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载的“学即能移”包括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学什么的问题，即学习圣贤之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其次，是“移”什么的问题，即恶向善的迁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气质恶者迁移为贤者”“善反之”等。从“学”中，张载即使“终日危坐一室”，甚或“至僻陋”也“处之益安”，可见，他“夙夜从事”，追求“孔颜之乐”。

关键词:张载;学即能移;气质美恶;善反;圣人

张载教育思想注重“多栽培学者”，传孔孟之道，“功及天下”。其首要的前提是了解“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这一对观念。一方面，如气质善者，需固守，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另一方面，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用张载的话说:“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1］266人的气质之性有美恶，那是因为“阴阳者，天之气也，亦可谓道。刚柔缓速，人之气也，亦可谓性”［2］324。此性是“人之气”，也是气质之性。“性未成则善恶混”［3］23，当气质之性没有成就天性时是善恶相混的，所以君子不以它为本源之性［4］。“夭寿”二字，在《孟子•尽心章句上》中是这样出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夭，短命。寿，长寿。夭寿是命之短长的意思。把人的“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联系起来，在孟子看来是“不贰”，在张载看来，“皆是所受定分”。张载从“学即能移”这一侧面，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与“贤者”相联系，即“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并另主张“学者先须变化气质”［1］274，从而达到“求为圣人”的教育目的。

一、何谓“学”

张载认为:“为学所急，在于正心求益。”［6］375学就是“正心”，因此具有宽泛意义上的自砺的含义，而其最宽泛的意思，就是“学做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2］321。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张载说:“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1］278对于初学者而言，道心惟微，因此不应该即时昭示。张载认为:“今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3］31对刚开始学习的人与学有所成的人，教起来也应该有所差别:“道初亦须一意虑参较比量，至已得之则非思虑所能致。”［1］280初学者必须积极勤勉地求索，可是，到第二节———从颜子以至于孔子———却不一样。就像上面所引的最后一段，这一节包括获得直觉即“非思虑所能致”之一种感悟，使人进而成为完人，即圣人。除上述界定“学者至颜子”与“由颜子至仲尼”二节的标准外，张载还将它说成是“始成大人者”和“大而就圣者”。第二节的目标在成圣，可是，达到这一节的终点，却只能是自然生发的。而第一节中由初学进而成为“大人”，却是可以黾勉而至的。张载对这一点十分强调:“盖大则犹可勉而至，大而化则必在熟，化即达也。”［7］216“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1］266由于凭着勤勉用功就能达于“大人”之境，张载一再敦促弟子们勤勉勿怠。一方面，“大抵语勉勉者则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则犹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须学问”［7］77－78。“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3］27王夫之注:“知学，知择执以至于中也;不息，则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学者，俗儒以人为为事功，异端以穷大失居为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骄吝，或谓知有是事便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虽小有得，以间断而失之。”［8］139所以他劝诫学生学习只有终身继续不已，学问才会“日增日得”。另一方面，“学者有息时，一如木偶人，搐则动，舍之则息，一日而万生万死”［1］267。学习不可停息，否则就像木偶一样，牵之则动，不牵则息。可见，“学非一日之积也”。

(一)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

这个“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礼记•学记第十八》:“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9］如果要教化臣民，成其美俗，一定要从“学”入手，强调“学”对移风易俗的重要性。教育所担负的不仅是传承知识，而且也是移风易俗。张载提出:“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3］24王夫之注:“好善恶恶，德性也;领者，顺其理而挈之也。阳明之德，刚健而和乐，阴浊则荏苒而贼害以攻取于物，欲澄其浊而动以清刚，则不可以不学。学者用神而以忘形之累，日习于理而欲自遏，此道问学之所以尊德性也。”［8］117谓去除恶行恶事，也是“其必由学乎”。这个“必”字，就说明要从教育下手，才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张载进一步解释说:“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3］23“恶尽去则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3］23“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3］23张载认为，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的本性［10］。

