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万历年间，华北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瘟疫。对于这次瘟疫，曹树基认为是鼠疫，本文就此论点提出几点存疑。这次瘟疫，其时称为大头瘟。对于大头瘟，古今学者多有论述。至于大头瘟属于现代医学何种疾疫，目前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因此曹文对万历年间华北地区瘟疫的论证不够充分，尚需深论。

关键词：万历年间华北鼠疫大头瘟

曹树基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一文（以下简称“曹文”）。曹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一些地方志材料，认为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地区先后发生大范围鼠疫流行，继而又详细分析了疫发生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不少新论。曹文发表后，反响强烈，深受史界好评[1]，并荣获中国史学会1998年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不过，仔细阅读后，就会发现曹文多有疑点，如万历年间华北社会鼠疫流行、鼠疫亡明因素和死亡人口达千万等诸论。其中“万历年间华北社会鼠疫流行论”为曹文立论之一，故笔者现就此问题提出几点存疑。

万历年间华北地区流行的瘟疫为大头瘟

曹文主要通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文献所载的万历年间疫名症状以及人口死亡状况来论证“万历年间华北地区鼠吡餍新邸钡摹S捎谥形饕蕉圆±砣鲜丁⒅⒑蛎枋龊椭瘟品椒ㄓ凶沤洗蟮牟煌灾挛颐怯惺焙苣汛酉执窖Ы嵌壤磁卸ü糯惨呃嘈汀2还绻颐悄苋分糯惨咂涫辈⌒停蚨晕颐欠治龊团卸瞎糯惨呤粲谙执窖Ш沃旨膊∈怯凶胖匾镏摹＝鼍兔鞔蚶昙浠钡厍餍械奈烈叨裕菹执嬗泄刈柿舷允荆涫背莆笸肺痢C鞔饫ァ兑椒娇肌罚?584年）卷一《大头瘟门》载：“大头瘟，前古未之论也，东垣始论之。今上壬午，北方病此者甚众，死者不啻数万人。昆居南土，未尝见其证，乡人自北方来者，皆言患者头大如斗，跻头而还自若也。”吴昆，1551—约1620，安徽歙县人。据其所述，“壬午”年“北方”发生了大头瘟疫。其中“壬午”年即万历十年，“北方”即今天的华北地区。就是说，万历十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瘟疫，其疫型时称大头瘟，症状为“头大如斗，跻头而还”。《医方考》成于万历十二年，故其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而有关万历年间瘟疫其时的称谓与症状，除此之外，河北、河南及山西等三省有关材料记载也颇为详细，其中曹文也多有引述。

河北。现存的有关河北省一些府县方志材料对此间瘟疫的类型及其症状多有记载。康熙[2]《新乐县志》卷一0《灾祥》载：“万历十年（1582）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即万历十年真定府新乐县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又康熙《武强县志》卷二《灾祥》载：“万历十年春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即万历十年真定府武强县发生的瘟疫也为大头瘟，其症状为“肿项”。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百八《真定府部纪事》载：“(万历)十年春三月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有死绝其门者，号为大头瘟”。[3]又康熙《怀来县志》卷二《灾祥》载，万历十年，宣府地区发生瘟疫，“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即万历十年宣府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又康熙《文安县志》卷一《灾祥》载：“万历十年，患大头瘟疫，死者枕籍，苦相染，虽至亲不敢问吊。”万历十年，文安县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又如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灾祥》载：“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即万历十年顺天府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上述材料表明，万历十年，河北地区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主要症状为“肿项”，且其传染性强、危害性大。

河南。有关万历年间河南地区瘟疫流行情形，时医龚廷贤《万病回春》（1587）记载颇为详细：

万历丙戍春，余寓大梁属瘟疫大作，士民多毙其症，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症，此乃冬应寒而反热，人受不正之气，至春发为瘟疫，至夏发为热病，名曰大头瘟，大热之症也。余发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开关窍，而发其表，大黄以泻诸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户填门，应酬不暇，全活者不能胜数矣。但人禀之稍壮者，百发百中；其虚弱者，余先以人参败毒散，轻者即愈，如未愈，用牛蒡芩连汤可收全效。[4]

