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疆政局动荡，境外势力趁机不断蚕食。史料载：“不幸咸同后，天下多故，东南半壁失陷，玉关外仅留区区镇西。”“妥明以三年乱乌鲁木齐，安集延以四年并南路，俄罗斯以十年据伊犁。”国难当头，新疆局势危急，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成禄武将出身，前半生屡立战功，官至乌鲁木齐提督，却畏难不赴任，后屡被弹劾，终被判“斩监候”。

一、成禄生平

成禄，字子英，满族。关于成禄的生卒年、家世，清代文献资料记载较少。成禄之所以“出名”，主要是由于其久居原驻地不赴任，左宗棠、吴可读等大人物的屡次弹劾以及朝廷处理此案的始终。

（一）任当原、北原总兵官成禄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陕甘一带，主要是作为清末重要将领胜保的部下在咸丰、同治年间参与镇压捻军及甘肃回民起义。在此期间，其屡立战功。成禄最初供职当原、北原总兵官，当原、北原境内回民众多，是陕甘回民起义较大规模之地。管辖范围内虽然形势严峻，但成禄发迹也始于此。“钦差大臣胜保仅令总兵成禄率兵往援。成禄所部绕道三原，企图从泾阳后路偷袭解围。”成禄在清末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中立功，随后被擢升为陕安镇总兵官。

（二）任陕安镇总兵官陕安镇总兵官主管陕安一带的绿营兵。陕安镇总兵官属西北边防要职，正二品，掌一镇军政。在道光年间就曾因所任官员不妥，被朝廷点名更换。在就任陕安镇总兵官时，成禄扶摇直上，立下重要战功，其母去世，也未离任。

（三）任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于同治四年（1865年）被任命为乌鲁木齐提督，但成禄自担任乌鲁木齐提督以来，驻兵高台（肃州境内），近8年未赴新疆上任。前期，朝廷屡次催促，言辞犀利，让成禄尽快统率大军出关上任。“新疆到处糜烂，亟盼大支劲旅早日出关，为各路声援，迭次催令成禄攻拔肃州，克日出关，乃该提督忽称合围，忽称兵单饷绌，百端借口，希图宕延……著即严督各将士锐意进取，迅速攻拔，整顿出关，倘再事迁延，定将成禄等重治其罪。”“成禄交卸后，即日带兵赴援关外，不准稍事逗留，如仍前玩泄，贻误戎机，必重治其罪，决不宽贷。”随后成禄上奏自陈病情，企图以此为借口不去赴任，但也遭到拒绝，朝廷命其尽快动身赴任。但至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对成禄一军态度大变，令其“督军驻扎关外，不得轻率前进，择要扼扎就近兼顾肃州”。朝廷对成禄出关态度的转变主要受时任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成禄在此任上也做出了一些政绩，展现了其不作为、欲作为与从何作为的矛盾心理。在缓慢西行期间他也曾立下战功。“肃州逆臣勾结土匪围攻金塔，经成禄派兵援救，大获胜仗，保护粮路，尚称得手。”“成禄所领官军移扎甘郡，进逼肃州，连日获胜。”“成禄所派各营，于新墩子滩地方，将护粮悍贼数百击毙，夺获贼粮甚侈，该逆食尽援绝，机有可乘，正当实力围攻。”“当此饷缺逆炽之时，均能奋勉力剿，尚属可嘉。”他也曾试办屯田，壮大军民。如《清穆宗实录》（卷344）记载其亲统前队行抵玉门，搜剿窜匪，试办屯田。体恤下属，多为各类遣员求情，“已革副将凌祥，前在哈密接仗失利，本应治罪。现据成禄查明该革员于接仗时，身受矛伤，著从宽暂留军营，责令出关效力自赎”，虽向朝廷参奏属下不法，但也为其求情避免流放。

二、屡次被弹劾之过程

（一）左宗棠三次弹劾左宗棠第一次弹劾成禄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为不服管理，作为属下，不配合左宗棠，“成禄署衔钦差总统西路军务，事无巨细均由其陈奏请旨，即应归地方办理事件，亦不使督臣与闻”；二为多讹粮饷，“除军粮外，赢粮甚多，堪以充军饷”；三为强摊粮饷于民，“成禄于征粮外，复照粮摊捐……而民间盼其出关，冀可永不办捐”。基于以上缘由，左宗棠建议让成禄留任肃州，不要出关。对于左宗棠的弹劾，朝廷责令成禄驻扎关外，不得轻率前进，并且让他体恤百姓，不准再有勒索摊派的情况。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左宗棠第二次上书弹劾成禄，主要有无军功、招抚不力、独断专行、不付买粮之钱、养戏班、接妾随营等罪状。左宗棠言辞尖锐，朝廷下令穆图善按照左宗棠参奏各款，严密访察，迅速据实奏报。后穆图善上奏，言“参款俱属有因”，朝廷又考虑到“成禄业经出关，所部乏人接统”，此次弹劾遂作罢。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左宗棠第三次上书弹劾成禄，强烈谴责其“在高台苛派捐输，迫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囤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之重罪，朝廷旋即下令，派大将金顺接管成禄的军队，将成禄革职查办。综上所述，左宗棠弹劾成禄的主要原因集中于成禄独断专行、不听其命、苛派捐输、妄领钱饷。左宗棠多次弹劾，直至指责其“虚报胜仗，吁请奖叙”才令朝廷动怒，缉拿成禄。