(二)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

张载提出:“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1］273这个论述强调“志趣”在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立“天下之志”。张载说:“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3］34王夫之注:“天下之人，嗜好习尚移其志者无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许。故不但兵农礼乐为所必务，即私亲、私长、好货、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为性之所弘。圣人达于太和氤氲之化，不执己之是以临人之非，则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无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于和。”［8］174张载提出:“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7］97张载胸怀“天下”，既有“天下之心”，又立“天下之志”，于是在他的思想中便有了“为天地立心”的观念。张载说:“如志于道，致广大，极高明，此则尽远大。”［2］332他明确地把“志”同一个人的才能、事业结合在一起，强调志向远大是成才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王夫之注:“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盖言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也。天载物，则神化感通之事，下学虽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于近小，以苶其气而弃其才也。”［8］182另一方面，“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1］287。只有树立远大的志向，才能“才大、事业大”。并举例:“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峭峻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1］283反之，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则会“易足”“无由进”。其次，“只看志如何”。张载说:“有志于学者，都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2］321人必须坚定信念，因为“志”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否则，“学”也是枉然:“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6］375在他看来天资愚笨不足畏，最可怕的是没有志气。再次，“可久”与“日新”。张载说:“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他强调只有“志坚”“志久”即牢守远大的志向，才能学有所成、长久保持良好的德行。一方面，“君子”不仅要“志趣高远”，而且要“守道笃信”［1］247。相反，“偷惰之夫咸有立志”［1］247。另一方面，要“信笃持谨”。张载说:“吾学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奋。足下信笃持谨，何患不至!”［2］321张载自谦地讲“吾学不振”，更不是“强有力者”，所以“不能自奋”。如果不能“笃信”，何能“持谨”?最后，“胜其气与习”。“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2］329－330，因此，“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2］330。外在之“气习”往往会遮蔽人之内在本性，“学礼”则可以解除外在“当世习熟缠绕”，解去了“缠绕”，人便自然洒脱［11］。

二、“移”什么

张载说:“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所谓“气质恶者”，即为人欲所蒙蔽。如何拂去?那就是通过“设教”。“圣人设教”的目的，便是要人人都可以把“气质恶者”通过“学即能移”转而“为贤者”。一方面，“圣人设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为尧舜’，若是言且要设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则圣人之语虚设耳”［1］283。另一方面，“上智下愚，习与性相远既甚而不可变者也”［3］23。

(一)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

第一，在张载看来，“性”所涉之“有无虚实”，其实质则为“一物”。张载说:“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3］63如果“不能为一”，那么，“非尽性也”［3］63。由于每个人“气禀”的清浊昏明不同和通蔽开塞的差异，便形成智愚善恶差异的人［12］。举例说明:“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3］63“饮食男女”表现为人对物质生活的欲望，亦称“习俗之气”或“攻取之性”。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3］9一语，就是说，“性”是合太虚与气化之“两”而成的。正是依赖于合成的机制，“性”作为总体才能生成:“性其总，合两也。”［3］22张载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性论观，强调“兼而不偏”方可“尽性”，通过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方可达到“继善成性”之境界［13］。第二，“性美而不好学者无之，好学而性不美者有之，盖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2］332。使性不美转化为美，强调“矫轻警惰”［1］271。其意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1］268。其次，“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1］271。矫，纠正、匡正。轻，轻浮、浮躁。谨慎自己表情上的喜怒，这只是矫正表面的东西而不知道治理其根本，应该矫正轻慢的态度、警戒怠惰的行为［14］644。最后，“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1］271。天赋好不值得骄傲，只有矫正错误去向善，矫正懒惰而勤劳，才值得自豪［14］644。

(二)气质恶者迁移为贤者

第一，“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何为“贤人”?张载说:“克己行法为贤。”［3］46求为贤人，就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好学不倦”等途径，而成为“好仁而恶不仁”“好恶两端并进”的能够行“中道”的贤人。第二，“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3］23气质之性在于对外物有所追求，张载称之为“攻取之性”。他说:“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3］22所谓“攻取之性”是指人的嗜欲即饮食男女等物质的和生理的欲望，对于人的这种欲望，张载认为是不可以消灭的。

(三)善反之

张载说:“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3］23“反之本而不偏。”［3］23“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3］22所谓“反”，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化“气质之性”，回复到正清善美的“天地之性”。“性于人无不善”则是强调人人皆可“反”。

三、追求“孔颜之乐”

二程曾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5］，但他并没有指出“孔颜之乐”所乐何事。要弄清楚其所乐何事，必须首先分析“贤哉回也”章中箪食瓢饮与颜子之乐的关系，并由此问题进展到自乐与乐他的理论问题，最后才能较清楚地观照所乐何事的问题。在儒学发展史上，张载也是一位“学以修身力行”的榜样。第一，“夙夜从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16］382他协助边防长官蔡子正办理军务，对抗击西夏入侵做了很多工作。所谓“夙夜从事”，即张载从早到晚勤于军务，推而广之，也即夙夜在公。第二，“终日危坐一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16］383第三，“至僻陋”而“处之益安”。《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16］383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孔子最为赞赏的是颜回。颜回于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身师事于孔子［17］。《论语•雍也》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8］可以说，张载继承了孔颜之乐，做到了“至僻陋”而“处之益安”。综上所述，“学即能移”是张载极其重要的一个观念，其中包含着“性未成则善恶混”“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的认识。只有通过“学”，方能“移”，即收到“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气质恶者迁移为贤者”等效果。很自然的，“学”既要“善反之”，又要追求“孔颜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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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军红  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民办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