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美国科技本身的历史发展、科技共同体及其他人对科学、技术和工程等范畴的“纯科学信念”、“工业研究信念”等基本观念及其相互之间争论的历史演变为背景,考察万尼瓦尔•布什如何使用与此相关的基本概念建构工程的“科学”地位与工程师的“研究者”身份,以及如何建构美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层级模式的科技文化和科技组织模式;这种研究把话语分析与建构论相结合,着重考察行动者如何通过建构文化来建构社会,这表明该方法在科技史学方法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万尼瓦尔•布什;美国;科技文化

在美国科技史上,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不仅在数学、电力工程和计算机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美国科技组织的发展确立了新方向。在国内,已有一些关于布什的研究,但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布什的科学组织活动,而对他组织美国的科技模式背后的思想观念缺乏关注［1－3］。换言之,我们只关注了布什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美国科技体制化这一历史结果,而对布什关于科学技术的观念以及为这些观念辩护的话语形式则缺乏研究,这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科技发展背后起作用的科技文化缺乏理解。

那么何谓文化?如何研究文化?根据当代文化理论,“文化”是指使得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活动及过程;“文化研究”的根本含义在于: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过程中如何生产和表达、体验和重构符号及其“意义”。以此为方法论,为理解美国科技体制背后的文化,本文以美国科技共同体及其他人对科技范畴的基本观念及其争论的历史为背景,对布什借助相关的基本概念来建构美国科技文化和科技组织模式的历史过程展开话语分析;最后指出该方法论对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用工业研究信念为工程

研究辩护布什早年就读于塔夫茨学院,毕业后受聘通用电气公司,担任试验检验员;随后在塔夫茨姊妹学校教过数学,在海军船厂当过检验员;但1915年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电气工程学博士学位,从此与MIT结下不解之缘虽然他1916年回母校塔夫茨任教,但1919年他就又回到MIT电气工程系任副主任。自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尤其是担任副院长并和院长卡尔•康普顿一起试图加强该校的工程研究时,布什就大力为工程研究的社会地位辩护。此时他采用的是自一战开始就在美国逐渐流行的工业研究信念(theidealofindustrialresearch);这种信念与自19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争论联系紧密。我们先考察这一背景。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美国,人们创造了“纯科学”、“应用科学”、“工业研究”、“工程研究”等概念作为辩护话语,围绕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场论战反映的不仅是美国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科技共同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们为争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名望、地位和身份而进行的竞争与协调。换言之,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相关群体建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话语实践。本文正是在这种思想与社会背景中来考察布什如何使用一些基本概念来为工程研究辩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布什的话语实践建构了美国科技文化。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纯科学家采用“所有应用科学都只是纯科学的直接应用”的论战策略,已经在19世纪末的“纯科学信念”(theidealofpurescience)运动中为他们争取到了较广泛的社会承认和文化权力［4］。同时,技术的发展已由原来的工匠艺术(art,craft)逐渐产生了一些可称为“应用科学”的学科领域,如机械力学、材料力学。于是从一战到二战之前这段时期,由于美国工业实验室猛增,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工业研究实验室,一种新的科技职业群体即工业研究群体就壮大起来。这样,通过工业研究者的努力论战,“工业研究”作为一种与“纯科学”一样的原创研究也获得了科学共同体及更广泛社会的承认［5］。那么科技共同体中剩下的“下里巴人”就是“工程研究”了。

工程研究的落后状态阻碍着获得这种社会承认的努力。这主要表现为,虽然自19世纪末物理学和工程开始职业化以来,一些工程师就希望社会承认工程是一种原创科学研究,并赋予他们从事这种研究的科学家身份以及独立的职业地位,但是,由于工程教育和工程研究本身发展不充分,而且从事工程“研究”的职业群体也相对弱小,所以工程一直被人们认为仅仅是“纯科学”的应用,是从属于“纯科学”和“工业研究”之下的应用性的“手艺活”。比如直到1912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会长加诺•邓恩(GanoDunn)还认为,“工程不是科学,因为在科学中没有实用这一观念的地位。……工程是科学的侍女,它虽然追求科学的荣誉和情感,但是做的却是日常家务”［6］。