这条材料说明，万历十四年，河南开封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其症状“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并用“二圣救苦丸”等方剂可治之。又[毕沅]乾隆[5]《彰德府志》卷三一《祥》载：“万历九年，林县人皆肿项。涉县旱，大饥。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万历九、十年，河南林县发生的瘟疫其症状为“肿项”。而“肿项”恰是大头瘟的重要症状之一，故而万历年间林县发生的瘟疫极可能为大头瘟。综合上述两条材料可判断，万历年间河南地区发生的瘟疫当为大头瘟。

山西。有关山西地区的疫型和症状也有少量材料记载。乾隆《沁州志》卷九《灾祥》载，万历十年，“武乡大疫，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疫者”。万历十年武乡发生的瘟疫其时称为“大头风”，而大头风，“头大如斗，俗名大头瘟，天行时疫病也。感天地不正之气，甚而溃裂出脓，由邪客上焦之故，宜普济消毒饮。”[6]即万历十年武乡发生的瘟疫为大头瘟。又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十六《祥异》载：“（潞安）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7]。万历九年，潞安地区发生的瘟疫其症状为肿项，且传染性强，据前文所述可知这次瘟疫无疑也是大头瘟。故而万历年间山西省流行的瘟疫即是大头瘟。

综上所述，明代万历年间华北地区发生的瘟疫其时称作大头瘟，其症状主要为“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其中“头大如斗”较为明显，而且传染性强。不过，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大头瘟是否就如曹文所言的鼠疫？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对古今学者有关大头瘟的论述作一简单回顾。

古今学者对大头瘟之认识

据前引吴昆《医方考》载，大头瘟始由金元时期李杲所论。李杲《东垣试效方》卷九《杂门方·时毒治验》载：泰和二年四月，济源“民多疫病，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对照吴昆《医方考》和龚廷贤《万病回春》所载的万历年间华北大头瘟症状，不难发现，它与泰和二年济源的大头天行较为一致，即李杲所言的大头天行就是大头瘟。对于大头瘟，李杲本称为时毒。对于时毒，元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上《时毒》（1335）又作了进一步描述：“其候发于鼻、面、耳、项、咽喉，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令人憎寒发热，头痛肢体痛，甚者恍惚不宁，咽喉闭塞。人不识者，将为伤寒，便服解药，一、二日，肿气益增。方悟，始招疮医。原夫此疾，古无方论，世俗通为丹瘤，病家恶言时毒，窃恐传染。”其后明代的汪机、薛己及陈实功等[8]多持此论。同时，李杲又把大头瘟称为大头天行，并归其于“瘟疫”或“时疫”，以致其后不少医家沿袭此论，如朱震亨、楼英等[9]。至明代吴绶始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大头瘟既属时毒又属瘟疫。不过吴绶却以大头伤寒来称大头瘟，“大头者，一曰时毒，二曰疫毒也，盖天行疫毒之气，人感之而为之大头也。”[10]其后顾世澄《疡医大全》及高秉均《疡科心得集》也持此论。[11]

