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影响村落生长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村落裂变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村落自然增殖寄居型人口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②。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③。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⑤。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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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③孙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王建革：《华北平原内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与社会影响因素》，《历史地理》．第16辑。

⑤王庆成：《晚清的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②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③。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华北地区虽然以多姓村为主，但是这种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见。在山东，据学者的调查，山东的村落可以分为单一型村落、亲族联合村落、杂姓聚居村落等类型。济南附近的傅家庄、孟家庄、姬家庄、魏家庄等，都是单一型宗族村落，这种单一型村落在山东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数量尤其多，象容城县大苏家村、小苏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单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单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县到民国17年时，杨十户村为杨姓一大族，东十户村只有王姓一族，徐冯召村为徐姓一大族，陈家冯召陈姓一大族，台家庄徐姓一大族，小贾家庄、贾家园为贾姓一族，护驾庄(也即傅家庄)为傅姓一大族，来远村王姓占据村民十之九，也可归为单一宗族型村落⑤。这些单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数家，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家，如护驾庄。它们都是由当初一姓一户形成，逐渐繁衍成村。由此可见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对村落生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常可见一两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形，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构成村落人口的主体。以顺义县赵古营村为例，据满铁的调查，到民国30年10月31日为止，该村共有124户749口，23个姓氏。在23个姓氏中，石姓36户，姚姓36户，赵姓19户，其余20姓的户数都在4户以下，石、姚、赵三大姓共91户，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国三十年共137户，723口，17姓中其中刘姓49户，王姓28户，张姓18户，路姓13户，其余13姓都在3户以下，刘、王、张、路四大姓共108户，占村落总户数的78．8％。赵古营村和望泉寺村都属于以几个姓氏为主的村落。梅沟营村则是以某一姓氏为主的村落，该村截止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户346口，11姓中其中刘姓44户，其余都在3户以下，刘姓占总户数的75．8％⑥。从多姓村落中大族户口所占村庄户口的比例来看，在多姓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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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与其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地方的文化特质及村落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般来说偏远与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单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这在许多村落以姓氏命名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证明。

②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页。

③义序各姓氏的户数统计资料。林耀华的著述中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时间的统计数据。据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的叙述，该书是在1932年至1934年这期间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故这些数据大约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

④山曼、李万鹏等：《山东民俗·家族乡社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6月，第256页。

⑤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

⑥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页。

二“寄居型人口流动”与村落的发展

村落的生长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口流动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数量，也改变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姓氏结构和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流动，既包括省际、县际之间的移民，也包括县内村落之人口流动。

就流动人口与原来村庄的关系而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情形是，居民迁出原来的村落，在离迁出村落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在行政上与迁出的村庄没有什么联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尧县白家庄，据该村白氏家谱：明永乐二十年，该白氏祖由山西交城县徙于直隶赵州隆平县乡观社，立祖者为白仁亲，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复迁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尧县的莲子镇公社的辛庄，据该村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载：明永乐间，杨氏民由内丘县张马村迁于隆平县张汪村，后又由张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为“新庄”，后演变为辛庄②。明代隆平县与唐山县是相邻的两县(民国时合为尧山县)，白家庄与辛庄虽然离迁出地不远，但是却属于跨县人口流动，行政上肯定不受原来村落的管辖。

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县内也同样存在。如盐山县杨集公社崔刘杨村，据崔氏家谱载：崔氏五世祖与刘氏一家由盐山县城北崔家园迁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为崔刘庄，后又有杨氏由杨呈赵迁此定居，遂改称崔刘杨③。杨集公社驻地在盐山县县城东南偏北22．5里处，而崔刘杨又在杨集公社驻地东北偏北5公里处，新立村与迁出村落崔家园的直线距离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来村落管辖。因此，这类村落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不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settlement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间的限制，部分村民迁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来村庄的边缘形成新的聚落，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仍然是原来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说这类村落不受迁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独立的，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离于国家基层管理组织之外，据嘉靖《获鹿县志》：“有远乡附籍或寄庄壻户不肯人甲，初时俱开作畸零户者，夫甲首积多又当并聚为里分矣，畸零户积又当分列为甲有矣。”⑤从获鹿县的事例中，可见明代的流动人口被归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许多人不愿人甲，被当作畸零户处理。