1915年布什到MIT攻读博士学位时,他所学的电气工程学尚在襁褓时期,但自1919年他回到电气工程系任副主任之后,他就开始努力加强该学科的研究与教学。1922年他与同事合编了《电气工程学原理》;同时他开始负责并大大加强了该系的研究生培养工作,1921年该系仅培养了4名硕士生,而到1922年就有37人,自1922年开始的10年中,该系每年平均授予51个硕士学位。到20世纪30年代康普顿任MIT院长时,布什升任副院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生制度的建设,加强了基础科学的教育,并加强了工程的理论“研究”,从而促进了工程研究的发展。于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程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带动下,美国许多大学、学院和研究所都开始加强基础科学教育和工程研究。正因此,工程师们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要为他们的社会身份努力论战;而在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期间,他们普遍继承了工业研究信念的那种抹杀与纯科学之间界限的做法像工业研究者抹杀纯科学与工业研究的界限那样,工程研究者试图抹杀纯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界限［6］。正是在此历史情境下,布什也采用了工业研究信念来为工程研究辩护。

工业研究者曾争辩说,工业研究和纯科学在研究题材和研究方法上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研究动机,即纯科学是研究者的追求知识的一般愿望和研究兴趣的自主选择,而工业研究则是出于商业利益和实际应用。作为为工程研究辩护的工程研究与教育者,布什也采用了这种抹杀界限的做法。比如1933年,在一次题为《向伊莱休•汤普逊教授致敬》的演讲中,为强调工程研究的“科学”性质,他试图抹杀二者的界限。他称赞汤普逊“既是一位教授,但同时又很实际”,并论证说,“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在研究题材和方法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至于它们除了动机的区别(非商业的对商业的)以外,并没有其他不同”。当然他也不否认科学对工程师的作用,他接着表示,工程师中“最不幸的一种是:他不懂得为了将科学的成果应用于人类的利益,不只是必须掌握科学的原理,还必须知道我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需求和设想、可能性和弱点”［6］。这表明他承认科学原理和科学成果的优先地位,但他又试图让工程不仅仅只是隶属于“纯科学”。这正反映了当时工程师的尴尬地位。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支持科学对工程的应用的观念。因为工程研究本身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到足以为工程实践提供完整的理论基础,他们最初加强工程教育的实践就是加强纯科学的理论教育;而且他们确实必须借助于纯科学已经建立的社会声望来强调“工程”的科学性质,因为工程原来是被当做“技艺”而与处于学术传统中的“科学”无缘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论证工程是一个独立于“纯科学”的原创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在当时“纯科学信念”的语境中,承认工程应用了科学,就往往等于承认“一切技术革新都是纯科学的直接应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还有许多中间环节,这样就会将工程隶属于科学之下,成为“科学的侍女”。概而言之,工程研究必须借助于“纯科学”的声望,但又必须对抗“纯科学信念”。

二、建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

话语虽然布什和其他一些从事工程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都使用了上述策略来表明工程的自主性和原创性,但总体而言,二战之前,工程研究的发展并不充分,这妨碍了工程师们去塑造一种强的措辞方式比如“工程科学”这样的话语来对抗纯科学理想。这表现为有许多的工程领导仍然坚持纯科学理想,通过原有的“纯科学”、“应用科学”等来表达工程就是科学的应用的观点,试图以依附“纯科学”的策略来使“工程”脱离“手艺”的低下社会地位。实际上,“工程科学”这个概念更能清晰地表明工程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但是在二战以前,“工程科学”这个术语在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措辞中并不常见,“工程科学”还没有成为一个日常话语。

不过到了二战期间,战备的需要促进了美国科学研究进一步地转向应用领域,使工程研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二战时期,布什组建了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他征召美国科学、工程和工业为战争服务,并实现了政府与它们的广泛合作。科学家共同体和工程师共同体的合作造就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开发共同体,以及政府—工业—大学的合作雏形。前文我们已粗略介绍了科学家和工业研究者的情况,下面我们着重考察工程研究者的社会分布。

工程研究者一般称为工程师。到20世纪上半叶,其实已存在这样几种从事不同性质工作的工程师。第一类是工程研究和教育家,他们主要在理工院校工作,受过良好的科学和工程教育,在大学里一面从事理论研究,一面讲授工程实践知识,如康普顿和布什等。第二类是工程研究和实践家。他们大都在公司里工作。有一些是在工业研究实验室里与科学家合作;有的公司建立了工程实验室,一些工程师就在这里工作。他们大都毕业于工科院校,受过良好的工程训练,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他们在公司中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并解决生产问题,还负责对新产品进行检测和改进等。还有一类工程师是老一代的工匠工程师,在19世纪末他们在工程师群体中占优势,但到一战以后,这类工程师已不多。前两类工程师都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和工程训练,在实践中,他们的工作体现出“研究”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学者”型工程师,这与传统的那种依靠学徒训练和经验积累成长起来的“工匠”传统的工程师有显著区别。正是他们的研究、教学和实践,使工程“科学化”,从而扩展了技术的领域;他们把自己的领域称为“工程研究”、“工程基础研究”或“工程科学”,试图以这种话语来争取“科学”地位与职业身份这种话语可称为“工程研究信念”。

