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

《列女传》记录了大量的人物对话,这是刘向刻画人物个性的基本手法。人物的语言是其特殊的生活经验、教养和心理的透露。刘向深谙此理。因此,《列女传》的人物语言,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做到了个性化,其笔下的各色人物都是说着各自的、与她的身份、性格相符的话,闻其声便可知其人。像卷三《鲁漆室女》中传主与邻妇的对话,卷六《楚江乙母》中传主与楚王的对话,分别反映出漆室女见微知著、忘私忧国的高洁和江乙母不畏权势、敢于抗上的性格。《列女传》形制短小,篇幅有限,造成人物表现的某些局限性。要想“文约而事丰”①,就必须用最俭省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刘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有时能用二三句简短的对话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如卷三的《孙叔敖母》写孙叔敖儿时出游曾撞见一条两头蛇,并将其杀死埋掉,回家向母亲哭诉的故事。文中记述了母子二人的对话:母问其故,对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今者出游见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对曰:“吾恐他人复见之,杀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天之处高而听卑。《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尔嘿矣,必兴于楚。”每人只有两句话,但却从中表现了叔敖的仁爱精神,揭示了叔敖母由忧到喜的心理变化,展现了她的远见卓识,明智善良。语言凝练,文字朴素,富于表现力。

简则简矣。刘向有时则又不厌其烦,极尽渲染之能事,体现出高超的语言技巧。我们试以《列女传》中最长的传记作品《鲁季敬姜》为例加以说明。敬姜子文伯退朝见其“方绩”,随口说了一句充满爱意的不满之语,结果,便引来敬姜语重心长的长篇大论:敬姜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上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是故天子……诸候……卿大夫……士……自庶人已下,……王后……公候之夫人……卿之内子……命妇……列士之妻……自庶士以下……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否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祀也。”这里,敬姜先从“圣王之处民”说开,民有“沃土”与“瘠土”、“劳”与“逸”之分,接着便从“天子”、“诸候”、“卿大夫”说到“士”、“庶人”,时间上又有“朝”、“昼”、“夕”“夜”之分。不仅有对男性的要求,女性也不例外,从“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说到“列士之妻”,“庶士”。始于“鲁其亡乎”,终于“余惧穆伯之绝祀也”,前后照应,无不详备。

2表现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

人物语言中的独白往往是人物心灵深处真实情感的流露,它能够更细致确切地表达出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列女传》所记人物独白虽然不多,却运用得非常成功。卷四《齐杞梁妻》中传主安葬完丈夫后的自言自语: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这段内心独白不仅揭示了杞梁妻在失去丈夫后的凄苦悲凉,茫然不知所从的内心世界,而且表现了其在“三从四德”等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禁锢下的“贞而知礼”。《列女传》中类似独白很多,像卷五《周主忠妾》中媵婢关于“言与不言”、“进与不进”毒酒时激烈的内心冲突,同卷《京师节女》中节女在丈夫与父亲之间做两难抉择时痛苦的内心世界。较之一般叙述语言更生动,更具表现力。

3形象贴切的比喻手法

为了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列女传》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列女传》的比喻,轻便灵活,贴切工巧,最能抓住要害。卷二的《陶答子妻》中,陶答子妻在其夫省亲归来时,“独抱儿而泣”,触怒婆婆,引发了一番议论: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妇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这里,陶妻分别以“玄豹”、“犬彘”为喻,前者比喻那些隐居伏处,爱惜其身的隐者,后者比喻那些贪富务大,不顾后害的短浅之士。后来,“玄豹”、“雾豹”、“豹隐”遂成为典故而为世人所称颂。有时用喻,顺手拈来,毫不费力。像卷一《邹孟轲母》中孟母自断机杼,以织布喻学习,教育孟子不织则无以成匹布,不学则无以成人才。还有如卷六的《楚江乙母》、《齐孤逐女》等。