另外一种管理形式是代管，当这种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规模较小，常常由附近较大村落代管，新河县尧李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尧李庄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尧李庄图》附文“故事”条：“明沧头庙(属冀县)有李姓者，佣于沙井崔宅，东(家)伙(计)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给地三顷六十亩，遂落户于此，因名李家庄而附属于沙井村。关帝庙前有古香亭，上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庄’诸字可证。后人口渐多，遂脱离沙井改名尧李庄。”⑥从古香亭碑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庄”这一条来看，该村始建应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离较近且有亲戚关系的沙井村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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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家庄白氏家谱，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②辛庄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③崔刘杨村崔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④SidneyD．Gumble：NorthChinaLillagesSocial、PoliticalandEconomicaActivitiesBefore1933，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3，P12。

⑤嘉靖《获鹿县志》地理第二《乡社》。

⑥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尧李庄图》。

到了明中叶以后，代管村这一形式可能已经逐渐取代在里社下“开作畸零户”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编审制度到明代中叶以后已经衰驰，村庄逐渐成为实现赋役的主体．所以这类新立小村在纳税和承担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发生联系，并接受附近较大村落的管理，成为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属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属村这一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①。

以唐县为例，据光绪《唐县志》载，整个唐县这样的代管村有87个，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刘家沟、墨眼村、黄眼村。木兰村代管村庄有尖梢村、西沟村、小山河头、满心里、羊角里。代管村庄较多的村庄是上苇子村，其下代管村庄有梅家沟、大寺沟、皂角沟、马庄儿、梁家沟、平房庄、韩白里、桃沟门、台子村、上下黑角、枣儿沟、墁石道、西石门、吴儿庵、郭庄儿、土沟门、令公铺、六亩园、东石门、塔子沟共23个村庄②。实际代管村落的数量可能远不止87个，因为这87个代管村仅仅是采访册上记载的数量，当时编志者实地调查却发现有很多遗漏，例如小山、南庄三村“采访遗漏又有田家沟、果庄、鹞子岭、米家楼、岳沟、李家庄、三道冈、阎家庄、杨家庵等村庄，亦未详道理方向”③。

一般来说，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县志和采访册记载都不完备，表明这些村落在当时规模还很小，应属于较晚形成的村落。光绪《唐县志》记载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数量为我们理解代管村的规模提供了线索，表1列出了倒马村所代管村的户口情况：

从表1可以发现，很多代管村的户数在1—5户之间，这些只有一两户的村落毫无疑问是后来移民的结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较多的柳家沟村成村的年代较早，新编《唐县志》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当地有柳林而得名④，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是可靠的。校场沟与柳家沟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绪唐县志“校场沟”条下“自校场沟至大大沟门40户”⑤，它的户数较多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从校场沟到大大沟门这一段距离上的数个居民点。

唐县的代管村较多与它的山地较多有关，直到今天代管村这种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区代管村虽然没有唐县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县，到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零星小村在发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处，虽或有一名，然类皆附人它村一牌应管，且为县局册表所不载，姑从阙”⑥。这些新立的村庄附入其它村应管，实际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属村。由于新立小村规模较小，一般县志对这种村落都不载，但是这种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记载较少而被人们忽略了。

从这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来看，它往往会短暂地改变迁入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姓氏结构，随着自身规模的发展，最终要独立成村。由于它们只是短时间内附迁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寄居型人口流动”。它的发展对村落数量变化有很大影响，同时，随着它的独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变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内村落密集化的过程。

论文提要

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关的功能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功能的增强，都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逐渐明显。本文拟通过分析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其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唐宋城关都市流动人口

TheEconomicFunctionandthetransitionof城关区fromTangtoSong:withCommentsonUrbanfloatingpopulation

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ndindustryandcommerceintheurbanareaduringTangandSongDynasties,thepopulationflowbetweentheruralandtheurbanincreased,urbanfloatingpopulationstartedtakingalargerproportion,andthus,thefunctionof城关graduallychangedaswell,especiallytheenhancementofitseconomicfunction.Thisstudyanalyzesthevariationofeconomicfunctionof城关区ofChang’an(TangDynasty),Dongjing(LateZhouandNorthSongDynasties),andLin’an(SouthSongDynasties),andexplorestheevolutionasonefeatureduringthespatialexpansionofthecapitalsfromTangtoSong,alongwiththeimpactsbroughtbytheimmigrantsandfloatingpopulationupontheexpansionandtransition.