至明万历年间，吴昆始用“大头瘟”相称本病。此后，大头瘟正式替代“大头天行”。如张介宾《景岳全书》性集《杂证谟·瘟疫》（1624）载：“大头瘟者，以天行邪毒客于三阳之经，所以憎寒发热，头目颈项或咽喉俱肿，甚至腮面红肿肩背斑肿，状如虾蟆，故又名虾蟆瘟。大都此症多属风热，然亦有表里虚实之辩，又外科有时毒证，亦即此也，方治具见本门，当参阅之。”同时该书贤集《外科钤·时毒》又载：“其候发于鼻、面、耳、项、咽喉，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令人憎寒发热，头痛肢体甚痛，甚者恍惚不宁，咽喉闭塞。人不识者，将为伤寒。原夫此疾，古无方论，世俗通为丹瘤，病家恶言时毒，窃恐传染。”又必集《杂证谟·咽喉》载：“瘟毒喉痹，乃天行瘟疫之气，其证则咽痛项肿，甚有颈面头项俱肿者，北方尤多此病，俗人呼为虾蟆瘟，又名鸬鹚瘟，亦名大头瘟”。大头瘟，除时毒外，又有瘟毒喉痹、虾蟆瘟、鸬鹚瘟等相称。又孙志宏《简明医彀》卷二《瘟疫》(1629年)载：“大头瘟，因天行邪气，客于三阳之经，头目俱肿而为病也。太阳头顶脑项赤肿，宜荆防败毒散，加羌活、蒿本，阳明鼻额面肿二目不开，气喘口干，普济消毒饮，内实防风通圣散间服，少阳耳之上下、前后、头角赤肿，寒热胁痛，小柴胡加消毒药，头面大肿发热骨痛中和汤、麻黄汤，汗出肿消。”又吴有性《温疫论》卷下《集补诸瘟方治》（1642）载：“大头瘟者，其湿热气蒸伤高颠。必多汗，初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又程国彭《医学心悟》卷三《疫疠》（1732）载：“头面肿大，名曰大头瘟者；颈项粗肿，名曰虾蟆瘟者，古方普济消毒饮并主之。”又何梦瑶《医碥》（1751）卷三《头痛》载：“大头痛，头肿如斗，俗云大头瘟。”又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瘟疫源流》（1773年）载：大头瘟，“其症状发于鼻面耳项咽喉间，皆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令人多汗气蒸，初则憎寒壮热，肢体重，头而俱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甚则堵塞不能食饮，舌干口燥，或恍惚不宁。不速治，十死八九。”又刘奎《松峰说疫》（1785年）载：“大头瘟，外科门亦名时毒，此症有阴阳，有可汗不可汗者。其症发于头上，并脑后、项、腮、颊与目，赤肿而痛，发热，症似伤寒。”又吴瑭《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1812）载：“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温，虾蟆温者。”又林佩琴《类证治裁》卷一《疫症》（1839）载：“大头瘟，湿热伤巅，肿大如斗，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饮人多汗气蒸。天行疠气，染之多死，乃邪热客於心肺，上攻头面而为肿，初则憎寒壮热、体重、头面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甚则堵塞不能饮食，舌干口燥，恍惚不安，不速治，十死八九。”

自宋元以来，大头瘟多有“大头天行、大头病、大头风、大头伤寒、时毒”等名相称，而其症状却较为一致，主要为“发于鼻面耳项咽喉间，皆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初则憎寒壮热，肢体重，头而俱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甚则堵塞不能食饮，舌干口燥，或恍惚不宁。”从现代医学上看，大头瘟究竟属于什么疾病？对于这一问题，现代学者也是众说不一的，大体有下列四种：一、大头瘟为丹毒。民国期间编述的《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录》载：“大头瘟，颜面丹毒”。而对于《温疫论》和《温病条辨》中所述的大头瘟，姜春华更认为是“颜面丹毒”。[12]此外，邓铁涛《中医学新编》、陈佑邦《中医急诊学》、王沛《中医外科治疗大成》、袁钟《中医辞海》等都持此观点。[13]二、大头瘟是腮腺炎。陈潮祖对《温病条辨·温毒》论道：“本病多见于小儿，西医称为腮腺炎。有发病速、传染快两个特点，主证又是头面肿大，故中医称为大头瘟。”[14]耿一贯也谈到：“在我国各地民间对流行性腮腺炎所惯用的名称不同，如乍腮、大嘴巴、猪头风、蛤蟆瘟、大头瘟、搭腮肿等。”[15]三、大头瘟为丹毒及腮腺炎等疾病。《简明中医辞典》载：大头瘟“实包括颜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等病”。[16]朱文锋《实用中医辞典》：大头瘟“包括痄腮、颜面丹毒等病”，[17]而痄腮即为流行性腮腺炎。石学敏、李湘云认为大头瘟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颜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等病。[18]四、大头瘟是鼠疫。持这种观点主要有范行准、甄志亚、梁永宣、符友丰和曹树基等。[19]其中以范行准为代表，他对此谈及：“过去有不少学者都把大头瘟、疙瘩瘟等看作丹毒，这是错误的”，进而认为李杲《东垣试效方》中的“大头天行”、吴绶《伤寒蕴要》中的“大头伤寒”及吴有性《温疫论》中的“大头瘟”都是“鼠疫”，主要为腺鼠疫或皮肤鼠疫。[20]