（二）御史吴可读两次弹劾并“尸谏”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据《清史稿?吴可读传》载，“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会撒拉番蠢动，被命佐团练。服阕，起故宫。迁吏部郎中，转御史”。左宗棠上书弹劾成禄后不久，吴可读也上书弹劾成禄。“成禄所犯情罪重大，请即从重惩办。”“其（成禄）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朝廷审理后，判成禄“斩监候”。吴可读得知后，再上书，请改为“斩立决”，在《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中，吴可读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的强硬态度，强烈要求处斩成禄。吴可读将成禄比作大奸臣，强调自己为国家社稷考虑，顾不得身家性命。吴可读所奏复议成禄“斩立决”的奏折，除对罪状的陈述外，篇幅主要集中在自己“以身报国”的“壮志”上。所呈成禄之罪状除左宗棠也提及的“矫诬贼虐、残害无辜”之外，并无新的罪证。吴可读想表达的更多的是自己忠于朝廷、时刻奉献的精神，认为此举是维护同治皇帝的新政。史料记载，同治皇帝阅后十分不快，下旨“御史职任言官，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形诸奏章……吴可读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不同……御史吴可读著降三级调用”。吴可读对成禄的弹劾以自己降三级收场。

三、罪与罚：成禄被判是否得当

（一）朝廷定罪：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在左宗棠第一次弹劾成禄后，朝廷虽未严厉查办，但也多有顾忌。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朝廷曾下令秘密调查成禄，此后虽左宗棠再次弹劾，但朝廷以“参款俱属有因”回复，并未当即治成禄之罪。第三次因“滥杀无辜”“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弹劾后，成禄被押解至京。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明，拟以“斩立决”定案。旋因御史吴可读奏请将成禄立正典刑，同治皇帝又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再行核议，最后改为“斩监候”。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刑部正式报奏成禄案最终结果，“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毙多命一案……比例拟以斩立决，并以成禄究系误听人言，与实在诬民为逆者不同……当经降旨改为斩监候”。

（二）成禄不出关客观原因属实国难当头，拖延观望确实有罪，但成禄的行为也确实事出有因。1.粮饷不济朝廷在多次的诏谕中也承认粮饷不到位，成禄所报军情属实，“围攻肃州正在吃紧，所称协饷不足，自系实在情形”。当时，国库空虚，拨给成禄一军的银两一再延误。“限两月解到成禄军营，现在解到之银，为数甚属寥寥。”“成禄肃州军务正在吃紧，并整顿出关，需饷尤亟，四川欠解成禄军饷，为数甚巨，著骆秉章遵照迭次谕旨，迅速筹款，赶解肃州军营，以济急需。”“四川原拨成禄饷银十七万两，前谕先行凑拨十万两……无论何款，赶紧拨解，毋再延误。”由此可以看出，成禄军被拖欠粮饷问题确实较为严重，湖北、陕西、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解银或解不足数，或一批未解，朝廷随后又下旨催促，“至各省欠解成禄军营饷银，为数甚多，著户部查明迅速催解，以济要需……成禄所部粮饷两缺，困苦难堪，亦系实在情形，著左宗棠力筹接济，以拯饥军”。2.局势紧张，西路不通成禄被任命后不久，嘉峪关失守，肃州被围。成禄认为，肃州不平，甘州、凉州二地岌岌可危，如若不先控制这里的局势，则整个河西地区无法控制。同时着重强调关外现无进兵之路，必须节节扫荡，方能率军出关。3.兵单心散，难以整军粮饷不济、局势紧张致使部众溃散、军心不稳，且驻军肃州时屡被围困，前后受制，难以整军西进。朝廷委任成禄统领各汇合之军西进时，军势浩大。成禄派员先赴兰州添募新勇。随后，朝廷准陶茂林一军、联捷一军、鹤龄一军、骆秉章一军受成禄调派，但由于种种原因，各路军并未及时汇合。据左宗棠第一次弹劾时统计，成禄的军队仅有2900余人；第二次弹劾时，成禄本应该有十二营的兵力，实际上仅有五六营。成禄上奏要求招募民勇时，也多被“军营饷项，本属不敷，岂可再添兵勇，该提督当就现有兵力，节节扫荡”驳回，多次得到“在川陕等处募勇，前经降旨，已经不准行”的回复。

