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杜培响1黄义枢2作者单位：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吕履恒(1650－1719)，字元素，号月岩、坦庵，别号青要山樵，河南新安人，清康熙三十三(1694)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工诗善文，著有《梦月岩诗集》二十卷(末附词一卷)、《冶古堂文集》五卷，沈德潜等曾对其诗给予较高评价。作为清代河南著名的戏曲家之一，吕履恒著有传奇四种，今仅存《洛神庙》，演绎洛水河畔的人情世态，离合情缘。《洛神庙》传奇现存清康熙刻本，分上、下两卷，《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洛神庙自序》署:“康熙已卯七月既望青要山樵。”可见，传奇创作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八(1699)年前。这部传奇无论是在题材选择，还是艺术构思以及舞台效应的处理上，都可以视为“清代传奇发展繁盛期正统文人重新建构传奇文体规范”［1］323的典型之作。

一“有感则有言”的个人感悟

《洛神庙》传奇全剧四十四出，内容以明清之际动乱的现实为背景，叙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华离合之情缘，中间穿插李自成起义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这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颇为相似，都选择了明末清初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演绎兴亡离合之情。同时，《洛神庙》这一以历史为背景的传奇也是作者抒发个人对现实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有感则有言”［2］之作。应该说，《洛神庙》传奇反映了当时戏曲创作的一个倾向———历史剧的大量创作。毕竟，将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表现，借真实的历史演虚构的故事，以增加作品的历史感，也是明清传奇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方法［1］83。

以明清之际政治斗争为现实背景，在同时代的戏曲作品中算不得独特。“国家不幸诗家幸”，动乱的社会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但却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来源，相当一部分剧作家选择以历史事件作为戏曲创作的题材，借助历史传达个人的现实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历史人物与事件只是‘形’，剧作家的现实感受和理想感情才是‘神’”［3］295。吕履恒也不例外，创作《洛神庙》这样一部传奇，选择以戏曲的形式，既叙儿女之情，也抒沧桑之感。

《洛神庙》演绎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更与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丝丝入扣的联系，但吕履恒并未实录历史，而是把传奇人物置身于特殊的时代，展现战乱时期的众生相:沧桑人世尽在笔端，世态人情如在耳目。情缘离合之生旦如何、贾、巫虽为剧作主角，但作者并非只着一点而不及其余，而是以他们为中心引出周围各色人等，并刻力描绘明末李自成起义那段动荡的历史:“政猛刑苛，世乱人亡，兵荒马乱”，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关口，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登上历史和人生的双重舞台，让他们的生活、爱情、事业乃至生命都与时代息息相关。何寅一家分离是因战乱，也因乱离而衍生更多故事。出身低微而后因阻抗李自成起义军功成名就的李际遇，若无当时特殊时代，亦只能慨叹“可怜咱一身武艺，半世英雄，谁想如此落也!”更勿论贵显;何寅之父亦一再有黍离麦秀之悲，发“天下无道，解甲归田”之叹。次要人物如:虽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专为造成何、贾姻缘屡受阻隔的而形成关目变幻的反面人物佘村牛，也趁时乱混入官场，捞取油水。就连丫鬟素馨、周妈妈乃至无名姓的民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也与时运相关。李自成这一农民起义领袖，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这固然有作者的偏见所在，但是，毕竟也反映出战争毋论正邪都会殃及无辜，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民讧》、《守溃》几出中，李自成起义军所向披靡，朝廷军队不堪一击，也正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现实。所以在这部传奇里虽有主要生旦，但很难看出此戏所欲彰显的真正主角，好像是每一个人物却又不在每一个人物，这种独出机杼的创作用心其实正是为将家国沧桑凝于一剧，也是为把人情世态妍媸尽显。