万历年间华北地区大头瘟为鼠疫存疑

万历年间华北地区发生的大头瘟是否为鼠疫，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绝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来臆测。

综观曹文对万历年间华北鼠疫流行观的论证，主要采取下列三种方式：首先，从疫型和症状来论证。曹文对万历年间山西沁州、潞安和京师等地瘟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的，现引述如下：

在沁州，“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的“大头风”，实为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结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行症”的。这与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同年（万历九年）疫情也扩散至辽州及潞安府境。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腺鼠疫临床上一个显著特征为淋巴结肿痛，肿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颈腺等……因此，可以认为在鼠疫大流行时，头部或颈部淋巴腺的肿大是最引人注意的。

“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从临床表现来看，所谓的“大头瘟症”也是颈项肿大所致。

有关万历年间华北地区流行瘟疫的疫型和症状，前文已作了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大头瘟是否就是鼠疫，学界仍歧见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头瘟的头部肿大并非颈项肿大所致。其次，引用伍连德的相关论述来在论证。具体如下：

他（伍连德）说:“在几条有关鼠疫症状的资料中，有一条关于1644年山西东南部潞安鼠疫流行的记载特别重要。地方志的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查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六《祥异》条下记，潞安“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在顺治十八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纪事》中，则有记载说崇祯十七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此两条资料综合，则可与伍连德文中所言对应。他对这两条资料的判读，得到鼠疫学界的认同。

就上述两条材料而言，有关崇祯年间的瘟疫材料与伍氏提及的内容较为吻合，当是伍氏所指的材料。而有关万历年间的瘟疫条材料则与伍氏所说的不相一致。伍氏对上述两条材料没有完全判读。曹氏在这里扭曲了伍连德原意，旨在以此为前提，为下文华北社会流行瘟疫的疫型采取先入为主之见，这种立论有失偏颇。再次，从人口高死亡率来论证。如曹文对万历年间山西大同和成安县瘟疫的判断就是典型例子：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这一点判断，当为鼠疫……广平府成安县，“十年，成安疫死者其众，一人有病，传染及于亲邻，遂至吊问俱绝”。成安县瘟疫传染烈度之强，只能认为是鼠疫的流行。

对此，曹文进一步解释：

能够导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只有少数几种。鼠疫、天花和霍乱是三大国际检疫的烈性传染病。其中霍乱并不是中国原有的传染病，而是在19世纪中叶才由国外传入的。……且重症天花的死亡率不过为20—40%……在急性传染病中，以伤寒病人的病死率为最高，为10—47%，亦难超过50%的死亡率水平。其他各种急性传染病，不见有超过伤寒的死亡率的。