（三）成禄案并非个案政局动荡、形势严峻，类似官员久不赴任、所辖营众骚扰地方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朝廷虽一再强调军纪，但也并不严惩。成禄所犯细节并非西北军务中的个例。如联捷，本为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失陷后，调任哈密办事大臣。同治初年（1862年），清朝在新疆统治几乎崩溃，所存之地仅巴里坤、哈密一带，可见，哈密办事大臣也是当时西北军务中极为重要的职位。同治四年（1865年），联捷被汪朝、刘蓉（陕西巡抚）等人弹劾，被诉“沿途需索各款……在会宁勒索供支，拆毁庙宇衙署，纵令兵勇将牲畜牧放民田，残害禾稼，领去草料变价买卖……任听兵丁宰杀牛只，弃置车辆，殴逐送差夫役等”。朝廷下旨严厉斥责，但社会动荡，正是用人之际，虽说严惩也只是降职警告，降为蓝领侍卫，仍统管其部。联捷被革职后，文麟接替。主要负责成禄一军的粮草大事，受命后其因丁忧也未迅速赴任，成禄只能就近另外派人接管。近两年的时间中负责筹集军粮重任的文麒也并未赴任。清末国势衰微，官员各类渎职案也层出不穷。如肃州高台县知县，到任未及三月，就私卖仓储粮食，并且不止一次。又如陕西靖边县知县萧启基，接管驻边营勇五百名，经查点后乃系雇民充数，所领粮饷，都被其侵吞，且有招娼、滥刑、私设钱局等情况。这些官员多被革职查办、追缴赃款，甚少流放或收监，也间接证明成禄所犯之事并非个案。

（四）清末官场派系纷争不断左宗棠为汉族官僚，在就任陕甘总督之前，也并不熟悉西北军务。成禄为满洲贵族，戎马一生，一直活跃在陕甘一带，也因此被擢升为乌鲁木齐提督。在左宗棠数次的弹劾之中，其着重控诉成禄一意孤行、唯我独尊、不予配合的行为。除此之外，在重要职位的用人方面，二人也多有摩擦。同治十年（1871年），成禄准备离开肃州，在举荐肃州镇总兵官一职时，先是左宗棠举荐赵德正署理，后成禄上奏称“赵德正于营务军政均未讲求，肃镇尚恐不胜，何能膺此重任”。朝廷听取成禄的意见，让左宗棠悉心察看，另选他人接署。对于成禄推荐胡可均肃州镇总兵、哈国霖肃州知州的意见，左宗棠也予以否决。在粮饷方面的分配不均，加速了成禄军的瓦解。西北形势危急，朝廷调派各路人马赶赴陕甘，主要有川军、湘军、晋军及东北各路军队，导致派系纷争严重。杨岳斌任陕甘总督时，便有人密奏“甘省兵变，为杨岳斌发饷不均，偏袒楚勇所致”。徐占彪为左宗棠所举荐，是接替成禄军驻扎肃州的人选。同治十一年（1872年），甘州知府李守愚以私函嘱托，阻挠军食，将本该给成禄军的粮草留给徐占彪军使用。朝廷让左宗棠饬令该知府仍将军粮留给成禄使用，徐占彪军应用粮草，另为筹拨。后来，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随后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成禄等原来负责西北事务的官员并不是非常认可左宗棠。左宗棠在正式出关、大举收复新疆之前，将原来负责西北军务的主要人员都进行了调整。

（五）吴可读“尸谏”之极端吴可读上书陈词过于偏激，认为“改监候，缓其死……使穷凶极恶之徒与寻常监候斩犯，同邀此法外之仁，获保首领以死，国法之谓何而姑息”。“尸谏”的主要理由并不是成禄罪大恶极，而是“以万死请旨立正典刑以肃新政”。吴可读认为此乃“忠臣烈士遭逢国家末，造所不及，料与不得已苦衷也”。吴可读曾供职于吏部，应熟悉刑法，此上书中，并未反映出成禄所犯之具体刑法，反而多是个人感情的极端表达。同治皇帝年少继位，受两宫皇太后辅政，恰逢国势衰微，同治帝励精图治，最忌讳他人质疑自己的执政能力。同治皇帝的回复——“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即鲜明地表明了对成禄案的态度。清末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吴可读对成禄案的激烈反应，便是出仕之人复杂爱国情操的折射。成禄在其母去世时未曾离任，仍留甘肃军营效力。在拔营西行收复国土期间，大环境的风起云涌与小人物的无力，造成了成禄欲作为而又无所作为的结果。相比不作为的官员，成禄是先进的。但身居要职，国难当头，无大作为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成禄常替征战于西北疆场的武将们求情，不仅是体恤部下的表现，或许更是出于自己同样境遇的感同身受。成禄一案是处在没落王朝政局动荡、中央机构管理乏力之下众多出仕之人不作为、欲作为与从何作为的复杂思想斗争的缩影。

作者：柴小君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