Keywords:TangandSong城关Urbanfloatingpopulation

城门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是内外有别的防御关口，又是沟通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因此外城城门通常被被称为“城关”，城关一带往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活动和聚集区，也是城内外交汇沟通之处。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变化，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以城关为中心逐渐形成城关区，城关区所具有的经济功能的增强，对以都城为首的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拟通过分析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其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和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问题。

一、唐长安内外城门（关）区

唐长安城[1]①是以隋大兴城为基础，分为宫城、皇城、外城。因宫城和皇城连为一体，实际只有内、外两重城。由于都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长安内城各城门外不见有商业活动的记载，外城则有零星店铺，未成规模。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唐中后期坊市制度逐渐突破在内城城门外及外城城城关区的显著痕迹。

内城城门外区：

长安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通向坊郭的城门，东侧有延喜、景风二门，西侧有安福、顺义二门，正南有含光、朱雀、安上三门。北面墙外是禁苑，没有居民生活区。

虽然内城各城门外不见有商业活动的记载，但东墙与尚书省接近的景风门外属“要闹坊区”。门外崇仁坊和平康坊是举子选人的首选住地以及地方进奏院的集中地，平康坊（里）亦是诸妓聚集之地，“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2]②。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再加上各地进奏院官吏和各地进京公干者为数众多，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员最密集、人口密度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临近两坊的其他坊，外来旅客也比较多。再加上东市也在近旁，以平康坊、崇仁坊和东市为核心，形成东城繁华区。唐后期大内也出外采买，称“宫市”，每到“要闹坊曲”强索，估计应主要出景风门[3]①。

正南三门外的春明大街，通贯东西，连接外郭的金光门与春明门，又沿东西两市北墙而过，两市北门临大道，崇仁坊和平康坊也正好夹大道南北。崇仁坊由于位处繁华中心区，“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4]②，正是说明坊内因妓女聚集，选人、举子、地方官员云集，使餐饮业、娱乐业、青楼业兴旺，正所谓“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5]③。春明大街的“一街辐辏”，应指两市和其他坊去往崇仁坊的车马络绎不绝，街上并没有商业店铺或商业活动。

外城城门区[6]④：

外城四周，北面四门自西向东依次为光化门、景耀门、芳林门、玄武门、重玄武门，南面三门自西向东依次为安化门、明德门、启夏门，西面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东面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

史书中关于城门内外有关情况有如下记载：

住宅旅舍：

延平门外，有庄⑤。延平门是西郭第三门，即最靠南的门。长安东门外镇国寺[7]⑥。都城门东，有逆旅[8]⑦。通化门外，有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9]⑧。开远门外，有店[10]⑨。金光门外有住家[11]⑩。金光门是西郭最靠北之门，与东郭春明门遥相对。

园池寺宇：

春明门外有宁王宪之园池，玄宗曾于此宴侍臣[12]⑾。

通化门外有章敬寺。据《旧唐书•鱼朝恩传》记载，“原赐鱼朝恩庄宅，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总四千一所三十余间，四十八院”[13]⑿。德宗时“引龙首渠水自通化门入，至太清宫前”[14]⒀。通化门外官道是长安辐射出的要道，又有规模宏大的章敬寺。因此，通化门外成为送别的重要场所。如中宗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亶于通化门外[15]⒁；裴度领命出征平淮西，宪宗亲御通化门劳遣之[16]⒂；太和长公主赴回纥和亲，穆宗亲御通化门临送，群臣列班于章敬寺前[17]①；李光颜赴镇，百僚饯于章敬寺。上御通化门临送，赐玉带名马[18]②。寒食节，文宗曾“御通化门以观游人”[19]③。胡曾《寒食都门作》一诗，反映了寒食节长安市民竞相出游、冠盖相望的盛况。

据妹尾达彦先生统计，外郭城城关可考的有商店两处，旅馆两处，料亭1处，小饮食店1处，都在东郭城关，其中春明门外有小食品店1处、旅店2处，通化门外有小商店1处，延兴门外有料亭1处、小商店1处。总共有商业、旅店类6处。[20]④但实际不止于此。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生代宗皇帝。开元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门外。[21]⑤

由上述材料分析，唐长安的宫城与皇城基本都是封闭的，与外城郭的联系不多，只有皇城东墙的景风门，因靠近尚书省，门外诸坊成为举子、选人、地方藩镇进奏院的云集之地，才有崇仁坊和平康坊的繁盛。外城城关，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是连通朱雀门外大道、东西两市北沿的春明门（靠近官僚贵族集中居住区）和金光门（漕渠经由），靠近宫城、大明宫、兴庆宫以及官贵集中居住区的通化门，通往陇右、河西、西域的开远门。城关区的规模很小，基本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虽然长安也是多条水道环绕，如金光门、景耀门、安化门、春明门、通化门旁都有渠水流经，但与外城城关并没有直接沟连，入城之处也未见形成关区。史载：“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多少饮之”[22]⑥，看来尚带有临时性，官道两边还没形成综合性的规模经营。

