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院的学生管理，以行为管理为表，以心本管理为里。管理内容上既有关于知识掌握方面的要求，又有道德养成方面的要求。招生上承担着教化大众和培育精英的双重责任。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教师的训导和榜样作用又将管理置于其引导之下。书院有内部的整套管理制度，但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书院的学生管理，就是在上述两两相对力量中取得平衡，这种管理的特点给予当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以启示。

［关键词］书院；学生管理；平衡

Abstract:Asfor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inAncientAcademies,thebehavioradministrationisitssurfaceandthemindadministrationisitsbasic.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inAncientAcademiesfocusedonstudentsmasteringknowledgeandformingmorality.AncientAcademiesundertookdoubletask,massandelite,inenrollment.In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theself-controlofstudentswastogetherwiththeguidanceofteachers,theautonomyofAncientAcademieswastogetherwiththeinterveneofgovernment.ThebalancedcharacteristicsinAncientAcademiescanenlightenthereformationofadministrationofstudents

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Keywords:AncientAcademy;administrationofstudents;balance

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学生越来越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以往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显示出对现实状况的不适应，然而，倘若给与学生太多自由，学校管理又从根本上无法进行。另外，在高校的学生管理中，我们是着眼于长远的道德内心管理，还是规范行为以取得管理效率？智育和德育何者需在管理中优先处理？招生是面向精英还是考虑大众？放权于学生还是着重教师引导？如此等等，皆似两难选择。历史常能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给予我们启示。我国古代书院之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管理制度独具特色是分不开的，书院的学生管理在各种两难中如何平衡，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一、心本管理与行为管理

我们所能够用来分析书院的学生管理的资料主要是学规。书院学规告知学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其表象是对学生进行行为管理，如朱熹的门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铢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的《学则》，人称《程董二先生学则》，就对学生的礼仪、居处、行走、言语、衣着、饮食、读书写字、待人接物等方面有明确规定。但若将书院的学生管理与官学比较，就能发现，书院的行为管理不同于官学。宋朝太学规定了在学的时间，根据田况《儒林公议》的描述，是“然向学者少，无法利以劝之”。因此“乞立听书日限”，于是“来者日众”［1］。熙宁兴学期间，规定太学听读日限为一年：“太学条制，本学生徒须在学听读一年，方许于太学应举。”为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太学颁定了五等罚规，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其中第一等为“谤讪朝政”，由此在政治上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太学考试制度严格，舍试由朝廷派专官主持，防止学官徇私舞弊。

可见，官学的学生管理着眼于限制、责罚，而书院的学生管理强调的是导向。两种管理观念源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官学的管理显然假设学生在得到教化之前是不好学的、功利的，需要严格控制甚至惩罚，书院则是提出要求，希望学生以高标准来对照自己言行，来严格要求自己，自责其身。因此，可以说，书院的管理，虽然也有各种规章来实现行为管理，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心本管理。这种管理不过分强调学校管理制度对学生的约束，而是积极把握学生的心理需求，致力于培育学生奋发进取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内趋力，激活潜能，以使他们自主发展。

书院的学生管理以心本管理为特征，从许多书院制定的规则、山长们对学生的管理言论可以窥见。主讲南岳集贤书院长达九年的文瑞成，尝撰“立德、立功、立言，史是之谓不朽；希贤、希圣、希天，人皆可以为之”联以励士。教人以“强恕”而“求放心”，每命生徒“晨起礼圣”，“住香静坐”，“待心归腔”后再读书。常言“读圣贤书，不徒为科名起见，须见得句句是切实教我为人处”［2］。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修身的要点有四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包括了言论规范、行为态度，心理活动、道德修养这一系列从行动到内心的全部要求。对处事，朱熹继承董仲舒的格言，要求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书院心本管理的典型代表。

二、智育规范与道德养成

高层次的书院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是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让学生习得高深知识是书院的办学宗旨，与此同时书院又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任务，因此，书院要求学生掌握知识，但是，书院又不是因科举而产生和存在的，所以书院在学生的培养中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从上所述，书院管理学生，是从学生的“心”来进行管理的，那么管理必然重视道德的教化。这样，书院的学生管理就既有关于知识掌握方面的要求，又有道德养成方面的要求。

岳麓书院学规有这样的十八条：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前十条是道德修养，后八条是学习态度和方法，前者规范的是德育，后者规范的是智育。德育从条目数量、位置看是居于主要地位的，将孝、忠、廉、节等道德规范纳入学规，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理学教育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而关于学习的条文，虽是以学习态度和方法为主，但也是对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生动的品格教育。