创作这部传奇，吕履恒仍然希望能有益风化，正如其自序中所说:“曲也者，委曲以达其所感之情，情莫切于五伦，夫妇其一也。……庶谓贞臣孝子之情有异于思妇劳人者乎?昔人云‘使人闻之，增伉俪之重。’”夫妇和睦乃五伦之一，吕履恒中所描写男女之情也皆是“发乎情，止乎义礼，情词入妙”(烟波钓徒评，王永宽先生考为查慎行)，诚如卷首署名“笠泽渔长”为之序所言:“余读青要山樵所谱之《洛神庙》，如巫娘、绿华之情，宛转而化而皆归于正;即何生之才、际遇之侠皆钟于情，而归于正。何其踪迹坦然，去来明白乎?”《洛神庙》中当然也不乏忠君、孝亲、友信之理念，但吕履恒并未仅仅把传奇当做教化工具，板着面孔说教，而是着力对人情世态的刻画描摹，也更注重通过展露人物内心世界以感人动人。《洛神庙》虽不能说写尽众生相，却也展示了不同背景的人物生活和命运。何寅寒窗苦读，抛下病重爱妻赴京求取功名，却因村牛这小人从中作梗，张贴布告诬何寅行贿主考官，使得主考官不敢点中，满腹才华，却榜上无名，战乱中颠沛流离，幸得科场高中的同窗好友吴敬修相助，才得以被朝廷发现才能，并委以重任，命运也由此改变，正是古代社会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何寅父何期晏“公而忘私，一钱不受”，忧虑“屑小盈廷，谋夫筑舍”，痛恨“豺狼当道，鹰鹯逐恶”，直言上奏，得罪权奸，以致“同僚不喜”，将之调离京城。尽管视“功名富贵浮云外”依然“心在青天白日中”，对冯仕英辈权奸误国，宁可“拼着一死”也要“飞章奏参，锄此奸邪”，“以报朝廷”，但却不免发“治乱无常数”之叹，做好“若不见察，即当见机而作，解职归田”的打算，正可谓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也正是古代士人所普遍追求和构建的人格价值与行为原则。普通民众如周妈妈等，虽皆为乱离人，尚能互相互抚慰，互相扶持，草莽英雄如李际遇等尚思受朝廷招安，报效朝廷，而冯士英为代表的奸臣，“只图金穴时常满，哪管水山日易消”，名为剿抚，实则巴结上司，谋一己之利，陷害绿华之父，还妄想借选守灵妃之机霸占绿叶。

区公公，佘君游等更是根本不顾大敌当前，庆寿的庆寿，选妃的选妃，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作风。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人生百态，众生世相，无不呈现。

《洛神庙》中也渗透着吕履恒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更有对历史虚无、人生空幻的感叹。何寅难舍病妻，不愿应试，却被爱妻说服远行赶考，科场困顿，这无不是作者个人生活的写照。吕履恒娶名士王铎之女为妻，王氏出身名门，也该能与之琴瑟相和，无奈早逝，吕履恒在传奇中将与妻子那份深挚的感情借何寅对妻的深情加以表现。

《病诀》一出巫有娘病逝前夕凄凄惨惨的情景，也应是作者爱妻早逝的再现［4］222。何父仕宦经历与吕履恒祖父的吕维祺又是何其相似，何期晏在南京户部为官，吕履恒的祖父吕维祺，崇祯时曾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被攻破洛阳的李自成起义军处死。王永宽先生著《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已有详论，此处不赘。吕履恒在传奇中把李自成的义军描写成一帮残杀无辜的逆贼，并对李自成加以丑化应缘于此，何寅父亲也到南京为官，不过结局却是解职归田，吕履恒借李际遇战败李自成，并让李自成死于奸人之手。当然，这种虚构历史和“真假参半”的创作也并非吕履恒一人之为，戏曲创作究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重现，古代戏曲作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多进行大胆的虚构和加工，有时甚至不惜“改窜”历史，以服务于个人传达现实生命体验之需。洛神庙中一心炼丹修真养性的李虚真，更是道出“如论到无时，只此无极太极，儒家也多了这周易篇名，若说到有时，便是三千大千，释氏也数不尽恒河沙数。”冷眼旁观人世，看“炉中自有乾坤”，修成正果成仙之前尚告诫春分得意的何寅“功成身遂，激流勇退呀，休将这名利把神分，久在那傀儡场中间，沉溺的两下不着岸。”道士眼中，功名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黄粱一梦而已。吕履恒正是以剧中人代言，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含蕴其中，将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变得具体可感，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才能。诚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的:“艺术家与普通人相比，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5］228吕履恒正是以离离合合的还魂香坠勾连出洛水河畔众生相，借以抒发自己人生感悟，表达自己历史的悲怆感、人生的虚无感。

二“演奇事，畅奇情”的传统秉承

《洛神庙》沿袭了传奇“演奇事，畅奇情”［6］这一将传奇性作为本体特征的传统。才子佳人之故事本不新奇，但此传奇将故事放在洛河水畔的洛神庙去演绎，并用“人间异宝”还魂香坠绾合情节关目，却使传奇增添仙佛之气，而且洛神甄妃与还魂香坠无不是作者所幻设之奇景。明末清初，慕新好奇之风颇盛，康熙初年杜浚在《巧团圆•总评》中云:“以末世人情，厌正而趋奇，嗜淫而恶悫。”［7］415戏曲之作多追求情节怪诞、深情幽渺也成剧坛风气，《洛神庙》无疑也是承续此风。西河易道人为之序，将之与汤显祖“临川四梦”相比附，曰:汤临川四梦:《牡丹亭》情也，《紫钗》侠也，《黄粱》仙也，《南柯》佛也。不必问其所郁所感者安在，第觉情与兴何其栩栩勃勃也!青要山樵《返魂香》，贾绿华，情也;李际遇，侠也;李虚真、阿甄，仙也、佛也，亦不必问其所郁所感者安在，第觉情与兴，抑何栩栩勃勃也。