二、北宋东京的城关

北宋东京城[23]⑦为三重城，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里城，又名阙城，原为唐汴州城；外城，又名新城、罗城，是后周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发丁夫十万兴筑而成，比里城扩大了四倍，宋神宗时又加扩建。三重城的城关面貌与唐长安相比已有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内外城城关已经形成区域规模，不再仅仅是一个点，点与点之间已有了有机联系，形成了点、线、面的结合，形成了以里城城关枢纽的次中心区和以外城城关为枢纽的边缘区，城关区的经济功能逐渐成为其主要功能。

1、宫城城门外商业区的形成

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四面有门。正门是南面的宣德门，北面拱宸门，西面西华门，东面是东华门。

宫城以正门和大内采购所进出的城门为起点，门外形成繁华街市。

东面的东华门相当于唐景风门，由于北宋大内采购主要依靠市场，因此东华门外成为供应大内膳食原料的主要市场，市井最盛，“最是铺席要闹”，是大内集中采买场所。时鲜果蔬在这里由于不同部门采购人员的竞相抬价，可以卖到好价钱，更进一步促进了门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东华门外景明坊有著名酒楼名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24]⑧。而唐长安宫城景风门位置虽然相当于宋东京东华门，但景风门外并无市场，紧邻的平康坊和崇仁坊是最繁华热闹的坊区，人物浩繁，主要是妓院和酒肆，没有形成市场，一切活动基本是在坊内进行。因此，唐宋城市面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大不相同。

东华门外大街，南北为御街，向北贯通里城景隆门（旧酸枣门）和外城通天门（新酸枣门），同时与其他几个繁华街市连接。

南面以宣德门为中心的南三门外，是东西向的御街，也是城内主要的繁华街市。

宣德门外东西向大街向西贯通里城阊阖门（梁门）和外城开远门（万胜门），向东贯通里城望春门（旧曹门）外城含辉门（新曹门）。出宣德门向南，经州桥、过里城朱雀门、到外城南门南薰门，是南北向御街，都是繁华地区，尤其是宣德门到州桥，相当于宫廷广场的性质[25]①，但与唐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不同，完全是个开放性的广场，中央主要官署分列东西两侧，元旦、冬至等大朝会以及上寿的庆贺，百官列班在此等候。宣德门外东向依次为潘楼街、御街中心十字街、曹门大街、旧曹门、牛行街、新曹门，西向依次为梁门内大街、梁门、梁门（外）大街、万胜门，皆为里外城繁华街区。唐长安宫城正南朱雀门外的春明大街，相当于宋东京朱雀门外大街，但所谓的“一街辐辏，遂倾两市”，也只是形容来往于两市和要闹坊曲的车流人往熙熙攘攘，未见实际的或成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可知唐宋都城中心街区的面貌也大不相同。

北面的拱宸门和西面的西华门门外未见有街市记载。

2、里城城关区的繁盛

宋东京里城是以城关为枢纽，沟通里城、外城的主要街市，并以城关为中心，形成酒楼、店铺、邸店、仓储、瓦子等经济、商业、文化的次中心（或称内边缘中心）区域。周世宗在筑外城时，规定：“凡有营葬及兴窑竃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26]②，说明未筑新城之前，里城与外城之间的开阔区域已经分布着普通居民、络绎无穷的外来工商人口、诸多的草市。

里城四面十二正门、两角门：

南面三门：

正门朱雀门，位于宣德门——南薰门中轴御街的中点，向北与州桥、宣德门连接，向南与龙津桥、南薰门连接，门内外街两侧、门外东向到保康门外、西向到新门外大街，都是繁华街市，分布着官署、太庙、、教坊、寺院、酒楼、妓馆、旅店、食品摊铺等。

北面三门：

中：景隆门（旧酸枣门），景隆门位于御街中段，街东是大内的延伸，著名的风景区，夹岸殿宇，甚是壮观。景隆门外有州北瓦子。向北至外城通天门。

东：安远门（旧封丘门），门里南向为里城御街，即马行街，大小手工业作坊、店铺、酒楼、妓馆、医药行等林立，御街延伸通到外城新封丘门。

西：天波门（金水门），门外有日清照应宫，门内外未见有街市的记载。

东面二门：

北：望春门（旧曹门），位于御街中段，门内西向为潘楼街，门外有朱家桥瓦子，东向大街为牛行街，通到含辉门（新曹门），城关一带有曹门砖筒李家（酒楼）。

南：丽景门（旧宋门），是汴河大街的枢纽，门内御街西向偏北，直通州桥，城关一带有仁和店（酒肆）、姜店等，后周周景威所起的的巨楼即在旧宋门内临汴河[27]③。

西面二门：

北：阊阖门（梁门），门外设有高丽接待馆（同文馆）和州西瓦子。

南：宜秋门（旧郑门）城关一带有郑门河王家等大酒楼[28]①，门外设有接待诸番国使臣的瞻云馆。

二角门：

东角子门位于丽景门南的汴河南岸，西角子门位于宜秋门南的汴河北岸，虽然对两角门的周边情况没有记载，但因临汴河，也是不可忽视的水运交通枢纽。如《清明上河图》有人就认为是描写东角子门内外的场景[29]②。