4丰富多彩的引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女传》称得上诗史,或者说是诗与史的结合。这不仅是因为它有诗一般动人的内容,还在于诗在全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粗略统计,《列女传》引《诗》、赋《诗》现象多达157次(包括“国风”68次,“雅”79次,“颂”10次),除卷五的《鲁孝义保》、《晋圉怀嬴》、《珠崖二义》、《京师节女》和卷八的《梁鸿妻》五篇传记外,其余全部女性传记均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这些对研究《诗经》和中国经学史颇有价值。《列女传》引《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各传中间引用,一种是在各传末尾引用。首先,我们来看各传中间引用的情况,这又有明引与暗引之分。明引是指传主在言谈中引用《诗经》的情况,这种引用可以增强话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如卷一的《楚子发母》写传主教训战胜归来的儿子时,引用了《唐风•蟋蟀》第三章的一句,即“好乐无荒,良士休休”,以此告诫儿子要团结士卒,同甘共苦。同卷中的《邹孟轲母》引《小雅•斯干》的句子说明“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类似的还有卷二的《晋文齐姜》、《晋赵衰妻》等。暗引是指传主在言语中赋(作)诗。卷一《卫姑定姜》写定姜归“毕三年之丧”的儿媳妇时,赋诗送别。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这两首诗均引自《邶风•燕燕》,称赞了定姜的仁慈厚爱。其它如卷一《齐女傅母》引《卫风•硕人》,卷二《秦穆公姬》引《秦风•渭阳》,卷二《周南之妻》引《周南•汝坟》,卷三《许穆夫人》引《庸风•载驰》,卷四《召南申女》引《召南•行露》等等。这种方式的引《诗》可以看作是刘向对《诗经》的理解、注释,不失为刘向的“一家之言”。最常见的情况还是在各传的末尾引《诗》。《列女传》引《诗》157次,其中,这种情况就达137次之多。例子随处可见,卷一《有虞二妃》结尾曰:“《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卷五《代赵夫人》结尾是:“《诗》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作者在传文结尾借“君子”之口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大量地引《诗》对传主进行褒贬评论,这种情况常常不顾《诗》的原义,而是加以随意灵活的“断章取义”。尽管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灵活性,但作者对诗义的把握,对诗作者的意图的理解却常常毫厘不爽。既能曲尽其妙,又能增加语言的优美感和韵味,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如上引《代赵夫人》的末尾就引用了《大雅•抑》的诗句。该诗原是卫武公刺厉王并用以自警之作,这里却以之称引代王夫人的“善处夫妇之间”,坚守节操和礼仪的品行堪称女性的典范,用来极为得体。刘向引《诗》,有时一诗引用若干次,如《大雅•板》引用7次,《大雅•抑》引有11次。有时一句又出现若干次,这种方式的引《诗》灵活地使用其约定俗成,相对稳定的含义。如《大雅•抑》中的“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共引用两次,卷五《代赵夫人》引之称赞传主“善处夫妇之间”,坚守节操和礼仪的品行可作典范,同卷《合阝阳友娣》引之称颂传主善复兄仇的行为可作典范,两次引用,虽针对人事不同,但取义基本相同。有时一传中引《诗》若干次,这种情况往往是该传记述了传主若干事迹,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对等关系。如卷一的《鲁季敬姜》就引《诗》5次,分别是对敬姜教子成人,教子为相,教子宴饮,戒妇处丧,拜谒康子五件事的评论。另外,《列女传》中还有11篇,除去结尾引《诗》外,文中也以赋(作)诗的形式引用了若干《诗经》的句子。它们分别是卷一的《卫姑定姜》、《齐女傅母》;卷二的《秦穆公姬》、《周南之妻》;卷三的《许穆夫人》;卷四的《召南申女》、《卫宣夫人》、《蔡人之妻》、《黎庄夫人》、《息君夫人》;卷八的《陈辨女》。《列女传》引《诗》,除了以诗代言表情达意促进交流的语言功能外,更多地是把《诗》作为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等来使用的,使《诗》具有了一种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法典作用。不管是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还是作为法令制度,都明显地反映出:《诗》是作为一种具有伦理或法律规范效用的“公理”亦或是作为“礼”而被称引运用的,刘向引《诗》的目的即为说明自己的观点符合“礼”的规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尊崇仿效祖先智慧的稽古现象。《诗》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