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同样也反映了学生管理上二者的结合，首先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义”的五教，作为明确人伦关系的准则，紧接着是以此为基础的关于为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前四者属于知识传授范围，最后一项“笃行”属于实践。然后才是关于修身、处事、接物的规则。

整理明代书院的学生管理资料，从其内容上印证了学生管理将智育规范与道德养成结合，而又以道德养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特征。如王阳明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其条文有“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萧良干的《稽山会约》有“立真志、用实功、涤旧习”；查铎的《水西会约》有“立真志、用实功、销旧习、求益友”；萧继忠的《问津书院学规》有“德行、宗旨、经济、制举、识议、规劝”；方世敏的《瀛山书院学规》有“格致、立志、慎修、戒傲、安贫、会文、尊注、通务、知命、惜阴”［3］(P408)。清代曾为肇庆端溪书院和广雅书院山长的朱一新，教育生徒强调居敬穷理。尝谓“进德之要在居敬，修业之要在穷理”。而“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返约则居敬尤要”。反映了书院管理者对智育与德育结合的深刻理解［2］(P395)。

三、教化大众与培育精英

招生是学生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生源看，书院承担着教化大众和培育精英的双重责任。书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学性质，继承了孔子时代私学“有教无类”的重要特征。书院自创办之始，就向下层社会开放，招收平民子弟，学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据文昌书院记：“凡越隽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爰竖仓廒于署内，着落经管于学斋。公私相关，非为旦夕计，为万世计也。更详虑周到，徒信庙祖，洼水易涸，复捐清廉三十金交学斋许详龄等收管，并合前存公项银十金，就于文昌宫借放生息，以预膏火及立书斋之举，与夫有志上进能赴乡会试津贴路衬。”［4］由此可见，书院不仅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且对家境贫寒的子弟予以经济上的优抚。清道光年间的安徽阜阳聚星书院，学额年取生员正课20名，副课20名，正课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500文。童生20名，正课每名每月膏火钱1

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每月官课1次，山长课3次［2］(P91)。

书院这种教化大众的特征，与官学形成鲜明对比。历来官学都以官家子弟作为培养对象，因为官学开办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输送人才，是为贵族和管家服务的，将广大平民子弟排除在外。唐代中央官学有六学二馆，对入学对象的身份作了具体限定：国子学收三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太学是五品以上，四门学要求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律学、书学、算学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而其中的庶人则非一般，而是要在有特殊专长的同时由州、县长官举荐。

但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教化大众，并非对学生毫无要求，只是这种要求体现在学生的学业兴趣而非身份上。有些著名的书院则择优选生入学。如白鹿洞书院只收举人入学，朱熹写有《招举人入书院状》。明代万历甲申潘志伊作《兴复书院记》，说：“阳明子云：书院之建，譬如于军伍中择其精锐者分别为一营耳。”在白鹿洞洞学榜（罗辂）中，关于择生徒，是这样说的：“访闻近年邪正贤否，漫无去取，中间诚心向学者固有，或恣意游观，兴尽而返；或设心规避，假此为名，不惟继前修者寥寥无闻，而行检大坏往往为洞学之玷，以致有志之士不屑而去。自今凡奉公移来者，慎于所选，从游之后，洞师验与衎可拒者则拒之，上司不必挠其权。其四方有志之士，听其肄业。”［5］所以，很多书院的招生仍然是有选择的，不过所择者为学问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精英，这使书院成为培育学术精英的场所。正如朱熹所说“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

后来在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学时的演说词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6］其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思想渊源，大抵与此相关。

四、自我管理与教师引导

书院管理制度中，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乃至教学工作，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使书院的学生管理呈现自我管理的特色。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典谒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利用其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学长有时在有的书院即学生首领，管干、司计、掌祠、掌书、典谒、司录、经长等多在肄业生中择优选拔，这些担任职事的学生被称作“职事生员”，取类似职务津贴的“贴食钱”、“辛资”等费用。学生自治中最主要、设置最多的职事是斋长。斋长一般从住院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老成持重、学业优秀者担任。任期不限，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其职责主要是稽察考勤、劝善规过、辨疑析难，同时还帮助管理财产、图书、协办考试事务、发放膏火奖资，甚至稽核斋夫、役等员工，实为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另有司纠，类似今天的学生寝室长，掌稽察生徒善过，择老成者担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封明道书院助讲兼监院杨仲唐订《明道书院学则》：“每斋或四人或五人，必择老成持重者一人为司纠，稽察一斋诸友之善过而登记之，己之善过又赖同斋诸生纠察之，以备斋房不在一院，恐监院、斋长不能遍及也。”［7］