东京城大小瓦子有几十处，比较大的瓦子，桑家瓦子位于里城内东中心街市，即两条御街的交叉的街口，“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30]③。

有几处瓦子都设在里城城门外。朱家桥瓦子位于旧曹门外，新民瓦子位于新门外，保康门瓦子位于保康门外，州北瓦子位于景隆门外，州西瓦子位于梁门外。由于瓦子已经是集娱乐、文化、经济功能的综合性场所，瓦子的选址都是人口比较稠密、人口流动性较大、市井繁闹、又有一定空间之地。如居于“冲会”位置的大相国寺就已形成了“瓦市”，“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奇之物，悉萃其间”，[31]④规模也很大，“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此”[32]⑤。

众多瓦子选址在里城城门外，这些场所在未筑新城前，就是外来人口、工商贾贩、流动艺人聚集活动、出入频繁的地方。新城筑成后，外城内仍有吸纳外来和流动人口的空间，于是里城城关区成为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活动和逐渐都市化的主要区域。瓦子逐渐成为固定场所后，继续发挥作着繁荣街市、吸纳外来人口的作用[33]⑥。南宋临安城瓦子的分布与北宋东京城有所不同，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门外，显然是因为城内空间有限，人口容纳趋于饱和，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以及驻军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外城。

3、外城（罗城、新城）十六门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加强：

南面三门：

中：南薰门，门内外有猪市、肉行、面市等，每天傍晚，至少有几万头猪从此门赶入城，然后分批到各肉行和零售摊铺。门内中轴御街，直通朱雀门，街两旁官署、寺观、妓馆、肉行、店铺、杂货饮食摊贩等，又有蔡河环绕贯穿，属于繁华大街。

东：宣化门（陈州门），由于西邻通蔡河的普济水门，门里有麦仓，门外，“园馆尤多”。

西：安上门（戴楼门），东临城关一带有张八家园宅正店（大酒楼）。

东面四门：

北：含辉门（新曹门），门内西向为御街东段的牛行街，牛行街名称的由来应该与牲易有关。曹、宋门之间是东御园。

中：朝阳门（新宋门），门外是重要的风景园林区，有快活林、蜘蛛楼、麦家园、王家园等。新宋门南邻东水门，距东水门七里的汴河上，形成著名的“桥市”，沿河店铺、酒楼、仓库林立，河中船运繁忙。

南：通津门和上善门，位于东水门的北岸和南岸，可通行人。

西面五门：

北：金耀门（固子门），史书记载固子桥有饮酒处，门因而得名[34]①，应该相距不远。

中：开远门（万胜门），门外有鱼行，门外一里许有崔府君庙，六月六日香火极盛。

南：顺天门（新郑门），门外有鱼行，新郑门大路通往金鱼池、琼林苑，大道两边有寺院、妓馆、酒楼、亭榭、画舫、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园林等，是主要的风景区。

北面四门：

东：景阳门（陈桥门），景阳门里因民居商铺拥挤，“侵街”现象严重。

次东：永泰门（新封丘门），门内南向为御街，通里城旧封丘门。

中：通天门（新酸枣门），门内南向为御街，通里城旧酸枣门。

西：安肃门（卫州门），门内大街南向通梁门外大街。

北宋东京外城城关与唐朝长安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一是形成规模较大的以批发为主的行市，如生猪、肉、鱼等生活消费品；二是由城关向外延伸的大道，已不仅仅具有交通功能，外城城门外的官道两侧变化很大，以大道为轴心，已形成集游赏、别墅、酒楼、店铺、寺院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商贸文化娱乐及居住区，如西面的新郑门外，东面的新宋门及东水门外，南面偏东的陈州门外。相邻城关区之间已有连成片的趋势，如城东、城西的御园就在两个城关之间。城内外以城关区为枢纽、以外城城外水陆交通要道为轴心，与城内街市、桥市有机地联结起来，并且仍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十二市之环城”[35]②、城周“百里之内并无闲地”[36]③等语正是对以外城城关为次中心商业和生活区范围不断扩展的描述。

