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津冀劳务协作的现实依据

1．京津冀劳务协作可以满足河北省与京津的双重需要。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2009年底，河北省总人口7034．4万人，按当年城镇化率43％测算，农村人口40O9．6万人。据2008年初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摸底测算，全省有农村劳动力2833万人，按现有生产力水平计算，农林牧渔业生产只需要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扣除在当地从事农村二、三产业的700万劳动力，仍有11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外转移就业。从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看，发展劳务经济，对农民来讲成本低、见效快、收益大，可以说是当前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为现实的一个办法。2009年，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15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251元，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7年的40％提高到2009年的43％。全省劳务收入达到902亿元，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1．3％，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来源⋯。同时，京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需求旺盛。京津人力资源市场分析数据显示，2009年京津新增岗位需求157．2万个。近年来，京津地区对操作、服务等岗位的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2009年占到当年需求总量的81．5％(比2008年提高3．12％)，达到128．27万人，这些需求可以为河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大量工作岗位。

2．理性选择的结果使京津成为河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首选地。以京津为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地，是农村劳动力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并与其他可能输入地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结果：一是京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乃至最低工资标准都大大高于河北省内城市；二是河北地处环京津的地理位置，与京津交通便捷，交通费用少，转移成本较低，适合目前以兼顾土地的“兼业式”和每年往返的“钟摆式”流动方式为主的转移方式；三是京津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河北外出农民打工的重要去向，已经形成了社会、人际网络，便于利用已有的资源寻找工作岗位；四是京津冀同属燕赵文化脉系，文化背景的相近使得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更小，外出务工人员更容易融人当地文化社会；五是2006年、2007年河北省分别与京、津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搭建起区域合作框架，使河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加便捷优惠的信息、培训和用工等服务。与河北省内城市相比，在交通和文化背景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京津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外出农民获得岗位的机会更多、预期收益更高；与东南沿海等地相比，京津又具有交通便捷、费用低廉、生活方式差异小、可以获得更优惠服务的成本优势，因此，京津必然地成为河北省劳务输出的首选目标地，京津冀间开展劳务协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二、制约京津冀劳务协作的重要因素

1．京津地区低技能要求类岗位因就业质量低下对河北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根据对京津2008-2010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近年来京津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以北京市2009年第四季度为例，该季度最大匹配人数为73959人，最大职业匹配率为0．31，表明有高达69％的岗位匹配不到合适人员。这些招人难的岗位多数属于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如保安、营业员、话务员、餐厅服务员等。造成低技能要求类岗位招人难的首要原因，是低下的就业质量明显缺少对河北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与低技能要求相伴随的是，这类岗位同时还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基本没有什么福利待遇，缺少职业发展前途。如北京市2009年第四季度用工缺口排位第一的餐厅服务员和厨工，其承诺月薪最低价仅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800元，其当季求人倍率为9．90，表明近十个岗位需求才有一个求职者。近年来，河北省落实多项惠农措施，农民务农收入增加，到京津务工的吸引力相对减小。以2007年为例，全省发放粮食直补、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生态家园富民工程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涉农补贴40亿元，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粮食增产，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务农收入增加。而京津地区给出的工资缺乏吸引力，还要付出抛家舍业的成本，两相对比，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在家好歹干点啥都能挣点钱，不去受那个罪”。此外，河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范围有所扩大也影响了流向京津地区的数量和比例。从历史上看，河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有农闲时节到京津地区打工的传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到京津地区打工更是成为河北籍外出务工人员的首选。但是，近年来，河北省就业总量的40％左右却流向了其他地区，京津务工人员占省外就业的比重呈稳中有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周边的山东、辽宁等地区经济发展强劲，产生大量用工需求，加之河北省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使河北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选择目标地扩大。与到上述地区务工相比，随着国内交通的快速发展以及打工者举家外出比例的增加，京津地区低技能类岗位低下的就业质量对外出人员不再具有特殊吸引力，京津地区作为河北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首选目标地的历史优势逐渐丧失，进一步促成了京津地区低技能类岗位一人难求的局面。

