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割"这一动作具有象征意义，其指向的并非简简单单的实物草席，而是他二人朝夕相处的统一空间。草席的割裂这一意象所表征的，正是他二人共处的空间的断裂。细细发掘之，这则典故又可以有两层意思：其一，空间是权力，它的裂与合代表了拒斥和接纳；其二，在此典中，管宁通过对空间的恰当运用规制了自己的感性欲望。

福科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讨论了空间，他认为空间具有规制作用，是一个权力介入的领域。看来这话不无道理，"管宁割席"这则典故即是对之的一极好说明。当然，空间的这种规制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管宁割席"上，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并且部分的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围墙与长城就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前者相对于一个家庭的权力而言，后者则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权力。再比如说"男女之大防"，这就有一些抽象意味了，但还是不难看出空间在其中所起的规制作用。"男女之大防"这一规范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男女之间在空间上不得以太接近。"防"的本意是"堤坝"，或许也可以用"墙"或"城"代替，当初没有这样，大概是"防"字能表现出汹汹洪水的意思。对于空间的规制与权力的最经典的表述是"门"。门的一张一翕，正是代表了接纳与拒斥。张，是与外部空间的合二为一；翕，则是对外部空间的否认。这一张一翕，体现了权力与规制的不同姿态。

古代中国很善于运用空间而实现权力介入的目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就是缠足。关于缠足起源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一种说法是和南唐后主李昱有关，说李昱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于是李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窅娘以帛绕脚，纤小屈作新月状，舞于其上，姿态颇为曼妙。唐缟诗："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即因窅娘而作。于是后人以纤小为妙，纷纷仿效之。此之为缠足之滥觞。将缠足的盛行归因于审美的需要，这种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其实缠足真正流行的原因，用林语堂的话说，应该是"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以破坏脚力的方式对妇女活动空间进行间接的限制从而达到对其幽禁的目的，且还以唯美的名义，这就是缠足的本质及其流行的原因。说到底，缠足就是崇拜权力以及压抑性的产物。福科说，权力压抑性的同时也增生着性的话语。照福科所言，小脚作为对妇女幽禁与性压制的象征，被赋予了无限的想象力，基于此而形成恋脚成癖，倒是自然之极。

如同古时大户人家习惯将女子幽禁于深闺，缠足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其背后支撑的可能是一些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他考察了古希腊人的三个神话，卡德摩斯神话、奥狄浦斯神话以及波吕尼克斯神话，他的结论是，在这些神话中隐藏着一个一致的深层结构，即人类生于大地与人类生于男女这两个彼此冲突的观念的调和。如斯特劳斯一样，从幽禁、缠足以及稍后要谈及的门禁中我们能得出的一个一致的深层结构是--权力通过限制空间对性的压抑。

更进一步，幽禁、缠足及门禁触及了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结构，这一文化结构从一通俗戒律中反映出来，这一戒律就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孝"为封建纲常的根本，"忠"实为"孝"的延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或多或少也都与此有关，"孝"的本质是对权力及等级秩序的服从；"淫"的字面意思是"淫乱放荡"，但是如果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是人的所有感性方面的抽象或压缩，是生命的冲动以及创造力。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主旨，《论语·学而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所以说，缠足的盛行不是没来由的，它的深刻背景是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轴，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它规制着物质意义上的"足"，同时也规制着人们的心灵之足。难怪乎鲁迅要说，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满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横竖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这个被吃的"人"，则正是那个张扬生命、崇尚创造的大写的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此，见步履蹒跚之小脚女子便可知步履蹒跚之小脚中国了！而步履蹒跚之小脚中国必有步履蹒跚之小脚教育。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素来很重视教育。根据殷墟甲骨文中的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学校已经产生。周代以降，学校教育逐渐完备，周代的国学与乡学，汉代的太学，宋代的书院及至明清的国子监，这些都是古代中国教育发达的实证。但是问题在于，那些促成小脚女子的因素使得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却在于从思想上及行动上对其进行规制与驯服。从两个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教育内容上。古代教育重道德伦理而轻实践技能。《礼记·大学》开篇即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子路》中樊迟要求学稼艺，遭到孔子抢白，因为在孔子眼里，稼穑是小人的行当，而教学的根本则应该是礼仪。那么这"善"及"礼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克己复礼以为仁"以及"存天理，灭人欲"那一整套东西。