4、水门（关）区的特点

东京城主要有汴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四条河流经，出入外城都设有水门，其中汴河进出城夹河各设两水门，进城的东水门也可行人；蔡河进出城各设一水门；五丈河进城有水门两座，一行人，一行水；广济河，出城有一水门；金水河进城设一水门，注入大内。这些水门不仅行水，也可行人，门关区的商业和经济功能则带有不同于陆关的特点。水门不仅行水，也是商家交易的重要场所。“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唐人王建诗中，我们已能感觉到唐汴州水门因商业交易而昼夜喧嚣的情景。如汴河出城的西水门门外，设有较大的鱼市，因而也是城内外人口进出量较大、各类人汇集较多的门关。《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条记载，每日清晨，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有生鱼数千担入城。由此，买卖纠纷和生活纠纷不断，开封府特地在门外设尉专门处理“斗竞事”，每逢清明等节日，人流量增加，“斗竞日数百件”[37]④，以至负责官吏都无法休假。

汴河进城的东水门门里设有广济仓，门内外沿河有桥市，名画《清明上河图》有人认为是虹桥为中心而绘成[38]⑤。五丈河沿河有仓库五十余所，仓前成市，靠近外城有草场二十余处，“堆积如山”。

由于水门门关沟通汴京周围几条主要水系，都城与江淮富庶地区的联系主要通过水运，因此，水门门关内外成为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场所之一，外来人口、工贾商贩云集于此，同时也是城内外居民重要的交易和活动场所。

三、南宋临安府的城关

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南宋都城临安城市经济功能出现边缘化、多中心化的趋势。城关区在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9]①

1、内城（宫城）与市场的联系

临安宫城即内城，呈不规则正方形，有四门。南为丽正门，北为和宁门，北偏东为东华门，南偏东为便门。

丽正门为“大内”正门，三个门道“皆金钉朱户，画栋雕……，巍峨壮丽，光耀溢目”[40]②。临安城坐南朝北的布局，使得名义上为大内正门的丽正门实际只相当于一个后门，皇帝仅到南郊祭天时走此门。

和宁门虽然为“大内”后门，但由于杭州城宫城坐南朝北、又偏在南部的格局，此门面向内城外的广大商业生活区，实际起到正门的作用。以和宁门为起点，向南延伸的御街沿路为最繁华的商业区，此外，还有以小河、大河、西河为轴心分别形成的商业娱乐中心区。天下珍奇悉集于此，店铺林立，人烟浩穰，酒楼歌馆，通宵达旦营业。和宁门外有专做大内生意的早市，“市井最盛”，凡珍味时新，“诸阁分、贵官争进，增价酬值，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41]③。

东华门和东便门的作用也不应忽视。东华门外置有四方馆，接待使臣。

东便门，大内御厨出外采买者即由此门出入[42]④，出东便门，紧邻外墙便门，门外有较大的团市，见于记载的有鮝团、布行等。

2、外城城关

由于临安城的地理条件所限，使得外城城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瓦子、行市、酒楼等的分布、城厢区的构成都可以看出，南宋临安城的政治中心虽然还在宫城内，但商业、娱乐、生活中心已并非围绕宫城展开。外城城关成为大宗日用（主要是食物）商品的主要集散和批发地，起到调控城内外市场、沟通四方水陆干道的边缘商品集散中心区。城西墙外西湖临湖区是著名风景区，也是城外达官贵族聚居和商业娱乐中心区。

外城城门主要有十三座[43]⑤：

南——嘉会门

东——自南向北依次为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

北——东北为艮山门，西北为余杭门（又称北关）。

西——自北向南依次为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

东边外墙还有北土门、南土门、竹车门，不属于正式城门，故不计在内。

①城关与市场

内城商业经营的主要特色是街市、桥市等的店铺、酒楼、摊贩，而交易量最大的大宗食用商品批发市场则主要分布在外城各城门外的城关区。临安两个附郭县所辖镇市形成各具特色的集散市场。据杨宽统计[44]⑥，临安城内外见于记载的有二十多种行、市、团，属批发市场性质，分布在28处，有14处在城关（大多在城门外）一带，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大宗日用商品集散地或称批发中心，也是人口流动频率最高、流动人口数量多的地区。当时即有民谚用“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来形容各外城城关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市场经营特色。各外城城关比较集中的市场有如下几处：

