoungLadyOftheTung-T’ingLake,167）.

在《聊斋志异•织成》的译文中，西方读者如愿地看到了一个东方美人，她符合西方人对东方女性形象最典型的美的评判标准。“lotusfeetinthreeinches”(三寸金莲)，thecolouroftheking-fisher’swing”（翠袜紫舄），“tinypurpleshoes,nobiggerthanone’sfinger（细瘦如指），正如李明所说：“当看到中国女性眼睛低垂，微微地斜着头，妖娆地走在街上时，我们便会想起修女或对上帝最虔诚的信奉者。”

Quitepleasedatthis,heapproachedtheyoungladyandbegantotalk,she,meanwhile,in-quiringofhimwherehelived,andifaloneorotherwise.Heassuredherhewasquitebyhim-self;andthenshesaid,“Well,Iwillcomeandseeyou,butyoumustn’tletanyoneknow.”TheYoungGentlemanWhoCouldn’tSpell（TheYoungGentlemanWhoCouldn’tSpell,201）.

在《聊斋志异•嘉平公子》中，作者蒲松龄所描绘的是一个挣脱了封建伦理的束缚，勇敢追求的女子，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宣称解放女性，呼唤人性的回归是这部小说最具创新性的主旨。在19世纪初期，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小女人是“吟唱垂柳和桃花”、“三寸金莲”，生活在庄严宏伟的宫殿。这样的女性形象反复出现在西方人的游记与小说中，西方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游记与小说宣泄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唤醒西方对东方的浓厚兴趣。由于缺乏文化常识以及对东方女性的同情之心，西方读者对《聊斋志异》的阅读并不能从批判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和女性解放的角度去理解。由此，西方开始了对中国女性美的无休止的期待与幻想，对中国这一神秘国度无限的憧憬，进而对武力征服中国的向往。

另一种是神秘莫测的民间艺人形象。在《聊斋志异》的译本中，译者通过翻译描绘了中国独特的曲艺艺术的短篇故事，使西方对中国乌托邦的想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强化。whenhewasatthecapitalhesawamaninthestreetwhogavethefollowingperformance:ineachofwhichwasafrog;andwheneverhetappedanyoneofthesefrogsontheheadwithatinywand,thefrogsotouchedwouldimmediatelybegintosing.whereupontheyallsangtogether,withtheirDo,Ré,Mi,Fa,inperfecttimeandhar-mony（TheSingingFrog.135）.《聊斋志异•蛙曲》讲述的是中国的民间艺人训练蛙进行音乐表演的故事，展示了中国传统民间技艺的奇妙。这类故事能强烈地刺激西方人对中国奇异性的无限想象。但这类故事向西方人展示了东方人的机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让他们对中国人产生了警觉。总而言之，西方充满着热情，通过向读者讲述东方无尽的浪漫新奇，竭尽所能地给异域的中国贴上了只属于他者的文化标签。“没有一个民族能在法制和伦理道德上超越中国，更别提超越中国的艺术和智慧的多样性了。”[4]《聊斋志异》的译本正好反映了译者在翻译时文化心理的一种潜在的诉求，他所译的文学作品必须迎合西方对中国龙的固有的乌托邦的想象模式。

二、负面的形象

在蒲松龄的笔下，这几类人物主要以负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从六根不净的道士和尚，迂腐的文人，堕落的官吏和自私贪婪的商贾。翟理斯翻译了与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密切相关的14个故事，由于缺乏对原著创作背景的基本介绍，因此，佛、道教导人向善，远离世俗欲望，寻求心灵平静的根本教义不复存在。

Acertainpoorman,namedChang,wholivedatI,fellinonedaywithaTaoistpriest.Thelat-terwashighlyskilledinthescienceofphysiogno-my;[1]and,afterlookingatChang’sfeatures,saidtohim,“Youwouldmakeyourfortuneasadoc-tor.”“Alas!”repliedChang,“Icanbarelyreadandwrite;howthencouldIfollowsuchacallingasthat?”“Andwhere,yousimplefellow,”askedthepriest,“isthenecessityforadoctortobeascholar?Youjusttry,that’sall(TheDoctor.430)Andoncethisrelative,meetingwithaBud-dhistpriestfromtheT’ien-fotemple,addictedlikehimselftotheviceofgambling(TheGambler’sTalesman.257).

