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党；大党治理；政党稳定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大党”进行概念界定与特征概括的基础上，指出从“政党管理”到“政党治理”是新时期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转型，“大党治理”应追求一种融开放性、有机性、动态性于一体的政党稳定观。

一、“大党”的概念界定与特征概括

（一）“大党”的概念界定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诸如，以阶级为标准，可以分为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分为共产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宗教型政党；以是否执政为标准，可分为执政党与反对党，执政党与在野党，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参政党；以政党组织模式和活动方式为标准，可划分为议会民主政党和革命性政党，公开政党和秘密政党，合法政党和非法政党；以组织和活动区域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地方性政党、全国性政党，地区性政党和国际性政党；以参加政党的成员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群众性政党和干部型政党。20世纪80年代不出现了以保护人类自然环境为己任的绿党。

本文所探讨的“大党”(MightyParty)概念，主要是从党员数量多少、组织规模大小方面来界定：把那些拥有较多党员数量和较大组织规模的政党称之为“大党”。这里的“大”（亦即党员数量的多和组织规模的大）既包括“相对的大”——某些政党党员数量与组织规模在本国多党林立的政治环境中一党独大或在世界范围众多政党中都比较庞大、影响重大，也包括“绝对的大”——某些一党制国家中某个政党先天性的“大”且客观上组织规模巨大。在此，笔者阐述的“大党”主要以苏联共产党（CommnistPartyofSovietUnion）、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NationalCongress，简称印度国大党或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artidoRevolucionarioInstitucional，相继称为国民革命党、墨西哥革命党，1946年改用现名，简称革命制度党）、日本自由（LiberalDemocraticPartityofJapan，简称自民党）、中国国民党（NationalPartyofChina，简称国民党）为例。

（二）“大党”特征

1．诞生历史比较早，单独执政时间比较长。苏联共产党创建于1898年，1917年执掌政权，截至1991年解体为止，共存在93年，有着74年执政历史，堪称世界老党、大党之一。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至今已近130多年的历史，“是亚洲产生最早的政党，也是世界上诞生最早、规模最大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自1947年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近四年时间（1977年3月-1980年1月；1989年至1990年）为人民党和人民阵线联盟执政外，国大党一直居执政党地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作为官方党诞生，迄今已度过74年的春秋，连续掌权71年。日本自民党，组建于1955年，为老牌资产阶级保守政党，是当今日本政坛第一大党，单独执政时间长达38年，是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综合实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于1919年，但其前身可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乃至更早的成立于1894年的“兴中会”。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22年（自1927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在中国台湾执政51年（1949-2000），执政时间总共为73年。

2．在国内外影响重大。苏联共产党成功地发动十月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形态国家，并在领导本国人民在进行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成为占世界版图六分之一的最强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执政大党”，是20世纪冷战时期唯一能够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的领导核心，曾一度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袖。日本自民党组阁于危难之际，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崛起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自民党可谓劳苦功高，并进一步为打造日本的“政治大国”而努力。印度国大党领导本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为印度的进一步崛起奠定良好基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率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墨西哥奇迹”；中国国民党武装起义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退居台湾后，领导台湾实现现代化，使之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3．有较大的党员数量和组织规模。苏联共产党解散前，基层党组织的数量达到42万6千多个，车间党的组织数目为40万1千多。党员最多时于1989年1月1日达19487822人，接近2000万。其人员数量、组织规模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可谓是世界政党之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有党员1060万，是墨西哥第一大党，约占国民总数的1/6。日本自民党组织发展鼎盛时党员约有336万。

4．在世界政党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在这些政党中，就所处国家的政党体制而言，涉及到一党制国家、多党制国家，而且，在这些大党由兴而衰的过程中，其本国政党体制也发生了相应地演变——由一党制或一党多元制切换为多党制；就阶级属性或意识形态而言，既包括了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又涵盖了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就其产生方式而言，既有发韧于体制内的内生源型政党、官方党，又有崛起于体制外的外生源型政党；就政党所在国家的政体而言，既有议会制国家，又有总统制国家；就政党所在的国家结构而言，既有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又有联邦制的国家结构。