另外我们还要谈及一个群体,即一般技术人员。为了论述需要,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一般来说技术员所受的科学和工程教育的程度要比上两类人低。当时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就是在培养这类技术群体;他们包括实验技术员、绘图技术员、机械师等等。第二,随着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中这类技术员迅速增加,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技术群体,他们分布在公司的各个部门,包括在工业研究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当助手。随着该群体的增长,工业研究者和工程师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后两个群体急切地试图把自己与技术员群体区分开来,以突出他们的“学者”地位。

科技群体的上述变化表明,科学技术在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上都产生了层次性。在社会结构上,科学技术这个大群体已分化为院校中的“纯科学家”、工程研究者,工业中的工业研究者、工程师、技术员等。在知识结构上,则包括了“基础研究”、“工业研究”、“工程研究”、产品开发与工艺,以及技术员所掌握的技术和基本技能等不同的知识层次。科学技术知识结构的层次性和社会结构的层次区分,为科技职业的划分、社会身份的确立和社会地位的争夺提供了动力。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布什通过与“纯科学信念”、“工业研究信念”、“工程研究信念”等复杂的科技文化的“协商”(本文是在技术建构论的意义上使用“协商”概念的),从而建构了应用科学话语的一些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主要体现在布什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在这份报告中,布什提出了“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工业研究”、“研究”、“开发”等基本概念［7］1－22。

出于对战后美国纯科学发展的资助来源的担忧,在报告中布什着重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关键是扩大了“纯科学”的外延。“纯”这个词往往带有如“纯洁的”这样的道德暗示,似乎把那些与纯科学相对的“应用科学”都贬低为“动机不纯的”。出于这种考虑,布什用“基础”这个词来代替;而最关键的是他扩展了“基础科学”的含义,从而为“工程研究”争取到了“科学”身份。

布什说:“基础研究将导致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资本。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储备,而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今天,基础研究已成了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将是虚弱的,而不管它的机械技术如何。”［7］51为了从组织上给以保证,布什建议成立专门支持纯科学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布什之所以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是为了“加强主要是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中心。这些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于新科学知识的创造和最少受到要求立即得到确实可用的研究成果的压力这样一种环境”［7］34。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强调的是“必须保障探索的自由”,他强调“我们必须去掉我们在战时曾不得不实行的硬性控制,恢复探索的自由和为扩充科学知识前沿所必需的那种健康的科学竞争精神”［7］42。

在强调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话语中,布什构建了一个有层次的“技术的应用科学”模型,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开发新产品的线性发展模式。他论证说:“新产品和新工艺过程并不是生来就完善的。它们依赖于新的原理和新的观念,而这些新原理和新观念本身又是来自于基础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的资本。”［7］34一些历史学家在批判“技术的应用科学模型”时认为,正是布什的报告把工程和技术放在从属于科学的位置上。但是,根据布什的报告,笔者认为,布什对“研究”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科学、工程、医药和武器方面的那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即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也包括“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研究”)概念则主要是突出了以自由探索为目的的研究,即他要强调的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中心的研究。这样,布什实际上就建构了科学技术的层次体系,最基础的是以增进自然知识为目的的自由探索,即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中心的研究(它们广泛地包括科学、工程、医药和武器方面的基础研究),然后是针对工业、工程、医药和武器等实用问题开展的实用定向的应用性原理的研究,然后是开发、生产等新产品和新工艺。这样,布什至少达到了两个目标:建构了分层次的科技体系,为工程研究争取到了“基础研究”的地位。

可以看出来,布什对这些研究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并不是这些研究所针对的对象、所产生的知识的基本形态特征、认识方法等,而是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及他们的职业划分;而这又与他们的经济来源、社会地位和身份相联系。这表明布什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模型”不是针对科学、技术、工程的知识性质进行区分,而主要着眼于建构科学技术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层次,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认为布什关于科学与技术、工程的关系的讨论是试图建构一种科技文化,这种文化试图建构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层次,并突出基础科学群体的社会地位。

三、创建科层制科技运作模式

试图把战后美国科技组织体系的形成都归于布什的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这是非历史的叙事,本文反对这种做法。事实上,战后在许多方面,美国科技组织方式已超越了布什的设想,而本文的工作则在于在这些历史中寻找布什建构的科技文化的影响的踪迹。