在《聊斋志异•医术》和《聊斋志异•赌符》的译文中，翟理斯向西方读者分别传递了奸诈的道士和好赌的和尚形象，重申了只有通过基督教文明的传播，西方才能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注入新的血液的论调[5]。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宗教是阴暗的，无生命的，更是无希望的系统。拥有传教士和外交家双重身份的翟理斯着重渲染了中国道教和佛教中所谓的道德败坏的形象，向西方读者暗示了中国宗教所谓的堕落和亟待拯救的社会现实。企图以宗教为借口，把西方对中国进行的非正义的殖民入侵美化为上帝所赋予西方的挽救中国的神圣使命，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寻找一个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在现代社会，基督教对中国的拯救与西方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征服的实质刚好一致。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描述是《聊斋志异》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蒲松龄为求取功名，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战屡败，对于科举他有深刻体验。他指出，中国的科举考试推崇八股文，历朝历代考的内容都是经史子集，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埋没了人才。讽刺了历代想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封建社会官场的文人。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蒲松龄按时间顺序的线索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儒生王子安在科举考试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以及考试夺魁后却愤而弃之的行为，反映了中国文人对封建官场的黑暗与堕落深恶痛绝的心理。

ChronicleroftheTalescomments:“Bachelorsofletterswhogointotheexaminationcellshavesevensemblances.Whentheyfirstgoin,barefootandcarryingtheirbaskets,theyresemblebeggars.Atrollcall,whenmonitorsshoutandlectorscurse,theyresembleprisoners.Goingtotheirownnumberedcells,theyresemblesluggishwaspsattheendofautumninthewaytheirheadspokeoutoftheopeningsandtheirfeetstickoutfrommtherooms.Whentheycomeoutofthearena,wearingeveryimaginablesortofdispiritedexpres-sion,theyresembleailingbirdsjustreleasedfromacage.Then,astheyarewaitingfornewsoftheirresults,theystartatshapestheyseeinharassandtreesk,andtheirdaydreamsbecomefull-blownfantasies（ScholarWangZi-An,.329）.

毫无疑问，译者受到自身的文化倾向和主观认知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选择在目标语文本中再现其特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翟理斯不了解蒲松龄在原著中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同时译文中又缺乏对原作者蒲松龄的生平介绍和原著核心思想的概括，而西方读者又没有相应的中国文化知识的背景，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精髓的研读，因此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王子安》的译文，却正好印证了这样的观点：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东方文明停滞、落后，从而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意识形态的想象模式。中国商人形象是很有意思的。与现在人们崇尚赚钱不同，中国人曾一直认为无商不奸，因此，商人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蒲松龄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

ATChin-lingtherelivedasellerofspirits,whowasinthehabitofadulteratinghisliquorwithwaterandacertaindrug,theeffectofwhichwasthatevenafewcupswouldmakethestrongest-headedmanasdrunkasajelly-fish.2Thushisshopacquiredareputationforhavingagoodarticleonsale,andbydegreeshebecamearichman（Adulteration[1]Punished.452）.Note1：Innocountryintheworldisadulter-ationmoreextensivelypracticedthaninChina,theonlyformalcheckuponitbeingareligiousone—thedreadofpunishmentintheworldbelow.

奸诈、贪婪的商人形象在《聊斋志异•金陵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从翟理斯给出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国民族的偏见———中国人天生就具有懦弱、虚伪和不诚实的低劣品质[6]，原因自然应该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他翻译的《聊斋志异•赌符》（“TheGambler’sTalisman”）、《聊斋志异•姊妹易嫁》（“SistersSwitchPlaces”）、《云翠仙》（“YunCuiIXian”）等一系列故事，进一步讲述了中国人的背信弃义、贪婪和不忠，无疑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华民族的刻板印象。Acertainmagistratecausedapettyoil-ven-dor,whowasbroughtbeforehimforsometriflingmisdemeanour,andwhosestatementswereveryconfused,tobebambooedtodeath（CrueltyAvenged.418）.在《聊斋志异•拆楼人》中,蒲松龄刻画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期望凭借科举考试，挣得一官半职的形象。翟理斯选择这些描述中国官员堕落腐败的文本翻译，确实部分地反映了衰落中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人物形象强化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吏治的看法：因为科举考试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国官员腐败、野蛮、残忍、愚蠢、无能，而这也将导致中华帝国最终走向灭亡。总之，由翟斯里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并不是意义或符号的简单重置。所有的译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译者从目标语文化的角度对源语文本有目的的操控，同时也是优势文化对劣势文化施加的暴力入侵[7]。

三、结语

在《聊斋志异选》中，翟理斯选择性地翻译中国不同形象的故事，以迎合西方读者关于中华帝国固有的想象模式。在西方的想象中，东方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他者形象，肯定的为富饶、智慧、奇幻、民主和有道德修养的乌托邦的形象；否定的为神秘、淫荡、邪恶、堕落、专制、凶残和停滞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因此，中国不可颠覆的他者形象，是西方异国体验的心理认知模式，在西方读者根深蒂固的原形框架中不停地发生转变，是为了满足西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想象东方的必然产物。

作者：董艳胡勤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