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方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和特殊，因而他只能“考察一下它的可能发展”的问题。刘先春等认为，马克思主要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例，立足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从公社内外条件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这种可能性建基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造公社的内部结构、更新其内在机制。马克思通过阐述自己关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的特殊社会性质及其独特发展道路，从而初步提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化的道路问题[3]。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的理论设想继续进行了补充、深化和发展。李胜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要工作在于提出问题的话，那恩格斯的主要着力点就在于初步回答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他以分析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及其衰落性质为导引，揭示了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走非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条件性。恩格斯认为缺少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和启示作用这一外因的推动，以俄国为代表的经济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困难极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可说各有千秋却又相映成趣，恩格斯创造性的贡献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日益丰满起来，这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原则性的方向和方法论的指导，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合理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渊源[1]。

对于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基础，白雪晖（2004）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是著名的“两大发现”，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学说，可以说马克思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东方社会理论中提出了东方各国要走出一条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性道路[4]。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当代社会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赵东坡（2009）沿着马克思社会理论发展演变的线索，诠释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其核心是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是马克思通过对俄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和缜密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并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5]。李红卫（2006）指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认为，东方国家土地公社占有制有可能为进入共产主义准备了条件，加之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孕育出的人民革命有可能带领这些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它启示人们：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多线型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要求[6]。

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张新（2004）认为其主要包括宏观背景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主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立足点是对“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坚持的方法论是历史与价值的辩证统一[7]。姜奥（2009）认同这一观点。刘军（2006）也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辩证统一：坚持在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上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在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上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8]。针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包含的丰富的方法论思想，戴世平（2000）进一步分析其主要有经济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这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留给人们重要的思想财富[9]。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分期，顾乃忠（2004）认为可分为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内因决定论和历史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外因决定论和人道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前者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正确理论，而后者则是被历史证伪了的错误理论[10]。而王俊骏（2008）则认为，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对于落后国家在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单线型的，而是呈现多线型的多样性统一[11]。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方面，秦龙（2007）指出，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的考察中发现，停滞性是东方社会的一大特征。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长期、普遍、牢固存在是东方社会呈现停滞性特征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对东方社会停滞性特征的考察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当代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也给我们深入了解东方社会以重要的启示[12]。赵一红（2002）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理解东方社会结构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

从东方社会不同与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出发，揭示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13]。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李菊英、王聚芹（2007）认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昭明东方真正超越绝境的发展路向，是涵盖东方整个发展当代性转换阶段的主导思想，它的提出标志着东方划时展意识的产生，这使它成为东方发展当代性转换时段的哲学基础[14]。对于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民族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席成孝（2006）认为在东方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不管是对印度、中国社会特殊性以及英国对印度殖民侵略双重性的认识，还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结构、性质、发展趋势双重可能的分析，都与他对现代转型、现代化的思考密切相关；马克思始终是在坚持共产主义与现代社会转型的统一的前提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点考察东方社会的发展及其未来命运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科学理解并准确把握现代社会转型规律的基础上，为东方社会获得真正解放的社会实践指明方向。东方民族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在于必须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中介并对文化和文明进行必要的选择与更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东方落后民族顺利实现现代转型的现实力量[15]。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构想能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周培清（2001）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这决定了我们绝对不能完全照抄照搬马、恩所构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特征去谋划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遵循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上，我们党所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所专享，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同样存在搞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闭关自守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转变到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那将是一个充满了奋斗和进取的漫长历史过程；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秉持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背离这一科学理论[16]。李海星（2006）立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在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明晰了以下几点理论启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决定了这些国家要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凸显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第二，东方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花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原有落后的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第三，从世界范围来看，东方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整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都存在着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发展状态[17]。

对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看来，像俄国这样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卡夫丁大峡谷”，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西方无产阶级不遗余力地支持，离开这一外在力量的介入，很难想象能够完成这惊险的跳跃。然而，20世纪以后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在大国沙文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下日趋沉寂，曾经风光无限轰轰烈烈的国际主义时代已行将就木。在这种情形下，妄图得到来自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完成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跨越已几无可能。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头脑与革命的智慧。列宁在深入思考东方社会的发展前途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殊发展路径的的过程中，冷静地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并通过艰苦卓绝地斗争领导俄国取得了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终于在一个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将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变成了现实，使社会主义率先在一国取得了胜利[18]。

列宁东方社会理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东方国家可能通过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制度上的“卡夫丁大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正是列宁把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视为同一种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些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特殊性的理论，这是列宁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东方社会理论无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列宁的探索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夏银平（1999）认为，前者与后者是一脉相承的，他从列宁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入手，确认列宁的探索就是在俄国寻求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的探索在理论上、实践上以及方法论上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然继承者[19]。陈国新（1999）认为，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反殖民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把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前途，引向社会主义的光明方向，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20]。顾玉兰（2006）认为，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从多个侧面和不同的角度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这种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一国首先胜利”、“未来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中[21]。对于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理论和观点，俞良早（2005）认为，应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22]。魏海东（2007）认为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论”，提出“一国胜利论”；第二，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第三，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东方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第四，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并收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23]。

在对于东方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与列宁关于革命特殊性学说的研究上，俞良早（1999）指出，列宁认为落后国家比较容易发生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有利于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而东方矛盾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矛盾深刻且易于激化。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革命特殊性的学说与东方社会矛盾的特殊性的契合，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胜利有着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印证了列宁关于革命特殊性学说的正确性[24]。在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文化变革”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上，许京元（2005）认为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这样，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在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逐步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建成准备必要条件。这条道路显示出与资本主义“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血和泪的过程相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列宁并不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路多样性的统一，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绚丽多姿和广阔前景[25]。关于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现代中国意义，俞良早认为列宁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日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26]。

结语

综上所述，这些关于经典作家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可谓云蒸霞蔚、蔚为大观，这一方面表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学者日趋密切关注中国自身特殊发展道路的深刻理论自觉。从对这些经典作家东方社会理论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动力，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我们也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增添属于中国元素的理论贡献。

作者：金灿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