姑且不论曹文的解释是否正确，仅就曹文对原文的理解，恐怕难免牵强附会。原文中的“十室九空”、“阖门不起”不过是泛指罢了。中国古代文献对数字的记载多为概数，夸大其辞，并不确切。如嘉靖九年（1530）徽州地区“痘灾盛行，而死者过半”[21]和万历二十四年（1596）无锡小儿“无男女，皆出痘，痘多厄杀人，存者十不得四”[22]的记载即是两例。反之，万历年间华北地区瘟疫死亡率果真如方志所言，为何《明神宗实录》、《万历邸钞》及时人文集奏疏中对此甚少甚至不见记载呢？原因就在于，方志对万历年间华北地区疫情的描述多有虚饰之处。

宋元以降，大头瘟疫曾发生多次流行，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广泛，并不限于北方。据孙一奎《医案五卷》卷一《三吴治验》载：“张孝廉后渠，丁年患大头疫，头大如斗不见项，唇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愦，不知人事，赌骇而走。其年疫甚厉，人畏传染，至废吊庆，张与考功公子同受春秋于会稽陶春然所。……丁酉秋闱报捷。”这里张后渠所患的大头疫即为大头瘟。后渠患疫之时，本是成丁之岁，恰巧其年大头瘟流行。而后渠又于万历二十五年[23]中举，可知，这次大头瘟流行当在万历二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又明清之际，四川“遭献忠乱后，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面肿赤，大几如斗”。又清咸同之际，“粤匪鼠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阖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24]又民国八年，甘肃华亭“秋冬，人多大头瘟”。[25]除流行之外，大头瘟也多散发。《名医类案》载：嘉靖三十一年，游让溪“忽感大头风症，始自颈肿……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甚多汗寐，则诞语。”游让溪所患之病即为“大头瘟”。又清代嘉庆年间，徽州“荔翁尊堂，年届六旬，初发寒热，疏散不解，越日头颅红肿，渐及面目颐颊，舌焦口渴，发热脉数。予视之曰：‘此大头时疫症也，东垣普济消毒饮最妙。’……按语‘大头时疫’即大头瘟也。此病……其实即现代医学所称的‘颜面丹毒’或‘腮腺炎’”。[26]近代以后，大头瘟仍不时散发。同治七年，江苏太仓某西村沈氏患大头瘟，“头大如斗”[27]。而有关近代大头瘟案例，《二续名医类案》多有收录。范行准认为近代以后，“鼠疫的病因既明，过去那些疙瘩瘟、大头瘟、瓜酿瘟等都渐成历史的名辞了”。[28]实际上，在鼠疫病因既明的情况下，大头瘟一名并未废除。故而无论是从发病的特性还是从其流行的地域来看，大头瘟与鼠疫多不相符。

明清时期，大头瘟多能有效治疗，尤其在初发之时，普济消毒饮最为有效。反之，普济消毒饮对鼠疫治疗则不然。罗如南《鼠疫约编》载：“辛丑（1901）九月江边乡鼠疫起，……有某君之妾，额下发核，寒熟并见，脉则右盛于左，睛微红，喉微痛，身带痹，先延刘君可藩，进普济消毒饮大意，无甚见效。余因发在上部，亦继进是方，略为加减，亦不能应手，改用活血解毒汤。嘱其日夜三服，寒熟即罢，神秩清爽。”虽然中医讲究辨证治疗，但在病程、病候相似的情况下，同一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结果不会因人而异。在病程、病症相似的情况下，普济消毒饮能有效治疗大头瘟而不能有效治疗鼠疫，则说明大头瘟和鼠疫有所区别。据现代临床医学证明，普济消毒饮对治疗丹毒和腮腺炎却极具疗效。

曹文对万历年间华北地区鼠疫流行观点的论证不够充分，不仅没有对其时疫型加以详细地考辨，而且对其症状也多有曲解。特别一提的是，曹文对相关材料的收集不够完整，尤其是与其文论述内容有着密切联系的龚廷贤《万病回春》和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两部重要文献均无引述，不能不说令人十分遗憾。同样，对于郭蔼春《中国医史年表》以及一些中医辞典等重要工具书，也似乎在曹文中不见反映。至于众多的明清医籍，曹文更是弃之一边。即如《明实录》、《万历邸钞》以及其时文人文集，曹文也好象无以检阅。同时，曹文对其引述的文献材料有时又不够准确，或多字、或书名有误。这些不能不对该文的学术价值不无影响。至于万历年间华北地区大头瘟发生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也恐非曹文所言，由于这一问题与本文主旨无关，兹不赘述，另作补论。