教育践履上。古代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及行动的管制十分严格。以明清为例，明清国子监的监规禁例繁多，"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例"[1]。监生的出入，乃至上厕所，都须持牌放行。国子监"每班给出恭入敬牌一面，责令各班值日生员掌管。凡遇出入，务要有牌。若无牌擅离本班，乃敢有藏匿牌面者，痛决。"[2]除这些规定之外，还设有严厉的惩罚机构，国子监特设"绳愆厅"，对违规的监生有执行刑罚的权力。凡有不守监规者，轻则廷杖，重则发配边疆乃至处死。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因受不了管制，贴了"帖子"提出抗议，被处以极刑，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杆，悬首示众。这杆子一直竖了162年，即到1556年方才撤去。

二十一世纪的校园自然不会有洪武时代的那根长杆，甚至因为出于对学生个人权利的尊重，肉体的惩罚原则上就像1556年的那根长杆，被永久性的撤出了校园。但是，这并不意味权力的不介入，事实上，那些对于生命与创造力的压制仍然大量存在，只不过罩了一副面具，变得隐蔽与委婉。

近代以来大学"门禁"现象种种，可能是对此种隐蔽与委婉的规制方式的一绝好例证。注意门禁问题肇始自一次网络聊天，一自称南方某著名高校女生借了这无拘的网络诉苦，大约说些学校管理生硬，男女宿舍不得互访之类。当日我忽然很有兴致，进了这学校的网站，结果该校"学生宿舍会客制度"第五条赫然写着，"男性一律不得进入女生宿舍，特殊情况须经值班员传呼"。

其实我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高校的门禁，是一个不旧不新的话题。当年闹得风风雨雨的开女禁，就是围绕大学的那扇"门"展开的。对一个男女关系规制得厉害的国度，每向前迈一步大概都会很艰难。1920年2月，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北大先行向女子开放，但是因为未得到教育部的许可，暂时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当时即有王兰、奚浈、察晓圆三位女士入北大旁听。大学开女禁，这在当时颇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味，自然引起轩然大波，鼓掌叫好者有之，激烈反对者有之，徘徊观望者亦有之。当时徐彦之曾作《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一文，文中说就事实上观察，北大此举"算是深冬时节的霹雳一声雷……怪不得教育部怕得什么似的"。徐彦之文中的"教育部怕得什么似的"是指四月份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北京大学的公函一事，函称：

"大学允许女生旁听一事，倍谂各情。外间所传，自属失实。旁听办法虽与招收正科学生不同，惟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致于女学前途转滋障碍，斯为重要。"

因为风气所向，北大开女禁后，国内各大学纷纷仿行。据有关数据统计，至1922年，全国大学有学生34880人，其中女生887人，占2.5%。不过女禁问题并不止这些，后来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倒是一波三折。1927年，北京军政府教育部就曾下令京师大学各部科取缔男女同校。

打破校门、开女禁的直接后果，是将"门禁"问题转移到了校园当中来。学校大门的身影渐渐隐去，湮没在历史的积尘中，而男女生宿舍的小门却凸现出来。"禁"的实质似乎并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换了一扇门。以国立北京大学为例，北大的向例是男生宿舍不得招待女宾，更无须妄谈女生宿舍招待男宾。但时至1927年，学生因男女生来往多感不便，便群起反对这种禁例，与学校争论多日的结果是斋务委员会作出让步，暂准女生前往男生宿舍参观，并定条例三条：

㈠女宾来舍参观时间，为每日下午一时至五时，星期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㈡在规定时间以外，不得留女宿在宿舍；㈢女宾来舍参观，先在号房留名，由号房请出本人，由本人引导入舍。[3]

好事多磨。1933年北大发生李静淑事件，即女生李静淑在男生宿舍勒毙。学校借此事发难，除将当事学生葛天民开除学籍外，决定严格禁止男生宿舍出入女生。北大学生为此曾一度向学校请求，学校都拒绝接受。事发当时北大学生会致校长蒋梦麟的信函云：

"呈为请求开放门禁事，窃本校自葛李案件发生后，各斋舍即禁止外宾出入，当时斋务委员会联合会曾呈请收回成命，但未荷恩准。缘是敝会不得不重申理由，在事实上门禁而后同学多感不便，接待室又复简陋不堪，且葛李案之发生，乃新旧思潮之争，并非由于门禁之严于不严，故经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复经第三次执行委员会通过，请求开放门禁在案，敝会特此披沥直陈，伏乞钧座恩准是为德便。此呈蒋校长"。[4]