在担任OSRD主任之前,布什已致力改组了华盛顿卡耐基学会的科研资助体制,并掌管着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这事实上方便了他为工程研究争取“科学”名望和地位。到面临战争时,为了把科学、工程研究和工业的力量征召到战争中来,1940年6月,布什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建议,请求建立全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使其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征用所需的科技资源。NDRC获准成立并在一年后成为总统执行办公室中OSRD的一部分,布什任主任。在任期间,布什的工作开辟了政府同大学和工业领域直接签约而不是与科学家个人签约的资助方式(以前基金会和工业对科研的资助主要是与科学家、工程师个人签约);开辟了偿付全部工作费用,也包括间接费用的资助路径;对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的资助则创立了“无亏损,无盈利”的原则;还允许研究机构保留专利权以促进工业研究。布什对全国科技力量的有效组织为美国打赢战争作了重要贡献,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原子弹的研发成功。这种成功也为布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提供了支持。

当然,布什的以上做法也招致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评。人们担心布什的精英政治,担心OSRD的合同都集中在好的大学和公司里,担心这些公司会利用专利权控制市场。吉尔戈就是这样的一个参议员。1944年他带头呼吁成立由政府控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由基金会来统一安排政府的资助,以促进战后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培训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解决资助的公平分配问题［8］。

而布什则敏感地意识到,吉尔戈的建议将国家在未来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从当时的OSRD移交到另一个主要由政治家组成的政府组织手中;而在这个组织中,科技共同体不再有领导权;并且这个组织会侵犯科学的自主性;而布什甚至在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也不曾放弃这种研究的自主性这是美国科技文化的核心。于是布什立即着手准备并于1945年6月提出了《科学[CD2]无止境的前沿》报告。该报告反映的是,布什及其委员会的根本宗旨在于,在战后政府能够大幅度减少因为战争需要而对研究实行控制的前提下,能够使联邦政府继续支持科学与工程研究。在报告中,布什采纳了建立NSF的想法,建议建立一个规模与OSRD一样大的NSF来主要用于负责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资助工作;该基金会由科技共同体选举的董事会负责;基金会主任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总统任命;基金由联邦预算支付。这样,基金会一旦成立,就会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交由一个具有组织领导权的科技共同体来掌管,从而维护科学的自主性。

布什的报告没有立即得到批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也正是在于,战后第一任总统杜鲁门及其国会抵制这种自主性掌握在科技共同体手中而几乎脱离政府控制的基金会。而到1950年获得批准时,国家基金会的主席还是必须由总统提名并交参议院批准。在报告未批准期间,布什极力敦促海军部和陆军部及早地成立了联合研究开发部并由他担任部长,这个开发部成为战后军方联系大学、组织科研的重要纽带。而且布什还通过与海军部、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下辖的T部的负责人图夫(Tuve)等方面的磋商,促成了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成立,这对战后美国应用研究的运作模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9］。

这样,通过NSF的建立、军方联合研究开发部的建立和美国应用研究的运作模式的建构,布什就建构了一个与他的科学技术的层次体系思想相对应的科技科层制资助模型。这个资助模型又进而建构了美国战后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层次,建构了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共同体的社会地位与身份。

四、结语:话语与文化建构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和历史研究方法,考察了布什使用科技范畴的一些核心概念来建构美国科技组织模式、资源流向与权力分配以及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层次、地位和身份的文化实践历史过程,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科技话语和科技文化具有社会建构性。通常人们认为,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决定的“第三层次”,然而,本文围绕科技范畴的一些基本概念展开的话语分析表明,科学技术的表现形态和所包含域的大小在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此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正是通过建构某种话语和文化来建构科技本身的发展路径,以及更广泛的科技组织模式、资源流向与权力分配,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层次、地位和身份等。因此本文的建议是,那些试图利用科学、技术、工程领域的基本概念来讨论三者关系的学者需要超越概念—事物的“本质反映论”,所需注意的是,人们关于这些基本概念的观念,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而追究相关动因,应该说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身份、群体利益等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换言之,身份和权力参与了科技领域的基本概念的建构和科学、技术、工程之间关系的建构,它们从根本上影响了历史个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采取某种立场,表述它们的关系;反之亦然,文化也同时建构着科技的发展路径以及社会结构。这样建构起来的关于科学技术的观念,进一步影响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甚至影响哲学等思想领域,这就是科技文化的建构过程。因此,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对于科学、技术、工程等范畴及其关系的思考,采用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视角才是一个有效途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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