注释

*本文的万历年间无特别说明外，特指万历八年至十六年。

[1]如辛德勇、华林甫《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1998年第7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第1期)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论文，因为以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多考虑人的社会属性，很少注意到人也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曹文则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也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觅食、求生的本能；为此，他考察分析了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鼠疫两次大流行及其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认为嘉靖时期汉族移民开始对山西长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实施移民开垦，扰乱了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源地长爪沙鼠的生态环境，人、鼠接触增多，染疫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万历九年自大同开始的鼠疫大流行很可能与汉族移民的这一活动有关。据他估算，明末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此外，张宪博《1997年明史研究概况》（1998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李伯重《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人口研究》1999年第1期）、蓝勇《20世纪运用人地关系思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述评》（2000年26卷第5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赖文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余新忠《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和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等文均有所述评或引用。

[2]曹文为“顺治《新乐县志》”，而顾廷龙《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无“顺治《新乐县志》”之记载。

[3]曹文认为该条材料所载为“栾城县”情形，查原书无“栾城县”三字。

[4]龚廷贤：《万病回春》卷二《瘟疫》。

[5]乾隆年间，先后共修有三部《彰德府志》，曹文对此没有说明。

[6]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五《身形门·头痛源流》。

[7]曹文中“郡城北门”后多“无故”两字。

[8]见汪机《外科理例》卷三《头面赤肿》、薛己《外科发挥》卷三《时毒》及《外科枢要》卷三《论时毒》、陈实功《外科正宗》卷六《时毒论》。

[9]见朱震亨《丹溪心法》卷一《瘟疫》、楼英《医学正传》卷二《瘟疫》。

[10]吴绶《伤寒蕴要》卷一《瘟疫》。

[11]见顾世澄《疡医大全》卷十二《大头伤寒门主论》及《时毒门主论》、高秉均《疡科心得集》卷上《辨大头瘟抱头火丹毒论》。

[12]姜春华《姜春华论医集》，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月第1版，第298、299页。

[13]邓铁涛《中医学新编（第2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32、42、89页；陈佑邦、王永炎主编《中医急诊医学》，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229页。王沛、李曰庆、张燕生等主编《中医临床大系·中医外科治疗大成》，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87页。袁钟、图娅、彭泽邦、艾景录等编《中医辞海（上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89页。

[14]陈潮祖《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第178页。

[15]耿贯一：《流行病学第二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501页。

[16]《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简明中医辞典（修订本）》1979年3月第1版，第45页。

[17]朱文锋《实用中医辞典》，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735页。

[18]石学敏《中医纲目（上、下）》，人民日报出报社，1993年第1版，第656、699页；李湘云《温病学辞典》，1991年10月第1版，第90页。

[19]甄志亚《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37-238页；梁永宣《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7页；符友丰《金元鼠疫史与李杲所论病证》，《中医研究》，1996年第4期。

[20]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62、163、242、243页。

[21]汪机：《痘治理辨·序》。

[22]徐允禄：《思勉斋集诗集》卷九《痘记》。

[23]参见该书卷一《三吴治验·万历龙飞二年小峰吴小川目疾》和卷五《宜兴治验·少冢宰徐检老贺寿而臀生痔痈》条中年代。

[24]雷丰：《时病论》卷八《附论》

[25]转引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1522页。

[26]清程杏轩著，李济仁、胡剑北按注并校：《杏轩医案并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20、21页。

[27]傅松元：《医案摘奇》卷一《大头瘟》。

[28]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4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