2．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胜任高技能岗位。在京津劳动力市场上低技能要求类岗位招工难的同时，高技能要求类岗位也遭遇了同样的招工难题。目前，京津地区对技术工的需求总量大于供给，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高级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上。以2009年天津市为例，当年全市中级技能劳动者需求缺口16．3万，高级技能劳动者需求缺口9．9万。从求人倍率看，在总体求人倍率为0．72的情况下，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1．83和2．09，显示出企业对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强劲且无法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得到充分满足。与低技能要求类岗位招工难的原因不同，造成高技能岗位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者不愿干，而是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技能和素质偏低，达不到这类岗位的要求。2009年，河北省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的比重分别是1．5％、23．7％、58．7％，三者之和高达83．9％，而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13．3％、1．9％、0．9％，三者之和仅为16．1％。从取得证书情况看，2009年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河北全省共有l0．28万人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2．02万人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0．23万人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0．56万人取得技师或高级技师资格，显示劳动力文化和技能水平均较低。通常，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高，因此，培训就成为提高劳动力素质最快捷有效的途径。但是，培训经费不足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获益与付出不对等对培训会带来负面影响。付出与收益对等是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也是社会公平的要求，但是，在京津冀之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问题上显然还远远没有实现这种对等。农村转移劳动力为流人地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据测算，一个农村转移劳动力一年给流入地创造的价值大约25000元，而他们自己至多拿走了8000元，剩余的17000元即70％都留给了流入地。而流出地为农民工付出了基础教育费用、承担了技能培训费用、承担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公共财政支出。与流出地相比，农民工为流入地做出的贡献更大，理应由流入地承担大部分培训的责任。但在现行培训模式下，流入地基本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教育体系，流入地社区也没有给辖区内居住的农民工提供就业帮助指导、生活法律常识、公民道德素养等方面的培训，用工单位给农民工培训的比例也很低。显然，流入地政府和企业在享受农民工做出的贡献的同时，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状况，短时期的表现就是使得作为京津劳动力重要来源地的河北省因培训经费严重不足而无法通过培训来实现农村劳动力技能的快速提升，使京津冀在高技能岗位上的供需难以对接；从长远看，必然会影响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施，这是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中政府所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3．开展劳务协作的组织、人力、信息支撑不足。目前，河北省与全国一样，还没有设立村级劳动保障机构或专职人员，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及其劳动保障协管员是最基层的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和人员。“上边千条线，底下一个点”，各级领导部门布置的千头万绪的工作最后都要由乡镇劳动保障所来贯彻实施，他们仅靠一两个劳动保障协管员承担着全乡所有劳动保障职能，要负责全乡镇平均约25个村、21000居民的所有劳动保障具体事务，仅仅应付繁杂的日常工作已疲于奔命，而有些地区的劳动保障协管员还是兼职，不但无法拿出更多精力来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是现有日常工作也难以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信息网络建设是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工作，准确的供求信息对劳务输出和培训起着预测、引导、监督的作用。从当前情况看，支撑京津冀劳务协作的基础信息搜集与信息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从输出地看，存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信息网“基础层”空缺的问题。我国劳动保障信息网的结构是：由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县(区)劳动保障局、市劳动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五级构成；每一级负责向上级提供本级所辖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同时向下一级传递来自上一级的信息。由于乡、镇、街道是整个信息网络的最下一级，在它之下既没有设置专门机构也没有专门工作人员，因此，原则上要由它直接负责搜集全辖区范围内每个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但由于辖区内人EI众多，受经费、编制限制，工作人员非常少，根本不可能亲自完成这项工作，只能靠村里上报数据。村里又没有设立专门的劳动保障机构和人员，就只能由村干部根据自己的“估计”、“猜测”上报，各级政府依据之作出决策。可见，现有的农村劳动力信息网是缺层的，并且缺的还是确保信息质量的“基础层”。这也就无怪乎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各种说法有时差距很大，而结构、去向、流动等情况心中更没底了。从输入地情况看，京津也没有设立对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专门监测、分析、动态跟踪机构，企业的用工需求以及实际招用情况主要依靠企业上报及培训或职介机构的信息，对用工单位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也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处理，没有据此做出用工趋势预测和培训规划，更谈不上建立起机制化、常规化的京津冀劳务信息合作机制了，总体来说对来京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情况底数不清。这种“粗放式”信息管理模式，不利于京津冀劳务协作的开展。