“第觉情与兴，抑何栩栩勃勃也”之语，亦可见易道人之评着眼于传奇事之奇、情之真，虽有过誉之嫌，但无论从其人物形象还是题材内容以及从艺术构思来看，《洛神庙》却也算得上清代“演奇事，畅奇情”传奇佳作。

首先，作者塑造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奇”人。西河易道人将《洛神庙》中人物比附“临川四梦”中典型人物，正见其人物塑造之力。《洛神庙》传奇情节纷繁，人物更是纷杂，而吕履恒以还魂香坠牵连情节，更让多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及其曲折命运逼真呈现出来:何寅不与屑小如佘村牛等为伍，直接变现出对无德之人的排斥，而对李虚真、李际遇等人却仗义慷慨，爱憎何等分明;墨庄称“我家相公从来不做寿诗的”，烟波钓徒赞曰:“不做寿诗便是真诗人!”不做为谄媚权贵的颂诗，可见其品行之高洁;难舍夫妻恩爱不愿赴京考试，何等情深意重;吴生劝其续弦时，仍然念念不忘洛神庙中一面之缘的小姐，何等痴情!少亲痴情的贾绿叶，一顾何寅便芳心暗许，后何寅生死未卜却托付终身，杳无音讯却依然认定，也有“一灵咬住”之忠贞，虽无《牡丹亭》中一梦而为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执著、热烈，但其“一往而深”之痴情却也不输于丽娘。光明磊落、公而忘私的何期晏，出身低微、忠义无畏、知恩图报的李际遇。玩弄权术、陷害忠良的冯仕英，贪婪美色、欺弱媚贵的佘村牛……而且，《洛神庙》没有将人物类型化，吕履恒还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李自成义军被作者视为动乱祸端，多污蔑之辞，但在《寇牒》等几出戏中，李自成的出场是威风凛凛，唱词亦显雄壮，烟波钓徒评“盗亦有道”，此时李自成是何等威武。而在《孽报》一出中，李自成在地狱中下场悲惨，作者或许想通过这样生前耀武扬威，死后下场惨烈的对比，凸显“报应轮回”之理念，虽对李自成多为贬斥、嘲讽，但也让人看到绿林英雄的形象。佘村牛这个颠弄是非的无赖，也并非十恶不赦，全然不知廉耻。另外，《洛神庙》还善于从侧面表现人物性格。表现何寅品行，常借其妻、其仆之口;刻画何父勤政廉洁，多托下人口吻。当然这也是戏曲表现之需，不过，若非对传奇作法的熟稔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吕履恒岂能将之运用自如。

然后，在题材内容上，除了将之置于动荡历史背景中，更是大胆虚构，以制造奇巧情节。洛河水畔确有洛神庙，又称宓妃庙，但洛神本为宓羲之女，称宓妃，因渡洛河溺死，遂成洛河女神，曹植作《洛神赋》，后人认为是感念其兄魏文帝曹丕之后甄氏，《洛神庙》中，吕履恒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让甄妃化身为洛神，司掌一方姻缘，庇佑何氏夫妇，并相助何寅与贾绿华成就姻缘;李虚真借“人间异宝”还魂香坠使何寅结发妻巫友娘起死回生，得以与贾绿华结拜姐妹，并最终以雌雄香合、何贾合欢的大团圆结局而谢幕。

而且，《洛神庙》还着意运用了生奇的情节构成方式，以造成情节的转折变换和波澜起伏。例如，佘村牛这个无赖，因不满何寅与吴敬修赶考不与自己同行，何寅不为其做寿诗，令人垂涎的美色也钟情于何寅，心生嫉恨，便设计构陷何寅，使得何寅榜上无名，落魄返家。同时还欲借冯仕英为区公公献美色之机，报复一直未得手的绿华。正是佘村牛的不断图谋破坏，引起了一系列情节变幻。作为一个搬演舞台戏曲之作，应该有离奇的情节设置和出人意料的悬念，才能引起观众的惊奇感和兴趣。《洛神庙》正是充分利用这些虚构手法，使得剧作奇正相生，扣人心弦，达到了“奇”的效果。