5．政党发展的兴衰过程明显，教训深刻。这些大党自身的兴衰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过程。1991年8月下旬，在已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继而被宣布中止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印度国大党自1947年独立成为印度的执政党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主宰印度政治和左右政局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同时也出现了由强而弱的发展趋势。1996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并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1998年大选后，以由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1999年第13次大选中，人民党再次战胜国大党，又继续执政。事实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大党一直保持的一党优位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它标志着长期以来国大党垄断印度政坛的局面彻底结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7月总统大选中，败于国家行动党，失去执政地位，结束蝉联国家政权71年之久的历史。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起长期单独执政达38年，1993年因政党组织分裂以及党内腐败丑闻败露，最终导致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失去过半数地位而下野。中国国民党自20世纪40年代末从中国大陆败退，在台湾经营半个世纪后再次痛失政权。

二、从“政党管理”到“政党治理”是“大党治理”的必然转型

政党管理（partymanagement）——在行文中，笔者有时亦把其称之为传统政党治理，主要是指政党内各级领导者对政党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实现政党夺取、参与或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目标的活动，它是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就“政党管理”概念中的“管理（management）”一词的本义而言，不同时期不同管理学家有不同的陈述。中国学者芮明杰等在西方学者论述的基础上认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行为活动作为有效整合资源所必需的方式。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实资源的有效整合”。它是现代组织运作的基本制度保证，是与现代组织的结构形态相对应的。现代组织基本上都是集权的金字塔型组织体系——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的官僚组织体系”，以庞大的、严密的组织结构维持着对其成员的控制，以层层节制的中层管理人员承上启下，以达到相互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在韦氏看来，这种组织体系从纯技术的观点看来最符合理性原则，其效率是最高的；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也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缺陷，如对环境的开放性差，比较封闭；过分强调明确的、相互孤立的职能和部门分工；组织权力结构是集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管理层级多，决策权集中于高层；规制过于繁杂；纵向的沟通和协调，等等。可以明显看出，管理的特征趋向于强调由强有力的中心机构通过制定预算和购买规则的办法来实施对资源的预先控制。管理主要是中心机构的职能，其他机构和人员必须遵循中心机构的指令行事。一个组织中的领导可能有一些自主权，但是他们在执行重要的管理任务时必须遵守有关的规定而不能自作主张。现代组织管理的这种实质与特征也同样渗透在政党组织的管理之中。政党管理强调由上而下的指令与服从，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等级观念，它较多地注重效率；它更多地注重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强制性地信息，对基层组织和外界社会民众的反馈则关注较少。

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冲击，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传统的行政理念与管理范式越发滞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固有缺陷愈来愈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层级太多影响行政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机关官多兵少，不成比例；职能部门之间，囿于本位观念，互不协调，甚至相互制掣；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忽视民意；机关运作中抓权、扩权屡见不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些缺陷越来越明显，从而使体系本身容易逐渐陷入僵化状态。正是缘于传统管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日益凸现出其与生俱来而又原本潜伏着的固有的缺陷，所以，美国管理学家甚至提出了“管理的终结”业已临近的口号，并倡导积极“探索组织结构为何如此地缺乏效率、如此地富有破坏性，思考一下我们怎样才能设计出合作、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替代方式”。

政党治理（partygovernance），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管理。国内有学者这样理解政党治理的意义：“现代社会中，执政党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与社会之间构筑的治理关系及其过程。就是由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的发展。执政党治理存在的理由就是党内、党与社会之间都存在利益的差别，而这一差别必须有一个不断协调和整合的机制与过程。”可以看出，这里所提出的政党治理，包括党内治理与社会治理（后者是对于执政党而言）两方面。在此，我们所强调的政党治理，则侧重于政党组织自身的内部治理。