书院教师的训导和榜样作用，深深影响着生徒的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将生徒的自我管理又置于教师的引导之下。教师阐发经义、启发诱导，以及督促检查。尤其历任山长，一般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及对于教育的独到见解。书院于南宋确立管理制度，施行山长负责制，山长主持教务，每月三次课试及逢一、三、六、八日，讲课时到院。山长等核心成员的学术水平、道德水准可以决定书院的兴废盛衰。如在学习方法上，朱熹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被称为“朱子读书法”，是历代书院普遍遵守的法则。

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书院体现鲜明的门户开放精神，如果有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都可以听讲求教，书院还设专人接待。这样，教师通过学术阐发、议论和与生徒交流，始终在思想上起着对生徒的导引作用。

五、书院内部管理与政府行政干预

书院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独立的学规、学约或戒条等，对外完全门户开放，允许学生自由入学、自由择师，甚至中途易师。学规、学约各书院不一，是办学的指导思想，又是内部学生管理的具体体现，许多条文是学生的言行准则，相当于学生守则。如在《丽江书院学约》中就有关于退学的规定，属于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以惩罚，令其退学：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从这些方面看，书院的学生管理以书院的内部管理为主，较少受官方影响。

但是，书院在学生管理上还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政府相连接，其中的纽带就是学规。学规虽然反映了书院学生管理的自治性质，但学规的制定者却有不少与官方有关，这种密切关系因山长被赐予官职而在宋代已出现了，如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周式，因“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而受到宋真宗皇帝召见，授官国子监主簿。到南宋中后期，书院山长一职渐由吏部差授。元朝时，山长要经礼部或行省及宣慰司任命与备案。及至明朝，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日益浓厚，学规不少就由现任官员制定，或由现任官员委托人制定。根据李国钧、王炳照对随机找到的一些明代书院和讲会规约的统计，直接由官员制定的学规占了一半。如《白鹿洞洞学榜》制定者罗辂、《白鹭洲书院禁约》和《白鹭洲书院馆例》制定者汪可受、《稽山会约》制定者萧良干是知府，《洞学十戒》制定者高贲亨、《规示书院诸生八事》制定者李龄是提学，《赤山会约》制定者萧雍、《水西会条》制定者查铎是副使，《百泉书院学约》制定者聂良杞、《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制定者耿橘是知县等［3］(P406-407)。

书院在生徒出路安置、生员定额、考核等处有诸多仿效官学之处，反应出非完全独立的特征。首先是政府给书院的学生以仕途的出路，将学生管理与官场紧紧联系起来。在元代，政府指示：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然后，书院与官学一样普遍实行生员定额，也就是严格的计划招生，与官学不同的是还有不属于定额范围内的旁听生，但他们不能享受膏火等待遇。最后，考核严格并出现对中央官学“三舍法”的效法。湖南的“潭州三学”，学生按照考试积分多少，分别进入岳麓书院、湘西书院、州学三个不同等级的学校。

到了明代，干脆将对学生的行为和学业管理纳入提学或当地政府的责任范围，学生管理接受提学官的统一监督。如郑廷鹄在嘉靖三十一年给洞主崔柏的公函中，规定主洞官每季必须将书院中的有关情况汇报提学，汇报的具体内容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学生管理，包括洞中生徒请假和旷课情况、学习进度和成绩、官府供应分配给生徒情况等。

书院是一种兼有官学和私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其于学生的管理，也体现出在“官味”和自由之间平衡的特色。正是这种在内心管理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在智育和德育之间的、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在放权于学生和教师引导之间的、在自我管理和行政干预之间的配合与平衡这种特色，使得书院发展因得到政府支持而历久弥坚，也使得书院形成与官学不同的管理体系。因此，如何在管理中达成平衡，是当前我们的学生管理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田况.儒林公议［EB／OL］．

［2］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376．

［3］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M］.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4］四川《越嶲厅志》卷一，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5］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十，清康熙五十七年顺德堂藏版．

［6］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杨东平.大学精神［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221-222.

［7］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