余杭门外——米市、鱼，门内——青果团；

新开门外——米市；

崇新门外——菜市、蟹行；

东青门外——菜市、鲜鱼行；

候潮门外——鲜鱼行、柴行、南猪行；

便门外——鮝行、布市；

钱塘门内——花团。

这些市场经营活动已形成规范，如米市，由铺户、行头、牙人、贾贩、赁户、脚夫、舟户等一干人各司其职，各有管领，形成一条龙式的规模经营网络体系。

临安罗城外的四厢，主要是由城门外的市连成的，据《梦梁录》[45]①所述，杭州有钱塘和仁和两个附郭赤县，所管镇市达15个，在外城城门外的有9个：

嘉会门外——浙江市。

北关（余杭）门外——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

艮山门外——范浦镇市。

崇新门外——南土门市。

东青门外——北土门市。

此外还有西溪市、赤山市、龙山市、安溪市、汤村镇市、临平（镇）市等都环绕城周。这些市镇的形成，与大量商业性质的人口涌入和流动有直接关系，“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46]②。杭州城周已形成数十里开外的市镇群。外城城关的市场也各具特色，临安民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城东郊农民都转而从事供应菜蔬生产，以至“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47]③。

②城关与瓦子

瓦子又称瓦市、瓦舍、瓦肆，《都城纪事•瓦舍众伎》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城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瓦子逐渐形成聚散迅捷的集市。北宋时，各大都市的瓦子已成为集娱乐、商业、文化等于一身的多功能固定场所。瓦子是城内外人口流动量最大、流动最频繁的场所之一，瓦子周围人口居住密度也比较大。北宋东京瓦子主要集中在里城各城关，临安城则主要分布在外城城门外的城关区。

临安城内外瓦子共23处，城内6处，城外17处[48]④。有17处瓦子在各郭城城门附近，其余6处或在城内或在城外距城门较远。具体分布如下：

嘉会门外——嘉会门瓦。

便门外——便门瓦。

候潮门外——候潮瓦。

保安门（候潮门与新开门之间，俗称小堰门）——小堰门瓦。

新开门外——新门瓦，门内——南瓦。

崇新门外——荐桥门瓦，门内——中瓦。

东青门外——菜市桥瓦。

艮山门内——艮山门瓦。

余杭门外——北关门瓦，沿运河北上又有北郭瓦、旧瓦、米市桥瓦。

钱塘门外——王家桥瓦、羊坊桥瓦。

钱湖门外——钱湖门瓦。

外城清波门和涌金门外没有瓦子，大概因为紧临西湖，有限的地已被楼堂馆所充斥，如涌金门外的丰乐楼，面临西湖，游人最多，确已无场地设瓦子。

各水门形成相对独立的水城关及水城关区，与里、外城城关联系更加紧密。

《梦粱录》卷19《塌房》云：“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亦”[49]①。

四、城门名称的世俗化

城门名称的世俗化，是城关经济功能增强的又一体现，也是城关区吞吐流动人口功能强化的体现。

唐长安内外城共二十门，没有俗称。

北宋东京里城九门（角门不在内），有五个城门有俗名，是以所通往的重要地区命名，应该是延续唐以来的旧称。东面，望春门，因通往曹州（今山东荷泽南），俗名即为曹门；丽景门因通往宋州（今河南商丘），俗名即为宋门。西面宜秋门因通往郑州（今河南郑州），俗名即为旧郑门。北面景隆门，因通往酸枣（今河南延津），俗名即为酸枣门；安远门因通往封丘（今河南封丘），俗名即为封丘门。西面的阊阖门，俗名为梁门。建新城（即外城）后，里城与新城各门相通的门，俗名前一般都加一个“旧”字，而新门则沿用里城俗名，前面加一个“新”字，如望春门俗名为旧曹门，与外城相通的门为含辉门，俗名即为新曹门。

北宋外城共十三门，除正南的南薰门没有俗名，其他都有俗名。与里城相通的门有七座，分别是通天门，俗名为新酸枣门；永泰门，俗名为新封丘门；含辉门，俗名为新曹门；朝阳门，俗名为新宋门；顺天门，俗名为新郑门；开远门，与里城阊阖门（俗名为梁门）相通，但俗名却有别，因通往万胜镇（今河南中牟东北），俗名为万胜门。此外，南面的宣化门，因通往陈州（今河南淮阳），俗名即为陈州门；北面景阳门，因通往陈桥镇（今河南封丘县陈桥），俗名即为陈桥门；北面的安肃门，因通往卫州（今河南汲县），俗名即为卫州门；南面的安上门，因城门建有戴楼，俗名即为戴楼门；西面的金耀门，俗名为固子门[50]②。

虽然各门有正名，但民间更熟悉和常用的应是俗名。

东京的水门基本是以通津、善利这类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吉利名称为主。

南宋临安城的有些城门更加世俗化和实用化，如东青门的俗名为菜市门。因此，正和“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51]③这种百姓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民谚相呼应。由于里外城之间的容纳空间已趋于饱和，临安城内的水路、陆路都不如开封畅通和贯通，外来和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在以外城城关为枢纽的地区活动，而不是象开封那样里城城关区是外来和流动人口的主要活动区。