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规范

《洛神庙》传奇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在艺术构思以及舞台效应上，都显示了作者在传奇创作上游刃有余的本领，但同时也反映了清代传奇创作文体规范以及重构的这一趋势。可以说，吕履恒《洛神庙》传奇不仅仅在“演奇事，畅奇情”这一题材内容上是对传奇本体性特征的回归，而且在情节构成以及舞台效应上，都遵循了戏曲这一文体的要求，真正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首先，在内容选择上，虽依托了历史，但故事则多为作者虚构;人物虽有原型，却非为纪实，何寅及其父如此，甄妃和李自成更是虽实有其人，在传奇中却都已变形［8］837－838。但虚构情节的目的并非仅仅制造热闹场景，作者自序是为“委曲以达其所感之情”，而此情也无非是“五伦”之情。这也正是一个封建文人“不逾矩”的典型表现。只不过，虽标此用意，但传奇却未流于伦理说教，而更多的却是生命感悟、历史沧桑。

其次，在情节构成上，情节开展终不离“求取功名、平乱立功、思念自叹、神怪梦境、游赏相遇……”这些“环节性程式”［9］471－472。求取功名的有:何寅与吴生同窗共读、病妻催试、依依辞亲、结伴赴考、投店待试、放榜报喜等;平乱立功的有:何寅之才终被发现，奉旨平李自成之乱，李际遇奋力平复告捷，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思念自叹的有:何寅的感喟遭遇、友娘的述思念、绿华叹身世，使得传奇抒情色彩愈加浓郁;何寅与绿华相遇正是在洛神庙里还愿邂逅，而且还充分利用还魂、地狱、鬼神或梦幻的形式。如《遗香》中洛神甄妃几次出场诉说不幸身世，点出何贾前定姻缘，并暗中相助何寅成就姻缘，夫妻团圆;《返魂》中，李虚真借还魂香之力使巫友娘死而复生，众仙护佑;《孽报》一出中地狱冥判;《梦圆》中何寅与绿华梦中相会与《牡丹亭》何其相似，使之愈见其奇。结局的“落难公子中状元，夫荣妻贵大团圆”，更是富有中国戏曲特色的“大团圆”结局。

再次，《洛神庙》中的曲白等也多袭传统。作为一个正统文人的传奇创作，《洛神庙》的里不乏逞才的诗词歌赋，上场诗、人物唱词，乃至随处可见的集唐诗等，皆成作者展示才学博雅的工具。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洛神庙》传奇中人物的曲白，往往能根据不同环境、不同身份的人物，采用不同风格的语言。描写何晏、巫有娘、贾绿华、吴生、何期晏等才子佳人、官宦士夫的唱词，多典雅艳丽;周妈妈、奶娘等人之语则较通俗，显得口语家常;而墨庄、何期晏下人等人则多插科打诨之语，风趣生动之中透出人生大义;村牛、冯仕英等人之语则尽显恶人之态。《洛神庙》传奇中之所以能做到语言雅俗适宜，音律既有慷慨雄壮的北调，也有柔婉细腻的南音，也是跟吕履恒能汲取元杂剧和明传奇的营养不无关系。卷首笠泽渔长序有言:至其选辞运意，要未有含而不吐，淡而不浓者，音调法律之间，或依乎元体而为北，或依乎明体而为南，要未有不足于才而深于情者，真可谓一无愆谬矣!安在不可与马、白、关、郑，《荆》、《刘》、《拜》、《杀》颉颃上下乎哉?此评将吕履恒与马、白、关、郑相提并论，视《洛神庙》可与“四大南戏”抗衡，褒奖不免过溢，但也足见《洛神庙》传奇在文辞音律上取得的成绩。

另外，《洛神庙》传奇在情节设计以及舞台表演的处理上也符合传统舞台表演的要求。传奇主要角色是一生两旦，在生旦以及净末等等角色的上场上皆按传统要求，并且注重冷热相间的舞台效应。文戏武戏交替上演以调剂闹静，正反角色轮番出场以彰显美丑，且在结构上注重悲喜交集，苦乐相错，并以大团圆结局，可以说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可否认的是，《洛神庙》毕竟是文人之作，传奇中语言多富于抒情性，诗的意味浓厚［8］839，但作为面向观众的戏曲来说，却未免显得过于典雅蕴藉了。逞才炫博的结果也导致了传奇的案头化，当然，这也是当时多数文人剧作家的通病。剧作语言过于文雅，很难与观众的艺术观赏和艺术接受能力相一致，势必会影响到演出的舞台效果，难免影响其传播力。不过，《洛神庙》却并未完全沦为案头之作，而是“宣化杭州俱经串演，又曾扮演于长沙湖南各处。

据杨坤《静慎斋杂钞》补录。”［4］275可见其时也颇具舞台生命力的。概言之，《洛神庙》传奇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来说，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对传奇传统的回归以及戏曲创作规范的遵循上，都可视为传奇发展到繁盛时期的一部典范之作，也是河南戏曲园林中不可多得的文人传奇佳作。