笔者认为，以“善治”为最高目标的“治理”所蕴涵的若干特点可以为改善政党管理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和目标取向，并由此引出“政党治理”的概念。与传统的“政党管理”不同，“政党治理”强调在进行政党管理的过程中，应体现出“治理”的理念内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具体的说，政党治理是指由政党内各级领导与普通党员、中央同中层机关与基层政党组织多个主体参与、上下互动、共同管理党务的一种动态性、多层次、复合型的政党建设过程。政党治理强调在管理整个党务与普通党员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党的组织合法性、党务透明性、明显责任性、法治因素、上下与内外的回应性、治党有效性、广泛参与性、组织发展的稳定性、执政廉洁性和公正性以及意识形态与组织吸纳的包容性，它是一种现代的，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艺术化与人性化于一体的，有助于推进政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的政党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

在“政党治理”基础上，可以引出“大党治理”的概念。所谓大党治理，就是基于大党自身党员数量较多，党内阶级阶层复杂，组织规模较大，机构设置较为繁冗等诸多特点，通过透视传统大党自身管理方略（亦即治党方略）中的精华及其弊陋，对照现代“政党治理”理念的精髓和实质，汲取精华，剔除弊陋，以便探寻一种新的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政党治理方略，树立大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的转型，是大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理性选择与必然趋势。

三、大党发展应追求融开放性、有机性、动态性于一体的政党稳定观

广义的政党发展（partydevelopment），可以理解为是指政党从一个单独的政治现象，到众多的政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现，再进而发展到当今的政党政府、政党国家，期间经历了这样一个政党个体——政党群体——政党国家（政府）的发展过程。这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逐渐凸现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政党政治，已成为当代民主国家政治运行的主旋律。就政党发展的狭义而言，笔者意指具体的单个政党诞生、演变、兴衰过程，是指政党个体发展状态的稳定与否、其发展的生命力的持久与否。亨廷顿认为，“政党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一定程度上描述的即是政党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本文所阐述的“政党发展”，即是取其狭义而言。政党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政党的可持续发展，即实现政党自身发展的稳定以及生命力的延续和持久。

政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党稳定（partystablity）。关于政党稳定，至少应包含两个衡量指数：一是现存政党制度稳定；二是现有政党组织稳定。政党制度稳定，是维系当前某一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同其他政党的既有关系的制度保证；政党本身组织稳定，是保持政党本身党势与党力的组织保证。“稳定组织是现代政党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政党的力量之所在”。当现存的政党制度发生嬗变、政党组织出现破裂分化时，也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政党的政治地位与自身实力发生了变化。诸如，苏联共产党由一党制框架里的无与争锋转变到多党制下的众党角逐政权，并最终国丧党亡；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也都分别从长期的一党独大沦落到多党问鼎政权，鹿死谁手，跌宕起伏。这种政党制度的演变本身就揭示出这些政党在国家政权与同其他政党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以往的一党独尊、非其莫属、视政权为本党私己囊中之物切换到多党势均力敌、平等竞争、执政地位的变换难以预测。就这些政党组织自身而言，在其步入衰落之际，也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组织分化和分裂，直接削弱了政党组织本身的声势和能量，造成资源分散或流失。因此，如果政党稳定出现了异变或者动荡，那么该政党的可持续发展也便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本处于国家政权体系中垄断政权的地位和在与其他政党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就可能丧失。当然，就政党自身组织个体而言，绝对稳定的形态也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畸形的、僵滞的。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一种组织结构只有不断地消耗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同时不断排除或扩散掉系统内的一部分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组织的平衡发展——系统学把其称之为“耗散结构”，也就是建立在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结构。政党组织本身，也是一个耗散结构。政党（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交换表现为：政党输出的是不断改善自身治理、提升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人民输出的是对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政党得到的是长久执政的政治地位，人民获得的则是社会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带给自己的切实利益。一旦这种动态式的交换息止，也就是一个政党其政治生命完结之时。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衡量政党稳定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并非完全一致，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产生相反的变化，即政党制度稳定也可能导致政党组织的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和积累；政党制度的不稳定也有可能促使政党组织变革从而重新保持自身的稳定，并进而实现政党制度的稳定。所以大党发展应追求并确立一种融汇开放性、有机性、动态性等特征于一体的政党稳定观。这亦应是政党治理与政党现代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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