三、加强京津冀劳务协作的对策建议

1．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由前面分析可见，河北(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愿到京津去从事低就业质量的工作，主要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农民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理性选择，是农民对低质量就业用脚投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就业质量，让他们在京津工作能够得到公平的工资、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城市的接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愿意为京津的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2．加大政府和企业的培训投入。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提高技能所需培训费用主要是由农村转移劳动力自己负担，这大大制约了他们的培训积极性。农村转移劳动力不是培训的唯一受益者，培训的受益者还包括企业、社会。培训受益者的多元性决定了培训经费也应当由受益各方共同分担。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城乡就业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城乡协调，有助于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且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于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因此，政府应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经费中承担较大份额，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所在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因此，企业作为受益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通过向使用农村劳动力的企业征收税费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使企业投入占到培训经费的1／3左右。

3．开展京津冀培训协作。一直以来，京津地区从河北输入的外来劳动力最多，河北籍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京津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输出地的河北对输出劳动力的许多投入都由作为输入地的京津收获了，而且京津的发展确实也已经离不开外来劳动力了。按照付出与收益对等的公平原则，京津地区理应对此有所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政府对输入劳动力进行培训投入的方式来进行，也可以由京津冀三地共同建立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基金，用于来京津工作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京津冀三地还应该在信息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培训合作，制定统一的培训规划，统一使用培训基金，并在培训后的技能认定上互相认可。

4．设立村级劳动保障协管员。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离不开组织与人力支持。建议设立村一级劳动保障协管员，每村1名。考虑到人员的编制和工资问题，可暂时由现行的大学生村官来解决。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很多地方的大学生村官并没有具体工作职能分工，往往是村里临时有什么事就指派他们去做。这样既不利于大学生能力锻炼，也无法发挥出更大作用。明确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职能为农村劳动保障协管员，可一举多得，既使大学生村官有了明确的工作职责，不至于让大学生村官制度流于形式，又在不增加现行编制、工资等制度成本的前提下，填上了农村劳动保障网的“缺层”，由他们负责村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其他劳动保障工作。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设立村级专门的劳动保障机构和人员。

5．建立京津冀区域间信息合作机制。建立制度化、常规化的京津冀信息合作制度，定期开展政府间各个级别的信息对话，商讨出现的问题以及即将开展的工作等。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劳动力信息库并互相对接，动态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情况。首先，建立输出地村一级农村劳动力信息资源库，为每一位农村劳动力建一个档案，详细登记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培训和获取证书情况、就业时问、就业地点、就业岗位、薪酬保险、离职原因、离职去向、就业意愿等基础信息，并以月为单位随时更新，从而为决策部门把握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真实情况打下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网，随时查询每一位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经历、就业情况和流动情况。其次，建立京津劳动力需求信息库，为在京津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每人建一个档案，详细记录来京时间、就业企业和岗位、薪酬社保、外出途径、培训和技能、离职原因和去向、劳动纠纷、就业企业各种信息、农民工家庭基本情况、本人受教育程度等，并以月为单位随时更新内容。定期汇总、分析输出地和输入地信息，提供京津冀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准确数据。开展政府劳动主管部门与高校间的合作，设立京津冀“河北劳动力转移就业监测研究基地”，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资金中拨付基地支持费用，利用京津冀高校经管类专业学生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的大量时间、人力以及高校专业教师的研究特长，长期、持续、动态地调查跟踪京津企业的用工需求，并做出企业微观层面的用工需求预测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京津地区劳动力宏观需求预测及培训和输出建议。此举既可解决京津企业用工和政府劳动力市场需求监测分析所需的大量人力、时间、专业人员，又可以少花钱多办事(比起大规模调查花费微不足道)，还可以创造大学生与企业相互了解的机会，帮助大学生打开就业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