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形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测量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我们发现，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3600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损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在过去几年，各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连续对我国城市居民进行了社会形势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证中国今后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呢？决策者应当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见《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态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还不包括台湾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在重要的文献中对中国当前社会形势的估计是“轻描淡写”，例如，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压力增大，企业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整体素质不高。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1999年4月爆发了组织冲击中南海事件，被总书记称为“神不知，鬼不觉”，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这个政治事件给中国及其领导人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远没有消除。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沉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我们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幺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为了防止中国再次出现1989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作者向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从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主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幺，依据又是什幺？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幺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靠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地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本文研究结论来自于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年和2002年）和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形势的问卷调查资料，这些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较翔实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态，还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作相关分析。此外，作者还根据近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各种计算，以便进一步分析了解社会不稳定的宏观背景。 本文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宗旨，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不公平时期。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各类调查不同人群对社会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当前最突出的社会不稳定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论框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地位影响满意程度”，为此提出了4点基本判断，以解释为什幺有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满意，有的人则不满意。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哪些人对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满意，哪些人比较满意或者很满意；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社会含义，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政府缺乏在全社会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时和主动解决公开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即可能出现‘倒J’现象，就像印度尼西亚一样，持续的经济增长突然出现“逆转”，由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幺？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它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12，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份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甚至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还不平等；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它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

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幺为什幺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幺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幺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它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大人口规模呢？为什幺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呢？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926年）。那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是“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资料提供了详细的、比较权威的重要信息。我们在上述资料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试图寻找影响人们主观看法的原因，了解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1、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比例明显增加 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2000年对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即超过城市居民的1/5，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对10个城市居民调查，对市民生活不满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达到26.7%，200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3.6%，即有1/3的城市居民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5亿人。与此同时，对市民生活满意者（指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由55.5%提高到63.4%，出现“两极同化”趋势，即不满意者与满意者的比例都在增加。 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过去三年的调查中，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那幺哪些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哪些人不满自己的状况呢？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2、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指相对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社会其它阶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相对自己过去的地位进行比较。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中国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却高达72.4%，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和21.3%；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倍，为19.1%。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让我们下乡务农，邓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17，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期间他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凸现出来：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它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3、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如下结果。 下岗失业人员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就业角度看，绝大多数在岗人员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而下岗失业人员中1999年有70%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2000年这一比例近占一半。 低收入人群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水平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变化，但明显存在一种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收入水平越低，对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最不满意。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增减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收入增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而绝大多数收入下降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1999年这一比例占2/3，2000年占1/2。 若以1分表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用5分表示很满意来反映不同收入组或不同类型人群的满意程度。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资料，从不同年龄组比较，31—50岁之间的4个年龄组满意程度最低，在3.02—3.15分之间；从不同收入组比较，最低收入满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组满意度最高，为3.69分；从不同职业分类比较，下岗失业和非技术工人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67分和2.97分，离退休、干部或经理、高级技术人员满意度最高，分别为3.48分，3.47分和3.46分；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低，分别为3.14分和3.16分，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高，为3.90分，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46分；从不同城市比较，上海和贵阳居民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98分和3.00分，而厦门居民满意度最高，为3.53分。 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勿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幺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倾向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它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被问到会采取什幺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它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3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着增加。 为什幺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它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 为什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瑞克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在社会冲突+冲突管理机构）。该公式表明：（1）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退均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潜在地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幺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3）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幺，一旦遇到经济动荡和外部冲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止、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垮台了，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下降了20%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干预，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或者类似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中国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