《诗经》以外,《列女传》在行文中还不时地引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周易》、《尚书》中的句子。如引《论语》的有卷四的《楚白贞姬》,卷五的《鲁孝义保》、《鲁秋洁妇》等;引《周易》的有卷一的《邹孟轲母》,卷三的《楚武邓曼》,卷四的《召南申女》;引《尚书》的有卷三的《孙叔敖母》,卷五的《盖将之妻》,卷六的《楚野辩女》,卷七的《殷纣妲己》。这些引文在文中的功用基本上不超出上述《诗经》功用的范畴,无外乎用来作为对传主的评论,增强话语的可信度与厚重感。而且,有些引文是现存文本中所没有的佚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列女传》中还巧妙地使用了一些民间谣谚,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像卷五《鲁秋洁妇》中的“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该谚语是人们对当时社会腐败现象的一种揭露,而这里又出自秋胡子之口,活生生地刻画出了其丑恶的嘴脸。再如卷六《齐威虞姬》中的“经瓜田不蹑履,过李园不正冠”,告诉人们应该学会躲避嫌疑。

5精当独到的议论

自古以来,中国的史书就非常重视史论。史传中的议论,主要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表达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直接的即置于篇末的“论赞”,如《左传》的“君子曰”、“君子谓”,《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等。刘向《列女传》在继承前代史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采用的几乎全是这种“论赞”式的史评,每有发论,则多假“君子”以称之。据统计,达114则之多。现举几例: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诗》云:“我言惟服。”此之谓也。(卷一《卫姑定姜》)君子谓二慈孝义。《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若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哀感旁人,可谓直耳!(卷五《珠崖二义》)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夫礼,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既嫁则以夫为天,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无二天之义也。《诗》云:“出宿于济,饮饯于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卷一《鲁之母师》)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卷二《周南之妻》)君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之妇之谓也。”(卷五《鲁秋洁妇》)第一则,是卫献公对定姜粗暴无礼却自认无罪,定姜便斥责其过,作者褒扬定姜能用自己的言辞教训别人。第二则,称赞二义仁慈孝顺,推让争死,认为是正直所在。第三则,母师探视娘家归来,顾念人之私情,“期尽而入”,赞扬其能以身施教。第四则,赞扬了周南之妻能够匡正,告诫其夫。第五则,引用《论语》中孔子之言称扬秋胡子之妻追求美善的德行。这几则基本上代表了《列女传》中使用“君子曰”、“君子谓”的几个类型。

而且,《列女传》中的“论赞”比较灵活,不一定都冠以“君子曰(谓)”等。有时用“楚史书曰”议论,卷二的《楚庄樊姬》就是;有时用圣人之语,“仲尼闻之曰”、“仲尼谓”、“孔子曰”等议论,如卷一的《鲁季敬姜》,卷六的《阿谷处女》。卷七《孽嬖传》中的大多数传记,均无“君子曰”、“君子谓”,而是于文后径发议论。像《鲁桓文姜》结尾的“《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此之谓也。”云云,是没有“君子曰(谓)”的“君子曰(谓)”。《列女传》的“论赞”有长有短,长者百十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据事而发,内容主要是对传主的评论。刘向作为西汉鸿儒,好援引《诗经》托为议论,具体情况在前面引语一节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言。这样做,既增强了形象性格的鲜明性,又增强了史传文学的议论性和抒情性。刘向所撰《列女传》称为《古列女传》,共七篇,不包括今本《列女传》的第八篇《续列女传》。《古列女传》有颂义大序,颂义小序。今本解释全书宗旨的颂义大序已亡佚,独存颂义小序。小序置于每篇之首,仿造《诗经》四言体,概述立传的标准和意义。七篇中每传后均有颂,“颂如《诗》之四言”①,凡八句,借以评论传主。

这些文字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增强了《列女传》的韵味和诗味,而且,画龙点睛式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每位传主的事迹、品性,是非褒贬,爱憎分明。这种仿《诗》四言体的出现,是当时学术受经学影响的绝佳例证,为刘向首创。后世史书,如班固《汉书》的“赞曰”,陈寿《三国志》的“评曰”,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到《列女传》“颂曰”的影响。当然,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只是《列女传》语言特色的主要方面,绝不是全部。另外,像刘向在采撷旧文时,也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改晦涩难懂的古语为通俗易懂的今语,如卷一《有虞二妃》等,这与其创作《列女传》的目的是一致的。再如作品中有些故事后来就被用作典故,代代相传。像鲁漆室女忘私忧国的故事,就被用作关心国事的典故。即《后汉书•卢植传》中所谓的“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近人秋瑾《杞人忧》中还有“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鏖”的叹息。而且,这些语言特色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同一篇中就使用了好几种语言表述方式。总之,《列女传》在语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是其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