一十四年之后，即1946年，北大学生开始为开放女生宿舍事奔波。11月27日，北京大学训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学生宿舍规则。这一规则可谓是体察细微，十二条"宿舍内灯泡不得超过学校规定之烛火，亦不得安置插销并严禁使用电炉"、十四条"宿舍内午睡时及熄灯后至起身之时间内，不得玩弄乐器或高声喊唱"及十九条"住宿生有自行车者应存入车棚或指定场所，不得迳推入寝室"的规定都极为琐碎。[5]但其中并未提及"女生不得入男生宿舍"或"男生不得入女生宿舍"，可见当时男女宿舍已解禁。

但及次年，北大校长胡适又重提北大女生宿舍禁男宾入内事，遭到学生抵触。时北平《益世报》亦发文声援学生：

"在清华、燕京、师范等校在争取开放女生宿舍声中，北大胡适校长，又提出北大女生宿舍重禁男宾入内，该校贺训导长主张应尊重女同学之意见。该校女同学认为于去年争取开放宿舍颇费周折，尤以高唱男女平等之今日，女生宿舍重提男宾止步，实是一大讽刺。女同学会以无三分之一提出否决开放，故仍维持原议"。[6]

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诸如"男性一律不得进入女生宿舍，特殊情况须经值班员传呼"这类的规章仍旧顽固的活着而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有一个意象强烈震撼着我，马尔克斯笔下年老的奥雷良诺整天制作着小金鱼，做满了二十五条又把金鱼融化，再从头做起，时间就是在打圈圈。而门禁，这就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啊！

门禁与缠足在形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是中国小脚文化的产物，都是通过对空间的合理运用而达到规制的目的--尤其对性的规制。"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7]这段福科用来形容修道院修女生活的话可能也很合用于校园里的女生们。当然，不能排除门禁有其实践上的考虑，它确实能够带来管理上的便利，学校是学习的场所，一个秩序井然的人际关系是必需要的。如果情况仅是这样，那么对门禁的任何诘难岂不是吹毛求疵？但是问题不仅仅只在于门禁本身，而在于隐藏在门禁背后的那种小脚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注定了一种教育理念的压制性与专断。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结构和教育理念下，奢谈什么创新教育是自相矛盾及自欺欺人。

即便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管理模式，门禁的实际效果也是大有可商榷之处。如同幽禁与缠足一样，门禁的用意最为明白不过，即通过空间隔离将性幽禁的方式，以达到秩序的井然。但是按照福柯的观点，这种幽禁与规制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学生意识权力的介入及幽禁与规制是因为性别差异，性别意识被强化了。权力试图防患于未燃，禁绝一切可能是非的举措不但没有使学生乖乖就范，反而激发了他们对情事的无限的想象力。况且，宣泄会自发地寻找另外的空间。有一则生动的例子，一位访学日本归来的学者在讲堂上谈到，日本的学生要比国内的学生文明，根据是国内的男女学生常常在公众场合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而在日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女生站出来委婉地表示反对，她认为不能仅从表面上看待这一现象，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国内没有给学生提供可以相互表达情感的适当空间。一语中的！当然，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被幽禁与规制的性会找到途径宣泄，而不是要鼓励学生把勾肩搭背的事都放到宿舍中去做。

总而言之，门禁的实际效果往往会有悖于初衷，教育的狭隘可能才是问题本身。关于目前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这门禁背后的理念有关，这里也不再细表。西哲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门禁的"合理"大概是其能够满足这个社会崇拜权力与畏惧性的心态。日倡夜倡多元、宽容、民主、创新，但骨子里还是祖宗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昔黄河泛滥，尧命鲧治水，传说鲧盗得"息壤"，采用强行堵塞的方法，未见成效，本人则被殛于羽山。后尧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采用开渠疏导的方法，终于获致成功。这大禹理水的故事，我们皆耳熟能详，但悲哀就悲哀在，虽是耳熟能详，但如今到底还是一个迷信"息壤"的时代。

近百年以前，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若生活在当世，不知他又会做何观感……

[1]《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

[2]《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监规》。

[3]《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10页。

[4]《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15页。

[5]《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43页。

[6]北平《益世报》1947年10月4日。

[7]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版，第163页。（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