如果说唐长安的城关勾连城内外的方式基本是点和线的结合，北宋东京则发展为点、线、面的结合，沟通城内外的经济功能即大宗商品集散批发，很大程度上由里城城关承担，外城城关的经济功能也日益重要。到南宋的临安，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城内外大宗商品集散的中心枢纽，城市经济功能的边缘化也由此显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由唐入宋都城城关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的轨迹。尤其是两宋都城，以城关为枢纽，都城逐渐向城外扩展的趋势和城内外逐渐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都城经济功能逐渐边缘化。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不仅是都城才有的独特现象，南方一些商业经济功能较强的城市，如扬州，在唐后期政治中心和经济商业中心已经分离，原处于边缘区的新城，实际已成为全城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关区或如扬州新城，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此频繁出入、活动，他们中以工商业人口为主，既面向城内各阶层消费群体，又沟通与城外相联的水陆运输通道，他们的能量超过他们本身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们的存在和流动成为城市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关键，而城关区成为最适合他们活动的舞台。[52]①沿着这一变化的轨迹，我们看到如无战事或叛乱等外来因素，城关区主要承担的是经济功能。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增强，既是唐宋时期传统都市经济功能加强的反映，也表明传统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已达到极点，都城只有借助处于边缘区的城关才有持续发展的回旋空间。

注释

①[1]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②《北里志》（《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版）序。

[3]①北宋东京宫城东门东华门，相当于唐长安景风门。据《东京梦华录》（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大内采买果品、菜蔬等，主要依靠东华门外的市场。

[4]②《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8“崇仁坊”条。

[5]③李廓《长安少年行》，《全唐诗》卷24，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

[6]④参见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149页。⑤《太平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年版，下同）卷34“裴氏子”条，时间是开元中。

[7]⑥《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条，时间是建中年间。

[8]⑦《太平广记》卷257“卢氏杂说”条。

[9]⑧《太平广记》卷84“奚乐山”条。

[10]⑨《太平广记》卷486“无双传”，时间是建中年间。开远门是东郭最靠北的门，门内大街直通皇城与宫城之间的延喜门。

[11]⑩《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时间为开元。

[12]⑾《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下同。

[13]⑿《长安志》卷10《郭外》，《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下同。

[14]⒀《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5]⒁《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

[16]⒂《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

[17]①《旧唐书》卷16《穆宗纪》。

[18]②《旧唐书》卷161《李光颜传》。

[19]③《长安志》卷10《郭外》。

[20]④参见氏《唐代长安的繁华区》，《史流》27，1986年。《唐代长安的店铺立地和街西的致富潭》，布目潮风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和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

[21]⑤《旧唐书》卷52《后妃下》。

[22]⑥《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歇马杯》，《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⑦参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⑧《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条。

[25]①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北宋东京的新结构和新街市”。

[26]②《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7]③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版。

[28]①《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条，有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但未标明新门抑或旧门，考虑到旧郑门北有汴河流经，应是位于旧郑门一带。

[29]②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第七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0]③《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条。

[31]④王得臣《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

[32]⑤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

[33]⑥本文北宋东京瓦子的分布依据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330页，图58“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瓦子分布图”。

[34]①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1“东都外城”条，注二“城门”：次北曰金辉门，俗名固子门。欧阳公归田录亦云饮于固子桥。然则以叠石为固而名其桥，因此以名其门也。”

[35]②吕祖谦《宋文鉴》载杨侃《皇畿赋》。

[36]③《东京梦华录》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

[37]④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1“西水门条”，注九引江休复《江邻几杂志》。

[38]⑤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内容有不同意见，详请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9]①南宋临安城，基本史料依据《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外四种：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40]②《梦梁录》卷8“大内”条。

[41]③同上。

[42]④同上。

[43]⑤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

[44]⑥氏《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

[45]①还可参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四0《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325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6]②《梦梁录》卷13“两赤县市镇”条。

[47]③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48]④据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南宋临安（今杭州）瓦子分布图”，西泠印社1986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临安城内的瓦子”、“临安城外的瓦子”两节。

[49]①周煇《清波杂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50]②《东京梦华录》卷1“东都外城”条邓之诚注：“又郡城沿革云：西面门……次北曰金辉门，俗名固子门。欧阳公归田录亦云饮于固子桥。然则以叠石为固而名其桥，因此以名其门也。”

[51]③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临安四门所出》。《梦梁录》卷18“物产”：“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

[52]①有关论著还可参看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日）梅原郁《宋代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3、4期合刊，1977年版；（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周宝珠《〈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